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首页 -> 小说文学 -> [长篇]一个右派的自传---此文献给失去的妻子 -> 正文阅读 |
[小说文学][长篇]一个右派的自传---此文献给失去的妻子 |
| 作者:peace_bar |
|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
本书的作者名叫张先痴，目前生活在成都，这本自传由于种种原因此书未能出版，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作品，于是我们选择在天涯上发贴。 |
|
精神上的创伤有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不会收口,它将永远痛苦,永远一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48年前的1954年,我们三十多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年轻人,来到了川北重镇南充市 。 这三十多名男女青年人中,我是男同志中年龄最小的,刚好20岁,女同志中则有一个名叫胡君的最小,她18岁,是四川长寿县人,原来在西南军区保育院当保育员。包括邓小平贺龙李达这些司令员政委的适龄小孩,都在她所在的那个保育院里就读,为了对这些功勋显赫的领导人的子女负责 ,保育员在部队的女同志中百里挑一,不论出身经历、文化素质、谈吐仪表都得经组织人事部门层层把关,严肃审查,这些道理不言自明。 我和胡君这种“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蒸蒸日上的年轻人,在部队急需文化知识的情况下,怎么会突然“淘汰出局”,当时不谙时事的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曾深思。一年以后,在一份向全体干部宣讲的中共中央十人小组文件中说,凡有海外关系,或直系亲属被杀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不得接纳入党……(原文记不清,但大意不会错)。我以前在电台当报务员,绝对属于要害部门 ,胡君为高级首长“保育”革命接班人,其工作性质也接近“要害 ”。我们两人的父亲都是在1951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被枪毙了的,但我们并没有对党怀有以后所指称的“刻骨仇恨”,两人都是虔诚的青年团员(现在叫共青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都虔诚地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谆谆教导,事实摆在面前。在光芒四射的中央领导人中,又有几个是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他们难道不是“道路可选择”的实例么? 五十年代初期的部队里,男女同志间谈恋爱虽未明令禁止,但绝不会得到赞许,通常组织上以“不得影响工作”给予婉言劝告。虽然国家颁布了婚姻法,规定男性20岁、女性18岁即可登记结婚,部队则有“8年以上的连级,6年以上的营级,4年以上的团级”即军龄和军阶相结合的结婚条件限制,但只限男性军人。因此30岁左右的大龄男青年未婚者比比皆是,其中也有吊二话的说这种军龄和军阶仅仅对男同志的限制是“不平等条约”。和我一起转业的同志中最少有20个这种想找老婆的“迫不及待份子”,有的竟在我耳边悄悄说：“18岁的胡君是组织上(在五十年代这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按结婚年龄给你配了对一起分到南充来的。”这些话也确实撩拨着我那颗青春萌动的心。 胡君能歌善舞,十足的窈窕淑女,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流露出的是纯真和坦诚,说话的声音轻细而柔和, 像哼吟的小夜曲一样令人陶醉,我对她几乎是一见钟情。我躁动不安的目光一有机会便在人群中寻觅她的身影,看不见她就仿佛自己身上缺了什么“零件”似的不自在,随时随地想出各种理由以便能在她面前站得住脚。在学生时代,我也曾和一些女孩有过些似爱非爱朦朦胧胧的交往,并在心中暗暗定下某某某是我的女朋友,甚至和几个铁哥们交流该“女朋友”的“动向”,曾有过费尽心机去接近“女朋友”的历史经验,也喜欢在“女朋友”面前海阔天空滔滔不绝,显示自己才华出众以赢得她的好感。但喋喋不休中绝对没有勇气说出“爱”这个梦寐以求的关键词汇,上述经历证明,我实际上从来没有进入过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我们这三十多个转业干部,住在南充地委党校那空荡荡的校舍里,等待分配工作单位,偶尔也有地委派来的干部给我们介绍些农村情况,空闲时间比较多。那年头我爱好文学,暗自里以诗人自诩,行装里少不了几本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拜伦伊萨科夫斯基 ,这些书里洋溢着的青春活力的诗句,便成为我在胡君 面前滔滔不绝的重要话题。加上她也有这方面的爱好,也愿意和我交谈,从言谈举止中,我似乎感觉她对我也有点好感。但我并不愿意在人众面前和她过多的接触,心害怕万一追求失败被人嘲笑。 她和我们称呼为颜大姐的同志同住一间宿舍,那天,我瞅见颜大姐走出校门,估计宿舍里只有胡君一人,便找了个借口敲门进去和她聊天。她拿出一本影集给我看,上面贴着许多亲朋好友的照片,我特别注意那些青年男子的照片,总担心他们是否已“捷足先登”。动辄以戏谑的口吻问上一句：“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她说不是,在我这样指着照片问过两三次以后,她红着脸小声说：“我没有男朋友。”这时我的心跳得扑扑地响,可就是没有先人毛遂的勇气进行自荐,说出那个关键性的词汇。 “ 明确关系” ? 第二天,我取出那本《普希金诗选》,翻到那首题名为《我爱你》的诗页,夹上我刚刚写好的一张便条,上面表达了我对她的仰慕之情,邀约她今晚八点在她宿舍楼下的拐角处相见面谈。她应约来到,我们站在一株小树下,那年代谈恋爱的关键词汇叫“明确关系”,意指男女双方明确了恋爱关系的事实存在。年青人性子急,我迫切的希望她对这个关键词汇表明是与非的态度, 要求她对我给那张求爱便条作出明确的答复，她就是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用大拇指甲在树干上刻划,这时己到了熄灯就寝的时间,我只有带着失望的心情和“也许是默认了”的自我安慰躺到床上去辗转反侧。 第三天她分配了工作, 安排到南充专区人民医院,她悄悄对我说叫我送她去报到,我简直求之不得,心中暗想,莫非她想借这一行动向未来的同事们显示“名花有主”?这似乎又进一步证实了我那“默认”的自我安慰并不荒唐,一种甜滋滋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和她都是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一床被子和两套换洗衣服便是我们这类革命者的全部家当。我背着她的小背包,意气风发的跨进了医院的大门,恨不得在门前大呼一声：“我是她的男朋友!” 她到二楼办公室去办理手续,我在楼下守候着她的“全部家当”,直到把她送到她所住的集体宿舍里安顿下来,我才离去。 五十年代的干部都得遵守服从组织分配这个原则,南充专区下辖七个县,我最担心把我分配到那些距南充市较远的县,当然能分到市内就更好。总算上帝保佑,第二天宣布我被分配到距南充市最近的南充县,当时的南充县级机关设在距南充市约30华里的龙门场, 县上安排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 那年头汽车很少,龙门场甚至连公路都没有,到南充市还得步行十多里才到达渡口,再坐小木船渡过嘉陵江,上岸后再走十多里才能进入市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胡君常常相约在各走一半路程的渡口处相见,然后在沿江的小道上并肩散步,潺潺的江水伴奏着我们的情话绵绵,和所有热恋中的情人一样,她送我一程,我又转身送她一程的难舍难分,一直送到黄昏笼罩，渡船停开,我俩才依依惜别。 南充市的四周,除少数几个郊区乡镇以外,其余广大乡村都属于南充县管辖,其中嘉陵江两岸分别占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我上班不久,全国开始实行粮棉统购统销,这是一个新政策,要全体干部下乡去向农民宣讲。像这类全党一起抓的工作被称为中心工作,县级机关绝大部份干部都被分配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应该再次向仁慈的上帝致谢,我被分配到距南充城最近的一个乡中的最近一个村,而且不需要坐渡船过嘉陵江,从我所工作的木老乡第二村走石坂路到南充市内,按我当年迫不及待健步如飞的速度,四十分钟就能出现在南充专区医院的门口。但是,我确实是一名循规蹈矩令组织上放心的干部,我决不会在工作时间未经上级批准去探视朝思暮想的情人,如果我这样做,即便组织上没有发现,我会见的胡君也会鄙视我,认为我是一个对组织不老实的人,因为她也是一名循规蹈矩令组织上放心的干部。组织上多次用革命领袖列宁的名言教导我们说：“要当党的驯服的工具。”我也心甘情愿地去当驯服工具,深害怕各种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突然冒出来干扰了我的驯服。我写出这些,也并不担心21世纪的青年人会嘲笑当年的我们像“原始人”一样简单愚昧,因为历史事实如此。 尴尬的拥抱 当年在农村工作是没有星期日这个概念的,除了县、区级机关装有电话以外,乡政府连电话都没有,更不用说我所在的这个只配有一个干部的小村子。我们只有靠密集的情书往返来表达相互的思念之情。她的钢笔字写得还可以,从这时起,她偏要从我给她的信笺上学习我的字体,乃至若干年后,我开始写作投稿,同一篇稿件有一部份是她替我抄写的,即使是很熟悉的编辑朋友也分辨不出是两个人的笔迹,这是后话。 胡君在城市里工作,她能享受星期天的假日休息,便常常到乡下来看我,当年的农村十分封闭,一位城市姑娘的到来简直像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头熊猫般稀罕。我的窗口上布满了一双双姑娘大嫂的好奇目光,虽然她穿的只是一套褪了色的旧军装,头上梳着两条单纯的小辫子,那年头的汉语里似乎还没有发明隐私权这个词。事实上我们还从来没有触摸过对方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虽然我给她的情书可以大胆地用吻你二字替代流行的此致敬礼作为结束语,真正要付诸行动,那还得给我身上注射若干剂量的“勇敢素”。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恋恋不舍的时间太久,天都快黑了,她才想起要回去,我就取出手电筒,以应付那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我俩走到市郊都尉坝时,道路变得宽敞平坦,在卿卿我我的情话中,在茫茫夜色地掩护下,我们才在行进途中,第一次依偎在一起。我情不自禁地对她说：“你还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你爱我。”她低声回答我说：“你还要我怎么样,未必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这是货真价实的一句顶一万句,字字叩击着我的心弦,令我激动万分。我飞快地转身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她却从我的怀中挣脱。几个月后,当我们的关系己发展到亲吻自如时,我问她为什么那晚上不让我拥抱,她回答说：“把我吓坏了。”可我却一直弄不懂怎么会把她吓坏,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发明电视的缘故。 |
|
异 类 婚 礼 当胡君十分严肃地向我转告了组织上的忠告后,我便怏怏离去。 我并没有直接回到龙门场县政府所在地,而是回到我每次到南充都住的一家设在禹王后街的简陋旅馆,因为经常住,服务员对我己很熟悉。 我锁上房门,独自一人伏在床上痛哭流涕,我想不通组织上为什么对我进行这种精神虐待,我知道组织谈话在胡君心目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为了给胡君留下思考的空间,我噙着泪水给她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回顾了我与她的相识相知和相爱的历程,有“嘉陵江边那一连串急切的脚印”,有“医院大门上印着我期待的目光”“我将把这一切作为我生活经历中最为美丽的篇章,珍藏在记忆的相册里……”。我要求她不要为了我牺牲她的锦绣前程,在信的末尾,我痛心地写道：“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 我所在的民政科有一项重要工作,即处理人民来信,我们有一位事必躬亲的老科长,在我诀别信寄出三天以后的一个清晨,这位老科长照例坐在办公桌前拆阅当天送到的人民来信,当他拆开其中 ,读完了第一句以后,他知道他做错了一件事。他把写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当着一般人民来信拆开了,信上头一句话写的是： “亲爱的先痴：读了你的信,我的心碎了……” 这一句话,在我看来,它不像是人类的语言,而更像天使的声音,直到48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仍然是那样栩栩如生,光彩依旧。 在胡君不计后果地坚持下,我们的结婚报告终于批准了,我到南充市找她商量结婚的事,仍旧住在那间简陋的旅馆里,相拥相吻之中,我感情冲动,曾要求和他作爱,但被她拒绝,理由是还没有拿到结婚证书,由此不可低估那薄薄的一张纸在她心目中的重量。 我见过些五十年代革命同志的婚礼,似乎其中也有某些可以咀嚼的味道,这就是结婚者的背景和婚礼的规模气氛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如果是科级以上的干部结婚,必有县级领导出席讲话,祝愿这对新人携手并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奋斗。一般干部只是主持讲话者的级别高低和出席婚礼的人数多少的变化,其它如分食象征甜蜜的糖果,表演些俗不可耐的找新娘新郎逗趣的所谓节目则千篇一律。而那类不为组织所器重的“另类”人士的婚礼则一切从简。从我内心来说还真害怕那所谓热气腾腾的婚礼,让胡君去忍受那些善意的拆磨。 我的婚礼对我来说可以称之谓如愿以偿,但并不是刻意制造的效果,实际上多多少少有点封建社会违抗父母之命私下成婚者而受到冷落的味道。十多位我请来的宾客,稀稀拉拉地围坐在会议室那张大条桌的两侧,桌子上放着一个热水瓶和两盘糖果两包香烟,没有一位副科长以上的领导赏脸屈就光临,也没有欢声笑语,仅有一两个凑趣的声音要求我俩谈一谈恋爱过程,谈或者没有谈我已回忆不起。总之,这个结婚仪式的气氛只是在婚礼和丧礼之间的档次,反正30分钟以后,她就成了有夫之妇,我就成了有妇之夫,那年我21岁,胡君19岁。 我们这对新婚夫妻不仅没有自己的一间房,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张床。这在今天看来几乎十分荒唐的物质基础,在当年却是普遍存在。因为我们头脑中对私有这个病毒有防范心理。结婚那天我正在距离县政府最近的小龙乡搞中心工作,婚礼完毕便带着新娘回到乡政府,在一个不知是谁的房间里,也不知是谁的床上,更不知是谁的被窝里,渡过了我们的洞房花烛夜。 我俩都是生平第一次和异性发生肌肤之亲,印象最深的是田野里鼓噪了一夜的蛙呜声,此起彼伏,彻夜欢呼,似乎是上帝派来的合唱团,为我们这对纯真的夫妇高唱颂歌。 |
|
儿 子 1956年初,南充县人民政府迁到了南充市内的中心区,当年的机关还未恶性膨胀,县级机关的各部门,全部人马也只容纳在一幢五层大楼内,而且毫不显得拥挤。政府在大楼左侧,党委在大楼右侧。 这时的胡君已怀孕在身,她的编制仍在专区医院,只是上班和住宿都搬到新近成立的地专级机关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这是一所将地专级机关下属各单位的文化教员都集中在一起教学,学生也集中在一起上课的夜校。胡君是语文教师,学校除了给她分了两间房以外，还给她分配了两张床和桌椅板凳之类的简单家俱,这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虽然家里的“装备”都属于公家。 因为怀孕带来的生活不便,就将八妹临时交给胡君的一个同事的姐姐代管,食宿都在她们家里。那时南充有一所公安军官学校,培训省内公安部队的一些初级军官,其中有几位是我昔日的战友,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都带着八妹四处游玩,八妹则为他们表演些在幼儿园学会的歌舞节目,令这些单纯的军官们喜笑颜开。 现代人又将难以置信以下这个事实,即我虽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并不是每天下班都可以回到自己家里,而仍然得住在单位上的集体宿舍里,只有星期六下班后才可以回家住上一晚,并为这一晚设下专用词汇叫“过礼拜六”,除非你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可以每天下班后回到自己家里。哪怕我的家就在距离我的单位不足一华里的咫尺之内,而我们都十分自觉的遵守这个不近人情的制度,别说当代的年轻人,就连生活在今天的我这个70老翁,都怀疑当年的我是不是智商有问题。 1956年初夏的某一天,共青团支部组织团员到南充丝二厂去参观,并和厂里的工人进行联欢活动,下午5时左右,我们才从30里以外的丝二厂步行回来,在大门口,收发室的同志递给我拆叠成火柴盒大小的一张小便条说：“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胡君的一位同事写的,她通知我说胡君己到医院生孩子去了,条子落款的时间,则是前天的日子,我顾不得这类“时差”问题,在门口大叫了一声：“我当爸爸了。”便向专区医院跑去。 我生平第一次进妇产科病房,印象最深的是病房里那一堆堆血浸的草纸和空气里饱和着的血腥味,胡君显然正生我的气,她坐在病房门口的一张小板凳上,眼睛则盯着地上的一团泥土,听着我反复向她解释,因为外出过团日,我十分钟前才看到那张被粗枝大叶的收发室忽视了的便条,没能及时赶到医院来。胡君知道我不是撒谎骗她,但还是做着一副生气的样子,甚至我问她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她也不理不睬,令我十分痛苦,也十分尴尬,只好默默地离去。 第二天中午上班不久,科里的一位副科长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老婆打电话来叫你回去啃鸡脑壳。”按南充人的习惯说法,这句话有取笑丈夫的含义。即妻子坐月子喝鸡汤,丈夫专啃鸡脑壳,我认为是这位副科长在取笑我,仍旧办着手边的事,他见我毫无动静,便再一次地说：“不是和你开玩笑,胡君真的打电话来了，说她已经出院,叫你回去一下。”这回我深信不疑,便向这位副科长请了假。 这时我们的家己搬到了莲池幼儿园,那年头的中国人很笨,不知道居室可以弄成什么一套二一套三,前两年因其落后而被淘汰的福利分房制度,当时作为先进事物还没有开始怀胎,至于胎期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诞生,我因为以后在劳改队也不得而知。总之,我们这个家就住在一间偌大的教室里,因为家庭设备的简陋,“家”只占据了这间大教室的一个角落。在这个角落里的一张床边,坐着胡君,她怀里正抱着我们的儿子,他的小手小脚还有证明他性别的小鸡鸡。我瞅着孩子仿佛在自我欣赏地说：“真乖！”睡着的孩子真乖。 按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请一个乳母来乳孩子,我便对妻说：“请一个乳母好吗?”胡君立刻回答说：“不,我要自己喂他。”其口气的坚决似乎是为了捍卫她乳孩子的权利,我看见胡君用手指轻轻抚弄着孩子的眉毛,我伸手抱过孩子,在他的小脸上亲了又亲。 我们给孩子取了个张浪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当年风行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影响。 |
|
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位老人家的关心和祝福，你们的点击和回复是对他最大的安慰，因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个时代里的点点滴滴。 整部书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每一章的故事都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本文中提到的人物大多是真实姓名，并且作者在写作前也已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
|
误 入“文” 途 有一天,我在《四川日报》上看到一则征稿启事说,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将创办一个名为《草地》的文学月刊,并开始征集稿件。我十分高兴,便写了一篇在凉山当兵时的经历,名为《金沙江边送别》的散文寄了去,没想到很快地便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出来,不久编辑部来信告知说，他们已将我的40元稿费寄到了南充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让我去取,当时我还不知道市上有这样一个单位,后来总算找到。 文联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收到稿费后一直找这个作者,因为这篇稿件的内容涉及军队,便到军分区通过宣传部去了解, 军队也不知道有个张先痴,正准备把这笔稿费退回去。说着在递给我稿费的同时,还给了一页南充市文联的会员登记表,希望我填写后加入,这番盛情,当然不应拒绝,这样就算进入了文学这个圈子。 我从小爱好文学,在湖北恩施读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我父亲带我到图书馆,替我办了一个借书卡,推荐我看少年文库中各国童话的专辑,印象最深的是我每次借书还书都得踮起脚尖才能够得着那张桌柜,小时候挨打的原因最多的也是看书,我住在楼上,吃饭时母亲在底楼餐桌前叫我,我应声回答：“来了!”可是这时手中那本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岂能丢下不管,就在这最后几分钟里,母亲已轻声上楼来到我身边,我除了挨一巴掌外还被拧着耳朵来到餐桌前接受兄弟姊妹们的嘲笑,我边吃边哭,只是事隔五、六十年,记不清这泪水是为书中主人翁的命运或者为我的不幸而流淌。 所以我母亲一直担心我会变成个书呆子,我母亲是南京人,说一口南京话。我不会说任何一句南京话,但是我如果用南京话说“书呆子”三个字,其发音吐词绝对纯正,因为她用这三个字骂我骂得太多。 我在凉山当兵时便立志写作,为丰富生活素材交了一些彝族朋友,从他们嘴里掏出来不少彝族民歌,我整理了30首左右,有一次省军区派了一名叫蒋楚平的摄影记者来到我们连队采访,我从其中选了几首请他带到成都给四川日报社,后来音讯杳无。不久,我偶然发现,四川日报陆续发表了这些彝族民歌,署名为楚平,下面加了个辑字,似乎也顺理成章,我想补充说明的是五十年代的稿费比21世纪的稿费低不了多少。 在《草地》上刊出我那篇稿件后,对我的鼓励很大,我便把蒋楚平没有带走的那部份彝族民歌寄给北京的《民间文学》杂志社,不久也刊出了一部份,寄来稿费几乎是每行一元,当收发室的女同志把汇款单交给我时,对着这笔当时认为十分巨大的数字,她发出了“我的妈呀!”四个字的感叹。 我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 又开始创作一部题为《一朵巍峨的白云》的叙事长诗,这首诗的内容是以彝族的一个民间传说为基础,采用我比较熟悉的彝族民歌风格写的,当我写了一百多行的时候,《草地》编辑部派遥攀(潘克廉)来南充组稿,他来我家找我时,我因事外出,胡君接待了他,交谈中他顺便看了这首诗的前半部份,当即留条给我表示赞赏肯定,叫我写好后即寄他们的编辑部,两个月后我便寄了去。 1956年,中央提出“百家争呜,百花齐放”的口号,年底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通知要求,参加会议者要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南充专区大约有十五六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我被编在诗歌组,在会上我一言未发,因为在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中,我的确也算不了老几,同组的孙静轩、流沙河一直在闪闪发光。会上聆听了巴金沙汀等老作家的报告很受启发。 回到南充后,市文联要组织一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在决定传达人选的时候,没想到大家一致推选的竟然是我,根据我的年龄和资历,根本不应该由我来担任这个“出头鸟”。 1957年3月或4月,我的那首五百多行的长诗在《草地》杂志上发表,我用稿费买了一部自行车,那个年代买自行车可能比现在买卧车还要风光,在县级机关的干部中,我是唯一拥有“私家车”的人,因此也可列为“首富”。 |
|
山 雨 欲 来 胡君的老家在长寿县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在那里她受着传统习俗的影响,认为家务事应该由她做,即便是搓洗一条小小的手绢,她调皮地说：“我喜欢看你读书写字的样子”。在家里,我除了偶尔抱抱孩子,只好当“懒汉”一个。她产假满了不久,因八妹和孩子均需照顾,胡君工作又忙,家里便请了一个保姆。为了居住的方便,单位上买了一床农民晒谷子用的大晒席立在这间教室的中间,将它一分为二,保姆和八妹住在隔壁。 我当兵时,在凉山生活了一年多,积累了不少素材,便开始动笔写我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凉山恩仇》。总之我们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家庭, 像一艘开足马力的航船,在平静的海面上,向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前进着。 1957年的春天,正如《人民日报》当年的一篇著名社论的标题《不平常的春天》说的那样不平常,共产党将开始整风,要求各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社论号召说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态度之诚恳着实令人感动。 小时候,我家里长期订有一报一刊,即上海《大公报》和一本名叫《观察》的杂志,《观察》杂志荟萃了一批学者名流,解放后定名为爱国民主人士的基本作者队伍,如储安平费孝通等等,我偶尔也囫囵吞枣地翻一翻,内容似懂非懂,作者的名字到记下了几个。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读到他们给党提的各种意见,想到这些人解放前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奔走呼号,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精英,现在为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而坦诚直言,其铮铮忠骨令我佩服之至。 我当然不知道如此沸沸扬扬的各种意见只是“阳谋”的一个阶段,(我过去不知道汉语词汇里有阳谋这个词,只是在《人民日报》另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著名社论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依稀记得是：“有人说这是阴谋,不,这是阳谋。”我才知道这个词的经典意义),这个让大家帮助整风,“言无不尽”的阶段的名字叫呜放阶段。既然有第一阶段,必然会有下一个阶段,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篇也是十分著名的社论,题目是《这是为什么?》,社论告诉善良的人们,有人在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当然它预示着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只有“被迫”还击了,事实上整风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我将它暂时定名为还击阶段。 我在过去写的一篇题为《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的文章中,曾提到南充县兵役局的王局长,说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是个好人,这个好人交给我一本党内机密文件,名叫《四川工作》的期刊,这是党的区委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阅读的重要文件,我是非党员,我们民政科里有党员科长,他不交给他而交给了我,因为局长已去世多年,这也许是一人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给我的理由是这本《四川工作》上登有一篇当年中央分管复员军人工作的傅秋涛将军的一篇重要文章,但是我在阅读中还发现了一篇更重要的文章,依稀记得在这本期刊中题名叫《鲨鱼浮出了水面》,后来列入了经典文献定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心意思是呜放中那些心怀叵测的提意见者像深潜在海底的鲨鱼一样,终于在大呜大放中浮出了水面,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我看了之后除了要求自己谨言慎行之外,又作为机密告诉了和我一起到成都参加过省创作会的名叫寇某某的朋友,他是一位中学教师,参加过国民党,有点历史问题,我担心他惹麻烦,叫他也谨言慎行,没想到给我自己惹了大麻烦。在以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率先就此“泄密”问题对我进行检举揭发,给了我致命一击,这也是后话。 在北京沸沸扬扬热闹了多日以后,四川省甚至南充市也开始各式各样的座谈会,邀请具有各种头衔的社会名流进行“知无不言”。某日,南充市委宣传部组织文联的成员参加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我也有过一段简短的发言,其中有几句关于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问题的话,可能涉及到些非主流意识。没两天《四川日报》在并不显眼的位置用并不显眼的标题报导了这次座谈会,报导在引述诗歌组组长张先痴的发言时,这篇报导的作者,四川日报驻南充记者站站长杨庚虎对我的原话进行了拔高,增强了原则性。因毕竟事隔四十多年,我已记不清文字内容,但却记得我看到这篇不实的报导后,曾给这位站长打了电话,认为这种篡改是不应该的,他在电话上解释说：“一两句话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呜放阶段各抒己见嘛,你看人民日报上那些意见多尖锐嘿嘿嘿……”一笑了之,我把他奈何不了。 此时的胡君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不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天候”变化。 |
|
封 闭 学 习 21世纪的现代人对封闭学习四个字一无所知,如果我对它进行一番解释,说当年的封闭学习就是将参加学习者禁闭起来,不准回家也不准亲属前来探视的学习。他们或许对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作法不可思议,然而五十年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不可思议之中。那时有一本十分流行的纪实性文学读本,书名就叫《把一切献给党》,我读过这位类似保尔的英雄人物写的这本传记似的作品,也曾用他的精神来激励过我自己。 现代人也十分强调什么生存权,自由权,如果把一切献出时,单单把这两样“权”留下来不献出,那就不能称为全心全意,不叫大公无私,甚至不够资格当“驯服的工具”。因此,组织上安排你参加封闭学习,你想也不会想到不让你迈出大门一步,是限制了你的人身自由,相反那时我们的想法是,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关心,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前文在谈到1955年内部肃反时我就“封闭”过十来天,1957年暑假,南充地区所辖的几个县的中学教师共数百人都封闭在南充市小西街师范学校的校舍内“帮助党整风”,负责领导这场整风的南充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为推动学习,还办了一份名为《整风简报》的八开小报,胡君被临时抽调到该办公室工作, 像胡君那直系亲属被杀的政治背景,按常规她是没资格进入这种“准要害”单位的,能够进入不外是三个原因：一是医院毕竟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单位,除了医生护士之外,其他各类人员均具有“闲杂”之嫌,“闲杂”人员去参与这类与医疗无直接关系的闲杂工作,合情合理；第二个原因胡君参军时是一个不足15岁的高中学生,转业后专区医院的孙院长(据说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对她印象很好,曾一度安排她分管人事工作；另外在刚刚结束的地专级机关内部肃反的封闭学习中,胡君一直在办公室整理被审查者的材料,这个新成立的办公室和那个办公室一脉相承,继续留在办公室也顺理成章。除了上述这些带有技术性的原因之外,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应该是那是在反右斗争之前,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那么紧的岁月,对胡君这样的人还有一点弹性。 参加南充地区首批整风学习的这些中学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许多都是文联会员。像文联这样的单位,也就是以后曾被权威所判定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这句话甚至可以直接演绎成“滋生右派的土壤”,以后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演绎并非无稽之谈∶南充文联的成员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 当年《人民日报》上大块大块文章批判着的邵燕祥王蒙刘绍棠不都是些青年作家吗?这些封闭学习中的文联会员,有人登高一呼说：“市文联有一个以张先痴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一句话第二天就成为《整风简报》上以特大字号出现在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紧接着在中学教师中凡认识我的人都要对我进行检举揭发,以表示他们和我划清了敌我界限。已经被揪出来的右派份子,或者自愿、或者在外力推动下,他们被迫交待是我在幕后指使他们进行反党活动,个别的甚至“揭发”我指使他去干了什么什么,而这一切几乎全是些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莫须有。我因为属于县级机关,此时并未开展整风运动,从组织状态上看,我似乎还是局外人,这种背对背的所谓检举,为嫁祸于人者更减轻了心理负担。 胡君在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每期《整风简报》她都会带回家里,我自然会读到这些关于我的“新闻”,我对胡君说∶“这几乎都不是事实” 。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胡君安慰我说：“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又说：“领导上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任何一个妻子也不愿意看丈夫那张愁眉苦脸。 |
|
好友的意外 胡君在西南军区保育院工作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叫黄代玉(事隔四十多年,这名字都有点模糊了),黄代玉那美丽的微笑,曾多次在胡君那本珍贵的相册上展现。巧合的是,黄代玉父亲和胡君的父亲一样,也是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有了这一背景的巧合,他们就同时由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显然是同一政策执行的结果而并非巧合了。这位比胡君大一岁多的美丽女孩被分配到成都某单位。 如前所叙,保育院的保育员是专门给高级首长带孩子的,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还有陪首长们跳舞的“第二职业”,后来伴舞的范围扩大到苏联专家和著名战斗英雄之类。这批保育员的身材脸蛋等外观素质条件不言自明的非同一般,黄代玉更是这一批年青漂亮的女孩中的姣姣者,她对胡君几乎是无话不谈,亲如姐妹。 黄代玉在某次伴舞中,结识了大名鼎鼎的西南军区战斗英雄刘子林,当年刘子林三个字的显赫度甚至不会低于今天的巩俐。就像古今中外流传的爱情故事一样,英雄和他搂着跳舞的美人也一见钟情,出于对英雄的仰慕,黄代玉接受了他的爱。 在“明确关系”的程序中,当然男女双分当事人都得向组织上汇报。不久,为了对战斗英雄这四个响当当的字负责,组织部门找刘子林谈话,告诉他黄代玉的家庭出身等背景情况,认为这种关系不宜发展下去。战斗英雄的组织观念肯定高于凡夫俗子,毫无疑问,黄代玉便从甜蜜的情网中坠入了失恋的苦海。唯一的原因是她身不由己地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有那样一位无法选择的父亲。 1955年胡君到成都开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时,当然得去造访黄代玉,无话不谈的姐妹肯定会谈到自己的白马王子,这时,属于黄代玉的白马王子是他们单位的保卫干事,我们都知道,搞保卫工作的在政治上肯定是打了保票的。小伙子对黄代玉体贴入微,黄代玉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之中。胡君当然也向黄代玉介绍了我的情况,临别时,黄代玉交胡君带了封私人信件给我,对她说：“我给小张的信,你不准偷看。”其实这封所谓的信只写了一句玩笑似的话：“请善待我的小妹,她怕老鼠。”我们结婚时,黄代玉也曾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并寄了一床红缎子的花被面表示祝贺。 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很难刊登负面新闻的《人民日报》,也许是为了“引蛇出洞”的需要,偶尔也出现了些非正面新闻。那天我突然发现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李策(此公后调四川日报任记者部主任,八十年代初,因工作关系我与他有过交往,现已去世多年,)写的一篇约两千多字的报道,那个年代,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非同一般的七个字：《他们为什么自杀?》, 似乎是在向社会质问，其内容竟是报道黄代玉和她的未婚夫相拥着在成都东门大桥投河自尽的事。原来二人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黄代玉家庭出身不好,不宜与干保卫工作的共产党员结婚,对那位未婚夫进行了一番劝阻,黄代玉的感情生活一再受挫,其痛不欲生便可想而知,结果便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梁山泊与祝英台。 胡君读这篇报道时泪如雨下,我只感叹了一句：“红颜薄命。”现在想来,用这个陈词滥调来概括黄代玉的死,只证明当年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虫。 若干年后,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劳改犯对我说：“说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两种,死罪和活罪。”黄代玉用勇敢地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却把那漫漫活罪留给了我们。 |
|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 小说文学 最新文章 |
| 长篇小说《程咬金日记》寻出版、网剧、动漫 |
| 亲身经历我在泰国卖佛牌的那几年(转载) |
| 噩梦到天堂——离婚四年成长史 |
| 午夜咖啡馆 |
| 原创长篇小说：城外城 |
| 长篇小说《苍天无声》打工漂泊望乡路底层小 |
| 郭沫若用四字骂鲁迅，鲁迅加一字回骂，世人 |
| 原创先秦历史小说,古色古香《玉之觞》 |
| 北京黑镜头（纪实文学） |
| 长篇连载原创《黑潭》 |
|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查看所有文章 |
|
|
古典名著
名著精选
外国名著
儿童童话
武侠小说
名人传记
学习励志
诗词散文
经典故事
其它杂谈
小说文学 恐怖推理 感情生活 瓶邪 原创小说 小说 故事 鬼故事 微小说 文学 耽美 师生 内向 成功 潇湘溪苑 旧巷笙歌 花千骨 剑来 万相之王 深空彼岸 浅浅寂寞 yy小说吧 穿越小说 校园小说 武侠小说 言情小说 玄幻小说 经典语录 三国演义 西游记 红楼梦 水浒传 古诗 易经 后宫 鼠猫 美文 坏蛋 对联 读后感 文字吧 武动乾坤 遮天 凡人修仙传 吞噬星空 盗墓笔记 斗破苍穹 绝世唐门 龙王传说 诛仙 庶女有毒 哈利波特 雪中悍刀行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极品家丁 龙族 玄界之门 莽荒纪 全职高手 心理罪 校花的贴身高手 美人为馅 三体 我欲封天 少年王 旧巷笙歌 花千骨 剑来 万相之王 深空彼岸 天阿降临 重生唐三 最强狂兵 邻家天使大人把我变成废人这事 顶级弃少 大奉打更人 剑道第一仙 一剑独尊 剑仙在此 渡劫之王 第九特区 不败战神 星门 圣墟 |
|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阅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