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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印光大师与谛闲大师的莲友缘 |
其他法师| |
近代高僧印光大师(1861~1940)和谛闲大师(1858~1932),一位是中兴净宗的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一位是传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法嗣。两位大师佛法上互相探讨、修持上互相激励,在弘扬佛法和教化众生的事业中,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堪称最相契的莲友,为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结缘普陀山 清光绪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检阅料理,缺人帮助。当时印光大师住北京阜城门外圆广寺,众以师做事精慎,推荐师去查印刷事务。化闻和尚见师道行超卓,南归时,请师同行,安单于法雨寺藏经楼,为法雨常住首座,主理藏经。 清光绪二十四年,了余和尚时为普济监院,请谛闲法师讲《法华经》。谛公欲为其师作一养老处,乃曰:“我欲在此山修一茅蓬养静。”了余乃于旃檀庵后为之建筑,名曰“为莲蓬”(“慧莲蓬”)。次年,谛闲法师来住 “为莲蓬”。后欲请其师来,其师之友不肯,令远去,因此谛闲法师也不住了。印光大师闭关结束后也曾应请,到“为莲蓬”暂住了一段时间。两位大师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结缘相识。 二、志同道合 印光大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在阐扬教理方面,多依天台宗,先后精心校对刻印多部天台宗典籍,如《随自意三昧》、《法华入疏》等。谛闲大师教演天台,行归净土,对弘扬净土也是不遗余力。这就奠定了两位大师志同道合的基础。谛闲大师在《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序》中说: “闲四十年来,奉释尊之诚言,遵智者之悲愿,所以自修而兼利者,其归结处,亦不外一句弥陀,信愿往生而已。今契西居士等,重将印公文镌板印行,以垂永远。手民将竣,问序于予。利人益物,共结法喜之缘;流水高山,一为知音之奏。” 三、佛法上互相探讨,修持上互相激励 大约在两期闭关之间的1900年,印光大师给第一期闭关的侍者融明法师去信,叮嘱他要亲近净业知识,“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同时提到: “谛法师专修净业,予料其必得大利益。以彼撑持道场种种心,皆死尽无余,念佛之心,又恳切之极。恐彼深得三昧,我尚未能一心,他日何颜见彼?故当仁不让,又欲闭关。大约总在普陀,未知定归何所。”(《增广印光文钞卷一·与融明大师书》) 既对谛闲大师专修净业表示赞叹,又自我策励,欲再闭关。 1901年,印光大师在法雨寺闭关潜修,致信谛闲法师,谈念佛体会和对宝王随息念佛法门的看法,并问谛公的意见: “光自出家以来,即信净土一法。但以业障所遮,二十年来,悠悠虚度。口虽念佛,心不染道。近蒙法师训励,誓期不负婆心。无奈昏散交攻,依旧昔时行履。因日阅十余纸净典,以发胜进之心。至宝王随息法门,试用此法,遂觉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涌澜翻。想久而久之,当必有雾散云消彻见天日之时。又查《文类》、《圣贤录》皆录此一段,因悟慈云十念,谓藉气束心,当本乎此。而《莲宗宝鉴》亦载此法。足见古人悬知末世机宜,非此莫入,而预设其法。然古人不多以此教人者,以人根尚利,一发肯心,自得一心。而今人若光之障重根钝者,恐毕生不能得一念不乱也。故述其己私,请益高明。当与不当,明以告我。光又谓只此一法,具摄五停心观。若能随息念佛,即摄数息、念佛二观。而摄心念佛,染心渐可断绝,瞋恚必不炽盛。昏散一去,智慧现前,而愚痴可破矣。又即势至都摄六根法门。愚谓今之悠忽念佛者,似不宜令依此法。恐彼因不记数,便成懈怠。有肯心者,若不依此法,决定难成三昧。法师乘愿利人,自虽不用,当为后学试之,以教来哲。若是利根,一七二七定得一心。纵光之昏钝鲁劣,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乱矣。”(《增广印光文钞卷一·与谛闲法师书》) 1921年,谛公63岁时,于夏历二月间,偶患风湿入里之症。印光大师闻讯,致信殷勤问候,并建议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信中说: “二月下旬,闻公自温归来,身婴笃疾,手足不便运动。光固知我公悲心深重,欲令现在诸学子及一切四众,及早努力修行,勿待病魔临身时,则不易摆脱矣。其直以口说,尚恐不亲切,遂现身以说,可谓深慈大悲,无以复加矣。光自愧财法两缺,欲效愚忱,直无其力。但只旁问于根祺、然云辈。后闻佛曦谓病已复原,但足尚不能大行。意谓行固能行,但艰于出外而已。昨万年寺住持了悟见访,问及,言吃饭说话,与好人无异,唯手足绝不能动,虽饮食便利,一一须人代为周旋。光窃念病体如此,何以弘法?或令浅见之人,谓佛法无灵,以故数十年讲经,天下闻名之大法师,身婴痼疾,只管求医服药,亦不见愈。彼素谓依教修持,能转定业,及阿伽陀药,万病总持者,皆诳人耳。若其不诳,彼当依教转彼定业。彼素崇净土,以弥陀名号为阿伽陀药,何不服之?又《普门品》、《观音圆通》,讲时不晓得多有道理,直是菩萨跟到称名求救者。彼既如此,何不放下身心,拌一条穷性命,志心念观音菩萨,以求身心悉皆安隐以及得大解脱,获真圆通也?光念世人多有此见,倘我公能仰求大士垂慈,即令贵体复原,福慧崇朗,则彼浅知浅见者,将断尽狐疑,增长正信,当相率而出邪途,入佛道,以期普利自他于无既也。是诚所谓以大慈悲,现身说法也。其利益大矣!” 谛闲大师的回信充满真挚的感情,非常感人。信中说: “印公鉴:读手示,不禁神驰泪堕。闲早知夙业深重,到六十三时,必难过此一关也。是以前年在京时,都中诸巨子与闲再订来京之约,闲曰:‘且过六十三后,方可再订来期耳。’不意于二月十六夜,忽内蕴大蒸,一昼夜间,顿觉两手麻木,两脚沉坠。自此以后,举动即不便矣。闲尔时便知是果报之病,非药饵所能治也。想是多生所作三途业因,其宿种熟时,必直招三恶道报,决无疑贰。所幸诸佛深慈,菩萨悲念,念闲此生为僧三十余年,以全副精神实心宏法,或将重报轻偿,犹未知也。荷蒙慈悲,垂示持念大士圣号,敢不唯命是从?然闲于起病后,虽诸缘未曾尽情放下,而西归之志决矣。常念四大无常,身为苦本,倘能早一日往生,便是早一日离苦得乐时也。而每日独静时,唯佛是念,亦唯佛是归。时想从今以往,既唯佛是归,决定可免三恶道果。如是思惟,心生欢喜。殊不知将经百日,不但未见往生影响,而诸病亦渐平复,即手足亦见转重为轻。自料二十日后,只恐依然步履如常矣。足证娑婆之苦缘不易脱,而极乐之净因不易成也。闲何人斯?大法关系,本所不计。唯冀我公,调摄精神,为法自重,时赐教言,以匡不逮,是所至盼。肃复并候佛安。” 两位大师的通信,充满了互相关怀和以佛法为重的精神。印光大师所期望于谛公的,谛公已自觉地身体力行,不久就彻底痊愈,继续讲经,的确足以祛浅信者疑惑,为法门之光荣。大师给卓智立居士的信中说: “佛不救人人自救,汝此言出于疑心。汝若真悟此理,则念大士念佛,虽大士与佛止之,不可得也。虽是众生自度,非仗大士与佛为增上缘,则不能也。(知此理,纵令谛闲法师病不愈,亦不疑大士有所不及。而谛师是年七月即讲经,汝未之闻乎?)”(《印光文钞三编卷二·复卓智立居士书四》) 1932年夏历七月,谛公往生。七月上旬,方圣照居士给印光大师来信报告谛公往生情形,大师回信表示: “谛公之逝,的确往生。其去之景象,尚不至惊天动地者,以讲说时多,专用净功时少也。在常人如此,则颇不易得,在谛公则犹未能副其身份。谛公既去,座下法将如林。其知命之法子,光皆不能望其项背。函中谓佛教二大砥柱,已折其一,其一以光当之,则不知光但一吃粥吃饭之庸僧耳。承谛公不以无状见弃,相交三十多年。然光于人事应酬,概不举行,只朝暮课诵回向一七,以尽我心而已。”印光大师不以人情为准,而以法益为准,对最相契的莲友的往生,与对后学弟子的往生一样,唯以念佛的真实利益来回向。 四、弘法上互相支持 主要体现在共同劝赞流通契理契机的经书,共同保护庙产、护法卫教上。 光绪三十年,谛公为温州头陀寺请藏经,请印光大师一起去北京帮助料理一切。经已印完,尚须几日方行,印光大师到琉璃厂各书店看看。一店中有两部《拣魔辨异录》,大师通请来,以一部送谛公,冀彼流通,一部自存。 民国七年(1918年),叶恭绰、蒯若木、徐蔚如等居士请谛公到北京讲《圆觉经》,期间白城隍、关圣帝君和周将军(周仓)等相继临坛与谛公谈论佛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行世。观宗寺书记僧根祺师给印光大师来信并寄来《显感利冥录》。印光大师看后送给其他法师看,看到这本书的人大多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印光大师于是在给根祺师的回信中开示:“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这样揭示白、关用心处,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 继民国十一年农历四月初八上海功德林蔬食处创办之后,谛闲法师、开如、了余等法师与道尹黄涵之等乡绅,创办宁波功德林蔬食处,提倡戒杀吃素,印光大师为撰《宁波功德林蔬食处开办广告》。 民国十四年 (1925年),大约夏历五月,谛闲大师弟子方远凡居士排印谛公讲演的《慈悲道场忏法随闻录》,请印光大师作序。大师序中介绍该忏法的缘起,指出梁武帝未知净土,所以后之礼忏者,悉当注意于回向往生,方获究竟实益。又阐述修行之要,敬为第一。 民国十五年 (1926年),印光大师为谛闲大师讲演《大云》编辑骆季和居士钞记的《始终心要解略钞》作序,并对该书详细校对,订正错讹。 奉化孙玉仙居士拟另刻《护法录》板,祈谛师作序。谛师以日与学徒讲演台教,不暇命笔。孙居士遂托谛师请印光大师撰《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序言阐述弥陀辗转现身之大慈悲心。 民国十八年 (1929年)夏,谛公弘戒哈尔滨,归过大连,潘对凫、施省之等居士请其讲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恐南北语言不通,因先出讲义,印500本。潘对凫居士给印光大师寄一本并请大师作序。序中略叙观音之本迹及此经流通注释之来历。 民国十九年,印光大师为谛公所著的《念佛三昧宝王论疏》作序,阐述佛所开的净土特别法门的大义:“令以深信切愿,专念阿弥陀佛圣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则由三昧宝证实相宝,方知此宝遍满法界,复以此宝普施一切。” 某年,闻内务部将应薛京兆尹之请,颁布寺产登记条例。谛公和印光大师联名致书段执政,分析其议与民国十年颁布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相抵触,不合法不合理,要求饬部将是项建议取消,以免苛扰佛教。 五、共同教诫皈依弟子 民国七年,徐蔚如居士将印光大师《文钞》20余篇印作一本,陪其母来普陀求皈依,大师令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十七年徐居士来函言:“前欲皈依,师令皈依谛公,十年以来,心中终觉不慰,仍祈许以皈依。”大师回信说:“汝决欲皈依,即此便可,至于法名,仍用谛公法名,又何必另取乎?”类似徐蔚如居士这样既皈依谛闲大师,又皈依印光大师的居士不在少数。而两位大师各自的皈依弟子,也往往同时向两位大师求教学习,两位大师也共同教诫在家出家后学。 例如印光大师在《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中开示: “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懂),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谛闲大师皈依弟子方圣照居士和方子梵(远凡、志梵)居士母子,印光大师给他们的开示信件达15封之多。 印光大师皈依弟子温光熹虽得大师剀切教诲,仍以带病之身历经北京、南京、普陀、宁波、上海拜访高僧大德。拜访谛闲大师时,大师嘱咐他不要忽视净土法门:“志愿生西,是为正判。车不横推,理须直断。”(《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二十七期载有谛闲法师 《送温光熹居士返川序》) 谛闲大师的弟子显荫法师从日本留学回国,染病后去上海修养,印光大师去信提出殷切的期望和告诫: “唯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但现在年纪尚轻,急宜韬晦力修。待其涵养功深,出而宏法,则其利溥矣。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无涵养,或所行所言有于己于法不相应而不自知者。此光区区愚诚也。了道师已来,勿念。春风易于入人,祈保重调摄,当勿药有喜矣。”(《印光文钞三编卷一·复显荫法师书》) 谛闲大师皈依弟子顾显微居士劝友人潘承锷念佛,彼致书反难,谓不能生信,更为滋疑。顾以其书寄印光大师,令辟驳之。大师将书寄去,谓宜勿投。顾即致书云: “弟言不能生兄之信,断兄之疑,因求某法师为书,其书已寄来,但其语言毫无谦逊,直言无隐,不避忌讳,恐致冲突,故不敢寄。” 彼云:“我病深,非狼虎药不能治,愈不忌讳愈好,飞寄。” 顾即寄去,其心佩服,皈依谛闲法师,而畏印光大师之直口,绝不一通音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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