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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人间: 《劳埃格归来》 科林·威尔逊
我的名字叫保罗·邓巴·兰，再过三个星期我就年满72岁了。我的身体很好，但既然人从来都无法知道他还有多少时日，所以我得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也许还会发表出来，如果机会允许的话。我年轻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相信培根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原作者，但出于对我的大学同僚的顾虑，我谨慎地从未发表过我的观点。但年龄有一个优势；它教我懂得，别人的意见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死亡才是更真实的。所以，如果我把这个故事发表出来，那并不是说我想让什么人相信它是真事；只不过是因为我不再介意有没有人相信它。 我虽然出生在英格兰——在布里斯托尔——但我从12岁起就在美国生活了。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我的《查特顿的一生》一直是研究查特顿的权威著作，在过去的15年里，我还是《坡学研究》的编辑。 两年前在莫斯科，我幸会了俄罗斯作家伊拉克里·安德罗尼科夫，他主要是以他的“文学研究小说”而出名，可以说是他创造了这个文学类型。正是安德罗尼科夫问我是否曾经见过W·罗梅恩·纽博德，还说这个名字是和伏伊尼赫手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既没见过已于1926年去世的纽博德教授，也从未听说过那部手稿。安德罗尼科夫便大致讲了那个故事。我感到很好奇。在我回到美国后，我赶紧去读了纽博德的《罗杰·培根的密码》（费城，1928年），和曼利教授的两篇相关文章。 关于伏伊尼赫手稿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它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堡里的一个旧箱子里被一个经营珍稀图书的商人——威尔弗雷德·M·伏伊尼赫——找到的，并于1912年被带到了美国。和那部手稿一起发现的还有一封信，据此伏伊尼赫断言手稿曾是17世纪的两个著名学者的财产，它的作者是罗杰·培根，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死于1294年前后。手稿共有116页，很明显是用密码写的。它显然是某种科学文献或巫术文件，因为其中有根和植物的图样。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了一些草图，看上去和某些现代生物教科书上的微小细胞和有机组织——例如，精子——的图示惊人地相像。另外还有一些天文学示意图。 在9年时间里，教授、历史学家和密码学家一直在尝试破译密码。到了1921年，纽博德向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宣布，他已经能够解读某些段落了。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被认为是美国学术界的一项壮举。但当纽博德披露了手稿的内容后，反响就更大了。因为看来培根很可能比其所处的时代超前了好几百年。显然他比列文虎克早了大约400年就发明了显微镜，而且他在科学方面显示出的才智甚至超过了16世纪与他同姓的弗朗西斯·培根。 纽博德还没有完成他的著作便去世了，但他的“发现”被他的朋友罗兰·肯特发表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曼利教授开始了他对手稿的研究，并且判定纽博德的狂热导致了他自欺欺人。通过在显微镜下的观测可以看出，那些字符不寻常的特质并不完全归于一种密码。墨水在干燥的过程中已经从羊皮纸上剥落了，所以那种“速记”实际上是数百年来正常磨损的结果。随着曼利在1931年宣布了他的发现，人们对那部“世界上最神秘的手稿”（曼利的原话）的兴趣消失了，培根的声誉也下降了，整个事情很快便被遗忘了。 从俄罗斯回来后，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查看了那部手稿。那是一种奇怪的体验。我并没想过要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去看它。年轻的时候，当我拿起坡的一封亲笔信时，我常常会有一种汗毛倒竖的感觉，我还曾经花了好多时间坐在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房间里，试图与他进行心灵沟通。随着年岁的增大，我变得更实际了——认识到了天才基本上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我不再设想无生命的物体正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讲述一个故事。” 但我一拿起伏伊尼赫手稿，便有了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没办法更确切地描述这种感觉。它不是邪恶、恐怖或畏惧——就是不好；我过去曾经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是在我小的时候，我路过一所房子时感受到的，据说房子里的女人把她的妹妹吃掉了。那让我想到了谋杀。在我查看那部手稿的两个小时时间里，这种感觉始终陪伴着我，就像是一种恼人的气味一样挥之不去。图书馆管理员显然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当我把手稿交还给她时，我开玩笑地说：“我不喜欢它。”她显得有点困惑；我敢说，她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在夏洛茨维尔收到了我定购的两份手稿影印件。我把一份寄给了安德罗尼科夫，因为我答应过他，另一份我准备交给学校图书馆。我花了些时间借助放大镜仔细地阅读了影印件，还读了纽博德的书和曼利的文章。那种“不好”的感觉没有出现。但几个月之后，当我带着我的侄子去看手稿时，我又体会到了同样的感觉。我的侄子什么都没感觉到。 我们在图书馆时，我认识的一个人把我引见给了阿弗雷尔·梅里曼，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他的作品被大量收录在“泰晤士与哈得逊”出版的那种昂贵的艺术图书中。梅里曼告诉我说，他最近给一页伏伊尼赫手稿拍摄了一张彩色照片。我问他，我是否能看看。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去他的饭店房间找他，并且看到了那张照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那是一种病态的想法，想看看一张彩色照片会不会给我带来那种“不好”的感觉。没有。但却有些更有意思的事。非常巧，我对梅里曼拍摄的那页手稿熟悉极了。因此，当我仔细看那张照片时，我确信它在某些细微之处与原件有差别。我盯着它看了好久才明白了为什么。照片的色彩——用梅里曼发明的一种方法冲印的——比手稿原件的要稍稍“丰富”一些。当我间接地看某些字符时——把目光集中在紧挨着这些字符的上面一行——它们似乎变得“完整”了，就好像墨水留下的退色的痕迹又显形了似的。 我尽量不表现出我的兴奋。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应该严加保密，就好像梅里曼刚刚给我提供了一条与一处神秘宝藏有关的线索似的。我有了一种“海德先生”的感觉——狡诈，和一种贪婪。我若无其事地问他，要把手稿全都这么拍下来要花多少钱。他告诉我说要几百块。随即我便有了主意。我问他，如果我再多出些钱——出1000块——他是否愿意给我做大幅的“放大”手稿——放大到4倍。他说可以，我便当场写了张支票给他。我本想让他边做就边陆陆续续地把照片寄给我，但又觉得这样可能会引起他的好奇。当我们离开图书馆时，我对我的侄子朱利安解释说，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图书馆让我做那些照片的——一个令我感到困惑的、无意义的谎言。我为什么要撒谎？难道手稿有某种不明的影响力害得我成了这么一个人？ 一个月之后，一个挂号包裹寄到了。我把书房门锁上，坐在窗前的扶手椅上，拆开了包裹。我从一摞照片中随意抽出一张，把它举到亮的地方。我真想为我所看到的东西欢呼。许多字符似乎都变得“完整”了，就好像那些字符分开的两半被羊皮纸上一个稍暗的区域接合起来了。我一张张看着。毫无疑问。彩色照片以某种方式把连显微镜也看不出来的斑点显现出来了。 接下来的就是重复性的工作了，但也用去了我好几个月的时间。照片被一张接一张地粘在一个大制图板上，然后进行描摹。摹图被悉心地转画到厚绘图纸上。然后我不紧不慢地把那些“看不见”的部分描出来。当一切都完成后，我把它订成了一个大的对开本，然后着手进行研究。我已经写出了多一半字符——当然，是它们原尺寸的4倍大。现在凭借着精心的侦探性工作，我能够把其余的差不多都写全了。 经过10个月的工作，我才允许自己考虑我的一项主要工作——破解密码。 开始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字符是完整了——但它们是什么？我的一个同事写过一本解读古代语言的书，我给他看了一些字符。他说它们与晚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有某些相似之处——在那个时期，所有类似于“图画”的字符都消失了。我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我就是命好。我的侄子要回英格兰去，他让我给他几张伏伊尼赫手稿的照片。我打心眼儿里不愿意，但又不能拒绝。我一直对我的工作严加保密，给自己找出的理由是，我不过是想确保不会有人窃取我的想法。最后，我认定，不让朱利安对我的工作产生好奇心的最好办法也许就是尽可能地不要拒绝他。所以，在他启程前两天，我送给他一张印有一页手稿的照片，还有我做出来的另一页手稿的“完整”版。我表现出很随意的样子，就好像我对那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 10天后，我收到了朱利安的一封信，这封信让我为自己所做出的决定而感到庆幸。在船上，他和“阿拉伯文化协会”的一个年轻会员成了朋友，那人是去伦敦工作的。一天晚上，他偶然给那个人看了照片。那张伏伊尼赫手稿的照片原件没有引起那个阿拉伯人的注意；但当他看到我的“完整版”时，他马上说：“啊，这是某种阿拉伯文。”不是现在的阿拉伯文；他不认识那些字。但他确信手稿源于中东。 我赶快跑去图书馆找了一本阿拉伯文课本。我一眼便看出，那个阿拉伯人说的对。伏伊尼赫手稿之谜解开了：它好像是用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写的。 我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学习阿拉伯字母——虽然我不懂它的意思。我准备着手开始研究阿拉伯语。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每天学6个小时，在大约4个月后我就应该能够熟练地讲阿拉伯语了。然而情况表明，这项工作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我掌握了字母之后，我把几个句子译成了英文，结果发现手稿不是用阿拉伯语写的，而是一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混合体。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某人费尽心机地想要把他的思想隐藏起来，避开偷窥的眼睛。随后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医术高明的医生都是阿拉伯人。如果一个阿拉伯医生要写一部手稿，最可能的情况不就是他用阿拉伯字母写拉丁语和希腊语吗？ 我激动得吃不香、睡不着。我的管家不停地告诉我说我该休假了。我决定听她的建议，做一次海上旅行。我要回布里斯托尔看看我的家人，并且把手稿也带上，在船上我可以工作一整天也不会被打扰。 在开船前两天，我发现了手稿的标题。手稿的标题页已经遗失了，但在第14页上的一个附注显然是针对手稿本身的。手稿的标题是《死灵之书》。 第二天，当我在吃饭之前坐在纽约的阿尔冈昆酒店大堂里喝着马提尼的时候，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的老朋友、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的福斯特·达蒙。我们是在几年前认识的，当时他在弗吉尼亚州采集民歌，因为我很欣赏他的诗作和他关于布莱克的著作，所以我们从那时起便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我很高兴能在纽约遇见他。他也住在阿尔冈昆酒店。我们自然是一起吃的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问我正在做什么。 “你听说过《死灵之书》吗？”我笑着问。 “当然。”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你听说过？从哪儿？” “洛夫克拉夫特的书里。你说的不是那个吗？” “究竟谁是洛夫克拉夫特？” “你不知道？是我们普罗维登斯当地的一个作家。他死了大约30年了。你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此时我依稀想起了一件事。当我去普罗维登斯查看惠特曼夫人的房子时——为了写我的书《坡的影子》——福斯特曾经提到过洛夫克拉夫特，他大概是这么说的：“你应该读读洛夫克拉夫特。他是坡之后美国最好的恐怖小说作家。”我记得我说，我认为比尔斯应该得到那个称号，然后就把它抛到脑后了。 “你是说‘死灵之书’这个词实际上是出自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 “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 “你觉得洛夫克拉夫特是从哪儿得到它的？” “我一直认为那是他杜撰的。” 我顾不上吃东西了。这是一个谁都无法预见的新情况。因为，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读懂伏伊尼赫手稿的人。我是吗？那两个17世纪的学者怎么样？他们中有谁破译了手稿并且把它的名字写出来了吗？ 显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查看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看看福斯特记得对不对。我感觉到自己在祈祷他记错了。吃完饭，我们坐出租车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家书店，在那儿我找到了一本平装的洛夫克拉夫特小说集。在我们离开书店之前，福斯特很快地翻了翻那本书，用手指指着其中的一页： “在这儿。‘阿拉伯狂人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写的《死灵之书》。’” 是在那儿，不容置疑。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我努力表现出我的震惊。但回到酒店后不久，我便找借口回到了我的房间。我想读洛夫克拉夫特的那本书，但无法集中精神。 第二天，在开船前，我在布伦塔诺书店找洛夫克拉夫特的书，找到了两本精装本和几本平装本。精装本是《破碎屋》和《文学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在第一本书里，我找到了一大段说明《死灵之书》的文字和几条引文。但那段说明指出，“尽管书本身和它的大多数翻译者以及它的作者都是虚构的，洛夫克拉夫特在此运用了……他的技巧，把真实的历史事件放进许多纯粹虚构的传说当中。” 纯粹虚构……或许那只是一个名称上的巧合？“死灵之书”。不是一个很难造出来的词。我越想越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因此，在那天下午上船之前，我心里已经感觉很自在了。我美美地吃了一顿，读着洛夫克拉夫特的书进入了梦乡。 我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天，我开始渐渐被这本新发现的书深深地迷住了。我知道，我的第一印象不过就是，洛夫克拉夫特是一个创作恐怖故事的好手。也许是因为我在翻译伏伊尼赫手稿上所做的工作使我改变了对他的认识。或者，也许那只是因为我认识到洛夫克拉夫特曾经特别地对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神秘的世界着迷——较之于果戈理和坡这些作家还要特别。他使我想起了一些人类学方面的作家，虽然缺乏文学上的技巧，但可以靠他们的素材所具有的绝对的真实性来打动人。 我一天工作好几个小时，很快便完成了我的伏伊尼赫手稿译文。在译文还远未完成前，我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手稿只是一个片断，其中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是没有用密码表达出来的。但最让我震惊的是——我有时很难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想要冲到走廊里，和我遇见的第一个人说说话——出现在手稿里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知识。纽博德在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是错误的。手稿作者知道的显然比一个13世纪的修道士——或伊斯兰教的学者——可能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在用一长段晦涩难懂的文字讲了一个“神”或魔鬼——即一个充满了星星的涡旋——之后，紧接着又在下一段里写道，物质的主要构成是在有限的个体中的能量（他用了希腊文的“动力”和“能量”以及拉丁文的“活力”等词）。这似乎明确地预见了量子论。人的种子被描述为是由能量单元组成的，每个单元都赋予个人终生的特征。这听着当然很像是在说基因。在一段谈及Sefer Yezirah，即《犹太神秘哲学的创造录》一书的正文中，有一幅人类精子的绘图。从几处轻慢地提到雷蒙德·拉尔的《魔术》的地方，可以印证书的作者是罗杰·培根——一个与拉尔这位确定无疑的神秘学家同时代的人，但在一处正文里，他提到自己时用了Martinus Hortulanus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马丁·加德纳。 说到底，伏伊尼赫手稿是什么呢？它是一部著作的片断，这部著作声称全面而科学地描述了宇宙：它的起源，历史，地理（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精确的构造和隐秘的深度。我手上的这部分涵盖了对这些问题的初步理解。有一部分内容非常具有知识性，但从其它的内容看，它就像是一本典型的中世纪的巫术、神学和前哥白尼猜想的大杂烩。我模糊地感到，这部著作可能有好几个作者，或者我手头的这一部分是某本书的摘抄，而马丁·加德纳对那本书并不完全理解。书中经常提到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斯塔斯和“祖母绿料板”，还有克利奥帕特拉的一本关于炼金的书，《金石》，以及灵蛇“Ouroboros”，还有一颗神秘的、叫做“Tormantius”的行星或恒星，据说那里是那些令人敬畏的神的家园。书中还多次提到了一种“吉延”语，从上下文看，显然与荷马的出生地、爱琴海上的希俄斯岛没有关系。 这使我确定了下一步探寻的方向。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文学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中有一小节写的是阿瑟·马臣，我偶然发现其中提到了“齐延”语与一种巫术祭仪有某种联系。另外还提到了“道尔”、“伏拉”和某种“阿科洛字母”。那种字母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伏伊尼赫手稿里有一处提到了“阿科洛碑文”。起初我以为阿科洛是犹太教神秘哲学中的一个驱魔用的词“阿格拉”的某种讹用；现在我改变了看法。我现在所考虑的假设是这样的：伏伊尼赫手稿是一部比它要长得多的、叫做《死灵之书》的著作的一个片断或是一个摘要，可能起源于犹太教神秘哲学。《死灵之书》的全本有可能还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某些秘密团体，诸如瑙恩多夫臭名昭著的卡梅尔教堂，或博格斯写过的特龙兄弟会可能仍在口头传诵着书里的那些内容。19世纪80年代，马臣曾在巴黎呆过一段时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和瑙恩多夫的信徒、以做黑巫术而著名的阿比·布兰有过接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从他的书里能看到《死灵之书》的踪影了。至于洛夫克拉夫特，他也许是偶然发现了它，或是亲耳听过口头传诵，也说不定他就是从马臣那儿知道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还会有几本《死灵之书》深藏在阁楼小屋里，或许说不定就在另一个意大利城堡的另一个箱子里。如果我能找到它，并把它和我翻译的伏伊尼赫手稿一起出版的话，那该是多大的成功啊！哪怕是我能确切地证明它的存在呢。 这就是我在大西洋上度过的5天里始终占据着我的头脑的白日梦。我一遍又一遍读着我译的手稿，希望能发现某个线索来引导我完成这项工作。但我读的次数越多，越觉得糊涂了。读第一遍时，我还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能感觉出那是某种隐晦的神话，虽然从未被明白地表达出来，但能从各种暗示中推断出来。等我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这一切会不会都是我想像出来的东西。那本书像是溶化到了互不相关的片断里似的。 在伦敦，我白白地在大英博物馆里浪费了一周的时间，在各种各样的巫术作品中寻找提及《死灵之书》的地方，从巴兹尔·瓦伦丁的《金丹》到亚历斯特尔·克劳利的著作。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在E·A·希区考克的《炼金术要点》（1865年）里找到的一个对“现已难以获得的亚克罗药片的秘方”的脚注。但书里没有在别处提到那些药片。“难以获得”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是说人们已经知道那些药片被毁掉了呢？如果是这样，希区考克是如何获知的呢？ 阴沉的伦敦十月天和疼痛不止的喉咙所造成的疲惫不堪几乎使我想坐飞机回纽约去了，但就在这时，我的运气来了。在梅德斯通的一家书店里，我遇见了安东尼·卡特神父，他是卡迈尔教派的男修士，一个小型文学杂志的编辑。他曾在1944年见过马臣——就在这位作家去世前三年，后来又用他的一期杂志专门介绍了马臣的生活和工作。在我陪他一起返回离塞文诺克斯不远的小隐修院时，他一边稳稳地以30迈的速度开着那辆小“奥斯汀”，一边详尽地给我讲了马臣的事，最后，我问他，就他所知，马臣是否曾和秘密团体或黑巫术有牵连。“哦，我怀疑这点，”他说，我的心一沉。又走错了一条路……“我觉得他把他的出生地梅林科特附近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传统都搜罗出来了。那里曾是罗马征服时期志留人的地盘。” “传统？”我尽量把声音放轻松。“什么样的传统？” “哦，你知道。就是那类他在《梦幻山》里描述的东西。异教徒的祭仪和类似的东西。” “我以为那纯粹是虚构的。” “哦，不是。他曾经对我暗示说，他看过一本书，里面揭示了发生在威尔士地区的所有可怕的事。” “在哪儿？是本什么样的书？” “我不知道。我没太在意。我觉得他是在巴黎看到的——或者可能是在里昂。但我记得给他看那本书的那个人的名字。斯代斯拉夫·德·瓜伊塔。” “瓜伊塔！”我不禁抬高了声调，他差点儿没把住方向盘。他略带责备地看着我。 “没错。他加入了某个很荒谬的黑巫术团体。马臣假装很认真的样子，但我敢肯定他愚弄了我……” 瓜伊塔与布兰和瑙恩多夫的黑巫术教派有牵连。这又是一条重要线索。 “梅林科特在哪儿？” “在蒙默思郡，我想是。离南波特不远的某个地方。你想去吗？ 我的思路肯定已经显现出来了。我看不出否认这点会有什么好处。 神父没再说什么，一直把车开到了小隐修院后面绿树成荫的院子里。他把车停好后，瞥了我一眼，温和地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介入太深。” 我模棱两可地哼了一声，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几个小时之后，当我回到我的饭店房间时，我想起了他说过的话，那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他认为马臣用他的“异教徒的祭仪”愚弄了他，他为什么还要警告我不要介入太深呢？莫非他真的相信那些东西，但又要对别人守口如瓶吗？做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当然一定会相信存在着超自然的邪恶…… 临睡前我查阅了饭店的“全英火车时刻表。”9点55分有一班从帕丁顿去纽波特的火车，2点半可以在纽波特转车去卡里昂。10点5分，我已经坐在餐车里了，喝着咖啡，看着伊令沉闷的、烟灰色的房屋一点点让位给米德尔塞克斯的绿色田野，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自内心的激动。我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我只能说，在我走到这步的时候，我有一种清晰的直觉，知道有一些重要的事就要发生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稍稍有些沮丧，尽管有伏伊尼赫手稿在挑战着我。也许是因为我对手稿的内容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吧。我和其他人一样喜欢幻想——而且我觉得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具有很健康的幻想——但我觉得所有这些关于黑巫术的谈话像有辱人格的胡说八道一样——贬低了人类的智力和他的进化能力——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但在这个灰色的十月的上午，我感觉到了别的东西——当福尔摩斯叫着“华生，游戏开始了”并摇醒他时，华生经常体会到的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还一点儿都不知道游戏里都会有些什么。但我已经开始体会到了它不好玩。 当我看厌了风景之后，我打开书包，拿出了一本《威尔士指南》和两本阿瑟·马臣的书；小说选集和自传《遥远的事》。那本自传使我期待着能在马臣的那部分威尔士里找到充满魔力的土地。他写道：“我将永远把我能生在格温特郡的中心看作是降临在我身上的最大的幸运。”他所描述的“神秘主义者的古冢”、石山“圆润、起伏的宏伟山势”、深深的密林和蜿蜒的河流，听上去就像是梦境中的风景。实际上，梅林科特是传说中的亚瑟王的宝座，而丁尼生的《国王的牧歌》就是以那儿为背景的。 我手上的这本《威尔士指南》是我在查林十字路上的一家旧书店里买的，它把南波特描述为一个“在一片惬意的、起伏的、华丽的、由树和草地构成的风景里的”小乡村集镇。在换车时，我有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决定去镇上看看。10分钟足够了。无论它在1900年（《指南》的出版时间）时有多迷人，现在它已然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镇，有的只是林立的塔吊和随处可闻的火车和船只的汽笛声。我在站前旅馆里喝了一杯双份威士忌，以使自己能够坚强面对可能出现在卡里昂的类似的失望。但即便如此，在一小时后，当我走过一小段在南波特郊区的路程，来到卡里昂时，这个沉闷的、现代化的小镇还是给我带来了冲击。镇上矗立着一个巨大而丑陋的红砖大怪物，我准确地猜到了那是一个精神病院。切斯特顿的“尤斯克威严的低语”留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条浑浊的小溪，就连此时正从板岩似的深灰色的天空中落下的雨水都没能让它的样子好起来。 3点半时，我住进了旅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没有暖气，看着卧室里的花墙纸——起码是1900年留下的一样东西——我决定冒雨出去走走。 沿着镇上的主要街道走了100码后，我来到了一个修车铺，铺子外面挂着一个手写的招牌，“出租汽车”。一个戴眼睛的矮个男子正趴在一辆汽车的引擎上。我问他是否能雇到司机。 “哦，可以，先生。” “今天下午？” “如果你愿意的话，先生。你想去哪儿？” “就想去乡下看看。” 他似乎有点儿不相信。“你是来旅游的，是吗，先生？” “我想是吧，可以这么说。” “我马上就可以和你走。” 从他擦手时流露出来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生意。5分钟后，他已经准备就绪了——穿着一件大约是二十年代的、样式过时的皮夹克，开着一辆也是那个时期的车子。前灯随着引擎的振动而不断地晃来晃去。 “去哪儿？” “随便。往北走——往蒙默斯方向。” 我蜷缩在后座上，看着雨，明显地感觉到一股突如其来的冷意。但10分钟后，车里暖和了，景色也好看了。尽管已经现代化了，并且还下着十月的毛毛雨，但阿斯克山谷还是非常美。田野的绿色即便是和弗吉尼亚相比依然还是很吸引人的。树林和马臣描述的一样，神秘而阴暗，如画的风景看上去几乎都不像是真的了，倒像是阿舍·杜兰德的一幅浪漫主义风景画。群山坐落在北部和东北部，很难透过阴沉的雨雾看到它们；“白人”和“黑海豹的长篇故事”里那些荒凉的风景很真切地映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司机埃文斯先生很得体地保持沉默，好让我充分地体会那些风景。 我问他是否曾见过马臣，但直到我把那个名字拼给他听之后，他才弄清了我说的是谁。在我看来，马臣似乎完全被他的故乡遗忘了。 “你研究他，是吗，先生？” 他用的是“研究”这个词，就好像那是某种遥不可及的、拘泥于仪式的活动。我承认说是；其实，我是稍稍言过其实地说，我想写一本关于马臣的书。这让他来了兴致；不管他对死去的作家是什么态度，他对活生生的作家还是充满了敬重。我告诉他，马臣的几个故事都是以我们前方的那些荒山为背景写的，我还随口说道： “我真正想了解的是，他用在他的故事里的那些传说都是他从哪儿收集到的。我可以肯定那些都不是他随便编出来的。你知道这附近有谁可能会知道那些事吗——比如说，牧师？” “不，不。牧师根本不会知道那些传说。”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就好像那些传说是彻头彻尾的异教徒的勾当似的。 “你能想出谁可能会知道吗？” “让我想想看。有一个上校，你要是能博得他的欢心的话。他是一个有意思的家伙，那个上校。如果他不喜欢你，你就会白费口舌。” 我想知道更多关于那个上校的事——他是不是一个研究古文物的人；但埃文斯的话始终是模棱两可。我把话题转到了风景上，在回梅林科特的路上，我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新的信息。按照埃文斯先生的建议，我们往北一直开到了拉格伦才折向西，回程的时候，黑山是在我们的右手边，比起从梅林科特的绿色低地那边望过去的样子，此时离我们更近的它显得愈发荒凉和险恶。我在庞蒂浦下了车，买了一本介绍梅林科特的古罗马遗迹的书，还有一本吉拉尔杜斯·坎布伦瑟斯的旧书，他是威尔士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和罗杰·培根是同时代的人。 埃文斯先生的车费出奇地公道，我和他约定，等天气一转好，便包他一天的车。回到饭店后，我喝着一种叫做格洛格的烈性酒——用棕色朗姆酒、热水、柠檬汁和糖调成的，翻着伦敦的报纸，同时谨慎地打听着那个上校的事。这条路显然是行不通——那些威尔士人对陌生人都不太热情，但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了他。莱昂内尔·厄克特上校，利索维斯街，梅林科特。随后，借着酒劲壮胆，我走进了冰冷的电话亭，拨了他的号码。一个女人用几乎让人听不懂的威尔士口音说，上校没在家，然后又说他可能在，她要去看看。 等了好久之后，一个刺耳的、英国上层阶级特有的声音在电话里叫着：“喂，你是睡？”我报上姓名，但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对不起，我从不接受访谈。”我赶快解释说，我是一个文学教授，不是记者。 “噢，文学。哪方面的文学？” “目前，我的兴趣在地方传说上。有人说你知道好多这类的传说。” “噢，他们这么说，啊？对，我想我知道一些。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的？” 我把名字重复了一遍，并且提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和我的主要著作。电话线那头传来了从喉咙里发出的怪声，就好像他正在吃他自己的胡子，却发现它难以下咽似的。终于，他说道： “听我说……也许你今天晚些时候可以过来，9点怎么样？咱们可以喝一杯，聊聊。” 我谢过了他，走回休息室，那里的火不错，我又叫了一杯酒。在听了埃文斯先生关于那个上校的警告后，我觉得我值得庆贺一下。只有一件事令我不安。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人，他感兴趣的是什么类型的传说。我只能估计他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古董商。 8点半，在吃了一顿丰盛但无趣的晚餐——小羊排、煮土豆，还有某种不知道名字的青菜——之后，我出发去上校家了，我已经向前台服务员问了路，他还显出了很好奇的样子。天依然下着雨，还刮着风，但我的寒意已经被酒驱散了。 上校的家在城外一个陡峭的半山坡上。车道上全是泥泞的水坑，铁门也生了锈。当我按响门铃时，10条狗立刻狂吠起来，有个人走过来，在门里呵斥着狗。一个胖胖的威尔士妇女开了门，拍着一条低吼着、流着垂涎的杜宾犬，让我经过一群吠叫不止的狗——我注意到有几条身上有疤痕，耳朵也被撕坏了——走进了一间灯光昏暗的图书室，里面都是煤烟味。我不知道我希望见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或许是一个高大的英国人，有一张被太阳晒黑的脸和一些硬胡茬——但他显然还是令我有点吃惊。一个弯着身子的小矮个儿——在一次骑马时出现的意外把他的右髋摔坏了——他深色的皮肤表明他是一个混血，往回缩的下巴使他看上去有点像爬行动物。初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绝对令人讨厌。他的眼睛很亮，充满智慧，但多疑。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可能会引发相当多的不满的人。他和我握握手，让我坐下。我坐在靠近火的地方。一团烟随即涌了出来，把我呛了一下。 “该扫烟囱了，”他说。“坐那张椅子吧。”过了一会儿，有什么东西顺着烟囱掉了下来，还带来了好多烟，在火还没把它烧得面目全非之前，我觉得我看出那是一只猫的骨架。我估摸——后来证明很正确——厄克特上校很少有访客，所以也很少用到图书室。 “我的哪本书使你印象不错？”他问。 “我……哦……说实话，我只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它们的。” 他冷淡地说：“跟大多数人一样。不过，知道你有兴趣就已经很让我高兴了。”听了这话，我轻松了一些。 这时，从他的头上看过去，我注意到一本书的书脊上有他的名字。书上满是灰尘，书名《Mu的神秘之事》那几个鲜红色的字显得很醒目。我赶忙又接着说道： “当然，我对Mu了解得不多。我记得读过一本思朋斯写的书……” “完全是假充内行！”厄克特打断了我，我觉得他的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有点发红。 “还有，”我接着说，“罗伯特·格雷夫斯有一些奇怪的理论是关于威尔士和威尔士人的……” “逝去的以色列部落！我从未听到过如此幼稚和牵强的观点！任何人都能告诉你那是胡说八道。此外，我最终证明威尔士人是消失的Mu的陆地上的幸存者。我有证据能证明。你肯定听说过一些。” “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我说，我想不出自己陷入了什么处境。 这时，他止住话头，让我来一杯威士忌，我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要么借口还有其它事离开这儿，要么就坚持到底。雨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帮我下了决心。我要坚持到底。 他倒酒的时候说道，“我觉得我能猜到你正在想什么。为什么是Mu而不是亚特兰蒂斯？” “真的，为什么，”我困惑地说。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Mu据传说是在太平洋上的。 “其实，20年前，当我首次开始我的发现过程时，我就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了。当那些主要遗迹都在南威尔士和普罗维登斯的时候，为什么是Mu呢？” “普罗维登斯？哪个普罗维登斯？” “罗德岛的那个。我已经证实它是Mu的幸存者的宗教中心。 “遗迹。比如说，这个。“他递给我一大块绿石头，石头很沉，一只手几乎都拿不住。虽然我了解一些地理知识，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石头。石头上有一些图形和题铭，除了有一次在巴西丛林里的一个神殿里见过类似的东西，我从未在别处见过那样的图形和题铭。题铭是用一种弯曲的字符写的，不像皮特曼的速记码；在字符中间的一个脸应该是一个魔鬼的面具，或一个蛇神，或一个海妖。我看着那个脸时，又有了和我第一次看到伏伊尼赫手稿时同样的感觉——那种“不好”的感觉。我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厄克特指着那个“海妖。” “Mu人的象征。雅姆比。这块石头是他们的颜色。这是了解他们的来历的一条途径——那种颜色的水。” 我茫然地看着他。“怎么能看出来？” “当他们摧毁一个地方时，他们喜欢留下水坑——小湖，如果可能的话。你总是能看出来，因为它们和普通的水坑稍有不同。” 他转身向书架走去，取下一本价格昂贵的艺术图书，书名叫做《废墟的乐趣》。他翻开书，指着一张图片。是一张彩色图片。 “看这儿——黎巴嫩的西顿。同样的绿色的水。再看这儿：锡兰的阿努拉达普拉——同样的绿和蓝。腐烂和死亡的颜色。两个地方都被他们摧毁了。我还知道6处别的地方。” 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很好奇，很感动；也许是那块石头的作用吧。 “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犯了大家都犯的错误——认为他们和咱们一样。他们不一样。用人的标准来说，他们是无形的，看不见的。” “看不见？” “就像风和电。你要知道，他们是力，不是生命。他们甚至都无法像咱们一样清楚地分割开来。这在丘奇沃德的纳卡尔石牌上已经写明了。” 他继续说着，我不想把他说的都写出来。他说的许多内容留给我的印象无异于纯粹的胡说。但其中存在着一种疯狂的逻辑。他会从他的书架上抓起一本书，给我读上几段——大多数内容，在我看来，都很古怪。但他会接着再拿起一本人类学或古生物学的教科书，摘读一些似乎可以证实他的说法的内容。 简而言之，他告诉我的是这些内容：Mu的陆地在1200－2000年前位于南太平洋上。上面有两个种族，其中一个类似于现在的人，另一个是由厄克特所说的“来自星际的隐形人”组成的。他说，这些“隐形人”无疑是地球的外来者，他们的首领叫做“加坦诺索亚，”即神秘之神。他们有时会显形，就像石头上的妖怪那种样子——那代表的是“加坦诺索亚”的形象——但他们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强力的“涡流。”从我们的角度讲，他们不是仁慈的种族，因为他们的本性和欲望都完全不同于我们。按纳卡尔石牌上的说法，人是他们创造的，但厄克特说，这点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考古学证据显示，人已经进化了好几百万年。不管怎样，Mu上的人类是他们的奴隶，而且显然得到的是在我们看来难以置信的残暴虐待。劳埃格，或说星际生物，能够截肢而不致死，并以此警告反抗他们的人类。他们还能使他们的人类奴隶长出像癌一样的触角，也把这做为一种惩戒。纳卡尔石牌上的一幅画就画着一个人，从两个眼窝里长出了触角。 但厄克特关于Mu的学说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告诉我说，劳埃格和人类有一点主要的区别。劳埃格完完全全地深陷于悲观之中。厄克特指出，我们很难想像出这意味着什么。人类靠各种不同的希望生存。我们知道我们得死。我们不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又将到何处去。我们知道我们会有意外，会生病。我们知道我们很少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得到了，我们就会驻足欣赏它。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但我们依旧是天塌下来也不怕的乐天派，甚至还会用荒谬的、明显是无意义的信仰来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死后还有生命。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厄克特说，“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没有一个教授是开明的，而且每个和我打交道的人都背叛了我。因为我觉得你也许是一个例外——你可能会理解我正在讲到的事实。可是，在我也得像其他人那样死去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这些呢？可笑，对吧？但我们不是讲道理的生物。我们活着，表现出一种缺乏理智的乐观——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动作，就像你的膝跳反射一样。这显然很愚蠢，但我们就靠它活着。” 我觉得自己被他的话打动了，尽管我确信他有点疯狂。他确实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他接着又说，劳埃格虽然比人类要强大无数倍，但也认为乐观在这个宇宙中是很可笑的。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像我们都是分割开来了。他们的意识、潜意识和超意识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他们始终能清楚地看待一切，不可能把思想从事实上移开，或产生遗忘。从精神上讲，与他们最相对等的就是19世纪那些有自杀倾向的、富于浪漫气息的人——充满忧郁，深信生活就是一口苦井，承认这就是每日生活的基础。厄克特否认佛教徒在他们的终极悲观中与劳埃格有相似性——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那种涅槃的概念有一种专断性，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因为没有一个佛教徒真的生活在对他的悲观的持续冥想之中。他从思想上承认他的悲观，但并没有用他的神经和骨头去感知它。劳埃格是活在他们的悲观里的。 不幸的是——我发现在这点上我很难领悟厄克特说的是什么——地球在一个亚原子的层面上不适于这种悲观的存在。它是一颗年轻的行星。可以说，它的能量进程还处于上升阶段；这些进程是复杂的演变，因而会带有破坏力。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有那么多的富于浪漫气息的人年纪轻轻地就死掉了；地球不会容忍那些颠覆力量的存在。 这就是劳埃格奴役人类的传说。为什么强大的生物都需要奴隶呢？可以说，只是因为地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活跃的敌意。要抵消这种敌意，达到他们最简单的目的，他们就需要那些有乐观原则的生物存在。因此，他们故意将人创造成一种目光短浅的生物，没有能力持续地仔细思考与宇宙有关的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 随后发生的事就很荒谬了。劳埃格持续不断地被他们在地球上的生命削弱。厄克特说文件没有显示劳埃格离开他们的家园——可能位于仙女座星系——的原因。他们渐渐变得失去了活力。他们的奴隶变成了现在的人。纳卡尔石牌和从Mu流传下来的其它文献就是这些人做的，而不是最初的“神灵”做的。地球对它的这些笨手笨脚的、乐观的孩子的进化提供了帮助，同时削弱了劳埃格的力量。但无论如何，这些远古的力量依然存在。他们退到了地下和海底，以便在岩石和暗礁中集中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可以逆转石头正常的新陈代谢。这使他们能够紧紧地附着在地球上长达数千年。偶尔地，在他们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之后，他们就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一次破坏，其结果就是整个城市的毁灭。有一次，就轮到了Mu的陆地，后来又是亚特兰蒂斯。当他们能够发现他们以前的那些奴隶的踪迹时，他们总是显得特别地恶毒。许多考古学上的不解之谜都与他们有关——南美洲、柬埔寨、缅甸、锡兰、北非，甚至意大利的那些巨大的废墟城市。据厄克特说，北美的那两个巨大的废墟城市，现已沉没在新奥尔良附近的沼泽地里的格拉登－依特扎，和曾经屹立在现在已成为大峡谷的裂缝的那片土地上的那座繁荣都市纳姆－厄杰斯特。厄克特说，大峡谷不是地球的腐蚀造成的，而是形成于“一场大火”之后的巨大的地下爆炸。他怀疑那就像西伯利亚的那次大爆炸，是由某种原子弹造成的。我问他为什么在大峡谷周边找不出爆炸的痕迹，厄克特给出了两点答案：其一，爆炸发生在很久以前，大部分痕迹都被大自然破坏了，其二，在任何没有偏见的观察者看来，大峡谷很明显是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弹坑。 在这么谈了两个小时，又喝了好几杯他的好酒之后，我觉得我被弄糊涂了，以至于我完全忘了我想要问的问题的脉络。我说我得回去睡一觉，并且好好想想这一切，上校提出用他的车送我回去。在我爬进他的老劳斯莱斯的副座之后，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你说威尔士人是Mu的幸存者，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我确信——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劳埃格的奴隶的后代。” “什么类型的证据？” “所有类型。得再说一个小时才能说清楚。” “能给我一些提示吗？” “好吧。看看早上的报纸。告诉我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可是，我应该找的是什么呢？” 他觉得我拒绝“等着瞧”的态度很好笑。他应该知道老年人的耐心比小孩子还差。 “犯罪数据。” “能多告诉我一点儿吗？” “好吧。”此时我们已经把车停在了饭店外面，雨依然下得很大。此刻的夜晚，除了落雨的声音和排水沟里流淌的水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了。“你会发现，这个地区的犯罪率是英格兰其它地方的三倍。数字之高，使他们很少公布出来。谋杀，残害，强奸，每一种可能的性变态行为——这个地区在英伦三岛的数字是最高的。” “可为什么呢？” “我告诉过你。劳埃格有时会积蓄力量重现。”为了表明他想回去了，他探身过来替我开了车门。我还没走到饭店门口，他已经开车走了。 我问值班的管理员，可否借我一份当地的报纸看；他从他的小壁橱里拿了一份给我，告诉我不用还了。我走进了我冰冷的房间，脱掉衣服，爬上了床——床上有一个热水袋。然后我开始浏览报纸。乍一看，我没看到能支持厄克特的证据。大标题是当地造船厂的一次罢工，头条故事讲的是在当地的一次牛展上，裁判被控收受贿赂，还有一篇是介绍南波特的一个差点打破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记录的女游泳运动员的。在中页上，编辑回答了关于周日礼拜的问题。看上去没有犯罪的内容。 随后，我开始注意那些隐藏在广告栏旁边或体育新闻中间的短讯。在布琳毛尔水库发现的那具无头尸经初步确认，是来自兰代尔芬的一个农村少女。一个14岁的男孩因用短柄小斧头砍伤一头羊而被判入管教所。一个农夫申请离婚，因为他的妻子似乎爱上了她的弱智继子。一个牧师因侵犯唱诗班男孩而被判入狱一年。一个父亲出于性嫉妒而谋杀了他的女儿和她的男朋友。一个住在老人院的男子将煤油泼在了他的两个同伴的床上并放火把他们烧死了。一个12岁的男孩给他的一对7岁的双胞胎妹妹吃撒上了老鼠药的冰淇淋，并且在少年法庭上狂笑不止。（所幸的是，孪生姐妹只是出现了严重的腹痛，但活了下来。）一则短讯说，警方现正指控一名男子是洛甫巷三宗系列谋杀案的凶手。 我草草的按读到的顺序把这些都记了下来。对于一个平静的农村地区来说，这已经相当多了，和犯罪率较高的南波特和加迪夫相当接近。应该承认的是，比起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数字还不算太坏。仅夏洛茨维尔一地的犯罪记录在英格兰就可被视为一波主要的犯罪高峰了。临睡前，我穿上睡袍，走到饭店休息室，在那里找到了一本惠特克年鉴，查到了英国的犯罪率。1967年只发生了166宗谋杀案——每百万人里有3宗；美国的谋杀犯罪率是它的20倍。但在这里，在当地的一份小报纸上，一期报纸上就登了9宗谋杀案——尽管，应该承认，有些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洛甫巷系列谋杀案就持续了18个月。）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好，脑子里不停地出现隐形的妖怪，可怕的大灾难，残酷成性的谋杀者，疯狂的少年。直到在灿烂的阳光下醒来并且喝了一杯早茶之后，我才感到好受了一点儿。即便如此，我还是偷眼看了一下客房女服务员——一个脸色苍白，目光呆滞，留着长发的小个子——揣摩着她是从哪儿来的。我叫人把早餐和报纸送到我的房间来，带着病态般的趣味读着报纸。 又有更多的耸人听闻的消息藏在了短讯里。两个11岁的男生被控与那宗无头女孩的谋杀案有牵连，但他们声称实际上是一个“眼睛冒烟”的流浪汉将她斩首的。南波特的一个药剂师在被指控与他14岁的助手发生性关系后被迫从镇委会辞职。 有证据表明一个已故的接生婆是用里丁臭名昭著的戴尔夫人的方法成为一个成功的托儿所所长的。兰格姆的一个老太太被一个男人打了，伤得很重，那人指责她用巫术使新生儿天生就是畸形。一个男人出于一种无法说清楚的怨恨要杀死柴普斯托的市长……我略去了多一半的内容，因为那些罪行既邪恶又愚蠢。 所有这一切关于犯罪和腐败的报道无疑影响到了我的看法。我一直很喜欢威尔士人，喜欢他们小巧的身材、黑头发和白皙的皮肤。现在我发现自己看着他们时，就好像是看着史前穴居人似的，总想在他们的眼睛里找出隐秘的、邪恶的证据。我看得越多，我看到的就越多。我发现了好多双“L”打头的词，从劳埃德银行到兰杜德诺，并且一想起劳埃格就会不寒而栗。（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这个词眼熟，并且在洛夫克拉夫特的《破碎屋》的第258页上找到了它，它被列为“在星际间与风对话”的神。我还发现，那里还提到了加塔诺索亚，神秘之神，但没说它是“星际住民”的首领。） 漫步在阳光普照的街道上，看着那些乡下人重复着他们每日的采购，赞美着彼此的小孩，我的内心却感受着这些挣扎着要透露出来的、可怕的秘密，这种感觉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想把整个事情当做一场恶梦，当做一个半疯狂的头脑虚构出来的东西，从而忘掉它；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很自然地从伏伊尼赫手稿和洛夫克拉夫特的那些神那里得到的。是的，很难去怀疑这一点：洛夫克拉夫特和马臣是从在地球文明还未出现时就已存在的、古老的口传知识中得到那些信息的。 唯一的变数就是，这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文学骗局，由马臣、洛夫克拉夫特和伏伊尼赫策划，而伏伊尼赫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伪造者，而那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怎样的一个变数啊！在这条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听着节奏轻快的威尔士语，我怎么可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这些呢？某个与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邪恶、隐秘的世界，而人类甚至都无法理解它；神秘的力量，其作用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凶残，并且充满了深仇大恨。脾气暴躁，还长着一张爬虫似的脸的厄克特。最重要的是，无形的力量正压制着我身边这些显然是无辜的民众，让他们腐化、堕落。 我已经想好了我那天要做的事。我要让埃文斯先生开车带我去马臣所说的“灰色山丘，”拍一些照片，再谨慎地问一些问题。我还带上了一个指南针——在美国时我经常把它放在车上——以备万一我想要让自己走偏一些。 在埃文斯先生的修车铺外聚集了一小群人，一辆救护车停在了便道上。我走过去时，两个救护员走了出来，抬着一个担架。我看见埃文斯先生阴沉着脸站在和修车铺连在一起的一个小店里，看着那群人。我问他： “出了什么事？” “楼上的一个家伙自杀了。用煤气熏自己。” 等救护车走远后，我问，“你觉得这附近这种事是不是太多了？” “什么事？” “自杀，谋杀，等等。你们当地的报纸上尽是这些。” “我想是吧。如今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们想干啥，就干啥。” 我看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话题，便问他是否有空开车带我去“灰色山丘。”他摇摇头。 “我答应留在这儿给警方做证。你要是想用车，可以用。” 就这样，我买了一张当地地图，自己开车上路了。我停下来欣赏了10分钟马臣提到过的中世纪古桥，然后慢慢地往北开。早晨的风很大，但天不冷，阳光使那些景色看上去与之前那个下午看到的截然不同。我虽然留心看着马臣的“灰色山丘”的痕迹，但从那些悦人的、绵延起伏的风景中似乎找不出他所描述的那些东西。不久，我经过了一个路牌，上面写着，距阿伯加文尼还有10英里。我决定去那里看看。我到那儿的时候，太阳刚好将夜间产生的水汽都驱散了，我往上走，去看上面的一个城堡废墟。我和一对当地人聊了几句，他们给我的印象更像是英国人而不是威尔士人那种类型。实际上，这里距离塞弗恩山谷和A·E·豪斯曼的什罗普郡也没多远。 当地导游手册里的几句话又让我想起了劳埃格的神话，“谁的阴影黑压压的笼罩着阿伯加文尼的过去，”谁的“邪恶行径”曾经在12世纪失去法律控制的英国引起了震惊。我在心里想着要去问问厄克特，劳埃格在南威尔士已经出现多久了，他们的影响力又能延伸多远。我往西南方向开，穿过了尤斯克山谷最动人的那段。在克里克豪厄尔，我停下来，走进了一间舒适的老式酒馆，喝了一杯清淡的冰麦酒，还和一个显然是读过马臣的当地人聊了起来。我问他，他觉得“灰色山丘”应该在哪儿，他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说，一直往北走进黑山，在尤斯克和怀伊两个山谷之间的那片高耸的荒原就是。因此，我又开车走了半小时，来到了布尔奇山口的最高点，那里的景色是威尔士最棒的。西面是布雷克诺灯塔，南面是森林和山丘，还有洒满阳光的尤斯克山谷。但东面的黑山除了凶险之外，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了，它们的样子和我用作导游指南的马臣的书里写的根本对不上号。所以，我又掉头往南走，穿过阿伯加文尼（我在那儿吃了点儿午餐），走支路到了兰代尔芬，路又开始变成了陡直的上坡。 此时，我开始觉得我似乎正在向我的目标进发。山上荒芜的样子让人感觉到了《黑海豹的长篇故事》里那种氛围。但我还没敢妄下结论，因为午后的天又阴了下来，我怀疑那不过是我的幻觉。我把车停在路边靠近一座石桥的地方，下了车，倚在了桥栏杆上。那是一条湍急的小河，镜子似的水流强烈地吸引着我，让我有一种像是被催眠了似的感觉。我走到桥的一侧，拉开架势，以便在斜坡上保持平衡，一步步慢慢地下到了小河边的一块平坦的岩石上。这真是一种逞强的行为，因为我觉得特别不舒服，而且我知道这种感觉一部分源于我自身。像我这种岁数的人在午餐后往往是会感到疲劳和没精神的，尤其是我还喝了酒。 我把“宝丽来”相机挂在脖子上。草的绿色和天空的灰色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我决定要拍一张照片。我调整光圈，把相机对准河的上游；然后我抽出照片，把它放到我的外套下面显影。一分钟后，我把负片撕了下来。照片是黑的。显然，它不知为何曝光了。我拿起相机又拍了一张，把第一张揉成一团扔到了河里。当我把第二张照片从相机里抽出来时，我突然有一种直觉，觉得这张肯定也是黑的。 我紧张地环视四周，吓得差点掉到河里去，因为我看见有一张脸正从桥上俯看着我。那是一个男孩，或是一个小伙子，正倚在栏杆上，看着我。我的计时器停止了蜂鸣。我没理会那个男孩，撕开了照片上的负片。黑的。我轻声诅咒着，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河里。接着，我抬头看着斜坡，想找一条容易爬上去的途径，我看见那个小伙子正站在坡顶。他穿着破旧的棕色衣服，一点儿都不起眼。他的脸很瘦，颜色很深，让我想起了我在纽波特车站上见过的吉普赛人。那双棕色的眼睛里一点表情都没有。我也看着他，没有笑，只是好奇地想知道他要干什么。 见到他没有道歉的意思，我突然有了一种担心，怕他是想要打劫我——也许是想抢相机，或是我钱包里的旅行支票。我又看了他一眼，确信他并没有这两种企图。那双无神的眼睛和那对竖起来的耳朵表明，我遇见的是一个弱智。随即我确定无疑地知道了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就好像他清楚地告诉了我一样。他想要冲下来把我推到河里去。可为什么呢？我看了一眼河水。水流很急，也许有齐腰深——说不定还会更深一些——但还没深到能淹死一个成年人。河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但那种大小的石头即使我掉进去也不会弄伤我。 我以前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起码在过去的50年里是这样。我感到虚弱和害怕，想坐下来。但我还是决定不能暴露出我的胆怯。我努力做出一种不耐烦的表情，怒视着他，就像我以前偶尔对我的学生发怒一样。令我惊奇的是，他对我笑了——尽管我觉得那是一种不怀好意的笑，而不是开心的笑——然后便转身走开了。我毫不迟疑地爬上了河岸，爬到了一个不易受到攻击的地方。 当我几秒钟后站到路边时，他已经不见了。50码之内可以藏身的地方只有桥的另一侧或是我的车后面。我弯下腰来查看车下面是否有他的脚；没有。我克服恐惧，走到桥对面的栏杆处查看着。他也没在那儿。唯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溜到桥底下去了，虽然水流似乎流得太快了一些。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到桥下面去的。我回到车里，努力让自己不要慌乱，当我把车开起来时，我才感觉到了安全。 到了山顶，我突然意识到我忘了我走的是哪条路了。我完全忘记了我是从哪条路开到桥上去的，忘记了我曾经停在一个和公路成直角的入口处。我停在一条荒僻的支路上，查看我的指南针。但它的黑色指针缓缓地转着圈，显然是不在乎什么方向了。我轻轻地拍打了两下，没有用。它没有被摔坏，指针依然固定在枢轴上。它只是被退磁了。我开车继续走着，终于看到了一个路牌，我发现我走的方向没错，便继续向庞蒂浦开去。指南针出现的问题让我隐约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但还没有过分地担心什么。直到后来，当我仔细琢磨这件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如果不是把指针拿下来加热，或用力地摔指南针，它是不可能退磁的。吃午餐的时候，我看过它，那时还好好的。我突然觉得，指南针的问题和那个男孩的出现一样，都是在发出一种警告。一个暧昧的、漠然的警告，就像一个睡觉的人挥手赶一只苍蝇一样。 这听起来似乎很可笑，而且不切实际；坦率地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想摒弃这些念头。但我倾向于相信我的直觉。 当我回到饭店的时候，我感到浑身哆嗦。我打电话到前台，抱怨说我的房间太冷了，不到10分钟，在我不经意间，一个女服务员便在一个炉架上升起了炭火。坐在火边，抽着烟斗，喝着白兰地，我感觉好多了。反正，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力量”带有活跃的敌意——就算是暂且承认他们的存在。年轻的时候，我对超自然现象不屑一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划在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那条明显的分界线也变得模糊了；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有点儿不可信。 6点的时候，我突然决定要去看厄克特。我没费神去给他打电话，因为我已经把他视为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陌生人了。我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向他家走去，按响了门铃。几乎就在同时，一个男人走了出来。那个威尔士女人说着，“再见，医生，”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突然感到有些害怕。 “上校一切都好吧？” 医生回答我说：“还不错，如果他当心的话。你要是他的朋友，就别和他一起呆太久。他需要睡觉。” 那个威尔士女人什么都没问就让我进去了。 “出了什么事？” “小意外。他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下去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才发现。” 上楼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些狗在厨房里。门开着，但它们听到我的声音后并没有叫。楼上的走廊里很潮湿，地毯都破了。那条杜宾犬趴在一个房间的门外。它疲倦、顺从地看着我，当我从它旁边经过时，它没有动。 厄克特说：“哈，是你呀，老兄。真高兴你能来。谁跟你说的？” “没人。我是来找你聊天的。怎么回事？” 他等那个管家关上了门才说。 “我被推下了地窖的台阶。” “被谁？” “你不应该问。” “怎么发生的？” “我去地窖取一些麻绳。下了一半楼梯后，有一种不好的、要窒息的感觉——我觉得他们能制造某种毒气。然后便感到了一股斜向的推力。正好掉到了煤堆上。把我的脚踝扭了，我还以为我断了一根肋骨呢。随后门就关上了，还插上了插销。我像疯子似的喊了两个钟头，园丁才听见。” 现在我不怀疑他的话了，也不觉得他脾气暴了。“可你现在在这儿显然很危险。你应该搬到别的地方去。” “不。他们比我想的要强大得多。但毕竟我是在地下，在地窖里。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们能到地面上来，但那样会消耗他们更多的能量，而且得不偿失。无论如何，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只是脚踝扭伤，肋骨还没断。这不过是一个温柔的警告——为了昨晚与你的谈话。你怎么样？” “原来如此！”现在我能把自己的经历也联系起来了。我给他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他打断了我，说道，“你下到了一个陡坡上——你看，就像我进地窖一样。是可以避免的事。”当我提到指南针的事时，他笑了。“那对他们来说很容易。我告诉过你，他们能渗透物体，就像水浸透海绵那么容易。要喝一杯吗？” 我同意了，并且给他也倒了一杯。他边喝，边说道，“你说的那个男孩——我想我知道他是谁。本·切克诺的孙子。我在附近见过他。” “切克诺是什么人？” “吉普赛人。他们家一半人都是白痴。他们都是近亲通婚。他的一个儿子因为卷入一起谋杀案被判了5年——那是发生在这附近的最凶残的谋杀案之一。他们折磨一对老夫妇，在知道了他们的钱都放在什么地方后，他们便把他们杀害了。他们在那个儿子的大篷车里发现了一些被盗的东西，但他声称那些是一个逃跑的人扔在那儿的。他侥幸逃过了一项谋杀的指控。顺便告诉你，判那个儿子的那个法官一个星期之后就死了。心脏病突发。” 我比厄克特更了解我的马臣，所以我此时产生怀疑也是很自然的事。马臣谈起过某些半愚蠢的乡下人和他不同寻常的邪恶力量之间的交流。我问厄克特，“这个老人——切克诺——会不会和劳埃格有联系？” “那取决于你所谓的联系指的是什么。我想他还没重要到能对他们有大量了解。但他是他们喜欢去怂恿的那种人——堕落的老猪。你可以去找戴维森巡官问他的情况；他是这儿的警察局的头儿。切克诺被定的罪串起来比你的胳膊都长——纵火，强奸，暴力抢劫，兽交，乱伦。整个是一个堕落人。” 此时，多吉莉夫人给他送晚餐来了，这也表明我该走了。在门口，我问道，“这个人的大篷车在这附近吗？” “离你说的那个桥大约有一英里远。你不是想去那儿吧？” 我什么都没想，我说道。 那天晚上我给布朗大学的乔治·劳尔代尔写了一封长信。劳尔代尔用笔名写侦探小说，还出版过两本现代诗选。我知道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洛夫克拉夫特的书，我需要听听他的意见。事到如今，我感觉到我已经完全被卷到这里面来了。我不再有任何怀疑。如此说来，在普罗维登斯地区有没有什么关于劳埃格的证据呢？我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洛夫克拉夫特是从哪儿得到他的那些基本信息的。他是在哪儿看到或听说《死灵之书》的呢？在我给劳尔代尔的信里，我谨慎地掩饰了我真正关注的问题；我简单地解释说，我已经成功地译出了伏伊尼赫手稿的一大部分，而且我有理由相信它就是洛夫克拉夫特提到过的那本《死灵之书》；劳尔代尔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我还说，有证据表明，马臣曾把蒙默斯郡的真实传说用在了他的故事里，我怀疑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里也隐含着类似的传说。他是否对这类地方传说有所了解呢？比如，是否有什么不愉快的故事是和洛夫克拉夫特在普罗维登斯的贝尼费特街上的“邪屋”有关联的……？ 厄克特出事后的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因为没有后续故事，所以我只简单地提一下。我曾经提到过那个客房女服务员，一个长头发、细腿的白脸女孩。吃过早餐后，我便上楼回我的房间了，我发现她倒在了炉前的垫子上，似乎不省人事了。我给前台打电话，但没人接。她看着好像很小，很轻，所以我决定把她抱到床上或扶手椅上去。这不太困难；但当我把她抱起来时，我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在她棕色的连身工作服下面，她似乎什么都没穿。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天还很冷呢。随后，在我把她放下的时候，她睁开了眼睛，带着一种狡诈的喜悦紧盯着我，使我确信她是假装晕倒的，她的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腕，明白无误地是想要延长我们两个人接触的时间。 这一切的意图都太明显了，所以我猛地站了起来。就在这时，我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便赶快过去把门打开了。一个相貌粗野的男人站在那儿，他长着一张吉普赛人的脸，显得很吃惊地看着我。他说着：“我要找……，”随后便看到了我房间里的那个女孩。 我赶忙说，“我发现她晕倒在地板上了。我要去找一个医生。”我不过是想要逃到楼下去，但那个女孩听到了我说的话之后，说了句，“不用了，”便跳下床来。那个男人转身走了，几秒钟后，她什么也没说，尾随着他走了。无需特别动脑筋就能看出他们打算干什么；他设想的是要在打开门的时候看到我正在和她发生关系。我想不出那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会要钱。但我觉得更可能的结果是他会对我动武。他和那个在桥上盯着我的男孩长得很像。我再没见到过他，而那个女孩似乎从那以后也刻意躲着我了。 这个插曲使我比已往更确定，那个吉普赛家庭和劳埃格的关系比厄克特所认识到的要密切得多。我给他家打电话，但被告知他正在睡觉。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呆在房间里写了几封信，还去镇上看了几处古罗马遗迹。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切克诺。在去厄克特家的路上，我路过了一个小酒馆，它的窗户上有一个告示：谢绝吉普赛人。然而，在酒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一个显得挺温和的老人——他把手揣在口袋里，看着我从门口走过。他的嘴里叼着一支烟，一看就知道是个吉普赛人。 我把客房女服务员的那段事给厄克特讲了，但他好像不以为然；更糟的是，他认为他们可能是想要勒索我。但当我提到那个老头儿时，他来了兴致，让我详细描述那人的样子。“那是切克诺，没错。不知道他又想干什么坏事了。” “他看上去挺温和的，”我说。 “就像一只毒蜘蛛一样温和。” 和切克诺的邂逅令我觉得不安。我觉得我的体格不比那个人弱；但桥上的那个年轻人和客房女服务员的那件事使我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太容易受到伤害了。如果那个客房女服务员的男朋友——或兄弟，或无论是她的什么人——当时狠狠地给我肚子几下的话，在我还没叫出声的时候，他就能把我打昏，或是把我的肋骨都打断。而任何一个法庭都不会判一个想要维护一个女孩的“清白”的男人有罪，特别是当她声称她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遭受强暴……这么想着，我就觉得肚子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并且真的担心我是在玩火。 这种担心可以解释下面这件我必须要说的事。首先我必须说明，厄克特在第三天就能下床了，我们一起开车去“灰色山丘，”想看是否能在那里找到 马臣的那些邪恶的穴居者可能住过的地下洞穴的任何踪迹。我们询问了兰代尔芬及附近两个村子的牧师，还和我们遇见的几个雇农聊了聊，对他们解释说我们对勘探地上坑洞感兴趣。没有人置疑我们不大可靠的借口，但也没人知道任何情况，虽然兰代尔芬的牧师说他听说过关于山坡上的一些被大石头隐蔽住的洞穴的传闻。 在瘸着脚和我跑了一天之后，厄克特已经疲惫不堪了，他6点钟就回家了，想早点儿休息。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觉得——或者是想像到——一个吉普赛人模样的男人跟踪了我几百码。有一个长得像那个男孩的人在饭店的入口处徘徊，等我一出现，他就走开了。我觉得我被监视了。但吃完晚餐后，我的感觉好多了，我决定走着去我曾经看见切克诺的那个酒馆，试探着问问那儿的人是否认识他。 当我离那个酒馆还有四分之一英里的时候，我看见他正站在一个奶铺的门口看着我，而且是肆无忌惮地看着我。我知道，如果我不理会他，我的不安全感就会加剧，我可能又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所以我采取了我有时在恶梦里对付恶魔时用的手段——走过去和他搭话。我心满意足地看到，我一时间让他吃了一惊。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很快转移了视线——一个良心上有问题的人一般才会那么做。 随后，当我走近他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这么直接去问他是没有意义的——“你为什么要跟踪我？”他会本能地流露出一个经常与法律作对的人所具有的狡诈，并且断然予以否认。所以我没有那么问，而是笑着说道，“今晚天气不错。”他对我咧嘴一笑，“哈。”随后我站在他旁边，佯装看着过往的路人。我又有了另一种直觉。可以这么说，他在猎手的位置上感到有点不自在；他更习惯于充当猎物。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你不是这儿的人。”那口音不是威尔士的；声音很刺耳，像是更北边的口音。 “对，我是美国人，”我说。停了一下，我又说道，“听你的口音，你也不是这儿的人。” “啊。兰开夏的。” “哪个地区？” “下汉姆。” “噢，那个女巫村。”我曾经教过一门课，是介绍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小说家的，我还想起了艾因斯沃斯的《兰开夏的巫术》。 他对我笑笑，我看到他前面的牙齿没有一颗是全的，牙根都发黄而且破碎了。此时近距离一看，我发现我把他看作一个温和的人真是大错特错了。厄克特说他是一只毒蜘蛛，这并不为过。首先，他比从远处看时要显得老多了——得有80多岁了，我估计。（后来我听说他有100多岁。可以肯定的是，他最大的女儿65岁了。）但年龄并没有使他变得温和，使他显出慈祥。他脸上露出一种轻率和堕落的神情，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活力，就好像他还会从为非作歹中寻求乐趣，或是为给别人带来恐惧而高兴。即便是和他说话，也让人感到有种不安，就像是在抚摸一条你怀疑有狂犬病的狗一样。厄克特给我讲过关于他的一些颇令人反感的传言，但我直到现在才完全相信。我记得一个故事是说，一个雇农的小女儿在一个雨夜接受了他的招待，我发现我无法掩饰我对他的厌恶。 我们在那儿又站了几分钟，看着灯火通明的街道，一群少年拿着便携收音机溜溜达达从我们面前走过，没理会我们。 “给我看看你的手，”他说。 我伸出手去。他很有兴趣地看着。然后，他用他的拇指划过我的右手拇指下面的那条纹路。 “生命线很长。”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你还能看出别的吗？” 他看看我，不怀好意地笑了。“没什么让你感兴趣的了。” 这次碰面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看看手表。“该喝一杯了。”我抬腿要走，然后好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说道，“想和我一起喝一杯吗？”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觉得我害怕他，并且想要战胜他。害怕倒是能看出来一些；想要战胜他却是没有的事。我觉得他没猜对我的心思，这让我稍微占据了主动。 我们走进我要去的那家酒馆。我看见了窗户上的那个告示，有点犹豫。 “不用担心。那对我不适用，”他说。 过了一会儿，我知道为什么了。酒馆里只坐了一半的人。几个雇农正在玩飞镖。切克诺径直走到镖靶下面的那个座位，坐了下来。几个人显得很气愤，但没有人说什么。他们把镖枪放在窗台上，走回吧台去了。切克诺笑了。我看得出来他很高兴能显示他的力量。 他说他想来一杯朗姆酒。我走到吧台，店主给我倒酒时都没正眼瞧我。人们都悄没声地挪到了吧台的另一边，最起码也要不动声色地尽量离开我们远一些。显然，切克诺很吓人。说不定判他儿子有罪的那个法官的死产生了某种作用；后来，厄克特又给我讲了别的事。 有一件事使我的担心稍稍减少了一些。他很贪杯。怕他觉得我是想要灌醉他，我只给他买了杯单份的朗姆酒，但他看着酒，说道，“这么少，”所以我又去买了第二杯。还没等我把第二杯端过去，他已经喝完了第一杯。10分钟后，他的眼神已经没有了那份狡诈和锐利。 我觉得我没什么不可以坦白的。“我听说过你，切克诺先生。我特别想认识你。” “哈。”他若有所思地从一颗破牙的牙洞处吸着朗姆酒。然后又接着说道：“你像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为什么要呆在一个你不想呆的地方？” 我没有假装听不懂。 “我很快就会离开——也许就在周末。但我来这儿是要找东西的。你听说过伏伊尼赫手稿吗？”他显然没听说过。所以，尽管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他正面无表情地望着我的身后——我还是简单地给他讲了手稿的来历，以及我是如何把它破译出来的。我最后说，马臣好像也知道那部手稿，我怀疑手稿的另一部分，或是另一本，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当他开口回答时，我发现我又错看他了，他既没有麻木，也没有走神。 “这么说，你想让我相信你到这儿来是要找一部手稿了？就这些吗？”他说。 那口气中有兰开夏人的率直，但没有敌意。我说，“我就是为这而来的。” 他俯身在桌子上，对我吹了一口气。“听我说，先生，我知道的比你以为我知道的还要多。我知道关于你的每一件事。所以咱们就别兜圈子了。你可能是一个大学教授，但你唬不住我。”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似乎我正在看着一只老鼠或是黄鼠狼——觉得他很危险，应该被灭掉，就像一条危险的蛇——但我努力不去看它。我突然意识到，他对我是教授这件事印象很深，并且很高兴能这么向我提出警告，让我走开，管好我自己的事。 我深吸一口气，很客气地说，“相信我，切克诺先生，我的主要兴趣就在那部手稿上。如果我能找到它，我会非常高兴的。” 他把酒喝光了，一时间我还以为他要走了呢。但他不过是还想要一杯。我去吧台给他买了杯双份的，还给我自己买了杯黑格。 等我坐下后，他深深地喝了一大口酒。“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先生。我还知道你的那本书。我不是一个爱报复人的笨蛋。我所说的一切就是，没人对你感兴趣。所以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去？你不会在这儿找到你的书的，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然后我决定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他们为什么想让我离开呢？” 他一时间没明白我说的是什么。随后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但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最好是不要谈这个。”过了一会儿，他似乎知道了他该怎么说。他的眼神又变得恶毒起来。他俯身靠近我。“他们对你没兴趣，先生。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他们不喜欢的是他。”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我猜他指的是厄克特。“他是个白痴。他已经得到过好多警告了，你可以替我捎话给他，他们下次不会再给他警告了。” “他觉得他们没有任何威力。不足以伤害到他，”我说。 他似乎没想好是应该微笑还是应该冷笑。他的脸扭曲了，有一阵，我觉得他的眼睛变红了，就像一只蜘蛛的眼睛似的。随后他说道：“那他就只能当一个流血的——傻瓜了，那是他活该。” 我在感到一阵恐惧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胜利。他终于开口了。我的坦率还是值得的。除非他又突然变得警觉起来，否则的话，我就快知道我想要知道的某些事情了。 他克制着自己，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说道，“首先，他是一个白痴，因为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他用一根食指叩了叩我的手腕。 “我怀疑那些事，”我说。 “你怀疑，是吗？那么，你是对的。所有这些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事。”毫无疑问，他的那种轻蔑是发自内心的。但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探身靠近我，用一种不寻常的真诚的态度说道：“这些都不是神话故事，知道吧。他们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明白了某些我之前尚未弄清楚的事。他知道“他们”，他对他们的了解无异于一个科学家对原子弹的了解。我觉得，到此刻为止，我还没有真的确信“他们”的存在；我还希望这一切都是某种奇怪的错觉；我还以为，他们就像鬼魂一样，不会给人类带来实质性的危害。他的话使我认识到了我的错误。“这些东西。”我觉得头皮发紧，脚底发凉。 “到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 他把酒喝光，不以为然地说，“那不关你的事，老兄。你不可能阻止什么。没人能做到。”他把杯子放下。“要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的世界。咱们是一个错误。他们想把它夺回去。”他盯着酒吧招待的眼睛，指了指自己的酒杯。 我走过去又给他买了一杯朗姆酒。这时我想尽快离开，去告诉厄克特。但这很困难，很可能会激怒他。 切克诺帮我解决了困难。喝完第三个双份的朗姆酒后，他突然开始变得不那么清醒了，他用一种我以为是吉普赛语的语言喃喃地说着什么。他好几次都提到了“莉斯·萨瑟恩”，后来我才想起来，这是兰开夏的一个女巫的名字，她在1612年时被处决了。我始终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不知道他是否真说的是那个女巫。他的眼睛失去了神采，但他显然以为他还在和我说着什么。到最后，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觉得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不再是老切克诺了，他已经被某种生物操控了。半小时之后，他把头靠在桌子上，打起了瞌睡。我向酒吧招待走去。 “抱歉。”我指指老切克诺。 “没关系，”他说。我想他已经看出来我不是那个吉普赛人的朋友。“我会给他的孙子打电话的。他会过来把他带回家去。” 我在最近的一个电话亭里给厄克特打电话。他的管家说他睡了。我想让她把他叫醒，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回到饭店，希望能找个人聊聊。 我想理顺我的思路，搞清楚切克诺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没否认劳埃格的真实存在的话，为什么厄克特会犯这种错误呢？但我喝得太多了，感到很疲倦。午夜时分我睡着了，但睡得很不好，一直做恶梦。凌晨2点的时候，我被一种可怕的感觉惊醒了，觉得邪恶的劳埃格真的出现了，但这些是和我在恶梦中梦见的萨德侯爵与碎尸者杰克混在一起的。这种强烈的危险感迫使我把灯打开了。但这更加剧了我的感觉。我觉得我最好是把我和切克诺的谈话内容都写下来给厄克特看，这样他说不定还能补充些什么。我把谈话内容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 我觉得手都被冻僵了，便又去睡觉了，但我被房间的一种轻微的震颤惊醒了，那种震颤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在墨西哥经历过的一次地震。随后我便睡着了，一觉睡到早晨。 在去吃早餐之前，我先去前台查了一下邮件。有一封信是布朗大学的劳尔代尔寄来的，我一边吃着腌鱼，一边看着他的回信。 信的大部分内容都说的是文学——对洛夫克拉夫特和他的心理状态的讨论。但有几页的内容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劳尔代尔写道：“依据信里的证据，我本人倾向于相信，洛夫克拉夫特早年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就是他对科哈塞特的一次探访，那是位于罗德岛南部的科诺琼托格和维卡珀格之间的一个破败的渔村。和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一样，这个渔村后来也从地图上消失了。我去过那儿，它的样子在许多方面都和洛夫克拉夫特所描绘的因斯茅斯——他把它放在了马萨诸塞州——相吻合：‘空房子比人多，’一副衰败的样子，充斥着臭鱼的味道。洛夫克拉夫特1915年去那里的时候，那里确实还住着一个被称为马什船长的人，他在南太平洋上逗留过一段时间。可能是他给年轻的洛夫克拉夫特讲了那些关于邪恶的波利尼西亚神殿和海底住民的故事。这些传说的主要内容——正如荣格和思朋斯提到的那样——说的就是那些曾经是地球之主的、来自外星的神灵，他们在实施邪恶的巫术时失去了他们的力量，但有朝一日他们会再次回来统治地球。按照荣格引述的版本，据说人类是这些神灵用类人的魔鬼创造出来的。 “在我看来，洛夫克拉夫特的其它‘神话’源于马臣，也许源于坡，坡偶尔会暗示这类东西。比如，‘瓶子里的手稿’。我没找到证据能说明有什么不吉利的传言是和贝尼费特街的‘邪屋’或普罗维登斯的任何一座房子有关系的。我对你所说的和马臣的素材有关的事情很感兴趣。我觉得马臣很有可能从你所提到的那个渠道听说了和神秘手稿有关的故事，我没有找到证据能表明洛夫克拉夫特直接接触过这样一本书。我确信，如果说他的《死灵之书》和伏伊尼赫手稿之间存在联系，正如你所说，那只是一种巧合。” 当我在信中看到，那些神灵“有朝一日会再次回来统治地球”，以及那些关于波利尼西亚传说的内容时，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因为，丘奇沃德曾经写过：“复活节岛、塔希提岛、萨摩亚群岛……夏威夷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是那片伟大的土地的可怜的手指，如今站在那里像守护着一个沉寂的坟墓的哨兵。”波利尼西亚是Mu的遗迹。 这些内容并不比我已经了解或猜到的内容多。但我和切克诺的碰面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厄克特离危险究竟还有多远？他也许是对的，劳埃格本身还没有威力，或威力很小；但切克诺和他的家人就是另一回事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恨厄克特。 前台的服务员拉了拉我的袖子：“电话，先生。” 是厄克特。我说，“谢天谢地，你来电话了。我得和你谈谈。” “那么，你已经听说了？” “听说什么？” “那次爆炸？切克诺死了。” “什么！你肯定吗？” “当然肯定。但他们找不全他的尸骨。” “我马上过去。”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兰代尔芬大爆炸。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书，书名叫《超越逻辑》，作者是已故的弗兰克·爱德华兹。这本书汇编了一些神秘的事件和奇迹。其中一章的题目叫做“兰代尔芬大爆炸，”他在其中写道，那次大爆炸是原子能的大爆发，而且很可能是由一个“不明飞行物”的引擎故障引发的；他援引了火箭专家威利·雷的话，大意是说，1908年在西伯利亚出现的弹坑可能是一次反物质的爆炸，并且把兰代尔芬的大爆炸和通古斯卡发生的情况联系到了一起。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很可笑。我去爆炸现场看过了，那还没有达到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危害，连一颗小原子弹的威力也没有。 我还接着说我的故事。厄克特在我去他家的半路迎上了我，我们开车去了兰代尔芬。剧烈的爆炸是在凌晨大约4点的时候发生的；我那时可能就是被它的冲击力震醒的。万幸的是，那片地方很荒凉，只有一个住在离那儿3英里远的一个茅屋里的雇农被爆炸的威力抛到了床下。整个事件最蹊跷的是，爆炸实际上几乎没发出什么声音；那个雇农以为那是一次地震，又接着去睡觉了。村里有两个参加完聚会回家的人说，他们听见的爆炸声就像是远处传来的一声闷雷，他们还猜测也许是一架携带炸弹的飞机坠毁了呢。那个雇农早晨7点的时候骑车出来查看过，但没有什么发现。但他还是把这事和雇用他的农场主说了，他们俩9点多一点的时候又开着农场的车出来转了一圈。这回，那个农场主把车开到了支路上，向离他们大约两英里远的那些吉普赛人的大篷车开过去。他们最先发现的，用爱德华兹先生的话说，不是人的尸体残段，而是躺在路中间的一头驴的一条前腿。除此之外，他们发现石墙和树都倒了。在爆炸点——那些大篷车所在的两英亩的地域——周围方圆几百码的区域里散落着大篷车的碎片和其它遗物。 我亲眼看了现场——从兰代尔芬来的巡官认识厄克特，所以我们被允许靠近现场。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那与其说是一次普通的爆炸，不如说是一次地震。爆炸会形成一个弹坑，或把一个地方夷为平地，但这里的地面是裂开的，就好像受到了来自地下的冲击。一条小河流经这片区域，现在它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湖。但在另一方面，从有些迹象上还是能看出爆炸的特征。一些树倒了，或是被截断了，但还有一些树毫发无损。阻隔这片区域和主干道的那堵墙虽然是建在一条隆起的堤坝上的，但几乎没有受损，而在远处的另一片区域上的一堵墙却散落成了一大片。 当然，我们也看见了我们希望看到的支离破碎的人和动物的残段；小块的皮肤，碎骨头。这些都已经很难辨认了；爆炸似乎把这个区域里的所有活物都炸成了碎片。那个农场主所发现的驴的那条前腿是已知的最大的碎块。 很快我便觉得很不舒服，不得不回到车里坐下，但厄克特瘸着脚四处看了一个多小时，捡到了各种各样的碎片。我听见一个警官问他在找什么，厄克特说他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想找到某种确凿的证据，能将这些吉普赛人和Mu联系起来。不知为何，我确信他找不到什么。 此时已经有上千人围在周围看热闹了，他们都想靠近些，好看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在我们想要开车离开时，我们的车走走停停了十好几回。厄克特告诉每一个向他打听情况的人说，他觉得是一个飞碟爆炸了。 实际上，我们俩基本上可以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是老切克诺太出格了——他给我讲的太多了。厄克特认为，他的主要错误是把劳埃格当成了某种人，把他自己当成了他们的仆人，被授予了某种特权。他没有认识到，他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他喜欢吹牛，还把自己当成劳埃格的特使，这些都使他给他们带来了危险。 我们是在我把我和切克诺的谈话内容给厄克特讲了之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当我给厄克特念完了我的笔记之后，他说道，“难怪他们会杀了他。” “可他毕竟还没有说得太多啊。” “他说的够多的了。也许他们觉得咱们猜到的比他说的还多。” 我们是在饭店里吃的午餐，但我们真后悔那么做。似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从哪儿回来的，他们都盯着我们，想偷听我们在说些什么。那个侍者在我们的桌子周围转悠了好长时间，惹得经理到最后不得不严厉地斥责他。我们尽可能快地把饭吃完，回到了厄克特的家。图书室里又有了火，多吉莉夫人还端来了咖啡。 我还能记得那天下午的每一个时刻。我们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一种有形的危险。令厄克特印象最深的是，当我告诉老切克诺，厄克特认为“他们”不具备真正的威力时，他所表现出的轻蔑。我还记得，他那一连串轻蔑的鬼话引得酒馆里的好几个人都扭过头来看我们。事实证明切克诺是对的。“他们”有足够的威力——有好几种力量。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摧毁吉普赛人营地的既不是地震，也不是爆炸，而是两种力量的混合作用。一次能把大篷车炸烂的爆炸所发出的声音会清晰地传到南波特和梅林科特，而且肯定能传到仅有5英里之遥的兰代尔芬。地面上的裂缝表明有地下的震动。但地下的震动是不会把大篷车撕碎的。厄克特认为——我最后也同意了他的观点——大篷车和它们的居民确实是被撕碎的。但那样的话，地下的震动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那些“生物”是用这种方法强行从地下钻出来的。二是“地震”是一个有意的误导，是用来转移注意力的。从这样一个推测得出的结论真是太吓人了，所以，虽然只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还是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那意味着“他们”急于为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显而易见的、自然的解释。也就意味着他们要保密。在我们看来，他们之所以要保密，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有“计划，”为未来所做的计划。我想起了切克诺说过的话：“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想把它夺回去。” 令人感到灰心的是，厄克特在他那些关于神秘学和Mu的历史的书里根本找不出一个可能的答案。要克服因绝望、因不知如何下手而产生的一种麻木的感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那天晚报上的消息更加令我们沮丧，它肯定地说，那次爆炸使用的是硝化甘油炸药！有“专家”提出了一种似乎能说明实际情况的论断。切克诺的儿子和女婿在北部的采石场工作过，曾经经手过炸药。这些采石场偶尔会用硝化甘油，因为它便宜，还因为它容易制作。按报上的说法，切克诺的儿子被怀疑偷盗了许多甘油、硝酸和硫酸。报上说，他们的计划是要用这些材料炸开保险箱。他们应该已经做出了很多的硝化甘油，而某种地下震动引发了它们的爆炸。 这是一种很可笑的解释；要达到这种破坏力得需要1吨的硝化甘油。无论如何，硝化甘油爆炸会留下特征痕迹；而在爆炸的现场是没有这类痕迹的。硝化甘油爆炸还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但没有人听到这种声音。 然而，人们从未认真的置疑过这个解释，尽管后来官方又对爆炸进行了一次调查。而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完全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感到很害怕，他们需要某种能使他们安心的解释，无论那是多么荒谬的解释。 晚报上还有另一条初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关的消息。标题写的是：“爆炸释放了神秘的气体吗？”它只是一条短讯，说那个地区的许多人在那天早上醒来后都感到头痛得厉害，还有一种疲乏的感觉，就像是要患流行性感冒似的。这些症状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就消失了。记者问道，爆炸是否释放了某种气体，从而引发了这些症状？报纸的“专业通讯员”解释说，二氧化硫就能引发这些症状，而且，有几个人在夜里注意到了这样一种气味。硝化甘油，当然会包含少量的硫酸，而硫酸就能说明那种气味…… 厄克特说了句，“不管怎样，马上就能查出来，”便给南波特的气象局打电话。10分钟后他们打了回来；那天晚上刮的是东北风。兰代尔芬位于爆炸地点的北面。 但我们俩谁都没有看出这条短讯的意义。我们浪费了好几个小时在我译出的伏伊尼赫手稿里找线索，然后又翻了30多本关于Mu和相关主题的书。 就在我们要开始看另一本关于利莫里亚和亚特兰蒂斯的书时，我的目光落在了萨切维雷·西特韦尔的《捉弄人的鬼》上。我停下来，盯着那本书。我在脑子里搜索着某件已经快被我遗忘的事实。我找到了。 “我的天哪，厄克特，”我说，“我刚想起来一件事。这些生物是从哪儿获得他们的能量的？”他茫然地看着我。“是他们自己天生的能量吗？你需要一个有形的身体来产生物理能量。但捉弄人的鬼是如何……”他明白了。“捉弄人的鬼”从人类身上获取能量，通常是从少女身上。有一种看法认为捉弄人的鬼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它们是通过少女失去意识的头脑体现出来的某种精神表象，是因为沮丧或渴望受到关注而产生的一个大爆发。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是“幽灵”，需要从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里借取能量；西特韦尔引用了一些捉弄人的鬼骚扰那些长期闲置的房屋的案例。 这会不会是那个地区有那么多人在醒来之后感到疲乏和头痛的原因呢——因为爆炸的能量取自于他们？ 如果确是如此的话，那么那种危险就不像我们曾经认为的那么严重了。那意味着劳埃格他们自己没有能量；他们必须从人的身上获取能量——大概是睡着的人。因此他们的威力是有限的。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有了同样的想法。不过，当然啦，世界上全都是人…… 不管怎样，我们都突然感觉振奋多了。按照这种新思路，我们知道我们最基本的任务是什么了；让人类都知道劳埃格。他们不是不可毁灭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劳神去消灭对他们说三道四的切克诺了。也许可以用地下核爆炸来消灭他们。他们这么多个世纪来一直在蛰伏，这个事实就说明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能充分证明他们的存在，反击他们的威胁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最显而易见的出发点就是兰代尔芬的爆炸了：要让公众知道，爆炸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些潜伏的势力是真实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切克诺的死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他们已经露出了马脚。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再去一趟爆炸现场，并为它整理一份全面的档案。我们要去走访兰代尔芬的居民，看他们当中是否有谁真的在夜里闻到了二氧化硫的气味，看他们在从我们这里获知当晚的风是反方向刮的情况之后，还有谁会坚持说他闻到了味。厄克特认识舰队街上的几个记者，他们都是对神秘学者和超自然现象稍微有点兴趣的人；他会和他们联系，暗示他们有一件大事。 那天晚上我回到饭店时的感觉是我这许多天以来最好的。我睡得很香，很沉。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早就过了早餐的时间，而且我感到很乏。我把这归于我睡的时间太长了，但当我要去浴室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头一阵阵地疼，就好像是染上了流感病毒似的。我吃了两片阿司匹林，刮了胡子，走下楼去，令我宽慰的是，别人都没有显出和我一样的疲乏迹象。饭店休息室里的咖啡和黄油吐司让我稍稍有了些精神，我以为我是因为太疲劳了。随后，我给厄克特打了个电话。 多吉莉夫人说，“恐怕他还没起呢，先生。他今天早上感觉不太舒服。” “他怎么了？” “没什么。他只是显得很疲倦。” “我马上就过去，”我说。我让前台帮我叫一辆出租车；我累得都走不动路了。 20分钟后，我坐在了厄克特的床边。他显得比我还要糟，而且他也感觉如此。 “我不愿提咱们俩都有这种感觉，”我说，“但我觉得咱们最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咱们不能等到明天吗？”他问。 “明天会更糟。他们会把咱们榨干，直到咱们染上很轻微的一点病症，然后死掉。” “我想你是对的。” 虽然这一切似乎很难说清楚，但我还是设法回到饭店，整理好我的行装，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位于加迪夫的车站，我们在那儿可以赶上3点钟去伦敦的火车。厄克特遇到的困难就比我要多了；多吉莉夫人出人意料地拒绝为他打行李。他打电话给我，我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他家去。但这么一折腾倒让我活了；正午之前，我的头痛消失了，我也不感到那么乏了，但头又奇怪地晕起来。我对多吉莉夫人解释说，我们收到一份加急电报，而这是一趟事关生死的旅行，她相信了我的话，但她坚持认为厄克特会在路上病倒的。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了摄政宫酒店。早上醒来后，我们的感觉都很正常。当我们等着早餐的培根煎蛋时，厄克特说，“我想咱们就要赢了，老兄。” 但我们俩谁都不会真的这么想。 接下来，我的故事就不是连续的叙述了，而是要变成一系列的片断，记录我们遭受到的挫折。我们用了几个星期在大英博物馆里找线索，后来又去了国家图书馆。那些写南太平洋诸岛上的邪教的书表明，那里有许多关于劳埃格的传说，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有朝一日会回来，收复他们的世界。莱杜克和普瓦蒂耶引述的一段文章说，他们会在他们想要破坏的地方引发一种“撕裂式的疯狂”，在脚注中，他们写道，这段文章中所说的“撕裂式”指的就是用牙齿剥开，就好比一个人在吃鸡腿。冯·司托克记录了海地人的一个部落里发生的事，部落里的许多男人被一个恶魔附身后，杀死了他们的妻子儿女，而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牙齿撕扯妻儿的喉咙。 洛夫克拉夫特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在“克苏鲁的呼唤”里，他提到了一叠剪报，上面都表明“被埋葬的大恶神”在世界各地正变得活跃起来。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偶然遇见了一个在剪报代理行工作的女孩，她告诉我说，她的工作就是每天读大量的报纸，留心客户所要求的内容。我问她是否能找到“不寻常的”内容——任何暗示了神秘或超自然的事物的消息——她说没觉得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给了她一本查尔斯·佛特的《看！》，好让她对我所要找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个薄薄的浅黄色信封，里面有十几张剪报。大部分剪报都不太重要——双头婴之类的医学奇闻，一个男人在苏格兰被特大的冰雹砸死了，有人在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看见了一个丑陋的雪人——但有两、三张和我们要找的内容有很大关联。我们随即又联系了几家剪报行，英格兰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都有。 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形成了厚厚的两卷。我们把材料归到了不同的标题下：爆炸，谋杀，巫术（及一般的超自然现象），精神错乱，科学发现，其它。在伊拉克的阿尔－卡兹米亚附近发生的爆炸和发生在兰代尔芬的那场灾难在细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就连两地居民出现的疲乏症状都类似——这使我确信那里是劳埃格的又一个据点。在蒙古的乌兰巴托附近发生的一次爆炸改变了图拉格尔河的流向，致使中国指责俄罗斯在那里扔了一颗原子弹。在克里特海的扎弗拉斯岛南部居住的人百分之九十都出现了奇怪的精神错乱，这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而希腊的军政府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1968年3月29日晚发生在保加利亚的Panagyurishte的集体屠杀在官方的首次报道中被归咎于一个“吸血鬼教派，”这个教派的信徒“认为仙女座星系是他们真正的家。”通过这些主要事件，我们确信劳埃格正在策划一次对地球居民的大反击。 但还有好多——好几百条——不太重要的消息也具备我们关注的要点。在艾尔特湖发生的水底生物将一个捕捞鳟鱼的渔民拖走的事件使几家报纸都登出了讨论“史前残余生命”的文章；在格拉斯哥出版的“每日快报”（1968年5月18日）上登出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支女巫教和他们祭拜的海妖，海妖浓烈的腐败气味令人想起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一条关于梅尔克斯汉姆的杀人犯的消息让我又去那里调查了几天，还得到了一份由侦探布拉德利警官签署的声明，确认那个将人勒死的杀人犯在死前反复说到的词是“加坦诺索亚，”“纳各”（又是一个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书里出现过的描述自然力的词），和“兰特格兹。”（兰－特古斯，野兽之神，也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书里出现过吗？）罗宾斯（那个杀人犯）声称，当他杀死那3个女人并把她们的脚截断的时候，他是被一种“来自地下的力量”控制着的。 继续罗列这个单子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希望从中选出一部分——总共大约500条——编成一本书进行出版，送给议会的每一名成员和英国国会下议院的每一名成员。 有一些消息是不会在这本书里发表出来的，这些消息可能也是我们的材料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部分内容。1967年12月7日7点45分，来自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R·D·琼斯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从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飞往金斯敦。机上有3名乘客。这趟飞行的距离大约是500公里，需用时2小时。10点的时候，等在机场的琼斯的妻子变得惊慌起来，并且要求进行一次搜索。用无线电联系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搜索进行了一上午。1点15分的时候，琼斯用无线电和地面联系，请求降落，他显然不知道他已经使大家焦急万分了。当被问到他去哪儿了的时候，他显得很迷惑，说道，“当然是飞行啦。”当人们告诉他时间的时候，他感到很惊讶。他自己的表上显示的是10点15分。他说，他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穿越低空云层，但他没觉得惊慌。气象报告显示，当天是12月里异常清朗的一天，他不应该遇到云层。（“新闻搜集者”，1967年12月8日） 我们掌握细节情况的其它四起案例和这起类似，但有一起——“珍妮”号事件——说的是在苏格兰西部海域巡逻的海岸警卫队的舰艇，而不是飞机。在这起事件中，船上的3个人遇到了浓重的“雾气，”并且发现他们的无线电失灵了，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表都停了。他们以为是某个奇怪的磁场在作怪。然而，船上的其它仪器设备都工作得很好，而且他们及时抵达了刘易斯的斯托尔诺维——船员们以为他们只晚了3、4个小时，但实际上他们晚了22个小时。在南加州的Baja半岛上空执行训练任务的海军飞机“布莱克杰克”号创下了失踪的最长记录；它失踪了3天又5个小时。机组人员以为他们离开基地也就7个小时左右。 我们还无法知道海军对这件怪事作何解释，也不知道大不列颠海岸警卫队是如何解释“珍妮”号事件的。那大概可以假定是船员在海上喝醉了，然后就睡着了吧。但我们很快就搞清了一件事：人类不希望了解那些威胁到他们安全、“正常”的感觉的事情。已故的查尔斯·佛特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佛特的书展现了被威廉·詹姆斯称为“人类的某种愚昧”的经典瞬间。他坚持不懈地为报纸提供与他所引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件相关的参考资料。为什么没有人费心去查看一下他的那些参考资料——哪怕只看一部分——然后写出一份声明，认同他的诚实，或者谴责他是一个骗子呢？蒂凡尼·萨尔先生曾告诉我说，审慎的读者认为在佛特所引述的每一个案例中，都存在着某种“特殊情况，”使它难以令人信服——这儿是一个不可靠的目击者，那儿又是一个善于发挥的记者，等等。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总是假设我的人类同胞相对来说是诚实的，开明的，是有好奇心的。我相信人类具有探知那些显然无法解释的事物的好奇心，如果我对这一点没有信心的话，我只需去随便一个机场的书摊上扫一眼就可以安心了，那里有不下10种弗兰克·爱德华兹等人的平装本，书名都是诸如“神秘而可怕的世界”、“比科幻小说更神奇的100件事”之类的东西。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书都不是真正探讨“超自然现象”的，而只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和震惊的效果。这些书可谓是神秘学领域的色情作品，是“让我们来相信世界远没有它真实的一面来得无趣”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1968年8月19日，厄克特和我邀请了12个“朋友”到我们在高尔街83号的住所来——达尔文婚后即住在这里。我们觉得达尔文协会很适合，因为我们确信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将长久地记住这个日子。我不想一一介绍，只想说明来的人里有4位教授——3位来自伦敦，1位来自剑桥——两名记者，都是正经的大报记者，还有几个专业人士，包括一名医生。 在厄克特把我介绍给大家后，我宣读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在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做了详尽的说明。10分钟后，那位剑桥的教授清了清嗓子，说了句“抱歉，”便匆忙地离开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把这当成是一场针对他的恶作剧了。其余的人都坚持听完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他们也在怀疑这一切是否是一场恶作剧。当他们认识到这不是开玩笑时，他们明显地变得不太友好了。其中的一个记者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不停地用“我们是否得相信……”来打断别人的讲话。其中的一位女士起身离开了，但我后来听说，这并不能说明她有多么地不相信这些事，而是因为她突然注意到屋里刚好有13个人，她觉得这个数不吉利。那个年轻记者带了两本厄克特的书，都是关于Mu的，他用一种令人厌烦的口吻引述着书里的内容。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与会的人似乎没有一个能把我们的“演讲”看作是一个警告。他们争论着，就好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说，或者是一个不寻常的短篇小说。到最后，在为各种不同的剪报无谓地争执了一个小时后，一个事务律师站起来做了一个发言，发言的内容显然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看法：“我认为哈夫先生（那名记者）说出了我们大家的疑虑……”他反复提到的要点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兰代尔芬的爆炸可能是硝化甘油造成的，甚至可能是一场流星雨带来的冲击。他们对待可怜的厄克特的书的那种态度让我吃惊，即便是在我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的日子里，我也不会有那样的表现。 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我们把会议的全过程都做了录音，把录音带上的内容都整理、打印出来了，还留了拷贝，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把它当做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来证明人类的愚昧和愚蠢。事情再没有进展了。那两家报纸甚至决定不刊登对我们争论的问题的审慎的评价。一些人得到了这次会议的风声，赶来看我们——几个带着占卜板的胖女人，一个认为尼斯湖怪是俄罗斯潜艇的瘦小男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人。就因为这个，我们决定转移到美国去。我们依然抱着可笑的想法，希望美国人能表现得比英国人开明一些。 没过多久我们就醒悟了——尽管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两个人愿意暂缓评判我们的心智是否正常。但大体上讲，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在科哈塞特那个几乎已经废弃的渔村——洛夫克拉夫特的因斯茅斯——度过了有趣的一天；那一天的时间足够使我们发现，那地方和兰代尔芬一样是劳埃格的一个活跃的活动中心，也许比兰代尔芬还活跃，而且如果我们再在那儿呆下去的话，就会很危险了。我们设法找到了约瑟夫·卡伦·马什，他是洛夫克拉夫特的那个马什船长的孙子，现在居住在Popasquash。他告诉我们，他的祖父死于精神错乱，他认为祖父有一些“神秘的”书和手稿，但已经被他的祖母烧掉了。这可能是洛夫克拉夫特真正看到《死灵之书》的渠道。他还提到过马什船长把古老的大恶神说成是“时间之主”——这是对“珍妮”号、“布莱克杰克”号等事件的一个有趣的注解。 厄克特坚持认为手稿没有被销毁——他的理论基础很怪异，他说这类古代著作都有它们自己的一种特征，能避免损毁。他和马什船长的后代和他的家族事务律师进行了大量的通信联系，想从中找出《死灵之书》的蛛丝马迹。 在现阶段…… 上文是我的伯父写的，在写完最后一段话后没几分钟，他就收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R·平克尼参议员的电报，参议员是他的老学友，或许是伯父提到的那几个“愿意暂缓评判他的心智是否正常”的人当中的一个。电报上写着：尽快赶来华盛顿，带剪报，到我家找我，平克尼。平克尼参议员向我确认说，国防部长已经同意接见伯父，而且，如果被说动的话，他可能会设法安排他与总统见面。 伯父和厄克特上校没能搭上3点15分从夏洛茨维尔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他们去机场“候补”，希望能有人退票。在只有一张退票的情况下，经过一番争执，厄克特上校和伯父一致认为他们应该一起行动，而不是分乘不同的航班飞去华盛顿。就在这个时候，哈维·尼科尔斯机长同意用他占四分之一所有权的一架“赛斯纳311”带他们飞去华盛顿。 飞机于1969年2月19日3点43分从机场的一条副跑道起飞了；天很晴，气象报告说天气条件很好。10分钟后，机场接收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报告，说是“飞进了低空云层。”飞机当时应该是在戈登茨维尔地区的某个地方，而气象报告说当地的天很晴。后来一直尝试的与飞机的无线电联络也没能成功。5点的时候，我接到通知说，无线电联络已经失败了。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因为从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有飞机失事的消息，所以我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到了午夜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收到飞机失事的报告只是迟早的事了。 但一直都没有得到报告。在那之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再没有伯父或那架飞机的消息。在我看来——我的看法也得到了许多很有飞行经验的人的支持——是飞机的设备出现了故障，而且不知何故飞到了大西洋上，在那儿坠毁了。 伯父已经和夏洛茨维尔的“黑色小公鸡出版社“谈好了出版这本书的事，书的内容选自他的剪报本，而他的这些笔记似乎很适合用做书的前言。 在过去两个月里，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关于我伯父的消息，大家都认为他精神失常了，或最起码是受到了错觉的困扰。但我本人不这么看。我在许多场合中见过厄克特上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人。我的母亲对我说，他是“一个极其善变的人物。”就连伯父自己的看法——在他们初次见面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假设厄克特相信他在书里写的每一件事，但我发现这点很难接受。那些事都很耸人听闻，有一部分显然是纯粹虚构的。（例如，他从未说起过那个印度教寺庙的名字——或它所在的位置——而他正是在那儿发现了令人惊异的、关于Mu的资料；他也没提及教会了他阅读那些石牌上的文字的那个僧侣的名字。） 伯父是一个不谙世故的、随和的人，几乎就是漫画中所描绘的那种心不在焉的教授。看看他是如何记述在高文街83号举行的那次会议的，又是如何描述他的那些听众的，就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想过可能存在着像厄克特上校在他的文字里所暴露出来的人类的那种虚伪。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伯父没有说起过是他为厄克特上校支付了来美国的费用，而且高文街83号的房租也是他付的。厄克特的收入很少，而伯父，据我猜测，相比较而言就是富人了。 但我觉得还应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伯父的朋友福斯特·达蒙提出来的。因为伯父所具有的那种冷幽默，他的学生和同事都很喜欢他，还曾经多次把他比作马克·吐温。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止于此；他对人类所持的悲观态度也和吐温一样深刻。 在伯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对他有了很多的了解，在最后几个月里还见过他好多次。他知道我不相信他的“劳埃格”的故事，也知道我认为厄克特是一个吹牛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狂热的人，当我拒绝相信他的时候，他应该会努力说服我，或者说不定会拒绝和我说话。但伯父还是用和以前一样的幽默态度对待我，我母亲和我都注意到，当他看着我时，他的眼睛里时常闪烁着得意的光芒。他是在为自己有一个务实得根本不为他精心设计的玩笑所动的侄子而感到高兴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诚的人，无数的朋友都在哀悼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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