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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学]长篇连载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第1页]

作者:作家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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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严正

    说实在的，我好久没有这样认真的读书了，每天更多的时候，只是玩玩手机，浏览一下各个平台而已。无意中打开长篇小说连载《原谅,但不能忘记》，每一次阅读都是精神大餐，让人身临其境，欲罢不能。

    我又重温了一遍那段难忘的历史。

    于艾平先生也是我在自媒体上唯一关注的作家。

    他经历了什么，才能写的如此真实？

    毋庸置疑，在一片颂圣和媚俗的文化喧嚣中，这是近些年难得一见的好作品，一部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值得推荐，值得收藏。

    有朋友说，这是中国版的《静静的顿河》，质扑，真实，感人，震撼灵魂，苍天厚土中一曲泣血的悲歌。

    多少人屈服于那个疯狂的年代，历史的长河里奔涌的全是血和泪啊！同时我也看到了那个艰辛年代的自我拯救，只有切身感受的人才能写得如此动情。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苦难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毅志，作者就是这样生活的，也是这样写作的。

    60年代，一个“狗崽子”流落到东北大荒原上，在那里他结识了病叔、绝爷、狗剩子、漂姐、妮儿等一群盲流，和他们一起经历了洪灾、暴风、私刑、被扫荡等惊心动魄的生活。小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开了一幅人与自然、生存与命运、人性与社会规则的恢弘画卷，讴歌了生命力的激情和人格的力量。

    我是不是可以说，于艾平写的就是我家乡的事，我就住在嫩江边，看到知识分子病叔去世，我泪流满面，也跟着融入江神庙这个大家庭了。为什么心地善良的人，总是多灾多难呢？

    小说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平白质朴是至高境界（不等于平铺直叙），必须经过华丽的转身，才能达到无技巧的技巧。这种境界是急不得的，得慢慢悟和慢慢磨练，起码得有20年功夫！作者关于描写初雪的段落！有读者说可以进初中语文课本了：



    “……已是黎明时分，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披着大衣出去撒尿。飞雪蓦然而至，我又闻到了那熟悉的、沁人心肺的清冽气味。一夜之间，嫩江江心窄窄的水流，已完全被大雪从江面上抹掉。夏天是绿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大草甸子不见了，山岗、草原、江汊子全披上一层初雪，显得洁白无瑕，浓淡有致。雪在下着，积雪还不深，大地明亮起来了，人的心也明亮起来。我仰头向天，伸出手去迎接荒野上的第一场落雪，稀疏的六角形的雪片非常柔软，一落到手心就变成点点水迹。尽管北风刮起冰冷的雪花直往脖子里钻，仍旧感到一种难得的惬意，仿佛那清冽的空气已在我的内心深处扩散开来，与宁静的天空、漫舞的雪花融为一体了。我略微弯曲着身体，掏出小鸡鸡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打了一串痛快的寒颤，在雪地上画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作者运用娴熟的写作技巧，洗练的语言，塑造出母亲、小疙瘩、看鱼人、病叔、妮儿、老绝户、绝奶、狗剩子、漂姐、老头鱼等一系列性格迥异，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不同命运，细腻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折射那个特殊时代对于普通人的深刻影响，把精神的追求与人性的坚守融合在一起。病叔对孩子的关怀启蒙，临终的超然；老绝户严厉背后的睿智与温情；狗剩子自私却未泯灭的善良与人性；漂姐于绝境中的乐观与坚守，甚至连秃头和大下巴这两个反面角色，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人与自然、生存与命运、人性与社会规则，是作者多年来苦苦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力图通过这部作品来反映和探讨的人生命题。

    原谅，但不能忘记。是的，历史可以被原谅，但绝不能忘记。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应该记住，让人们都记住，让孩子们记住，让历史记住——愿历史不再重演，幼小的生命不再承受这过于沉重的苦难和曲折！因此我说，这是我读过的一部最接地气的伤痕文学，以至于读到结尾时不由发出感叹：怎么就结局了呢？怎么就结局了呢，突然没有了，好像失去了什么？因为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读者，都非常想知道其他几个主人公后来怎么样了啊？还有一个遗憾是受审查的制约，删节的段落太多，导致有些地方颇显支离破碎了！

    评论家刘喜录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到：“于艾平先生的四卷自传体长篇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的出版，是我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尽管到目前为止，其意义和重要性还远远没有被人认识到，甚至是严重低估！”

    笔者亦有同感。

    纯文学能不能很好地存在于自媒体，答案是肯定的，《原谅,但不能忘记》好评如潮，作家于艾平先生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例。
    长篇小说《原谅，但不忘记》1--4卷连载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以及帮我活过来的善良的人们。

    ──题记



    序


    野 莽

    因为一个彼此意会的秘密，于艾平这部长篇的副书名不得不被我“野蛮”地删去，于艾平很伤心，却也只好依从。所幸正式书名还在，而且是《牛棚杂忆》的作者季羡林老先生病中挥笔题写的，据说挥笔之时甚至泪流满面。作为职业读者，本书我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从头读到尾的，包括那篇作者忍不住挺身而出的“跋”。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读书态度，当读到于艾平母子在天坛公园连椅上的一段对话时，泪水终于涌上眼眶。我明知道它是一部小说，是我们这样的人坐在计算机桌前敲出来的字，但是它太真实了，真实得流血。它使我想到自己，想到那个时代无数和我们一样无辜而不幸的中国少年。那段情节诚实极了，平白而又安详，是这么写的：

    “艾平，”母亲蠕动一下嘴唇，两手捧着脸，“妈要走了，你想么？”

    “你走，我留下干啥？”我随口答道。

    “你不生妈的气吧？”

    “没事，我也走。”

    “不，你还小……”

    “妈，你又要回老家吗？”

    她望着我微微摇头，放下一只手，紧紧攥住书包。

    “想姥姥啦？” 母亲抓住自己的胸口，眯缝起眼睛，眼圈红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向孩子说清楚。尽管没有别的出路可走，还是没有勇气和儿子谈，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念头。这个想法真可怕，她不能完全告诉自己，儿子将面临的是什么，好像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只能默默地和儿子告别。然而她告别的时间越长，采取最后一步就越发困难，越发痛苦。如果说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想到的缘故。

    “妈，你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孩子。” “你冷吧？”

    “啊，不。”

    “浑身都抖，病了吗？”

    “没，只是太累了，想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那就回旅店睡，回去躺一会儿嘛。”

    “不，就在这儿。”

    “外面冷，这怎么行，要冻死的。”

    “一死，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那是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要不，你也跟妈睡，先吃点东西。”母亲低低地说着，实际上自己在问自己，她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坚定。

    “妈妈，你不能吃。”我突然明白，糖厂的王厂长不就是吃安眠药自杀未遂的吗？“姐姐妹妹怎么办，她们不得哭死！”

    母亲没有对不起儿子，走资派丈夫早已死于无休止的批斗，她独自用流血的心灵和肉体护佑着两眼迷惘的儿子。对不起他们母子的是那个年代，那个永远不能忘记、何时想起就会颤栗的年代。

    经过了四十年的思考，昔日的少年从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于艾平已逾不惑之期，儿子也正好是他当初的年龄。正如他的“跋”中所写，面对一代从浩劫中侥幸活下来的白发苍苍、生命将逝的叔叔阿姨们的催促，他不能再等，应当写了。泪水洗涤了陈年的怨恨，他撕裂伤口，用滴落的鲜血写下了这部小说。

    《圣经》上说：“原谅吧，因为他们不明白。”善良的、宽容的、伤痕累累的作者平静地引用了这一句话。这是圣哲慈悲的劝诲，人生至高的境界，作者对于历史的理解自然应当得到我们的理解。人类挂历上最沉重的一页，是从东方的墙壁上揭过去了的。逝者如斯，荒诞不再，宽容和善良是伟大的。然而我却知道，假使鲁迅来写这段非常的史话，分明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小说从一个城市的普通家庭展开，记述了中国六十年代末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在少年的眼光中，随着一句口号，一声锣响，和平而幸福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乱了，世界成了一座刀光剑影的战场。一夜之间爸爸妈妈变成了坏人，老师变成了造反派，大哥哥大姐姐们变成了红卫兵小将，自己则变成了任人欺凌的狗崽子。少年天真无邪的目光由此变得惊恐不安，迷惑不解。忍辱负重的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忠心耿耿的小狗虎子是他唯一的朋友，和北大荒的流放者一起钓鱼、摸蛤蜊是他唯一的快乐。他憎恨这人间屠场，希望永远地逃离它，但是因为课堂的诱惑，苦心的母亲却害他重又落入陷阱。

    运动中的各类人物粉墨登场，落井下石的同学，见风使舵的老师，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红卫兵，构成了红色政治最基层的主流。当然除了血腥的恐怖，也有人间的温情━━北大荒流放地的“老头鱼”、黑子，是他们为于艾平开放了一座饶有情趣的世外桃源。

    《原谅，但不能忘记》于凄凉悲怨的整体风格之中，仍没有放弃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街道上的早请示，晚汇报，市场里的背语录，跳忠字舞，虔诚的愚昧，庄严的荒诞，含泪的惨笑……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崇高与媚俗，天使与恶魔，这之间的差别只有一步之遥。毕竟是十三岁的少年，在熊熊的火焰，烈烈的血光中，却也能寻到水上的快乐。冬天的冰封的嫩江上，孩子们暂时摆脱了苦难的阴影，滑冰、滑爬犁、抽冰猴，寒风中咯咯的稚笑，与身后的愤怒的呼喊，残暴的殴打，凄惨的号叫融会在同一片苍天之下。

    显然，《原谅，但不能忘记》已经涉及到“文革”的本质，如同一鞭戒尺，警醒后人的灵魂。于艾平开始质问这场劫难，并把那个年代特有的荒谬在烈日下暴晒，无情地鞭笞罪恶，热切地赞扬美好，让读者看到极端的美与丑、善与恶是怎样生长和斗争的，用强烈的对比震撼我们的大脑。但于艾平最终还是原谅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他无法向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讨公道。而这种追讨，可能比“文革”本身更为残酷和悲哀。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做出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后，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似乎成了一个讨论的禁区，除个别像于艾平这样的作家声泪俱下的口诛笔伐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真实面目已一点点隐去。我想于艾平是对的，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且“文革”的幽灵不会因忘却而远去，它正通过国民的潜意识顽强地把病菌播撒到今天的土壤上，以至于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冤死的永远沉默，幸存的不愿染指。季羡林老先生呼吁得何等好啊：清算“文革”，深究灾难的根源，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意义太重大了，重大到无法回避的程度！

    一口气读罢《原谅，但不能忘记》的时候，我禁不住急于告诉大家，如果四十岁以上的人读过本书不动情落泪，那么就请把它退还给作者吧。而我再一次翻到书中的某些篇章时，却想到了，应该建议年轻的朋友们都读一读《原谅，但不能忘记》。无论是好奇，惊讶，还是满怀狐疑，无法相信，他们都比父辈们幸运，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了解书中那段对他们来说完全是谜一般的历史。

    所以我说，直接的、自始至终地记述那个年代的长篇，记得这还是第一部。作者的勇敢、责任心和使命感，于历史和直面人生的文学观，迫不及待的先行姿态，仅就这些品质而言，应当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榜样。生活在同一国度的有良心，明是非，记忆未曾失常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敬佩于艾平，不感谢于艾平，没有理由不打开这本沉重的小说。




    卷一《白土地》目 录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一章 山雨欲来…………………………7

    第二章 我“光荣负伤”了…………………16

    第三章 “窝里斗”…………………………24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31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39

    第六章 眼泪救不了我们…………………48

    第七章 凤凰涅槃…………………………57


    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一章 “向日葵事件”……………………65

    第二章 他们为什么不许我革命…………73

    第三章 “漏网之鱼”………………………81

    第四章 走向荒野…………………………88

    第五章 就地闹革命………………………97

    第六章 北大荒，我心中花的草原………106

    第七章 蹲宿儿……………………………114


    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一章 拉 煤…………………………123

    第二章 我对那一代人不可思议………130

    第三章 早请示，晚汇报 ………………137

    第四章 搂 草 …………………………145

    第五章 不是故事的故事 ………………155

    第六章 血的洗礼 ………………………162

    第七章 北京之殇 ………………………171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177


    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一章 邻居们 …………………………185

    第二章 换 房 …………………………193

    第三章 遭遇老头鱼……………………203

    第四章 “文攻武卫”……………………209

    第五章 救救孩子………………………217

    第六章 傻大胆…………………………227

    第七章 “小会帮助”……………………235

    第八章 编筐营地………………………242

    第九章 重落虎口………………………250
    @卡丹萨 2019-06-02 02:09:11
    继续发
    -----------------------------
    好的。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

    1966年６月，我还不满十三岁，刚刚参加过小学毕业考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家的劫难也降临了。
    我所在的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还很平静，一般说来，北京发起什么运动，波及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小城尚须一段时间，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儿宁静。我的母亲孙志刚时任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她对我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我考上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考试那一天早晨是艳阳天，朝阳把稀疏的云朵映得通红，仿佛燃起了大火。我进考场没多久刮起湿漉漉的风，晴转多云，室内变得幽暗闷热，我很快就汗水涔涔了。监考老师打亮所有的电灯，我答着试题，心里犯起嘀咕，今天的天气可能预示什么？好在试题都在复习范围之内，我答完考卷，第一个离开严肃的考场。天空下起牛毛细雨，母亲正打着雨伞守在教室门外。她一边为我遮雨，一边掏出手帕擦我脖颈上的汗水，温和地责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还有一半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试题也不迟嘛。”
    我嫌母亲磨叨，市里出的统一考题我都会，核对过一遍没发现错误，还在里面耗什么时间。站在母亲身旁的算术老师董振清不放心，询问起考题内容，我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董老师长长舒了口气，转向母亲说：
    “孙书记，于艾平确实考得不错，他准能考上实验中学。”
    母亲心里高兴，脸上依然绷着：
    “那也不能翘尾巴！”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母亲总叮咛我不要飘飘然，翘尾巴。我就是要翘尾巴，凭我的小聪明，自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上实验中学手拿把掐。不是吗？学校从小就给了我骄傲和自信。我跟父亲从哈尔滨流放到喇嘛甸上小学一年级，没几天老师就教不了啦，我净在下面扮鬼脸、出洋相影响其他小朋友们上课。我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学过大部分一年级课程，老师怎么能让我多费脑细胞呢。校长找来母亲说：
    “于艾平不用上一年级了，我们建议他直接跳到二年级。”
    我可不是吹大牛，无论在喇嘛甸小学，还是糖厂子弟小学我都是年级的尖子，有充足的精力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总是拿新计划替换老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都很认真。一阵子想学苏联的加加林叔叔当科学家，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一阵子想学米丘林爷爷当园艺家，实验出的苹果比西瓜大；没过几天想法又变了，还是学高玉宝叔叔当作家吧，写出篇“半夜鸡叫”的故事折腾折腾老地主玩。
    我一直对语文课有特殊的兴趣。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征文，题目是“同学之间要团结”。我应征的一篇寓言叫《笤帚和拖把的故事》。大意是每当教室打扫卫生，拖把见笤帚总在它前面出头露面很不服气，非要抢在笤帚前面风光一回。结果灰尘和纸屑都沾到地板上，笤帚怎么扫都扫不干净。从此拖把再不闹情绪了，与笤帚一起配合得恰到好处。由此我得出结论，同学之间要像笤帚和拖把那样团结，才能共同进步。文章写得有些牵强，也不算优秀，大概评奖的老师觉得寓意不错，矬子里面拔大个儿，让我侥幸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
    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侯字典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十岁孩子之手，来我家家访了。
    他一进门，就文质彬彬地用手指戳戳鼻梁上的眼镜，将腋下夹的《新华字典》放在写字台上，里面还夹着一些小纸条条。莫名其妙的父亲以为他来切磋学问，有些惶惶然了。侯字典清清嗓子，婉转地恭维父亲养个有“才气”的孩子之后，流露出对这篇作文的不安，若是家长出的构思，将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我的父亲于渭生是齐齐哈尔糖厂副厂长，侯字典给他面子不好明说。父亲弄明白这个戴深度近视镜小伙子的来意，笑了一笑：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侯字典……哦，小侯老师。多虑了，多虑了，厂里工作忙，我整天不着家，哪有时间帮他构思作文。”
    “于厂长，您过去不也写作么？”侯字典问。他说话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推敲，从容不迫。
    “那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他指着书架上的文学书籍对侯字典说。“小侯老师，艾平早就读过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我怕他看坏眼睛，才撵他多出去玩玩，你有时间可以考考他《水浒》的内容。”
    是的，父亲说得不错，我从小就酷喜读书。他书架上那几本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翻得滚瓜烂熟，时常给小朋友讲读过的故事。我不喜欢父亲，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驴脸，大眼梢子上的眉毛一挑很凶，仿佛我生来就欠他八百吊钱，一脸严峻，不苟言笑。他管教儿子的方式非常严厉，我动辄得咎挨他痛打。我看父亲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净拣好听的话对侯字典说，才不会撵我出去玩呢。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字写得好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人“门面”的大事，规定我每天必须写五页毛笔楷书。为让我练好“门面”，几乎不近人情，完不成“作业”可要倒大霉了。
    父亲写一手遒劲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四处帮邻居写春联、对子，赚回一片没用的赞美。凭什么非逼我和你一样呢？我可不想哗众取宠。好在父亲很少待在家里，经常出差不能每天检查作业，不出差也是很晚下班，我的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放寒假，他去广东出差，我脱缰野马般玩疯了，十多天没练一个大字，母亲谈起父亲明天回来，问我完成任务没有？我一听好悬没晕过去，天哪，就是浑身是手也补不上那六十多页的正楷字！不过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对付父亲的“高招儿”，拿出毛笔和大楷字帖一页写上一个大字，好歹填满那个六十多页的练习本，内容如下：
    “爸爸你不公平，怎么能叫儿子心服口服呢。为什么你不要求我姐姐和妹妹也练五页字？你教育我不能打别人，你为什么动不动打我？你的儿子于艾平。”
    我准备挨揍了，一听见父亲走进家门的脚步声，就躲得老远，绝对老鼠见了猫，唯恐避之不及。吃饭时我借口不舒服，拿个馒头躲进里屋躺在被窝里，耳朵却留心外面的动静。父亲喝着母亲温好的茅台酒，兴致勃勃地讲起广东见闻，根本没留意我在不在他身边。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带回来个小小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产的，不用接电线就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神奇极了！一家人轮番欣赏半导体收音机，谁也顾不上屋里的我。母亲一个劲儿不许妹妹乱动父亲带回的宝贝，我心痒难挠，真怕自己也忍不住出去摆弄摆弄那玩意儿。
    @uwfwknjeksyur 2019-06-02 08:17:33
    楼主写的真好
    -----------------------------
    感谢鼓励。

    二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
    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急她还会脱下鞋底打他两下子。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怒气全消，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
    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母亲哪里管得住，反正不管怎样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儿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中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给我机枪，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
    “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三

    父亲过来看我了，吓得我把脸转向里面，装作沉沉熟睡的样子一动不动，心怦怦乱跳。
    他摸摸我的额头，脸色很平静，掖掖被角走了出去。一连几天我都忐忑不安，父亲照例早出晚归，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凭我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事情过去了。现在想来，以一个孩子的心理揣度大人的动向何等幼稚可笑，父亲出差回来，家里家外需要处理多少事情，哪有时间顾得上一个孩子。星期六晚上，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翻阅《参考消息》，决定收拾我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着炒菜做饭，我在里屋装着写作业，看上去非常认真。父亲紧绷着脸，不露一丝表情喊我：
    “艾平，你过来。”
    “爸爸，我写作业呢。”我语气含糊地搪塞。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我叫你哪，听见没有？”
    我慢慢腾腾走出里屋，向他走去，两肩垂下，笨拙地掩饰内心的慌乱，离他老远就收住脚步。
    “你小子学会应付差事啦！”父亲从写字台抽屉拿出那本大字，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面上，翻阅着，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拉长驴脸神情骤变。“我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没出息，和你姐姐妹妹比什么劲，我要你和那些写字好的孩子比。”
    “能认出来就行呗。”我壮着胆子向前迈了一步，站在屋子当中，低低顶了一句。
    “你顶嘴。”
    “我没。”
    “你站过来。”
    我一点点往前挪动，眼睛转向窗户，恨不能躲他越远越好。
    “给我重写，”他把本子扔给我，“一个字都不能偷懒。”
    “我要开学了。”
    “我不管。”他加重语气。
    我又一点点向后挪动脚步，随时准备举起胳膊肘，以防他的巴掌落下来：
    “我写不完。”
    “你敢？”
    直到那一刹那，我的犟劲也冲上来：
    “就是写不完。”
    他一巴掌打过来，我哇的一声大哭，为的是惊动厨房里的母亲，让她劝阻父亲。我转身就往外跑，父亲早已察觉起身挡住门口，顺手插上屋门让母亲进不来了。他抓住脖领将我摔倒，踢起我的屁股，母亲在门外使劲敲门道：“渭生，开门……孩子他爸，不能这样，开门。”
    “让你顶嘴，大人说话不老老实实听着，”父亲一脚不罢一脚地踢着我，“我打死这个犟眼子！”
    “妈呀，疼死我了！”我满地翻滚哭叫，“妈呀，你快来呀！”
    “于渭生，别打啦，求求你。”母亲喊道，“于渭生，你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就撞啦。”
    父亲对我拳脚并用了。母亲真地撞起门板，咚咚直响：“小艾平，往床底下钻。”
    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爬起来一头撞向父亲，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反抗，趁他惊愕之际一个鱼跃钻进双人床下。父亲反应过来，伸手抓我的双脚想拖出我，我奋力一蹬踢开他，爬进最里面的墙角。真得感谢这张加宽的铁双人床，四面带铁棱的床底特别低，父亲高大的身躯钻不进来，每每成为我的保护伞。父亲气急败坏地找把笤帚往床底乱捅，他捅东边，我躲向西边，他捅西边，我躲向东边。小小的身躯老鼠钻进地洞里一样游刃有余，笤帚头怎么都差一点点捅不到我。父亲拉开屋门插销，跑到走廊里拿拖把，企图用它捅我。
    母亲抓住拖把与父亲争夺起来，火了：
    “于渭生，你干什么，冷静点儿！”
    “你放手，我治治他的毛病。”
    “教育教育就行了，你真跟孩子置气吗？”
    母亲夺下拖把，将父亲推进屋里坐在床上，我看到两双脚各踩在床头的一边。
    “我一打他，你就护着。”父亲说，“还怎么教育孩子？下次我不管了，你来管。”
    “我不是不让你管，你手太重。”母亲气得直掉眼泪。
    “不打掉他的犟脾气，这孩子将来准吃大亏。”
    “那也得一点点来，他还太小，打也不是教育的好办法。”
    出去玩的姐姐妹妹回来了，姐姐一进门就说：
    “妈，吃饭吧，我饿了。”
    响起放桌子、摆碗筷的声音。
    妹妹问父亲：
    “爸，我哥呢？”
    母亲说：
    “让他出来吧。”
    父亲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态度，默许了，母亲俯下身子叫我：“艾平，出来吧，向你爸爸认个错，吃饭。”
    “不。”我嗓子哭哑了，舔着从嘴角上流下的泪水抽泣。“妈，我渴。”
    我不出来，怕余怒未消的父亲看我哪儿不顺眼，又得生气。我躺在床下哭着，用肮脏的手擦着眼睛，弄得脸上乱七八糟。母亲叹了口气，倒满一杯温开水放在床下，拿出一块凉席塞进来，她的声音带着亲切的温柔：
    “铺在身下，儿子，水泥地凉。”
    我喝过水，听着饭桌旁的说话声睡过去，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母亲又要和父亲忙活着搬被褥，掀床板，把睡成死狗的我抱进里屋。
    考完实验中学，我彻底放松了。
    为准备考试，母亲足足关了我一个月“禁闭”，一放学就不准离开家门一步，突击复习算术。我记得很清楚，算术一直是我的弱项，天知道董老师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算术题，我对那些阿拉伯数字毫无兴趣，也得耐着性子吃他加的“小灶”。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那一个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我自己的话讲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去学。核对过考题，我有底了，一股脑儿将讨厌的阿拉伯数字还给创造它的上帝，跑出家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这期间母亲要去黑龙江省党校学习，她也想让我考完试后放松放松，临走前叮嘱我不要离开糖厂大院玩耍，听爸爸的话别找挨揍，再没多说什么。



    四

    我的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二十里，嫩江四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爱国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拗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刮大风，地名源于达斡尔语“天然的牧场”。清初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末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厂”。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区的龙沙、铁锋、建华三个区以及市郊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它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这都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怪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
    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要说童年印象深的莫过于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了，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的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多么香脆可口，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四十万吨，砂糖总产量五万吨左右。正和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其它工厂一样，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两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煅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作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家属区有几条一模一样的街道，职工、家属也大都熟悉，差不多同一时间上班下班，相互打着招呼进进出出狭窄的胡同。
    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儿，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煅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
    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儿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儿。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对一切事情都极为好奇，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凡是和他接触的孩子，一下子就会喜欢他，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十张普通的牌子。
    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五

    那些日子，父亲总是坐立不安，闷闷不乐，下班后给我们做好饭菜就独自喝酒，一个人守在家中听那台德国造的收音机，一晚上都不说话。
    东北人管收音机叫电匣子，父亲的那台德国造电匣子今天看来绝对是古董，那时候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令我的同学都羡慕至极。他们一放学就找个借口到我家来转转，无非想央求我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糖厂职工绝大部分都买不起收音机，外界的消息一般都通过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传进大院。孩子们若想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小说，得赶快吃上几口午饭，聚集在喇叭底下抢占有利位置，竖起了耳朵等待着，一站就是仰脸朝上待半个钟点，等听完小说连播节目再回家填饱肚子。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糖厂俱乐部━━那座大仓库一样的建筑物，它是白土地人的娱乐中心，是“大道小道”消息的传播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日后我一家人与众多走资派的悲剧，以及造反派的丑剧、闹剧、惨剧、滑稽剧、幽默剧、荒诞剧，无不在这里一幕又一幕轮番上演，既令人惨不忍睹又啼笑皆非。
    父亲的额头上满是刀刻般的皱纹，眉宇聚成“川”字，困惑不解地听着晚间新闻。广播里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什么“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园……彻底批判“三家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是何等好哇！”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一场大政治运动即将爆发的信号，宣传的目的意在制造革命舆论，让每个人的头顶都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我希望听点儿别的新闻节目，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没劲极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忧心忡忡，北京发生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反常使人奇怪，连督促我练字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了！我哪里知道，全国范围内已涌起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小小糖厂绝非世外桃源，无一例外难以幸免。
    父亲心事重重，脸上的神情惴惴不安，好像预感到某种威胁正逼近身边，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对我“撒手放鹰掌”了，这对他的儿子反倒最好不过，我受宠若惊，心花怒放，母亲在家是决不会允许我整天在外面疯玩的。
    糖厂是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夏天甜菜无法储存，入冬才能开机，化冻时节就停机检修设备了，一到夏天大部分厂区人影稀疏。那年６月间厂里发生一件怪事━━锅炉车间经过检修试炉串水串气时，大烟囱里冒出来的竟是白色烟雾！那烟雾化作白茫茫的粉尘飘落下来，初雪一样覆盖大地，之后便再不融化了。一夜之间，无论生产区还是家属区都变成白土地，一片洁白纯净，人们走出家门跟踩在大雪地上似的，一步一个黑白相间的脚印。说也邪了，那烟雾落下的地方全是厂区，一墙之隔却泾渭分明──院里的厂区是白土地，院外的菜社依旧是黑土地。于是，流言蜚语立即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迷信的老辈子暗地里议论纷纷：
    “三伏天见雪是不祥的预兆，恐怕要有祸事了！”
    好在接连下了几场大暴雨，将地面上的白霜冲洗得干干净净，白土地又变回为黑土地，这件怪事才告一段落。



    二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在床上盼着母亲赶快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早晨膝盖却肿成个小馒头，疼得我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咬紧牙关，面对父亲严厉的审视。“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块皮，哼哼什么！”
    “缝了三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妈呀妈呀”喊着疼痛，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背起我向外走去。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里的医院拍张Ｘ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那时候市里的２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背着我走四里地才能搭上电车去齐齐哈尔第一医院。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感觉视野那么宽阔，我变得高大无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和别的孩子打架，他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背妹妹遛弯倒是常有的事，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他背过我，那是在医院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走来，一边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真重男轻女，干吗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他背着走向２路电车站。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腰间，脑袋伏在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的络腮胡茬儿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父亲的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没走多远脊背就汗津津的了。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作痛，打起瞌睡。父亲往上顿了顿我，轻轻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跑过来问长问短，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吗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分散我的疼痛：
    “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当时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口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给我回去……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背起他接着撤退，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枪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过于严厉？”
    “有点儿。”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父亲回过头，微笑中闪出一种严酷的神情。“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皱着眉头仔细倾听，竭力想理解他说的意思，好全部记住，但非常吃力。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从没见过父亲的眼里，含了那么多柔情。尽管那时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拍过Ｘ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过一剂止疼针，又开了些消炎药，等拆过线就没事了。



    三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与日俱增，下班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换药端屎端尿，酒也不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凝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整天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的战斗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得轰轰烈烈，死得英勇悲壮。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喜欢业余时间写东西，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一时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全民除四害”的运动里，自己开张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儿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撵麻雀的锣声、敲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声震耳鼓。父亲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苦干了三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记“生死簿子”，没事找事。父亲回来后痛心疾首，但已经既成事实，他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要把小说抛出去，不知道还多流放几年呢！我为母亲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没准把手稿保存起来，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母亲没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难以幸存。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说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母亲赶快归来，无聊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总是保持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围起一条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儿，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甩掉上面的肥皂沫儿，那神态非常滑稽。我模仿他的样子刮过一次脸，一点儿都不好玩，一不留神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三章 “窝里斗”


    一

    父亲的这张致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字报，堂而皇之地贴在大棚中间，三张粘在一起的白纸从棚顶一直拖到地面。他的落名于渭生三个大字分外潇洒，我那么熟悉。大字报是刚刚挂在铁丝上的，我注意到糨糊还没有干。大棚里静悄悄的，没到午休时间，很少有闲人，只有看棚的叔叔守在门口，他的目光向我投来，漫不经心地扫过又转向别处。
    父亲的大字报题目是：“孙志刚同志苦大仇深，是个好党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父亲起这个题目时一定煞费苦心，四十六岁的人，饱经沧桑，遇到事情却孩子一般六神无主。他急来抱佛脚，竟相信“苦大仇深”也是一把保护伞，能帮助妻子遮风挡雨，渡过难关。
    我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心情，上级党组织一律被冲垮砸烂，还有什么主心骨可依靠。长年的宣传、教育、熏陶，使他们像避雷针把雷电引入地下一样，导入俯首听命的深渊，早已失去了内心的自由，坚信不疑党就是组织，组织就是党。党可以指挥枪，就可以指挥政策、法律、工作和生活，况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是党的儿女。连一个小学生做作文都明白“党”这个字的重要性，不管写什么题材一定要在结尾写上：“听毛 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老师准给你打高分。党高于一切，是大脑，神经中枢，你是她的四肢、手臂和腿脚的延长，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必动脑执行就是了，否则为什么人人都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设想一个人心灵中连私字的闪念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是，人的脑袋明明长在自己肩膀上，却从没有独立思想过。许多我父亲那样能以血肉之躯反抗那场浩劫的老战士，临死之前还留下血书，诅咒发誓自己绝没有过私心。
    母亲向来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该说的从不多说一句，不像父亲喝多酒，七百年的谷八百年的糠都抖搂出来。母亲持有大多数人的观点和报纸上的看法，当大多数人的看法改变时，她的观点也会随之改变，即所谓的“随大流”。她常常总结经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历次运动挨整的，都是些直来直去的炮筒子。言多语失，你把话憋在肚子里烂掉，实在憋不住就放个屁，别人还能扒开你的心看看是红还是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不以为然地反驳母亲：
    “都你这样，人不就憋死啦！”
    父亲的大字报大意是：孙志刚是从小讨饭长大的贫雇农女儿，我和她从战火中走过来，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作为丈夫我最了解她。二十年来孙志刚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我相信她是好同志。如果她执行了错误教育路线，请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孙志刚理应诚恳接受。奉劝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纲上线，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给她个机会改正错误，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的观点有理有节，一个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父亲也有阐明观点的权利。但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没人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他的心声。父亲无异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他的大字报一下子变成引爆群众积怨的导火索，直接造成自己的死因。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先是为父亲喝彩，他真是个敢仗义直言的丈夫，使人感动，讲得痛快淋漓。我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凭什么污蔑她是坏蛋。她曾是个战士，可平常连鸡都不愿杀，遇到要饭的总留下他来吃一顿饱饭，吃过饭再给人家带上些东西。接着我又想起母亲劝过父亲，千万不要跳出来引火烧身，父亲却公开出面为母亲辩解了。我本能地感到他这张大字报要出问题，脑子里闪过个主意，撕下来向母亲报功。
    我隐藏在两排大字报中间，扒开道缝隙窥探，看棚人去门口和熟人聊天了，正好下手。又进来一个女人，我缩回手，沮丧得要命，外面刮起大风，风钻进大棚吹得大字报哗啦哗啦响，那女人专心致志看大字报，根本没注意一个孩子干什么。午休时间就要到了，我急得额头冒出汗珠，用凳腿压住大字报的一角一蹭，哧啦一声头顶上的纸张撕裂开来，整条铁丝都摇摆晃动。大字报落在脚下，还有一块纸头留在上面。我摆出无意间刮掉大字报的假相，揉作一团揣进怀里，肚子鼓鼓胀胀像个孕妇，抱起凳子顶着肚皮朝外走去。迎面碰上看棚人，他擦肩而过时看我一眼，我做贼心虚地加快脚步，见他走进棚内撒腿就跑，没想到膝盖疼痛难忍，只得又扶着凳子一点点挪动。
    “小孩儿，站住。”看棚人大步追出门口，扒开我的衣襟，展开揉成一团的大字报，抬起眼睛盯着我。一个孩子玩的小把戏怎么能瞒过成人的眼睛，他看到父亲的大字报被偷，立即断定是我干的，厉声问道。“偷大字报干啥？”
    我被钉住一样，吓得心揪成一团，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表情，图穷匕见了。
    “说！”
    “玩。”长这么大头一次偷东西，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吭吭哧哧说。“好玩呗。”
    “不对吧？”我的解释不能让他满意，“捣什么乱，你说实话。”
    “想卖废纸。”
    “那也不能撕大字报呀，”第二个借口有谱儿了，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习惯撒谎，脱口而出：
    “于渭生家的。”
    他恍然大悟地举起拳头，再不仅仅是严厉，几乎是怒气冲冲吓唬我道：“好啊，小兔崽子，我告你爸去！”
    我如遇大赦，落荒而逃。


    二

    一个孩子闯了祸，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病。
    我弄巧成拙，像个霜打的茄子，一回到家里就装起病来。母亲以为我不舒服，摸摸额头不热也没在意，她整天心事重重地写检查，顾不上我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看棚人会告发父亲的。那个年代是告密的年代，人人都为了表现自己去告发他人，揭发告密空前盛行，成为时代的风尚。我偷大字报的行为，比淘气闯下大祸还厉害，自己竟敢做出这等事，实在是个大错误。我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同时又感束手无策，提心吊胆等待着事件的爆发。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父亲下班只字没提他贴大字报的事，只对母亲说，那批被他们撵走的化工学校实习生又杀了回来，看情况要掀起运动新高潮。他和后勤科谈过主动换房的事，准备从前院搬到后院的一间半房住，腾出大房子给人口多的工人家。母亲认为父亲做得对，一家人安安生生，房子大小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空气里弥漫着危机和隐密的冲突。祸已经闯下来了，有什么办法补救吗？当然没有，毫无办法。母亲下午去办公室交检讨书，回来时神色大变，做饭时手都颤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但感到发生不幸了。父亲铁青着脸走进家门，气氛很沉重，母亲在厨房里炖上菜，到小卖店为父亲打酒去了。父亲没鼻子没脸冲里屋喊道：
    “艾平，你过来。”
    我一听他叫腿都软了，慢腾腾走到外屋，装傻卖呆：
    “爸，干什么？”
    “把脊背转过来，你干的好事。”
    “我咋的啦？”
    我垂下眼睛，又抬起头来，一面应付他，一面准备往床底下钻。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大头冲下摁住，抡起巴掌打我的屁股。我在他铁钳子般的臂膀中动弹不得，大声哭叫：“你凭什么打人？”
    “你给我丢人！”
    父亲从没有过这么震怒，这么不要命地打我，那股子狠劲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现在我还记得，他分明是在发泄某种情绪。我被打急了，小狼一样张开牙齿咬住他小腿肚子，说什么不松口。父亲一脚把我踢到床边，我就势往床底爬去，动作慢了一步，他抢上前来抬脚踩住我的腿部，拳头雨点般落在儿子身上。姐姐妹妹吓傻了，从里屋跑出来抱住爸爸的腿哀求：
    “爸爸，别打啦！”
    父亲甩开女儿，继续痛打我。
    姐姐把住父亲的胳膊大喊：
    “妹，快去喊妈回来。”
    妹妹哭着跑出去找母亲，父亲竟回手给了女儿两巴掌。我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胖打，这是他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到死我都不原谅他。母亲冲进家门，放下酒瓶一把推开父亲：“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艾平怎么啦？”
    “你别管，他惹了祸，还装病，气死我了。”父亲仍不住手，“打死，也不能留下个犟种！”
    母亲抬起胳膊护住我，父亲的拳头落在她的手臂上。
    “疼死啦，于渭生！”母亲素以善于克制为荣，是爱与慈悲的化身，极少发火，这下按捺不住喊叫起来。“你打吧，打吧，于渭生，你打死他好了，我走。”
    “你说什么？”父亲一下被镇住了，有些不知所措。
    “你再打，咱们就不过了，”母亲说，“我领儿子走。”
    “你这是为什么，去哪儿？”。
    “你管不着，这日子还有法过吗？”
    父亲一下子抱住脑袋，坐在床上，半晌才哼哼唧唧说：“你不能走，我是教育孩子。”
    “那好，我不走可以。”母亲揉着胳膊，缓和道。“我问你，为什么打他，净拿孩子出气？”
    “他偷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
    “偷……”
    “大字报是不是？”母亲平静地接上话头，“我在二楼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孩子是好心，你委屈他了！”
    “妈，我不是偷，”我爬起来，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爸不听你的话。”
    一石击起千层浪。母亲的担忧不幸言中，我们的生活上空笼罩起阴云，一场杀身之祸已逼近父亲。造反派意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父亲一时冲动，自投罗网。他那张大字报于事无补，反使事情变得更糟，招来横祸，两天之内办公楼里又换上一批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揭发他保臭老婆抵制文化大革命，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指使儿子偷大字报破坏群众运动。工作组勒令父亲停职反省，数不清的眼睛都在窥探，等着看一出好戏，这就使他处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父亲心里不痛快，回家“窝里斗”拿儿子撒气。那天晚上，一家人谁也没有吃好饭。父亲把我打得半死，母亲的胳膊打青一大块，我咬破他的小腿肚子。父亲喝掉整整一瓶六十度老白干，母亲没和往常那样劝他少喝酒，一声不吭坐在旁边斟酒，有意让他借酒消愁。
    父亲酩酊大醉，吐了一桌一地，他的下巴颏又一次脱落了。



    三

    我们离开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住了。
    父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一家人来来回回搬运一下午东西。
    我想什么叫世态炎凉，母亲最理解它的含义了。往常我们家门庭若市，熟人天天见面，遇到运取暖煤、分秋菜之类的事，没等父亲出面就有人上赶着帮忙送回家，想拦都拦不住。母亲过意不去，打发我送些礼物略表谢意，人家不好意思收，少不了推托一番：“于厂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儿活儿算什么，外道啦！”母亲不肯让人家白帮忙，非礼尚往来送过去不可，害得我再次登门放下礼物转身就跑，现在父母双双停职反省，我们家门可罗雀清冷得要命，再没谁来帮忙了。
    父亲披着雨衣，拉着手推车走在前面，母亲在后面推着车厢板，天气也像我们阴暗的心情。灰蒙蒙的细雨从早晨下起，仿佛随时可以雨过天晴，略停一停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湿透的路面不再吸水，水顺着车辙流成一道一道小溪，我们三个孩子打着雨伞，拎着抱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跟在车旁，走过糖厂大院雨后泥泞的街道，脚步沉重而又吃力。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老远见到赶快绕行，迎面撞见的人也都眼睛望着别处，淡淡打个招呼了事。我们的家具很少，只有两张双人床，两个箱子，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东西不多搬起来可真麻烦。特别是运取暖煤和木柴的时候，一旦沉重的手推车陷在泥坑里，父母的身子都弯成弓形还是拉不出来。实在不行，父亲便要我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起帮忙，一家人才勉强将车子拉出泥坑。
    我问母亲：“怎么没人帮忙了呢？”
    母亲苦笑：“我和你爸爸不都能干么！”
    我不小了，对家里的冷暖更迭已有感受，也想分担些家务，减轻母亲的压力。糖厂的人家都没有自来水，吃水需要到一百米之外的公共水房子去挑，家家户户都备下一口大缸储存日常用水。我的膝伤养好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能挑动少半桶水了。但扁担钩长，我个子矮，挑起两个桶必须卷起扁担钩，让水桶底将就着不蹭地面。扁担压得我肩膀生疼，走起道来趔趔趄趄，洒一路水才能挑回家。母亲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压坏身子骨，不让我挑，可我要显示男子汉的能力，父亲不在家时一定抢着去挑水。
    经过“大字报事件”之后，父亲很少露出笑容，嘴唇闭得紧紧的，肩膀也不那么挺直了，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的内心。我一直躲着父亲不和他说话，隔膜始终没消，几乎感受不到父爱。母亲等父亲酒醒后，狠狠数落他一番，要他赔个不是缓和父子关系。母亲说了也白说，父亲可以向母亲说不该失手，决不会向儿子道歉，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也决不会向他认错，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不原谅他，恨他不是个好爸爸，以前从来没这样恨过他。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比他高大比他还有力气，也能像他逼我那样，命令他每天练五页毛笔字，让他动辄得咎，看不顺眼，就痛打他一顿教育教育他！
    糖厂职工的生活很清贫，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就算富裕户了。一般厂领导区别于工人的标志是除三大件之外还有台收音机，工人区别于领导的标志是有能力捡碎砖块盖一座小仓房。我们的新家把一趟房东头，没有仓房，门前有一个木板障子围起的大院，院墙旁垂着几十棵沉甸甸的向日葵头。前面搬走的人家没舍得割，母亲给他们些钱，把向日葵和院墙都留下来，说等有时间在院里开块菜地，种上小白菜和大葱，秋天就不用买秋菜了。大院前有条三米宽的胡同，对面是与我们隔窗相望的平房，再往前走一直下坡儿，就是一片长满芦苇和菖蒲的西下洼了。西下洼里有一种傻傻的“老头鱼”，大肚子，黑细鳞，脑袋比胖头鱼还大。孩子们能轻易钓上这种鱼来，从初春钓到夏天，直到深秋上冻的时候为止。母亲说老头鱼身上有血吸虫，从不吃这种鱼。其实她是偏见，我吃过彬子家做的老头鱼，肉质雪白细腻，味道异常鲜美。
    安顿好新家，母亲买回一脸盆鲫鱼“温锅”，有红烧鱼、糖醋鱼片、奶白鱼汤、干炸鱼。父亲也拿出一瓶茅台酒祝贺乔迁之喜，他给母亲倒上一盅酒后，对三个孩子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哪儿？”姐姐惊奇地问。
    “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在上大学。”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怎么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学生哥哥，家长却从来没跟孩子说过？我问母亲是真的么？
    母亲点头。
    “他们是我前妻生的，”父亲有些尴尬地补充道，好像做过什么亏心事，眼睛一直望着窗外。“你们是亲兄弟。”
    “前妻是什么意思？”妹妹问。
    “小孩子不要多嘴多舌，”母亲替父亲圆场，“以后人家要问，你们就说有两个哥哥，好吗？”
    “好。”我欣然接受了。
    “你们要好好向哥哥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妈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让你们完成学业。”
    我向往有哥哥，梦想有哥哥，羡慕人家有哥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哥哥就不孤单了，省得再穿姐姐换下的衣服，和她们玩跳皮筋儿，跳方格，过家家，姐姐总跟腚虫一样跟着我，一看我和男孩儿玩就怕打架喊我回家。妹妹更讨厌，动不动向父亲告状我又淘气了，同学们都笑我像个丫头片子。况且哥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打起架来哥俩一起上，肯定没有大孩子敢再欺负我。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就更美了！


    四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母不再理睬我们，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大帽子之外，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历史的罪行要得到彻底的清算！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屈膝投降，卖身求荣，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徒，有做买卖经验，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匆匆见过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冤，浑身是嘴说不清，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儿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
    1954年，华东局派出大批军队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于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一

    文化大革命洪流来势汹汹，棍子帽子满天横飞，糖厂党委风雨飘摇，危如垒卵。
    父亲审时度势，怕这场运动可能为时很长，孩子受运动的冲击影响学习，送我和姐姐回山东老家上学，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母亲虽舍不得，未雨绸缪总没有错，还是着手为孩子打点行装了。她唯恐农村医疗条件差，给我们带上一大包药品，好头疼脑热时自己照顾自己。千叮咛万嘱咐我到老家后要听姐姐的话，不许满山乱跑，庄稼地里有蛇，一不小心咬着就没命了。父亲买好火车票仍不放心，又详细画出一张旅行路线图，让我们先到沈阳，再倒车到大连，然后换海轮驶至烟台，搭长途汽车回文登故乡。临出发前，母亲忽然想到学校就要开学了，她要和工作组说一声，时间还来得及，以免领导脸面上不好看。可悲的是母亲已是靠边站的人，组织纪律性还那么强，这也是她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欺瞒组织，连孩子回老家这么小的事都要向上级请示汇报。
    工作组头头答复母亲：“不行，孩子也要参加运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母亲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赶快去火车站退票。
    我的父亲虽有预感，开始有些不安，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政治风暴能牵扯孩子，不让走就不走，随遇而安吧。他想工作又不能工作，常常一连在写字台前坐好几个小时，一连好几天不出家门。家庭的生活宁静很快就使他感到压抑，在等待事态发展的时间里，索性率领家人搞起园田建设━━这是飓风眼里的平静。半个篮球场大的院落除留一条通向院门的小道，其余空间都在我们手下变成菜地。看得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种地是行家里手，她计划一多半地方种上大葱，一少半地方种小白菜。父亲一边用铁锹翻土，连同一些小草翻到下面，一边和母亲开起玩笑：“让我说这片住宅区哪儿是制高点，哪儿架机关枪没问题。种地不行，甘愿听首长指挥！”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吃生葱。有人糟蹋山东人爱吃大葱的习惯说：“山东棒子脾气倔，一杆子插到底都不回头。碰到山东人打架，可千万别去拉，搞不好连拉架的人都打了。只要你拿出根大葱一晃，打架的双方准住手。你问这是为什么？大伙儿都忙着抢大葱吃，谁也顾不上再打架了！”
    我们种的是带须的小葱，我用剪子贴根剪短葱须，父亲抡起镢头刨出一溜儿垄沟，母亲将小葱捋成一排栽在垄沟里，用脚拨下周围泥土轻轻踩平，我和姐姐抬来几桶水浇在地里。等浇透所有的垄沟，母亲笑着说：“用不几天小葱就会缓过来，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了。”种小白菜就简单得多，父亲用镢头划出浅浅的垄沟，母亲撒上一溜儿菜籽，埋上层浮土就算完活儿。我问母亲为什么种大葱要深埋，种白菜不浇水？母亲解释说，栽大葱埋得深是让它长葱白。刚撒下白菜籽就浇水，种子容易腐烂，一场小雨后它们就会发芽破土。
    母亲不许我出去玩了，怕非常时期惹是生非，小小的菜园便成为我的乐园。
    我天天盼着阴天下雨。
    偏偏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烈日晴空，连片云彩的影子都看不见，父亲一早一晚都忙着挑水浇向日葵和大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大葱活过来了，小白菜却没发芽，我性急起来，偷偷给一垄白菜浇了桶水。又过两天，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垄沟里大部分的菜苗都破土而出，我浇的那垄却什么也没长。经雨水一催，遍身硬毛、空心的向日葵默默地吮吸土地里的水分，长势茁壮旺盛，一棵长出两三个脑袋，有如金黄色的茶盘悬挂在空中。我觉得它真奇妙，脖子会自动跟着太阳转，早晨向东，晚上朝西，脸盘一直对着太阳从不嫌刺眼。我可不敢看太阳，想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样子，必须找块碎啤酒瓶片挡住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也没多大意思，它顶多像一轮白天的月亮！
    父亲天天闷在家里写检查，听广播，喝酒，吃大葱，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他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厄运何时降临头顶。这个军阀式的领导一大杯酒喝下去，就感叹命运蹉跎，潸然泪下，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母亲领着我们侍弄菜园，拔垄沟里的小草，给向日葵打杈，只留下它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最大的花盘。风沙沙地响着，翻动着向日葵的叶子，扬得人满脸都是金色的花粉。母亲发现我捣的鬼了，扒开垄沟给我看不听话的结果━━烈日下贸然浇水，表面的浮土板结，发芽的菜籽钻不出来全烂在土里，无怪大人非要一早一晚浇地！我求她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免得又遭一顿训斥。父亲顾不得管我了，他去厂里交过检查书，那原本忧郁的眼睛更加阴暗，额头上的皱纹更加密集，连脊背都变驼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神情严峻地买回两条鳌花鱼，打发我和姐姐带上鱼去市里理琨叔叔家串门，嘱咐我们下午再回家。



    二

    父亲和理叔叔是从山东坐一列火车来东北的老战友，两个人交情甚笃，喝起酒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每每喝到没尽兴时，就命令我去小卖店再买两瓶白酒，我便能趁父亲高兴时用找回的零钱买几块糖吃。理叔叔是齐齐哈尔市轻化工业局局长，父亲说他搞工业很有一套办法，是个“大拿”。他的爱人伊茂琳是城建局的组织科长，我叫她伊阿姨，只要一去他家串门，伊阿姨准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理叔叔一家人住在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的平房里，他还没靠边站，两口子每天按时上下班。我觉得大人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默契，理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知道父亲遇到困难了，让孩子们先陪小客人玩，等他们两口子中午回来再招待我们。
    理叔叔家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我们小小的岁数泾渭分明。那时候同学们都非常封建，一般男孩儿找男孩儿玩，女孩儿找女孩儿玩，若男孩儿往女孩儿堆里扎同学们准说他“骚干”。我不知道“骚干”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好事，再说男孩儿和女孩儿也玩不到一起。理叔叔的儿子大庆带我去逛龙沙公园，姐姐和女孩儿们唱着歌儿跳起橡皮筋：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

    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唯一的公园，它由假山、望江楼、小树林、劳动湖、儿童乐园和动物园组成，大人孩子只要买一张五分钱门票，都可以随便游玩里面的设施。
    我和大庆为省一角钱买冰棍儿吃，从公园铁栅栏的缝里钻了进去。劳动湖是一条堵死的江汊子，里面荡漾着绿色的湖水，和我们家门口西下洼差不多。望江楼更没意思，只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古不古今不今的八角楼亭。我们用省下的门票钱各买一支冰棍儿吸吮着逛开动物园。笼子里饲养着老虎、狗熊、野猪、狼和猴子等动物。我头一回见狼，觉得平常碰到它不过是一只狗，怎么都不能想象有什么危险。它们耷拉着舌头蜷伏在铁栅栏里面，只有那双眼睛偶尔闪过寒光。我们恰巧遇到一大帮人在围观两只老虎交配，我钻进人群，看到一只雌虎后腿趴在地上，前腿支撑住身子，雄虎跃起骑上雌虎的后背，颈毛倒竖，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虎啸。我担心雄虎压死雌虎，捡块石子扔过去叫道：“快打它，它欺负人！”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恶作剧搅了虎的好事，雄虎不再“欺负”雌虎下来了，我败了周围看热闹人的兴致，一个没尽兴的大人迁怒于我：
    “去去，小孩子家，看什么不好，看这个玩意儿，别学坏啦！”
    “为什么你能看，不许我们看？”我说。
    那人不由分说将我们推走：
    “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教育。”
    一听告诉家长我胆怯了，他这么理直气壮，小孩子看老虎交配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可究竟错在哪儿？我和大庆绞尽脑汁也没搞明白。我们离开虎山，又来到儿童乐园打了半天秋千，才恋恋不舍走出公园。
    中午，理叔叔和伊阿姨赶回来请我们吃三鲜馅饺子，饺子是专门从饭店买回家招待小客人的。看得出理叔叔的心情不好，神情特别严肃。可能转业军人都生性耿直，从不肯违背良心说话办事，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往常兴致好，理叔叔一喝酒便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抗战时期他是许世友将军的机要员，知道的战役讲也讲不完，仗打得比我父亲精彩多了。今天他只是间或打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很少说话。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市里只进行党政领导，理叔叔对糖厂的运动进展不太了解，况且运动已经触及轻化工业局，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和姐姐临走的时候，理叔叔回送两瓶“北大仓”白酒，让我们转告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别钻死牛角尖，喝几杯酒就过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重身体。
    下午２点，我和姐姐乘２路无轨电车在造纸厂下车，拎着两瓶“北大仓”酒走向糖厂东大门。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隐约而阴沉，似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雷声，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震动。不知为什么，一天的愉快一扫而光。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但那沉雷般的声音若隐若现，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今天一整天我都有一种预感，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否则大人决不肯让孩子独自上街。平常都是由母亲领我们去市里串门的，今天为什么早早就打发我们出去呢？着实有些蹊跷，肯定是出事了，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天高云淡，烈日当头，空气燃烧一样灼热，我汗流浃背，衬衣里面的小背心都湿透了。我和姐姐走进糖厂东大门，沿着水泥路面向铁道专用线走去，那是一道缓缓的上坡，走过道口又变成缓缓的下坡。我听到远处的响声越来越大，变成隐隐的口号，在打倒什么人？接着看到无数杆红旗冒出头来，慢慢变大走上铁道口。红旗在风中行驶，抖动的旗帜犹如涌动的波涛，有两排戴着红袖章的人贴着路边开道，气势汹汹撵开路上稀疏的行人。几十杆红旗后面，是举着无数支小红旗的游行队伍和排山倒海般的怒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前进着的喊声越来越响，可以辨别喊的口号声了。红旗的河流簇拥着一个戴高帽，挂大牌子的人，我的胸口紧缩起来，心狂跳着问自己：“他是谁？他是谁？”但我和姐姐被撵到人行道的树荫下，大人挡着我的视线，一时看不清楚。我听到口号的间歇中响起微弱的铜锣声，而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我熟悉的山东口音喊着什么。
    姐姐突然带着哭腔低低说：
    “弟，咱爸……”


    三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对我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她的话，我完全呆住了，木头一样站在那里。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讲几句话，大手一挥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装，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胶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胸口，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种惊骇已超过了我承受的限度━━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到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几个人举着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衣裤，抬着朱红色棺材，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带着白帽子、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好像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朝我微笑，那是胜利的笑容，也是绝望的笑容，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似乎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黑压压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些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有人大喊大叫：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举起手里的酒瓶，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
    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上衣的纽扣撕掉了，一只皮鞋也被打掉。又有几个红袖章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冲我摆手叫我走开，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总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无论什么事都请示汇报，跑前跑后不停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儿”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嘴角因愤怒吐着泡沫，然后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他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向前走去。在一片喧嚣声里，造反派押着父亲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走上文化大革命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眼泪涌进了眼眶。我看不见街道，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游行的人们，他们像一群魔鬼在我周围来来去去，或是一串模糊的事物，一个个相互融混。我使起性子，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四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敞着怀，满身灰尘，步履踉跄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喘息，他的脸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
    “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用一种痛感绝望的声音说。“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作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坐起来，接过碗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堆好早晨用的柴火，把炉灰和垃圾倒到外面。我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然后关上院门匆匆而去。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10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红袖章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街上时而传来脚步声和低低的话语。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
    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执行着职责，我不睡她也不会睡。闹钟滴滴答答响着，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着躺在枕头上。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实况，每当外面传来喊声，房间里就充满恐怖，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我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再没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姐姐：
    “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
    “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儿小时候比男孩儿长得高大，我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说：
    “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追上来帮腔，“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
    姐姐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衣襟拖我回家。我火了，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松开我，捂着脸颊哭了。我确信无疑把她打疼了，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这倒也没什么大不了和有愧的，我总算能甩掉尾巴星了。一直等她们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跑向俱乐部。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一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被一张压一张的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会场后面的空间里。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 语录》，伸长脖子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儿横幅：“齐齐哈尔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
     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黑压压一片，至少有三十多人挨斗。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向毛 请罪。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不久也就看惯了。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可见使人变成鬼是非常之简单的事情。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胳膊，跟随大伙儿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委屈，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自动对位，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
    “我再问你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他的后衣领揪起脑袋，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眼睛始终朝下提高嗓音：
    “这事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 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说：“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作威作福，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
    “毛 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叉开两腿收紧双肩，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骑到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是一个真正的混进党内的走资派、野心家、阴谋家，他不老实我们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一个比一个骂得凶，父亲依然沉默，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不再说什么，也无暇说什么，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决不哭叫，决不讨饶，决不哀求。
    我吓得不由闭上了眼睛，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二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她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低着头，沿着舞台边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压倒了其他的声音。“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她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再三研究，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 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其他人也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并对许多事情都回答不知道，甚至越来越不耐烦。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
    “打倒王×！”
    “他妈的，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
    “把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 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你在伪装，你以为自己的表现挺聪明，低下你的狗头！”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肩膀上，整个脸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台上台下吼成一片，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打上大红叉叉。我站在那里，心惊肉跳地感受着这种斗争场面，仿佛那被赶上台接受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一边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我所处的位置又无法看到瘫倒在地的父亲，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夜晚的寒气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四十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去上厕所。在走廊的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听见母亲低声说：“于渭生，又犯傻劲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直不起来了，脊背靠在墙上，一个奇怪的苦笑扭歪嘴唇。“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伸出一只手为父亲搓揉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忽然抓住父亲的肩膀，声音哽咽了，央求。“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呵斥：
    “磨磨蹭蹭，快点儿！”
    “你冷静一点儿，于渭生。”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她似乎有预感，这是最后一次见自己的丈夫，以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害怕，好像眼睛里燃烧着火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母亲靠在墙边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瞪大眼睛看着父亲。
    昏暗的灯光下，走廊里又阴又潮。两顶高帽向前走去，影子忽大忽小。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两人再没说什么，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远的诀别。我想等他们出来，但熬不住了，眼皮子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没有片刻安宁，眼前混乱地闪过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思考，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四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六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里面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饿得没劲教课，小朋友们饿得没劲玩耍，幼儿园被迫取消了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败的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社会必须正视这些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三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的是主人能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伯汤”，老师和孩子们都可以多吃，不要钱和粮票。“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伯汤”是一种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伯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三十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两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
    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那年过生日，母亲曾拿出二十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六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闪烁着冰冷的蓝光，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叮叮当当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电车蜗牛一样蠕动，驶得很慢，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车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三个一伙，五个一拨地追逐戏闹，沿着大下坡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
    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母亲哄我说家里晚上吃红烧肉，咱们得快点儿赶回去，路上就别贪玩了。有红烧肉吸引着我，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五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四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四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还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我琢磨着，她和母亲吃的是什么菜团，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咬了一口，好悬没吐出来，原来是豆腐渣和白菜帮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夹起自己菜汤里的肉片，妹妹也盯着肉片，叫了声：“妈……”姐姐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母亲把肉片放进嘴里，我转过眼睛不再看，母亲却把肉片咬成三块，分发进三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做错什么事似的，并不像平常那样说话，有一种迟缓、犹豫的神色。“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们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十五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四五次，况且当时的社会已弥漫着一片极左的思潮，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从同事的劝告，一心想着为丈夫分担些痛苦和不幸，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
    “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不幸的时候更要在一起。”
    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六章 眼泪救不了我们


    一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儿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儿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几十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响着，掀动着花盘下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叫个不停。它的叫声极为难听，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着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筒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说，“他回来没？”
    “没看见。”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拳头砸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你们都死了吗！”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用身子挡住来人问：“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啦？”母亲沉不住气了，“出什么事啦？出什么事啦？”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临回来前强调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生死往往在于一瞬间。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你等着瞧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早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谁也不许出门，少啰嗦。”


    二

    母亲退回家，心里乱得很，连门也忘了关。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屋门大敞四开着，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七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眼神冰霜一样冷酷，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室内一阵寂静，谁也不首先开口。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不愿意向自己承认，竭力保持着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走到外屋，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屋里挤不下，先来的人陆续出去，好让别的人进来。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啦？”母亲以女性的敏感一下意识到出事了，她把手挡在胸前，似乎想抵抗什么灾难。虽然除了一种无形的恐惧之外，她并不清楚她的灾难达到什么程度，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她停顿了一下，双手无力地垂落下来，仿佛在集中思想。“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斜眼冷冷地说，“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听我说，他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晃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种既像咳嗽，又像抽泣的声音。她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心里还是拒不承认，抱住脑袋喊道。“你们都走开，那不是真的啊！他不会自己死的，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母亲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有几个人堵在门口，不让她出去。
    “你们让我出去，抢救于渭生！”
    母亲哀哀地求道，那声音是从紧闭的牙齿缝里透过来的，仿佛下巴已经僵硬，两只手向左右张开，身子往前冲，去推堵在门口的人。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英年早逝，而她还能够活下去。她被门槛绊了一下，跌倒了，立刻有几只手把她抓住，拉她站起来。母亲的脸墙壁一样白，连嘴唇都白了，好像始终都不明白自己说些什么：
    “他不在了，永远不回来了!”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的大哭：
    “我要爸爸！”
    家里已是一片呜咽，姐姐也啜泣起来。我没有流泪，平静得不像是父亲的儿子，甚至不像一个孩子，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党分子！”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彻底划清界限，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站在门口，只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死了亲人还不许流泪，连悲痛的权利都没有！“孩子，不哭，不哭。”母亲几不欲生，弯着腰，背一直没伸直，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都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了！”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三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搁在膝盖上，望着窗外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况且这种悲惨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这个世界上既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补救！母亲强忍着巨大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好像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擦去脸上的泪水，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所有的窗口都扒着人，门前也有人踮起脚尖在往这边瞧。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街上站满了人，我们必须从人群中穿过，好些人跑在我们前面，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奔去。母亲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单身宿舍方向走去。我们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脚步就越迟缓，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
    我默默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盖着凸起的身体，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子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弯着胳膊，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三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觉得两腿发软，挪不动身子，捂住眼睛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跪在父亲身旁，帮他把身子躺好，对我们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听了以后害怕极了。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这种想法一出现，忽然有一股冷风吹进我的心里，我感觉到身上发冷，一阵冷汗浸透了全身，手脚都有些冰凉。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一个人死了也就死了，妹妹都没怕我倒怕了，真丢人现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

    四

    我放下手，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家看出来。同时我也不能理解死亡，相信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命运。我记得当时在我的心灵里产生一系列问号，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以死亡结束的生命？而我得不到答案，竭力想忘记死亡，仿佛死亡不存在似的。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直起身子，手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
    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流下面颊，鼻子和两腮都发痒，头脑怎么也清醒不过来，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嘴巴依旧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快去。”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身边，拿起他的手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衣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绵的，还有些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眉毛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意见反映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他以自杀抗拒运动，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有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抗拒着令她憎恨的势力。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办法交代，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做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还要你承担全部的政治责任！”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所谓牛棚，就是把牛鬼蛇神抓起来，关进隔离室审查，派人看管，完全失去自由），抬出来的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已不复存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的身体，我强忍着泪水站在那里，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
    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儿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做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五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打起喷嚏。母亲盯着父亲的面孔，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否经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了！”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些得意忘形，忘记已经多年没有真正的生活了！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了！”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儿。”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答应着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一边说着，一边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不好意思。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烟雾，仿佛在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下午的太阳晒得厉害，车厢里倒还凉风习习，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驶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里面停满了机车、货运车厢、平板货车、油槽车。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久别多年似的。车站出现了，就要到终点齐齐哈尔了。火车头停下来之前，车厢一直在震动，月台上忙乱起来，准备接站的人越来越多。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五口人……            
    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四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扔下我们独自走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已不复存在。他走了，走得那么早，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永恒的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儿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
    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母亲终生遗憾，如果齐齐哈尔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糖厂了！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七章 凤凰涅槃


    一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
    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三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两旁银灰色的杨树，枝条都往上拢着长，一棵挨着一棵，直插我们头顶的云天。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五脏六腑都颠成了一团。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要凌空飞跃似的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似乎整个世界都消失了，都不复存在。
    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腿上，他的身体好沉重，我没法儿让他重新躺回到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流了我一身，我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她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分明是陷在极端痛苦的心情里，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起来，醒醒……你好狠心，扔下我们不管了，叫我依靠谁呀？就这么……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坐起身，风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来，大口大口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泪水打湿我的额头。
    “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长大等孩子，我再陪你。”母亲的身子缩成一团，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你别走我求……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不信你死了我……你起来，醒醒，你回来吧求求……”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从胸腔里喷涌出来，她是在用泪水把全部的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还小哇孩子……可怎么办留下我们……怎么办我？”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用一只手不断捶打父亲的胸口。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松开我，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和大杨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抱起父亲换下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室门口。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干部，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望的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暴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怕以后空口无凭，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个电话，同意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体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二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肩膀也抽搐起来，没有哭出声音，捂着脸跑出门外，留下我看着老人操作。
    我紧闭着嘴唇，竭力止住了眼泪。
    老人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桶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非但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自己也跟着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槃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顺着铁钎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那时候，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在向他致敬而肃穆无声。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
    “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
    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波浪似地翻滚起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低沉地沙沙作响，恍如漫天撒下的纸钱。高高矗立的大烟囱，时不时轰的一下，冒出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在风中飘散、变淡。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燃烧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火焰深深鞠了三躬，我也跟着鞠了三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飞进一片光明透彻的天空中。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深切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我再一次问自己，这是不是在做梦？但是这不是梦，而是现实，比现实更真切，这是现实加回忆。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苦笑了一下说：
    “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
    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弯下腰去，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至今也不敢想象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描述那种感觉。一切都变得迟钝了，大脑里一片混乱。人到了绝望的时候，思想就会变得麻痹，我想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只记得临别，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糖厂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用肩膀靠住母亲，分担着压在她身上的过度悲哀。我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她已经说不出话，哭不出声了，只是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
    我将她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而复生，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三十九岁，姐姐十五岁，妹妹十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８月28日。


    三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直到端起饭碗我才感到难熬的饥饿与疲倦，人已精疲力竭。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姐姐说妈太疲乏了，多睡一会儿也好。之后给我们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围着桌子一句话也不说，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一家人早早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我们三个孤儿挤在一起，依偎在她的身旁，一夜工夫长大了许多！小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由于精神崩溃而造成的心灵创伤，只能依靠内在的生命力医治，还以为母亲是在休息，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儿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有了，我卷起扁担钩，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家里的人都愁容满面，轻声说话，生怕吵醒熟睡的母亲，谁也不笑，空气里弥漫着死亡的悲伤和恐怖。姐姐看母亲两天没吃东西，留下妹妹看家，去买一只老母鸡回来给母亲补补身子。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手拎一个水桶轻松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力不从心了，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她托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
    “哥，我抬不动。”妹妹憋得满脸通红，声音都压变了调，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泼洒出来，把我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我举不起来啊！”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把湿手往腰上蹭了两下擦干，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了粗粗的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煺鸡毛，我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翻起老母鸡的脖颈，撕掉羽毛，露出一段紫色的鸡皮，一刀割向它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些手软，老母鸡竟拍动翅膀，脖子缩到肩膀里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它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没等我返过神，老母鸡已昂起摇摇晃晃的脑袋，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
    “姐姐━━追鸡！”
    我慌忙大喊，扔下菜刀冲出院门，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在我后面追鸡。老母鸡没命乱叫，竟用两只翅膀支撑着身体，跑得更快，连飞带跳地跑出胡同跑上大街，我和姐姐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错误，本来应该撵它进院关门打狗，由于方法不当跟着鸡屁股追击，反倒将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再逮不住，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抓不着了。我一急眼，一个饿虎扑食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眼睁睁看着它钻进茄子地里，耷拉翅膀缩起脖子一去不复返了。

    四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疼痛。对于我来说，只有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痛苦才能稍许减轻。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
    “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
    姐姐吓得束手无策，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安宁。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应该把门顶住才对，但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起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和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我攥紧拳头，满腔软弱无力的愤怒。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
    斜眼犹豫了，那人的劝说发生一定作用。他放过母亲，又不肯饶恕了事，临走前大耍了通造反派的威风，向我们三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还不能真正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子，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信念不可动摇，甚至有些诚惶诚恐。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最悲惨的命运莫过于被组织开除了。因为小孩子心地单纯，容易相信别人，特别是大人们说的话。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五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姐姐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
    她睁开双眼，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我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摇着母亲的胳膊。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望着母亲。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她的眼珠转动了，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增大，顺着两颊扑簌簌滚落枕边，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给母亲擦去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回来了，也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儿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狂澜汹涌过去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幸福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她的心灵还将经受长期的痛苦，直至几年，甚至几十年。母亲现在所有的只是失望，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    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
    母亲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平息了一会儿，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咬在一起，怎么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了？”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撬开牙齿，能张开嘴巴了。我看着她，努力猜测着她要干什么？母亲的眼睛一连几秒钟不离开我，压住喉咙里的呜咽说了什么，仿佛在同她自己做斗争，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我听不清也听不懂，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我已经记不得父亲死后的那一整天，第二天和第三天是怎么过来的。只记得，这一夜，在黑暗的微光里，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沉。第二天早晨，她又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做饭了，我就着炒小白菜，饱饱吃了一顿大米干饭。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第一章 “向日葵事件”

    一

    母亲处理完父亲的后事，糖厂没给报销一分钱，她只想着好好送走我的父亲，把家里的储蓄都花光了。
    父亲的一百四十一元薪水原来支撑住家里的大半边天，现在当月就停发工资，仅靠母亲的六十元工资养活我们与外祖父家六口人，生活马上捉襟见肘。过去，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家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没存下多少底子，过得是典型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生活。父母月初发下工资放在抽屉里，花多少拿多少，月底还能稍有盈余。母亲清醒过来，两手空空，她翻遍写字台里所有的抽屉，连我们平常存硬币的小瓷罐都倒了出来，勉强凑够十元钱。
    母亲望着十元钱傻眼了，她既要一个人承受巨大的打击，又要考虑刚刚寡居的日子怎么过，但一切希望都已成为泡影，结局已经这样，她现在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冷静，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怎么才能重建这悲哀的生活呢？她对未来十分担忧，答案暂时找不到。眼下抽屉里只有十元钱，付过房租水电费是说什么也过不到月底的。在食品为第一需要的社会中，填饱肚子不单单是我们一家人的问题，糖厂的职工大多手头拮据，个别人的工资稍多一点儿，也多得有限。人人都以最简朴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穷是正常现象，借五元钱比登天还难。况且院子外面有人监视我们，这是一切穷困中最冷酷的穷困，也没有人敢和母亲来往，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可是生活总得过下去，人总得活下去啊。
    母亲流着泪水写出几封信，一封寄给我山东农村老家的外祖父，告诉老人家姑爷去世了，女儿无力再寄生活费赡养他们，请二老等她缓过来再说。一封寄给我上海工作的表姐，一封寄给我青海工作的小姨，请他们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帮助孤儿寡母渡过难关。
    我们的生活日渐窘迫，入不敷出，没有钱买副食品，没有钱买细粮，没有钱买豆油和青菜。母亲掐着手指计算每日的花销，一日三餐全是大饼子、炒小白菜，高粱米稀饭、小葱蘸酱油。我肚子里没油水，一顿能吃两个巴掌大的饼子，不到吃饭时间就饿得心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实在维持不到月底，母亲从后院邻居吕大姨家借了五元钱买回供应粮，总算勉强让我填饱肚子了。母亲不敢往远处想，也知道这样长期下去不行，穷亲戚不可能总周济我们，她还是一天到晚盼望寄出的信有回音。
    糖厂大院内没有水果店，只有一个卖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的小卖店。北大荒天冷，水果很少，但盛产香瓜、沙果、菇娘等特产。
    女孩子特别喜欢买菇娘，这是一种外面包着一层白皮的植物，金黄色的果实玻璃球大，十分甜。她们用一根细笤帚枝在菇娘的屁股上扎一个眼，吸尽里面的甜汁，放在嘴唇里咬来咬去，发出和癞蛤蟆叫差不多的吱扭吱扭声。再就是大院里偶尔来一个崩爆米花的老头，腰上系条脏兮兮的围裙，一身烟灰，总是忙着往手摇爆米花锅里放苞米，加糖精。然后放在炉火上摇呀摇，摇呀摇，砰的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声，吓得围观的孩子连耳朵都来不及掩，那又香又甜的爆米花便喷射进大布口袋里了。最让我们心醉的还是大院里传来的卖冰棍儿的吆喝声，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喊声，音乐般美妙。不管男孩儿女孩儿一听到这声音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出家门跟着卖冰棍儿人的屁股后面转。白土地离街里远，卖冰棍儿的隔三差五来一次。照例是那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后货架上驮着一个用棉被包着的冰棍儿箱，拖着长腔围着家属区里喊来喊去：
    “冰━━棍儿，冰━━棍儿，三分五分一根，不甜不要钱喽！”
    孩子们包围起小伙子的自行车，拿出平时积攒的钢镚儿，举着小手乱哄哄你争我抢，骄傲地嚷嚷：
    “给我一支三分的。”
    “给我一支五分的。”
    小伙子笑逐颜开，一边忙不迭打开包箱子的棉被，一边要求大家按秩序来，不要乱嚷嚷：
    “别着急，一个个来，够你们买的！”
    不过他的话不起什么作用，孩子们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能不急嘛。三分钱一支的冰棍儿是用糖精做的，五分钱一支的带稍许牛奶，价钱不贵。以往母亲每次都买三支奶油冰棍儿，分给三个孩子每人一支。若我还围着卖冰棍儿的不走，她必定再买一支塞给我说：“不能再吃了，吃多闹肚子！”我知道母亲没钱买冰棍儿了，偏偏没出息，一听到小伙子的喊声就跑出院门，加入买不起冰棍儿的孩子行列之中，眼巴巴看着小伙子打开箱子，拿出冰棍儿递给人家。这回轮到别的孩子骄傲了，他们吸吮着冒着冷气的冰棍儿，嘴里发出吧唧吧唧响声，有如向我示威：
    “厂长的公子又怎么样，吃不起了吧！”
    那有冰棍儿的孩子是决不会大口嚼着吃的，谁都舍不得，得一点点享受，就是剩下的冰棍儿筷子，也要留在嘴里吮吸半天。要知道一个孩子攒出买一支冰棍儿的零花钱，谈何容易，完全可能是把自己买笔和本的钱挥霍掉了。当你身在福中的时候不会感到多么幸福，失去的时候才会加倍渴望幸福。我很快就感到了巨大的失落，说起来很可怜，我那时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吃到一支五分钱的冰棍儿。我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站在一边，还是不由自主地吧唧起嘴巴，吸进嘴角流出的涎水，心里暗暗发过一千次誓：“长大了，我一定把冰棍儿吃个够，专挑奶油冰棍儿吃！”
    姐姐来叫我回家了，我不理睬她，跟着卖冰棍儿的小伙子朝前走去，非得等一直将他送出家属区才回家。
    母亲给我摘下一棵向日葵头，用没成熟的葵花籽代替冰棍儿解馋。我开始有些失望，很快就忘掉了冰棍儿，生吃的葵花籽没炒熟的香，心里终究多少好受些，嗑着玩也对付了。
    母亲最怕听到卖冰棍儿的吆喝声，三个孩子都望着院外，她不知道怎么应付才好，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一次，为抵抗冰棍儿的诱惑，母亲发了狠，一下子砍掉所有的葵花头留我在家里嗑个够，坚决不许我再跑出去丢人，没想到却惹起场轩然大波。

    三

    母亲用这笔钱还过吕大姨五元钱，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决定去街里买副食品，补贴一下我们没有油水的肚子。
    星期天，母亲领我乘上２路电车去买副食品。途中，她建议在群英楼下车，步行三站路去中市场副食品商店，这样，就可以省一角车票钱给我买根冰棍儿解解馋。我欣然同意，东张西望地扯着母亲的衣襟下了电车，看什么都新鲜。我觉得自己有好几年没上街了，高兴得不是在走，而是像麻雀那样双脚跳跃着前进，直到母亲兑现诺言，买了一根冰棍儿，才跟在她的身后放慢脚步。我慢吞吞走着，举着冰棍儿小心翼翼吸吮，生怕它冻不结实掉下一块。
    大晌午头，热气蒸人，一阵干燥的风在追逐尘土，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我们路过市委大院，院墙上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经过风吹雨打，撕裂的纸张随风飘荡。我不想看大字报，无非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到处都是这种内容的胡说八道。我们又往前走，转眼之间发现大字报中有一段漫画栏，画上的人物非常滑稽可笑，不由松开母亲的衣襟欣赏起来。头一张画的是跪在地上求饶的走资派，西葫芦脸上满是大麻子点儿，秃脑门顶竖立几根乱茅草，巨大的鼻头占据大半张脸，身子只有面孔的三分之一。第二张画上是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时髦女人，短短的布拉吉（连衣裙），脖子上挂着好几串项链，大波浪烫发披在肩头，两个乒乓球眼鼓出眼眶。
    我笑起来，好奇地问母亲：
    “她是谁呀，这么难看？”
    显然影射的是王光美，她迟疑了一下才告诉我。
    “王光美！为什么要画她？”
    “刘少奇的夫人。”
    “她怎么了？”
    “咱们不看，有什么好笑的，这是侮辱人格！”
    “为什么侮辱她？”
    “我怎么和你说呢，你还小，走吧走吧。”
    母亲没法儿对一个孩子解释清楚，嘴唇悲哀地颤动一下，不耐烦地拉起我的手。她也是身受其害的人，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侮辱国家 主 席夫人？我不知不觉间吃光冰棍儿，奶汁流湿胸前的衣襟，母亲为我擦过嘴角，强行拉我离开漫画栏。我突然想到幸亏糖厂的造反派中没有漫画家，这对所有走资派都是一种危机，要有这么高的画技，还不知会把我的父母丑化成什么样子！
    我回味着王光美的滑稽样，咬着冰棍儿筷子走进中市场。母亲让我扔掉冰棍儿筷子，不要再丢人现眼，领我直奔猪肉部。偌大的市场内货架上空空荡荡，物资十分匮乏，猪肉部里的人排着长队，我排在后面，母亲到柜台前看看买什么样的肉好。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什么自行车票、手表票、鞋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棉线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蛋票，甚至买块豆腐也得要票。副食品每年发一次票，日用品每季度发一次票，家家户户的抽屉里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票证。
    显然，国家正在经受着另一场经济危机，这是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产物。肉很便宜，鲜肉九角钱一斤，冻肉八角钱一斤，排骨六角钱一斤。母亲用二斤肉票买下二斤冻肉膘，准备回家炼大油炒小白菜吃。我略觉失望，没买鲜肉怎么解馋，摇着她的胳膊不肯出去。“妈妈，买点儿肉么，我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了。妈妈，就买一点儿，好吗？妈妈，妈妈！”母亲被我嘟囔得心软了，走了几步停在门口，又返回来拿出二斤肉票买下四斤排骨（一斤肉票可买二斤排骨），我们满载而归了。一走出猪肉部，我看到理琨叔叔拎着菜篮子迎面走来。他穿着一身旧中山装，面色凝重，身体明显削瘦了，一看就是靠边站的老干部。我惊喜地说：
    “妈，理叔叔！”
    “志刚同志，”理叔叔发现我们，收住脚步。“你们进市里来了。”
    “理局长……”母亲眼圈一红，喃喃道。
    “渭生的事我听说了，我和茂琳都难过好些日子。我一直想去看看你们，老没抽出工夫，这回正好碰上，到家坐吧。”
    “别连累你们。”
    “我怕啥，说什么也得到家去坐坐。”理叔叔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脸上露出亲切的表情，“再说也快该吃午饭了，按老规矩，到谁的地盘谁安排，你到了市里由我招待，哪能让你们娘俩饿着肚子回去。我家那口子见了你准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随便聊聊，你心里也会轻松些。”理叔叔说着拉起我的手就走，“走，艾平。”
    好久了，没有人这样对我们说话，我的心里充满着亲切感，非常愿意去理叔叔家玩。
    “不，”母亲婉言拒绝，“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我做饭。”
    “真的，你可别糊弄我。”
    “你看我买的东西，”母亲稍稍举了举手里拎的排骨，“我不在家，她们吃什么。”
    理叔叔知道母亲不是托词，家里确实还有两个女孩等着吃午饭，缓缓说：
    “那好吧，我送你们一段，咱们走着聊。”
    “茂琳好么？”母亲打听起伊阿姨的状况。
    “我们都被揪出来了！”理叔叔沉重地说，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市里和父亲一起从山东来的老同志全是“老运动员”，没一个能躲过这场运动的，要是大家把高帽摞起来，能比糖厂的烟囱还高。“怎么办？咬紧牙关挺着呗，可惜渭生没挺过来！”
    “理局长，我不相信于渭生会走绝路，是他们逼的……他死得不明不白，冤枉啊！”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他，是条地道的汉子，宁折不弯。运动一来我就替他捏把汗，还叫艾平捎酒给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现在却走了。”理叔叔的泪水涌上来，在眼眶里直打转转，他的音调哀伤亲切，扭过头去擤鼻涕掩饰自己，以免加剧母亲的伤心。理叔叔和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他告诉母亲，市里的老同志都相信我的父亲是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好同志。他们都和母亲站在一起，要是有困难和想不开的问题，请母亲只管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我们不能让他再回来，一定要想开些，大家会尽力帮助我们的。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早晚有一天会昭雪平反。理叔叔停下来咳嗽了一声，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又迈开脚步接着说下去。“志刚同志，大家都想让我转告你，为了孩子，你也要想想自己，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经得起运动的考验。活下去，无论如何坚强地活下去。你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拉扯大三个孩子，这也是我们作为渭生的老战友对你的希望！”
    “谢谢，我明白。”母亲的泪水流下脸颊。
    “还是到家吧，吃过饭再走。”理叔叔再一次邀请我们。
    “不啦，我得赶回去。”母亲拉起我准备走了。
    理叔叔想了想，从上衣兜里掏出二十元钱。
    “哎呀理局长，我们过得去。”母亲赶紧拦住他，“你家孩子比我多，日子也不轻松。不，我不能……”
    “我和茂琳两个人挣工资，总比你一个人多吧。大街上推来推去的好看么，这回由不得你，听我的，是命令。”理叔叔硬将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给孩子，这是我和茂琳的一点儿心意。”
    母亲不好推辞了，示意我收下。理叔叔一直将我们送上电车，才与我们相互道别，临上车前，又从菜篮子里拿出几个洋柿子，要我带给姐姐妹妹。电车走出去老远，他还在风中向我们娘俩挥手。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人司空见惯，比比皆是，息息相关的人也情比纸薄，危难时刻人人想的都是自己。因为政治问题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反目，形形色色的人竞相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台。锦上添花的人有之，丢卒保车的人有之，大义灭亲的人有之，落井下石的人有之，反戈一击的人有之，唯独拔刀相助、雪中送炭的人寥若晨星。有理叔叔的一席话鼓励，淹没了我们内心巨大的悲哀，母亲踏实多了，我的心里也热乎乎的，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母亲没再省一角钱，领我一直坐到终点站造纸厂才下车，路过糖厂东大门家属服务站卖菜点，母亲又买些新下来的土豆捎回家。
    自从父亲死后，母亲总是长时间沉默，郁郁寡欢，因为一切热情和欢乐都从她的心中消逝了，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此刻苍白的脸上却泛起红晕。尽管她与理叔叔的谈话时间短暂，毕竟能稍稍摆脱开平日的忧虑和压抑，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我跟着她走在路上，欣喜地看到母亲第一次浮现出笑容，难得有什么事让她这么高兴。她笑了，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笑得十分动人。
    母亲一进家门就扎起围裙炼大油，过节一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土豆炖排骨，洋柿子拌白糖，油渣炒小白菜，全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母亲破例喝起一盅白酒，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
    “你爸爸这辈子没白交你理叔叔。在这种时候，哪怕有人对我说句好话，有个笑脸，我就知足了，何况他都说到我的心里！”
    那顿饭我像只贪婪的饿狼，恨不能一口把好东西都吞进肚子里。我想我确实母亲平常所说的那样：“看你那没出息的吃相，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现在家里一个月吃一次肉，还是炼过大油的油渣，我半个多月没闻到肉的香味，怎么能不“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我连句话都顾不得说，闷头吃排骨，先风卷残云吃掉排骨上的肉，肉没了连脆骨都嚼碎咽进肚里，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真是奇怪，吃肉的感觉怎么比吃冰棍儿还好？

    三

    母亲用这笔钱还过吕大姨五元钱，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决定去街里买副食品，补贴一下我们没有油水的肚子。
    星期天，母亲领我乘上２路电车去买副食品。途中，她建议在群英楼下车，步行三站路去中市场副食品商店，这样，就可以省一角车票钱给我买根冰棍儿解解馋。我欣然同意，东张西望地扯着母亲的衣襟下了电车，看什么都新鲜。我觉得自己有好几年没上街了，高兴得不是在走，而是像麻雀那样双脚跳跃着前进，直到母亲兑现诺言，买了一根冰棍儿，才跟在她的身后放慢脚步。我慢吞吞走着，举着冰棍儿小心翼翼吸吮，生怕它冻不结实掉下一块。
    大晌午头，热气蒸人，一阵干燥的风在追逐尘土，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我们路过市委大院，院墙上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经过风吹雨打，撕裂的纸张随风飘荡。我不想看大字报，无非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到处都是这种内容的胡说八道。我们又往前走，转眼之间发现大字报中有一段漫画栏，画上的人物非常滑稽可笑，不由松开母亲的衣襟欣赏起来。头一张画的是跪在地上求饶的走资派，西葫芦脸上满是大麻子点儿，秃脑门顶竖立几根乱茅草，巨大的鼻头占据大半张脸，身子只有面孔的三分之一。第二张画上是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时髦女人，短短的布拉吉（连衣裙），脖子上挂着好几串项链，大波浪烫发披在肩头，两个乒乓球眼鼓出眼眶。
    我笑起来，好奇地问母亲：
    “她是谁呀，这么难看？”
    显然影射的是王光美，她迟疑了一下才告诉我。
    “王光美！为什么要画她？”
    “刘少奇的夫人。”
    “她怎么了？”
    “咱们不看，有什么好笑的，这是侮辱人格！”
    “为什么侮辱她？”
    “我怎么和你说呢，你还小，走吧走吧。”
    母亲没法儿对一个孩子解释清楚，嘴唇悲哀地颤动一下，不耐烦地拉起我的手。她也是身受其害的人，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侮辱国家 主 席夫人？我不知不觉间吃光冰棍儿，奶汁流湿胸前的衣襟，母亲为我擦过嘴角，强行拉我离开漫画栏。我突然想到幸亏糖厂的造反派中没有漫画家，这对所有走资派都是一种危机，要有这么高的画技，还不知会把我的父母丑化成什么样子！
    我回味着王光美的滑稽样，咬着冰棍儿筷子走进中市场。母亲让我扔掉冰棍儿筷子，不要再丢人现眼，领我直奔猪肉部。偌大的市场内货架上空空荡荡，物资十分匮乏，猪肉部里的人排着长队，我排在后面，母亲到柜台前看看买什么样的肉好。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什么自行车票、手表票、鞋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棉线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蛋票，甚至买块豆腐也得要票。副食品每年发一次票，日用品每季度发一次票，家家户户的抽屉里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票证。
    显然，国家正在经受着另一场经济危机，这是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产物。肉很便宜，鲜肉九角钱一斤，冻肉八角钱一斤，排骨六角钱一斤。母亲用二斤肉票买下二斤冻肉膘，准备回家炼大油炒小白菜吃。我略觉失望，没买鲜肉怎么解馋，摇着她的胳膊不肯出去。“妈妈，买点儿肉么，我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了。妈妈，就买一点儿，好吗？妈妈，妈妈！”母亲被我嘟囔得心软了，走了几步停在门口，又返回来拿出二斤肉票买下四斤排骨（一斤肉票可买二斤排骨），我们满载而归了。一走出猪肉部，我看到理琨叔叔拎着菜篮子迎面走来。他穿着一身旧中山装，面色凝重，身体明显削瘦了，一看就是靠边站的老干部。我惊喜地说：
    “妈，理叔叔！”
    “志刚同志，”理叔叔发现我们，收住脚步。“你们进市里来了。”
    “理局长……”母亲眼圈一红，喃喃道。
    “渭生的事我听说了，我和茂琳都难过好些日子。我一直想去看看你们，老没抽出工夫，这回正好碰上，到家坐吧。”
    “别连累你们。”
    “我怕啥，说什么也得到家去坐坐。”理叔叔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脸上露出亲切的表情，“再说也快该吃午饭了，按老规矩，到谁的地盘谁安排，你到了市里由我招待，哪能让你们娘俩饿着肚子回去。我家那口子见了你准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随便聊聊，你心里也会轻松些。”理叔叔说着拉起我的手就走，“走，艾平。”
    好久了，没有人这样对我们说话，我的心里充满着亲切感，非常愿意去理叔叔家玩。
    “不，”母亲婉言拒绝，“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我做饭。”
    “真的，你可别糊弄我。”
    “你看我买的东西，”母亲稍稍举了举手里拎的排骨，“我不在家，她们吃什么。”
    理叔叔知道母亲不是托词，家里确实还有两个女孩等着吃午饭，缓缓说：
    “那好吧，我送你们一段，咱们走着聊。”
    “茂琳好么？”母亲打听起伊阿姨的状况。
    “我们都被揪出来了！”理叔叔沉重地说，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市里和父亲一起从山东来的老同志全是“老运动员”，没一个能躲过这场运动的，要是大家把高帽摞起来，能比糖厂的烟囱还高。“怎么办？咬紧牙关挺着呗，可惜渭生没挺过来！”
    “理局长，我不相信于渭生会走绝路，是他们逼的……他死得不明不白，冤枉啊！”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他，是条地道的汉子，宁折不弯。运动一来我就替他捏把汗，还叫艾平捎酒给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现在却走了。”理叔叔的泪水涌上来，在眼眶里直打转转，他的音调哀伤亲切，扭过头去擤鼻涕掩饰自己，以免加剧母亲的伤心。理叔叔和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他告诉母亲，市里的老同志都相信我的父亲是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好同志。他们都和母亲站在一起，要是有困难和想不开的问题，请母亲只管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我们不能让他再回来，一定要想开些，大家会尽力帮助我们的。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早晚有一天会昭雪平反。理叔叔停下来咳嗽了一声，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又迈开脚步接着说下去。“志刚同志，大家都想让我转告你，为了孩子，你也要想想自己，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经得起运动的考验。活下去，无论如何坚强地活下去。你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拉扯大三个孩子，这也是我们作为渭生的老战友对你的希望！”
    “谢谢，我明白。”母亲的泪水流下脸颊。
    “还是到家吧，吃过饭再走。”理叔叔再一次邀请我们。
    “不啦，我得赶回去。”母亲拉起我准备走了。
    理叔叔想了想，从上衣兜里掏出二十元钱。
    “哎呀理局长，我们过得去。”母亲赶紧拦住他，“你家孩子比我多，日子也不轻松。不，我不能……”
    “我和茂琳两个人挣工资，总比你一个人多吧。大街上推来推去的好看么，这回由不得你，听我的，是命令。”理叔叔硬将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给孩子，这是我和茂琳的一点儿心意。”
    母亲不好推辞了，示意我收下。理叔叔一直将我们送上电车，才与我们相互道别，临上车前，又从菜篮子里拿出几个洋柿子，要我带给姐姐妹妹。电车走出去老远，他还在风中向我们娘俩挥手。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人司空见惯，比比皆是，息息相关的人也情比纸薄，危难时刻人人想的都是自己。因为政治问题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反目，形形色色的人竞相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台。锦上添花的人有之，丢卒保车的人有之，大义灭亲的人有之，落井下石的人有之，反戈一击的人有之，唯独拔刀相助、雪中送炭的人寥若晨星。有理叔叔的一席话鼓励，淹没了我们内心巨大的悲哀，母亲踏实多了，我的心里也热乎乎的，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母亲没再省一角钱，领我一直坐到终点站造纸厂才下车，路过糖厂东大门家属服务站卖菜点，母亲又买些新下来的土豆捎回家。
    自从父亲死后，母亲总是长时间沉默，郁郁寡欢，因为一切热情和欢乐都从她的心中消逝了，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此刻苍白的脸上却泛起红晕。尽管她与理叔叔的谈话时间短暂，毕竟能稍稍摆脱开平日的忧虑和压抑，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我跟着她走在路上，欣喜地看到母亲第一次浮现出笑容，难得有什么事让她这么高兴。她笑了，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笑得十分动人。
    母亲一进家门就扎起围裙炼大油，过节一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土豆炖排骨，洋柿子拌白糖，油渣炒小白菜，全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母亲破例喝起一盅白酒，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
    “你爸爸这辈子没白交你理叔叔。在这种时候，哪怕有人对我说句好话，有个笑脸，我就知足了，何况他都说到我的心里！”
    那顿饭我像只贪婪的饿狼，恨不能一口把好东西都吞进肚子里。我想我确实母亲平常所说的那样：“看你那没出息的吃相，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现在家里一个月吃一次肉，还是炼过大油的油渣，我半个多月没闻到肉的香味，怎么能不“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我连句话都顾不得说，闷头吃排骨，先风卷残云吃掉排骨上的肉，肉没了连脆骨都嚼碎咽进肚里，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真是奇怪，吃肉的感觉怎么比吃冰棍儿还好？
    第二章 他们为什么不许我革命

    一

    我该开学了，再也无法实现进实验中学读书的梦想（在那种年月里，谁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我的科学家、园艺家、作家以及其他异想天开的理想，都化作色彩缤纷的泡沫破灭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昨日世界天翻地覆，潘多拉魔盒里可怕的东西被释放出来，原来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教育界开展的大批判如火如荼，校园一夜之间变成炮火硝烟弥漫的战场，孩子们的脸上都失去往常的欢乐和笑容，呈现僵刻的严肃神情。学生的座右铭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变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大、中、小学的领导班子一律被冲垮砸烂，编成鬼队劳动改造收拾厕所打扫垃圾。犹如冰川开了冻，洪水泛滥大地，一切都被急流卷走了，一切都被扭曲了，一切都被改变了。昨天还在上课的教师，今天却被学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其实造反派用不着煞费苦心给老师扣这么多帽子，发动运动的决策者们早已认定当教育工作者本身就是错误。理由很简单，“臭老九”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必须在体力劳动中接受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能给你留下一条性命已是手下留情、大慈大悲了。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验中学是典型的培养白专苗子的贵族学校，当然不能再让它凭考分招生，各区县的学生只能就近入学。我稀里糊涂被分进糖厂子弟学校初中一年级一班，开始上学了。小学成立了红小兵，初中成立了红卫兵，同学们都雄赳赳气昂昂走出校园，走上街道，响应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凡认为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都必须砸烂和没收。全国各地竞相效仿中央，迅速演变成一场毁坏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大扫荡。我是被划入“另册”的走资派狗崽子，连红外围都算不上，理所当然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妹妹也不能加入红小兵组织。没有孩子再戴红领巾了，尽管它是红旗的一角，由烈士的鲜血染成。只有我固执地戴在胸前，挑战似地昂起脑袋，像唐?吉珂德一样滑稽可笑。其实我是在和他们对抗，坚持证明我的革命干部子弟身份，想获得和他们每个人一样的平等意识。我只能回顾过去，无法预见将来，不管怎么说它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我骄傲的资本。
    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和过去的生活切断了，从此也永远失去了以往的平静。
    我大概在同学们眼里是个被时代淘汰的古董，没有人理会我的小心眼。他们投来的眼神不断提醒我，关于系红领巾的光荣现在仅仅剩下回忆，已落后于迅猛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了。我只能看着同学们身穿草绿色的衣裤，腰间扎着皮带，胳膊上戴着毛 亲笔题字的“红卫兵”袖章，排着整齐的队列，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歌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出来，
    要是不革命，
    就滚他妈的蛋！
    红卫兵运动越演越烈，锣声鼓声日日夜夜响彻城市的大街小巷。我所理解的“破四旧”就是造反派大张旗鼓地贴出通告，以革命的名义勒令家家户户交出“封、资、修”物品。大到阶级敌人的“变天账”、电台、武器，中到地主资本家的黄金白银、古玩字画，小到普通人家的刘少奇像甚至观音菩萨，都得按限期交出来，否则严惩不贷。旧的生活似乎已经没法忍受，人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来欢迎这场运动，早已燃烧起来的幻想现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人人都熔化在一种普遍的群众性的眩晕里面，激昂的情绪像发了疯。他们觉得谁是嫌疑分子准会毫不留情地破门而入，挖地三尺搜查，搞得你家鸡犬不宁。
    红卫兵抄家的革命行动成就不小，有搜出地契房契的，这无疑是“变天账”。有搜出金砖金条的，当即没收了。有搜出美元英镑马克的，他们家肯定有海外关系属于里通外国分子。至于那些过去的书籍，除马、恩、列、斯、毛选之外统统是大毒草，勒令各家自行付之一炬。生活已陷入混乱，大量民间文物珍藏毁于一旦，大量文化古迹惨遭破坏，整个中国都淹没在一片红海洋和红色恐怖之中，不见得有哪桩事情和别的事情相比显得格外出奇。就是佛门清净之地也不能幸免，革命小将冲进寺院，揪斗长老住持，砸毁佛像，遣散徒子徒孙……人间的清浊又该如何评说！
    我羡慕人家的孩子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对冷酷的现实还不十分明白，非常想成为一名红卫兵。我问母亲，我也想保卫毛 ，他们为什么不准我革命？
    母亲无言以对，长吁短叹。
    我难过地解下脖子上的红领巾珍藏起来，坚信有一天它会重新飘扬在孩子们胸前，尽管那时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解释，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许会延续很长时间。有意思的是没过几天，我有不少同学被勒令交出袖章开除出红卫兵队伍，我心理上一点儿也没为他们感到失落，倒是觉得有几分莫名其妙的畅快。因为他们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子女，不能让其混水摸鱼从内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老师教我们文化课。
    全校学生都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投身进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挥笔上阵大鸣大放，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信口雌黄百般丑化走资派，大肆进行人身攻击，不批得体无完肤决不收兵。身不由己，我只好左耳听愿听的，右耳听不愿听的，或者干脆权当耳旁风得过且过，内心的演变过程非常艰难。所谓的上文化课就是集体背诵毛 语录，我背得滚瓜烂熟的一段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说实话，我似懂非懂所学的毛 著作，让一个毛头孩子搞明白一篇《论持久战》不啻像读一部天书。我想同学们也难以理解书中深奥的道理，全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比如我能把“老三篇”倒背如流，老师提问《纪念白求恩》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肯定回答不上来。在我的印象里地球上只有四个国家，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小日本，一个美帝，一个苏修。老师还没有给我们上过历史和地理课，我连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全名都不知道。经常觉得莫名其妙，世界上怎么还有个国家叫加拿大？那个大额头、鹰钩鼻子的白求恩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抗日，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没见过我们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民兵用长矛大刀、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照样打得日本侵略者望风而逃？还用他一个洋人凑什么热闹。
    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惶惑，父亲讲的亲身经历怎么跟电影上不一样？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抗日战场上我的亲人牺牲得怎么那么多？日本国人少，中国人多，一条命换一条命小日本也该完蛋的呀？这一类的念头总折磨着我，驱之不去。我不敢把疑惑告诉别人，老师的教导对一个孩子跟圣旨一样不可违背。且我经常用老师的话对付父亲：“老师说了，家长不能用打的方式教育孩子，有问题以理服人。”你别说，这招儿还真灵，父亲扑哧一下笑起来。不过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可钦可佩，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解救他们。我长大一定要向白求恩学习，做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到他的国家去解放他的后代（回头想想，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还自欺欺人，既可笑，又可怜，真是情何以堪）。“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至于我们自己，还什么个人利益舍不得牺牲呢？虽然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还是深信不疑！
    随着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的人越来越多。这期间，学校副校长赵关键，语文老师侯字典，历史老师马历史，体育老师刘小伙，俄语老师陈斯基都变成大批判靶子。无论中小学学生都要参加厂里的批斗大会，开会前必定和大人们一起高唱雄壮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母亲原来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大部分都摇身一变成为批判大会上的急先锋。
    孩子们不明白，老师殚精竭虑教你的只是基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需要几十年，毁掉一个老师却须臾之间。成才太不容易，应该好好珍惜，这才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从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学校一搞革命行动就自动退席灰溜溜走人。“老子反动儿混蛋”，我是糖厂学校头号双料走资派狗崽子，自然比常人矮半截，就该自觉“滚他妈的蛋”。那种慌乱，那种狼狈，那种对自尊心的伤害，自不必说。虽然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管先后，反戈一击有功，我也不愿意反戈一击，反击谁？反击我的母亲，这万万不能，我永远坚信她不是什么阶级敌人。
    其他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子弟也与我一样，一遇到不该参加的活动都自动对号溜之大吉，自己撵自己一样。

    三

    因为是批判市长的大会，全市县团级单位都来参加了。
    工人文化宫是齐齐哈尔市最宏伟的建筑群， 台设在文化宫的大门前，门前有两层楼高的大理石台阶，似缓缓的山坡蔓延下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广场。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尊毛 挥手的塑像，大理石台阶栏杆两旁搭起高台，市长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跪在正中央的一张桌子上，两旁依次撅着各委、办、局的头头以及各单位的走资派，脸上全都涂满了墨水，向毛 请罪。我跷起脚尖，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些，很快发现撅在市长身边的理琨叔叔，又在众人中寻找母亲。糖厂的鬼队排得很偏，差不多挤在最边上。母亲低头站着，身边是冯叔叔的妻子，造纸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朱润池。
    这次大会可谓无比壮观，台上台下站满一两千名走资派，毛 像下挤满十多万群众，广场周围建筑物的窗口都挤满一张张脸，四下的树上垂挂着标语横幅，到处都是飞来飞去的红旗，挥舞的旗角拂乱人们的头发。那情，那景，那人奇特地混杂在一起，既像一条高帽和大牌子的长龙，又似一片红旗和语录的海洋。如果没有走资派撅在 台前，你还以为是在举行盛大的国庆典礼呢！
    主持人通过麦克风宣布大会开始了，浑厚的男中音和尖利的女高音在会场上空回荡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
    首先，全体高唱《东方红》，然后，敬祝毛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眺望 台上的走资派，他们只有撅着的份儿，没人敢祝万寿无疆。接着，造反派上台批判起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了，人群开始山呼海啸，一片片拳头举起来又落下，一阵阵打倒的口号过后，才轮到批判市长。那几乎和糖厂批斗会上的内容如出一辙，无非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批判他是刘少奇在齐齐哈尔最大的代理人。有人脸红脖子粗地揪起市长的头发，大声问他是不是代理人？样子像要拼命。市长不回答，必定遭到一通拳打脚踢。而我，始终也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冲一个老人发火，尊老爱幼的美德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拼命？我虽年龄小，不懂政治，作为一个人的天良，一看到被迫害的人内心就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悯。我不忍心看下去了，狗屁要文斗，不要武斗，所谓的斗争大会就是折磨人的大会，谁信这种鬼话！但我不敢流露这种想法，也不能说真话。
    天热，我的衬衣已经湿透，嗓子快冒烟了。会开个没完没了，发言人一个接着一个，我站得腰酸腿疼，连脚趾头都疼了。于是活动一下手脚，趁人不注意时溜出会场，跑到文化宫后面的体育场里去找水喝。我找到一个水龙头，一气喝个够，突然间想起母亲，得给她也弄口水喝，否则会中暑的。文化宫的大喇叭仍在慷慨激昂地说来说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 ，在我国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尖锐地、深刻地洞察了党内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准确而及时地捉住了他们的反革命黑手。毛 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会议还在进行，要是老师问，我可以说上厕所了。我走出体育场，顺手捡起路边的一个空汽水瓶子，返回水龙头冲刷几遍，灌进满满一瓶自来水。

    四

    我溜回会场，周围人都晒蔫了，口号声也没有先前那么响亮。
    平心而论，台上的造反派们也挺辛苦，大热天上蹿下跳喊哑嗓子不说，一个劲儿挥拳也不是好受的滋味，胳膊起码得酸痛好几天。
    谢天谢地，再没人上台批判了。可是却有一辆大客车开到 台前，他们要干什么？那是辆后面带货架梯子，车顶围一圈低低的铁栏杆的长途汽车，一群红卫兵将市长押上车顶，强迫他跪在铁栏杆里，有人拿出瓶墨汁朝他的脸上泼去。后面的走资派依次走下高台，四人一行列起长队等待出发。我明白了，大会要进行最后一项，全市走资派大游街。人群骚动起来，开始向前移动，推推搡搡闪向两边，让出一条路来。一两千个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从分成两拨的人群间走过，缓缓走出会场，林立的高帽形成一道奇特的洪流，声势浩大，煞是壮观。走在前面开道的是一辆大卡车，卡车驾驶室前支起一幅巨大的毛 像。紧跟着两辆插着红旗架着大喇叭的宣传车，然后是跪着市长的大客车，最后才是浩浩荡荡的走资派队列。宣传车上撒出雪片般的传单，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批判以章林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发现捡传单的尽是些孩子，竟怀疑他们的目的不纯，是不是想把传单捡回家当擦屁股纸用？要不怎么会捡那么多还没够！各单位的人就地解散，只留下一些红袖章跟在队列旁维持秩序。我随着游街的队伍向繁华区走去，人和车辆稠密起来，迫使走资派们走一阵停一阵，长长的队伍绵延一两里地远的距离。街上的公共汽车、电车一辆衔着一辆靠在路边，其它车辆为了让路不得不绕道通行。大街两边看热闹的群众人山人海，但很少有人跟着宣传车的大喇叭呼喊口号。在我看来，他们那眼神哪里是来受教育的，倒像在免费看走江湖的耍猴一般。
    一开始游街的时候秩序井然，没有闲人敢靠近走资派队列。我一直拎着汽水瓶子寻找机会，想等看押队伍的红袖章松懈时再给母亲送水喝。我跟着游街的队伍走向第一百货商店，转过联营商店，又掉头朝市委方向走去，那大概是游街的终点站吧？走着走着，我忽然觉得这支奇怪的队伍如此不可思议━━毛 被造反派押解着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率领着几千个脸上泼墨的牛鬼蛇神，这些人又是多么忠诚的部下：市长、局长、厂长、处长、科长。全被他们的领袖一夜之间打成阶下囚，仍旧愚忠，跟在他老人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虔诚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宣传车的大喇叭正说着什么“伟大导师毛 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胜利啊？几千顶白色的高帽摇来晃去，所有的人都一手扶着高帽，一手扶着大牌子，步履沉重地在历史征途上转着圈子。一群残兵败将一样垂头丧气，任人摆布，任人侮辱，没有目的，没有希望，满眼迷惘，满腔悲怆，从起点出发又转回到起点。
    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么？
    我挤在人群里，跟着游行的队伍后面移动，又跑到队伍前头踮着脚尖观望，还是看不清楚。于是退到马路牙子上，站在那里看每一张经过的面孔。当大客车驶入城市中心时，人群的密度是那样高，车子不得不缓慢爬行，一个路口一停。大客车顶上跪着的市长早已筋疲力尽，有身后的红卫兵架着他才没倒下。我看到老人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掉，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红卫兵还在往下压他花白的脑袋，不许动弹。我极端愤慨，真想大喊：“不要再折磨老人，放开他吧！”但我本能地意识到，要是胆敢喊出一句与众不同的声音，周围的造反派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游街的队伍路过市广播局，维持秩序的人连热带累提不起精神了，我趁机跑到母亲身边递过汽水瓶子：
    “妈，给你水。”
    “你没回去，哪儿来的汽水？”母亲颇觉意外地问。
    “我捡的空瓶，你快喝。”
    下午的太阳射向街道，母亲的汗水几乎流尽，嘴唇干裂得发白，她不再说什么，拿起瓶子喝下两口，又望着身边的人停下来。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周围尽是干渴的嘴唇和期待的目光，他们都向我投来一瞥。我明白了，那是期待水，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都渴望得到一口水润润嗓子。母亲把瓶子递给身边的叔叔，他喝一小口又传给另一个人，那人喝一小口再传给下一个人，这一小瓶水传过二十多人。遗憾的是大街旁没有水龙头再灌瓶水，我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捡个大瓶子，好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喝上一小口水！
    游行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得很低，队伍走到市委大门口自行解散，糖厂开来一辆大卡车接横幅、旗帜等东西。司机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捎带鬼队中走不动的人回家，母亲将我也抱上车厢。在返回糖厂的路上，我面对团团包围的高帽和大牌子，夹杂大人之中摇晃颠簸。不知为什么，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祥之感，我至今还记得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仿佛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变成牛鬼蛇神，刚刚跟市长游过街。
    一年以后，我真的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成为糖厂鬼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第三章 “漏网之鱼”

    一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文革”中报纸、电台上常用的语言。
    糖厂学校的红卫兵忙于参加市里的造反大会，揪斗更大的“漏网之鱼”，一时顾不上母亲了。这对我们无异于龙卷风滚过的中心，树也静了，风也止了。母亲照常上班劳动改造，下班给孩子做饭洗衣服，暂时获得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学校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有许多活动不能参加，有的是时间躲在家里侍弄母亲没有工夫整理的菜园。
    因为父亲的死，我一听到小公鸡打鸣就心惊肉跳。
    小公鸡长成大公鸡了，它支棱起鲜红的冠子，翘起尾巴，抖着一身色彩斑斓的羽毛，天一放亮就练嗓子，搅得左邻右舍都睡不好觉。大公鸡极不安分，经常率领小母鸡钻过木板障子来我家串门，威风凛凛在菜地里转来转去。母亲说它们来找虫子吃，小孩子家别惹大公鸡，小心叨手。大概鸡嫌葱叶辣，叨过几口就不再动它，转而叨起白菜叶，啄得一些白菜只剩下帮子。为防止它们祸害菜地，我天天负责往外撵鸡群。一开始大公鸡还怯我，听到吆喝声就往木板障子那边逃，每次逃跑都非常仗义，非得等五只小母鸡钻过障子自己再走。
    我怕鹅，不怕狗，更不怕鸡。
    糖厂大院里有不少人家养狗。我央求母亲给我养一只玩，母亲一直不同意，买一条猎狗要花很多钱，我们买不起，也没有谁肯白送我一只小狗崽。前趟房的杨明利家养条苏联大猎狗，周身的皮毛黄缎子一般漂亮，整天耷拉着大耳朵，伸着红舌头，非常温顺可爱。孩子们一没事就揪它的耳朵，拽它的尾巴，捂它的嘴巴玩耍。狗通人性，别看它对大人不客气，却从不肯招惹小孩。若碰上个淘气鬼把狗闹烦了，它顶多呜呜警告一番，看吓不住你掉头就走。只要孩子拿出大饼子给苏联猎狗吃，它马上伸出舌头舔你的手掌，表示又和好如初了。
    鹅不是个东西，我吃过亏，你对它怎么好都翻脸不认人，小孩被大鹅拧哭后捂着屁股逃跑的事时常发生。郭春节家养了两只大白鹅，一只白色长毛狮子狗。狗记性好，向来欢迎熟悉的孩子串门，鹅却六亲不认，我一走进他家院里长长的过道，它们便昂起长脖子哦哦乱叫，个头快有我高了。我曾拔了两棵小白菜收买大鹅，它们没良心，吃过贡品照样用铁钳一样的嘴巴拧人，撵得我抱头鼠窜，狼狈不堪。那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呢，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谁让你自找倒霉呢！吃一堑长一智，我再去春节家玩一定给鹅捎点儿“见面礼”，进门就打它们几石子。
    没想到大公鸡也软的欺负硬的怕，渐渐地，它只惧大人不怕小孩了。我不能容忍的是它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连撵它都不在乎了。有一次我撵大公鸡时冷不防被它回头叨了一口，疼得我“妈呀”一声甩起手掌，它却钻过木板障子屁事没有！从此我领教了大公鸡的厉害，专撵小母鸡，因为轰走小母鸡它也不会留在菜园里。这样一来二去，惯得大公鸡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明显对我怀着敌意，我一撵小母鸡，它就支起脖颈上的羽毛，耷拉着翅膀护住它们。我和大公鸡大眼瞪小眼地兜起圈子，心里都知道，双方迟早得进行一场分出高低的决斗。
    我对它啐了一口：
    “别以为我怕你，你不就是只大公鸡吗？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好哇，小孩，那咱们试试看。”大公鸡伸长脖子，歪着脑袋反唇相讥。“可惜你还没我长得高呢！”
    一天，我放学回来走进院门，和往常一样，又看到五只母鸡在吃白菜叶子，大公鸡守在一旁大模大样洗着泥土澡。我怒火中烧，冲过去撵得母鸡嘎嘎叫着翻翅乱飞，一只小母鸡慌不择路，夹在木板障子缝间不能动弹了。大公鸡立即扇着翅膀跳起叨我，保护起小母鸡，我双手遮住脸朝大公鸡一通乱踢。孩子和鸡刚好打个平手，我踢掉它许多羽毛，它将我手臂啄破一块。幸亏母亲回来才打破相持不下的僵局。大公鸡极不情愿地飞过木板障子，仍在那边叫着不肯离开小母鸡一步。母亲一见什么都明白了，走过去扒开障子缝放跑母鸡，可恨大公鸡得便宜卖乖，大白天昂首打起嘹亮的鸡啼向我示威。这回我说什么也得报复大公鸡了，况且它没脸没皮经常从木板障子缝中伸过脑袋觊觎菜园。看情况邻居不会杀大公鸡，据说有公鸡“踩蛋”小母鸡下蛋早且多。我想出个歪点子，从鱼竿上解下个鱼钩上好蚯蚓放在障子边，然后撅着屁股隐蔽在大葱地里等它上钩。可大公鸡探头探脑盯着蚯蚓就是不下口，我着急起来，不明白它为什么不上钩？这才发现自己的屁股还撅在外面。我放下屁股淹没在高高的葱叶之中，大公鸡伸过脖子一口吞下蚯蚓。啊哈，它打起嗝来，怎么甩动脖子也吐不出鱼钩了！
    第二天，我睡个好觉，早晨起来听到大公鸡仍在不停打嗝，母亲还奇怪它怎么不打鸣儿了？搞得她差点儿起来晚了。我偷着乐，表面上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邻居发现大公鸡整天打蔫，摇晃脑袋，以为它患鸡瘟了，赶快挖个坑埋掉，以免传染就要下蛋的小母鸡。我铲除掉仇敌，竟有些忐忑不安了，生活中听不到习惯的雄鸡啼声，又似乎缺少什么？邻居家的小母鸡也没公鸡胆大，偶尔钻过木板障子串门，一见到我的影子望风而逃。
    我心里有鬼，再不撵它们了。

    二

    文化大革命在迅猛发展，其势不可阻挡，糖厂的运动搞得十分惨烈。紧跟着我的父亲又有四名牛鬼蛇神走上绝路：一个被打死，一个自杀，一个自杀未遂，一个逃跑失踪。
    第二个含冤而死的是糖厂甜菜站的农务员纪宝山。糖厂在安达、龙江、泰来、克山等外县驻有六个甜菜管理站，负责有计划地种植和收购甜菜。每到十月份，站里便派人下乡到农民中间宣传切削、埋堆等方法，然后统一收购进厂。切削工作主要是去掉甜菜的尾根、须子和青顶。“文革”期间收购上来的甜菜切削质量差，不利于加工，被工人们戏称为“万国旗”。造反派硬说纪宝山验收甜菜时贪污受贿，导致质量问题，蓄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变着花样施尽酷刑，用几天几夜的车轱辘战对纪宝山进行大会批斗，“小会帮助”，最后把他活活打死了！
    第三个自杀身亡的是糖厂子弟学校的校长刘文利，他瘦瘦的身材，矮个子，没有胡须，脸上总显出病态的苍白，住我们隔壁那趟房向西数第二家。刘校长患有严重的肺病，不大管学生的事，主要由副校长赵关键抓教学工作，学生们都喜欢脾气温和的刘校长，怕严厉的赵副校长。刘校长一吃完晚饭就和爱人出去散步，两个人走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他的爱人赵阿姨异常胖大，身躯能装下我们三个校长。赵阿姨特别能吃，一顿饭吃几个大饼子还不够，每月供应的粮食都吃不到月底，母亲常拿出些粮票接济他家。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刚刚揪出刘校长没几天，他就在家里用剃须刀片割断大腿动脉自杀了。可怜他留下一个寡妇和四个孩子，我不知他们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苦难岁月的！
    另一个自杀未遂的是王厂长，就是母亲在大会上揭发的那个嫁祸于父亲的人。当天晚上他被揪出来后，立即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母亲说，糖厂一向分成矛盾尖锐的两大派，一派是师爷师叔师兄师弟的“老糖家”人，另一派是外来干部和装卸队的老工人。我体会到毛泽东有一点说得不错：“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着左、中、右。”按照这种理论区分厂里人差不多都分成三派，造反派是左派，保皇派是右派，逍遥派是中间派。王厂长是“老糖家”人的代表，倒霉就在于根基深厚，保皇派想保他，造反派要打倒他，王厂长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保皇派看保不住他又反戈一击，两派都掀起批判王厂长的新高潮，你刚斗完我来揪，我刚斗完你来揪，竞相表示革命造反的彻底性。
    王厂长实在受不了走马灯般的批斗，回到家里吞下一大瓶安眠药。头天晚上，家里人以为他太疲乏了，都想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没敢惊动他。第二天早晨妻子喊他起来吃早饭，发现丈夫的嘴角流出白沫，这才送进医院紧急抢救。此时王厂长的脉搏已十分微弱，医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割开他脚上的血管输液。据医生说，幸亏王厂长命大，再晚送来一步人早没命了！

    三

    关于那个逃跑失踪的人，我只知道他姓梁，是个仓库保管员。
    王厂长自杀未遂后，造反派又掀起一轮新的揪斗狂潮，凡历史不清白和出身不好的人统统排队过筛子。梁师傅年轻时在老家当过国民党兵，后来被解放军俘虏成为解放战士。本来这段经历算不了什么，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都吸收大批俘虏加强部队，打击敌人。造反派找梁师傅谈过一次话，要他交代当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梁师傅看到接连自杀三个走资派，吓破了胆，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了。梁师傅的逃跑引起造反派的高度警觉，认为他是条漏网的“大鱼”，立即兴师动众四下搜捕。可几个月过去连人影都没找到，只得草草把他定为国民党特务开除厂籍。可悲的是梁师傅一走了之落个清静，却苦了留在家里的老婆孩子。
    梁师傅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两个孩子小，厂里一停发工资，一家人立即断绝经济来源。妻子听说丈夫失踪的消息，泪流成河，她也曾想到过死，为孩子还是咬牙活了下去，每月只靠在家属服务站挣二十元钱糊口度日。又过两年，妻子的泪水都流干了，也没有打听到丈夫的消息，家里吃过上顿没下顿，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幸亏有一个丧妻的老工人经常帮助她一家人，万般无奈，梁师傅的妻子嫁给了老工人。两家的孩子合在一起，一家人姓三四个姓，连换户口本时都得跟人家解释半天。
    二十七年后，梁师傅奇迹般活着回来了！
    原来，梁师傅逃到黑龙江和内蒙交界的一个大山沟里，装成闯关东的盲流，隐名埋姓给人家放羊混口饭吃。为了保护自己，梁师傅很少说话，以至人家都以为他是哑巴。那地方荒无人烟，很少有人知道山外的消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梁师傅年纪大了，非常思念老婆孩子，他想再看一眼家里的亲人，死也能闭上眼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师傅几经辗转返回糖厂，一直怕被造反派发现见人就躲，迟疑着不敢走进厂区。饿了，偷点儿青菜吃，渴了，喝口泡子里的水。他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路旁，恰巧被一个下班路过的工人救起来。但梁师傅无家可归了，这么多年过去，妻子早已嫁人，孩子也不认识父亲。现在反而由于他的出现妻子又有两个丈夫，犯了重婚罪，让她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于是两家的孩子便有两个父亲，母亲要同时照顾两个丈夫，她二十七年前没流完的泪水，二十七年后又接着流了，一天到晚以泪洗面，痛不欲生。
    这样的既成事实又怎能不令人心酸，不单是妻子和两个丈夫，连两家的孩子都哭作一团。两家人好不容易凑成一家，二十多年的患难与共，大人孩子都难舍难分。怎么办？怎么办？梁师傅感激妻子现在的丈夫给他养大两个孩子，让他们仍管继父叫爸爸，自己忍痛“让贤”，过起寂寞的日子。
    白土地人听说之后，无不潸然泪下。糖厂的领导班子迅速补发梁师傅的工资，又分给他一间房子帮他安家落户。但是，梁师傅终因积劳成疾，没过两年就郁郁去世，临死也没有再开口说过一句话。

    四

    我讨厌造反派，倒不是没有造反的资格，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它是酸的。关键在于他们不讲道理，也不讲怜悯，动辄盛气凌人地发造反派脾气，打倒砸烂一切。
    保皇派倒是些有正义感的好人，虽不得势却重感情，不管明里暗里一味帮助老领导。尽管其中不乏一些“反戈一击”者，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大部分保皇派还是很得走资派的赏识，“文革”结束后，基本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我最喜欢逍遥派，他们总是宽待走资派，极富同情心，从不打人、侮辱人。比如在批斗大会上，逍遥派也随大流喊几句口号，看到哪个走资派撅得受不了，就暗示你上厕所休息一下。遇到有人用皮带打你，就主动接过皮带让打手歇会儿，自己干咋呼不动手。再比如，造反派头头让他去勒令哪个走资派来“小会帮助”，他会推说你正在患病……强迫你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会分配你干些轻活儿，对你的“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就干脆视而不见。
    我看糖厂有一半职工是逍遥派，他们逃避运动，对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自己从来不想这些事情，也不许孩子惹是生非。每每上学前，家长都叮咛孩子千万不能打老师，下课早早回来帮家干活儿。因为彬子的父亲当过伪警察，铁南的祖母是俄国人，明利的祖父是地主，他们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唯有春节和朋久根红苗正能加入红卫兵组织。我的伙伴们大多继承父辈的秉性，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即使我是糖厂头号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也重哥们儿义气，从不歧视、嫌弃我，照样和我在一起玩耍。
    我常去春节家串门，除讨厌那两只大鹅喜欢他家所有的人。
    春节的父亲面黄肌瘦，和蔼可亲，是糖厂三楼单身宿舍的管理员。他很少管家里的事，唯一的爱好是喝酒。夏天不当班时，我常见郭叔叔和朋友蹲在三楼旁的大杨树下喝酒，大家摆上碟咸菜，倒上大半茶缸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郭叔叔喝酒的手势很奇特，他从不握茶缸把端酒，而是张开拇指和无名指扒住茶缸的外沿，伸长食指抠住茶缸的内沿，探出中指抵死茶缸底，把那个用不上的小指翘成莲花指，捏起茶缸送到嘴边呷上一口，嘴里发出满意的吧唧声，再吃上一小口咸菜下酒，这便是他赛过活神仙的时候了。
    在我的印象里，春节的母亲郭婶儿身体强壮，吃苦耐劳，是典型的山东女人，整天围裙不离身。尽管有一个贪酒的丈夫和六个孩子，生活窘迫，家徒四壁，郭婶儿却任劳任怨，乐天认命。她总是拿出水萝卜、洋柿子给我吃，一边忙着家务活儿一边说：
    “小艾平，咱们是老乡，操他奶奶的，一个没文化的老娘儿们，谁管得着。告诉你妈来串门，别老一个人在家里憋出病，说说话，心里痛快痛快。”
    母亲让我捎话：
    “谢谢你郭婶儿，我不想给她找麻烦。”
    郭婶儿在家属服务站拉氧气瓶。每天天一亮，她早早给家人做好饭，穿起一件深蓝色的大围裙，拉起铁架子手推车去市里的氧气供应站运回四瓶氧气，就算完工了。若在厂区碰到母亲，必唠一会嗑，逗得母亲笑逐颜开，她才拉起手推车离去。
    “郭婶儿和你唠嗑，看你劳动的造反派不管么？”我问母亲。
    “女人家的事，他不好意思听。”母亲微笑着说。
    “都说什么？”
    “有一次你郭婶儿告诉我，她拉氧气走到黄沙滩，想小便，见前后左右都没有厕所，人憋急了，索性用围裙蒙住脸蹲在马路边上就尿。吓得行人都不敢走道了，一直等她尿完才过去。你猜她怎么跟我解释的？”
    我猜不出来。
    “她说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管他呢，我一个大老婆子怕什么羞。我把脸一蒙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我了嘛，他认得我是谁。尿他奶奶的，谁怕看见，就绕着走！”
    春节家的大院动物园一样热闹，有一条狗、两口猪、两只鹅、几只鸭、一群鸡。晌午头，郭婶儿下班回家，一进院门家里就炸了锅，猪扒着圈嚎，狗围着她摇尾巴，鸡鸭鹅追着屁股叫，所有的家禽都伸着嘴巴管女主人要东西吃。事情一大堆，得忙着干起来，眼是懒蛋，手是好汉。郭婶儿顾不得休息，放下葫芦拿起瓢，喂饱它们，孩子们也喊饿了，她又烧饭做菜，侍候一大家人吃午饭。按理说郭婶儿拉着四个氧气瓶子一来一回走二十多里路，吃完午饭该休息了吧，不能，她还要洗衣服、做鞋、买菜，准备做晚饭。一天到晚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用郭婶儿自己的话说：“待着也是待着，干活儿累不死人，省得锻炼身体了。”她张开双臂，两手往衣襟上一拍。“我没见哪个干家务活儿的人累死，倒见过不少人闲出来病的！”
    我虽常去春节家玩，却不敢吃他家的饭。
    有一次，邻居家的猪身上长满黄豆大小的囊泡，邻居怕传染“米猪”病，将病猪拖到铁丝网外的菜地里挖个坑埋了。人家前脚走，郭婶儿后脚就赶去挖出猪来。她给死猪放过血，扒去内脏埋掉，扛起猪身子回到家里，大卸八块用高温煮过，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母亲说咱不能吃，吃了“米猪”肉，人的身上容易感染绦虫病，从此我不敢吃他家的东西了。其实母亲是偏见，大字不识的郭婶儿却英明无比。“文革”期间买什么肉都凭票供应，唯有“高温肉”不要票，排一次队每人允许买一斤。所谓的“高温肉”就是“米猪”肉，我们无一例外吃得很香，至今也没有感染绦虫病！

    五

    吸引我去春节家玩的因素，还有那条卷毛狮子狗娃哩。
    娃哩是条出身名贵的雌性狗，大脑袋、小短腿，玻璃球似的眼睛瞪得溜圆，一身白色的长卷毛连眼睛都遮住了。我真替娃哩委屈，明明是只地道的中国狗，为什么非给它起个外国名字？那年月人人都讲阶级出身，却忽视了狗的阶级出身，都认为它是只癞皮狗。娃哩讨好每一个人，可事与愿违，不管谁碰着都讨厌地踢它一脚，春节的家人也从不当回事。说句公道话，其实这一切都因为没人打扮娃哩造成的。主人家穷，娃哩只能吃些残羹剩饭，吃不饱便出去觅食，成天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身上的长毛拧成疙瘩，所以样子非常丑陋。
    娃哩特别懂事，每次见到我都摇尾巴撒欢，吃了我带给它的大饼子必定举起两只前腿作揖，伸出舌头舔我的手掌。然后陪我出去玩一圈，再一直把我送回家门口，等母亲赏它口剩饭吃，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去。
    娃哩的爱情很不幸，大狼狗和苏联猎狗都和主人一样不屑理睬它，搞得娃哩很自卑，无奈之下恋上一只农村的大笨狗，就在新婚燕尔之际丈夫即以身殉情了。
    有一天傍晚，我去春节家玩，走到他家那趟房头，正碰上娃哩和那只野狗交配，一群淘气的孩子跑过来齐声喊打，捡起大砖头一顿乱砸。可怜交配中的爱侣因生殖器连在一起无法躲避追打，越是害怕就越脱不开身。小牛犊般的大笨狗急了，拖着娃哩向铁丝网外跑去，慌不择路逃进死胡同。前有铁丝网挡路，后有追兵，这下孩子们可真是“关起门来打狗”了，雨点般的石头落下来，打得两条狗嗷嗷惨叫，不知该往哪儿跑，不知怎么才好。我大声喊道：
    “你们住手，要打死娃哩的！”
    “去去，”一个大孩子一把推开我，“狗抓耗子多管闲事！”
    “别打啦，娃哩快跑！”
    哪里逃跑得了，娃哩仍和大笨狗紧紧连在一起，呆然不动，听天由命了。没人理睬我的呼吁，大笨狗是条没主的野狗，打死它可以拖回家吃肉，大家都打红了眼，谁也不肯手下留情。我怕打坏娃哩，又情知自己制止不住孩子们，跑向春节家报信，一边跑一边回头挥动拳头：
    “你们等着，我叫郭圈子去！”
    事也凑巧，偏偏春节没在家，只有郭婶儿跟我跑回来，她一见孩子们就骂道：
    “我操你祖宗的，小王八羔子，滚开，它们还没完事呢！”
    大笨狗被石头砸得脑浆迸裂，鲜血横流，奄奄一息，娃哩也被打得半死，伤痕累累。孩子们眼见煮熟的鸭子又要飞出锅里，不顾大人的斥骂仍旧砸狗。郭婶儿抡起巴掌朝下打去，驱赶孩子们：
    “你奶奶个孙子，叫你们打狗，它们好好的，招你们惹你们啦！”
    这工夫春节和彬子赶来，抱着砖头砸向恶作剧的孩子，众孩子这才觉得大事不好，抱着脑袋逃之夭夭。春节抱起娃哩用脸蛋贴着它的脑袋，心疼得流下泪水，郭婶儿却乐得合不拢嘴巴，拍着儿子的脑袋说：
    “哭个屁，儿子，这样倒更好，省得我忙活啦，乐才对！”
    “为什么？”春节问。
    “你爸这回可有下酒菜啦！”
    大笨狗死了，第二天变成春节家饭桌上的午餐，一家人美美地享用一顿辣椒炖狗肉。我报信立了大功，作为奖赏得到狗腿上的一大块瘦肉，谁又能架住肉的诱惑呢，从此只要有肉吃，我谁家的饭菜都来者不拒。我撕啃着狗肉，一口不罢一口狼吞虎咽，长这么大头一次知道狗肉是蒜瓣状的，味道比猪肉还香！美中不足的是辣椒放得太多，辣得我嘴唇发麻，嘶嘶哈哈摇头晃脑，我想我这会儿的模样，一定跟吞下鱼钩的那只大公鸡差不多少！
    我走出屋门来到狗窝前，见娃哩头藏在怀里蜷缩成一团，浑身都在颤抖，它还久久不能控制自己。我把啃光的骨头扔过去，心想它一定和以前那样欣喜地吞下食物。娃哩只是抬起脑袋，颤动着湿润的鼻头闻闻骨头，又郁郁地缩回去，将脑袋趴在前爪上不动了。我以为它跟我闹着玩，捡起骨头扒开嘴巴硬往里塞。娃哩还是呜咽着不肯吃，它抬起玻璃球般的眼睛看着我，那目光在说：“对不起，我吃不下去。”眼角里涌出一种亮晶晶的东西，越涌越大，不断滚落在我的脚面上，我低头一看，竟是泪珠！
    我顿感无比震惊，畜生也思念它的配偶，也伤心流泪！
    仅仅那么一次不幸的同房，娃哩就怀孕了。
    第四章 走向荒野

    一

    ８月中旬，报纸上刊登出最新指示：“革命大串联好得很。”
    毛 开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齐齐哈尔的学生闻风而动，展开革命大串联。糖厂子弟学校初中的学生，三个一帮、五个一伙成立起“红万代”、“千钧棒”、“鬼见愁”、“从头越”战斗队，也到全国各地进行新长征了。有胆大的同学一到北京就收不住脚，趁机逛遍祖国的天南地北，名山大川。偶尔回来的人讲起外面的世界，眉飞色舞，精彩纷呈。什么免费乘车，免费乘船，免费住宿，免费吃饭……总而言之，不管到什么地方，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所向披靡，没人敢怀疑它的正义和崇高，当地政府一律包你吃好睡好玩好。这令所有没机会出去的低年级孩子羡慕不已，我当然毫不例外。家里管得严的孩子一般都不敢出去，只得留在家里做逍遥派。串出经验的孩子则继续骑马挎枪走天下，进行真正的免费旅游。逛完北京去上海，逛过上海奔广州，最后一站大抵到毛 的故乡韶山，那标志着他或她已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没什么感兴趣的地方游逛了。
    高年级的学生每次回来都拿出一大沓子照片，他们有的去过西双版纳，有的去过峨嵋山，有的还去过敦煌，向我们这些没串联过的孩子炫耀游历的地方，以此证明他们每到一处串联的革命业绩：打倒过多少牛鬼蛇神，冲击过多少党政机构，砸烂过多少历史文物。常常是出去没带一分钱，归来还带回一大笔补助费，简直成了串联暴发户！我恨不能也出去一试身手，可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谁也不许我加入他们的战斗队。我心里不服气，坐火车算什么新长征，有本事像北京的红卫兵那样走着去韶山呀！听说市里的学校组织过长征队，出发前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参加长征的红卫兵信誓旦旦，毛 号召革命小将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我们一定要徒步走过千山万水，将韶山的革命火种带回齐齐哈尔，把长征的接力赛永远传递下去。家长担心他们还是些半大孩子，不放心，怕路上出事。他们回答，当年毛 率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上有蒋介石的飞机轰炸，下有国民党各路军阀围追堵截，怕过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怕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可他们出发后没走到大庆就灰溜溜地解散了，为什么？长征队在荒野里遇到一只狼，谁也不敢再拿性命冒险了。
    “哼，那么多人碰到一只狼就吓退了，真上战场冲锋打仗，枪声一响还不吓尿裤子。要是允许我长征，绝对一往无前！”我安慰自己道，心里平衡许多，随即将烦恼置之脑后。马上又有些不平衡的是，和姐姐要好的几个同学成立一个“花枝俏”战斗队，吸收姐姐加入他们的革命组织，要去北京接受毛 的检阅。姐姐向母亲要了十元钱作路费，和同学们一起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北京革命大串联了。
    对我来说，去北京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糖厂“文革”的主力、化工学校的实习生，也加入大串联的洪流之中。糖厂的造反派一下子失去主心骨，掀不起大批判的新高潮了。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转播起实况报导，毛 在天安门上一次次接见红卫兵，“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的喊声充斥于天地之间。
    学校停课闹革命，母亲不用打扫教室卫生了。造反派唯恐学校的鬼队闲着，将他们并入厂里的鬼队一起劳动改造。要说糖厂“文革”真有胜利成果，我看百分之百是体现家属区的卫生环境改观上。近几个月来，清洁工也戴上红袖章造反了，大批特批起全国掏粪模范时传祥，大院里再没有人愿为资产阶级打扫卫生，清除粪便。问题是无产阶级也得吃喝拉撒睡，也要不断制造垃圾，家属区有几十趟平房，每天倒出多少垃圾，谁又能分清那些废物姓“资”还是姓“无”？狭窄的街道垃圾成山，污水横流，苍蝇蚊子乱飞，下过雨后全是黏糊糊的泥浆，臊臭难闻，无论造反派还是走资派上下班都像逃离垃圾场似的一溜儿小跑。公共厕所就更没法儿进了，茅坑边遍布粪便，过道上尿水成河，肥大的白蛆爬满墙壁，苍蝇成群飞舞，令人无处下脚。那也不能不上厕所呀，人憋极了，只得捂着鼻子硬着头皮方便，你必须十二分留神，时刻提防墙壁上的白蛆掉在自己的脑袋上。
    造反派头头们头疼了，调来鬼队顶替造反的清洁工。走资派们推着铁架子手推车，扛起扫帚打扫起家属区的环境卫生。我的母亲是糖厂鬼队里唯一的女鬼，理所当然负责起女厕所的卫生，男鬼们则负责清除垃圾，平整街道。他们上午扫过来，下午扫过去，一早一晚从不耽误。这一措施立竿见影，泥泞的街道铺上一层炉渣，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两旁还挖起排水沟。厕所里也焕然一新，屎尿被铲除干净，过道铺上一层石灰，蛆和苍蝇都被石灰杀死，臊臭气也荡然无存了。
    我最佩服的是我们的副校长赵关键，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生活一向持“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似乎成败得失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都能安之若素。过去当校长时，总是戴着副金丝眼镜，发型梳理得一丝不乱，裤线笔挺，皮鞋擦得能晃出人影。现在却斯文扫地，金丝眼镜换作黑框眼镜，怕别人认出来似地匆匆走过。你看他穿双高筒雨靴，挽着工作服袖口，拉着粪车逐个厕所掏粪池子，干什么事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说“臭老九”拈轻怕重，我看着实冤枉。
    赵关键几近完美的敬业精神值得每个有良心的人效仿。他扛起掏粪勺，每走到一处厕所便清清嗓子朝里面轻声喊道：“厕所里有人吗，我要掏粪啦！”若是女厕所有人，里面必定咳嗽一声示意有人。男厕所里面有人，则答应一声：“急个鸟！”此时赵关键决不敢贸然动手，定诚惶诚恐守在外面，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吸起来恭候。碰上女的不耐烦时骂他一句“流氓”，出来后红着脸哧哧笑着，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赵关键则背过身子，低下头。因为高度近视，怕自己没看清楚，里面的男男女女提上裤子走人以后，他还要接上一支烟等待一会儿，确信没有动静再行工作。唯恐掏粪时不小心让粪便迸溅到哪个造反派尊贵的屁股上，说他故意进行阶级报复，那可是罪上加罪。碰上个好事的人，提着裤子走出厕所问他一句：
    “赵关键，现在关键是什么？”
    赵关键肯定回答：
    “关键是态度老实！”
    不单单赵关键，所有的走资派对劳动改造都显示出极度的虔诚，都认为自己有罪，想通过汗水洗刷罪过，由鬼变人，重见天日。即使是党委书记冯叔叔也幼稚得可笑，看上去他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严寒冻成冰坨，仍保持乐观，准备接受命运的打击。冯叔叔坚持认为“文革”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情，相信明天早晨一觉醒来境遇就会有所改善。他经常鼓励周围的牛鬼蛇神：“再挺一阵子吧，等待不会久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将来必定拉清单’。”后两句是冯叔叔从电影《小兵张嘎》中借用的台词，意味特别深长。说不上是自欺欺人，看起来也不无道理。但他们还不懂得当时正在形成的历史，等待的时间太久、太久，整整十年过去之后我们才熬到出头之日。
    岁月蹉跎，空悲切，白了少年头。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宝贵的十年，这笔账又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二

    母亲打扫厕所归来，我吸着鼻孔说：  
    “妈，真臭！”
    “你这孩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倒嫌起妈来。”母亲一边洗手，一边笑嗔道。“出去换换空气，玩会儿再回来吃饭。”  
    其实我是变着法想出去玩，没等她的话音落下，早一蹦一跳地跑出院门。
    我想，那时候孩子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能随心所欲地大玩特玩。以一个不懂事孩子的眼光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好极了，彻底砸烂了旧十七年教育路线，再不让我们有学习的压力，一到考试前就紧张得废寝忘食，考来考去人都考煳了。假如母亲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有人怂恿我造反，我也会革老师命的，凭什么整天填鸭式地灌输我们知识？没文化的工人农民多着呢，不一样有活儿干、有饭吃么？不上课光疯玩多好。要是民主举手表决停不停课闹革命，我肯定举双手赞成：“停吧停吧快停吧，我打心眼里不愿背着双手，目不斜视地一坐就是一天，纯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该砸烂！”我不敢跟母亲表露这种“活思想”，这些想法和其他的想法一样都藏在心底，否则她肯定会板起面孔批评我的。
    天气很热的时候，院子里没法儿待，树荫里也热得难受，那里整个下午晒着太阳，像着了火。傍晚时分仍旧闷热，一切都令人感到炎炎夏日的疲倦，热风穿过胡同并没有带来凉意，只有临街的一边还能让人觉得舒服，坐在那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明利家的后窗飘出一股炖肉的香味，一定是他的父亲打猎归来了。我转过房头，来到明利家的院门前，收住脚步踟躇着进还是不进？
    那只大耳朵的苏联猎狗趴在院子里，正伸着舌头，用前爪抱着水禽的内脏大口小口吃着美餐，顾不上再理我这个小朋友了。“狼心狗肺，有好吃的就不理人家，我给你东西吃的时候怎么不这样！”
    我数落着苏联猎狗，猜想杨叔叔这次打的是什么野味，是大雁？还是野鸭？真想进去看一眼他的双筒猎枪，顺便捡几根水禽的羽毛留着扎毽子用。杨叔叔平常绝对不许孩子动枪，总是将枪装入枪套挂在墙上，仿佛孩子一动猎枪就会自动走火。我要看枪，必须趁大人不在家时给明利进贡几张“啪唧”，他才打开枪套，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这时候杨叔叔正在擦着猎枪休息，身边还摆着不少黄铜空子弹壳。我进去帮点儿小忙，比如擦擦空子弹壳什么的，杨叔叔就会笑眯眯地对我夸奖起苏联猎狗如何懂事，一旦枪响，它就能叼回掉进苇丛的野禽。往往我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仔细看着猎枪，一边嗅着从外屋大锅里飘来的香味，一边附和着杨叔叔。而此时明利的母亲一定正往一个大盆里盛肉，她就要端进屋里招呼一大家人开饭了。
    白土地人有个惯例，从不拒绝孩子串门，赶上吃饭，必定给孩子们分些好吃的东西尝尝。有个别的小气鬼吃好东西捂着盖着见不得人，一到吃饭时就往外撵串门的孩子。久而久之，他家的人缘就臭不可闻，东邻西舍都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敬而远之，或断绝来往……一大盆煮熟的野味端上炕桌，杨叔叔会分给每一个来“串门”的孩子一大块野味尝尝鲜，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准能得到一只野禽的大腿吃。一来二去明利洞察企图撵我走了，我答应着要走，也不能不走了，脚却不肯挪动一步。没办法，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除非我再进贡几个玻璃球，明利这才作罢。我现在可不能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去串门了，母亲警告过我：“咱人穷志不短，你要是再敢去等东西吃，我就揍你！”
    站在太阳底下太热，鼻尖已布满汗珠，我舍不得走开，又绕到明利家的后窗蹲在墙根下乘起凉来，其实坐着不动天气热得也不算厉害。我家的外屋门大敞着，母亲正在做晚饭，我却对炒小白菜实在没有胃口，话说回来，吃不到肉闻闻香味总可以吧，母亲你就管不着我了。我的眼睛盯着向日葵之间拉起的一张蜘蛛网上，一只苍蝇刚好一头撞进蛛丝里，蛛网一震动，隐藏在网中心的一个大蜘蛛便跳到苍蝇跟前，用两只前腿抓住苍蝇，准备进晚餐了。我抽动鼻孔吸着香味，不由涌起一阵渴望之情，咽下流出嘴角的涎水，心里怨恨起父亲：“他还当兵的出身呢，为什么不买杆猎枪打猎，光喜欢喝酒吹大牛，死的活该！”
    “于瘦子━━”
    明利手上拿着个大雁腿从后窗口探出身子，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满嘴油光光地喊道。
    我仰脖朝上望着大雁腿，没吭气。
    “于瘦子。”他心情很好，又喊了一遍。
    “干什么？”我没好气地站起身，像条鱼从水里跳出来，吓他一大跳。
    “你在这儿，”他说，“我和郭圈子、猫眼说好，明天去养鱼池钓鱼，去不去？”
    我什么都没听到，眼睛盯住他手中的野味，鼻孔还在鼓动。
    他可能吃腻了，顺手将雁腿塞向我的嘴巴，神情极为得意，我张开大嘴一下撕掉少半条腿。明利心疼地收回雁腿，埋怨我嘴太黑，不敢再让我尝第二口了。我对自己的没出息感到惭愧，不好意思地笑笑，笑得足以让他想哭。但我已经心满意足，足足喷喷香了一个晚上。

    三

    我走出白土地，走向荒野了。
    母亲允许我和小伙伴们去钓鱼了，以免她打扫厕所碰上我和孩子们玩时尴尬。
    在距白土地西南五里路的地方，也可能还不到一点儿，有一条第二道防洪大坝截断的江汊子，两岸长满密集的菖蒲、水葱与水草。在大坝的西面，形成一个十几亩水面的泡子，像条横卧在稻田地旁的大鲤鱼。有家企业投放出鱼苗，把它开发成天然的养鱼池。在大坝的东面，是一片曲曲弯弯的绵延七八里的芦苇荡，直至糖厂大院前的西下洼才是尽头。芦苇荡里盛产老头鱼，比西下洼的老头鱼大多了，西下洼钓上来一条至多一两重，这儿钓上一条就有半斤重。我经常扛着鱼竿，拎着蚯蚓罐，和彬子、春节等小伙伴穿过爱国菜社的菜地，到大坝东面的芦苇荡里钓老头鱼。孩子们放开缠在鱼竿上的鱼线，将蚯蚓穿上鱼钩，坐在岸边开始钓鱼。其实我们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里来芦苇荡钓老头鱼，暗里想到养鱼池偷钓鲫鱼。
    我们的鱼具非常原始，连根普通的竹竿都买不起。鱼竿是用柳棍绑上根扫帚条子做成的，鱼漂是个一指长的高粱秆，鱼坠是颗小小的螺丝。可想而知这样的鱼竿有多好笑，甩到空中挟起一阵呼呼作响的风，比赶车老板挥舞的长鞭子还要笨重。只有鱼钩没法儿自制，是去市里的鱼具商店买回来的。我别出心裁，找出几根母亲的缝衣针烧红弯成鱼钩，但没法做出倒枪刺，好不容易钓上条鱼，没等拽出水面就脱钩了，让你白白欢喜一场。我不喜欢钓老头鱼，它从不逗钩，发现鱼饵就一口吞下拽沉鱼漂，傻瓜都能轻易把老头鱼提到空中，看它在鱼竿下挣扎，还得撕开它的大肚皮取出宝贵的鱼钩。钓鲫鱼没那么容易，你必须时时刻刻举着鱼竿，眼睛盯住碧波里上下蹿动的鱼漂，等待逗钩的鲫鱼含住鱼钩。猛地一拉鱼线，用左胳膊肘夹住鱼竿，把右手伸进水里抓住那条扭动着身子的鱼，摘下它嘴里的鱼钩。
    整整一上午，我们都不耐烦地看着太阳，嘴巴里嚼着酸模浆，盼望它赶快爬上中天。一到晌午头，阳光把坝基的石头晒得滚烫，那个看养鱼池的人都会喝点儿酒钻进马架子睡一觉，我们就可以越过大坝偷钓鲫鱼了。我放下鱼竿，躺在绿草如茵的坝坡上，头枕着双手，心里洋溢着喜悦，仰面朝天晒起太阳。四周充满了生气，身旁的花草散发着浸人心肺的馨香，天空中飘荡着大朵大朵的白云，一根柔软纤细的蛛丝被风吹得左右摆动，从地上向白云边上荡去。只要孩子想什么，云彩就会变幻出他想象的坦克、军舰、飞机、骆驼、山峰……应有尽有。
    有一只蚂蚱跳在脸颊上，爬得人痒痒的，我翻身抖掉蚂蚱，眯缝起眼睛眺望芦苇荡。东北人素以“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来形容北大荒的美丽和富饶。我没见过狍子，经常能看见芦苇丛里有小野鸭出没，三三两两游到开阔的水面戏弄鱼漂，发出呷呷的叫声。芦苇深处，母鸭呱呱呱地叫个不停，相互传递着感情。时而，小野鸭们尾巴朝天倒竖起身体，脑袋扎在水中寻觅小鱼，荡起一圈圈扩展的水纹。小伙伴们扒下衣服光着屁股钻进芦苇荡追逐小野鸭了，只留下我一个人看鱼竿。他们都比我水性好，我只会干扑腾不动地方的“狗刨”，怕乱草缠住手脚，不敢跟他们一起去追野鸭子玩。
    我迷迷糊糊打起瞌睡，水面上哗啦扬起一股波浪，一根鱼竿被大鱼拽离岸边，摇摇摆摆穿过水面的枯叶向深处冲去。我慌忙爬起来去够那根鱼竿，没想到水底的大鱼力气不小，一下子将我拖下岸去，连鞋带衣服都湿透了。我懊恼地想：“要是逮到这家伙，非摔它个稀巴烂不可！”人站在齐胸深的水里，双手把住鱼竿往岸上拉去，大鱼竟跟我玩起“拔河”的游戏，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游动。它呼隆一声蹿出水面，吓了我一跳，天啊，这哪里是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分明是一只硕大的老鼠！我大叫起来：
    “来人啊！你们快回来，来人啊！”
    彬子怀里抱着什么钻出苇丛，一只手划着水游来。春节和明利随后钻出，沾满水藻的头发从额头上垂下来，一边游一边问：
    “怎么啦，于瘦子，大惊小怪？”
    “快来看呀，我钓着个怪物。”
    彬子没逮着小野鸭，意外地发现一个鸟窝，抱回来四个野鸭蛋。他问：
    “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快来呀。”
    那只大老鼠又跳出水面，落下去溅起一片白花花水浪。大家跟着欢呼：
    “水耗子━━别松手，于瘦子！”
    “快啊，”我被拖进深水里，一只手仍攥住鱼竿不放，两只脚蹬动着浮上水面，吐着水花喊。“我不……行啦！”
    三人游到我的跟前，从水里弓起脊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又掐住大老鼠钻出水面，顺手将它扔到岸上摔死了。我们逮的水耗子像个半大兔子，老鼠脑袋，尖利的牙齿，深灰色皮毛油光锃亮，你随便用手一捋，皮毛上的水珠都随之滚落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我们都岁数小，有许多事情碰到也不懂，这是一只皮毛十分珍贵的野生水獭，—条老头鱼吞下鱼钩，水獭吞下老头鱼，叫几个不识货的孩子逮住了。
    父亲节：挽歌——悼我“文革”中死去的父亲


    在没有自由的年代

    你就是自由


    在没有尊严的地方

    你就是尊严


    面对死亡而愤然前行

    你就是你自己的纪念碑


    所以我才刻下这默默的碑文

    让历史和母亲不再流泪……


    四

    中午，彬子和春节到附近的地里偷来些土豆，让我搜集柴草点燃篝火。
    我来回在树丛里搜罗好一阵子才弄到一抱枯枝杂草，回来后放在坝下避风的地方，发愁了，我没有火柴怎么点火？彬子一笑，像野外生活的行家，拿出个放大镜，又掏出一张“啪唧”打开放在干草堆下，趴在一边对着太阳聚起光。放大镜下射出一道强光，在纸上聚成焦点冒起烟来。春节鼓起腮帮吹出几口气，青烟变成神奇的蓝色火苗，干草堆燃烧起来，火焰不断拔高，火星子乱蹿。
    “真是好样的，快放土豆！”我由衷地赞叹。
    “这算什么，”彬子往篝火里添着干树枝，不屑地说。“等领你去大江蹲宿儿，那才叫过瘾呢。”
    东北人说的蹲宿儿就是钓夜鱼。去年暑假，我趁父亲出差偷着和明利去江边摸蛤蜊，碰上春节和小伙伴们在朝鲜族人抽水灌稻田的水泵站旁蹲宿儿。春节鼓动我们留下来，说白天用甩线净钓带鳞鱼，晚上下撅达钩能钓到大鲶鱼。这也算不了什么特别的事，尽管我知道母亲准饶不了，不过我不在乎，还是鼓足勇气留了下来。没想到母亲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回家吃晚饭，找到明利家打听到我的下落，央求他父亲找来了。杨叔叔背着猎枪，带着苏联猎狗，打着手电筒找到水泵站，将我强行押解回家，搞得我非常没面子。伙伴们都讥笑我是妈妈的宝贝，简直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一点儿都没有男子汉的气概！
    “你都变成野孩子啦，”母亲也不原谅我，生气地训斥道。“连家都不回，太不像话！”
    “人家的孩子怎么有自由，偏偏我娇气，”我反驳道，“不要你管。”
    “你爸爸不在家就反啦！”
    “你今天把我逮回来，明天还去。”
    母亲打我了，巴掌落在头上根本不疼，我笑着不改口气：
    “我就反啦。”
    “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你还敢去大江，”母亲用手拧起我的屁股，“敢反。”
    “妈，我的屁股……”我咧开嘴巴由笑转哭，“你真拧呀？”
    “你听不听话？”
    “听，听，饶了我吧，我不敢去啦！”
    一想起屁股蛋子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我就胆突，只好听话，要是母亲知道了可怎么办？我反复想着这件事情，不免有些害怕，感到自己是个可怜虫，任伙伴们诱惑也不敢去蹲宿儿。可是我非常喜欢他们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内心也非常神往那滚滚滔滔的嫩江，我又长大一岁了，真希望母亲能还我些野性，同意去蹲宿儿。彬子烤土豆很内行，等火堆烧成暗红色的灰烬才把土豆埋进灰堆里，烧出的土豆既香又没煳味。吃过野餐，他们派我去侦察“敌情”，看看鱼人进马架子睡觉没有？我翻过大坝观察一圈，想必看鱼人已喝多睡过去，偌大的养鱼池阒无人影，连青蛙都头痛烈日的暴晒，悄无声息。我把两手握在一起做成螺号，嘴巴含住大拇指间的缝隙，吹出呜啊呜啊的螺号声通知大家可以行动了。尽管随时都有被抓住的可能，那也令孩子们感到非常有意思。春节仍不放心，他决定借游泳做掩护声东击西，留彬子一个人躲在蒲草丛中的“鱼窝子”偷钓鲫鱼。
    我们抱着衣服移师养鱼池，光着屁股跳进“锅底坑”游泳，转移看鱼人的视线。

    五

    一提起“锅底坑”，我心中就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那时光的夏季，我有多少次来这里钓鱼、戏水啊。哦，锅底坑，锅底坑，我终生梦绕情牵的地方，童年时代的乐园！
    那是鲤鱼状泡子尾部一个水湾，有四十多米宽，池水深邃清澈，人走下去几步就没及头顶。明镜般的水面闪烁着粼粼波光，水草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淡绿。一堆堆小蝌蚪摆动着扁平的尾巴嬉戏着，水蜘蛛不停地打旋，小虾活泼地跳跃着划出一道道水纹。有条大黑鱼箭一样射过来追逐小鱼小虾，头顶的水面冒出一串串白色气泡。我一步步试探着下到锅底坑里游泳，小鱼苗围拢过来啃咬起我的小腿，搞得腿肚子痒酥酥的。我想抓一条小鱼看看，刚一伸出手指，它们就掀起一片涟漪跑得无影无踪。春节和明利轻松地渡着锅底坑，深色的绿波在他们身后合拢后，又分成两道水波扩散开去。我游一个来回就气喘咻咻了，他们嫌我太笨，留下我看衣服望风，用手掌击打着水面，脊背有节奏地一起一伏，游向泡子中间采青菱角吃去了。
    我望望对岸，发现一个骑自行车、戴军帽的人驶向马架子，看他胳膊上的红袖章是个造反派。不经意地想：“反正看鱼人睡得好死，‘军帽’是铁路警察管不着这一段！”我麻痹大意地跑到“鱼窝子”，双手撑着膝盖半弯着身子看彬子钓鱼。
    “鱼窝子”是钓鱼人在蒲草丛中开出的一小块水面，这样便可从容甩钩而不挂线。养鱼池里甩的是胖头鱼、鲫鱼和鲤鱼苗，大脑袋的胖头鱼生长得非常快，一年就长两三斤重，它们不咬钩，只吃水底的菖蒲根和芦苇根。孩子们对养鱼池里的胖头鱼不感兴趣，专爱钓鲫鱼。彬子无愧钓鱼高手，他一手举着鱼竿聚精会神盯着鱼漂，一手捏着块大饼子攥成的面食，连连将鲫鱼甩上岸来，不一会儿脚下的鱼网兜就快装满了，感到无比惬意。养鱼池里的鲫鱼特别傻，彬子两条一对地往上拽鱼，它们还翻上水面逗弄鱼漂。猛然间，彬子的鱼漂扎进水面又浮上来，急速向水草深处驶去。他回手一拽鱼竿，鱼线绷紧了，竿梢拉成弓形，拉力越来越大，一条大鱼随之浮出水面，扇翅亮尾地击起一圈波浪。
    “大个的！”我欢呼起来。
    “哦，还可以，好大的劲，手都麻了！”
    彬子沉默了，他怕大鱼脱钩，任那条大鱼在水里游动着，搅起一片白沫，时而放出鱼线跟着鱼走，时而举起鱼竿向后退去。连春节在泡子中心喊我们都没在意。
    “快跑，于瘦子，猫眼，他抓你们来了！”明利也用手比划着喊道，“就是那个军帽！”
    我抬头一看，那个骑自行车来的军帽正猫着腰奔向我们，叫道：
    “猫眼，快跑呀！”
    彬子用力一拽鱼线，大鱼脱钩了，他拿起网兜扛着鱼竿逃去。军帽大声吆喝两个孩子站住，跟在后面穷追不舍。要是能从水上逃跑就好了，我和彬子只能翻过大坝，猫腰钻进一片苞米地里隐藏起来，那军帽爬上大坝就不再追赶了。我们瘫倒在垄沟里，四仰八叉地喘息着，并不担心春节和明利此时的处境，养鱼池大，他们完全可以从安全的地方上岸溜之大吉。一个大马蚊子叮在我的脊背上，我伸手打去，突然想到我们都还光着屁股哪。这下人可闭了气，差点儿昏厥过去，由于我的失职着急逃跑，衣服竟成军帽的战利品，大家谁也回不了家啦！我坐起来，嗑嗑巴巴说：
    “衣服，我们的衣服……”
    “衣服，你弄哪去了。”彬子也光穿条小裤衩，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转着脑袋东张西望寻找。“没抱过来？”
    “没，对不起，我忘了。”我浑身发软，急得几乎流出眼泪。
    “对不起就完啦，你真没用，连衣服都看不住。”彬子跳起来大声嚷道，“还对不起什么，找去！”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尴尬地提醒他道，自己也觉得很害臊。
    “穿我的。”
    彬子这才似有所悟，脱下裤衩递过来。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他自己也变成光屁股猴，只能蹲在草丛里等待我归来了！
    第五章 就地闹革命

    一

    我犯下弥天大罪，无话可说，穿上彬子的裤衩，硬着头皮去找衣服。我懂得错误的严重性，大家真光着屁股走回家去，一顿臭揍肯定在所难免。
    翻过大坝时，我发现草丛里的那只水耗子，漫不经心拎起来，随手从树枝上扯下几片树叶，心里还不能想别的事情，磨磨蹭蹭奔向“锅底坑”。太阳躲进云层里，暗影迅速扩大，把整个养鱼池都遮掩住了。果不出所料，我们的衣服不见了，再难也得迈出第一步。我收住脚步，踌躇了好一阵子，但为了大家和自己必须找回衣服。我鼓足勇气转向对岸，绕过一道小桥，沿着一片苞米地接近马架子，看鱼人的窝棚就坐落在泡子边的几棵大榆树下。我拨开茂密的苞米叶，琢磨着怎么跟看鱼人说能要回衣服，离马架子越近心就跳得越厉害，人一紧张就想撒尿。为了振作精神，我掏出小鸡鸡一路撒尿一路走着，告诉自己这没有什么，用不着害怕。抬眼之间愣住了，马架子前正在准备开现场批斗会！
    看鱼人缩着双肩肃立在军帽身后，穿一身脏了吧唧的中山服，脚下趿拉着没系带的解放鞋，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挽着袖口和裤腿。他四十多岁，嘴唇厚厚的，眼睛细长，满脸胡子拉碴，显然是个落魄的干部。马架子门口摆着几个空白酒瓶，瓶子旁胡乱堆放着我们的衣服。军帽往自行车把和货架上拉出一条横幅，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现场批判会。他转过身来，用竭力变粗的嗓门喝令：“还愣着干啥，都拿出来戴上。”听上去是装出来的男声，有些别扭，又有些怪。看鱼人钻进窝棚，拿出高帽和牌子戴上挂好，劈开双腿撅了下来。那牌子上写着：“资产阶级残渣余孽×××”。军帽抬脚踢了踢看鱼人的两只脚，让他撅得更标准些，一脸严肃地说：“我宣布，现场批判会开始。”我见过市里、厂里、学校里的各种批斗大会，那都是走资派少，造反派占绝对压倒多数的场合，无论氛围与气势上都能震慑住被打倒的人。从没见过一个走资派和一个造反派，在这个荒凉的泡子边，在这种马架子、自行车和大榆树布置起的会场上，一对一面对面地批斗，看上去叫人难以置信，这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空前绝后！
    “你交代一下罪行吧。”军帽坐在一个小马扎子上，摘下头顶的帽子，不由让我吃一惊，原来是个剃平头的女人！她中等个头，皮肤白皙，没有喉结，胸部鼓鼓的，和看鱼人的岁数差不多大，怨不得她的嗓门好奇怪！
    “我是牛鬼蛇神，没好好劳动改造，罪上加罪，中午喝酒睡大觉。”
    “早就有人揭发你喝酒，我不来检查你还接着睡，”军帽抬起手臂挥个大圆圈，似乎概括下整个养鱼池。“这么大池子里的鱼，不都叫人偷光啦！”
    “看池子主要是夜里，昨晚有人想偷着下网，我一夜没睡觉，困得不行了。”
    “那我眼瞎，光天化日不一样有人偷？”
    “我看到那几个孩子玩水，没在意。”
    “你什么都不在意，是吧？”军帽的大眼珠子弹一样射向对方，闪着凶光。她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揉了揉，点着吸上一口，提高嗓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看鱼人微微摇头，沉默不语。
    “你不吱声是吧，那么我告诉你，你老婆已坚决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跟你彻底划清界限，决定离婚啦！”
    看鱼人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像被谁打了一拳，斜靠在一棵树上，险些摔倒。这句话对他打击巨大，如五雷轰顶，头皮都炸开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面如死灰地低低说：
    “孩子呢……他现在住哪儿，以后跟谁过？你们知道，我好长时间没回去了。”
    “这个嘛，不用你操心，我也不想跟你啰嗦。”军帽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公文扔在对方脚下，腔调和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你老婆不愿再见你，协议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不能再等等么？”
    “不能。”
    看鱼人垂下慌乱的眼神捡起协议书，直起身子，久久看着。捧着协议书的双手微微抖动，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头上的高帽都抖落下来，花白的头发像秋风中的茅草。
    “你不想签，这可由不得你，”军帽站起来冷冷道，“签字。”
    一阵沉默。
    “让你签你就签，”军帽猛吸一口烟，掐死烟头步步威逼，她玩味着每一个字，醉心于产生的效果。“你想尝尝抗拒的滋味……”不过她还没把话说完，看鱼人早已理解她的意思，事情就这么定了，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他从上衣兜里拿出钢笔，一点点拔出笔帽，嘴唇痉挛着，眯起眼睛盯住笔尖，每写出一个字都千斤沉重。签完字，军帽一把抢过协议书塞进衣兜里，宣布散会。
    看鱼人摘下胸前的牌子放下，大颗的泪珠从腮边一滴滴流下。他猛然用脚钩起酒瓶，双手接住仰面朝天大口喝着，酒顺着嘴角往下流淌，流满起伏的胸口。
    “还喝，喝死，酗酒失职，抵制改造，扣你半个月工资！”军帽收起横幅，转眼之间发现我。“干什么的？又来个偷鱼的小疙瘩！”
    “阿姨，我淘气了，来认错。”
    我走近他们，头低得挨近胸脯。对我来说没别的办法，只好实话实说。我知道造反派的脾气，特别碰到如此气冲霄汉的女人，甚至准备挨耳光了。这一刻够紧张的，我的脸色发白，开始冒汗，军帽却盯住我手中的水耗子，露出惊讶的神情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白土地的。”
    “老师怎么教育的？”
    “老师靠边站了，没人管我们。”
    我僵立在她的面前，心想这下可完了，她要到学校去告状，更糟糕！
    “这倒是个理由，你挺会说话，嘿嘿。”军帽的脸上浮出笑容，怒气平息了，笑成一朵明日黄花。“光着回去吧。”
    “不，家长揍我们。”
    “交了罚款再拿衣服。”
    “我没钱。”
    “你手里的东西哪来的？”
    “那边泡子里钓的。”
    “扯淡？”
    “骗你是小狗。”
    “抵罚款怎么样？”
    一只水耗子能换回衣服，像天堂朝我敞开了大门，这时我才确信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生怕她改变主意，忙不迭点头。同时又灵机一动，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看鱼人解脱，说：“阿姨，我已交过罚款，你就别再扣他的工资，行吗？”
    “算了，有红小将说情，不扣啦。”
    军帽错把我当成一个战壕里造反的同盟军，口气中已完全没有气恼的意味，饶了看鱼人。她接过水耗子挂在车把上，戴上军帽，哼起一支革命歌曲扬长而去（出现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可见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自私）。站在一旁的看鱼人还没有从惊恐中摆脱出来，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整个人显得神情可怜，萎靡不振。我不好意思再面对他，不知该怎么办，想多说几句又没什么可说的，抱起衣服向大坝跑去。刚跑出十几步就听身后喊：“别跑，站住！”我收住脚步，不安地看了他一眼，认为对方没有恶意才放心地等待。看鱼人追上来，递给我十元钱。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什么也不要，他却塞过来说：“小家伙，那是一只水獭，用这点儿钱收恐怕都不够！”

    二

    一早一晚的风有些凉意了，预示着秋天的来临。
    姐姐串联半个月还没回来，母亲不放心地磨叨着，你看你姐姐也不往家里寄封信，是不是生病了？路上出什么事了？我说她是和同学一起去的，人家没回来她怎么能独自行动，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母亲说我没心没肝，不懂得她的心。我才不盼姐姐他们的红卫兵战斗队回来呢，一回来又要复课闹革命，害得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疯玩了。姐姐来信了，告诉我们她早已安全抵达首都北京，住的吃的都很好。为什么没有尽快回家？主要是为等待毛 接见。母亲立即写出回信，要她见过毛 马上返回齐齐哈尔，不要再去其他地方串联了。我心想姐姐你千万别听母亲的话，好不容易逮着个免费旅游的机会，不玩白不玩，着哪门子急，换做我不把全中国逛遍才怪呢！
    没料到一只水耗子如此值钱，我发了一笔小财，重又恢复愉快的神情。别小看一个孩子兜里有十元钱，这意味着能买二百支奶油冰棍儿、四百个鱼钩。水耗子是大家逮住的，我没独吞，按春节的建议跑到造纸厂下起饭馆，搞得小伙伴们都喜出望外。我们从没有如此阔气过，也从没有这么多的钱，都摆出副有钱人的派头，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喝罐头瓶子装的散啤酒。我还给春节买了一盒“哈尔滨”牌香烟，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才挥霍掉五元钱。搞得服务员不断打量我们，这几个孩子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偷家长的钱摆谱儿大吃大喝。我不敢把余下的钱交给母亲，她不会相信什么水耗子，索性分给小伙伴们一人一份，让他们留着买冰棍儿和鱼钩吧。
    只要是晴朗的日子，我天天和春节、彬子去养鱼池，到第二道防洪大坝西面的泡子里钓老头鱼，竟对偷钓养鱼池里的鲫鱼不感兴趣了。其实大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在守株待兔想碰大运再钓个水耗子，可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天底下只有一只傻兔子撞过大树。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无处不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掉，我的这种心绪一直存在。看鱼人摸透孩子的鬼把戏，我们不能轻易偷钓鲫鱼了，他一发现我们到“锅底坑”玩水就赶过来，抱着脑袋躺在坝坡上晒太阳。失去家庭和孩子的痛苦，精神上致命的打击，使他头上花白的头发更加密集，连下巴的胡茬儿都变白了。他的头垂向前方，闭上眼睛，似乎要打盹，随即提起精神盯着戏水的孩子们。他把痛苦的情感深深藏在心中，在想自己的孩子，思绪万千……看样子，我们不走他不会动地方，我们也不用再耍花招儿转移他的视线，纯粹来游泳玩了。
    久而久之，我学会蛙泳、潜泳、仰泳、侧泳、自由泳、踩水，也精通水性了。开始跟彬子学扎猛子的时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着实吃过不少苦头。彬子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老想变成一条鱼游得远远的，他要我一定睁着眼睛潜水，因为鱼睁着眼睛在水里游动。我睁开双眼捏住鼻子，两腿扑腾着大头朝下钻进水里，屁股却撅在水面，无论怎么蹬动就是沉不下去。彬子失去耐心，照我的屁股打过两巴掌。我咕咚咕咚灌下几口浑水沉进水底，彬子以为淹着了，赶快拽起我的脑袋。我却茅塞顿开，再次喝下口水扎进水里，鱼一般潜进水底自如游动了。
    我们玩水，采青菱角吃，比吐唾沫，看谁尿撒得远。
    我经常纳闷，为什么菱角秧一堆堆一片片聚集在池水深处，从不在水边生长？它们总是举着一簇簇圆叶子等待着风来，风一往哪边吹，就随波逐流漂向哪边。要是一下起大雨，它们就不知道往哪里躲了，跌跌撞撞朝水底钻去，仿佛是个必然的结果。我看这一切全是装出来的，等风雨一过，又怡然自得地出现在原来的地方，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波浪间轻轻摇呀摇。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吹不断它们细长柔软的茎部？孩子们要采集青菱角吃，必须游到泡子中间将菱角秧收集在一起，拉断它们长长的根须，才能把成堆的青菱角拖上岸去。可是你得当心，千万别踩上漂在岸边的黑色老菱角，那都是些去年烂空心的成熟果实，一脚踩上去准扎一个大窟窿。我的脚心就被老菱角扎过一次，拔出后疼得满地单腿蹦高。春节叫我赶快用鞋底敲击脚板打出瘀血，经我一拍，脚心麻木了，疼痛也减轻许多，他抓把淤泥堵住我的脚心，几天以后伤口不治自愈。没成熟的菱角壳很嫩，用牙齿一咬就破，里面的瓤是一层皮包的甜水，吃多也没什么意思，不顶饿，跟没吃东西差不离。
    吃腻青菱角，我们开始比赛吐唾沫，看谁能聚一口浓痰吐得最远。
    小伙伴们谁也比不过春节，他什么时候都能聚出浓痰，呸的一口吐出几米远。我甘拜下风，怎么咳嗽也聚不出浓痰，只能在撒尿的项目上和大家比试一下。你看吧，几个孩子一丝不挂地并排站在大坝上，把着小鸡鸡比赛谁的尿泡最长射程最远。彬子数起“一、二、三”，我们一起顺风开炮，几道尿流飞上半空划出弧线，“飞流直下三千尺”般冲下坝底，孩子们全抖着小鸡鸡欢呼：
    “老天爷，快下雨，包子馒头全给你。嗷━━都来看，都来瞧，下雨喽！下大雨喽！”
    我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开赛时尿泡最长。其实我耍的小聪明并不完美，总在比赛之前喝一肚子水，尿泡虽长力度不够，射程还不算最远，也只能说不相上下，发挥好的时候也顶多只获第二、三名，从没登上过冠军宝座。真不知道彬子怎么练出的绝招儿，我们大家谁也比不过他，不喝水照样尿得老远老远。我这才理解东北人为什么赞许谁时，都说这家伙够“尿性”，原来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意思。

    三

    姐姐串联回来，给我讲了许多的新鲜事。
    她变得很神气，胸前别着毛 像章，腰间束皮带，肩上挎着黄书包，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像个英姿飒爽的冒牌女兵（那时候，不管男孩儿女孩儿都这身打扮）。母亲临出门前给她带十元钱，她近一个月时间只花几角钱，并买回两枚小小圆圆的毛 纪念章送给我和妹妹。姐姐说要把像章戴在胸前心脏跳动的地方，这样才表示自己最最虔诚。我将姐姐的礼物别在胸前，挺着胸脯转了一圈，还专门拐到春节家去炫耀一番。很快就像泄气的皮球，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除个别比我小的孩子流着鼻涕投来羡慕的一瞥，没任何人注意我的煞费苦心。人家春节早有纪念章了，比我的大，背景也好看，是个大红太阳，闪闪发光。哪像我的纪念章里什么背景都没有，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头像。再说春节有军帽、皮带和红卫兵袖章配套，人显得既神气活现又威风凛凛，威武得很。我表面上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内心里却嫉妒得不行，嘴上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憋气加窝火走人！
    母亲问起姐姐路上的情况，姐姐说你们不写信叫我回来，我也不去其它地方串联了。
    为什么？
    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一路上的罪遭不起。
    火车上人实在太挤了，以致于上下车都不能走车门，全靠钻窗口，人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一条挤着一条，彼此毫无空隙。列车超员严重，每节车厢都超载一倍以上的人，两人的车座上挤三个人，三人的车座上挤五个人。过道上、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人，车厢连接处和走廊就更不用说了，连厕所和餐车都挤得满满的，动也动不得。更要命的是列车不停地误点，一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本来从齐齐哈尔驶抵北京的快车正点时间是二十四小时，她一来一回都走四十八小时。车上没吃没喝，误在大站还能买到东西对付一顿，误在小站就自认倒霉了。最叫女孩子难堪的是列车行驶途中无法大小便。男孩子憋不住还好说，拉开车窗就往外尿，根本顾不得羞耻了，女孩子们难为情，说什么也得憋到列车进站才方便一下。好不容易下车时也提心吊胆，怕火车随时开走。女孩子们不敢远离站台去找厕所，只能围成一圈轮番蹲下来解手。车厢里又热又脏，空气污浊，令人作呕。姐姐无论白天晚上都汗水涔涔，手帕都拧出水来，渴得嘴上冒起大泡也不敢喝水，怕喝过水后又上厕所。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抵达首都，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看来免费旅游的滋味并不见得多么好受！
    姐姐告诉我们，她串联最大的收获是受到毛 的接见，亲眼见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当她谈到毛 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起“毛 万岁！”全沉浸在这一幸福的时刻之中了。姐姐说，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毛 决定接见的那天下午，红小将们都激动得夜不能寐，恨不得立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领袖的检阅，坐在大地铺上唱起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这个战斗队唱完那个战斗队接上，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唱得高亢，谁也不听工作人员劝告，抓紧时间休息别错过接见时间。没想到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乘大客车出发，到长安街即下车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被接见的红卫兵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长长的，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分几路缓缓接近天安门广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王府井到天安门只一站路，姐姐却走了近四个小时。折腾一夜，大家都后悔没听劝告早早休息养精蓄锐，困得眼皮子打架，哈欠连天。姐姐困得睁不开眼睛，队伍一停站着睡过去，前面的人走动了，后面的人推起她机械地走去，脚在走着脑袋仍在昏睡不醒。等她一步一个盹地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绝大部分同学坐下就睡了过去。
    下午１点，最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广场上传来阵阵歌声：“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这是渴求见到毛 的心声。姐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广场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纪念碑上，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金水桥上，天安门观礼台上，人山人海。欢呼的声浪从前面黑压压的人群传来，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势不可挡。所有的人头都攒动着，脖子伸得比鹅还长，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竖起森林般的手臂朝天安门上欢呼：“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观礼台上的一对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道：“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 ，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让我们欢呼吧，让我们歌唱吧，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姐姐隐约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下，站着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他正在高举起手臂，频频向红卫兵小将挥手。姐姐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把胳膊伸到头上面，顾不得哈欠连连，也跟同学们又蹦又跳着欢呼，泪水滂沱：“我们见到了毛 ！我们见到了毛 ！”她始终处在狂热的状态中，嗓子都喊哑了！
    我想象着姐姐描述的激动场面，不知为什么，很像我参加过的文化宫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广场上一片红旗的海洋，人海狂潮涌动，红卫兵小将们都举着红语录，声嘶力竭地喊着：“毛 万岁……打倒走资派！”只不过毛 是站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小将挥手，而包括母亲和一大批走资派是撅在 台上低头认罪的。我不明白毛泽东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煽动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中央、省、市几百万各级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全部沦为阶下囚？
    我无从得到答案，没有谁告诉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四

    学校里又开始不平静了，一部分红卫兵继续进行大串联，一部分红卫兵带着学回来的经验：“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头一批就地闹革命的红卫兵，不准男人留大胡子、长鬓角、穿瘦腿裤子；不准女人穿布拉吉、烫头发、抹雪花膏。张嘴闭嘴背一句毛 语录，时刻宣传毛泽东思想。一经发现照相馆有“封、资、修”照片，咔嚓一剪子剪掉头部，有如刽子手斩去首级。取照片的顾客哭笑不得，当面说小将的行动“好得很”，出门大骂他们“缺德带冒烟，养个孩子准没屁眼！”遭殃的是那些头发天生卷曲的人，理发店不敢理发，照相馆不敢照相，遇到哪支战斗队看你头发不顺眼，摁住脑袋就剪成“电灯泡”。
    革命小将贴出大字报，不管什么人，一律勒令你剃成“小平头”。据说这种发型有利于作战时徒手搏斗，敌人无法揪住你的头发。男人剃小平头倒没什么，顶多大家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像外国人看我们一律黑眼珠、塌鼻粱、扁面孔，分不清中国人谁是谁。中国人看外国人也一律黄眼珠、大鼻子、金头发，照样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可我们能分辨出外国人是男是女，外国人却无从分辨我们是女是男。学校有不少女生剪了“小平头”，糖厂的青年女工也模仿起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假小子。那时候全国人民效仿解放军，有一套盖戳的军装最时髦。老式军装也颇受青睐，当过兵的人都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找出旧军装，穿在身上神气得不得了。
    我的父母是老兵出身，家里却没保存下一件旧军装，令混进红卫兵文艺队的姐姐十分沮丧。我问母亲为什么没有老底？母亲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你大舅家孩子多，我和你爸爸来东北前将旧军装都寄给孩子们穿了。遗憾的是这么时髦的衣服都没留给姐姐，换回来一件该多好！母亲说你大舅家的孩子早把旧军装穿烂了，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们还不断来信要你们换下的衣服。
    “没有啦，也不能给啦。”我生气地说，连我都没新衣服穿，身上补丁摞补丁还支援人家。
    问题是女孩子剪成“革命头”麻烦不断，“文革”中女性的特征都不能显露，否则会有革命动机不纯的倾向。女人不能臀部过大，腰太细，穿高跟鞋，连乳房大了都是罪过，最好让胸脯平坦得能跑大卡车才算真正的美丽。女孩子们都煞费苦心地束胸、收臀、穿解放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变得和男孩子一样虎虎有生气，以免引起注意。总而言之要变得雄性十足，即战斗性革命性十足。可是她们在街上一走，擦肩而过，就使不少无产阶级男性险些犯了流氓错误。有时候男人们逛街急于上厕所，见有假小子进去毫不犹豫跟进去，没等解开裤腰带就听吱哇尖叫：“来人啊，抓流氓！”搞得出身好的男性造反派也措手不急，刚张口辩两句，又招来一阵阵怒骂，反而把自己也弄糊涂了，急忙提着裤子仓皇逃离是非之地，宁肯随地大小便也不敢轻易进厕所，从而大大破坏了公共卫生。

    五

    我的伙伴彬子天生就像混血儿，黄眼珠，大波浪卷毛头发，要不怎么给他起个绰号叫“猫眼”呢。后来郭春节当兵临走之前，小伙伴们决定到街里的“雪原”照相馆拍张合影留念。那一天有我、春节、彬子、朋久，还有一个绰号叫赵和尚的同学。彬子倒挺幸运，没碰到街上巡逻的红卫兵被剃成秃子。可一走进“雪原”照相馆就碰了一鼻子灰，照相馆经理指着彬子脑袋上的卷毛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给拍照片。彬子一再辩解说：“我生下来头发就这样的，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经理毫不客气地轰我们出去，还牢骚不断：“谁管你天不天生的，我要真照，红卫兵还不把照相馆给砸啦，你们也不替我想想！”五个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外，彬子更是一脸惭愧，埋怨自己的头发长得不好，害得大家连个合影都没照上！春节似有醒悟地一拍大腿：
    “什么他妈这个那个不给照，老子不正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吗，回去造他的反！”
    春节的一句话提醒小伙伴们，真是人肩膀上长出猪脑袋，晕了头，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决定杀他个回马枪。那年月，人人都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可我的蓝裤子白衬衣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胳膊上也没有红袖章，一看就是个“响当当”的走资派狗崽子。并且怀着深深的原罪感，有一种自虐的激情，根本没法儿也不敢充当红小将。幸而并不是什么难事，彬子帮我出个主意：
    “那好办，你把裤腰带解下来，扎在腰间。”
    “裤子怎么办？”我为难地说。
    “你不会用手提着。”
    我一手提着裤子跟在他们后面，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雄赳赳排成一列再次杀回“雪原”照相馆。经理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怎么又来捣乱，还有完没完！”话音未落，春节、朋久和赵和尚抄起椅子板凳砸向橱窗，玻璃哗啦啦碎裂开来，飞迸四溅。原来造反只是一念之差，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胡闹一通就是了，这种感觉过去怎么从来没有？街道上也有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只是看着，没有任何表示。离这不远的一个街口上，有几个红袖章站着看大字报，再往前走，还有别的人，并不过来管闲事。
    “我要喊红卫兵……”经理急了，倒退两步大叫。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春节抬起胳膊，把红袖章送到他鼻子尖前。“不用你请，我们就到了。”
    看样经理也不是个善茬子，不甘示弱地问出一连串为什么？其间特别扫了我一眼，分明在暗示我们是一支杂牌军：
    “你们是哪的红卫兵？”
    “白土地的。”春节回答。
    “什么组织？”
    “‘横扫千军如卷席’战斗队！”
    “刚才还没有？”
    “就是现在成立的，专造你们的反，”赵和尚解下腰间的皮带抡向空中威胁，“怎么，不服吗？”
    “我们可是‘雪原’照相馆，你们凭啥破坏公家财产？”
    经理的眼里闪着恐惧，却不服气地加重“雪原”两个字。据说写《林海雪原》的作家夫人“小白鸽”，曾在这儿照过相，他们的业务才如此红火！
    “这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林海雪原》是株大毒草，早就被打倒批臭了，你还抱着‘小白鸽’的臭脚不放，摆她的相片招揽顾客，想替她翻案。”春节越说越气，又举起椅子砸向柜台。“仅凭这一条你就罪该万死，我们红卫兵就是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我不得不佩服春节联想丰富，这明明是八杆子也打不到的事，他却双手掐腰理直气壮。不过这只是心里的感想，并没有说出口来。直到彬子从后面捅了下我的腰眼，我才勉强忍住没笑出声。
    “别砸，别砸啦，不就照张相吗，我们照，照！”经理把住春节的胳膊，眼珠一转又问。“红卫兵小将们，明明是你们贴的布告，不许拍卷头发的相片，现在为什么又允许啦？”
    这个为什么终于问住春节，他转向大家以目光求援，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小眼眨巴眼，内心里一时起了动摇，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北京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最近要拍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在全国范围内选演员，你还不知道吧？”还是朋久来得快，煞有介事道。“我们这位小将要去扮演美国兵，所以才留卷毛，耽误演出是要负责的，就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提起革命样板戏经理就耷拉脑袋了，仿佛做错事情被我们抓住把柄，小小的事情变成了大事。这可是江青亲自抓的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绝对不能乱开玩笑，借他个胆子也不敢耽误，要经得起政治的考验，在时代的大潮中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啊。朋久编的瞎话极妙，有鼻子有眼，跟真事似的，不由对方不相信。于是乎，经理表示坚决支持红小将的革命行动，马上将“雪原”改成“奇袭”照相馆。他分文不收地给我们照过合影，还给彬子单独拍两张照片，说这是“奇袭”照相馆的极大光荣，要摆在橱窗里做永远的留念！
    一走出照相馆的大门，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好悬没笑破肚子。我乐得喘不上气，连裤子都掉了下来。

    二

    姐姐的归来令我新鲜一阵，日子又流水一样趋于平淡了。
    学校仍旧在停课闹革命，母亲仍旧打扫厕所，糖厂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仍旧转播着北京的实况，毛 仍旧在天安门上挥手，第五次、第六次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全中国人仍旧一百遍一千遍高呼：
    “毛 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家菜园里的小白菜长成大白菜，大葱的绿叶也变黄了。原先种向日葵的地方，只剩下一些干枯的杆子挺立着，从窗子里望去也没意思。你只能看见几只麻雀停在木板障子上，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人一出去它们就飞上房顶。我们一日三餐照样吃大饼子炒小白菜，大葱蘸酱油。母亲说天气变凉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姐姐的个儿长得快，棉衣棉裤都越来越小，本来是准备秋天给她买新装的。表姐一连三个月都给我们寄钱，10月份却不汇款了。母亲盼望我的表姐能再帮她一下，好有买秋菜、煤和木柴的钱，我们盼来的是一封不祥的信。表姐说，我的表姐夫晨波━━他当时是华东局的一个处长，也被揪出来打成走资派，她无力帮助我们了。母亲看着来信半晌不语，刚刚得到的一点点支援又断了，她拿出一盒“经济”烟，点着一支大口吸起来。
    北大荒有三大怪：“窗户纸贴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我不觉得窗户纸贴在外新奇，东北的冬天地冻天寒，屋内屋外温差极大，贴在屋里的纸容易受潮、碎裂，起不到挡风遮寒的作用。贴在外面的纸就不同了，它会和窗缝冻结在一起，风吹雪打一冬天都不坏，既美观又耐用。养个孩子吊起来倒是一道东北特有的风景。糖厂凡有婴儿的家庭，炕中间的屋顶上必定钉着两个小铁环，环下用绳子挂个小船似的摇篮，婴儿躺在里面摇来晃去，大人抽空推一下摇篮，该忙什么就忙什么。有时候，我也跑到邻居家去推推摇篮，幻想着躺在里面该多有意思，一定和坐在小船里差不多，可惜没有我这么大个的摇篮！
    糖厂大院的老娘儿们大都抽烟，除了老头、老太太抽烟袋锅外，中年女人一般都抽自卷的旱烟。到人家去串门，主人家的炕沿上必定有个烟笸箩，里面盛满蛤蟆头或烤烟叶，烟叶上放着一沓薄薄的卷烟纸。那是可以随便抽的（三九严寒也不例外），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盘腿坐在炕头上，叼着旱烟喷云吐雾，直至满屋的烟雾浓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才打开气窗透口气。从外面看那气窗比烟囱冒出的烟雾还猛烈。我最佩服大人的卷烟技术，觉得那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先用指尖搓碎干烟叶，斜斜地撒在一小条卷烟纸上，卷成一支头粗尾尖的烟卷，放在手心里向下蹾蹾，轻轻拧紧里面的烟叶，再伸出舌尖舔湿纸头，拽掉烟头上的小纸阄阄，即可放在嘴角擦亮火柴叼着抽了。
    唯一的区别在于男人卷的像大炮，女人卷的像铅笔。
    我羡慕会卷烟和抽烟的人，那派头非常优雅，盼着自己赶快长大也有喷云吐雾的权利。我曾偷着卷过几次烟卷，怎么都卷不好，也分辨不出哪种是蛤蟆头哪种是烤烟。据说蛤蟆头烟劲凶猛，烤烟柔和。有一次我到彬子家玩，趁他家大人不在时偷偷卷成一支“大炮”，模仿着大人的姿态抽了一口，使劲将烟雾咽进肚子。这烟的味道不对头，苦涩涩辣乎乎呛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使人直想呕吐，没抽第二口就散了架子，搞得火星子到处乱飞。更糟糕的是一下被彬子的母亲碰上了，她踩灭火星，训斥我小孩子家不能玩火，不听话就告你妈去，吓得我整日忐忑不安。其实彬子的母亲是吓唬我，她很快就忘掉这件事，根本没找我的母亲告状。
    我和小伙伴们那次下馆子，也抽过一支真正的“哈尔滨”牌香烟，我仍没学会抽烟，吸着也体现不出大男人的神气。春节说我是“老笨”，我把那盒香烟送给他了，对自己的不争气又羞愧又懊恼。糖厂经济宽裕的工人家属，则能买条一角五的“握手”牌香烟，或两角钱的“蝶花”牌香烟抽抽，这样一来省得费事卷了，拿着手里也潇洒。再贵些的香烟是科级以上干部们抽的，大多是“迎春”或“哈尔滨”牌香烟。夏天傍晚，女人抱着孩子叼着烟卷走出门外，三个一堆五个一伙聚在一起乘凉聊天，跟男人抽烟一样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父亲不抽烟，我过去也从没看过母亲抽烟，我想她大概嫌打扫厕所身上有味，想用烟气冲冲，才学会抽烟的吧。我看到过大人蹲在厕所里大便，嫌茅坑里的臭味刺鼻，点起一支香烟“去去味”。有许多孩子不敢在家抽烟，偷偷蹲在茅坑里吸烟，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少见多怪，仿佛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打扫厕所的赵校长每天都在外面抽烟恭候，是不是也要“去去味”？我哪里知道，母亲是孤独、愁苦才学会抽烟的。我们家在齐齐哈尔没有亲戚，三个孩子年龄小，她既当爹又当妈，碰上难事无处商量，只能闷在家里自己寻思解决的办法。日子不好过，母亲的工资不到月底就所剩无几，入不敷出，然而没有还钱的希望是不能够再借钱的，她手头紧得要命，连一家四口买青菜吃都成问题。
    母亲抽了一支香烟又接上一支，在一片青色的烟雾里，苦苦琢磨出救急的点子。
    她找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样样摆在炕上：两件羊皮大衣，一件新帆布雨衣，一块苏联“波浪”牌手表，还有父亲视为宝贝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反复打量着衣物，完全沉浸于回忆之中，坐了很久。这都是些陪伴着母亲的遗物，是她昔日幸福的见证，都跟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有着联系。母亲的目光停留在那些东西上，看到就想起以前的生活，与父亲经历的一幕幕情景一再呈现在眼前，那是母亲多么渴求的生活啊。为了这个，她在思念中忍受多少折磨和孤寂。这种思念埋藏在心底深处，长时间沉默着，却永远存在，永远抑制不住。如今，往昔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梦幻，只有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安慰。然而面对冷酷的现实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望，她的心中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孩子。我们就是她苦难的回报，一生坎坷的回报，最后的安慰，寻求解脱的办法……母亲从往事中醒来，把脸转向窗口，尚觉要卖的东西不够多。她狠狠心，又摘下自己腕上的“罗马”牌手表包进包袱里。
    “妈，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能干啥，去卖。”母亲闷闷道。
    “工资又花完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孩子家哪懂这些。唉，但凡有别的办法，妈还能去寄卖商店，这都是你爸爸留下来的纪念，看着它就想起你爸爸活着时候！”
    “我也去寄卖商店，带我上街玩玩。”
    “别瞎搀和了，省张车票吧。”
    母亲没带我去，自己去了市里的寄卖商店，结果卖掉羊皮大衣、雨衣和她的“罗马”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属奢侈品，寄卖商店不收。母亲最后还是犹豫了，掂量再三也没舍得卖掉父亲的“波浪”牌手表，想留给我作纪念。我们再次度过经济危机，母亲计划着用这笔钱给姐姐买一身新棉衣，交买秋菜的预付款。她预定五百公斤土豆，四百公斤萝卜，一吨煤，一百公斤木柴，这些是过冬必不可少的，再省也省不到哪里去了。

    三

    快过国庆节了，母亲问我们想吃什么？我抢着说想吃顿大米饭，要吃朝鲜族人种的那种大米。那时候能吃顿馒头或大米饭绝对是享受，限制供应的细粮极少，且白面是不去麸子的“全面粉”，蒸出的馒头跟荞麦面的颜色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吃细粮，一般都攒下来过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我们上顿大饼子，下顿高粱米饭，顿顿粗粮当家，孩子们早就吃够了。有什么办法呢，填饱肚子就算不错，够不够也得捏着鼻子往嗓眼里咽，不吃就得饿肚子！朝鲜屯的新稻子成熟了，每天都有朝鲜族妇女顶着米袋，挨家挨户敲门推销自产的大米。为了过节，母亲只好买黑市的高价大米。当时，这类买卖是非法的，好在大家都心照不宣。她做贼一样将朝鲜族妇女让进家里，解下腰间的围裙，蹲下身子，抓起一把雪白的大米看着成色。孩子们蹲下身子围在大人身旁，眼巴巴看着大米口袋，听着两个女人讨价还价。
    “四角钱一斤，太贵了，便宜点儿么。”母亲说。
    “她大婶儿，我们也是没办法，才用口粮换粗粮过日子。”朝鲜族女人婉转地说。
    “我知道，谁都紧，要不能跟你讲价，三角七怎么样？”
    孩子们都仰起小脸，盯着朝鲜族女人的嘴巴，心里祈祷着：“快答应吧，快答应吧，我们就要吃到喷香的大米干饭了！”
    “不吧。”朝鲜族女人说。
    “三角八呢，你让两分钱？”
    我们的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脸涨得通红，紧张到垂下眼睛不敢看的程度，可是内心里，却抱着极大的希望。妹妹摇晃着两根小辫儿，抓起一把大米攥在手里不再松开，伸到背后，那只小拳头都颤动起来。
    朝鲜族女人摇摇头。
    “那我们买不起了。”母亲抓过妹妹的拳头，把她手里的大米抠出来，表示歉意。“实在不好意思，你到别家试试，看能卖点儿不。”大米从母亲的手指缝里流下来，流进口袋里，我们的心跟着往下沉，都不愿意这样想，闭上眼睛，满腔希望也随着母亲的指缝流走了。
    朝鲜族女人一脸失望地收起口袋，顶在头上走出院门，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
    “我让一分，三角九，要么？”
    “不再缓口了？”
    朝鲜族女人坚决地迈开脚步。
    “可以，你秤吧。”母亲叫住她，下决心买了。
    “要多少？”
    “一斤。”
    两个女人为一分钱争了半天，总算成交。经过一场艰难的谈判，我们终于秤到一斤大米，这未免使我稍稍有些失望，买得太少了，刚刚够塞牙缝的，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啊，过节啦，有好吃的喽！”孩子们把手高举过头欢呼起来。妹妹高兴的又蹦又跳，姐姐拍起巴掌。我偷着乐，板着面孔让她们觉得我是个男子汉，不像狗，给好吃的就摇尾巴。中国人过节，再穷也要做顿好东西吃以示庆祝，人家吃鱼吃肉，我们却用一斤大米庆祝国庆节。粮店的籼米和朝鲜大米没法儿比，公家供应的籼米口感不好，没有油性。朝鲜大米蒸出来像浮着一层水晶，雪白耀眼。再拌上一勺猪油，一勺白糖，我绝对心满意足，干吃米饭不用就菜比吃点心还香甜，口感好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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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30 14:46:39  更:2021-06-30 14: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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