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 历代名人与佛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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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历代名人与佛教的故事

名人学佛|

我国著论弘化第一人——牟融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佛教作为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与本土中国文化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文化形态。因此，在其初传之时，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在当时人看来，佛教与中国本有的黄老之术相似。比如汉昭帝在给楚王刘英的诏书中称说：“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浮屠与黄老相提并论，当时的一些佛教徒也称其教为佛道、道术。而在此时，作为士大夫的牟融竭力维护佛教立场写了《理惑论》，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佛教的论著。
牟融。东汉苍梧（今广西苍州）人，或云融，或云子融，史书上称牟子。少时博学多闻，首孝悌，乡里闻名，乡人聘为教授，讲习《大夏侯尚书》，生活在灵帝、献帝之际，朝政腐败，政权倾覆，战乱纷飞，为避战乱，便奉母于交趾。到二十六岁，战乱稍息，又奉母返归故里。太守知牟融之能，欲聘为府吏，因喘息未定，辞而不就。后母殡天，出任丰县令。永平五年（公元62年）经司徒范迁推荐，任司隶校尉。八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后历任大司农、大司寇，灵帝即位，代赵熹为太尉与之同参尚书令决政之事。
牟融不仅对各家学派有造诣，而且对佛教尤有研究。居苍梧、交趾之时，著有《理惑论》，提出“神不灭论”，这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广的影响。他在论中写道： “魂神固不灭矣，但自身朽烂耳。”又进一步地讲“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其有终亡，得到身灭耳”。尽管有些理论与佛教教义不相吻合，但在佛教初传时，能有这番见解，在那认识纷乱之中，却起到纠弊的作用，故佛典讲：“约当灵献之季，著有《理惑论》，以正世人邪弊。为我国著论弘化第一人。”
官为都尉译经超人——安玄
东汉末年安玄，安息国（今伊朗）人。获知身为太子的安世高，到中土出家为僧，安玄便在桓帝登位的当年，即建和元年（147），到洛阳佛寺翻译佛经。后安玄受灵帝信任，因功官拜骑都尉，世人称都尉玄。
都尉安玄，本是西土之人，来华本意不在官场，而在于弘扬佛法，只不过是借官场之阶梯而达到弘法之目的。来华之始，学道于安世高，深得佛法奥义，并结识了安世高的高徒华人严佛调。严随师出家之后，先是跟师译经，渐诵梵语，且解禅法，遨游性海，亲证玄意。之后，独立从事翻译，注疏佛典成为东土注疏之祖。安玄遂于光和四年（181）辞官避世，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等。所译经籍，均皆符合佛意，译语精当，时人称说安玄译的经典，后人难于超越。
七步诗人归何处梵呗之音始于斯——曹植
无论史书与小说（如三国演义）都曾讲到三国时，曹操之子曹丕继承王位之后，很忌曹植的才能，意欲加害，曾令七步作诗，若成则活，不然便死。曹植刚举六步，即咏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煮豆燃豆萁为喻，讽其兄，手足相残之毒。曹丕不食其言，植乃活命。故后人则将手足相残的事以此诗作比方。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三子，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魏国文学家。幼聪慧能文，十岁撰赋，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深受曹操宠爱，曾欲立为太子。及长，洒脱好饮，风流自赏，自以为文武兼具，被封为临淄侯，常言以己之才能使天下大治，遂招失宠。公元220年曹丕继位更忌其才，令七步作诗，虽未杀身，然终身不用。植便狂歌饮酒，乐近女色，引发疾病而卒。
曹植博通经史，又谙释典，兼通音律。特别是失宠之后，纵情山水，讴歌咏唱，乐近缁衣，并与高僧酬唱咏和。据传，曹植曾尝游渔山，忽闻天上有咏唱之音，曹植深感音乐奇妙，心旷神怡，于是和其节拍，记于竹帛，教人咏唱，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和唱者众。这就引起黄冠之流的非议，诬说这是曹植捏造以欺世。其实黄冠之流根本不知道佛法有不可思议功德，而以己所不知去诬人之所知，真是大谬矣。自曹植传出这梵呗之后，称之谓渔山梵呗。
封疆大吏见佛放光——陶侃
陶侃（259-334），字士衡，东晋庐江浔阳（今湖北黄梅）人。早年丧父，刻苦攻读，后任县吏。志洁高尚，为张华、顾荣器重，先后参与镇压张昌、杜弢起义，征讨陈敏割据势力，功高盖主，王敦忌妒，除为广州刺史。王敦乱平，以征西大将军还兵镇守荆州。咸和三年（328）应温峤固请奉为主帅，平定苏峻、祖约之乱，内任侍中、太尉，都督荆州、交州军事。为政慎密，勤于职守，励人惜时，清誉当世，事迹誉于国中，传于后世。
陶侃初对佛法不十分信任，在任广州刺史时，经常夜梦五台山众僧跟从乞食。陶侃不以为意，及至在南海建筑旗坛之时，渔人经常看见海滨流光数丈，经日不绝，往告陶侃。侃即派人打捞，不多时，便从海底捞起一座金佛像，抬上船。见金像座下刻有铭文，称是阿育王所造的文殊菩萨像。陶侃读梵书，梵书曰：“昔阿育王统阎浮，敩鬼王制狱，悲残酷毒不堪。文殊菩萨乃在汤镬之中现身，火灭汤冷，生青莲华。地狱吏卒告诉阿育王，王心感悟，即日毁狱，造八万四千塔，并文殊菩萨之像，散步天下，这一尊乃是其中之一”。
陶侃观此瑞祥，便倾心佛法，将文殊金像安置在武昌寒溪寺，后欲迁荆州，即令一百民夫都不能移动，遂打消此一念头。后东林寺慧远大师驻锡庐山，请迎供养，
陶侃应允。派人起请，举止飘然，运行之中，乃无艰难险阻，如此之灵感，唯是因人而已矣。即是说，陶侃有缘方获海底文殊菩萨金像，慧远有德才能有幸供养神圣之文殊像。所以，当时有谚语云：“陶唯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乎遥遥。”
文士学佛以诗弘法——孙绰
东晋文士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博学能文，放情山水，隐而不仕，后屡徵始出，任著作佐郎。后为庾亮、殷浩、王羲之等引为参军长史，转任廷尉卿。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北伐，收复洛阳，疏请东晋迁都。过江东后居住会稽，此时孙绰已无心官场，喜游山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孙绰素信佛法，因之对佛教的弘传影响很大。
孙绰喜与名僧交往，并写了许多称赞的诗词，尽管别人有微词，他仍置之度外。当时名僧有竺道潜，支遁等都是孙绰的至交好友，除讨论佛法外，还诵讽作诗，著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文。其中《喻道论》，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教、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僧徒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些问题，在当时来看很重要，因为关系到佛教在中国能否扎根的问题，许多排佛者都借孝道来反对佛教，说佛教反对孝道，有违人伦。他认为佛教教义高深，超过儒教学说，世人只是囿于传统学说，而不认识佛教的高明。他认为佛所说的“道”，是超时空的宇宙主宰，无时不在监督众生的行为，根据人的表现而惩恶扬善。同时，又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二者是一回事，都着重内心教化，目的是治理天下。他认为。出家修行是比儒家更高的孝道，不单是在生活饮食上礼敬父母，更在于能出离生死，并将释迦牟尼修行、传教、后又返国探亲的行为，看作是无上的孝道。孙绰这些“三教一致”的观点，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宰相诵经终身不倦——何充
东晋之时，有一民谣曰：“二郗谄于道，二何侫于佛”。二郗指郗超、郗愔兄弟；二何指何充、何准兄弟。
何充（292-346）东晋大臣，字次道，庐江潜（今安徽霞山东北）人。何充一生好佛，虽身在宦海，不落于俗。初任王敦椽属，后任会稽内史。在郡有政声，招贤纳士，荐举贤良虞喜。虞喜后成为天文学家，钻研天文历算，首次发现岁差，观测出每50念冬至点西退一度，为后世制定精确历法创造条件。晚年推荐褚裒、桓温参政，亦不失其所举。成帝时（337）出任宰相，永和初（345）辅佐幼主，凡所迁用，皆以功臣为先。何充虽无奇能治世，而尊王攘夷，以礼统率百僚，东晋为之一度安稳，何充功不可磨。
何充心性雍和，笃信佛法，喜读佛典，崇修寺宇，虽靡费巨亿，也不以为惜。比如东晋时南方有很多有名望的比丘尼，像明感、昙备、道仪、道容、妙音等，在佛法弘传上很是活跃。康明感在永和四年（348）与楚湛等十人过江投奔何充，何充便在建康为她们建造了建福寺，成为建康第一座尼寺。同时何充还乐于助人，扶危济困，亲友们贫困时，向他借贷，分文不与，而却把巨大钱财用以施舍僧侣。何充之弟何准乃是穆帝何皇后的父亲，也是尚节寡欲。持佛净戒，日诵佛经，不问世务。故当世人唱出开卷的两句民谣。
举家奉佛三世将相——王导
王导（276-339），字茂弘，是琅牙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不但有才学，而且很有政治军事才能，出任之后，参赞琅牙王司马睿军务，任安东司马。司马睿初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时王导为之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睿为帝，建立了东晋政权。王导自然功高，官拜宰辅，总揽朝政，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虽身为丞相，但信奉佛法，好与僧结交，特别是对西域来华高僧帛尸梨密多罗十分器重。据载：帛师“天资高朗，风神超迈，王导见而奇之曰：吾辈之徒也。由是名显，贤达争与缔交。”那时江东未有咒法，乃译《孔雀王经》、明诸神咒，又叫弟子觅历高扬梵呗之法，传响迄今不绝。王导学佛荫被子嗣，三代荣昌。
王导之子王珣，字元琳，在父王导的影响下，自幼就喜爱佛教，故又名法护。弱冠之时，出类拔萃，即为大将桓温特别器重。初任桓温府椽，参与军政，每谋必果。桓温成为晋昭帝东床驸马之后，权势日重，桓温毫无顾忌，推心置腹地推荐王珣，由是不断得到升迁。东晋孝武帝即位后，更加信任王珣，晋升为尚书右仆射，卒后进号为献穆。
王珣身为丞相，特好佛学，曾从师提婆学《毗昙经》。同时，有喜与僧人交游论道，便把虎丘一座华宅施舍给佛门作为精舍，即就是后来的灵岩寺，召集大德在此译经，一时成为江南译经经法之所。
王导的另外两个儿子，也是喜爱佛教。一个儿子叫王洽，曾跟名僧支遁学《即色游玄论》；另一个儿子王珉跟从提婆学《毗昙经》。
王导的孙子王谧，由于世代奉佛，传至谧时，谧更加精道。王谧有才干，思维睿敏，深受宰官桓玄器重。桓因沙门不敬王者而憎恶，谧与桓玄一起讨论“心无义”，以宽缓对佛教的隔阂。每有所疑，或亲诣高僧之所听教，或致书许多询问，比如致书鸠摩罗什，“问涅槃有神不、问天度权实、问清净国、问佛成道何时、问般若法、问般若知、问般若事实相智、问佛慧、问菩萨发意成佛”等等。
王导一家世代奉佛，三世为相，世所稀有。
宰官建庙上流第一 —— 恒冲
东晋大将桓冲（328-384），字幼子，小字买德郎，乃大将桓温之弟，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就文，文才武略兼备。及壮之后，随兄桓温从军征伐，骁勇善战，颇受依重，初任江州刺史。公元三七三年，桓温三次北伐失利，擅弄朝政，意欲受禅自立，未遂病死。于是任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桓冲与兄桓温秉性迥异，他之为官高风亮节，忠贞不二，比如谢安执政之后，自解扬州刺史之职，与谢安共辅晋室，又后迁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
桓冲，虽为大将，成为宰相，然他宿信佛法。除自阅经藏之外，还拜佛图澄大弟子道安为师，军政之暇，总是邀道安到衙相聚，以师事之，参问法要。道安因势利导，遂使桓充成为一代大护法，将军护法，是时首推桓冲，在江南影响是非常之大。不仅如此，桓冲还意欲在襄阳建造名刹，但需高僧监造。指名请道安座下戒行第一、淹通三藏的得意弟子昙冀董其事，宝刹造成名“上明寺”。数载建成，宝阁连云，僧房万间，规模之大，并世无匹，佛教典籍称上明寺为“上流第一”。
虽有管葛之才然尤虔诚佛教——殷浩
在东晋之初殷浩，被当世同行之人称为再生的管仲、诸葛亮，文武兼备。
殷浩（？-356），字渊源（或深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弱冠之时即负盛名，好易经老庄之学，喜野游，好结交，尚清谈，为当时名士所推崇。东晋简文帝闻名，召入宫内，常侍左右，成为文帝心腹。官拜建武将军，领扬州刺史。后赵石虎死，受命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军北伐，但因作战失利，为政敌桓温所不容，借机解职，贬为庶民。
殷浩被解职之前，雄心勃勃，一心以勘定中原为己任。之后，心灰意冷，反观过去，转头成空，过眼云烟，于是避居道东阳信安（属浙江）尽弃所学，尘封易老经籍，潜心钻研佛经。初学《维摩诘经》又学大小品《般若经》。对佛教的概念有不理解的就夹上书签，去向僧人请教。在他的宅府常是名僧聚首之所，谈经论道，屡日不绝。永和年间，安详而卒，并非史书上所说“抑郁而逝”。
太守向道著书弘法——郗超
东晋郗超（336-337），字景兴，又字嘉宾，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自幼卓尔不群，博学多识，博闻强记，儒士二道皆习。有辩才，好谈论，喜交游，虽在弱冠，已是才绝出众，故被桓温聘为参军，累有升迁任司徒左长史。母亲死，守孝三年，服满任临海太守。
郗超虽文武兼备，然无心仕途，栖心佛教，常与僧人谈经论道。道安曾修书以示钦佩。竺法汰也曾写信讨论“般若本无义”。支遁则认为郗超“为一时之俊甚相知赏”。还与当时名僧如月支僧人支道林过从甚密，助译《方等》、《法华》等经。亲近善知识，如名士谢敷，精通佛典，经常相聚，探讨“论本无意”，往还书函千古珍之。谢敷常年吃斋，注疏《安般守意经》，亲手抄写《首楞严经》，手工绘画无量寿佛像，构思三载方成。对于谢敷虔诚，郗超十分敬重，心仪为师，与之效法。故郗超严持戒律，修习岁月斋，凡临斋之岁月，不临腥荤，不尝鱼肉，不临妻妾，迎中而食，非食不食，既食之后，纵令美味甘香，一复不进，悉心念道，归依三宝。郗超生活年代，战乱频繁，朝政不宁，人事难料，虽如此之世，繁乱之身，坚持修习，不辞辛劳，撰写弘法书籍，著有《奉法要》、《明惑论》、《全生论》、《五戒文》、《东山僧传》等，其中最重要的《奉法要》。
该篇对在家佛教信徒应当奉行的各种佛教信条、戒律、斋法及一些佛教基本教义都作了解释。在修持斋戒方面。能与儒家孝道结合起来阐扬；在道法修炼方面，把儒家慎独与佛教修行看作一回事；以为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与三世轮回说是儒家天命论的补充；在对儒佛进行调和的同时。又以为般若学与道家玄学是相辅相成的。
参军画佛像后世作圭臬——顾恺之
顾恺之（34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是东晋杰出的画家，人称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晋陵无锡人。他的父亲顾悦之，先做扬州别驾，后任尚书左丞。他就生活在这样的官僚家庭，自然有优裕的学习条件，所以自幼就打下了文学艺术修养的基础，博学多才，名冠一方。兴宁元年（363）被大将扬州刺史桓温任为参军，参与军务。太和十七年（392）又被孝武帝亲信荆州刺史殷仲堪任为参军，并为殷画过肖像，很是传神。后回到扬州，公元405念被任为散骑常侍。
顾恺之所虽身在宦海，只不过作为绘画练习场而已，故他一生官运不亨通，然而他在艺术上却是很有成就的。在任散骑常侍时，结交了诗人谢瞻，常通夜对酌咏诗，故专心到连谢瞻找了替身都未察觉，故被称为“痴绝”。他的“画绝”更是播于朝野。兴宁二年（364），慧力和尚决定在都城建康（现南京）兴建瓦棺寺，向各界筹款，在朝官员和学士都捐了，多少不等，但最多也不过十万钱的。当筹到顾恺之名下时，他却在功德簿上写了一百万，当时顾还仅二十来岁。众人都以为是吹牛，慧力也怀疑，过一段时间，慧力到府上催款，他胸有成竹地说：“请你在新建庙里为我预备一面墙壁，我欲在那里画画，画好了再说款项问题。”一切妥当之后，顾就搬到那里住下，一月有余，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在那墙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居士的画像，但没有点眼睛。
和尚不知其意，顾恺之说，三天以后我再来点睛。时间一到，他到画前点了眼睛。这一点，画像立即栩栩如生，神采飞扬，活人一般，呼之欲出，跃然壁上。对着和尚说：“从明天起，可以让人来看壁画，第一天看画者捐资十万，第二天减半，第三天以后随喜功德。”消息传出，很多人各怀心思争先恐后来看。殿门一开，大幅画像容光焕发，使庙宇殿堂富丽堂皇，看画者各阶层都有，络绎不绝，很快就超过百万钱。人们不解其意，便去问他，他说：“四体研蚩，本无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指这眼睛）。”故后世流传一语：“传神写照之壁在于点睛。”现存古画珍品《女史箴图》，相传为真手迹。当时谢安评价说：“盖有生以来，得未尝有之奇才。”
顾恺之不但本人是画坛一绝，即是徒弟亦是上乘手笔。他曾教授河南武阳毛惠恒、毛惠秀（南齐人）兄弟画画，而弟惠秀尤优。毛惠秀善画佛像人物，他按每本经书的大意，作全堂经像，列佛菩萨天人数百，雍穆生动，精细典雅，后世经变之画，尽依此仿效。后毛惠秀在永明年间（南齐武帝萧赜，元年即483）召入内廷封为秘阁史。
太守匡扶名刹——桓伊
净业祖庭东林寺建成，除慧远之力外还得益于桓伊。东晋将领桓伊，字叔夏，小名野王，谯国桎（今安徽宿县）人。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谙武库，通战略，故被召为诸府参军，后任大司马将军。前秦苻坚强大，受任淮南太守，与秦相拒。因以御敌有方，进督豫州十三郡及扬州江西五郡军事，既而任豫州刺史。“淝水之战”，与谢玄、谢安石等大破秦军，功封永修县侯，进封右军将军。桓冲死，继任江州太守。
桓伊任江州太守时，沙门慧远云游至庐山，伊与慧远交往甚善。慧远率众开讲《涅槃经》，感得山神显灵，资助林木，雷雨劈地。于是对桓伊说：“我慧远在此当弘道，因为自我来此，显现许多瑞相，且徒属很广，来者络绎不绝。然贫道所栖，十分狭小，居处艰难，该怎么办呢？”桓伊闻听之后，十分感动。一方面带头施资，另方面草拟奏章上报朝廷，准立东林寺，成为净业首所名刹，经历千年而不衰。桓伊为政，宽厚仁和，体恤民情，减刑薄赋，万民称善桓又熟谙音乐，善于奏笛，被誉为“江左第一”。
史学家翼护佛子——习凿齿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383），字房威，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少年之时，博学超群，以能文称著。大将军桓温闻其名，召为僚属，累有升迁，而任别驾。后偶尔违背了桓温旨意，出为荥阳太守。习凿齿属文，尤好史学，无论常居和任所，注意收集史料，故在荥阳上任不久，就上表辞谢，归住老家襄阳，悉心研撰史籍。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记东汉至西晋史事。书中叙三国历史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全晋文》乃晋朝佚文专集。又撰《襄阳耆旧传》。这些史籍，皆为裴松执著《三国志》所取材。
习凿齿辞归襄阳之时，引为战乱缘故，当时著名缁衣佛图澄之大弟子道安，在北方传教多年，不得已率众徒自陆浑迁至襄阳。但到达襄阳之后，并不如愿，屡遭地方势力的排挤骚扰，此时赋闲在襄阳而专著史籍的习凿齿，多方翼护和接济，道安方得稳便。是时，前秦苻坚势力强大，本对襄阳虎视眈眈，又听说佛图澄大弟子道安和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更加强了发兵襄阳的决心。太元11年（383），苻坚发兵南下攻打襄阳之时，放言说：“我发兵襄阳只为一个半人而来，即是道安和习凿齿（因习凿齿是个俗人，只能算半个）。”苻坚攻陷襄阳之后，寻觅到道安和习凿齿，一并迎入长安，以礼相待，视为上宾。后习凿齿以足疾请还，不久，谢安指挥北伐，襄邓二州恢复，晋庭欲以国史职事委任，但习已亡矣。
宰官家宅悉舍佛门——王坦之
王坦之（330-375），太原晋阳人，字文度。出身世族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一者家庭清贵，二者本人才情超绝，弱冠之年，便名声大显，吸引权贵慕名录用。出仕之后，初与郗超并为大将桓温参军。郗超也是一位喜交游、擅谈论、信佛教、精佛理的人二人常是政务之暇切磋佛理。坦之以佛理处理时事，累有政绩，步步升迁，后官拜中书令兼徐、兖都督，即既当宰相，又领军事，爵封兰田侯。桓温死与谢安（字安石）同辅朝政，卒号为献。
王坦之，在家致孝，兄友弟恭，为人宽厚仁慈，深信佛法，深通般若。为政之时常邀高僧探讨佛理，与学佛之同僚共论佛法佛理。其母亲卒后，便把家宅悉数舍与佛门，遂使信奉佛法者剧增。
太守疏注净经——谢举
谢举，字言扬，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安士族。其祖父谢安石。少为王导赏识，后寓居会稽，与名士王羲之和名僧支遁交往旅游。屡辞朝廷征召，年逾四十方出仕为官，历任尚书仆射、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官至司徒。通兵法，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大举南下，朝野震恐，他沉着指挥，出奇制胜，取得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大捷”。谢安石喜好佛教，归依三宝，精通佛旨，影响后世子孙，其孙谢举，在佛学上更胜一筹。
谢举，幼聪慧好学，博览群籍，尤好佛学，年虽少，却名誉宿彰。后虽出仕为官，然却用佛教饶益有情为务，淡泊致心，勤勉治政，教化有方，官声大震，由秘书郎，右迁晋陵太守。太清中（547）位至尚书令。他身在宦海，心在佛门，利在黎庶，一生信奉佛法，弘扬佛法。尤专心净业经籍的钻研。而为净业经籍作注疏，使很多人上自大夫，下至黎庶，参修净业。在任太守时，屡次请高僧演说净业殊胜之法，四众云集，列席听讲，每逾千人。居士何點兄弟，乃当时之名士，亦自远方赶来听讲，时皆称此法会为盛会。
太守校订《涅槃经》——谢灵运
谢灵运乃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诗仙李白都非常羡慕效法，如在《梦游天姥咏留别》中曾讲：“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之语。
谢灵运（385-432），系东晋阳夏人，谢举之子，谢玄之孙，荫袭封为康乐公，自幼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名冠乡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兼工字画，诗文之美，江左第一。曾出仕为官，任过太尉参军，后任永嘉太守，但自恃才赋，孤傲矜夸，直言招妒，而自却不知。性格豪放，寄情山水，傲视权贵，后被贬官到广州，又有奸人诬其谋叛，晋文帝也嫉妒谢灵运的才名，遂于元嘉十年（433）十一月，无端藉故诛于广州，年仅四十九岁。
谢灵运，自幼归依三宝，喜好佛学，深入经藏，穷究佛理。先前随龙光寺和尚道生游学，膺服道生所讲顿悟之义。后到庐山与当时名僧慧远相会，与同慧远等人，在寺中创莲社集众念佛。后听说和尚慧睿通梵语，前往咨询佛经诸字的读音和所表示的意义。当时《北本涅槃经》初传之时，有因为版本较多，疏注各异，初学之者难认难解，修行困难。便在慧睿的帮助下校订了《大涅槃经》，后世学人有了依据。谢灵运便与东安寺的慧严、莲社的慧观等共同修改订正，现今流通的《南本涅槃经》便是该本。同时还撰有《辩宗论》、《金刚般若经注》、《涅槃经注》等。慧远圆寂之后，谢灵运为之撰写了碑文。
国子博士　著书弘法——周颙
南朝齐周颙（？-485）是音韵学家，字彦伦，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人氏。出身名门，家世显贵，初为刘宋益州主簿，爱成都草堂寺幽静庄严，每自发心仿建，意欲日后静修佛法。是时，宋明帝爱惜周颙才能，常召入内宫密谈，明帝性惨毒好杀戮，颙辄引佛经因果罪福事理以劝慰，明帝好杀之性稍减，不少鲠直之士因之而幸免于难。
后周颙入齐，为长沙王参军、山阴令、中书郎等官。其时，将其钟山宅第，仿草堂而改建，亦名草堂寺，后成为名刹。晚年恒居佛寺静修，不乐尘嚣，杜绝俗事。周颙学贯诸子，对佛教、道教、玄学均颇有研究。又精通声律，永明年间，于著名学者沈约等探究汉字平上去入四声变化，因之而撰著《四声切韵》。同时，撰写了《三总论》，成为后学者之导学读本。
都督讲佛法众兵悉归依——陆法和
南北朝时候景由北魏投奔梁朝，被梁武帝萧衍封为河南王。太清二年（578）武帝派去攻东魏失利，奔寿春，闻武帝对他有反复，于是勾结觊觎王位的萧正德叛粱。侯亲自围攻粱台城，又派部将进犯江陵。而梁军屡屡战败。这时，隐居江陵沙洲寺院当执役的陆法和，挺身而出，号召僧人和山洞里的土著少数民族奋起反抗，率领义军战于江上。众义军见和尚陆法和身穿缁衣，奋不顾身，身先士卒拼杀敌军，个个义兵意气风发，冲锋陷阵，敌军大败，生擒敌将，确保荆襄的安宁。
陆法和，家世不详。最初隐居江陵沙洲，住在僧舍，给寺院从事杂役，为众和尚瞧不起，或有人呵斥，从来未曾表现出不悦的神情，有见识的僧人议论说：“此人非凡夫可比。”此次侯景部犯境，陆法和所为，正应有识之士的看法。平乱之后，梁元帝萧绎，任陆法和为郢州刺史，都督江北军事，进爵为江乘县公，加赐司徒，真是平步青云。
陆法和虽一步登天，进爵一等，但他归依三宝，从不毁犯，虔心向道，以部曲数千人，悉数受戒为弟子。他以佛法治军，以佛法教化，从不用刑狱，即使违犯军法者均用戒律规范，军队大治。其后西魏寇境，陆法和请战，元帝不允，后元帝败亡。陆法和避芒江北，在得不到梁朝支援情况下乃率众入齐朝。北齐文宣帝高洋遂拜任陆法和为大都督，家赐太尉。但每在朝拜之时，陆法和从不称臣，只云荆山居士。即使平素之时，总是集合大众讲授佛法，从不谈论什么政务，后预知时至，沐浴更衣，端然坐逝。
文学批评家帮助校佛经——刘勰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批评著述，其作者叫刘勰。
刘勰（465-539），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失怙失恃，家里贫困，不得已，投靠定林寺，由寺院僧侣收养。僧见聪明，教授文化，凡僧所教，他都能记识且领会其意，及长博通内外，善能撰文，尤工吟咏。在寺院受佛教熏习，归依三宝，不杀生，不谋妻室，乐善好施，不积锱铢以肥己。梁武帝闻其名，乃征召为太末县令、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为昭明太子萧统及文士沈约所器重。萧统是梁武帝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名昭明太子。很有才学，亦嗜好释典，《金刚经》分为三十二品，即昭明太子所分，沿袭至今。为弘布佛法，大量刊印佛经。昭明太子知刘勰读了大量佛经，深谙佛法奥义，于是推荐刘勰，帮助僧人慧震在定林寺刊刻校印佛经。住寺之日，决意解脱出离，请求剃染，赐名慧弟。剃度不久，湛然圆寂。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大夫撰论维护正法——颜延之
南北朝时颜延之与谢灵运，是两大文人，齐名于当世。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牙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少贫孤，好读书治学，文章之美，与谢灵运齐名，而且性情豪放，淡泊名利，唯嗜酒狂歌，言语无忌，直率激切，人称颜彪。这在性情上又与谢灵运相同，故他们二人成为至交。人们相谈之时，总是一并卷入话题。
颜延之素信佛法，博通经论，对当时所谓高僧，他独膺服道生，常拜谒参究问道，得佛法奥义。最初，颜延之撰《唯识观》及《论检》行于世。宋文帝刘义隆命慧严法师对颜延之所撰论辩别其阐述观点的异同。慧严法师，曾拜鸠摩罗什为师，深解经论，更兼善辩，认识他的人莫不敬重。后住建康东安寺，曾与谢灵运重校《涅槃经》，故所以，文帝命他评论。慧严往复终日不说一句。文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许”。沙门慧琳为帝宠信，参与文帝机要，有“黑衣宰相”之称，见慧严不语，便著《黑白论》，义趣有违佛理。而何承天，当时任御史中丞，为文帝参与机要，然何承天重儒而薄佛教，且与慧琳友善，遂撰《达生论》欲以附和，诋毁佛法。颜延之见他们二人一唱一和，力诋佛法，于是奋起而撰论《释达性论》驳之，成万余言，读者称善。又曾经与淮南昙无探讨实相，辩论通宵。颜延之护法之诚足见一斑。
颜延之，对于仕进，淡然相待，最初任始安、永嘉二州刺史，后又任秘书监。宋孝武帝刘骏继位，改年号为孝建，元年（454）加封颜延之为金紫光禄大夫，孝建二年（456）无疾而终，享年七十有三。
山中宰相改书赎过——陶弘景
南北朝时陶弘景，与梁武帝交谊甚笃，国家有事，武帝造访，故时号为“山中宰相”。
陶弘景（452-536），乃道教著作家、医学家，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盖母亲霍氏，临生之前，夜梦天神擎炉至家而生。家世奉天师道术，潜心研究葛洪《神仙传》。幼有异慧，深受士大夫青睐，被刘宋朝聘为诸王侍读。永明（南齐高帝萧赜年号）中，脱去朝服，挂于朝武门，隐在句曲华阳洞（即茅山），拜孙游岳为师，修习《符图经法》。公元（503）年，萧衍取代南齐建立梁朝，自号梁武帝。弘景进献图谶，为梁武帝所重，国家有事，武帝进山访询。他又将顾欢《真迹》重加编次増饰，撰成《真诰》廿卷，被目为道教经典。
陶弘景还兼通阴阳五行、天文地理、风角星算、文学书法。同时喜研医药，在撰《本草经集注》时，录药物七百余种，又有《肘后百十方》等医药书籍。据传，他有一徒，名叫桓恺，跟他学道术升天。一日密降其室，说道：“感师之恩，我今得道升天，但师所撰” 《本草经集注》，以水蛭蚊虻为药，功虽及人，而害物命，上天震怒，特来报之，以报师恩。弘景醒后，冷汗渍身，遂有悔悟，于是将书焚烧，乃以他药代之，遂别撰《本草》三卷，以赎往日过错。又往鄮县阿育王塔前受五戒，曾言又梦如来，为之授记，名胜力菩萨。大同（梁武帝第五个年号）二年（536）预知时至，临终之时嘱家人以袈裟覆体，安然脱化。享年85岁，卒后被追封为贞白先生。
太守舍故宅为寺庙——萧蔡
萧察（519-562），乃分《金刚经》为三十二品的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字理孙。出身书香之家，自幼在其父的文学和佛理的影响下，好学能文，尤通佛理。因系梁帝嫡系宗亲被封为岳阳王，知任越州太守。于是把故郡许询之府第，扩建翻修一番之后，舍宅为寺，取名宝林，遂成很有名气的佛刹。后任襄阳太守，时值侯景作乱，率众勤王。但文帝一方面对察掣肘，另一方面又领兵攻杀察之兄长萧誉（？-550），字重孙，南兰陵（今常州西北）人。察恐，便率兵奔魏称臣自保。魏国领兵攻梁元帝，察又领兵协战，攻陷江陵，魏人立察为粱王，在江陵称帝，号明帝。在位八年，卒后进号为定宣王。精于佛理，有文集传世。并有《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等佛经的讲解和注疏。
太守归依佛门——王慧龙
王慧龙南北朝时太原人，乃东晋尚书仆射王愉之孙。年方十四，合家被宋刘裕所杀，慧龙因去寺拜和尚彬为师，才得幸免于难。和尚彬携慧龙投荆州。彬见慧龙既有才学，又有抱负，托荆州故史致书在后秦姚兴麾下为吏。后秦亡，姚兴死，乃入魏，被崔恬看重，招赘为婿，王慧龙便步入仕途，其后官拜荥阳太守。
王慧龙举家遇害，依僧人彬之救拔才有高升之机，受佛教之感染，居官乃以利乐有情为己任。担任太守后，勤于政事，注重农业与战备相结合，号为善政，物阜民丰，城防坚固。宋国非常忌恨，便派刺客暗杀，为王慧龙擒获，于以开导，善待放还。王慧龙身虽官场，然虔诚奉佛，执身持戒，丝毫不犯，早晚参拜不辍，日诵经籍无缺。生子之后，单身独处，杜绝房事，布衣蔬食，府第不杀生，庆典不参加，其生活与比丘无二。
其后无疾而终，卒于任所。归葬之后，吏属将士不谋而合，筹资鸠工在墓作起造佛寺，将和尚彬和王慧龙之像塑于其中。所释之刺客，感恩戴德，终身为之守墓。
尚书仆射舍宅为寺——萧瑀
萧瑀（575 - 648），乃梁明帝萧察之孙，字时父，南兰陵人，乃梁武帝萧衍之四世孙。初仕隋为郡守，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瑀率郡来归，高祖宠信无比，封宋国公。萧瑀世代奉佛，感佛蒙化，精通佛理，执持佛号。武德时傅奕（太史令）毁佛，瑀与之辨论于高祖李渊殿前。初在他故里雍州兰田县，构建佛寺，召集大德，住持佛寺，并上表奏请高祖核实名额，赐号津梁寺，意欲舍身事佛，未获帝许，不能从愿。瑀曾奉高祖诏命南巡，途经荆州，召集高僧作法，为战乱而死者作度亡佛事。瑀秉性公允，不能避人之短。在贞观年中，官拜御史大夫，参与朝政，后加特进。瑀虽位极人臣，官登台辅，深信释典，捐弃外学，恒持斋戒。
若遇会宴，特请高祖别赐素食，又赐他手书《大品经》一部，山衲袈裟一领。瑀虽参与国务，但课诵无亏，每日必诵法华一遍。亲著《法华义记》十卷，时时在府弟内，为子侄讲之。又亲手书写《法华经》千卷，纸墨等事，尽妙穷微，书写经台，清净香洁。若人欲受持者，必殷勤三请，方始授之。中门之外，立一方青石，每令请经者，登此立石，瑀亲捧函顶戴授之。所有持经之人，瑀皆书其姓名，日礼一遍，方才赠送，其敬法重人，莫有人能超过他。
瑀所著《法华义记》十卷，稿成之日，梦多宝佛塔炳耀空中，乃命民工以檀木造兹妙塔。数年后，其兄萧璟之子萧铨，一晨在前院草中拾得一个有盖的鍮石佛像，制作异于中国，精致异常。铨送瑀，瑀惊喜，取盖置于多宝塔上，宛如故造，函内还有数百舍利，一并供奉于家宅佛龛之上。一日，舍利流溢而出，他人分取供养者，忽然自失，舍利还归瑀家，京师朝野，无人不晓。
瑀于贞观廿二年六月卒于玉华宫，进号为贞。未终之前，遗嘱云：“吾之衣服道具，并送津梁寺，同僧羯磨。”
帝赐山衲，及高祖所赐之树皮衲、铁如意、曲几、麈尾、香炉、澡灌、玉唾壶、玛瑙珠、朝冠器服，并入常住，永为供养。共有二子，长子锐，封襄城公；次子钱任和州刺史；均如瑀公克己奉公，严持净戒，恒奉佛法。
隋朝独孤皇后，临终瑞相叠现——独孤皇后
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9年受禅称帝，建立隋朝。杨坚，小字那罗延，华阴人，幼年之时，在尼庵长大，受佛教熏习，故位登九五，笃信佛教。称帝后尽废周武父子毁佛之令，搜求金佛遗像、广置塔寺，立译经馆、设置僧官，又跟法经律师受菩萨戒，每日礼佛诵呗，竭尽虔诚。隋文帝不仅自身崇佛，即使后妃亦崇信佛法，比如独孤皇后即是。
独孤皇后（544 - 602），名伽罗，洛阳人，父乃北周大臣独孤信。因幼聪敏俊秀，心性贤淑，文才出众。文帝袭父为王之时，闻其贤良，又信佛法，秉性与信仰相同，是一位贤内助，召为王妃。帝践祚之后，独孤氏被立为皇后。她常自嗟叹，人生之苦，女身更苦，唯有念佛方能解脱出离。常听被帝召入内廷的法师讲经，参悟佛法，日日时时，事事处处，常念阿弥陀佛，发弘誓愿求生西方极乐，数十年如一日。后预知时至，香汤沐浴，身着洁衣，嘱别众妃，只身独处一室，手持念珠，口诵弥陀圣号，未隔时辰，寂然坐化。辞世之日，异香满室，一切音乐，自然响彻空中。文帝惊诧，乃问异域来华僧人闍那崛多：“是何祥瑞？”僧答道： “此是因为皇后毕生专修净业，发愿往生西方，今遂其意，得生极乐国矣，故才有这些瑞相。”帝诚信，按后所嘱安葬。
参军辞官奉佛——李士谦
李士谦，字子约，祖籍平棘（今河北赵县）。幼年丧父，受其母教，刻苦愤读，十岁之时即诵读经史，晓其要义，依义撰文，深受业师赞誉和爱戴，名传乡里。当时北魏的广平王闻名纳贤，任李士谦为参军，随军谋划，深受广平王的赏识，其所文告尽出自李士谦之手。
其后北齐篡位之后，遂辞去参军，居家学佛。虽有州郡官员敦请出仕，朝廷王侯征召，一次又一次，士谦辞而不受，婉言谢绝。自是之后，日奉慈母，经营产业，夜里讽经参道。士谦素来家资殷富，效法范蠡三散家财。待到家中粮满，散发乡人，数千石散尽才止。若逢天旱岁饥，则召集债家，设宴款待，当众把借贷契约付之一炬。待到春播之时，还派人送去粮种，让其度荒，免致冻馁。如是之为，一生共达三十次之多，直至谢世。其事载之典史，流誉后世。
国公舍宅举家奉佛——高熲
高熲（？ - 607），名敏，字昭玄，自称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文韬武略，儒释之道通熟，成为河北名士。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任命高熲为尚书左仆射（相当宰相）。高熲顾虑资历浅薄，骤居高位，众臣不服，上表辞谢，推荐北方名士苏威代替辅政。文帝为宣扬高熲高风亮节，接受辞呈。几天后，又恢复了官职，并嘉奖他说：“历来能荐举贤士的人要受上赏，苏威是北方名士，高熲能推荐，理应受到尊敬。”同时又委任高熲兼纳言、左卫大将军，既是宰相又统率禁军。
公元589年，文帝派高熲统率50万大军南下伐陈，有人在文帝面前诬告高熲企图谋反，文帝将诬告者斩首，以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决心。此事高熲并不知情，一举攻下了陈朝都城建康，活捉了陈后主，结束了中国自东晋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一日早朝，议论灭陈之功，以便论功行赏。大将韩擒虎和贺若弼争功：贺说，“我在前线死战，歼灭陈的精锐，而韩很少交战，岂能与我相比。”而韩毫不示弱地说，“我奉陛下之命，分兵攻陈，贺遇敌就战，伤亡惨重，我以轻骑五百潜入金陵，端了老巢，活捉陈叔宝，开了城门，才使隋军人城，谁又能与臣相比。”
而高熲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文帝深知，灭陈之策都是他的主意，灭陈之后，又以元帅府长史（即总管）进兵江南。所以杨坚大笑，对贺韩二将讲：“贺灭敌主力，韩倾其老巢，同为上勋，各赐物八千缎”。文帝转身又对高熲说： “若论灭陈之功，你的功劳最大，灭陈之策，乃为你所献，而且还不言功，赐物九千缎，进爵齐国公。”文帝又进一步说：“你进攻陈朝之时，有人告你谋反，我将其杀掉，你我君臣无猜，形同一体，岂小人所能离间”。后来又有人进馋言，文帝又对高熲说：“先生好比铜镜，越受摩擦越光彩烁人”。他当宰相20余年，颇有政绩，进贤良，制典章，府库充盈。据《隋书·食贷志》载，全国各地粮食布帛有了大量积蓄，人口激增，在开皇九年（589），户口由隋初四百万增加到七百万，使隋王朝一度太平繁荣。
高熲深信正法，勤恳钻研，持修不废。平日退朝之后，独居斗室，诵读佛经，打坐参禅，无论闲与忙，都一如既往。同时，还将住宅改名真寂寺，延请高僧信行住持，时常开堂讲经，他本人听讲无缺，因之，听法四众日益增多，乃又扩建五所。高熲不仅自身学佛，而且还佛化家庭，率领全家到法彦禅师处受菩萨戒。由是可知，高熲学佛之诚。
朝廷宰相佛门画师——阎立本
阎立本（？ - 673），唐朝大臣和画家，雍州万年（西安）人。父阎毗、兄立德，俱擅长工程建筑、工艺绘画，驰名隋唐。唐高宗时，官大匠，随之代兄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拜右相，进封博陵县男，咸亨元年（670），官复旧位。绘画继承家学，并师法张僧繇、郑法士，而能“变古象今”。工人物、车马、台阁，尤擅写真。笔力圆劲雄浑，兼能书法。所画之《历代帝王图》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阎立本不仅善擅世俗之作，而且在佛像绘画之上，空前绝后。他所绘佛菩萨像，披中国衣服，庄严典雅，为世所爱重。曾经作醉僧图，体态脱落，与人间梵行之僧侣不同，故道士们，每以此嘲讽僧人。时群僧对道士们的讥讽深感不快，于是聚集体态强健僧人数十人，请阎立本另行再绘一幅醉道图，张衲解冠，失履落带，极尽了滑稽之能事。见者忍俊不住，大笑不止。由是，双方争讽自然而止。故历史留下了阎立本乃“画佛”之美称。
尚书念佛免难——岑文本
唐尚书令岑文本（595 - 645），字景仁，籍贯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隋末萧铣在江陵建立割据政权，任为中书侍郎。唐军压境敦促归唐，任官，旋又升为中书侍郎，进而进宫中书令。贞观十九年（645），跟随唐太宗征高丽，积劳过度而死。
岑文本，自幼信佛，常诵《法华经·普门品》。一次他因公到吴地公干，在江中，忽然船坏，全船人尽罹难，而只他幸存。当他溺于水中之时，突然憶起念佛可免难，于是举意默念，随波逐流。未几被物触身，抬头一望，已到彼岸，此事自觉灵感，冥于心中。一次在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迟迟不离，趋至文本跟前说道：“方今天下大乱，君幸免于难，终逢太平，彼必富贵极也！”待客僧去后，文本独自进食，碗中得舍利二粒。深感诧异，更精进佛道，以佛道御事，仕途顺心，终于官至中书令，位极人臣。
文成公主入藏弘法——文成公主
唐朝初年，国力强盛，许多邻国主动与唐帝国修好。贞观八年（634），吐蕃（即西藏）赞普松赞干布嗣位，那时才十八岁，派遣使者到长安，请求和婚以睦邻邦交。又过了六年，即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应允，决定将宗室之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喜出望外，即遣禄东赞以大相之尊充一介使臣，献黄金五千两为聘，赴唐迎亲。为此，画家阎立本根据所历盛况绘画了《步辇图》，使后人历历在目。翌年，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护送公主人藏。
文成公主（？ - 680），虽出身帝王之家，然聪睿，有志向，好读书，尤喜释典，常听内廷缁衣讲授佛经。因此，临行之前，文成公主携带之物，主要是三大类：一类是金银、丝绢、谷物种籽；另一类是挑选有才学的文士、营造工匠、有专长技工及医药书籍医生等；还有一类即是高僧若干、佛像、佛经等千卷，随同入藏。松赞率部兵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亲于河源。
文成公主到了吐蕃之后，大造佛寺，随去高僧设坛讲经，布施教化，借以辅政，风俗大变，国家大治，士民视文成公主如神应世。其后，因大唐和吐蕃修好，不断派出僧人，改由吐蕃到印度求法，凡经其国者，文成公主均向松赞讲明，一律要以礼优待，松赞一一遵从。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以右卫率府长史衔出使天竺。次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死，大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袭击汉使，王被俘，挺身出逃，得文成公主相助，劝说松赞与泥婆罗（今尼泊尔）出兵，打败并俘虏了阿罗那顺，天竺国新王安稳嗣位。王将阿罗押至长安。
正因为文成公主带进吐蕃大量的人才、技术、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促进了藏族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太平，并对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起到了不可泯灭的作用。
僧舍育出的贤相——狄仁杰
狄仁杰是唐代最有名的贤相，他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特别是断案如神，赋有传奇色彩，因而后人编了一本《狄公案》。狄仁杰虽是我国历史上贤相之一，但他人格的铸造源于佛教，这却鲜为人知。狄仁杰（607 - 700），字怀英，山西太原人。自幼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但家境贫寒，不能供养他读书，父母商议把他送到本地有名的寺院寄读。因为寺院的住持是一位既有修持又有文化素养的高僧。他一见狄仁杰，年少英俊，衣着虽旧，但却透出一股英气，不待父母多说，就同意收下。狄仁杰也不负父母苦心，日里足不出寺，夜里秉烛待旦，埋头读书。住持除了教狄仁杰读书作文，讽詠作赋之外，还用浅显的道理传授一些佛法给狄仁杰。埋头寺院整整十年，学业有成，而且明白了作人作官之道，住持通知父母，允许狄仁杰进京应试。临行之前，住持和尚又作一番告诫。
狄仁杰赴京应试，途次一家旅舍，秉烛读书，忽闯进一美妇，以美色挑逗狄仁杰。狄仁杰询问，其妇人乃曰： “吾夫刚死，今见君年少，肤洁如玉，丰神俊朗，面貌和悦，萌发和欢之念。”狄仁杰想起寄读寺中之时，和尚告诫：“汝虽大贵，谨慎戒色，并教以戒色的‘不净观法”’。于是正色训道：“你不守妇道，害己名节，陷人不义，非你之所为。，’美妇受教，惭愧致谢，后坚守妇节，受朝廷之封诰，狄仁杰专一其心，一举夺得该科状元。
武则天称帝后，狄仁杰由大理丞、侍御史升文昌右丞，出为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一次，因政见与元帅张光辅不和，顶撞了张元帅，张心怀不满向武则天告状，说狄仁杰对武则天不满，因而贬官，先是复州刺史，后又改洛阳司马。后武则天心血来潮，于天授二年（691）起用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位同宰相。
一天，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谈话中问道：“你任豫州刺史时，做了很多好事，可有人却说你的坏话，因而将你贬职，你想不想知道说你坏话的人是谁？”
狄仁杰向武则天拜了一拜，恳切地说：“十分感谢陛下对臣的信任，至于有人说臣的不是，陛下若认为是真的，则请允许臣改过；陛下若知道臣并无过失，则是臣的荣幸。臣实不愿知道说臣不是的人，这样相处得好些。”武则天啧啧赞道：“真宰相也！”
据薛用弱《集异记》载：狄仁杰，爱研究医学，尤长针灸。显庆年间，他路过华州，看见一群围观的人，近前发现，一个10余岁的小孩，鼻子长了拳头大的肿瘤，把脸都拽变了形……狄仁杰把孩子扶起来，详察病情之后，从囊中取出银针，在病人脑后穴位上直刺进去。估计到了患处时，询问针感，病人点头。这时猛将银针抽出，那肿瘤应声而脱，病人却安然无恙，面部也恢复正常。孩子父母，惊喜万分，跪地谢恩，并奉献绸绢。狄仁杰坚辞不受，并说：“我行此术，完全是为了救孩子，不是贪图绸绢”说完登程而去。后来孩子父母才打听到，此人正是当朝宰相狄仁杰。
房玄龄舍宅为寺——房玄龄
房玄龄（579 - 648），名乔，以其字号行于世，山东临淄人。自幼聪明颖悟，勤奋好学，博览群籍，年方十八岁，以其俊睿登进士。唐太宗李世民，巡行渭北，玄龄往谒，谈吐非凡，笔劲激奋，倾心交谈，相见恨晚，遂召为记室参军，参预军务，所筹之策，李世民一一遵从。唐太宗登基，遂拜为左仆射，封漯国公。房居相首位达十五载，以宽厚为务，终于天下大治。贞观廿二年（648）辞世，享寿七十有一。
房玄龄家世奉佛，入仕之后，喜与僧交，时时共同研讨，处处以佛理御事，日日参究不辍。喜作佛事，曾将家宅舍入佛门，改作寺庙，邀高僧住持，讲经说法，举办佛事，追荐亡亲。玄奘译经，大力支持，多方扶护。房玄龄逝世，玄奘集京洛高僧大德，为之诵经荐福。
宰相抄经砚台为凭——房融
房融，乃武则天时宰相。融，学识渊博，身材伟岸，美髯秀眉，还在弱冠便登进士，故尔名冠天下，宿负雅誉。则天当朝，因依附权臣张昌宗，以正谏大夫同风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因之士林多不称道。后来唐中宗诛灭二张之后，囚禁房融。神龙三年（705）二月，谪贬高州（今广东茂名），五月抵广。到广之后，对仕途心灰意冷，更加深信佛法，一心投身佛门，便与天竺僧人般刺密谛翻译《大佛顶首楞严经》，历时四载方成。驿使感其诚，将所译之经进呈武后。因种种因素，未能获赦，便卒于贬所。殁后，僧俗人等议将融抄经所用之砚台存于光孝寺，号丞相砚。文人墨客多以此为题，写了许多诗作了许多赋。
诗佛王维——王维
王维（701 - 760）乃唐朝诗人、画家，祖籍祁县（今山西祁县）。在王维出生之时，其母夜梦维摩诘菩萨人室，故名王维，字摩诘。开元中，进士及第后，出仕为官，累有升迁，后官至右拾遗给事中。安史之乱，长安失守，服药不死，被迫任官。乱平，降为太子中允，未几又升为尚书右丞，时称王右丞，不久辞官，过着半隐半世的生活。王维世代奉佛，故孝悌出乎天性，对母极尽孝道，母卒，便舍宅为寺，为母资增福德。其弟遭病，亲侍汤药，不辞昼夜。辞官之后，常偕高僧旅游名山大川，并与处士裴迪等邀聚，切磋经教，屡日不惫。以弹琴、赋诗、作画、诵佛为日常课。王维之诗，很有禅味，故时称诗佛。其画，独具一格，自创破墨法，开南派之山，明朝画家董其昌推为“南宗绘画之祖”。亦善书法，知名于世，今有集本，刊行于世。临灭之时，预知时至，作书遍寄故友，劝化念佛，书毕掷其笔，便奄然而逝。
茶神出自僧房——陆羽
唐朝茶叶专家陆羽（733 - 804），旧时被奉为茶神，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家世不可考，据传说，幼时为亲人所抛弃，被僧人收养，既长便以僧人之俗姓为姓，草字鸿渐。在寺院之中，以僧为师，事师如亲，跟从学文化，授内外典籍，能诗作文，深为僧师爱抚。僧师圆寂，陆羽隐居苔溪（在今浙江西北），自称桑苎翁，与女诗人李秀兰、僧皎然友好。唐肃宗李亨闻陆羽之名，于上元元年（760）征召，拜为太常寺太祝，并赐朝服、朝简、鱼袋，拒不入朝。仍然，素食布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昏礼拜不辍，讽诵佛经从不间断。同时，撰佛经疏注和茶道理论，尤其是茶道理论如《茶经》三篇，对茶之源流、饮法及茶具述论特详，故旧时奉为“茶神”。所作诗赋，今存若干首。
古文运动倡首者，深信佛法——柳宗元
唐朝“古文运动”倡首之一的柳宗元，是文学家、哲学家，尤其文学素养相当高，故有“韩柳文章，李杜诗”之说，后人把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773 - 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道城）人。家世清华，少慧敏，博通群籍，善熟文章。贞元（唐德宗第三个年号）年间登进士，授校书郎，调兰田尉，后升监察御史。参与王叔文等革新运动，晋礼部员外郎，革新遭败，被贬。元和（唐宪宗年号）十年（815）左迁柳州刺史。在谪贬期中，写了大量抒发个人情感及政治、哲学见解的诗文。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哲学上有《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等重要论著，为我国古代卓越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柳宗元不但在文学上很有成就，就是在佛学上也很有造诣。他认为，一般世俗理解佛教教义“罕能通其说”，而他确是“独有得焉”。自幼奉信佛教，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柳河东集》中，有许多体现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铭、序文、诗歌等。从这些文字中可窥管柳宗元与当时僧侣有广泛的联系、交往，著名的有湛然再传弟子重巽等。柳宗元对佛教探索是十分广泛，也有深度，尤其对天台、净土、禅宗均有一定的理解。他曾听重巽和尚讲天台教义；曾为净土院的修建写记，表明他对净土宗的信仰；他还写了《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表明他对禅宗的认识。
柳宗元虽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崇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士大夫。但不象韩愈排斥佛教，主张儒佛通融。例如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仪一致，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他还说，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金仙氏之首，盖本于孝敬”，这些都是儒佛一致的地方，简言之，“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切真元，无大小乘”。由上验之，柳宗元在文学和佛学上都臻至上乘。
晚唐大家归信佛法——李商隐
晚唐大家李商隐，一生困顿，归信佛法。李商隐（812 - 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年间，进士及第后，任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工部员外郎，晚年又数度出任节度使判官。壮年之时，正值牛、李党争剧烈，而李商隐夹在其中，使其长期失意。因为早年李商隐曾受牛党（牛僧孺）令狐楚、令狐绹父子赏识提举；后又为李党（李德裕）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僚，并娶茂源女儿为妻，故尔长期在党争中受排斥而遭冷遇，故一生困顿，而不得志。于是，他以诗抒情，以诗寓意，其诗词多托古以斥时政。擅长律、绝，寓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有《李义山诗集》存世，其文集多失散，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補编》。
佛度有缘人。李商隐最初是热衷于仕途，然而命途多舛，长期在政治上失意和中年丧妻的缘故，心灰意冷，于是折心向道，拜当时国师悟达为师，虔诚信佛。佛教界很熟知悟达国师，悟达国师，初名知玄，字后觉，洪雅（今属四川）陈氏子，十三岁讲经蜀中，人惊其慧，称曰陈菩萨。后旅居长安，侍病僧，因其心诚，指示若日后有难到四川茶陇山可解。其后患人面疮，按异僧所示才愈。武宗下诏与道士抗论，因其言辞激越锋利，几至获罪。唐宣宗即位，知玄国师召人内廷讲经，赐紫衣为三教首座，旋乞回故寺，居彭州丹景山。唐僖宗幸蜀赐号悟达国师。士大夫多喜与悟达交游。李商隐回归田野之后，拜悟达为师，寄居该寺，侍于左右，日夜问道于国师，早晚课诵，严持净戒，俨如比丘。大中十三年（858）无疾而终，世寿46。悟达国师感其诚，嘱寺以僧礼安葬。
地狱一出鬼神惊——阳翟
唐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吴道子，乃唐朝画家。吴道子少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困，于是从张旭、贺知章学书法，尽管用功，但书法欠佳，于是改习绘画。吴道子学画远学南朝梁人张僧繇，近学张孝师，刻苦用功，年未二十，已有成就。他的画，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生动而有立体感。他浪迹长安、洛阳，在此两地的寺观作壁画三百余间，形状各异，落笔时，或起自背，或从足先，能不失尺度；写佛像圆光、屋宇柱梁，或弯弓挺刃，都是一笔挥就，不用规矩。名声远播，先被宰相韦嗣立看中，委以小吏，改任竟州暇丘（今山东兖州县）县尉，后被唐玄宗知晓，召为宫廷内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宫廷作画。
吴道子作画，喜用焦墨勾线，略加浅彩，自然超出素绢，称为“吴装”；有时则只见墨踪，意态已足，后人不能加彩。同时，兼工山水，作蜀道之景，自成一家。据传曾在大同殿壁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唐末五代荆浩认为他的山水画具“有笔无墨”，宋苏轼则说：“画至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故世誉之为 “画圣”。
由于吴道子长期作佛道壁画，与佛结缘，深受佛教感染，一生之中画了许许多多的佛道尊像，一像而成，争相供养，世称为神品。吴道子曾在景云寺画《地狱变相图》，其画一出，京都长安城惊恐，特别是那些屠宰、煮酒、卖酒、打鱼、卖鱼之者，更是见知变色惊惧，不敢再作孽造孽，改行从事其他职业以为生计。
僧人苦推敲遗作修辞范——贾岛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是修辞学上常常引用的典故。这个典故来源于唐朝诗人贾岛，人们只知道他是诗人，而却不知是僧人。贾岛（779 - 843），字浪仙，唐朝范阳（今河北涿县）人。青少年时，人虽然聪明伶俐，但家境贫寒，读书困难，不得不出家为僧，法名无本。他虽然落发，但仍然志趣诗赋，对写诗作赋也十分痴情。据传，一次他骑驴往街上去，见曲江树上鸟儿盘旋栖宿，随口咏了“鸟宿池边树”的诗句，但无下句，正好有座寺庙，联想出“僧推月下门”。连起来就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又觉得“推”字欠佳，不如敲字，于是边走边思索修改之词。行到长安街头，凝神驻足，一边苦咏，一边用手作“推敲”之势，试图肯定“推敲”二字，哪个词最佳。咏呀！推呀！敲呀！竟忘记一切，连时任京兆府尹韩愈车骑过路也不知觉。跟班呵责，韩愈问明情况之后，觉得贾岛是一个可造就人才，收到府衙，教授诗作，并劝慰还俗。贾岛听从，举学进士，授长江（今四川蓬溪西北）主簿、普州（今四川安岳）司仓参军。韩愈与贾岛成为朋友，曾写诗赠贾岛说：“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雪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贾岛在仕途上并无长进，在诗词上，也比较一般，但就因为他苦炼精神，才在文学上雀噪。贾岛正因为他曾为僧，而且仕途不发达，故他的诗多为写景、送别、怀旧之作，荒凉凄苦，语言清淡朴素。以五言律诗见长，注意词句锤炼，刻意追求工整。后虽还俗，但仍然注重佛法修持，不违师恩祖训。
欲求佛道岂离红尘——裴休
裴休，字公美，唐代河东人。为人方正，持守谨严，进士及第后任官，后举贤良方正优异。唐宣宗即位，太和时（太和元年即公元847）以兵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秉政五载，兴利除弊，人皆称善。后罢为宣武节度使，迁昭义、河东、风翔、荆南等节度使。裴休为人少言寡语，举止雍容，宣宗帝常对人讲：“休，真儒者也”。裴休，虽然身为宰相，但常萌发出世之心，意欲辞官，专事佛法。故为官之时，常与圭峰大师友善，圭峰所著经疏，休皆为撰序。每读《华严经》，夜以继日。镇守淮泗之日，迎黄檗禅师到宛陵，参禅问道，笔记其言，而成《宛陵集》，送禅师印可。其后更加敬重檗师，并写偈以赞：
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
驻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
八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
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示何人？
黄檗禅师看后说道：“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口揖笔闲人”。
裴休所处年代，正是佛教衰微之时。唐武宗发难佛教，休挺身而出，以重臣之身，出而翼护，不数年间，方能恢复元气，故佛教史上称述“懋绩钜勋，不可及也”。
裴休护持佛法，也有一段因缘。在幼年时，曾经遇到一位异僧，自云：“从清凉来”。并赠送三颗舍利和一书简，但书简非汉文，乃梵文，人不识其文，遂放于书箱之中。出仕之后，迎见黄檗圭峰二和尚之后，栖心佛道，不乐世俗，志求超尘脱俗。一日拣故纸，忽见昔日五台山僧所赠之梵书，呈于圭峰。大师派人翻译，乃一偈，曰：“大士涉俗，小士居真；欲求佛道，岂离红尘”。裴休阅后，心喜，遂不弃禄，但为道日切。
自居易作念佛偈——白居易
念佛法众，常以“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来督促自己精进念佛。其实，这四句乃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的《净业颂》中的四句。
白居易（772 - 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太原人，或作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初学字，便能自识“之无”，长于经文，尤工于诗。贞元时登进士后，初拜学士，后任左拾遗，以儒学之道处理时世，因鲠直获罪，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升为苏杭二州刺史。文宗时为刑部侍郎，武宗会昌时迁尚书，以太子少傅封翊侯，致仕，留守洛阳。
白居易早年不信佛，曾一度批评朝廷佞佛。其后官场失意，先卷入“永贞革新”政治漩涡，后跌进“牛李党争”，加之直言敢谏，触怒龙颜，屡遭贬斥，才投身佛门，参究禅法。曾拜许多禅师，如惟宽、智如、道林等。《五灯会元》为白居易立传，将他列为佛光满禅师法嗣。晚年又信仰净土宗。致仕之后，在东都洛阳结社念佛，发愿生西，从不懈怠，念佛不辍一日，在七十岁之时，根据学佛的切身体会，写了《净业颂》其颂曰：
我今已七十，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
作福畏奔波；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世人应笑我，
多却阿弥陀，达又作什么？不达又如何？
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要脱轮回苦，
须念阿弥陀！
及至会昌六年（864），无疾而终，享寿75岁，有《白氏长庆集》行世。
宰官护法一方——王延彬
王延彬，五代时人，乃闽王王審邽之子，举家信佛，自幼蒙佛教感化，终身勤持。登第之后为官，累有升迁，为检校太尉，再任泉州刺史，在任廿六年，实施善政，黎民受惠，一方太平，及至年老致仕。
王延彬，不仅为官实施善政，而且他多才多艺，诗词歌赋，擅长书法绘画，更且深研佛教，通达禅理。在任之时与长庆寺之高僧稜禅师，过从甚密，探讨佛理，参悟禅机，很有悟性。身为俗家弟子，又系州牧，在公务旁午之暇，不忘佛法护持：凡有法会庆典，从不缺席；凡有寺庙兴建，总是带头施资撰写碑序；若遇阻挠，必躬行排遣。因之，在他所辖之地，赖他之力，佛教兴隆，故佛教史籍称道：“闽越佛法之兴，半由其手”，实不过誉。
身居相位不辍诵经——富弼
富弼（1004 - 1083），字彦国，北宋河南洛阳人。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籍，豁达大度，乡里称誉，名士称贤。进士及第后，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枢密直学士出使辽国，坚持原则，拒不割地，回国被任为廷臣。范仲淹主西夏兵事，富主内政，文武内外协调，宋廷一时安稳。至和二年（1055）得吕蒙正之推荐，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后因参与司马光、文彦博等十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耆英会”罢相。司马光执政再度复相。富弼历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居相位，以清廉称著于世。
富弼清廉深受历史上有名清官赵抃称道。赵抃在给富弼的一封信中讲：“执事富贵已极，道德甚盛，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愿益勉之”。富弼阅后，深受教育，加之他早年阅读过佛经典籍，一拨即明。故每用事，都以佛法为尺度，处理一切大小事务，平和公允，更加受人称赞。神宗熙宁年间，因反对变法，被谪贬出任舒州（今安徽亳县）刺史。听说舒州投子山寺修颐禅师任住持，前往拜谒，在交谈之中，很有省悟，便延请到府中，日夜垂询，师居两月，富宰相心地豁然明彻。勘破红尘，上书辞官归家，日诵楞严不辍，晨参晚拜，缁衣素食，时时人寺或谈论，或演绎佛经，行止犹如僧人一般。元丰六年（1083）预知时至，作书辞别众亲友，届期，正襟危坐而卒，世寿八十。
宰相结社念佛——王旦
王旦（957 - 1017），宋朝人，字子明，祖籍大明（今河北），太平兴国进士，宋真宗时为相。因他遇事无争，随缘而定，人缘自好，上下相善和睦。同时，遇有毁谤，置若罔闻。一次早朝，有人议论王丞相的不是，他虽听到，但无愠色，后有人告诉说：“丞相，有人在朝房议论你，应当惩治”。王旦回答：“虽如是说，但未点名，设若点名说我，我亦当鉴戒”。他为丞相提拔许多官员，即使被他推荐和提升，也从不会令人知晓。在他执政之时，常把那些小事，比如水患、旱灾、饥馑、盗贼之小事等，奏给皇帝，有大臣反感说：“方今太平，不应把琐事上奏”。旦回答道：“就是要让圣上时时把万民放在心上，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议者不以为然。后旦退位，他人改弦，政治渐腐，边患叠起，致有“亶渊之盟”，众人叹曰：“旦，真宰相也！”
王旦一生奉佛，老年更加笃信，又与净宗七祖省常结净行社以念佛，早参晚拜，日诵不辍。由是京都士人都以能入社念佛为荣，前后聚集万人礼诵，一时传为美谈，由是净土之教，大行于宋代，旦之影响深广。天禧三年（1017），自知时至，召集子孙诀曰：“吾过去乃是僧人，应以僧制而葬”。临终无病，自在念佛声中而化，世寿61。其子素孝，不忍荼毗，只是殓以僧服。
府尹念佛湛然坐化——钟离瑾
北宋会稽人钟离瑾，字公瑜。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任氏，持节抚孤，勤耕苦织，积攒锱珠，送公瑜读书。公瑜人虽年少，很谙时事，听从母教，仿古先贤，偷光夜读，终于成才，一举而登龙虎榜。进士及弟之后，放任德化县知县。
公瑜之母，出身书香之家，自幼信佛，虔修净土。丈夫辞世之后，更是专心念佛，严持八关斋戒，称诵弥陀圣号，一日不废，直至九十八岁，临终之时，还念佛不辍。任氏临终之前，叮嘱公瑜：为官要廉、为政要简、为人心善、为学修佛。公瑜本性纯善，事母致孝，母之遗训常存于心。故在德化之时，忠于职守、体恤民情、轻赋减税、奖掖耕织、兴办学校、甄拔人才、日用节俭，从不靡费，本应公费开消，亦自担当。比如，署衙杂活，本应公费雇工，他却自家雇用。一日，公瑜到市上买了一个女婢，回衙之后，探问身世，才知乃前任知县之女，因为家贫才沦为佣人。公瑜深敬前任知县清廉，故将其女收养，遂与自己之女一同出嫁。此事在德化传为美谈，后仁宗闻知，即迁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尹。
钟公瑜，受母之教，持斋念佛，虽在官府，出则尽瘁国事，入则不寐念佛，晨参晚拜不辍。在德化之时，就与当时名僧慈云遵式成为方外交，或邀至县衙，或同游林泉，或到遵式驻锡昭庆寺、天竺寺酬唱，谈经论道，静听法语，酷似黎庶。因慈云遵式，所撰忏仪甚多，世称百部忏主，尤喜与遵式讨论，往生指要。公瑜受教良多，很重视行仪与戒律，特别注重念佛法门，清修弥笃。后预知时至，忽然催促家人起床，说要沐浴更衣，口诵弥陀圣号，举家见瑜乘青莲花，随仙乐飘然而去。其遗著有《论往生指要》笔记。
学士参加念佛会——苏易简
苏易简（958 - 997），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三台）人。太平兴国进士第一（状元）。任昇州通判，充翰林学士，同知京朝官课考，淳化四年（993）迁参知政事，入为宰辅。
苏易简，自幼饱读诗书，信佛诵经，不仅明理，而且执教以身。苏之为人，不仅性情温驯，态度谦和，持事恭谨，而且方正敢言，不苟营营。宋真宗时，奢侈之风盛行，群臣趋和，而苏易简却不苟同，犯颜直谏，主张帝王崇尚节俭，上行下效，国富民丰，真宗嗟叹之至。自信佛以来，数十年课诵不废，均是礼诵完毕之后，方才疏理政事。当时净宗七祖省常在西湖创结莲社，后改为净行社，聚会念佛，他不仅参加念佛，而且为净行品作序。序文写就，即对翰林承旨宋白讲：“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尚不辞，况陋文浅学而吝惜哉！”一时念佛法门大旺，士大夫和群众参加念佛不下万人。当是时，政通人和，世风淳厚，众人称赞，皆受学士影响。
宰辅倡首念佛——向敏中
向敏中（949 - 1020），字常之，祖籍开封，北宋初大臣，太平兴国进士。初任地方官，以清政廉洁和通晓疏畅民事，善于处理繁剧的政务著称当世，故被宋太宗召为工部郎中，百余日间，竟升至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中虽受谪贬，但两次加任同平章事（副宰相），后任宰相。据佛典记载，圆净法师，号省常，为净宗七祖。住锡杭州西湖昭庆寺，慕庐山慧远公之风，在西湖结莲社，后改为净行社，当时宰相王旦、向敏中倡首入社，一时士大夫百二十三人参加，其比丘千余人。念佛法门大兴，盛况空前。向不仅如此，晨昏礼拜，从不间断，吃斋念佛，甚过缁衣，从发心之日，直至毕命。天禧四年（1020）预知时至，沐浴更衣，手执数珠，念佛而逝。
神童学佛誉为领袖——杨億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杨億（974 - 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幼聪敏过人，七岁之时文才称名，十一岁时宋太宗闻知，即派人试其诗赋，下笔成文，太宗叹为神童，淳化年间进士及第。据史载：一次，时任中书平章事的寇准，与人闲谈时问：“水底日为天上日”时，众对答不上来。恰巧杨億来商量公务，众皆请他属对，他像未加思索的一样，回答道：“眼中人是面前人”。足见其才思敏悟。宋真宗时，任翰林学士、侍郎、编撰等官，参与编修《太宗实录》、《册虎元龟》。与刘筠、钱惟演等友善，他们相互唱和，将其所唱和之诗辑为《西昆酬唱集》，时人称之为“西昆体”。
杨億为官，持身清正，不畏权势。他初不谙佛法，后在学士李维勉策发之下，遂生深信，矢志不移，一边为官，一边自修佛法。其后闻汝州（河南临汝）广慧院元琏禅师之名，拜之为师，参禅修道，深得其法要。当其时，宗门兴旺，龙象辈出，与杨億护持佛法，弘扬佛法有关。当时许多士大夫，多以杨億为榜样，归依佛门，研习佛教，故尔被推为士大夫学佛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杨億屡屡奉诏编纂大藏目录、刊校《传灯录》，并参与译经院所译经文的修删润色。常与高僧慈明楚圆、居士李遵勗（节度使）相友善，或于府中，或于林泉，谈经论道，终日不眠不休。天禧四年（1020），身染小恙，预知时至，乃书偈遣人送与李遵勗，偈罢而逝，时人称赞，策发更多的人修学念佛法门。
节度使与僧酬偈而逝——李遵勗
北宋初年李遵勗，乃大将李崇矩之孙，世代奉佛。李崇矩，字守则，上党（今属山西）人，先事后汉，后入后周。宋朝建立拜枢密使，太宗时为琼、儋、万、崖四州郡巡抚使。是时正值少数民族黎族谋划反叛，崇矩只身深入黎族的聚居中心，不畏生死，苦口婆心劝勉和安慰，终于说服黎族人，因之，功封六军司事。崇矩，虽为武官，但信正法，执身持戒，晨参晚拜，直至毕命。故尔举家奉佛，传及子孙。后其孙李遵勗，又功追其祖，佛道更超益先辈。
李遵勗，字公武。自幼跟随祖父习文练武，文韬武略不亚于祖父。后荫袭受职，忠于朝廷，很有政绩，累加封赏，终被封为节度使，成为封疆大吏。李遵勗虽为大吏，但笃信佛法，研经习禅，从不因政务繁忙而废弛。每有筵宴，他总屏却腥荤，独啖青素。他遍研经教，尤好禅法。后参拜谷隐禅师，得心法之要。到了晚年，他无心于仕途，潜心于佛法，数次上疏朝廷，归隐山林，帝觉人才难得，总以国家多事为由而不许。李遵勗只得随缘，流水官场，其心已栖林泉，常与当时高僧慈明楚圆和文学家兼史学家的杨億相善。在政务之暇邀其到府与僧众聚会，讲经论道，常常是整日不休，彻夜不眠。每大德讲法，不论远近，都要赴会参请。他的举动，在僧俗二众中影响很大，也备受尊敬。终身如是，直至毕命。临终之前，他预知时至，沐浴更衣之后，邀慈明楚圆禅师到榻前，二人对坐，作偈唱合，李遵勗即在酬唱之间，从容而逝。他有《景德广灯录》传世。
丞相读《楞严》开悟——张方平
北宋张方平（1007 - 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祖籍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幼聪明颖悟，家虽贫穷，刻苦用功。景祐元年（1034）举茂才，任昆山知县，后又中贤良方正，通判陆州（今浙江建德）。西夏犯境，上《平戎十策》，旋知谏院，颇多建言，力主与西夏议和，曾奉使契丹。神宗即位，任参知政事。在蜀州任官时，礼遇苏洵三父子，曾荐苏轼为谏官，苏轼下狱，又抗章论救，故轼终身敬仰。
在当时，宋儒理学大师朱熹，极力维护儒家道统，攻击佛教说：“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推崇“存天理，灭人欲”。张方平极奉佛法，曾对王安石说： “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故为官之时，广读佛经，结交缁衣，每遇高僧便亲诣其门，叩问法要。因读《楞严经》省悟，遂皈依佛法，自号乐全居士。致仕之后，更是精心佛道，早参晚拜，从未懈怠，每与人谈，孜孜不倦，诱以佛法，让听者均沾法雨。元祐六年末（1091），世寿八十五时，预知时至，香汤沐浴，整肃衣冠，趺坐而逝。
先天下之忧原出于僧舍——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为志士仁人作为座右铭。此语乃北宋仁宗皇帝宰相范仲淹的名言，流传至今而不泯。
范仲淹（989 - 1052），字希文，北宋时吴人。两岁失恃，家贫母嫁，待晓事之日，泣辞母去，居于里中僧舍，刻苦读书，大中祥符时，进士及第。初任秘阁校理，每慷慨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皆效法，气节之尚，足见一斑。仁宗皇帝知其名节拜相，经略陕西，以御西夏。仲淹为军，严号令，重赏罚，抚士卒，威慑敌国，西夏不敢犯境。后又迁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裁削冗员佞吏。联合富弼实行“庆历新政”，提出十项改革意见，即：明黜陟、抑佞倖、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不到半年，为馋所中，出任陕西宣抚使，继迁户部侍郎，徏青州，皇祐四年（1052）卒，寿64。卒谥文正，赠兵部尚书。
范仲淹，幼时居佛寺，常闻正法，严持戒律，刻苦砺志，借佛道之菩萨行以御政事，“先天下之忧而忧”之语，即源于菩萨利乐有情之意也。是故，出仕为官之后，不违圣教，喜近高僧，积极参究禅法，乐善好施，自奉节俭，佛戒寓心。将所节之俸禄，广置义田，瞻养缺食之族人，又兴学校教育孤弱。当逝世噩耗传出，巷闾悲嚎，如丧考妣。
范仲淹以法传家，世代兴隆，子范纯仁又继而为相，世所钦羡。
文彦博，集十万人念佛——文彦博
文彦博（1006 - 1097），北宋宰相，字宽夫，汾州介休（山西介休）人。自幼聪明，击瓮故事流传至今。进士及第后任官，后因处理西夏边防事务有功，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庆历七年（1047）冬，恩州（今河北清河）王则起义，他为宣抚使，与明镐前往镇压，翌年出任宰相。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极力反对，称：“祖宗之法俱在，不须更改”。后赋闲洛阳，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谓之“洛阳耆英会”，成为反对变法的大本营。哲宗元祐初，司马光为相，荐文彦博同为宰弼，废除新法，五年（1090）辞官。
文彦博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乃宋皇之股肱。但素信佛法，崇信三宝，专修净业，居京师之日，与净严师结社念佛，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云： “愿我常精进，勤修一切善，愿我了心宗，广度诸含识”。集十万人为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所度化，力参净土。士大夫曾赠偈曰：“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一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文彦博年九十，临终无疾，念佛而坐化。
中国禅宗史上的一桩美谈——欧阳修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极尽所能反对佛教，比起唐朝韩愈更是有过之，但被云门宗的庐山圆通居讷禅师说服，归依佛门，则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桩美谈道誉。
居讷（1009 - 1071）字中敏，四川梓州中江，蹇氏子。居讷“生而英特，读书过目成诵”（《五灯会元》1020页），十一岁出家，十七岁即讲《法华》而得度，自此以讲学冠于两川。以马祖道一“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之镜鉴，出川到荆楚。遇洞山子荣禅师，器之令讲《华严经》而开悟，遂成法嗣，为云门宗的主要传人。宋仁宗下诏要他去汴京振兴禅席，他却以目疾谢绝。不久，离开襄阳洞山到庐山弘扬云门禅法。居讷说服反佛的欧阳修归依佛门的故事就发生在庐山东林圆通寺。
欧阳修（1007 - 1072）字叔永，江西吉安人。四岁丧父，家里又穷，其母只得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想不到竟成就了一个状元，廿四岁时高中进士榜，登上政坛高位，成为范仲淹锐意革新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首领，然而也是反对佛教的得力干将。
欧阳修紧步韩愈的后尘，以辟佛为己任，决心恢复儒家道统。所以，北宋初年掀起阵阵排佛的浪潮。而且欧阳修反佛，有甚于前人。韩愈在《原道》中把佛教称为 “夷教”；“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石介三位道学家，都只说不合中国国情。而欧阳修则在《本论》中，称佛教为魔教，是中国之大患，其害无穷，“千年佛教贼中国”。同时，在手法上也很霸道，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攻击。例如，编《新唐书》时，利用对佛教的态度为标准评论皇帝，反佛的唐武宗以同情而赞赏的口气；反之，凡支持崇拜佛教的一概斥之为“庸主”，就连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说是 “中材庸主之常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则，历史给斥佛之徒以可笑之下场。韩愈被贬潮州看鳄鱼，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诗句，最后拜倒在大颠和尚袈裟之下，才得解脱。欧阳修被贬去滁州观山玩水，写下“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饮誉学子，最后在居讷禅师处找到归宿，迷途知返。
居讷是怎样说服欧阳修的呢？原来欧阳修来到滁州之后，成天游山玩水，饮酒作乐，自号醉翁，借以消除心中烦恼和不得志之意。一日，无聊，漫到九江，以复杂的心絮去访居讷禅师，欲与居讷较量，借以宣泄反佛受挫之苦闷。
居讷知欧阳修之心，于是借剖析韩愈受挫之原由，比拟释欧阳修之苦闷。居讷先指出三教融通，佛教更甚儒教一筹；再陈韩愈排佛实质，借排佛之名行排外之实，小家之气；进而说明韩愈失足之关键，唐宪宗乃中兴之君，不去匡扶，却以排佛哗众邀功，自诩孟子之拒杨墨，沽名钓誉。观其所为，必招其果，最后指明，今当太祖太宗开国，真宗、仁宗勗继，异时而动，焉有不受挫之理。据有关史料载：“修大惊赧，为之谢曰：修胸中已释然，将何以见教？”师曰：“佛道以悟心为本，足下屡生体道，特以失念生东华为名儒，偏执世教，故忘其本，诚能运圣凡平等之心，默默体会，顿祛我慢，悉悔昨非，观万事之本空，了生死于一致，则净念当明，天真独露，始可问津于此道耳。”
至此，欧阳修肃然心服，痛改前非，当即留东林寺参悟。其后回到朝廷，再也不谈反佛之事，反在公卿面前称扬居讷，不时致信请教军国大事。最后归依佛门，潜心学佛参禅，息心危坐，屏却酒色，还自号“六一居士”，将所出书集，取名为《居士集》。据《华严经传记》载：宋文忠公欧阳修，即将辞世之时，呼子弟诫曰： “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诋浮图，迩来于诸经忽闻奥义，方将研究正果。不料赍志而殁，汝等毋蹈吾辙，轻言三教异同也。令老兵于近寺借《华严经》，庄诵至八卷，安然坐逝。”
苏东坡为其文集作序时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又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等等。
吕蒙正祈佛三世为相——吕蒙正
川剧中有一出戏叫《吕蒙正赶斋》。是讲北宋吕蒙正发愤读书，但家里贫穷，连饭都吃不起，不得已只好到庙里去赶斋饭。但时乖运蹇，他只管读书，却忘了斋饭时间，不是去早了，就是去晚了，斋饭没讨成，只有饿着肚子去读书。此虽戏说，但真是与佛有缘。
吕蒙正（946 - 1011），北宋大臣，三度为相，字圣功，洛阳人。虽然家贫，但刻苦用功读书，馑食，遂寄住僧舍，感受三宝薰陶。太平兴国（宋太宗第一个年号）登进士之后作官，雍熙（宋太宗第二个年号）间调内廷任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宰相）。淳化（太宗第四个年号）四年（993）二度入朝，真宗即位，进左仆射，咸平四年（1001）三度人相，后进爵为许国公。吕蒙正为官，刚直不阿，敢犯颜直谏，又能知人善任，曾推荐富弼、吕夷简，均成当时名相。在外交上，对辽主张“远人请和，弭兵省财”，使宋朝一度得到安宁。
吕蒙正虽为国公，三度为相，但他虔诚信佛。他在任期中，所得赏赐，恩俸悉与寺僧，用以酬报宿恩。他晨昏礼佛诵经不辍。同时，他每天早晨礼佛时，必在佛前祷告：“不信佛者，不生吾家，愿吾子孙，世食天禄，护持三宝。”果如所愿，其从子吕夷简封申国公，每逢朔望拜家庙之后，即叩礼广慧禅师。申公之子吕公著，亦封申国公，对天衣禅师亦如是。吕蒙正之子吕公弼，以荫袭受职，赐进士出身，仁宗时知成都府，英宗即位官拜枢密副使，神宗时进枢密使，虽为左丞，对圆照禅师亦按父例礼拜；其子吕用中，对于佛照禅师亦如是之礼拜。世世显贵，果如吕蒙正之所愿。
知府撰传灯录——王隋
王隋，北宋时河阳人，字子正，家虽贫寒，刻苦用功，终登进士榜。其后历任州之郡守，宋真宗时，以给事中之职兼任杭州知府。明道中（1032）出为参知政事，入主宰辅，执掌朝政。
王隋宿世奉佛，自幼参究禅理，为政之时，多遵崇教理，践行政务。在任地方官之时，正值岁饥，开府库，赈济灾民，使流落异乡者复归乡里，安居乐业，黎民称道，每离任万民顶香送行。穷邦多愚，为移风易俗，大兴学校，改孔庙为州学，派师授业，奖掖杰出，州人欢喜雀跃。其为政，外严内宽，政出多实施，万民得利，而一些奸滑之徒趁机得便，王隋也不计较，感化无数。每到一地都谒寺庙拜高僧，任杭州知府时，前往兴教寺，拜谒小寿禅师，每次晤谈契合佛理，豁然开悟，得师印可。当此之时，长水子叡禅师注疏《佛顶首楞严经》刚甫毕，王隋又为之作序。之后，王隋又撰写传灯录，书名为《玉英传》刊刻行世。王隋之为政事佛，均皆以唐朝宰相裴休为榜样，欲求佛道，不离红尘。一生奉佛，预知时至，临终之时，作偈而逝，世多称羡，倾心佛道之官员由是而增。
铁面御史闻雷开悟——赵抃
北宋时有两个清官：一是黑面包拯，另一个是铁面赵抃。赵抃（1008 - 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祖籍衢州（今浙江衢州）。景祐年间，进士及第后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后任睦州（今浙江建德）、虔州（今江西赣州）、成都知府。神宗即位升参知政事。
赵抃，为官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人称“铁面御史”和 “琴鹤先生”，流誉至今。所谓“琴鹤先生”，即是，每次移任之时，只一琴一鹤相随，别无长物。在任上，每办一事都要做到问心无愧。他有一个习惯，日里所处之事，到了晚上还要焚香诉告上苍，以明心迹。虽人称“铁面御史”，官至参政，但他孜孜不倦参求佛道，究心宗乘，曾参禅宗黄龙派开山祖师慧南。每次问道，慧南不等开口，即以“生缘、佛手、驴脚”三转语垂问学人，世称黄龙“三关”。对禅学无悟者或初学者，均是不知所云，无法作答。自然“铁面御史”，用世俗思维惯了，难于转换念头，当然答不出来，受到慧南师的多次斥责。为参究心要，赵抃并不气馁，日复一日的研究，终于一天，闻惊雷之声而开悟，慧南印可。
赵抃不仅自修，而且劝人修学，他曾致书宰相富弼，称说：“执事富贵已极，道德甚盛，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愿益勉之。”自此富弼也潜心修习，亦有成就。赵抃严持净戒，摒去声色，常年吃素。既致仕，移住寺庙，构筑斗室，禅诵精进。每日饭食，即派一僧人，与之对食，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临终。元丰七年（1084），预知时至，先辞别亲友，告慰家人，致书慧南禅师，言道： “非师平日警诲，至此必不得力矣！”书毕而逝。
太守檄文寻高僧　名刹再度得振兴——王韶
庐山东林寺是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创建，创建之初得力于南昌太守桓伊的匡扶，始才成为宇内名刹。而慧远大师曾预言：“吾灭七百年后，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场”。延续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朝廷下诏，将庐山东林寺改为禅林，名曰《太平兴国禅寺》。当时太守名王韶，便去请他的师父黄龙派祖心禅师主持，祖心禅师却推荐他的师弟常总。消息一传出，常总连夜逃走，在很远的地方躲藏起来。
王韶（1030 - 1081），北宋将领，字子纯，德安人。进士及第，初任时官阶很低。熙宁元年（1068）他上书“平戎策”，取悦龙颜，放任边防长官，宁政抚绥，羌众十二人口归顺朝廷。同时又领兵大破西夏，功封特进枢密院副使。未几因故罢职改任洪州太守。他一向奉信佛法，行政用兵，皆以佛旨用事，深受军民拥戴。到洪州后，皇帝下诏将东林寺改名。王韶想借东林寺改名之机，大力弘扬佛法，意欲寻找德高望重之僧住持。他心仪的师父是他归依师祖心，祖心却荐常总，心想师父推荐常总总有道理，于是诚心迎请，不料逃匿。他便发出布告，四处找寻，获悉在新淦殊山的一个穷谷中，便亲自礼迎，常总不得已而“走马上任”。
常总是黄龙派慧南禅师重要传人之一，又是大学士苏东坡的师父。常总一到东林，名声远播，轰动当时，于是众僧传说：“慧远之谶语，今日应之”，自是东林寺再度振兴。东林寺之振兴，全赖太守王韶。
进士潜修肉身不腐——赵棠
北宋仁宗时，曹州人赵棠，姿质聪慧，虽在少年，却能赋诗咏对，乡贤们个个称赞，赵氏门中出了一个攀龙折桂的人物。然而赵棠，淡泊功名，一心向道，自小喜到寺院，与方外人攀谈。后在父母的催逼之下，勉强进京应试，进士及第后，却放任岭南广东。在广东任上，政务之外，留心佛门大德，后与志言禅师非常友善。志言禅师是当时很有名的异僧，行为乖舛，真像济颠和尚。
志言禅师，寿春许氏子，于东京景德寺出家，读《云门录》契悟。自是之后常常是独自发笑，口里喃喃不停，有人说他是在诵《法华经》。行为不羁，出入酒肆，醒荤不忌，大家都以为他是疯癫和尚。有时他还卜吉凶，书于纸上，笔力雄浑，走笔如飞。每次把吉凶之事写出来，人们都不相信，后来一一验证，于是人们把他当成活菩萨供养。
赵棠对志言禅师非常尊敬，他从不以为狂，或与之聚首谈论，或写诗偈倡和，时人笑他们是“一癫一痴”。后来赵棠索性弃官，在广州择地隐居，潜心修禅。晚年忽然异行显化，行迹诡异，虽万里之隔，数日即可到达，世人景仰，从其修学者络绎不绝。后来预知时至，奄然坐化，是时正值盛夏，然其遗体暴露不腐。此事传到朝廷，宋仁宗闻知，敕令有司，将遗体移入寺内，予以供养，并赐号为“显化禅师”。忽一日僧人上香礼拜，见额上荧然放光，走进一看，乃是舍利，于是收藏供人观瞻。
丞相回头奉佛——张商英
北宋丞相张商英（1043 - 1122），四川新津人，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张商英，身材俊伟，豪气自负。原本一介书生，素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十九岁上京应试，金榜题名，挂花游市，出知南川县，为章惇延为上宾，荐于王安石，升为监察御史，拥护新政。
开始，他很看不起佛教。一日，偶游僧舍，见藏经之装潢严丽，便不以为然地说：“我孔圣人之书，尚且一般，难道还不及胡人吗？”回家后独自沉思于书房，吟哦至夜深。夫人向氏问他何故？他说：“正想写无佛论。”夫人说：“既是无佛，何论之有？不如从有佛论开始吧！”
商英觉得有理，停止书写，但仍是犹豫不决。后在一个同僚家，偶然读《维摩诘经》，不觉惊叹道：“想不到胡人也能写出这样的好书来”，又借回家读。夫人见而问道：“可熟读此经，然后写无佛论也。”不料，自此便深入佛门中去了。
元祐丁卯春，张商英为开封府推官，梦游五台山金刚窟。后任河东提点刑狱，去五台县缉盗，抵金刚窟，所见与梦无二，又遇金桥圆光，乃塑文殊像，撰发愿文。元祐六年，转为江西漕运使，到庐山参拜常总禅师，佛学上得常总印可。于是张公到分宁时，请五大长老去云岩升座说法。
从悦禅师最后登台，张见人材矮小，貌不出众，不以为意。洎至从悦将拄杖一横，说道：“横拈竖放，直立斜抛，换步移身，藏头露角。既是学士面前各纳败阙，未免吃我手中一棒……”当时语惊四座，又因幽默，博得众人喝彩。张也开怀大笑，事后特别到江西兜率院参拜从悦，遂成为从悦禅师的人室弟子。
崇宁中，因恶蔡京，谪贬峡州，遇大觉居士范洪，谈及兜率院从悦禅师真净文之事，范洪对曰：“真净老师真药现前，何不能辨。”遂于言下顿见真常。大观四年，蔡京罢相，张商英入朝任中书侍郎。掌权之时，尽除苛政，抚恤民力，并劝徽宗，节奢华，息土木，抑佞倖，帝甚内荏。后为奸佞中伤，贬知河南府，旋又改知衡州，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预知时至，沐浴更衣，作偈而逝。撰《护法论》行世。
王安石舍宅为寺——王安石
王安石（1021 - 1086），字介甫，号半山，祖籍抚州临人（今江西抚州），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神宗时两度为相，对政治制度实行改革。先后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又改革科举。虽然遭到强大保守势力反对，而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 思想进行反驳，坚持改革，故时称“拗相公。”
王安石，举家奉佛。其妻荆国夫人，集妾和女仆念佛，据佛教经籍所载，其妻梦游西方，见已往生之后，品位金台；其子王雾，字元泽，少时著书十万言，治平进士。好老庄之学，尤喜佛经，曾著《佛书义解》，熙宁九年（1076）右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未就职，不久病殁。王安石因为中年丧子，顿悟人生无常。罢相之后，又感悟到世间真相，即是佛性空理，遂舍建康之府宅为佛寺，即后世之半山寺。并请当时大和尚克文作主持，时时率众听讲，领悟佛法。王安石贵为丞相，而能严持净戒，常年茹素，执持名号不辍，静心参究佛法心要，读《楞严经》有省悟，乃撰经解，予以弘扬。自称半山居士，起居清简，一如比丘。
文豪之家佛化之家——苏东坡
苏东坡（1037 - 1101），名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因提举玉局观，世亦以玉局称之，眉州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嘉祐年间进士及第后，进人仕途，一生很不得志。熙宁年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几致下狱，后贬湖州。元丰年间，因以诗讪谤朝政贬黄州，筑室于东坡。哲宗时，司马光执政入朝任职，又因政见不和而除任杭州知府，曾筑苏公堤于西湖。绍圣初，所作诰命讥斥先朝，又贬惠州、琼州。徽宗为帝，徏永州（今湖南陵零），后卒于常州。他学识渊博，在文学上，与欧阳修提倡诗文革新，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清新、流畅、豪放，善用夸张，独具一格；词赋豪迈，自成一派，尤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书法长于行、楷，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苏东坡虽仕途跌宕，不以为意，然情有独钟于佛，尤对净土法门精进乐道。身在宦海，却好与缁衣结交，曾言：“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其中最亲密者，首推佛印禅师，次为辩才法师，但最受推崇及而归依禅师者则是常总，故《五灯会元记》将苏东坡列为常总的法嗣。他每到新任之地，拜访高僧，或与之咏游，谈经论道，参禅打坐。晚年尤喜净土法门，贬琼州之日，自思不能生还，屏息外缘，杜绝俗事，断绝交往，面向西方，对着弥陀圣像，昼夜不间断地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竟然生还。据经籍记载：东坡南行，常带阿弥陀佛像一轴。人或问之则曰：“此吾之西方信凭也……”是故后学，以苏东坡之信凭为据，撰著弘扬净土法门的书籍《西方公据》广为弘传。自是之后，更加精进，直至毕命而往生。苏东坡常对人说他过去生乃是僧人。其母在临产前晚梦一跛脚僧人前来投宿。本人在幼时，亦经常梦见自己是个僧人，在陕右一带活动，故他临终之前，嘱咐家人，依僧礼葬之。
苏东坡举家奉佛，其父苏洵，弟苏辙，都是当时的大文人，时称“三苏”，眉山“三苏祠”至今游人络绎不绝。其妹乃一代才女，俗称苏小妹，夫婿秦观也是文人。虽然一家文豪，却也是一家佛徒：其父苏洵是居讷禅师的故交；《五灯会元记》将苏东坡列为常总禅师的法嗣；其弟苏辙是上兰顺禅师的法嗣；其母程氏、妹、妹婿以及东坡继室王氏、闰氏、侍妾朝云，均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母卒之后，将其瓒珥等贵重饰物，悉舍佛门，用作佛事。苏东坡本人参修很有省悟，并撰赞佛梵呗多种，为僧道寺庙作出了贡献！
学士构筑精舍修净土——黄庭坚
黄庭坚（1045 - 1105），北宋文学家、书法家。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登进士后，任太和知县，后晋升为太守。出于苏东坡门卜，与张耒、晁无咎、秦观称为“苏门四学士”，东坡赞其诗文：“超凡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也。”哲宗时任校书郎，迁著作郎、国史编修官，因直言犯上，贬至贵州和四川宜宾。
黄庭坚，宿世奉佛，早年曾参圆通秀禅师，因黄写淫诗艳词，秀师不满，说：“大丈夫诗词书法之妙，甘心施于此乎？”又举李公麟画马精勤之事劝喻，仍不以为然。黄说：“岂也把我置马腹中了吗？”圆通秀禅师对黄说：“你以华丽词藻迷惑天下人心，岂止置于马腹之中，恐怕将来入于泥犁”，这才悔谢。不再写淫诗艳词，一心参禅悟道，乃至戒酒色，每天只喝粥而已。
后参祖心，乞求指引参禅捷径。祖心多方教导，又令高徒悟新和惟清帮助，后来成为祖心禅师的法嗣弟子，终日侍候在身旁。祖心临终之时，交待要黄庭坚主持后事，足见黄庭坚在祖心心目中的分量。
黄庭坚早年曾游安徽山谷寺之石牛洞，爱其林泉之胜，自号山谷道人。晚年构筑精舍于涪滨，潜心精修净土法门，故又号涪翁。日持弥陀圣号不辍，犹如一个老和尚。崇宁四年（1105），在戎州精舍，预知时至，作书遍寄亲友，后沐浴更衣，结跏趺坐而逝。
谏官专修念佛三昧——陈瓘
北宋末年福建剑州沙县人陈瓘（1060 - 1124），字莹中，号了翁，又号华严居士。元丰中进士后，调任福州当书记，迁越州判官。章惇入相时，曾劝章惇消朋党，持中道，以救时弊，被用为太常博士，阻止蔡卞等人焚毁《资治通鉴》书版。徽宗即位，任为右正言，迁左司谏。陈瓘为官务实，力斥奢华，言语公正平和，不偏不倚，识大局，顾大体，百官信服。然而他深恨以伪辞取悦帝王，以假言豫悦得宠信，纵然官阶显赫亦敢直言。在朝堂之上极言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误国；又论外戚向宗良兄弟交结侍从，纳垢藏污；招来忌恨，免去廷任，出任无为军。蔡氏兄弟，后又藉端贬官袁州，复谪台州。崇宁中坐事除名，安置通州（今江苏南通）。
陈瓘先后任谏官多年，在朝不枝不蔓，正道作官。谪贬之后，一心向佛，初习华严，后在台州遇明智法师，讲天台教义，深谙天台宗旨，深有契悟，于是撰著《三千有门颂》（即《止观坐禅法要记》）以记述自己所得。晚年，由台回归，专修念佛三昧。为了精进念佛，遂移家庐山，闭门谢客，从此再也不复出庐山，直至毕命。靖康元年（1126），预知时至，口诵弥陀，奄然坐化，世寿65。撰有《了斋易说》、《尊尧集》等刊行于世。
礼部侍郎念佛往生——杨杰
据《龙舒净土文·卷五》载：元祐年间荆王夫人与妾精修净土，志心往生西方极乐。但一妾懈怠受斥，悔悟精进往生西方。托梦于夫人，感其督责之德。夫人梦游西方，其妾引导，见莲华之坐有宝冠璎珞庄严其身的人，问是何人，妾云：杨杰、马玗等。夫人梦觉，派人询问，杨杰已逝，马玗无恙。
杨杰（？ - 1081），字次公，号无为居士，祖籍安徽无为人。嘉祐进士，元丰中官太常卿。元丰八年（1085），高丽僧统义天航海来到中国，上疏要遍访丛林，问法求道。宋神宗准奏，派朝奉郎杨杰陪同。一日，来到吴地，诸刹丛林，方丈僧众都出来迎接。但到了金山，了元禅师驻锡，了元却安坐禅床，不来迎接，反要外僧顶礼参拜。杨杰愕然，疑问何故。了元佛印和尚笑道：“僧统义天者，异国之僧也。僧至丛林，规矩如是，不可易也。
众姓出家，同为释子，岂有门阀高低？”坚持按本国之僧仪相见，杨杰不得已而从之。高丽之僧义天也进而领悟生佛平等之理。于心有亏，乃释然参拜。
杨杰虽身在官场，提点两浙刑狱，但却宿好佛法，遍接诸僧，多与交游，叩求心要，终于得法于天衣怀禅师，成为入室弟子。他曾闻鸡鸣而悟，作偈曰：“男大须婚，女长须嫁。讨甚闲功夫，更说无生活”，天衣怀禅师看后印可。熙宁末，以母忧辞归故里，闲居阅藏，遂归心净土法门，终日不辍弥陀圣号。曾拜谒傅大士故居，住下不日，见轮藏自转，惊叹希有，更加精进念佛。
杨杰尊崇佛法，明悟禅宗，认为众生根有利钝，唯有西方净土，易知易行，一心观念，仗佛愿力直生安养。其为王敏仲《直指净土决疑·序》中讲：“阿弥陀佛光明，如大圆月，遍照十方，水清而净，则水中有月，月非趋水而遽去。水浊而动，则月无定光，月非舍水而遽去。在水则有清浊动静，在月则无取舍去来。于是撰著《天台十疑论序》、《净土决疑集序》，弘扬净土法门。晚年绘丈六弥陀像，随行供养。元祐（宋哲宗年号）中，自知时至，乃作《辞世偈》：“无一可恋，无一可舍。太虚空中，之乎者也。将错就错，西方极乐”，书毕而逝。另外还写有《牧牛图》颂偈，大足石刻尚存，其所撰《辅道集》专弘佛法，苏子瞻为之撰序。
御史结社念佛——李公麟
李公麟（1049 - 1106），北宋时的画家，字伯时，号龙眠居士，祖籍舒州（今安徽舒城）。进士出身，历任县录、州郡参军，元符年间，官拜御史大夫。长于诗，喜考古，特别是对鼎葬的考古，比如对夏、商以来制铜和印玺颇有研究。尤擅长绘画，初以画马驰名，后从事佛道宗教画和人物故事画。人物之画得吴道子的心法，则儒雅之气又超过吴道子。比如所制白描罗汉，后世称为瑰宝。致仕之后，到佛寺拜师受戒，“教演宗门，行归净业”，隐居龙眠山庄，召集高僧讲经阐法，结社念佛。绍兴四年（1134），预知时至，尽输家财与佛门，并书偈念佛而往生。遗墨传世颇多，后世画家奉为典则。存世有《五马图》、《临韦偃牧放图》。
宰相笃信佛法——李纲
李纲（1083 - 1140），南宋宰相，字伯纪，祖籍邵武（今福建邵武）。政和年间登进士，累官至御史。靖康元年（1126），金兵第一次围开封，力主坚守，反对迁都，以尚书左丞督战。敌退，钦宗主和，袭敌兵不遂罢职。康王赵构即位，他出任右丞，积极备战，知人善任，荐张所招抚河北，傅亮治兵河朔，宗泽渡河御敌，仅七十天，被主和派汪黄络织罪名，诬害弹劾落职。其后虽有战略建言，均未被采纳。
李纲不仅为官有建树，为文有文名，而且素信佛法，以法御事，处事达时，人所敬重。在佛法上，淹通经论，特喜华严真谛，每与人谈论，屡有詠讽，援引经论，喻理他人，使听者莫不扎下信根。是时，理学盛嚣，以朱熹为领袖，对佛教偏执，颇有非议，而李纲撰论驳辩，维护正法，直言不避。他特喜禅法，常亲近芙蓉楷禅师、圜悟禅师、大慧宗杲禅师，常从游从学，心仪为师。一日，闲居宅中，突闻巨响而开悟，写了一偈，呈送宗杲，宗杲阅后颔额认可。绍兴十年（1140），世寿56时，预知时至，衣冠肃清，似往日一样，至家宅佛堂礼拜之后，结跏趺坐，奄然而逝。噩耗传出，海内哀悼，仕女悲泣，如丧至亲，自觉施舍簪珥斋僧供养，以追荐李纲之福德。
兵部侍郎虔诚佛教——李邴
李邴（1085 - 1146），南宋大臣，字汉志，号云龛，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人。崇宁年间，进士及第后，累有迁升，高宗即位任兵部侍郎。苗傅谋逆，李邴密令殿帅王元，以京城护御攻击获胜，升资政殿学士。其后因与吕颐浩政见不合，免官，不久复位。绍兴五年（1135）上书言事，如战阵、守备、措划、绥怀等五事，权臣不报，自是闲居十五年，卒于泉州。
李邴不仅为官有政声，而且对佛教颇虔诚。当时爱国僧人宗杲，大批大臣都以结识为荣，比如丞相张商英、大帅张浚、兵部侍郎张九成、吏部侍郎蔡樞、提刑吴伟明、给事冯楫、侍郎曾开、中书舍人李本中和唐文若、参政刘大中、兵部郎中孙大维、御带黄彦节、编修黄文昌、直宝文阁刘子羽等，而李邴是其中最虔诚者。当宗杲大师住泉南长乐庵时，正逢李邴隐居于泉州，慕名拜望数次。宗杲见其虔诚，便以赵州“庭前柏树子”为话头，要李邴去参究，有所省悟，致书宗杲说：“承击发蒙滞，忽有省人。顾惟根识暗钝，平生学解尽落情见，一取一舍如衣坏絮，行草棘中。适自缠绕，今一笑顿释所疑，欣幸何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宗杲看后，回书道：“示谕自到城中，穿衣吃饭，抱子弄孙，色色仍旧。既无拘滞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习旧障，亦稍轻微。三复斯语，欢喜踊跃。此乃学佛之验也。倘非过量大人，于一笑中百了千当，则不能知吾家果有不传之妙云云。”
这是对李邴参学的印可。李邴看后十分快意，遂命画工绘宗杲之像，终身供奉。
知府参禅作偈而逝——李弥逊
李弥逊（1090 - 1153），南宋苏州吴县人，字似之，号普现。大观年间进士及第后，于宣和末年任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府。其时，金兵犯河北，他率兵坚守，采用游击战术，大挫金兵。靖康二年（1127），协助李纲平定建康（今南京）周德叛乱。后反对秦桧议和主张，受到排斥，多次上疏乞归田园，遂任瑞州（今江西高安）、漳州（今福建漳州）知州，绍兴十年（1140），隐居连江（今福建连江）。
李弥逊为官清廉，正直敢言，精进佛道，博究经典，参究禅悟。初在汴梁之时，与当时名噪华夏的大和尚克勤成为至交。克勤禅师生逢两宋之际，足踏大江南北，法融诸家荟萃，故法灯绚焕，超宗越格，人盛道隆，弟子满天下。禅风高绝，集诗、偈、颂、评于一炉，将文字禅推向了顶峰，故尔不少大臣也集于灯下。李弥逊是一个典型，每与会，交谈盈日，开口即禅。
一日，李在汴梁的天津桥上行走，忽然有悟，通身汗流。他直向天宁寺跑去，刚好碰到克勤。克勤很远就唤他说：“且喜居士大事了毕！”
李说：“和尚看花了眼睛是不是？”
克勤便大喝一声。
李也大喝一声。
见者不知所云，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其实他们在作狮子吼，正在斗机锋，证明李弥逊已见道开悟了。
1153年，身有小恙，李自知时至，沐浴更衣之后，结跏趺坐，提笔书偈，偈罢而逝。诗文独具一格，有《筠溪集》传世。
“神臂弓”张九成——张九成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发生“神臂弓”事件，这在中国禅宗史上是绚丽的篇章，其起因为一僧和一俗的交谊所致。僧者——大慧宗杲，俗者——刑部侍郎张九成。此事的起因，首先出现在张九成身上。
张九成，字子韶，号横浦，自号无垢居士，祖籍开封，后徏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初从哲学家、二程理学四大弟子之一的杨时学理学。绍兴二年（1132）授镇东军签判，因刚正不阿、文武才兼备，被丞相赵鼎荐为太常博士，兼任礼部侍郎，和刑部侍郎。与主和派秦桧相左，谪守南安邵州，再贬南安军。在南安长达四十年之久。
宗杲是克勤禅师的高徒，名震京师，誉满丛林，右丞吕舜徒奏赐紫衣，进号“佛日大师”，宋孝宗赐号“妙喜”，又称妙喜禅师。因为宗杲送师克勤回四川，嘱张浚扶护关照，随之他奉诏往临安（今杭州）径山能仁禅院，故又称径山宗杲禅师。宗杲生活在政局混乱、民族危亡的时代，他出世而不忘世，出家而不忘家，爱国之心常存于怀。宗杲常与力主抗金而被秦桧弹劾落职的张九成结交，常来常往，交谊笃厚。而他两人的交往被秦桧觉察，视为议和的眼中钉，伺机铲除。
张九成，自幼信奉佛法，在家阅藏知津，常独自参修。后听人谈及杨大年奉佛之事，倾向仰慕，参宝印月禅师叩问入道之要。后又参谒善权清得禅师了悟禅宗心法。再遇惟尚禅师为之印可。绍兴十一年（1141），张九成之父病故，前往径山，听说大名鼎鼎的宗杲在山上讲法，九成自然上山乐闻法雨。宗杲讲着讲着，情不自禁地扯到了“神臂弓”事情上，宗杲本意是称赞抗金，赞喻抗金人物，自然包括他的挚友张九成了。“神臂弓”是一张弓，李宏在熙宁年间造，后经韩世忠改建，与金作战，威力超常，故称“神臂弓”，又叫“克敌弓”。实际上成为抗金的代名词，故宗杲把张九成比之为神臂弓。宗杲随口说出一偈：
神臂弓一发，透过千重甲。
仔细拈来看，当甚臭皮袜！
此偈一出，不胫而走，第二天就传遍京城。于是，秦桧以此为借口，先将张九成削职查办，后将宗杲发配衡州（即今衡阳）、又徏梅州（广东梅县），过着犯人生活。既而风马牛不相及地除却三帅——岳飞、张浚、韩世忠，致使南宋小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张九成一向好佛参禅，“春天月夜一声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么时谁会得，颠头（《五灯会元为“岭头”》）脚痛有玄沙。”这就是张九成开悟偈，宗杲印可，张遂成宗杲在家法嗣。张住南安长达四十年之久，在政治上受秦桧迫害，而在文学上又受朱熹所妒忌，朱熹把张九成视为洪水猛兽。故张九成在南安之时，也是他潜心悟道之时。于绍兴二十九（1159）无疾而逝。
秦国夫人参禅悟宗——计法真
秦国夫人，乃南宋初年出将入相魏国公张浚之母，姓计名法真，四川绵竹人。绍兴廿六年（1156）无疾而终，后被追封为秦国夫人。
计法真出身书香之家，秉承父教，知书达礼，举止文静，心性宽和，不与人计较，既在少年，便得淑女之美誉。入适张家之后，天不作美，痛失夫君，张浚尚在襁褓。计法真身心痛彻，感悟到世之无常，人生之苦，遂归依佛门，参悟解脱之道。同时，随缘处事，持节抚孤，因势利导开化张浚。张浚登进士之后任官，既有政绩，又有军事才能，出为将，与岳飞、韩世忠齐名，并称南宋初年“三帅”，屡建奇功。旋入朝为相，力主抗金。后封为魏国公，史家评论：“赵括房琯之亚流”。
计法真在青年就归依佛门，常年素食，不进荤腥，早参晚拜不闲一日，持咒诵经亦未间断，如是数十年，深有所悟，缁衣俗人，深为敬重。是时，人称爱国和尚的宗杲住径山，闻秦国夫人修学佛道已有悟人，意欲勘验，便派高徒道谦，持书到长沙拜谒魏国公。魏国公遂将道谦引见。刚一见面，就机锋对峙，计氏便问：“径山和尚如何教人？”道谦即答：“只教人看狗子无佛性和竹篦子话头。但只准看，不准思量，不得说话。”
狗子无佛性，乃禅宗公案，亦称“赵州‘无’字”。出自赵州从谂禅师语。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答云：“无”。僧问：“上至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赵州云：“为伊有业识在。”僧又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答：“有”。僧问：“既有，为什么入这皮袋里来？”赵州答： “知而故犯”（《五灯会元》卷四）。竹篦子话头。《大慧语录·卷十六》载：妙喜（宗杲）室中，常问僧和子：“唤作竹篦（竹杖）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下语，不得无话，不得思量，不得卜度，不得拂袖便行，一切总不得。”
因为宗杲提倡的“看话禅” ，与当时流行的“文字禅”和“默照禅”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习惯于“文字禅”的秦国夫人，听了道谦的回答之后，觉得非常新鲜而有趣。当晚便投入“看话禅”的体验之中，果然别有情趣，另有一番感受。而且将体验写成一偈，嘱道谦转呈，其偈曰：
逐日看经文，如逢旧识人。
莫言频有碍，一举一回新。（《五灯会元》1354页）
宗杲一见，不禁会心一笑。计氏得到宗杲印可之后，更是精进不懈，参禅悟道，直至毕命。
将相之身愿为佛徒——张浚
张浚（1097 - 1164），乃南宋高宗、孝宗二帝之干臣，文韬武略兼备，出将入相，故史家评论：“盖赵括房琯之亚流，未可与韩范并论也。”
张浚，字德远，四川绵竹人。政和年间登进士，高宗即位任为朝官，军事才能超绝，累挂帅镇压苗付、刘正彦在杭州叛乱。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部署有方，联合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抗击金人，时称“三帅”。是时，因又与爱国和尚宗杲友善，秦桧为了议和，罗织罪名，借 “神臂弓”事件，将这批抗金核心人物贬斥。绍兴五年，晋封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任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后两年罢右相。秦桧当国，被诬谋逆贬任地方官达廿年之久。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复位，统军抗金，又遭右相汤思退所诬，复罢相，后卒于家。
张浚举家奉佛，母亲计氏法真封秦国夫人，参大慧宗杲为师参禅有省悟。而张浚本人，更是笃信佛法，当初在京师为官之时，问法于圜悟禅师，言下有悟。后追随宗杲禅师学禅，入朝柄政之时，代宗杲禅师之劳，将克勤禅师接回四川，安顿妥贴。之后，将克勤之高徒宗杲延请到京师临安（今杭州）的径山主持法席，他以将相身份入席听法，成为一个影响众。正因为出将入相的张浚听法，影响大批重臣名流学佛，举如参政李邴和刘大中、吏部郎中蔡枢、提刑吴伟明、给事冯楫、侍郎曾开、中书舍人吕本中和唐文若、兵部郎中孙大维、御带黄彦节、编修黄文昌、直宝文阁刘子羽，此外还有楞严居士郑昂、母亲计法真、幻住道人智常、超宗道人普觉、无住居士袁祖岩等，还有侍郎刘岑、曾几、徐林、参政李光、枢密富直柔、尚书汪应长和韩仲通、右丞相汤思退、直殿邓靖、成州团练使李成约、安庆军承宣使张去为、开府保信军节度使曹勋……等，都集结在爱国僧人宗杲法席之下。
身骑箕尾归天去气作山河壮本朝——赵鼎
标题二句，此为南宋初年出将入相之赵鼎在临终之时所写的两句偈语。
赵鼎（1085 - 1147），字元镇，号得全居士，闻喜（今山西）人。崇宁年间，登进士，出为河南洛阳令。高宗即位出任御史中丞，力主与金人作战。绍兴四年（1134）升参知政事，荐岳飞收复襄阳，旋又任枢密院事，督军川陕，拜右相。又荐张浚为右相，都督诸路军马，力主抗金，遭高宗、秦桧之恨，贬任泉州知州，又落职闲居潮州（广东潮州）、再徏吉阳（今广东崖县）。
赵鼎虽勤于军国大事，然心中不忘于佛法，早期即归依佛门。在东京之日，多次参拜高僧，探究佛法之旨，比如芙蓉楷、圜悟克勤、大慧宗杲等著名禅师。谪贬岭南，蛰居广东之日，终日掩户静坐，不作一语。如是者九年，一日忽然大笑不止，见者乃曰：丞相已有省悟了。赵鼎预知时至，经日不食，临终之时，香汤沐浴，提笔作此文标题之语，甫毕而逝，侍者称奇。
一代词家归依三宝——李清照
南宋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杰出作家。元人伊世珍《嫏嬛记》讲了这样一个关于李清照的故事：“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
这个故事是讲，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将她在重阳节写的一首《醉花阴》词，用书信寄给她的丈夫赵明诚（丞相赵挺之之子）。明诚很赞赏，又感不如她，于是闭门谢客三天三夜，得了五十阕佳句，其中将李清照的词杂进了三句，送给友人陆德夫，德夫玩味再三，认为只有三句最佳。明诚追问，德夫说：“莫道不消魂……” 这三句。而这三句正是李清照所写，此所谓“慧眼识英才”。
李清照（1084 - 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她的父亲李格非，北宋文学家，母王氏乃王拱辰之孙女。生活在这样一个文人世家之中，自然幼小受到文学的熏陶感染，加之聪明好学，还在豆蔻之年，文词拔萃。及长入嫁赵家，其夫赵明诚喜金石之学。婚后夫妻感情甚笃，一起研究文艺学、金石学。婚后不久，明诚离家远游，清照伤情，故在别后一年的重阳节写了伤感离别情的《醉花阴》词，寄给明诚，全词为：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蓠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长于诗、文、词，兼书法、绘画，且通音律。诗文笔力雄健，情辞慷慨；词则继承婉约风格，南渡前以造语新丽而见称，南渡后以情调悲凉为主。著作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今已佚，后人辑《漱玉词》、《李清照集》现存。
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女词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后都无人相比拟。然她时乖运舛，生活的时代是南宋偏安，“靖康之耻”正发生在此时，靖康耻后，宋室南渡，她也仓皇南逃。“屋漏偏遭连夜雨”，在动乱中，她的丈夫赵明诚死，她只身一人在浙东颠沛流离，而且所收藏的金石、图书、文物散失，悲痛之中再加悲愤。在这连遭国耻、离乡、丧夫、文物失散种种不幸，感悟到世之无常，人生之苦，在众苦毕集之下，找寻解脱出离之道。这时，她决心归依三宝，赐号易安。自归依之后，茹素似比丘，参究如禅和，持诵若缁衣，晨参晚拜未忘一日。她深解经文义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过眼烟云，渐渐心定，若起旧念，提起经义，易于安稳，故她所撰诗词集子都署名 “易安”。
给事中官作弥陀忏——冯楫
南宋初年蜀川遂宁人冯楫（？ - 1153），字济川，文武兼备，绍兴七年（1137）升任给事中。虽身在官场，然心系佛门。初为太学生时，即投身佛门，参佛眼远禅师，认识佛教，明白佛教宗旨，自此信根深植。后任给事中之后，大慧宗杲禅师，在明庆升座讲法，前往拜谒，探问禅法捷要，杲以参话头开启慧门，便得心印，成为宗杲在家法嗣。后宗杲因“神臂弓”事件后失却度牒，颠沛流离，仍不忘国家，不忘弘法，时号爱国僧人，冯楫亦然追随。
冯楫虽得参禅心法，但他“教演本宗，行修净业”，至心潜修净土，疏作弥陀忏仪。冯楫亦曾领兵镇泸南，然每率领道俗作念佛法会，以西方作为归宿。是时，经建炎战乱，许多名刹，庙毁经残，便节省俸禄作印经造像之资。在他施资之下，建成大藏藏经48部，印小藏四大部。建炎廿三年（1153）知邛州，是年秋天，预知时至，届时身着僧衣，升高座，召集属吏道俗若干，在讲经说法中辞世。
参知政事见高僧往生而学佛——徐俯
徐俯（？ - 1140），南宋初大臣，字师川，号东湖居士，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出身官宦，以父徐禧死于国事，授官通直郎，后升至司门郎。靖康时张邦昌篡位，自立为楚帝，而致仕。高宗立，授谏议大夫，绍兴二年（1132），赐进士出身，三年升迁翰林学士，再升端明殿学士，兼枢密院事，四年权参知政事，后因政见与赵鼎相左而去职，九年再任信州刺史。
徐俯之舅父黄山谷信佛，而本人不愿乐与相闻。一次去拜望高僧德昌禅师，在他们谈笑间，禅师告说辞世，语毕而逝。徐俯感到佛法奥妙，便才深信。于是拜谒灵源禅师，在其开示之下省悟。靖康初年又到成都昭觉寺参拜克勤禅师，得其心法之要，绍兴中无疾辞世。有《东湖居士诗集》今佚。
宰相修净不修禅——郑清之
郑清之（1176 - 1251），字德源，南宋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初名燮，字文叔。进士及第后任官，嘉定十七年（1224）参与史弥远废济王赵竑活动。理宗即位后，累次升迁至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绍兴六年（1233），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淳祐七年（1247）再度为右相。
郑清之，虽身为南宋股竑之臣，又其时，国力衰微，政务繁乱，事多难料。但郑丞相，公务旁午，仍不废佛教研究和修持。他“教演本宗，行归净业”。他以宰相之身位，极力推崇佛教，特别是净土法门，他说：“今之学佛者，不过禅教律。究竟圆顿莫如禅，非上根器，神领意解者，未免蹈顽空之失；研究三藏莫如教，非得鱼忘筌，因指见月者（大小止观下手安心亦不易入），未免钻故纸之诮；护善遮恶，莫如律，非身心清净，表里如一者，未免自缠缚之苦。总而观之：论其所人，则禅教律；要其所归，则戒定慧。不由禅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唯净土之一门乎。方念佛时，口诵心维，诸恶莫作岂非戒；系念净境，幻尘俱灭，岂非定；念实无念，心体湛然，岂非慧。摒除万虑，一意西方，则不施棒喝，而顿悟圆机；不阅大藏经，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仪中，而得大自在。不垢不净，无缠无脱，当是时也。孰为戒定慧，孰为禅教律。我心佛心，一无差别。此为修净土之极致也。八功德水，宝莲花台，又何必疑哉！”
丞相修净土临终异香满院——钱象祖
五代十国的吴越王世代奉佛。第三代的钱弘俶，更是笃信佛法，礼敬德韶、延寿、螺溪诸高僧，更遣使持币赴日本、高丽等地，求智者大师遗典，故尔使天台宗得以中兴。太平兴国三年（983）入汴京归宋，取消国号，封为邓王。之后，居汴京，潜修净土，日持佛号，屏绝声色，蔬食素饭，直到毕命。其有子女求出家者，悉听任之。钱氏之族世代兴旺，直到南宋，他的后裔钱象祖，字承荫，自幼慧敏，博学能文，记诵过人，遂以诗文名冠一方，后中进士。宋孝宗淳化年间任抚州知府。在州之时，修郡学，兴礼仪，出帑币，赈灾民，济贫民，黎民景仰，士夫称颂。嘉定之初，官拜左相，举事识大体，求公允，其清廉之誉，播于朝野。
钱象祖，虔诚信佛，早年参究有省，遍研宗教，到了晚年专修净土。当其时，以朝廷重臣身份，共与高僧结社念佛，士大夫桴鼓响应，修持净土蔚成风气。后辞官返里，又在家乡修建接待所十余处，每处皆以净土极乐命名，足见念佛之兴盛。并创建高僧寮，用作讲经说法之所。临命终时，他预知时至，沐浴更衣，结跏趺坐，称诵佛号而逝。临终之后，异香满院，芬郁数日，众皆称颂，激励后学精进念佛。
龙舒净土文的渊源——王日休（王龙舒）
印光大师极力推崇《龙舒净土文》，并为重刊写了序，而且明朝莲池大师和清朝大德知归子彭际清写了传文，足见该书在佛道修学，特别是修学净土尤为重要，其作者名叫王日休。
王日休，字虚中，庐州龙舒人。生活在南宋初年，国家动荡，民族受蹂躏，加之性情沉静，故对时势深感悲凉，淡泊名利，一心钻研学术，探寻人生解脱之道。他博极经史，淹贯古今，宋高宗时举国学进士，却弃官不就。一日，他在钻研佛教经籍之时，忽然有悟，自言道：“我过去之所习。非究竟法，只有发愿生西方极乐才是我的归宿。”自足之后，尽弃所学法门，精进念佛。断绝腥荤，长期茹素，身着布衣，终身不娶，生活起居，独自酬作。每日早起晚寝，礼佛千拜，一拜一诵，六十年如一日。日休常认为，《无量寿经》称赞西方，义蕴深广。自汉迄宋，译文晦涩，很难使中下根器之人接受和理解，故招致我佛如来说经之旨，不很明白。于是日休乃祈祷观世音菩萨，汇集四种译文成大阿弥陀经，根据佛之本意，撰著《净土文》，耗时三年撰写修改，共五十六分。文辞清俊，条理分明，浅显易懂，说明亦多譬喻实例，至详至恳，有若父兄教育子弟。故尔得到大德称颂，乃刊行于世。其文既出，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夫、僮仆、兵卒、戏员均多读之，故净土法门在当时大力推行。后预知时至，临终之前三日，遍别道友，勉励他们精修净业，并说他要西归，不复相见矣。至期他给学徒们讲经完毕，礼佛念佛如常，时至三更，忽然大声称念阿弥陀佛数声，厉声说：“佛来迎我”，屹然立化。后有人画像供养。
据知归子传文记载，南宋孝宗乾道（公元1165）中，庐陵人李彦弼染疾将死，梦一人自称龙舒居士，对他讲：“汝命不该绝，醒来之后喝白米稀饭，病可痊愈，而且你在修行之中应修捷径的法门。”李彦弼回答：“我每日念佛不辍”。既苏醒，索粥饮之，立愈。本来李不认识王日休，看了画像，完全与梦中相符，遂令诸子一同修学《龙舒净土文》。后闻日休立化，由是感谢，延聘画工绘画，请雕工板刻日休之像。《龙舒净土文》面世前后，亦有人撰写了净土文，为了区别，以日休出生地冠于书首，故叫《龙舒净土文》。
状元学佛作偈而逝——吴潜
吴潜（？ - 1262），字毅夫，南宋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资质聪明颖悟，孩童之时，即能咏诗作对，宁宗时参加科考，一举登嘉定进士第一名。累有迁升，理宗继位之后，于淳祐中迁升为右丞相。
吴潜虽身为右丞，但他一直奉行“直心是道场”，从不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皇上。他眼见南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累累上表，加强战守之备，抗御元军南侵。是其时，皇帝尚苟且偷安度日，哪管国家的安危，故尔对吴潜的表章深感不满。吴潜不顾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安危，每每与理宗据理抗争，理宗一怒之下，将吴潜谪贬到循州。吴丞相对谪贬泰然处之，不怨天尤人。到了循州，他怀着一腔热血，时时忧国忧民，展抱负不遂，或寄情山水，或寓物抒怀，写了不少忧怨的诗和偈颂。原有集面世，后散失，到了明末梅鼎祚，收集刊校出版了《履斋遗辑》。
吴潜，在未当官之时，潜心究悟佛法，深有悟人。其后为官，以佛法驭世法，忠于国家，勤于政事，体恤民情，以国家为己任，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常负疚身为丞相，却不能改变偏安之现时。失官之后，一面写诗作文，抒发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怀，以希冀皇帝能回心转意，挽救国家，拯救黎民；另一方面，研习佛法，广行六度，坚持净戒。故到了循州谪贬之所后，不居官署，而移居枫亭接引寺，勤参法要，亲近大善知识，每听寺僧说法，不以丞相之身参加。人或问之，答曰：履斋居士。如是廿年如一日，景定三年（1262年），吴潜预知时至，撰写遗表，遣人送往朝廷，以尽最后一点报国之力。同时，遍别亲友，甫毕，作诗偈，端坐而逝。
寺院培育的文学家——党怀英
金国文学家党怀英，兼工书法，特别是小篆，当时称为第一，赵沨亦是书法名家，虽与党怀英齐名，但时人列为第二。
党怀英（1134 - 1211），字世杰，号竹溪，先世冯翊（今陕西大荔）人，父官泰安军（今属山东），遂为泰安人。年少之时，因父从戎在外，怀英不得已辞母到本地名刹读书。该寺住持很有学问，一边教习怀英诗文、字画，一边不时讲授佛教常识。随着年岁增长，知识增多，寺僧见怀英性慈善，进而教授佛教义理，因为怀英聪明颖悟，举其一便能反其三。在寺之时，常与禅僧辩论，总是对答如流，议论与教义相吻，众僧佩服怀英聪明有智慧。怀英在寺院寒窗十年，学业大有长进，博通经史，旁及佛典道书，能诗能文，尤以篆楷称善。
功夫不负苦心人，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元年1161）年间赴科考，一举而登进士。随之授应奉翰林文学，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大定廿九年（1189）充任《辽史》刊修宫。金章帝完颜璟继统，党怀英于昌明三年（1192）迁翰林学士，继为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虽然身为朝官，除忠于职事、效命国家之外，还致力于佛教研究，修习佛法，颇领佛法旨要，见性开悟。故当时高僧圆寂，遗嘱碑文多延请怀英撰写，一时高僧之碑铭行状，悉出于怀英之手。大安三年（1211）预知时至，寂然而化。
宰相耶律赏赐赠寺——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 - 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法名从源，蒙古大臣，辽东丹王突厥八世孙。自幼好学，宿负奇志，常以天下为己任，博学多才，贯通经史百家乃至医卜、工巧、农田之技。仕金为小吏，久之厌弃，乃从万松寺行秀禅师参究佛道，依住数年，得其心要，秀传其衣拂，以继衣钵。1215年，成吉思汗攻取燕京（北京），闻其名，召而用之，呼为“吾图撒合里”（长髯人）。每从西征，楚材劝之戒杀伐。太宗窝阔台即位，拜为中书令，军国大计，悉听从楚材，深受信用。于是令楚材制定朝制，定君臣礼仪，制定《便宜十八条》，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蒙古国粗有礼制和法制。
公元1231年，任必阇赤（书记官，即中书令），随太宗窝阔台灭金，废屠城旧例，活人无数。破汴京之时，奏封孔子51世孙孔元措为衍圣公，编印儒家典籍。1236年定天下赋税，翌年陈《时务十策》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多被采纳。百废待兴，遐迩悦服。每裁决一事，帝嘉叹累日，赏赐愈恒，数可百万。而楚材虽人在宦海，心仪佛道，诵经藏、劝杀戒、素粗食、穿布衣，淡泊如常人，帝臣虽劝，婉言谢绝。1243年预知时至，告家人将帝所赐越百万之资财，悉数不动，盛辇送佛寺充作供养。李之纯（字纯甫，号屏山居士），读华严经撰写《鸣道集》，请楚材撰序，耶律楚材不顾年迈，欣然应诺。
常居佛寺的宰相——刘秉忠
刘秉忠（1216 - 1274），初名侃，字仲敏，本辽世族，邢州（今邢台）人。武人出身，祖父及父均任武职，秉中十七岁任节度府令史。未几便弃官入山读书，对易学及邵康节皇极数很有领悟。随着岁月推移，知识面增加，遂又接触了佛典，读之有省，尽弃前学，入武安山中（河南彰德）剃发为僧，法名子聪。拜万松寺行秀禅师，行秀器重，留住多日。行秀命他拜谒海云寺印简大师，简师又推重。当此之时，元世祖忽必烈召见印简大师，秉中偕行。世祖欲任印简为官，拒不接受。世祖无奈请求推荐人才，简不得已而推荐秉中。秉中初不接受，印简开示菩萨利乐有情为道，万松行秀亦驰书劝慰，方接受世祖之任。世祖见面与之交谈，出语珠玑，心中大悦，命主机要，每征战必要秉中同行，而中又每以戒杀为劝，大军所到之处，活人不可数计。
元世祖忽必烈践祚称帝，命其还俗，赐名秉忠。领中书省事，拜受太保，制定朝廷制度仪规，推荐人才，建设大都，皆有特殊功劳，深受世祖欢心。于是世祖赐以华宅美女，秉忠正色以待，居于佛寺中，素食如常，诵经不辍，其清俭之行，一贯如初，唯一收养一子用作私事。至元六年（1269），预知时至，遗言以僧礼安葬，世寿59岁。帝十分哀悼，赠号为常山王谥文正公，有《长春集》行世。
无心官场热心道场——赵孟頫
元代大书法家、文学家赵孟頫（1254 - 1322），宁子昂，号雪松道人，水精宫道人，祖籍湖州（今浙江湖州），赵匡胤十一世孙。他善画山、水、人、马、花、竹，山水师法董源泉、巨然，人马学李公麟，并用书法写木石、花草。其字能篆、籀、分、隶、真、行、草，尤精正楷、行书和小楷，独立成赵字体。
至元廿三年（1286）程钜夫奉诏访贤，赵孟頫被引见给元世祖忽必烈，必烈见他才气英迈，神采焕发，似如神仙中人。一见欢心，先任为兵部侍郎，后又迁集贤殿学士，不久承旨荣禄大夫。延祐时任翰林院学士承旨。元仁宗也很喜欢他，见面之时总以字呼之，说他是唐时李白、宋时苏轼。
但赵孟頫对官并无多大兴趣，除热心书画之外，就是喜欢谈禅论道。他很早就慕中峰明本禅师之大名，诚心前往参拜。无论赵孟頫怎样提问，明本总以《略义》一卷所讲内容回答。佛门有一名言：“一经通一切经通”，明本以此之理开导后学赵孟頫，孟頫对佛教谛理颇有省悟。接着明本禅师又将《金刚经》、《般若经》等送与孟頫。每接受其书，都要焚香望拜，并回书作谢，而且还言必称“弟子”，对佛教之诚可鉴。因对明本特别敬重，还画像一轴，以便参拜。
魏国夫人信三宝持诵观音到毕命——管道昇
元朝仁宗皇帝很敬重大书法家赵孟頫和他的夫人管道昇（？ - 1319）的字写得绝妙。于是命管道昇书千字文，并命工部着玉石工匠打磨装成玉轴，送秘书监装裱收藏；又命赵孟頫书六体字六卷；再命他们之子赵雍书写一卷。完毕之后，仁宗皇帝说：“我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世人知道，我朝有善于书法的妇女，并一家都善书法，以让世人惊叹。”故史典评道：“魏夫人之后，无与俦者。”
管道昇，字仲姬，一字媱姬，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自幼聪俊，博通多闻，善辞章，工书画，尤善画竹、梅、兰，真是翰墨辞章，无一不善。她宿信三宝，常持八关斋戒，执身不犯。亲手书写《金刚经》数十卷，送给名山有德之僧，不少博通经藏之僧都希翼能得她的真迹。据传《晴竹新篁》是她创制的。延祐四年（1317）被封为魏国夫人。她跟中峰明本大师受教，参究佛法心要，有省悟。诚信观世音菩萨，终身执持菩萨圣号。延祐六年（1319）无疾而终。
管道昇与夫赵孟頫，天作之合，不仅郎才女貌，而且兴趣爱好相同，自然感情酬合。但赵孟頫身在官场，难免有色情之癖欲。有一年，赵欲娶心羡之歌伎为妾，但不敢启齿，乃书一词送给夫人。其词曰：
我是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娶几个吴姬、赵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管夫人看后，内心明白，未道究竟，也填了一首词回敬。其词云：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俩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管夫人回答很巧妙，也形象道出两人无法分割之情谊，令赵孟頫打消了娶妾念头。
学士血写《华严经》——宋濂
宋濂（1310 - 1381），字景濂，号无相居士，又号潜溪，明初浦汀（今属浙江）人。自幼贯通五经，元朝至正中，荐授编修，未就，隐居龙门山著书。明太祖朱元璋取婺州（今浙江金华），聘为《五经师》，次年因李善长举荐，征至应天（今南京），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师，随之编修《元史》。洪武十年（1368）致仕，洪武十三年连坐胡惟庸案贬茂州（四川茂汶），途中病死。
宋濂，是明初硕儒，他亲佛是很有名的。幼奉佛法，参究佛教，研习佛法，曾撰《心经文句》、《高僧塔铭》三十九篇。母卒之时，刺指血和墨，书写《华严经》八十卷以追福德。平时又多与高僧云游，临殁之时，怡然自得，书偈作毕而逝。后云栖袾宏莲池辑其文为《护法录》，刊刻行世。
宰相发心修庙——陆光祖
印光大师讲：“一切诸佛莫不以流通法道为嘱……流通之人，应以真修实践之高僧及有权势财力之王臣绅商”。
佛门都很熟悉明末四大高僧，即莲池、蕅益、紫柏、憨山，然而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之师则是云谷禅师。因为紫柏、憨山名声很大，反把师傅淹没了。明朝末年，国运日衰，禅法末落，云谷禅师感叹，便到南京栖霞寺。其寺虽说创于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后梁武帝又派能工巧匠在山崖上凿了许多塑像，取名为千佛岭。到了明末，千年古刹，大雄宝殿，竟成了野兽的巢穴，寮房客堂竟成了贼窝。一天，又有贼人到寺偷物被猎人捉住，送去云谷处置，意欲送官府治罪。云谷非但不送，反而给物。
刚好，陆光祖以礼部之事南巡，闻之此事到寺走访。见云谷不凡，暗自心喜，论及此事，云谷以“一阐提人（作恶者）也有佛性之理”，阐发此事处置之由。越谈越投机，竟连谈三天。陆光祖由此而萌发修葺栖霞寺的善心。寺复，请云谷作住持，云谷推辞，陆光祖只好请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善老和尚作住持了。
陆光祖（1521 - 1597），字与纯，号五台居士，平湖（属浙江）人。明嘉靖进士，授浚县（今属河南）知县，后迁升任礼部主事，吏部郎中，得尚书严讷信用。万历年间迁工部右侍郎，因议漕粮与丞相张居正意见相左，遭弹劾。张居正死，复起用，官至吏部尚书。后因荐人忤旨，遂乞骸归里。居家之后，研究佛乘，潜心参究，意欲汇通儒佛，融合禅教。在家开堂讲经，从学者众，曾摹刻《五灯会元》，又曾乞请宰官居士，重兴修复明州育王塔。晚年从紫柏尊者云游，协力刻制方册大藏。预知时至，迎请紫柏尊者为之说偈，遂安详而卒于家中。
集理学与佛学于一身的兵部尚书——王阳明（守仁）
到了明朝中叶，心学开始兴起。心学者称“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又提出“致良知”学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要求人们“格物致知”、“去私欲，存天理”，发展了陆九渊（南宋哲学家）的主观唯心论学说。心学的创始人，就是王守仁，合称 “陆王学派”，门徒遍全国。因王守仁曾在阳明洞讲学，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
王守仁（1472 - 1528），明朝大臣，理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弘治进士，历任刑部、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上疏解救言官曾铣等，得罪了权阉刘瑾，受廷杖，谪贬贵州龙场驿丞。瑾败，任庐陵知县，擢右佥都御史，再巡抚南康、赣州。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征兵卅万进剿，生擒朱宸濠，同时又镇压福建、江西等地农民起义。以功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自称平生所作两件事：一是“破山中贼”，即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二是“破心中贼”，即“心学”之传播。
就其实际看，王阳明也是一个亲佛主义者。一生做官，每达一处，便遍求佛刹，寻拜高僧，而自身也有一段漫长的参禅学佛的经历。并对他的弟子“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乎良知之至极。”他的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而“致良知”又是深受佛教“明心见性”思想的影响。因此，阳明“心学”，实际上是在吸收禅宗本体论、心性说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后来的僧人都对阳明致以礼赞，如智旭蕅益以为“王阳明超汉宋诸儒，直接孔颜心学。一生示人，惟有‘致良知’三字。良知者，性德灵明之体”。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等名僧还以阳明心学来驳斥程朱理学。
内阁首辅持诵《金刚经》——王锡爵
明朝王锡爵（1534 - 1610），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今江苏太仓）人。为人谦恭温厚，广积阴功，位居内阁首辅，虽显贵终身，未改其本色。逝世后，加封为文肃，后世称为文肃公，有《王文肃集》行世。自幼聪明颖慧，愤发用功，年未及冠，就一举登进士，万历五年（1577）以詹事执掌翰林院。张居正当朝，锡爵不附，遂省亲归里不出。万历十二年，复召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见国事转非，遂奋而建言：上表疏奏、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均被神宗采纳。同时很体恤民情，凡遇饥馑之年，首创用官仓米粮，煮粥救济灾民，深受黎庶敬爱。随后，因立太子不得，借而乞归奉母，万历二十一年，又复召为内阁首辅，旋又因立太子之事，为朝官攻击，乃自弹劾乞请致仕归里。
王锡爵，居庙堂首辅，然笃信佛法，归依三宝，每至黎明，即盥潄礼诵。从十五岁起，就这样持诵《金刚经》，垂垂八十老朽，亦不辍诵一日。所建梵宇，无论大小均书匾额予以护持。晚年命工匠以金银汁画大士像，亲书《心经》于其上，施人供养。据《现果随录》记载：同里孝廉陆允升，夜梦到一大寺，见六人挑豆到寺，黄豆中杂以蚕豆。陆见而问道为何，旁有一僧答道：“此皆锡爵翁前生所积善行也，大善记一蚕豆，小善记一黄豆，一共有六担”。孝廉醒后，将所历梦中之事告之乡里，于是撰《现果随录》才将这事记录下来。文肃公共生九子，孙子廿余人。子缑山，字衡，中榜眼；第八子王掞，亦登相位。
李太后弘法人尊九莲菩萨——李太后
明神宗朱翊钧生母李太后（1567 - 1614），是皇后中信佛最虔诚者，据史载，她崩殂之后，人尊之曰：九莲菩萨。李太后，漷县（今北京通州）人。自幼俊俏聪明，父母视若掌上明珠，记忆尤佳，凡诵经史诗文，过目不忘。及长被选入宫，侍明穆宗朱载垕于官邸，后生明神宗，隆庆元年（1567）三月被封为贵妃。明神宗即位，年号万历，是年元月尊李后为慈圣皇太后。神宗对太后是为至孝。
李太后课子甚严，穆宗崩时，神宗尚在幼年，方在读书，一切教授，悉由大学士张居正训导。大学士张居正为让幼主学习有成，躬请太后亲自关照起居，为之太后便从慈宁宫移居到乾清宫，关照幼主一切学习、生活和政务。太后为让神宗成为有为之君，教大学士张居正把我国历代帝王得失，书写张贴在宫内，以让神宗时时学习和记住。太后教帝颇严，帝设若荒废学业，动辄召致面前长跪。直
至神宗大婚，万历六年（1578），太后才返回慈宁宫。李太后素信佛法，持戒诵经，日有恒课。太后深知，自明世宗朱厚熜提倡朱程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大力抑制佛教之后，域内正法颇显困顿。太后辅政之时，力扫旧风，大兴佛事，优礼高僧，创建梵刹，动辄耗费巨万，神宗亦助设无数。虽张居正，每每劝阻，而太后均听而无用。是其时，佛法隆盛，法门龙象辈出，高僧憨山名德清、紫柏名真可即出自此时代，李太后礼敬尤加。万历十一年（1583），憨山大师去山东崂山那罗延窟结庐安居，太后遣使赀黄金三千以助憨山建庵居住。三年之后，为延国祚祈福，便施印十五部《大藏经》，也派人给憨山送去一部。憨山大师与紫柏大师交谊甚笃，一次紫柏到京与憨山同游住于北京房山的石经山（又名小西天）的藏经洞，发现佛座下小匣子内装有隋代高僧静（晋）琬所藏的佛舍利三枚，引起轰动。李太后闻之，便请入宫内供奉三日，又出帑币重藏于石窟之中，并将一袭紫袈裟赐与紫柏。是故佛教史籍评道：“明末清初，佛法隆盛，高明辈出，塔庙庄严，未始非太后之力也”。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太后崩，人尊之为“九莲菩萨”，清人呼之为：“万历妈妈”，而且祭祀也不因世之有变而停止。
戏曲家的两梦因缘——汤显祖
明朝初期“心学”伊始，其创始人王阳明，而王则是一个亲佛主义者。心学创立之后，士大夫文人倾向佛学日众，特别是万历以后，晚明“四大高僧”的出现，此种倾向更加突出。比如莲池祩宏的弟子有数千人之多，其中居士又多于僧众，当时士大夫、社会名流，都主动投拜、问道、交往。当此之时，正因为佛学界高僧的化引、士大夫的亲趋，使嗜禅谈佛成为一时盛尚，而且也直接给文艺界带来生机。比如戏曲家汤显祖所创作的“两梦”—— “南柯梦”、“邯郸梦”即是。
汤显祖（1550 - 1617），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苦士，别号清远道人，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幼年拜罗汝芳为师，文才优绝，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任南京太常博士、礼部主事。汤为人正直，不阿谀逢迎，因弹劾贪官，遭贬，在任遂昌知县时，又因压抑豪强、触怒权贵，又被免官放回故里。汤对官场的失意本已料及，在为官之时，常与高僧往来，探讨人生本源，研究佛学奥义，早有出世之心。比如早年游南昌西郊云峰寺时，题诗：“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为头上物，终是云水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该诗为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看后说：“未出仕即有归隐之心”。两人交谊日笃，过从甚密，汤显祖对佛教深受感染，颇有领悟。故在归隐临川之时，精研词曲和传奇，专事著述，用体现佛教义理从事著述，所著《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世称《临川四梦》即是征验。这四梦中的《南柯梦》、《邯郸梦》，巧用“梦”来阐述人生实质的空性，借用人们熟悉的“梦”来阐发佛教理论，独具匠心，影响很大，巧妙至极。细看两梦的内容，足见汤显祖对佛教理解之深，用心之妙。
《南柯梦》，描写书生淳于棼在梦中到槐安国，被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后拜丞相，骄纵弄权，被遣回家。梦醒，老僧指点，才知是庭中槐树洞的蚂蚁王国，因而醒悟，遂归依佛门。汤在戏中写道：“人生的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
《邯郸梦》，描写卢生梦中娶美妻，中状元，当宰相，列鼎而食，最后身亡。一觉醒来，才意识到“六十年光景，原来釜中黄梁未熟。”
成为禅宗余脉的尚书——董其昌
禅宗传到明朝紫柏真可，已到顶峰，实际上已到衰微颓废之日。紫柏是明末四大高僧中像貌魁伟，舍金出家，又混俗和光，文才出众，机锋联珠，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据书载他像貌奇特云：“旋尺之面，合围之腰，坐如熊蹲，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晋见者，不言而意已消，未施棒喝而魂虑已摄”，故不少上层和社会名流都仰慕他的禅风，拜倒在他的麾下。比如湖北公安派三袁及董其昌、黄慎轩、吴观我、王性海等都受极大影响。并与李贽、汤显祖、陶望龄等人结成挚友。明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也很敬重，故引起朝廷警觉，欲以“异端邪说”加以迫害。
刀历廿三年（1595），明神宗不怕得罪母后，先将紫柏的道友德清（即憨山）以私创寺院下狱，后发配雷州半岛。再将李贽下狱致死。最后于万历卅一年秋（1603），借京城散发神宗改立太子传单的事，诬为“妖书”，紫柏尊者坐化狱中，生前嘱侍者南下，找董其昌，续弘禅法。
董其昌（1555 - 1636），字元（玄）宰，松江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年间登进士后，充东宫讲官，后督学湖广，为势家所恨。光宗即位，升为太常寺卿，撰《神宗实录》，天啟五年（1627）书成，成为南京礼部尚书。董是明朝大书画家，时人称为“三绝”，更以首倡“南北家论”震惊画坛。他既是江南有名的才子，又是佛门著名的佛子，号“香光居士”，有《香光集》传世。
董其昌在官场虽混了十四五年，然他无心，将其余时间，大多告假在家，读书作画，是名符其实的乡宦。同时也是参禅的老手，他曾拜紫柏真可为师，是在家弟子。董其昌博览大乘，力究“竹篦子话头”，遍参诸宗门之要。一日，乘船过武塘，因想起香严击竹之因缘，又以手张帆敲竿，遂猛然省悟。后读《华严合论》，乃作偈：
帝网重珠遍刹尘，都来当念两言真。
华严论主分明举，五十三参钝置人。
将偈送到紫柏面前，紫柏不以董其昌曾参过沩仰宗、华严宗有杂，反而欣赏他无有门户之见兼收并蓄的学风，点头印可。
所以，当紫柏在狱中，自知不能生还，想到李贽已死，余者作鸟兽散，眼看禅风狂潮趋于覆灭，便寄希望于董其昌。因之，临终前，吩咐侍者田性，打来热水，沐浴更衣。小和尚田性啜泣不止，而斥之日：“跟我廿余年，难道还不知生死如一？生又何欢，死又何愁！今我归家，应当欢喜，但我归家之后，务必到南方找到元宰，弘我禅法！”
后董其昌闻其遗命，抚膺拜受，摒除所学，执身佛门，撰了不少弘法书籍。
囹圄之地学道之所——吴中彦
明万历卅一年（1603）秋，一代高僧紫柏真可被涉嫌 “妖书”而下狱，慑于紫柏道威，法官和牢狱吏卒，不仅没了尊严，反而敬重起来。不得已，神宗亲自审问，紫柏以 “沙门不敬王者”之态对待，神宗怒起，以手指着紫柏说：“你敢慢朕！有什么值得自负？”
紫柏回答：“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所说憨山不归，乃神宗以 “莫须有”的罪名把憨山逐放雷州半岛；所说矿税，乃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征收矿税的诏书而入狱，夫人自缢，以示抗议。紫柏一生旨在度生弘法，今被下狱，抱负何施！他想起道生“顽石点头”的公案，便把囚牢当法坛，对同一牢房两个狱友开示佛法。
一位狱友叫曹学程，乃全州的一个儒生，万历十一年登进士，后升为御史。不料，在朝鲜外交事务上触怒龙颜，明神宗令锦衣卫抓捕，交刑部问斩。群臣保奏，方免一死。紫柏在狱中收为俗家弟子。万历三十四年（1606），获释，自此皈依佛门，潜心修佛。
另一位叫吴中彦，是因“妖书”入狱。之前就十分羡慕紫柏道威，听人传说冷峻，不敢贸然亲近。经一度观察，面威心慈，即虔心向紫柏求道。紫柏见其真诚，先说半偈令其持诵，偈曰：“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并释其要旨说道：“是身无从，合由四大。是心无从，起因前境。试推四大及境，更何所从乎？凡夫不知性变为情之旨，随情起执，生死浩然，圣人以理析情，性斯复矣。性复情空，何生死之有哉。”（《续藏经第一辑》）。
吴中彦是一介儒生，很容易接受“性理”之说。加之他身处狱中，又有断臂求法的决心，一点即通。紫柏用有别于朱熹“性即理”和王守仁“心即理”的观点开导之后，又进一步地说：“天下皆知富贵与贫贱，有而不无者也。何天堂之与地狱，或者决以为无，殊不知富贵与贫贱，既有而不无，奚独天堂地狱，无而不有也哉。”
接后又说：“大凡逆境，生则不过遭毁谤骂詈，死则不过相杀相戮，能观身非有，观心如幻，则骂詈杀戮，何损何害？”吴中彦听后，更加心领神会，顿忘牢狱之苦，仿佛已闻万劫出苦之因，不觉对人生有悟，对大道有觉。获释之后，杜绝俗事，足不出户，数十年如一日。
状元刺血写佛经——冯梦祯
冯梦祯（1546 - 1595），字开元，明朝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万历年间，一举而登龙虎榜，状元及第后授编修，次进国子祭酒。为人豪放，崇尚气节，时与名士屠隆、沈懋学相善，以文章砥砺气节，不以名利为意，故尔官场很不得意。随后，借中流言之机，辞官归里。好收藏，其收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将其堂，名之为《快雪》，撰述有《历代贡举誌》、《快雪堂集》、《快雪堂漫录》。
冯梦祯向来信奉佛法，乐于与禅僧结交，吏部尚书陆光祖（名五台）在禅学上很有研究，融通儒释，冯与之交游论谈。先从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祩宏受菩萨戒，礼敬有加，持诵无懈。后又拜紫柏真可大师修念佛三昧，针刺身血和墨，书写佛经，其虔诚之心足见一斑。家虽薄积，亦出资刻印大藏经典，咸共流通。辞官既归，更是日日持诵《楞严》，根据他的心灵感悟，撰述《释钞》行世。万历卅三年（1595），预知时至，称念佛名而逝。
医学家钻研唯识学——王肯堂
明代医学家王肯堂（1549 - 1613），字宇泰，金坛（今属江苏）人。自幼聪明，博闻强记，文才出众，一举而登万历龙虎榜，由庶吉士授检讨，官至福建参政。
王肯堂嗜书成癖，博洽经史，精研医道。其医术和医德称于朝野。在朝堂之上，公署衙门之中，坐堂为官，疏理刑狱，审决政务；退班下堂，未稍休歇，便为人诊脉处方，疗治病人；为除病痛，常常是三餐并二，夜以继日。无论是官是民，凡来求治者，莫不解痛而去。凡有闲暇，总枕肘书房，不是阅经即是参研医籍。他曾搜集历代医书，编成《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又著《证治准绳》，分为杂病、类方、伤寒、疡病、幼科、女科，故又称《六科准绳》，为后世医家所宗仰。
王肯堂不仅医道精通，而且博通教乘，尤精于唯识相宗。他初拜明昱（字高原）为师，研究唯识。是时，明昱法师给讲《成唯识论》，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使王肯堂颇有领悟。王肯堂是一个学术忠实钻研者，老师随讲随记，若有不明和疑难，寻根到底，不致明暸，决不掩卷。在学懂悟通的基础上，将其记录，整理成《成唯识俗诠》，顾名思义，此书乃为初学唯识者人门手册。此稿编成，自费刊刻印行。与之同时，还有《相宗八识要解》、《唯识证义》十卷、《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一卷等。这些书籍均由后世参修唯识，提供人门方便。
此外还有《郁罔斋笔尘》传世。
僧舍中的状元——张元忭
《古文观止》有篇《徐文长传》，乃明代“湖北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所写。徐文长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才子，后虽为官，但官声不如他的文声。而他有个状元同学叫张元忭，却鲜为人知。
张元忭（1538 - 1588），字子荩，号阳和，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乃张天复之子。少年之时，勤奋好学，寓居香炉峰寺中，足不出户，埋头十载，后在隆庆年间高中状元。然在高中之前，却有一段奇趣的故事。
张元忭，一夜作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长者彬彬有礼的向他施礼后讲：“我是山里的龙，已修炼千年，去年一天就该出去，只因你座位在我头上，你是大贵人，若伤了你，影响我的道业。后天正午又是我出头之期，错过了又要等三百年，乞你把座位移一下，助我成道，定当后报。”张点头同意，但提出两条：一要给寺里一口泉水，二不要伤害村民。老者点头应允。
张元忭，醒后只觉是梦，也未在意。不料隔日正午，密云四合，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这时，他猛然一惊，想起前夜的梦，随即将座位移动，座位之地，立冒一股清泉，一条若蚯蚓的小蛇随水而出。到了山门，被拦住，张用手掏开一洞，蛇随水而出。顿时，霹雳一声，蛇变成带角巨龙腾空，龙旋又入地，旋又腾空，向张频频点头。
此时村民惊动出房观看奇景。虽大雨滂沱，却秋毫无犯。张元忭看见，龙钻的地方，变成一眼清泉，这泉到了清代还存在。张元忭后于1571年高中龙虎榜，头名状元。张为纪其事，树碑泐文泉旁。张后来官翰林侍读，著述甚丰，成为明代文学家。晚年喜佛，参究有省。
由斥佛到学佛的总督——李文进
蜀人李文进，明朝嘉靖年间任宣大都御史。好理学，初任都御史，便以佛教之学为异端邪说，上奏朝廷，帝未准，回到府第，郁郁不乐。时有方外之和尚，见问何故。李公答道：“我在幼年时，读孔孟圣贤之书，即知道释氏之佛教，是圣道的蛀虫，便欲除之，因未发达不能遂愿，今已发达为官，应当可以铲除蛀虫，仍亦不能，将奈何？”
和尚乃说道：“此之用心真大丈夫也，心虑孔孟圣道之贼，成为万民之害……，请问夫子，今欲除灭释道，必阅其典籍，方可说明释道是孔孟圣道的蛀虫。”
李文进答道：“我听朱晦庵言：佛教乃虚无寂灭之教。依此虚无寂灭之说，岂不为仁义忠信之贼又是什么呢？”
和尚乃曰：“夫子有自知之明，怎么可以被他人一两句话蒙蔽聪明呢！我知道，释迦牟尼有万德，普贤有万行，岂止是虚无寂灭耶！今夫子欲除，应当熟读释氏之书，果然无一善可取，当尽除之，则天必助其成功，你也不会被天下人取笑。”
李公觉得有理，便决心阅读佛经，刚三月便对和尚说：“承蒙你的教诲，得见大圣人之心法，与我孔圣人不仅不异，而更加深邃明智。佛所说众生心者，亦名如来藏，义有空与不空。所谓空者，从本以来，无私欲之染，无有外物之所累，广大之心，淡处于物欲。所谓不空者，真体无妄，中实灵明，净德充满。然空与不空，并非两极，唯在吾人之一心耳。朱晦庵所谓虚无寂灭，只是空理，而不知空性一面的众德实性。昔有程子理学，提倡以仁义礼智四德为性之本具，又说是天之所赋予。今观佛教之宗旨，如来藏中，本具之德有如恒河沙数，岂只那仁义礼智四德呢！天地万物，固然是我心现，则天理本我之心，非我心乃天之所出。大哉，佛教！若非是出世之大圣，何能达到如此境界啊！过去我认为，我是天地生，而今知我生天地也！”
和尚叹曰：“夫子今破凡夫之格了，尔后见道固不难矣！”
嘉靖辛酉，文进虽任总督，但修佛之心日切。他想，要欲启开佛智，必造访有道高僧，便上五台山，参拜楚峰大和尚，并邀请到云中，开讲于公馆。李公便以昔日之悟，告之和尚。楚峰和尚答曰：“噫！李公已见佛影了，如若我佛法王之心不见，犹如梦醒其境亦失矣！”李公闻之，惊诧道：“法王之心，怎么可见呢？”楚峰和尚说道：“你若要参究法王之心，必究竟空理，而后可以契合不空之万法妙智。不然，则为物欲所闭塞，情爱所阴蔽，杂念纷纷，此起彼伏不断，憎憎懂懂，杂念都未除灭到没有了时，岂可说见法王之心呢！”公于是修观空三昧，闭关六识，目不受色、耳不受声、鼻不受香、舌不受味，六情悄然，运动如偶。一日，闻秋风落叶声，忽尔念尽，廓然大空。楚峰见而问曰：“公于此道信乎？”李公曰：“只是个李文进，更信阿谁！”峰曰：“夫子信矣！”
一师三徒，同心念佛——李贽、袁氏三兄弟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李贽（1527 - 1602），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温陵居士等，回族，晋江（福建泉州）人。嘉靖领乡荐为举人，授共城教谕，后升南京国子监博士。万历五年（1577）任云南姚安知府，喜与僧和大善知识游，比如与王龙豁、罗近豁辩难，抉择真伪，发明本心。即使判案处理公务亦在寺庙。居三年，以病告归，上不许，乃入鸡足山闭关阅读经藏。言官弹劾，客居黄安麻城，楚发披缁，登座说法，风动一时，男女从学者万人。士大夫狂噪，按以左道逐之，遂复旧衣。御史马输往问道学，深为钦服，事以师礼。御史北任，李贽随往住于通州，言官又以侮辱儒学，意欲下狱，李贽不服，自刎而死，御史乃葬之。
李贽为学不羁，出入佛儒之间，而以空宗为归。湖北公安派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影响较深，均从其受教。后三兄弟认为空论有失偏颇，弃而更辙，究心净土。
长兄袁宗道（1560 - 1600），号香光居士，亦署名香光子，万历会试第一，授编修，官终右庶子。母龚氏，笃信佛法，幼承母教，宿解经论，长于禅法，受教李卓吾，参究有省。未几又感空谈，遂改修净土，礼诵持念，精进超人。其二弟袁宏道（1568 - 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进士，任吴江知县，听讼敏快，公庭鲜事，终官稽勋郎中。性聪慧，工诗文，厌古人窠臼，倡主清真自然，人号公安体，时号大家。辞归之后，城南筑围，植柳万株，号曰柳浪。与诸禅人，游宴其中。初学李贽，以辩才著称。后回向净土，晨夕礼诵，严持禁戒。更博采群经，作《西方合论》，圆融性相，人不二法门，为四众所乐诵。论成，其兄袁宗道为之写了很长的序言，力辟禅人空疏之失，重阐净土普度之理，世推为佳论。三弟袁中道（1570 - 1623），字小修，号上生居士，睿敏聪慧，尤在诸兄之上。十岁能撰赋，十二尽穷经史，万历登进士，历官府学教授、国子博士、礼部郎中。初与二兄就学李卓吾，习禅法，未几感到空谈，又改修净土，精进异人，屡见瑞祥，后坐逝斋中，有《珂雪集》行世。
谏官学佛《四训》传世——袁黄（了凡）
明朝吴江（属江苏）人，袁黄，字坤仪，初号为学海，后改为了凡，嘉善人。因为先前他相信宿命论，后遇云谷禅师，受其指点，广作善事，积极改造了命运，他深谙作凡夫之道。于是将其一生学佛、做善事、改造命运等四点写成书，作为家训，传之子孙，于是世称《了凡四训》，在信众中广为流传。
该书述道：了凡幼年丧父，依母志弃学就医。在慈云寺遇着深谙邵康节皇极数的云南孔先生为之算命，说他有官运，县考14名，府考72名，提学考9名，俸禄 91石，某年任宝坻知县，三年半辞归故里，53岁无子寿终。先是不信，后每次考试，如其所言，便信：“升官发财，迟速有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理数。从此心灰意冷，淡然无求。
一次，到南京栖霞寺拜访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三夜不眠，了凡竟不起杂念。云谷奇怪，而问其故，了凡将孔算命之事讲了。禅师却不以为然，用六祖慧能“一切福田，离不开自心，从心而觅，无不感通”，以及佛经里“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的道理对袁了凡讲了，并告知以积福造命的功过格法，让了凡作善事，而且还传授了准提咒法。了凡发愿要作三千善事，日日用功，结果孔先生所算之命就不灵了。隆庆四年考中了进士，放任宝坻知县，有善政，擢兵部主事。日本侵略朝鲜，随经略使宋应昌军往征倭寇，多所策划凯旋，因功升拾遗（谏官），并育一男，而且也进士及第。到了五十三岁那年，安然无恙，写《了凡四训》时，已69岁，实际寿高74，官居五品。反观一生，他认识到《书经》里讲的“天难谌，命靡常”和“惟命不欲常”的道理，即是天命之说虽可信，但不是一成不变，积福可以造命，“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他在书中特别讲到云谷禅师对他的开导。说：“云谷禅师所赐给我的为生民主性命的大义微言，就是最精微、最高深、最真确、最正大的大道理”。云谷禅师圆寂之后，了凡还为之写了碑铭。
袁了凡博学多才，凡天文、数学、水利、军事、医药无不涉猎。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凡四训》外，还有《两行斋集》、《历法新书》、《皇都水利》、《评注八代文宗》、《袁了凡纲鉴》等。
抗倭名将持诵《金刚经》——戚继光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 - 1587），字元敬，号南塘居士，晚号孟诸，明未定远（今属安徽）人，又说山东蓬莱人。嘉靖中，世袭受职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卅四年（1555）调浙江充参军，召募金华、义乌兵三千，以镇守三江（指太湖下游的吴淞江、东江、娄江），教以战法，数败倭寇，时号“戚家军”。
戚继光，虽出身将门，世袭受职，但信奉佛法，持诵《金刚经》，即使军中，亦不忘持诵。正因为持诵不辍，故尔在镇守三江之时，出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夜有一阵亡士卒给戚继光托梦说：“明天遣妻到你军营，乞请戚公为我诵经一卷，以资冥道。”果然翌日，有一妇人悲泣求见，诉说夫君托梦之事。二梦相合，戚将军应允，诵经。是夜，亡卒又前来致谢说：“荷公大恩，然仅得半卷，原因是诵经之时夹杂‘不用’二字。”梦醒戚公思之，盖因夫人在诵经之时送茶与饼，远处看见，挥手示意“不用”‘次早，戚公又闭门诵经。是夜亡卒又来致谢：“已获超度。”自是戚公深感佛法之妙用，自后每早持诵《金刚经》不辍。
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犯闽，奉命往援，大获全胜。明年，再将兵人闽，与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会兵大败倭寇于平海卫，升都督同知，遂代俞大猷为总兵。嘉靖四十四年与俞剿灭广东残寇，东南倭患悉平。隆庆二年（1568），以总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兵事，在蓟十六年，边备修饬，节制严明，军威大报，冠于九边。
护持佛法的进士——陶望龄
明朝会稽人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居土。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悟，少年之时，名冠乡邦，万历年间连科及第，一举而登进士榜，受职编修。陶进士身虽在宦海，心向佛门。时常与同榜状元同授编修的焦豌友善，文人相敬，彼此倾心倾慕，立誓共同鞭策，探讨性命之学。一次回家省亲，遇到“湖北公安派”三袁中的袁宏道，字中郎，讲经论道，谈论十分契合，并参谒周海门，力持不懈，有所省悟。随《又读方山》合论，遂贯通佛儒。
明朝末年，当时有四大高僧一蒲益、莲池、憨山、紫柏，名冠当时上流社会，影响极大，引起朝廷的警觉。特别是紫柏真可，上层和社会名流，如“三袁”、董其昌、黄慎轩、吴观我、王性海、李贽、汤显祖、陶望龄等结成挚友，就连明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也很敬重。明神宗意欲铲除，多次受到母后的阻拦，万历廿三年（1595），不怕得罪母后，先将紫柏道友德清（即憨山）以“私创寺院”之罪名下狱，而发配雷州半岛。进而再将李贽下狱致死，最后于万历卅一年秋（1606），借京城散发神宗改立太子传单为“妖书”，先拘捕后杀害了紫柏。此事影响很大，波及甚众，许多缁衣白衣都被卷了进去。陶望龄不顾个人安危，以身犯险，奔走呼号，解救危难，无数无辜因而幸免于难。事平之后，陶望龄辞归乡里，布衣素食，诵经不辍，不辞路途遥远，往诣云栖祩宏受菩萨戒。自是之后，早参晚拜，持念不忘，并与诸善友结放生会，共修福业。于万历卅七年（1609），在诵念中迁化。
状元弘法撰著宏富——焦竑
明朝焦竑（1541 - 1620），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江宁（今南京）人。自幼不仅聪睿，而且刻苦好学，除师授业所学之外，博览群书，尤好佛教经籍。在乡人推誉之下，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第一，按惯例当地有司应当为之建立状元牌坊。焦竑力辞，有司决意要建，不得已焦竑恳请将此之款项，移用于赈救灾民。随又升任修撰，东宫讲官，再迁升司业。
焦竑为官，淡泊名利，勤于职守，正直无私，直言犯谏，皇帝恶之，上司不乐，借故罢职，返归故里。既罢归，心安理得，潜心悟道，先拜师耿天台、罗近溪研习佛法。随之又笃信李卓吾，力事参究，有所省悟。居家之后，用己所学开导后学，跟从焦竑学习佛法者甚多。晚年修念佛三昧，日持不辍。同时，将修学之悟，奋撰弘法书籍，焚膏继昝，笔耕不辍，比如有《笔乘》、《频林》、《易筌》、《老子要》、《庄子要》、《焦弱侯问答》、《楞严经精解评林》、《楞伽经精解评林》、《法华经精解评林》、《圆觉经精解评林》等，都是数十卷至百卷之巨，这些书刊行于世，为后学提供了方便。
知县率众念佛却敌护城——黄翼圣
明朝末年太仓黄翼圣，字子羽。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喜释教，及长跟从云栖株宏修学佛教，精修净业。后应科考及第后，授新都（今属成都市）县令。
黄翼圣既任县令，勤于政务，体恤民情，深受黎庶拥戴。他虽为一县之长，却无县太爷之尊，恰似缁衣无异。县署大堂，有事是大堂，平时却成为僧堂，县境僧人常来此接受供养，讲经说法，听众缁白满堂。每逢斋僧，亲呈食具，奉斋布施，顶礼膜拜。
是时，崇祯年间，朝政腐败，加之天遭大旱，饥馑之年，农民不断起义。张献忠率众起兵，占据四川，进兵新都，扰害百姓。为避张献忠的侵扰，黄翼圣亲率军民防御守城，千余僧人感黄翼圣之德，相率登城，扬幡击鼓，助防守卫。其僧齐称圣号，威声震天，献忠士卒，不知就里，旋急退去。黄翼圣因而升任吉州知府。
明朝灭亡，黄翼圣亦弃官归里，隐于印溪。闭关精修净业，数年如一日，圣号不断，诵经不辍，人不知其姓氏，只知莲蕊居士。后自知时至，沐浴更衣，面西而坐，奄然而化，世寿64岁，著述有《莲蕊居士诗钞》。
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一段佛缘——郑成功
郑成功，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抗清名将和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却鲜为人知他与佛教有一段不解之缘。
郑成功（1624 - 1662），原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又名森，泉州南安人。南明隆武（1645）年间，受唐王朱聿键宠遇，赐姓朱，改名成功，时称“国姓爷”。顺治三年（1646），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遂起兵反清，自称招讨大元帅，以南澳为基地，联合张名振、张湟言等多次在浙闽粤沿海抗击清军。桂王朱由榔政权，封为延平郡王。永历（桂王第一个年号）年间与张湟言联师北伐，白崇明沿江而上，据有四府三州廿四县，一时震动东南；后因未纳湟言建议，孤军深入，又中清军缓兵之计，旋败，退回沿海。整顿军务，加紧训练，蓄备粮草，养精蓄锐，以应时变。
郑成功在与清军作战失利之后，于永历十八年，率部南渡台湾海峡，于鹿耳门（今台南市西北）登陆，在台湾人民支援下，击败、大挫荷兰侵略者。康熙元年（1662），发动总攻，进攻台湾府城（今台南市），殖民主义头目揆一被迫出降，自此收复了祖国神圣领土——台湾。随后着手建立政权，整顿法纪，安定社会，实行屯军，推广大陆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郑成功遂成为反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人们不太了解他还是一位与佛教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这主要表现在他与隐元禅师的交谊上。隐元禅师，是福建福清市人，廿八岁母亲去世后才剃度出家，成为黄檗宗的重要传人。62岁时，应日本教民的恳请，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抵达之日，京都朝野各界人士如云，瞻礼膜拜隐元，连德顺幕府的高级官员也先后归依禅师座下，使黄檗宗在日本扎根传播。现存日本兴福寺郑成功写给隐元的一封信，足见郑成功诚信佛法，修习有省。现将原信录于后：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之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信归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风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殷勤，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无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惟大师慧熠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西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恋，愈以失礼为歉，嵩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慎。”
医生学佛谈笑而逝——崔应魁
清朝初年，北京永平有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名叫崔应魁，他更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他临终之时遍邀知己，与之谈论，在谈笑之中，奄然而逝，人们传为佳话，激励更多的人向往佛道，故崔应魁之名不因医道之名而名也。
崔应魁，累世医业，其父不但习医而且熟文，故崔应魁还在年少之时，蒙受父亲文学、佛学、医道诸业的教诲。其父在临终之时谆谆嘱道：“为人医者，不能当庸医，而要当儒医，更要有医德，否则为人所不耻。”故崔应魁独立门户之后，本着“求医无类”行医。凡有延医者：贫家不弃，富家不捧，贵者不阿，奉资随主人之意，从不强索。若遇瘠贫之家，分文不取；若遇饥馑之年，布施医药，救人无数。到彼求医者，远近都有，常年门庭若市，家里雇了多人烧汤煮饭，接待病人和病人家属。
崔应魁不但医艺精湛，而且勤于学佛。家乡高山之上有座名刹，隐居着许多高僧，他虔诚拜谒，与之结成金兰之交。常独自一人沿着盘山小路，到寺请求高僧讲法，若有疑难亦请解答，这样十八年如一日，终于有所省悟。平日里除了行医治病之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参禅学佛之上，故尔有所成就。康熙廿七年（1688）秋，身感小恙。预示化期，崔应魁遍邀相知，环坐室中。他言道：“我今邀请至交到此，是为给我送行。”于是与众友如平日一样探讨经论，笑语相交。良久，崔应魁起坐，展卷提笔写了一偈，落笔而逝，在者莫不叹服。
知府持戒念佛——王文治
王文治（1730 - 1802），是清朝名冠南洋的大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晚年受戒，法名达无，字无余，祖籍丹徒（今江苏镇江）。自幼颖悟，乾隆时进士及第，受翰林院侍读，出为云南姚安知府。
王文治工于书法，秀逸天成，为文崇尚瑰丽，诗自成一体。尤工音律，曾买僮教之度曲。一时名声与袁枚并重。后不乐官场腐败，辞官归家后，住在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园”旧址。他的书法得董其昌精髓，后周游琉球，名扬海外。同乡画家潘恭寿，每次作画、当画成，请王为之题诗作跋，时人称“潘画王题，珠联璧合”，文集《梦溪集》传世。
王文治早年奉佛，为官之时，常以慈悲度人之心处事。受戒之后，持戒甚严，日食蔬果，念佛洪名。眷属亲朋，皆受其感染教化，尽皆归依念佛。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世寿80，预知时至，作书别众后，沐浴更衣，结跏趺坐，化于室中。
禁烟名臣虔诚佛教——林则徐
清末政治家林则徐（1785 - 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埃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林则徐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承蒙家教，勤奋好学，思想解放，意识正统。嘉庆年间，登进士，入翰林院。从嘉庆廿五年（1820）起，曾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务、漕务、盐务、河工、水利等，重调查研究，干练有绩，由道台迁升至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卓有成效。次年上表道光，力主禁烟，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缉走私烟犯，惩罚受贿官吏，迫令英、美烟贩交出鸦片 237万余斤，四月廿三日（公历6月3日）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又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划海防，倡办义勇，屡挫英军武力挑衅。1840年任两广总督，六月英军发动侵略战争，因广州防守严密，遂北上攻占定海，陈兵大沽；因投降派诬害，被革职。次年五月，复受命往镇海协办海军事务，又遭残害，流放新疆。 1845年起，又被任为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辞职回乡。时英军侵略者强占福州掠地筑城，他联合士绅上书闽浙总督刘韵珂，力主将侵略者赶出城。1850年，受命为钦差，讨伐洪秀全赴广西，途次广东普宁县病故。
林则徐思想开放，在广州任职期，向西方学习，便设立译馆，翻译外交书报，编成《四洲志》。并译外国律法、军事技术等著述，开创了近代研究西方的风气。同时对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察觉，晚年曾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林则徐不仅是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佛教信奉者。他虽然身居要职，系封疆大吏，公务旁午，但还是坚持每日早晚功课。他将《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心经》、《往生咒》等佛经，写在四寸见方的小本子上，便于他公务之暇，或在旅途之中坚持早晚课诵。鸦片战争前夕，他还针对世风日下的弊端，于 1839年9月巡视澳门时，在前山写下了《十无益格言》，其言曰：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周梦颜和《安士全书》——周梦颜（安士）
《安士全书》印光大师十分推崇，并为该书写序和著者写传，其著者乃明末周梦颜。周梦颜江苏昆山人，字克复，亦名思仁，号安士，自号怀西居士，约生于明神宗万历末。据传降生前，其父梦颜回手持兰花人室，醒来其妻遂生，故取名为梦颜。稚童之时，博闻强识，即难念难记之书，只要过他之目，即能背诵，塾师莫不称奇。天敝三年（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即1623年）即人县学读书。1656年即甲申年，顺治进占北京，改国号为清。国家处变，满人统治，周无心功名仕途，心灰意冷，决心栖身佛门，虔诚事佛，潜心钻研经论。在阅读经论之时，读到莲池袜宏大师宏论，归心净土，执持弥陀圣号。为弘扬净土，遍研经教，遍览史籍及诸家之论著。针对世人对净土法门认识之实际，经年累月，写成《安士全书》。旁征博引，劝诫世人戒淫止杀，济人利物，深信因果，归心极乐。此书对后学启信修行起到策发作用。印光大师深谙著者之心源，为之写传，现录于后：
印光大师曰：“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一名思仁，江苏昆山诸生也。博通三教经典，深信念佛法门。弱冠人泮，遂厌仕途，发菩提心，著书觉民。欲令斯民，先立于无过之地，后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曰《欲海回狂》。良以众生造业，唯此二者最多，改过亦唯此二者最要。又著《阴骘文广义》（三卷），使人法法头头，皆知取法，皆知惩戒，批评辩论，洞彻精微，可谓帝君功臣，直将垂训之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两无遗憾矣。以其奇才妙悟，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义，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使其雅俗共观，智愚共晓故也。又以修行法门，唯净土最为切要，又著《西归直指》（四卷）一书，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大事。良以积德修善，只得人天之福，福尽还须堕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萨之位，决定直成佛道。前三种书，虽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种书，虽教人了生死，而又须力行世善。诚可谓现居士身，说法度生者，不谓之菩萨再来，吾不信也。”
后人于是将四种书合集，故名《安士全书》，策发后学，深信净土，功德非凡。
梦颜先生于乾隆四年（1739）正月，预知时至，与家人说道：“吾将西归。”家人请以香汤沐浴，拒绝说：“我香汤沐浴久矣。”在谈笑之中，寂然而逝。其时满室异香馥郁。世寿84岁。
由儒道而回归净土的进土——彭绍升（际清）
佛教史籍评述近代净宗弘传状况时，称述：“晚近莲宗昌盛，超迈诸家，绍升实有以啟之也。”此讲的绍升即彭绍升。
彭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又号二林居士，法号际清，江苏苏州人。家世清贵，其父乃兵部尚书。绍升幼年聪颖，十六岁为诸生，乾隆年间中进士。他虽中进士，却不慕功名，崇尚名节，砥砺志行，倾慕贾生，意欲赫赫然而树功烈。初不信佛，为成功业。遂读先儒之书，喜陆九渊、王阳明之心学，继而习道家丹术，三年无效。中年偶读明高僧憨山、莲池、紫柏之书，并阅读了佛教典籍，焕然心解，遂归依正道，自号曰：知归子。他日常以礼诵为务，阅大藏经，受菩萨戒，断绝房事，茹素绝荤，杜绝尘事纷扰，潜心参习佛法。更从学道兼俱的定公德基受净土之教，在家乡的文星阁，修一行三昧。
彭绍升，平生致力于净土的弘传，曾建念佛道场，设放生会，撰著净土法门的论述，有《一乘决疑论》、《华严念佛三昧论》、《净土三经新论》等融汇儒释，发挥净土宗义。又有《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等行世。嘉庆元年（1796）正月，预知时至，在念佛声中，奄然而化。彭绍升平生致力于净土的弘扬，著述宏多，故佛教典籍称说，“近代净宗之昌盛，有赖于绍升弘传之力。”
富商巨贾遗产尽资佛寺——吕碧城
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吕凤歧，清光绪皇帝时任山西学台。碧城幼年之时，有奇慧，人谓之曰：奇才。其父怜爱，教授诗文，凡有所授，悉皆通晓，兼且博览经籍，研究释典，才辩无碍。及长，参受西学，通晓英、法、德、日等国语言。名冠乡邦，士夫称赞，年满二十，即聘任为《大公报》编辑，移年，改授北洋女子学堂总教习之职。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弃文经商，善经营，会管理，很快累积家资巨万，于是环球旅游，先游欧洲，随游美洲。这时吕碧城的声誉大彰，旋又归居香港。
吕碧城居香港之时，除撰文、经商之外，还喜读佛教经籍，常与缁衣交游。一次偶然机会读了《印光大师文钞》，顿发正信，尽弃奢华，持戒茹素。同时开始翻译工作，他用英文翻译经论多种，并付梓出版，流布欧美，这在近代碧城着力良多。民国三十五年（1946）元月，身染微疾，逝世于寓所。临终之时，遗言：所遗留的巨万家产，悉数送于太虚大师，用于佛教事业。其著述有《梦雨天华室》丛书。
开创中国佛学院之先河——杨文会（仁山）
中国佛教到清末显现重兴之势，不是表现在各宗派之再起及单纯地对各宗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主要表现在一批很有造诣的居士和僧人，钻研佛学，著书讲经，校勘佛典，培养人才，从而推动近代佛教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杨文会，典籍上称为“开中国佛学院的先河”，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称他为中国近代佛教的“中兴之祖”。
杨文会（1837 - 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家世业儒，幼有异趣，不愿人仕。及冠之后，栖心经世实用之术，颇涉泰西格致文哲之学。曾国藩曾闻其名相与交谈，大奇之，命其子与之交缔。太平军起，避乱杭州，偶于书肆得《大乘起信论》，读之豁然有省，遂虔心佛教。
文会初与郑学川于同治五年（1866）在扬州成立江北刻经处，随又在苏州、常州、杭州、如皋四处建立，杨文会积极支持并募捐襄助。是后杨文会约同道十余人，募捐资金，在南京极北阁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和校刊事业。
自金陵刻经处成立之后，杨文会就专业从事佛经的出版事业。1878年，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清未外交官）出便欧洲，邀杨文会同往，在英国伦敦结识锡兰居士达摩波罗、日本佛学者南条文雄等，相约携手共同恢宏正法。自唐宋以后，散失的佛典章疏，多数存在日本。杨文会归国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底本，如《唯识论》、《因明论疏》等三百余种。对此精加勘校，刻版流通，前后计刻成经典三千六百余卷，并图像多种。在其一生中“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件，印刷经像至十余万张。”大大丰富了佛教大藏经的内容，启发了学者研究，遂使多宗学说得以广播。1897年，杨文会为发展刻经事业，又将南京延龄巷私宅献给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场所。
杨文会对佛教的教制大胆设想，撰《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就中提出仿教育而设大、中、小三级学校，还把设僧尼学堂作为振兴之策。1907年即在刻经处开设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一时高僧如月霞、谛闲、晏殊等均前往助之；而太虚、智光等列门墙；欧阳竟无、梅光羲、李政罡等叉手讲经，执弟子礼。1901年又与他人在刻经处建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很受欢迎。他在精舍与研究会，讲学40年，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知识份子，如谭嗣同（善华严）、桂柏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以及章太炎、欧阳竟无、太虚、李政罡（均善法相唯识），都各擅专宗，有独到的造诣，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印顺法师讲：“为佛教人才而兴学，而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政治维新化　佛教现代化——谭嗣同
清朝末年，有识之士的谭嗣同，既在政治上主张维新化，同时又在佛学意识上主张现代化，其所撰之《仁学》，即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作。
谭嗣同（1865 - 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乃广东巡抚谭维洵。在家父的影响下，少怀大志，通经史，能文章，好剑术。1884 年被新疆巡抚刘锦棠召为幕府，游历西北、东南，考察民情，结交名士。1895年在家乡设立强学会，集合维新志士，图变法救亡之道。中日甲午战役，奋起救国，寻以候補知府赴南京。其间他会见了许多佛教学者，对佛学有了认同。此之时，
他觉得“平日所学，茫无可倚”，对佛教进行了系统的钻研，“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渐渐自能人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同时与石埭驰名的大善知识杨文会相善，得闻华严性海之理，大为倾服。乃欲以大乘菩萨道，汇通儒家王道大同之说，以为兴革施政之本，遂撰《仁学》一书。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而成《仁学》一书。”又在《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讲：“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
该书一出，影响晚清政治思潮甚为巨大。在学术上，他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适用性上，佛学有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善学佛者，未有不奋勇而雄猛者也”。他对佛学解行并重，大雄无畏，就表现在后来变法献身之上。故梁启超评道：“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到长沙创办新政。先后设立时务学堂、《湘学新报》、《湘报》、南学会、武备学堂、保卫局等，并筹办了内河轮船、湘粤铁路、开采矿产等。1898年，由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戊戍变法，为袁世凯出卖遇害，世称“戊戍六君子”之一，时年34岁。身虽殒殁，然其仁学思想，在佛教界和世人心中影响极深。
国学大师挺身护法——章炳麟（太炎）
国学大师章炳麟（1869 - 1936），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父亲浚“中年颇好禅学”。太炎少年即从俞樾、黄道周学经学，俞樾历来茹素念佛。章太炎在青少年之时，就受到了佛教的薰陶和感染，这为他日后研究佛教扎下了根基。虽处于这样的环境，但章太炎还是倾心社会，那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我国战败，民族危亡，立志救国，遂参加维新运动，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1902年与蔡元培共创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未几，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复与蔡元培发起光复会，复又被捕。出狱后被同盟会迎入日本讲学，主办《民报》。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枢密顾问。二次革命，参加讨袁，随之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教育工作，同时潜心研究佛教。
章太炎亡命日本之时，接触佛教，阅读大量经论，认识到：佛教“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万法唯心”、“缘起性空”的理论，能使人“勇猛无畏”，激励意志，能树立民族自信心，可图自强自立。佛学可增强国人道德观念，“制恶见，清污俗”，“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归？”他还认为佛教可以团结社会各阶层，改变中国一盘散沙，他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所以他选择佛教，钻研佛教。在他看来，佛教非宗教，佛的本意是“求智”，西方哲学原意是“爱智”，其理相通，故他说：“佛学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在日本期间，正值清室藉兴学而毁佛教，佛教四众哗然而不知所措。章本以佛教作为行止的借鉴，要救国救民应以佛教救心为要，于是不顾自身之安危，愤而发表《告佛弟子书》、《告白衣众书》等。待后便与太虚大师在上海、苏州等地弘法，或临坛讲说，或操笔缀文，均能使士林钦佩，奉为圭皋。民国廿六年六月殁于上海，世寿69岁。著述有《五元论》、《建立宗教论》、《无我论》、《大乘佛教缘起论》、《大乘起信论辩》、《国学概论》、《章氏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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