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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穷巷

作者:tmzds旁听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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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队进攻中国上海爆发了著名的“1.28”淞沪战争,日军飞机轰炸老北站、天通庵火车站时,有几枚炸弹落到福生路一排石库门楼房将其夷为平地。此后20年间,从江浙粤皖诸省流落来沪讨生计的百姓,看中这块废墟在空地上搭建了形状各异的简陋棚舍作为安身之处。这片棚户聚集地按路牌号称之为罗浮路69弄,它是附近一带闻名的棚户区,住着170余户居民,人口逾千。

    此处原是沪北繁华地段,南靠中央报馆,东临光华大学附中,周边是一片石库门弄堂和带花园的楼房。由于形成废墟的年代较早,最初的居民多为从江浙两省过来的,近邻中苏锡常居首,次为宁波苏北安徽,亦有4、5家广东人。通用语言,大人是家乡话,小孩一律沪语,不像闸北、杨浦等著名的棚户区内满口苏北话。

    这里生活着一群城市贫民阶层,他们属于上海后花园的边缘人,处在社会的底层。
    在69弄居住的第一代人,除庄花的母亲等寿星外,已全部离世。有许多人是在狭窄阴暗的简陋棚舍里度过余生,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没能看到69弄动迁,他们一生中没有住过一天好房子。这代人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历经战乱、饥荒、贫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善良,他们淳朴,他们刚烈,他们卑微,他们终日为温饱而劳作,为温饱而担忧,他们人生最大的祈求也是温饱。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许会认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受苦来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天堂,寄托于来世。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后代身上。
    在69弄出生并长大的第二代人,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曾饱尝生活的艰辛,当他们走向社会之后,社会给予的磨难和机遇,除了起跑线的差异外,可以说机会基本均等。从贫民区走出来的人,在同等条件下,没有歧视和差别待遇,并不缺乏参与竞争的智力和体力,只要社会能够提供足够的充裕的公平。当然,这种竞争仅指与社会一般成员或阶层,不包括官二代。与官二代是无法竞争的,100米比赛,我们的起跑线是0米,他们的起跑线在第99米,他们属于特殊阶层。
    人事制度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的那种关系,仅是变换形式而已。没有民主制度,历史的沉渣便会泛起,不论百年前或千年前的沉渣,封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居住在69弄罕见有钱人,绝大部分为城市贫民,从事3类职业。一类为贩卖蔬菜和家禽鱼肉等副食品,一类为做大饼油条、米饭饼、芝麻糊等饮食业,还有一类为剃头、裁缝、修钟表等服务业。父亲从农村来到上海,其最初职业便是贩卖蔬菜,因不肯交纳保护费被人打伤。那时没有城管,管小贩的是黑社会的地痞,交纳保护费方允许设摊,不交者则被砸摊拗秤杆。这一带的黑社会属广东“三合会”的势力范围。

    依父亲的性格,年轻时血气方刚,被打伤便不可避免,并且被打得伤势很重,卧床数月,家里连送老的衣服也准备好了。伤愈后,地痞仍找上门来,要父亲举孝棒赔礼道歉。此事后由大姑父化了几包面粉的钱才摆平。然而,父亲不领姑父的情,他觉得很窝囊,难咽这口气,姑父落得出钱不讨好。对于其他长辈,父亲一例按照其儿女的辈分称呼,唯独对大姑父亦即其妹夫一直是直呼其名。
    苏北大嫂子的粤籍男人在她30几岁的时候被抓去改造,没过几年便死于狱中。于是,大丫头、小丫头和小黑炭、小弟4个孩子便由她独自抚养。
    大嫂子在菜场工作,月入24元,该工资保持了20多年,直到退休前加到30几元。利用菜场工作的职务之便,大嫂子每天捡些菜皮和几捆草,这样可以省掉菜钱和煤炭钱。4个孩子的学费是减免的,只要每个学期提出申请便可获准。
    我母亲是老实人,从不到弄堂里串门,只有大嫂子经常来看她,和她说说话。大嫂子很会做思想工作,母亲有不顺心的事,总是她来开导。三宝逝世后,母亲整天眼泪汪汪,大嫂子开导说,三宝是讨债鬼,讨到债他就回去,不会再找麻烦。母亲便也信了。1962年的夏天,小黑炭去北站候车室里捡棒冰纸被站上抓起来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便传来小黑炭的死讯。大嫂子并不过分伤心,她认为小黑炭是讨债鬼,小黑炭死了,她所欠的债也便还清了。
    大嫂子最先发现血可卖钱,在她带动下,弄堂里的阿莲、我母亲和老宁波等人都加入到卖血的行列。以前我不知道母亲卖血的事,等知道此事后,再回想起以前餐桌上若有菠菜猪肝汤,应该是父亲为母亲准备的营养汤,而我们却以为是改善伙食,母亲从不一人独用这碗汤,而是分给我们一起吃。69弄的小孩,出生时吃母亲的乳汁,长大后还要靠母亲卖血来养活。
    弟弟是广东人阿莲的儿子,家里排行老大,底下还有1个妹妹和2个弟弟。弟弟是小名,弄堂里无论大人小孩都这么称呼他,当然,其弟弟们不能重复再使用这个名字,只能分别唤作臭宝和忠兴。
    弟弟没有上过学,却有绘画天分,甚至说其是绘画天才也不过分。其作品不在纸上,而是在墙上,在地上,用粉笔在墙上画幅松鹤图,用石块在泥地上画只老虎,均很逼真。那时,我年尚幼,不能以我的眼光为标准,而弟弟会绘画则在全弄堂都是闻名的,并且名扬在外。
    我看到弟弟的纸上绘画作品,是1幅用铅笔画的毛 像。此时,已到了1966年;此时,弟弟已工作7、8年,有钱买纸和笔了;此时,我亦已长大有了审视感。此幅作品确实画的很逼真,与挂的像几乎一模一样,仅非彩色而已,再说,在当时环境下,如果画的不象岂不惹祸上身吗?
    弟弟未能上学是因为家里穷,从小随其继父在玉兔父亲开的小印刷厂干活,后来继父生病死了,其母阿莲无固定工作,于是,弟弟16、7岁便已参加工作,在邮电局单位当木工,一直干到退休。后来,弟弟成家时单位里分配了房子,弟弟将阿莲和忠兴带去同住,搬家时用1辆黄鱼车便搬走了全部家当。此时,其妹已婚,臭宝远在黑龙江军垦农场。
    弟弟搬家后,经常回69弄探望老邻居,一直到69弄动迁。因此,尽管他家搬出69弄40多年,邻居关系却一直未断,始终保持联系,每年邻居聚会也少不了他。并且,其绘画的艺术细胞始终很活跃,不仅会山水画和书法,还会摄影,是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其摄影作品亦如画,取景和光线均含画的线条、画的色彩和画的意境。
    在艺术领域,如音乐、绘画,我是相信天分的,并且认为天分乃艺术成就的本源。弟弟便是极有绘画天分的人,只是没有更好的条件成就其天分,因为,他出生并成长在69弄的棚户区内,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臭宝是“弟弟”的同母异父兄弟,比我长2岁,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教会我打弹子、打菱角、滚铁圈、飞香烟牌子,还教会我赌博、掷骰子,带我到乡下去舀“拿墨温”、捉蟋蟀,并经常带我去中州路玩“逃将赛”游戏。

    “逃将赛”可算体育运动,先由1人被罚站在电线杆旁,其他人逃跑,待逃跑者喊“开始”,罚站者方可去追;若逃跑者被罚站者抓住,其即成为罚站者,游戏便从头开始。由于69弄弄堂狭小,无法进行此类游戏,一般选择到中州路,一般是吃好晚饭,臭宝就会叫我出去玩,直到9点过后才回家。有一次,正在玩游戏的时候,突然传来“麻皮”出事的消息,他逃到1条弄堂里捡到1只小瓶子,打开瓶盖有一股青烟冒出来,慌张中将瓶里的水泼到胸腹处,痛的哇哇叫,后来才知道瓶内装的是硝镪水。还有一次,我们在玩游戏,南弄有人在扔石块练臂力,有1块石头不偏不倚地落到我的头上,顿时血流满面。肇事者年龄与“弟弟”相仿,小名叫“二子”,而我的小名也叫“二子”,故有“大二子”砸伤“小二子”头的轶事。

    臭宝是弄堂里出名的“皮大王”,是我儿时的偶像,如果当年有“粉丝”一词,我便是他的铁杆粉丝。其为人豪爽、仗义,会掼煞角(摔跤)。中州路上有2排楼房靠的很近,他不需要任何工具,用手撑着墙面便可翻到2楼屋顶。他若看到有人欺负我,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不惜打架干仗;他会爬到洋房花园的葡萄架上摘取一些嫩枝,然后,2人一起放到嘴里吮吸葡萄嫩枝的酸味。

    臭宝虽然很调皮,功课却从未拉下。弄堂里也有看上去文雅、不调皮的小孩,读书却不怎么样,会留级甚至留几级,连中学也考不上。臭宝未考中学,考上电缆厂技校,想早点上班赚钱,他想替“弟弟”为家庭分担一些责任。然而,当其技校毕业的时候,已是“一片红”了,终于未能留在上海分担家庭责任,而是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

    我上学之后,心思有点转到读书上,与臭宝一起玩的频率降低,却仍是好朋友。我较他先去了崇明农场,他到黑龙江,我也不知道。后来,听说臭宝曾数次回过69弄,可是我1次也未遇见他。后来,听说臭宝死了;其死于心肌梗塞,年仅40岁。

    现在,我们皆已退休。当儿时的伙伴相聚在一起,谈起多少年前的陈年往事,回首当年的童趣、无邪和纯真,是一件多么惬意、多么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的事情。遗憾的是:臭宝死了!  
    69弄是贫民居住区,直到文革爆发才知道住在这里的人并不简单。比如,习刚的父亲拣破烂却曾是国军师长,住在老宁波隔壁小阁楼里母女俩相依为命的何医生是国军旅长的遗孀,还有三青团党部书记和几个地主婆。
    我家祖上曾是地主,后来衰败了。奶奶在世时曾和姐姐唠叨过其婆婆如何变卖家产与人打官司的事,官司未赢即吞金身亡,至于与何人打官司打什么官司,因年岁太小就不知道了,父辈对此缄口不言,反正到他们手里,家里已是赤贫,所以文革中无人找事。先人不曾料想,在其后代中竟有人以打官司为业。    
    老宁波当过保长,但他的子女全部是共产党员,并且是在70年代初期先后入党的,这在唯成分的年代,几乎是一大奇迹。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子女表现尤为出色,是不可能出现奇迹的。
    我在69弄出生并在69弄长大,对老宁波等弄堂里的长辈,从无来自不同阶级的警觉,与其子女交往也从未想过出身和成份的问题,大家都是一样的,都生活在贫民区。长者善良淳朴,小伙伴天真无邪。小时候是这样,长大后也未改变,并且觉得这些邻居远比那些远房亲戚更为亲近,也远比在社会上认识的人关系更为融洽。

    我的腼腆可能是天生的。记得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叫干兴娣,家住武进路幼儿园的楼上。干老师喜欢我常在其他老师面前夸我聪明。有一次她看到我用一根火柴棒长的铅笔头写字,在知道这是我唯一的一枝铅笔后,就发动家境好的同学每人送我一枝铅笔。父亲知道后买了2斤大头菜要我送给干老师。父命不可违,我和三宝在晚上7点钟已经到了干老师的家门口,我怕难为情不敢敲老师的门,三宝要敲门也被我阻止了,2个人在走廊里站到9点多钟,直到老师开门出来发现我们,才完成父命,老师又给了我几枝铅笔和簿子。
    69弄和我同年进1个小学读书的有20几个,和我同班的却1个也没有,我的同班同学全部住在石库门楼房里。小学里,我读书不太用功,贪玩喜欢打弹子,成绩却不错。自干老师生病后,后面的老师不怎么喜欢我这个棚户区的孩子,没让我当干部。那个师范毕业的老师却让我当上小队长,一直到毕业。全班只有我和另一女生考上教学质量还不错的学校。  
    机务段有个五大三粗的大汉,满嘴粗口,爱动拳脚,人深惧之。当时我是团支书,也算积极上进青年,正邪若冰炭,由此发生碰撞。事情因其挑衅而起亦因其先动手而反击,我拽着他他挟着我,先是站着扭打,后翻倒在地,两人从地沟边滚到钢轨边,又从钢轨滚回地沟,身上满是油污,手上脸上擦破了皮出了点血,后被人拉开,战事即停。
    事后,我被运转主任骂了一顿并作了检查,双方未有道歉。后来,我从该单位调离,与干架对手道别,他递过来1支烟,我给他点上火。后来,其因涉毒犯罪被判刑。机务段领导对其采取宽容姑息政策,还给了他多经办的商店经理头衔。有个小青年说,他在机务段最佩服的是我,只有我敢同此人干过架。

    我7岁以前住在大姑家,大姑喂我吃饭,替我洗脸洗脚,抱我上房睡觉,只要她一回家,我便跟着她。从未有人说起过,哪怕是透露过片言只语,现在用逻辑推理可作判断,我原本过继给大姑父,因为他只有1个女儿,没有儿子。甚至,此事的前因后果关系,亦曾记得过程,亦能分辨出来。
    大姑父用几千包面粉的钱置下靠马路的1间大房子,他做大饼油条,有一个很大的铺面,可放4、5张桌子和几十张长凳。我在大姑家住到5、6岁的时候,又从大姑父老家带上1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我和他一起玩耍并住在一起,1年以后,我被父亲领回自己的家。
    在诸兄弟中,我受父亲棍棒侍候最多。在大姑家,我经常能吃到零食,因此有嘴馋的毛病。父亲为了矫正我的这个毛病,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已属恶作剧,非将我打得皮开肉绽不可。有一次,我偷吃了罐子里的1块小麻饼,被其知道后,不仅用麻绳将我抽的浑身血痕,还让我从下午跪到晚上。
    我被父亲领回家,缘由我与那个乡下来的男孩摔跤,将他摔倒在地并将他的头摔破。
    回家后,看见1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他也看见1个比他大一点的男孩,没过多少时辰,我俩便在一起玩耍,晚上又睡在1个被窝里。这个小男孩便是三宝。
    我住在大姑家的时候,与那个男孩在一起玩耍有1年多,并不亲密,我有时会欺负他,他虽然比我大1岁,却打不过我,我比他长的壮实。
    我与三宝在一起,早已不分彼此,我从来未动过他1个手指头,俨然哥哥样子呵护自己的弟弟。三宝上学第一天便逃学,父亲让我去找他,不出10分钟,我便在学校附近找到他,没有将他带回家,而是逛到晚上才回来,并骗父亲说三宝后来去上学了,让他逃过一顿棍棒。
    直到今天,仍经常会梦见三宝,梦见他仍在云南工作,梦中有一根神经提醒我与三宝在火葬场的最后一别,他怎么还活着呢?但我仍喜欢作这样的梦,并且不至一次地做到这样的梦。

    什么是亲兄弟,此便是亲兄弟;什么叫血浓于水,此便叫血浓于水。
    二姐较我年长10岁,大姐则在我回家后的第二年便出嫁了。
    回家后遇见三宝,怎么遇见二姐的事却记不得了。然而,在我的记忆里,二姐整天将我带在她身边,和她的小姐妹玩也带我去,出外总是背着我,睡觉也睡在她床上,一直到她参加工作。以前的记忆,我从小是由二姐带大的,而忘记曾在大姑家住过的日子。50多年后,我对二姐说起住在大姑家的事,她仅说了一句:你还记得啊,并不告诉我关于过继的事。现在我分析,其实她是知道的。当年,她紧紧地将我带在身边,就是生怕这个弟弟再次送人。
    我很快融入具有共同血缘一家人的亲情中,反倒将在大姑家住过的日子淡忘了。现在回想起来,大姑当年确实待我亲如母子,有2件事可以证明:一件是我总想看见大姑,只要她一回家便跟着她,她是我唯一的保护人。另一件是当年父亲常去大姑家,他一来我便跟着他并一声接一声地叫爹。有一次被爹踢了一脚,大姑因此与父亲大吵一场。大姑是在姑父去世后,即与其养子解除母子关系并在法院办的手续。

    二姐将我从小带大并带我出去似乎已形成惯性和依赖,以至于在她第二次找到工作后,还让我陪她去新单位实地考察;以至于在她结婚前去婆家商量事情也让我陪着,而此时的我已是一个大小伙了。
    二姐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在铁路局当总机接线员,还是实习生的时候,便因国家经济政策调整而被精简回家。10年后,她的弟弟从崇明农场上调又进入铁路局工作。30多年后,二姐退休前要我帮她找工作,我将她安排到火车站一个三产企业,此时,她原单位有些工作未了,一个轱辘两头转,结果在铁路局干了1年便因脑溢血倒下了,又过18年再次脑溢血而去世。
    二姐和三宝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二姐在我小时候对我管束甚严,三宝则是形影不离最亲密的伙伴。

    69弄的男孩爱好打弹子,儿时沉湎于此,故作文以记。

    弹子是玻璃制作的小球。球内嵌有花瓣的称“花弹”,红黄蓝白黑诸色花瓣均有,有1瓣花,也有2瓣、3瓣和4瓣的。无花而透明的玻璃球称“清弹”或“水晶弹”。白色而不透明的称“野污弹”,其材料是否玻璃,至今不明。“水晶弹”身价最低,等于半粒“野污弹”,“野污弹”则等于半粒“花弹”。“西瓜弹”是弹中极品,等于4粒“花弹”,是在玻璃球内嵌有4瓣花,4瓣花形同4片西瓜相互对称嵌在玻璃球内,故称“西瓜弹”。

    商店橱窗内摆放的弹子跳棋曾多少次吸引了我馋涎的目光,那一粒粒五色的玻璃球全部是“西瓜弹”,但是,我只有馋涎的份,而无拥有的份。并且,弹子不是用作下跳棋的,而是用来打弹子玩的。

    背靠墙将弹子往后掷反弹到前面,或用两块砖垒成梯形朝梯砖掷弹子,于是,便开始打弹子的游戏。掷弹子要掌握手劲,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过轻则弹子走不远便落了先,过重则出了前面的底线,成为靠近底线领先者的俘虏,并是其向界内其它弹子发起进攻的跳板。人趴在地上,左手平摊或握拳作依托,右手放在依托上瞄准发弹,这是打弹子的基本姿势。对远处的目标,可以站立瞄准发弹。如果地形有洞(该洞系人工所挖,称“老鳖洞”),对方弹子掉进洞内,只需用大拇指指甲轻叩弹子,顺着方向缓缓前行也掉进洞内便大功告成,此谓“老太婆弹”。

    打弹子玩法有多种。一曰“逼宫”,用木棒在泥地上划1个“田”字格,各交界点置1弹共9弹,另在2、3米外划一横线,或取蹲姿或取站姿轮流发弹,击中者即为捕获。一曰“逐界”,在泥地上划出或方或圆的边界,将对方逐出边界即为取胜。该玩法仅适合泥地和弹格路不适合水泥地和柏油路。弄堂里的通道中间是弹格路,所以,将对方逐出弹格路作为取胜依据。还有一种玩法,已有前述,即通用的掷弹子玩法。

    我爱好打弹子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不仅在弄堂里与小伙伴打,在学校里与同学打,还跑到昆山路小花园那一带与不认识的人打。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总能看到我趴在地上打弹子的情形。弹子是我心爱之物,晚上睡在被窝里拿出把玩,或选1粒放在被窝里,闭着眼睛想象它的方位,用另1粒去击打,摸着弹子进入梦乡。清晨,照例被姐叫醒完成扫地、写毛笔字这些必做的事后,再拿出弹子练习一番,然后去上学。由于打弹子,每到冬天,我的双手皮肤皲裂生满冻疮,皲裂处发生溃烂淌出血水,小手红肿像只烂番茄。在弄堂和学校里,大家直呼我的小名,我没有绰号。但是,昆山路小花园那一带打弹子的人却叫我“烂番茄”,只是这个绰号没有传播出去。

    由于经常打经常练,我练就一手打弹子的绝技。2、3米之内每弹必中,对于藏在弹格路石块后面的弹子,会用抛物线去吊中,或选择角度从侧面反弹击中。打弹子有输赢,到后来小伙伴和同学们都不敢和我玩了,我便提出饶他们1弹,即他们击中我便赢,我必须连中2弹方赢。对于近处的目标问题不大,第1弹轻一点,第2弹便在囊中。远处的目标就不行了,第1弹击中后,玻璃球会蹦得很远,赢面就不大了。但是,我并不在乎输赢,就是想过把瘾。

    儿时的我没有梦想,我的梦是如能生在富贵之家,并不羡慕奢靡的生活,只求有块场地给我打弹子,按我的想法设计成与弄堂弹格路一样的战场,有平台,有屏障,再挖几个“老鳖洞”。如果将打弹子设为比赛项目,我想我可能会拿冠军的。我是带着这样的梦,告别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文革爆发后,我参加学校的战斗队,刻钢板,印传单,渐渐地与打弹子疏远,但有时仍会露一手。直到毕业分配去了崇明农场,便彻底地与打弹子这一爱好诀别。

    小时候,我的右手大拇指关节处长着厚厚的老茧,关节骨膨出。现在老茧已经没有了,但是关节骨仍然膨出,这是打弹子给我留下的终身纪念。

    观古今文章,论家国者有之,谈情爱者有之,咏山水者有之,叙风情者有之,还有许多描写誌异怪诞,奇闻逸事的文章,未见有写打弹子的,我可谓第一人也。

    论家国,谈情爱,倦了并已乏了;山水、风情离我太远,也不想去探寻她了,惟有儿时的记忆时刻萦绕在我的心中。

    文章自古憎命达,潦倒穷愁遇诗人,且将这锦绣文章皆付与寻常巷陌,夕阳西下罢。
    三宝不会打弹子,我打弹子时,他陪伴观战,自己却从来不打。他的强项是摆弄木工活和手工劳动。
    邻居家的凳腿断了或马桶盖坏了,会叫三宝去修。他制作的飞机模型拿到学校里去展览,制作的木刀、竹剑十分精巧细致,所刻的蜡纸画细微之处不会粘连断裂。相比之下,我在这方面差多了,至今不会握锯摸刨,父亲的手艺传到三宝这里便断了。并且,三宝和父亲一样无师自通,父亲未教过他。也可能是,父亲常将我们兄弟俩带到单位去,父亲干活时,我未留意而三宝却留意了。
    我与三宝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许多迥然不同的差异。比如:我会游泳,他却是旱鸭子不敢下水;我恐高,他敢在陡峭的高处攀爬;我腼腆害羞,他从不顾忌别人的评价;我口拙,他伶牙俐齿。姐和亲友曾对我俩作过评价,说三宝是“三尖子”,说我是“二呆子”。
    邻居聚会时,大家会提到三宝,为他的早逝惋惜。三宝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与他年龄相仿的,常被他调侃奚落,打口仗不是其对手,他会模仿电影台词变着法子攻击对方,便是玉兔、老艾度等比他大几岁的人,也常被他滑稽的腔调逗得哈哈大笑,他们都将三宝作为好朋友。从云南回家探亲,他描述起云南十八怪和那里的风土人情,说得有声有色,大家听他讲故事,也听得津津有味。
    在各自走向社会之前,我和三宝形影不离,这不是在形容,而确是事实。我们一人一头睡一条被窝,冬天,总会将对方的脚用被子掖好,不让脚暴露在外。我们用1根扁担到弄堂口给水站去扛水,一起外出替父亲购买木工零件和胃可必舒药,一起到亲戚家通报家里的事或请他们上门作客。我到昆山路那里打弹子,也是他陪伴在旁观战。我是班级图书干事,寒暑假要为订《青年报》的同学送报,我们先到学校拿报纸,再挨家挨户送去,每次要4、5个小时,每次都是我俩一起去。三宝也常将我带到他同学家里去,凡是与他要好的同学我全都认识,既有他中小学的同学,也有他云南的同事和战友。我们从小到大,除了上学读书,其余时间没有分离过。我要找他,一准便知他在哪个同学家里,他找我也是一找一个准,不会询问别人。
    那天,我上夜班回家,小姐夫告诉我拍片和化验的结果后,我顿时脸色惨白一阵昏晕扑倒在阁楼床上痛哭流涕,恰好此时三宝也上楼了,他见我流泪,一声不吭默默地下楼,此时他已知道自己的病情。临终前,三宝嘱托大哥要他关心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说:“二哥太老实了”。
    三宝走后,30多年来,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
    三宝死在我的手里,是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弟弟。
    癌症晚期全身疼痛,疼痛到什么程度无此体验但有感受,我亲眼目睹了三宝遭受疼痛煎熬的痛苦。
    三宝从肿瘤医院出来住在家里的小阁楼里,父母住在楼下,在他最疼痛的时候,家里人未听到他哼过一声,而我却知道他被疼痛折磨得无法再忍受了。那天,我上楼去发现他正在用裤带在床头挽了一个套,大吃一惊,忙制止住他并指责他太软弱,他说:“哥,我痛得实在受不了,马克思也是自杀的”。我说,你这样做父母会更伤心的,他便不响了。过了一会,他又乞求我给他打一针,我便通过静脉给他注射了2针“使他静”针剂。
    三宝生病的时候,我被单位派到铁道医学院学医,短期培训后在保健站当工人医生。三宝不希望我学医,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我也不想学医,无奈单位派送不去也得去。后来,在三宝逝世之后,我当工人医生开病假很松,以致于开火车的乘务员短缺,火车没人开了,急得领导双脚跳,后来就不让我当医生了,也便遂了我的愿。此后,让我在运转车间搞宣传工作,我干了1年又闹情绪不愿干,坚持要到下面当工人。再后来,考取铁路法院便离开了机务段,此为后话。
    三宝癌症晚期要用杜冷丁止痛,此类药属麻醉管制药品,医院开的量很少,并且此类药使用后会上瘾,止痛的周期愈来愈短,需求量愈来愈大,我通过保健站和铁路医院搞到一些,最后也不够用了。铁路医院的医生介绍可用“使他静”替代,此类药不属管制药品,以后需要也方便获取。那天给三宝注射的使他静,是头一次在三宝身上使用。
    打完针过了不久,三宝便睡着了,我趴在他床头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里,三宝将我推醒,只说了半句话便昏迷过去,没有再醒过来。
    三宝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哥,救救我......”
    三宝死了。留在我心头永远的愧疚,是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弟弟,是那2针使他静夺去了他的生命。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是那天用的剂量大了,只能1针而我却用了2针,或者应该肌肉注射不应该静脉注射,三宝死了,我没有去求证这些问题。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不再当医生,并且故意惹出事来可以不当医生。
    对于三宝临终前的另一句话即“马克思也是自杀的”,我也未去求证。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三宝听别人说的,还是他自己从书里面看到的。那个时代,除了马列毛著作,其他书基本没有,因此,三宝在云南闲来无事经常看他能看到的这些书,其悟性好,记忆力也好,如《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和《歌德纲领批判》等书目均能背出来,并常在通信中和我交流他的学习心得。比如他在信里和我讨论过“存在的是否就是合理的”问题,三宝的观点认为,不合理的东西,不因其存在就认为它是合理的,应该消灭这种不合理的存在。三宝也会写诗,他写的文章饱含激情,比如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给在崇明农场的小弟写了 ,信的开头就这样写道:“照耀着一个时代的太阳陨落了,大地顿时失去了光明,山在呜咽,水在呜咽,山河在呜咽,人民在呜咽......”
    三宝逝世那年,年仅23岁。
    有时我的理性近乎冷酷,冷酷的令人发指。三宝死在上海的家里,我替他算了一下,认为他还是合算的。三宝是1970年去云南的,1976年逝世。这么多年仅回家探亲2、3次,在家的时间统共才2个多月,他最后1次回家探亲到发现患病在上海住了9个多月,将他一生的探亲假提前预支略有多余,尽管是以其生命作代价。三宝在云南的时候十分想家,想念父母亲,在他给我的信里是一股永远挥洒不去的思家的愁绪和恋情。但是,三宝又是不合算的,其逝后三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与他同去的同学均已回到上海,并且再也不回云南去了。三宝之所以不合算,是由于他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三宝给我的信始终弥漫着一股挥斥不去的想家愁绪。从69年去云南至76年去世,7年内统共回家3次。第1次算正式探亲,他抽调到师里的化工厂,被派到贵阳的1座矿山学修卷扬机,报到前将在连队累积的探亲假用掉,便回了1趟上海。第2次是公差,厂里派他护送小夏的父亲回沪。第3次回家后,就再也不去了。
    公差的缘故是因为小夏死了。小夏也是上海知青,与三宝一批去的云南,原先两人不在1个连队,后来成为化工厂的同事。小夏是在探亲返厂的归途中出事的,他坐火车到昆明后改乘汽车,汽车在群山中盘旋到第6天的下午,不知怎么回事,竟从上一层掉到了下一层,于是,小夏便死了。
    三宝这次公差,在沪逗留的时间不长,仅1个星期。临走前1天,他要我陪他去看望小夏的父母并告别。到了小夏家,其父母反应冷淡很迟钝,也未多说什么话,三宝临行前将一个纸包塞到夏母怀里便匆忙离开了夏家。路上,三宝对我说,小夏父亲去云南料理后事,是厂里报销的车票,还另外补助了50元钱,刚才他塞给夏母30元钱。后来,我知道这次慷慨解囊,三宝可谓倾其所有,以至于返厂的路上有2天是饿肚子的。
    公差后又过了1年,三宝突然又回来了,此次回家缘于我给他的1封信。我在信里说,父亲于3个多月前胃出血,住院治疗后现已痊愈。谁知三宝一收到信当即向厂里请假,在路上捻转10多天后再次回到上海,我和姐夫到火车站去接他。
    这次见到三宝,令我大吃一惊,发现他人很憔悴,原本剑眉长脸因消瘦而脸更长了。三宝告诉我,这1个多月中,他晚上经常发高热出虚汗,路上也很辛苦。后来,我发现他痰中带血;再后来查出肺癌,治疗无效,因病去世。三宝去世后,厂里派人来沪主持追悼会,对三宝的评价很高,厂里还补助了几百元钱。我在追悼会上献给三宝一首长诗。
    有一次,与父亲谈起人的脸相,父亲说脸长的人长寿,大姐便说:“建山的脸不是很长吗?”,父亲说:“这是他自己给糟蹋的”。
    父亲对三宝当年不愿回家乡插队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悔当初未以强制手段阻止其去云南,结果将小命给丢了。

    友人向我的邮箱里发来1组历史老照片,其中1张是一个年轻的战士抱着枪冻死在坑道里,其双目紧闭似睡着一般并无痛苦,雪洒在坑道的泥土里,落在年轻战士的眼睫毛上。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尚在边塞,此处已是异国他乡。睡着的战士,在他的梦里可曾留下了什么?
    或许,他来自江南。家乡山青水秀,四季如春,从未遇见过如此的严寒,甚至未见过飘雪的冬天。他的魂已被冻僵,他的梦还能回到故乡吗?
    或许,他来自塞北。家乡也在飘雪,也是天寒地冻,即便没有暖炕,亦有御寒的篝火和墙。他在冻僵的梦里,一遍遍地追问亦已冻僵的魂,为何会来到这里像傻冒一样坐以待毙?
    或许,家乡已实行土改,乡亲们正在分得的土地上耕耘。为了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死不足惜,死而无憾,死的其所,如同那些在三大战役中牺牲的战友,我将坦然地面对死亡。然而,身下的土地却是如此陌生、如此坚硬、如此遥远,远隔千山万水,远隔天涯万里。
    家乡的山是那么地亲切,家乡的水是那么地甘甜,家乡的小路、小桥、小屋现在是那么地清晰。白发苍苍的父母双亲,童年时代的阿娇,还有那条大黄狗,正在向我走来。我慌忙地扑上去想迎接他们却挪不动脚,我大声地呼唤他们却发不出声音;我将死去,死在这异国他乡;我的尸骨将无法辨认,无处找寻。

    我为何来到这里?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重庆沙坪坝有1处红卫兵墓地,收葬正值花季年华在文革中因武斗而死的数百个年轻的生命。墓地冷寂,亦已荒芜,无人参观,无人凭吊。墓碑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却尚能辨认。埋葬在地下的并非冤魂,他们曾经英姿飒爽,曾经热血沸腾,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今却沦落在荒山野冢,渐渐地被时代遗忘。
    风摇曳着飕飕作响的树枝,从荒芜的草丛里不时窜出爬行的小动物,攀藤植物将其枝蔓覆盖在墓碑上,露出的水泥亦已爬满青苔。每逢夜深人静,伴随着风的哀鸣、露水嘀嗒和草木的拔节声,从墓地里不时地传出,隐约可闻,依稀可辨,是一声声的叹息。

    我为何来到这里?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云之南一片绵延不绝苍莽的山,汽车在群山中盘旋,翻过一座山再翻过一座山,从省城昆明出发,经过7天7夜的盘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澜沧江是西南地区的一条大河,源于唐古拉山北麓查加日玛的西侧,出青海,入西藏,向东南流入云南西部,穿越西双版纳流出国境称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流入太平洋的南海,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被称为“东方多瑙河”。
    三宝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便是在西双版纳的澜沧江畔,是一座名为化工厂实为开采原子铀的矿山,隶属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知青大返城后,这座挂羊头卖狗肉的化工厂现已无存。
    三宝殁于1976年,比刚刚驾崩的皇帝多活了2个多月。但是,大行皇帝寿终正寝活到84岁,而三宝在23岁这年,人生便已划上句号。
    皇帝的称号是父亲加封的。父亲不识字,加封该称号绝非出于讽刺,而是由衷地崇拜。崇拜其英明天纵,崇拜其一呼百应,崇拜其前无古人,后绝来者,独步天下的气概。何况,全中国到处都在山呼万岁,父亲喜欢听戏文,被称万岁的,当然便是皇帝了。
    三宝是69届初中毕业生,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一届学生,在他们上面既无高中亦无大学,这届学生一片红,没有一个留在城市,全部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若干年后,我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逻辑问题。皇帝诏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毕业分配一片红。而三宝去的是军垦农场,那里只有现役军人和转业军人,根本没有贫下中农,上哪去找再教育?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亦为幌子,实质上是城市已无法安排,只能将学生赶到农村和边疆去,却美其名曰:接受再教育。
    现在的人提起地沟油、毒食品而色变,欲避之惟恐不及。倘若提起原子铀,该惶恐惊慌到何种程度?倘若直接用手将铀矿石放到水池里浸泡,再用手搅拌提取其淬取物,该惶恐惊慌到何种程度?倘若干这些活却无任何劳动保护,连件工作服也没有,一年到头吃包菜,喝仅有咸味的玻璃汤,该惶恐惊慌到何种程度?
    当年,三宝和他的知青战友们就是喝着玻璃汤干这样的活而毫无畏惧。皇帝诏曰:原子弹是纸老虎。那么,原子铀更是纸老虎。然而,纸老虎亦要吃人。在三宝逝世前,厂里有8个知青得了与三宝同样的病死了,有几个青岛的知青皆人高马大亦死了。后来,我从网上看到1份材料,当年从临沧红旗化工厂返城的知青,有许多人得了怪病,人未到中年便死了。
    其实,三宝原本可以不接触铀矿,他的本职是修卷扬机,并担任团工委书记的社会职务,但是年轻人好强,偏要深入第一线。多么聪颖的一个人,文革爆发那年才是小学五年级,却写得一手好文章,被誉为师部一枝笔,领导皆以为其必为教授文人之后,父亲却大字不识一个。为写文章经常熬夜,浓茶加香烟,不得病才怪,这是他自己糟蹋的结果。
    也可以说,三宝死于其理想。其去云南前,父亲已经为他安排好回江苏老家插队落户,但是,三宝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宝的理想,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普遍追求的理想。
    三宝是父亲钟爱的儿子,其为木匠,诸子中只有三宝得其真传会摆弄木匠活,其他几个皆手笨不会摸锯弄刨。
    三宝生病时,为求一味坑厕石的药,父亲自制了捞取工具,跑遍沪郊农村,走了100多里的路。
    三宝逝世后,父亲将其骨灰盒带回老家,亲自选址并亲自用砖头砌了墓穴。30多年后,我们为三宝迁坟,打开墓穴,包裹骨灰盒的红布居然不朽。
    三宝逝世后,其单位补助了720元钱,比父亲1年的工资还多。父亲终身无积蓄,该补助款在当时也算一笔巨款。18年后,父亲逝世,终年82岁。我从父亲的珍藏中发现1本存折,上面的存款分文未动。
    呵!三宝,我亲爱的弟弟!

    我们之间再也无法通信、无法交流对人生的看法、无法在一起谈理想和对文学的爱好。

    你听说过核泄漏吗?知道核泄漏的物质与原子铀有什么关联吗?

    你听说过切尔诺贝尼吗?整个城市的人跑得干干净净,人们为何恐慌,为何要逃离家园呢?

    你听说过日本海啸波及原子能反应堆泄漏吗?人们为何恐慌,为何至今仍对附近的海水和海里的鱼虾都会闻之色变而退避三舍呢?

    或许,这些皆为你身后发生的事件,那么,你总该听说过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吧!总该听说过此后20多年仍存在的核污染对人类的危害吧!

    即便,你对这一切皆茫然无知,那么,开矿的人总该知道吧!政府总该知道吧!他们为何还要将你们送往死地呢?

    你是那么聪颖、机灵,哥会埋怨你傻,会责怪你的无知吗?

    是你无知?还是政府无知?还是知青命贱,拿生命不当生命呢?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从童年、青年直至步入老年,在人生的旅途上,青春是最美好的时光。坑道里冻僵的魂,墓地上游荡的魂,还有三宝,未能如大多数人那样走完其人生的全部旅途,却在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丢失了生命,人生之路由此嘎然而止。

    他们原本可以如大多数人那样走完其人生的旅途,他们原本可以如大多数人那样以人的尊严在人世间潇洒地走一回。只是生不逢时,生命之花刚刚绽放便枯萎了,他们生在一个生命不被尊重不被珍惜的时代,无数生灵在某人眼里不如一群蝼蚁,不如一把草芥,仅仅是成就其霸业的工具和成就其皇帝梦的奠祭品。

    一将功成万骨枯。将皇帝梦建造在白骨堆上,无论成与不成皆落下千古骂名,便是死后亦不得安宁。


    三宝大名张建山,我们叔伯兄弟10人,其他弟兄均按“国”字起名,大伯家依“栋梁玉柱”的顺序,三叔家依“干臣良将”的顺序,四叔家依“纲常伦理”的顺序,并分别止于“玉”、“臣”、“纲”,唯独我和建山未按“国”字辈起名,是父亲随便起的名,为此遭到叔伯指责,为此小弟的大名便又按“国”字起了,而我和建山的大名则不改了。
    在堂兄弟中,有1人在文革中曾名震上海。他原是冶金局的造反司令,成立市革会的时候,未进入领导班子,便率领一帮人将挂在外滩大楼上的市革会牌子用斧头劈了。为此被抓起来隔离审查,不久又放出来,当然司令当不成了。这对他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不然,到文革结束必蹲大狱。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此言充满哲理,不虚也。
    我家真正的书呆子是小弟,文革那年上小学,整天书不离手,刚认识几个字便去教外甥,当小先生。虽然读书成绩名列前茅,可是那时又能学到什么呢?毛选内容占教材的90%以上,学工学农的时间要比上课时间还多,高中毕业就下农村,以后再搞顶替回沪,再下岗,再换工作,大半生就这样过去了。虽说高中毕业,读书不如说是识字扫盲,光认识几个字,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
    文革中经常将前17年说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一代,文革开创了无产阶级教育的新时代。但是,这个新时代并没有培养出有文化的一代人,相反却坑害了一代人。以小弟为例,所谓的新时代完全是在胡扯瞎搞。当然,现行教育制度也好不到哪里去。

    二姐反对我打弹子,并以强硬手段干预。在弄堂里只要看见她,我即结束战斗装作观看的样子,当她出其不意地站到身边时,只好缴弹投降了。姐讲政策,只抓现行,1个人在家里打或将弹子放在显眼地方,她一概不究。起初,收缴的弹子被扔进下水道阴沟里,后来被她收藏起来,到过年的时候会赏给我几粒,拿到发还的弹子,我比收到压岁钱还高兴。
    姐年长我10岁,未上过学,在识字班扫盲后再上夜校,读到初中便参加工作,是铁路局电话总机接线员,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被精简回家。怕失去工作,姐精简后仍每天到单位擦桌子扫地搞卫生,干了2个多月没人搭理才回家。以后在家用缝紉机绣花攒点手工钱。姐很漂亮,性格却刚烈。精简回家后,长辈为她介绍对象,那人不经意说了句姐没工作的话,惹火了她,发誓不找到工作不谈对象。直到28岁被安排做了商店营业员后才找对象然后结婚。所以,二姐与她的弟弟们一起生活的时间很长。
    姐对我和三宝管束甚严。一大早便叫醒我们,扫地写毛笔字。那时课外作业不多,在学校里我就做好了,所以姐不会检查作业,就是让写毛笔,每天1张。她也不检查写得好不好,让你写只能写。我们对姐的严厉管束不敢有怨言,也不会有怨言,因为姐待我们很好。我及下面的2个弟弟是姐背大的,带我们出去,总是她背着走。她工作后,时常会给我们电影票,会带馒头给我们吃,还给我们做鞋补衣服。我们读书后,家长会都是由她代表父母参加的。
    有一次,课堂上发下算术测验簿,我全对却得个4 +,同桌的中队长错了1题则是5分,心里不满便趴在课桌上还搞出一些小动作,很快便被老师发现了,她点名叫我起来回答问题。平常我抢着举手也轮不到,这次心里不痛快,竟指着老师冲口而出:“你收买人心”。这句话许是看了《三国演义》连环画,从“刘备入川,一路收买人心”这段话而来。老师被气哭了,也趴在讲台上,此事在全班引起轰动。若干年后,我从农场回沪休假与媚美在一起时,她也提起这件事这句话,是和她一个寝室的、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告诉她的。
    这个老师刚从师范毕业,这堂课被我捣乱没上下去,她让人叫我家长来。是姐到学校接我回家的。姐没责备我,带我在外面逛了一圈然后回家,晚上也未告诉父亲(我不担心让母亲知道,母亲对她的儿女终其一生未打骂过1次,父亲却令人胆颤,其棍棒可不饶人)。第二天我照常上学。由此,老师也认识了姐。她们年龄差不多,老师也知道姐没工作。及年长,回忆她们的关系,我觉得老师对姐挺关心的,经常问姐的事情。小学5年级,我的个头很矮,仅1米4多一点,我对老师说我长不高了,老师说不会的你姐那么高,果然中学毕业我已是1米78的高个了。根据回忆,我觉得,好像老师也很羡慕姐长得漂亮,不过,年幼的我是不懂的。我有超强的记忆力,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当时的场景、说话内容和神态均会再现。有时却丢三拉四,经常会遗忘丢失东西。
    二姐是2个月前,因脑干部位再次出血而去世的。上一次出血是18年前,那天,我从医院出来便登上火车去成都出差,姐尚在昏迷之中。我在峨嵋山顶的庙里求了1柱香,佑告上苍保姐平安,再给她20年时间,现在20年未到,是上苍违约了。姐从医院苏醒过来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但姐是好强的人,以后10多年,靠半边功能的身体烧饭、洗衣服,拖地板,钩被子,包揽家务活,因为姐只有儿子没有女儿。她一直认为,这些活是女人干的,不是男人干的。
    我家姐弟6人,除我与三宝间隔2岁外,其他均间隔5岁,十分精确。因此,二姐与三宝,哥与小弟的生肖是相同的。现在,我们家2个属蛇的人先后离我去了,他们曾经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我对老鼠特别厌恶、惊恐,至今仍是。记得还是入学前,有一天晚上睡觉将衣服枕在头下,听见有吱吱的叫声也未在意,在此环境下亦已习惯。第二天早上穿衣服,竟然从衣服里掉出1只被压死的小老鼠,此惊非同小可,从此,我只要一看见老鼠,便惊恐不已。
    空间随时间变化,却不知道此变化始于何时。幼时睡在阁楼里,看着屋顶的横梁,觉得房间特别大、特别高,待长成1米78的大小伙,便感觉空间的逼仄。其实,这间阁楼最多6个平方,尚不及现在的卫生间;这间阁楼曾是我的落草之地,曾是我的婚房。
    有一次,躺在阁楼里,手里把玩着二姐给我的1粒铁蛋子,后来又含进嘴里,舌搅齿嗑,不留神咽进肚里。待二姐上楼,发现给我玩的铁蛋子不见了,得知已被我吃进肚里,可将1家人给吓坏了,父亲急令姐上街买回1只香蕉让我吞下。这是此生第一次看见香蕉,后来,家里亦不常买香蕉之类的水果。
    小时候是赤脚长大的,以至于对穿鞋感觉很不适应,以至于入学后时常将鞋脱掉放在课桌底下,以至于在小学里曾被体育老师将鞋扔到教室外面,进入中学又被数学老师将鞋扔到外面,以至于迄今不改此臭习惯,一到夏天总爱赤着脚在屋里走。鞋咯不咯脚,只有脚知道,亦有人天性不爱穿鞋,喜欢无拘无束。
    父亲的好奇心专注于从收音机里发出的声音,曾不止一次地问我声音怎么会跑进匣子里去;其对现代科学技术敬佩的五体投地,经常称赞现在的人聪明;此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倘若放到现在,真不知其将作如何感慨。

    我的好奇心则是用手去摸带电的电灯开关。

    69弄每家每户只使用1盏电灯,有楼层的人家将电灯挂在楼梯的拐角处。小时候,经常在灯下看书而通宵达旦,三宝亦如此。父亲怕我们的眼睛看坏,其临睡前必将电灯熄灭。而我们的眼睛天生看不坏,体检总是3.0,可以当飞行员。

    以前的电灯开关是拉线开关,用一根线拉动,咔嚓一声灯便亮了,咔嚓一声灯又灭了,由于经常拉动拉线容易拉断,于是便经常修经常换拉线,于是开关的胶木外壳经常被旋开,后来开关外壳亦坏了,便成为裸露的开关。

    有一次,电灯开关的拉线又断了,趁白天的时候,我想将它修好。用手伸进裸露的电灯开关里去拔那根断线,手刚伸进去即迅速躲开,已感觉手臂发麻直至腋窝。后来,大哥说此为触电,还说我这次触电等于2个礼拜的饭白吃。
    正趴在地上打弹子,被阿毛娘叫去其家,其端来脸盆将我手脸洗干净,再打上肥皂将脚冲洗1遍,随后,捧来1口缸,往缸里撒把盐,铺上一层已剁碎的雪里蕻菜,再撒盐,再铺菜,再让我用脚踩。阿莲倚在门口说:“阿毛娘,你腌咸菜还请帮工啊”,阿毛娘头也不抬,变干活边回答:“小孩的脚干净,腌的咸菜香,腌好了也给你尝尝”。

    晚上,阿毛娘留我吃饭,喝的是山芋粥,其养女秀琴不停地朝我碗里放山芋块。那时,正面临缺粮时期,山芋是城市居民的主粮。

    饥饿的时代,吃成了大问题,成了无处不在无时不想的问题。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吃,吃什么东西都吃不饱。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感觉不可思议,经历过的人则不堪回首。

    弄堂口的给水站放着1只大木桶,供居民淘米用,淘米水沉淀于桶底,每天凌晨,父亲便将大哥唤醒,去捞取桶底的沉淀物,将其晒干掺些菜皮,便成了如菜糊一样的可餐物。
    半夜里,有2只老鼠在楼板上打架,被父亲用帽子敏捷地将其逮住。早晨,起床后看见木柱上钉着2张鼠皮,连鼠头鼠尾的皮也剥下来,没有一丝血污。午餐时,看见一只碗里盛满肉,我端起饭碗跑到弄堂里。饭后,三宝对我说老鼠肉很好吃,还给我留了一点,我便让他吃掉了。我们已很久未闻肉味,我最喜欢吃肉,然而,看见老鼠仍惊恐不已。

    上中学那年,我已14岁,3根筋挑着1颗大脑袋,体重66斤,身高1.44米。

    其实,那时城里苦农村更苦。农村苦,饿死人,人相食,现在皆以为是网络捅出真相,其实在当时我就听说过。那时,听到过弄堂里有人传闻,安徽那里饿死人,饥民抢粮库被镇压的事情。

    我的上一辈老人生不逢时,该经历的灾难几乎全部经历过了,其一生最大的追求便是温饱,终其一生始终未解决温饱。而对于父母而言,更痛苦的还有老来失子,是三宝的远行和夭亡。

    进入青春期,对性有了朦胧的向往;在棚户区长大的小孩,其性意识是早熟的。除了大人吵架时粗野的骂人话,将男女生殖器作为口头禅,便是弄堂里养的鸡鸭、蟋蟀盆里的二尾子和三尾子也在时常提醒性的存在。何况住房那么拥挤,何况一墙之隔不必凿壁取光,透过板墙隙缝便可洞若观火,将邻室一览有余。
    “胆小鬼”有一次对我详述了其通过板壁隙缝偷窥到的邻室一幕。其隔壁邻居是卖米饭饼的三九子,他目睹三九子赤裸全身趴到其女人身上。胆小鬼着重于对三九子生殖器的描述,说它又粗又大,但对女人的东西却未闻其详,估计其没看清楚。我未免有点扫兴,同时认为其夸张其词,男人生殖器澡堂里多的是,没见过尺把长的。
    “bi”这个字的读音,从小耳熟能详;识字后,曾无数次从字典中寻找这个字去了解其含义,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真实的bi。
    自听了“胆小鬼”的叙述后,我的心开始躁动起来,我想亲眼目睹那个读音为“bi ”的真实版,因为,我家隔壁住着一个人称新娘子的女人。
    在69弄我家门牌号最大,估计编号时疏忽遗漏,待发现后便将尾号赐给我家。因为,我家的房子缩在里面,有1条6米多长的通道与外部联系,这条通道左面是薛家的高楼和小叔家的后院,右面是玉兔和恒顺两家的墙,为两墙之间的夹弄,有2米多宽,外面加1扇竹篱笆门便成为我家独享的空间。
    父亲捡来石板、石块将夹弄地面铺得严丝合缝十分平整,在夹弄上盖起雨棚,并给小叔和恒顺家留出采光空间形成1个天井。雨棚下放水缸碗橱、桌子板凳,餐桌定身量做,亦为长条型的,既可一家人围着吃饭,亦为我的书桌,亦可供我夏天午睡和晚上纳凉。雨棚下还有1只可以烧木柴稻草的大灶和大铁锅,弄堂里唯有我家才有在农村可见的大土灶。从竹篱笆往里看,似乎我家地方很大,而缩在里面的房子却很小,连同阁楼仅10几个平方。不过,雨棚的搭建却亦缓和了房子窄小的矛盾。

    阁楼与隔壁人家仅一板之隔,新娘子的家便在隔壁。如果,父亲不同意新娘子开窗的要求,我甚至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样子,不会和她发生争吵,当然,也不会看到那个真实版的bi。
    新娘子家北面墙头原来是没有窗的,其与父亲商量想开个窗以利采光,父亲同意她开扇固定窗,但安装的却是2扇头的推窗,父亲说了她几句,亦便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两家亦从隔壁升格为窗口上的邻居。
    有一天,新娘子在我家屋面平台上晒东西,引来很多苍蝇,我便将那堆东西推到其窗口底下,新娘子看到后便同我吵起来。我说她将臭东西放到我家屋面上,还骂她得寸进尺。居民小组长的小儿子亦帮她和我吵。
    这次争吵,是有史以来,我在弄堂里与人发生的第一次吵架,亦为唯一的一次。那年是1967年,我只有16岁。自参加工作后,我在弄堂里连个鬼影子亦看不到,不可能再与弄堂里的人发生纠葛,更不用说吵架了。

    这场纠纷经邻居劝阻而平息,当天无事,第二天早晨又发生了1件事。
    看过女人裸体,如同看过小说的引言或楔子,而关心其故事情节发展,想知道更精彩的内容。我所探寻的精彩内容直接指男女下半身的联系,其他皆为铺垫已无关紧要,我一直想看到新娘子与其男人下半身的联系,如胆小鬼所述,新郎官挺着又粗又长的东西趴在新娘子的身上。然而,此精彩内容一般在夜里发生,那时,我早已睡觉,那时,全家人皆在同一屋檐下,我根本无偷窥的机会和胆量。如同写诗时会产生各种胡思乱想,我对男女下半身的联充满胡思乱想,甚至带有诗的意境。
    但是,当自己结婚后,回想起以前在夜里听到的,从隔壁新娘子屋里传过来的床摇晃的声响以及新娘子含糊不清的暧昧的喘息声,觉得十分可疑。

    自吵架次日看到女人的裸体后,新娘子上马桶不再将马桶放到房间中间,其上马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因为马桶恰好遮住板壁的缝隙。
    此事对我生理和心理的快速发育冲击巨大,男孩在春春期的症状随之出现,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身高从1米50几窜到1.78米,猛增20多公分,以致于班主任老师在初中同学聚会时已不认识我,其文革后就不带我班,后来又调到外校。在其印象中我是小个子,升初中那年,身高1.44米,排在倒数几位,到毕业时已跻身班级高个子的行列。
    而这件事对我的心理冲击更大,自卑感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与媚美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我不愿意和她住在69弄,住在小阁楼听老鼠叫,被人偷窥。我希望她离开69弄,嫁给有房子的人家。
    而这件事对我的人生影响更大。
    1971年1月,有2名军人来到居委会,此时距那次吵架事件亦已过去3年8个月,我已初中毕业分配到崇明农场。
    军人是来外调政审的,居委通知居民小组长杨玲娣和另一位邻居去居委,杨玲娣将我在弄堂里的表现说得一塌糊涂是流氓,军人要求再叫一个人,于是将新娘子叫到居委,新娘子亦如是说,军人听了情况后就走了。我的当兵梦就此破灭,虽然体检是甲级身体。
    以上是当时在场的另一位邻居告诉我大姐的,至于讲我坏话的具体内容她没说。
    几十年来,我只知道她们讲我坏话,至于什么内容未去想过,直到现在回首往事,用逻辑方法分析,对具体内容亦能大致理出一些眉目。
    她们讲我坏话的内容,肯定与新娘子有关,与那次吵架有关。
    第一次被叫到居委的是杨玲娣和另一个邻居,新娘子是后来被叫去,不叫别人而叫她去,由此判断,杨所反映的情况非泛泛而谈,而是涉及具体的人和事,那么,新娘子便成为当事人,叫她来是让她作证,以证明杨所反映的情况。

    我与新娘子除了那次吵架,再无其他纠葛,吵架的事不一定讲,因为此事尚不足以败坏我的名誉,最多从其角度夸大其词,说我蛮不讲理。推断其反映的事是讲我偷看她,也不会说看她上马桶,因为,上马桶最多只能看到屁股而看不到全身,她也不会说她光身子上马桶,那么,就要用另一种说法来替代,譬如说我偷看她洗澡,她们说我是流氓,那么,只有偷看女人洗澡才会被认为耍流氓。

    我的以上分析,是否合乎逻辑呢?
    大学里重专业课而轻公共课。读书时,哲学、逻辑、政治经济学和法学基础理论这些公共科目,我获全优。特别是逻辑这门课,别人及格惟我独优。运用逻辑方法分析案例,被网友惊叹为神人。

    新娘子新开的窗在我床铺上方,与她家房门成一直线,马桶靠窗放,一开门进入眼帘的首先是马桶。马桶属隐秘物品,一般藏在房间的角落处,如此摆放纯属恶心人。其搬到隔壁已有多年,早就知道板壁的缝隙并透过板缝知道我床铺的位置。

    我推断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是新娘子设的套,假如当时未钻进被头继续趴着看,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很可能是破口大骂,甚至将马桶泼过来。因为,板壁缝隙之大,其对我这里的动静一目了然。
    仓廪足而知礼仪。生活在底层的人,没有文化缺少教养,不知廉耻。如新娘子这般泼辣在69弄亦为少数,但用如此手段去对付一个未成年人,未免太过分了。
    如果说人生命运受制于人,那么,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开关龙头便掌控在居民小组长杨玲娣的手里。

    第一次农场征兵,杨对来政审的军人说我在弄堂里是流氓,有人将此事告诉我大姐;第二次入党政审,机务段搞政审的对我说,这几天在外调你的材料;过几天碰见我又说,弄堂里对你反映很差。第三次是我和法院同事出差时,跟他谈起以前遭遇的倒霉事,他说招我进法院的政审是他搞的,里弄也说我不好,但法院未考虑里弄的意见,主要看单位表现和考试成绩。

    让人骇然的是,杨的长子此后所生3个小孩竟全是哑巴。大姐有次与杨在弄堂里吵架,说:你要积积德,不要乱嚼舌头将子孙的话都嚼光了。
    69弄建在被炮火摧毁的废墟上,居民在这片废墟上见缝插针,造的棚屋不仅形状各异且挤成一堆,留出或方或圆很不规则的通道,陌生人进了弄堂犹如进入迷魂阵,进来容易出去难,转了半天又回到原地。
    我家与新娘子尚不能算邻居只能称隔壁,除了1面板墙外,没有门窗相通,到她家门口需绕过10几间房子,走到弄堂另一边的圈子里。而新娘子与居民小组长却是门贴门的邻居。所以,我在弄堂里与她们不熟悉,除了那次吵架,没有其他交往。
    我家房子造在1个回字型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有20多户居民,各家各户的门槛都进去过,我儿时的伙伴住在这里,从读书到参加工作,直至谈朋友和结婚,看着我长大并给予关心的长辈也住在这里,他们是我家近邻,在我心目中他们才是邻居,而其他圈子的人仅面熟而已,从未有过交往。
    玉兔和我家是隔壁邻居,他比我大两届,在他考中学的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
    玉兔考取了上海市重点中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却不知学校在哪里。我哥知道。于是几个比我大的小孩便要我哥带他们去。我也想去,但他们硬是不带我去。待他们走了10分钟后,我从弄堂的另一出口一路小跑,赶在前面在必经之路截住他们(弄堂到此处有4条岔路)。他们仍然不带我去,说这次不算,再来一次。我估摸他们不会再走原路,又在另一条路上截住他们。他们终于带我去了。
    玉兔高中毕业回老家插队,返城后考取银行,并考取财经大学取得本科文凭,任招商银行的支行长。其有投资眼光,不仅有住宅还有别墅,居住条件在我们中间是最好的。
    老宁波是挑着一副箩筐带着他的全部家当走进69弄的,弄堂里的空间开发殆尽,他看中1块不足8平方的空地,沿着人家的墙壁用油布搭起帐篷就此安下家。此后稍作改建,安上门窗,砌了1面墙(其余3面仍用人家的墙),屋顶是油毛毡上无片瓦,于是69弄又增加了1间棚舍。小时候我常去老宁波家,进门就是1张床,这张床由母女3人使用兼当坐凳,因此白天床上不放被褥衣物全都收拾整齐堆放在床边箱子上。床的上方是阁楼,说是阁楼其实高不过1米,仅是两弟兄睡觉的床铺,要用竹扶梯才能上去。床的后面放着1张小方桌,再往里挂着布帘里面放马桶,老宁波晚上睡觉是在方桌上放块木板,早上起来再将木板收起放好,老宁波是没有床的。1981年春节,庄花的大哥老艾度从江西插队返城,离家13年回来已是一家3口,老宁波在屋外放煤球炉的地方又搭了一个披放进1张床,由原来的小屋又派生出1间小屋。

    69弄各家各户的住房大致如此,比老宁波房子大的也有,但大不到哪里去。原本在此歇脚为临时之计不想常住,因此搭建的棚舍很小仅够容身,同时也无力去造更大更好的房子,谁也预料不到一住下来就是一辈子,人口的繁衍使逼仄的狭小空间雪上加霜。我家与老宁波近邻,我家的情况也不例外。
    不仅住房小环境也差。据邻居中老一辈讲解放前情况更糟,没有电灯自来水用的是油灯和井水,弄堂里晚上黑咕隆冬,一到雨天泥泞不堪就像农村的秧田。解放后政府安装了电灯,整个弄堂1只大火表,电费按灯头分摊,直到改革开放后每户居民才有分户的小电表。弄堂里的那口井被填没,装上自来水笼头,成为居民共用的给水站。弄堂里的通道,先是用石块筑成弹格路后改成水泥路。我住在69弄的时候,家里还在使用烧柴的炉灶,墙已被熏黑,积着一层厚厚的烟灰。每天早晨,弄堂里烟雾袅绕,居民在为煤球炉生火,同时交织着刷马桶的喧哗声。弄堂里没有树连颗草也没有。
    上世纪末,69弄连同毗邻的那几排没有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的石库门楼房一起被拆除了,原址建造了2幢30多层的高楼,是为金芙世纪公寓。69弄从此在市政管理册内消失,却仍然存在于曾经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里。在69弄出生并长大的那一代人,女人们是出嫁离开这块故土,男人们除少数分到公房外,大部分是因动迁安置而离开这块故土,他们现在都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原来居住在69弄的居民,除了一户做木器活计的常州人,其后人购置了金芙公寓的住宅,仍在原址居住外,其他人都搬出去了。
    在69弄居住的第一代人大多不识字或是半文盲,从事着卖菜贩鸡做大饼售小吃或剃头修钟表之类的活计,以此营生养家活口。在69弄出生和长大的那一代人,解放后没有受到歧视,从入学到走向社会他们与居住在石库门和其他楼房里的同龄人一样,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同样精采纷呈的人生,他们在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还有一股自强不息的精神。玉兔家与我家仅一墙之隔,他去家乡插队返城后考取财经大学,后来当上银行行长。老宁波的4个子女均在党政机关担任公职。儿时最亲密的伙伴,我的弟弟三宝则把他的青春才智永远地留在南方边陲莽莽群山中。我们几个从小在一块厮磨,长大后我们都成为共产党员,69弄是我们共同的人生起点。
    父亲对庄花的大哥有成见。

    三宝中学毕业这一届学生“一片红”,全部下乡。在他毕业前,父亲已经安排让他回家乡插队,而三宝的志向却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家老的犟,小的更犟,结果父亲犟不过三宝,遂他愿让去了云南。临行前,父亲忙活了几天,赶做了2只木箱,给弟放衣物。弟逝世后,这2只木箱从云南托运回沪,父亲不让进门,叫人放到马路上烧掉了。

    第一次邻居聚会后,我向庄花的二哥披露了与其妹的恋情。他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三宝去云南前,曾收到庄花的大哥从江西寄来的信,我父亲认为是这封信坚定了三宝坚决不肯回家乡插队的决心,结果把小命丢了。他们家则认为,也是由于这件事,是横在我与其姐感情发展中的障碍。

    其实,我了解我弟,在那个时代也算一个热血青年,并非受某个人影响,而是受到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影响。

    其实,这件事也不是横在我与庄花的姐姐感情发展中的障碍。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有此事。
    从那间小屋出来的次日,隔壁老太即玉兔母亲在她家门口问我有朋友否,我说没有,她说不要骗我哦,如此反复问了4、5遍,搞得我很难为情,仍答复她没有朋友,我知道她问我的目的和想做的事,希望借助其一臂之力,然而此后并无音讯。
    自以为是聪明人却不了解老人的处事方法,这种事情她必定会去问我家大人,不可能使用年轻人采用的方法,安排我俩谈朋友。如果是这样,那么,注定不可能有回音。父亲对老艾度有成见,由此而影响我们两家的关系。
    唐山路公平路的路口有2幢房子,房主钱德馨50年代初死亡,其2个老婆亦先后故世,到了90年代,其子女为这2幢房子的遗产继承打起官司。在几个当事人中,有1个是小老婆生的女儿,其聘请我当她的诉讼代理人。
    打这种官司,首先要证明身份关系,即证明我的当事人与钱德馨有父女关系,而在户籍档案中查不到这种关系。因为,解放后废除纳妾,小老婆带着女儿住在外面不在一个户口里,而本户的户口簿里婚姻状况一栏是空白的,未写与钱德馨是夫妻关系。
    当事人说其父有2个老婆亲友都知道,并提供了1个证明人。由于钱的亲属在解放前去了香港,仅存少数在上海并健在,这个证明人是钱的远亲和同乡,与本案其他当事人(大老婆的子女)亦熟悉。
    我便让当事人约好时间找这个证明人谈话。
    证明人是年愈8旬的老者,身体尚健,提起他的阿德哥顿时眉飞色舞,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地讲起与阿德哥交往的事情,说他有一次去王家沙(钱的产业),阿德哥请他吃饭,晚上住在钱家彻夜长谈。长篇叙述竟忘记说起要他作证的事。看他是文化人,要他写份证明材料,其欣然应允。后来看了那份证明材料,通篇讲的是他与阿德哥儿时的往事,临末才提证明的内容,只有寥寥数行字,不过亦已达到我的要求。
    此即为老辈人的乡党情节,放到城市里类似邻里中一起长大的儿时小伙伴的关系。
    庄德与三宝同年,庄德小月生是70届分在上海工矿,三宝大月生是69届一片红去了云南。此2人心灵手巧,趣味相投,从小玩在一起。庄德跟着老宁波从小学会修钟表,现在家里摆满各种老式钟表犹如小型博物馆,电视台曾上门摄制专题片播放。其爱好书法会刻印章,中学尚未毕业,工艺美术厂来招他因家庭成分而落选,其入党却在1975年。后来,庄德以全区第2名的成绩考进公务员,任区委办公室秘书,在处级调研员任上退休。
    小时候,庄德与三宝是伙伴,我与三宝是兄弟,自然我们三个时常在一起,尤其外出游玩总是结伴同行。当年轻人一个个远走高飞,弄堂里只剩下老头老太,我和他还能经常见面,虽然其亦为工作狂以厂为家,但比起在外地的朋友见面机会还是不少的。
    在弄堂内只与他谈过工作和理想,涉及我人生的几件大事(此为后来归纳的)皆和他说过。文革期间已经不读书了,却对他说高中想考师大附中。华政招生简章出来后,拿给他看想和他一起去考。后来,我准备出来当律师,在路上碰到也告诉他。
    就是这样一个亲密如兄弟的朋友,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当时若让他传个信,他是不会问理由的。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败笔。
    记性好,过目不忘,即使仅为一面之交。
    和平饭店原经理戴天民带我去其老战友家,诓称带女婿来拜访,领导夫人端详着我,我亦觉得她面熟。拜访未谈房子事,临走才将信交给领导。闲聊时,老戴称领导夫人“小贾”,我便确定小贾即19年前来过我家的贾主任。1962年,二姐被确定精简回家后仍每天去单位,贾主任是上门做父母工作的。我未向老戴求证,但后来得到求证,证明我的记性不错。
    有一次,为路局科研所的案子去内蒙出差,单位派人随行。出差中有的是闲聊时间,闻知随行的老宋曾任路局直属通讯段总支书记,而二姐曾是该单位的总机接线员,便说起当年铁路精简和贾主任上门家访的事。宋说贾是人事主任,其老公是分局党委书记。
    别人说我记性好,自己并无感觉。回想过去的事,脑子里自然浮现出图像,我不过按图像陈述而已。并且,我的记性在3、4岁前最好,随着年龄增长反而退化了。至今记得被人抱在手里的事情。四婶婚前上门时抱过我,其再次来便认出她还记得她当时惊喜的样子,而堂妹仅小我2岁。住在大姑家,往来的亲友很多,只要见过一面从未搞错过,更不用说自己的生身父母了。母亲仅去过大姑家1次,仍记得她当时抱着我眼泪汪汪和站立的位置。其来过不久,大姑父即从乡下带来1个小男孩,其缘由或许因为母亲舍不得,或许因为我养不家。
    也许,此即传闻中那种早慧的小孩吧。
    69弄有3个出口,1个朝北站方向,另2个去四川北路。去四川北路的1个出口紧挨着1排花园洋房和1条柏油路。这里地势低,夏天下雨就涨大水,雨水没过膝盖,便穿着木屐鞋来玩水。平时则在此打弹子,刮香烟牌子,滚铁圈,有时与小伙伴玩,有时1个人玩。玩乏了便躺在柏油路上,枕着书包仰望天空,不想过去也不想未来,而是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躺在地上的小男孩就是我。后来,每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看着芦苇丛瑟瑟作响的苇叶,望着旅行途中脚下的路,面对办公室的墙壁,不想过去也不想未来,只是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这个站着、坐着和正在行走的人就是我,周围的存在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个我也是真实的。
    过去的已经过去,往事不可追;未来的尚未到来,不用去想也不必去想,想象往往与实际不是一回事。
    小学戴红领巾前,对门的小六子说我要当中队长了,他去教研室听到干老师对代课的谭老师说让我当中队长,在干老师生病期间,我第一批戴上红领巾,却什么长也不是。一次从瓦砾中捉到1只蟋蟀,兴冲冲地带回家,拿出来一看,装蟋蟀的纸袋被咬了1个洞,里面是咬碎的纸屑,蟋蟀却不见了。征兵虽体检过关却没当成,读大学虽被推荐却过不了体检关,恢复并筹建铁路分局工会时,我作为标兵龙头的代表是候选人,却因眼底出血而病假了。我与庄花的恋情也是如此,仅差一步。愈是祈盼的事情,在向你露出灿烂的笑容后突然地掉头而去;愈是不想或未想到的事情,却莫名其妙地不期而至。看上去十拿九稳的事,往往亡于其一,并且这其一的概率远远大于其九。后来,我对那些已经传闻纷扬的好事,一概采取逆反心态漠然视之,并把它当作不好的事,当作不可能的事,生怕过于热情而将它吓跑了。未来的事情,只有亲眼看到才是真实的,在其未来之前,布满虚幻和诡谲,充满了无穷的变数。
    我祈盼民主、自由和法治,又生怕这些未来的好事被我的热情给吓跑了。
    庄花:

    我感到现在给你写信和寄诗似乎很不合时宜,就以此信和诗作为我们之间全部故事的大结局吧!
    不必讳言,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两情相悦的往事。我以为我对于这段感情是真心的,凭感觉认为你也是真心的,我们之间不存在感情游戏。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感情付出只有一次,已经付出的就无法再收回转赠给他人。我已经付出去了,因此,这一次的付出对我来说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最终未能走到一起,但我的付出同样也收获到一份真情,因此,这份情对我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也正因为刻骨铭心,所以时常想起不会忘记,所以,我给你写信和寄诗。这么做仅仅是怀旧,仅仅是对青春年华的留恋和回忆,我别无他意。

    我们未能走到一起全因我的缘故,我曾向你二哥讲起过,然言未尽详。我们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就以信的方式尽展其详,并籍此记录下我的心路历程。
    1981年3月我考进了铁路法院,在此之前我是在南翔上班的工人,我想我们的故事在此之前也许已经开始了吧!我至今不清楚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的,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被注意。感情的发生很微妙,电闪雷鸣轰轰烈烈固然是大场面,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也是一种意境,我性喜恬静淡泊。之前我的不作为是因为不愿让心仪的人今后对我失望,在状况不改变时我不可能作为。因此,当我进入干部编制并在党校学习结业后,我想有所作为。
    大约是3月底即潇潇出生的数天后,我去了你大哥住的那间小屋,我是有目的去的,我想请他约你出来,约会地点也想好了即诗的起首所述。那天我看到你也进过那间小屋。这次与你大哥的谈话,现在想起觉得有些滑稽。我始终没有说出我的来意,却又觉得你大哥的话都是针对我藏而不露的来意,话到末了我最终放弃了此行目的。他对房子问题的一番牢骚话,直接理解为教我此时不要轧闹猛添乱,便接口讲了我对房子问题的看法。前些时候我和你们兄妹一起去玉兔在松江的别墅,闲聊时你怪怨你哥当初不该对我谈房子说他是农民,其实他讲的是他的房子,我想的是我的房子,两者根本对不上号。当时你哥刚返城正面对一家3口无处安身的困境,那时房子也是我的心病为此自惭形秽并且神经高度敏感,我只顾想自己的事情,一点未体会你哥当时的心情,把他对房子的一番牢骚话完全理解错了。
    从你哥的小屋出来心里不痛快,我想我的房子问题又不是你哥所面对的,要面对也是我和你的事,如果双方认为房子是第一位的,说明我不具有此条件,也就没有相互交往的可能,如果感情放在第一位,对包括房子在内的其他困难由我们共同去面对共同去解决,但这总得让我们自己来谈这些问题,你哥并非当事人何必操心。以上想法是我回家后睡在床上才想到的,如果我当时就提出,可能会消除我们谈话中的误会,我的以上想法你哥应该会接受也会给我帮助的。

    小屋的这次谈话,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其后果如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故事尚未开始,帷幕已经落下”,并由此影响我与你哥多年的友谊。当时我认为,你哥在这件事上不肯帮忙够不上真朋友,而以我的性格,这种事情没有他的帮助牵线,我真不知从何入手,当时我确实需要朋友的一臂之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对你二哥讲过。那天在我大姐家看见桂华和我姐在说话,她们谈什么我是一无所知,却偏偏只听到那句话。对被人称之为癞蛤蟆我颇感意外,并非自我标榜,在单位里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才子。在69弄让我心虚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与我毫无瓜葛,于是我的第一反应是将这件事同你联系起来,同2天前的小屋谈话联系起来。此时我对你的感觉,是觉得你好奇怪。我这样误解你很不仗义。如果有了第一次约会,不可能有此误解;在确定约会后出现此事,我会当面问你,除非你不愿赴约此事才可能成立。
    事隔多年之后,我时常会想这个问题:如果当初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当初我们有机会单独相处当面交流,事情会怎样呢?青年男女恋爱交往的前景要么终成眷属要么分道扬镳,分手后也会有两种心态,或积怨对方或友好相待。我们住在一个弄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处理不好确实十分尴尬。这首诗的第二节是我当初设想好的与你交谈的内容,也想过这层关系,诗要考虑韵味只能取其意,原来设想的话准备这样讲:我们先交往一段时间,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在此期间要保守秘密不要让弄堂里晓得,你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我都会坦然接受。但是,一旦公开了即表明双方已作承诺谁也不能反悔,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背信弃义。反正我是不会当叛徒的。这些话虽然没有发表的机会,但是从之前相互关注的情景看,事实上我们已经作出了承诺,没有通过语言行为而是通过相互注视的眼神流露出来。以后的情况表明,你已遵守,是我首先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我所听到的那句话确实令我恼火并遭一击,我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有一种被人作弄的感觉,自视天鹅的人即便是嫦娥仙子此时我也不屑一顾。而当我知道真相时已经在我谈朋友之后了,此时我与别人介绍的朋友即我的妻子认识刚满一个月,已无退路可走。一是无法再面对你。我认为我们之间如果存在两情相悦的情形,那么这种感情自始至终是纯真的,与你好怎么可以再与别人谈朋友。这年的5月1日,我大包小包出门弄堂里都看到了我以为你也会知道,与别人谈了又回头找你岂非脚踩两只船,你也不是让人可以随便挑选的。二是我不愿再伤害别人。我是在遭逢情绪打击,心情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去谈朋友的,别人介绍是甲或乙均无大碍,只要人家看得上,就是没有遇到我的妻子,换个人的结局和过程都是一样的。
    我的妻子和我同年,我们认识不到一个月我已上门见了其家人,从第二次见面后,我们的节目就是在市府大礼堂看电影,由此被推介认识了其单位同事,甚至还认识了她小学里的小姐妹,我突然变卦总得顾及对方的感受,我不愿伤害别人。认识4个多月我们就领了结婚证。谈朋友时,我没有那种火花迸射磁铁相吸的感觉,婚后的生活也是平淡的,几十年过来总体上我们之间是和谐的。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家庭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那些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不过是被艺术化的人和事,几千年来流传过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就算有真人真事,占人口比例的绝对值也是寥若晨星。对于时下影视剧里表演的爱情故事我不会去看,总感觉做作太假,只有张爱玲小说《半生缘》改编的影视剧是看完的并被感动。
    生活就是这样一路走过去。我们之间的往事被翻了过去。一切归于平常。谁会再去想那些事,偶尔想起最多一点遗憾而已。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在分手后也不会翻开他们过去的一页,何况我们连一次对话也没有。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也没发生过,那一点点的感觉不过是我的主观臆想,是虚无的幻影,于你而言根本不存在,对我来说完全是自作多情。
    我们之间似乎是有过那么一回事,我们之间的故事似乎并没有结束,问题似乎是出在你的身上。也就是我这头已经平息,你那头却没有平静。

    从1981年4月之后,从我对自己的生活作出抉择之后,我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走自己的路。我也想过你今后的人生道路。当时你还年轻,以你的自身条件找一个出类拔萃的对象绰绰有余,我想你会很快找到的。我接触的女同胞不多,在所接触的女同胞中我觉得你是优秀的。我的心目中你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我脑海里永远保留着那对镜梳妆的情形,你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形成默契,每天早晨你把小镜挂在自家的外墙上,我从井上提水过来与你迎面相视,为了多看上一眼,我是故意去提水的,而家中的水缸又能装几桶水。你善良正派,心灵手巧并且不贪慕虚荣不嫌贫爱富,不然怎么会去注意69弄的一个穷小子呢?许多年之后,我还认为你是一个痴情的女子。此外,据我所知你在农场已经入党并在复旦学习过,因此,凭你的人品和政治文化素质找朋友应该不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也是我在1981年5月对自己生活作出选择时想到过的。但是,你在这方面却迟迟不见动静。
    我不会忘记那一幕。有一天,我回家探望父母在弄堂里与你迎面相遇,我看见了你掩面而泣的表情。这一幕令我震撼,原本以为我们之间仅是互有好感而已,我没想到你会陷进去并且陷得很深。仔细回顾以往的点点滴滴,又发现自己何尚不是如此呢?我们同处69弄,相遇相见是经常的,以前不算,从那个特定的时期开始,心里总是萌发一种想看见你的冲动,从你的眼神里去捕捉我需要了解的信息,当四目注视的时候,我体味了什么叫心有灵犀什么叫心领神会,那种慑人心魄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我们之间虽然从来没有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语言交流,但是我却感受到了男女相恋的最高境界。为此,那时我会刻意关注你及你家人的言行举动,会很自然地总是联系到自己身上。回放思想的镜头,我也发现你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时往往是不加掩饰的,很有可能你的家人早已知道我们之间的故事。我与你父亲称不上忘年交,但在69弄是有交往的,他与我谈过你们的家事,讲过你哥在江西的情况。有一天我在塘沽路碰到他,他招呼我过去为他照应一下地摊,他要把修好的钟给人家送去。依你对自己父亲的了解,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在69弄能与其交往的下一辈小孩为数极少,我则是其中之一。198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傍晚,我在东新民路遇见他,你父亲满面笑容地招呼我,问我做啥去并拍拍我肩胛说:“小wei蛮好”,当时自我感觉你父亲已认可了我。若干年后,我将此事告诉你二哥,他认为我疑神疑鬼好比寓言里那个丢失斧头的人。我不怀疑自己的感觉,因为在我结婚后我同样感觉到你父亲对我态度的明显改变,路上撞见也不招呼好像从不相识(我是招呼的),我不知道在什么事情上伤了他。你母亲是看着我长大的,也是在1981年的某一天,我在井上洗衣服,你母亲在我面前对人评价其两个女儿,我感觉是讲给我听的。在我结婚的那天,请亲友邻居在弄堂里办了几桌饭,我也留意到那晚你家空无一人灯是关着的,我想起了一句诗:“婚礼正在进行中,而新娘却不是你”,我猜测你是不愿意看到这一场景吧!
    回想往事,有时是甜蜜的有时则是凄楚的,我只顾自己一时的义气用事,轻率地放弃曾经令我梦牵魂绕苦苦追寻的那份真情,我这么做不仅背弃自己的诺言,也给你造成伤害,而你当时根本不知其中缘由。我这一生做过许多错事蠢事,有些事至今令我汗颜羞愧,此事可称之为最。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对你有负疚感,但是已经晚了,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改正的机会。我只能从内心深处衷心地希望你尽快地把我忘掉,把我们之间的那些事忘掉,尽快地从感情的泥沼中走出来。我希望你幸福,希望你的天空永远都是一片湛蓝。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已无能为力。我只能以最决绝的方式将旧情割断,从你的视线内消失并将这个决心写在脸上,即使偶尔遇见也是满脸冷漠想让你知道我不想看到你。
    但是,我依然想看到你,看一眼也好。当69弄老房子还在,每年还能遇见几次,老房子拆掉后,我想此生我们恐怕无缘再见了,只能在梦中了。说句不庄重的话,我确实在梦中见到你,我在诗里使用梦牵魂绕的字句都是真实的。在与你及你家人没有联系的20多年中,我依然想看到你想知道你们的近况,我是从玉兔那里不露声色地探听消息,他与你大哥经常联系,我便提出搞个邻居聚会。在组织第一次邻居聚会时,玉兔来电说你们姐妹俩也想参加,这消息让我兴奋了几天。如果没有邻居聚会,今生今世我们真的无缘再见了,如果没有邻居聚会,也就没有了那些诗和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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