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大地母亲: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490－647年）
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印度人对宗教比对政治和经济更为关心。印度人自己对次大陆历史的记载反映在丰富的印度宗教文学中。但它们的年代却很难确定，甚至各种文学流派的编年次序也不是都能搞清楚的，文学对世俗事务的反映也只是附带的和断断续续的。我们对印度世俗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希腊、中国、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外国观察家的记载，直到上个世纪，印度才出现一批用近代西方方法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学家。401－410年间在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法显的记载，是了解笈多王朝的重要史料；另一个中国佛教朝圣者——635－643年间在印度的玄奘，则是了解戒日王在位时期（606－647年）的资料来源，尽管也有一个印度作者对戒日王在位期间的历史也进行了记载，他和玄奘一样与戒日王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一个臣民。
公元455年以后，次大陆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匈奴人和其他欧亚游牧民族，例如瞿折罗人的民族大迁徙。匈奴人的第一次入侵发生在455年。刚刚继位不久的笈多帝国皇帝塞犍陀笈多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匈奴人的入侵并未停止，在它们的冲击下，塞犍陀笈多在480年死去后，笈多帝国就崩溃了。
入侵者和较早占据次大陆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528年，匈奴人被赶到克什米尔。但在558年左右或563－567年间，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厌哒匈奴王国，被波斯人和突厥人合力推翻。胜利者瓜分了厌哒人的领土。可以推测，那些已经在印度取得了落脚之地的匈奴人由于厌哒难民的到来而加强了力量。至少，这种后果表明，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侵入印度次大陆的欧亚游牧民族是为数众多的，起码在阿拉伯穆斯林于711年征服信德和木尔坦的时候，北印度已经处在一个新兴的世俗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意为“众王之子”）统治之下。他们可能就是游牧入侵者印度化了的后裔。
戒日王的父亲，朱木拿河上游的萨维斯伐罗（塔尼萨）国王再次遏止了侵略者。戒日王本人在606－612年间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北印度。这一伟绩，使北印度在戒日王生前过上了太平日子，但戒日王的帝国则不过是复多帝国的效颦之辈。戒日王的主要优点在于他对宗教的宽容。他本人是一个湿婆教徒，一个太阳崇拜者，又是一个佛教徒。
公元前232年，在北印度阿育王死后发生政治分裂的较量中，德干地区曾统一在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朝的统治下。公元490年左右发多帝国崩溃后，历史好象又重演了。543年左右德干地区统一在遮娄其王朝统治下，620年当戒日王企图向纳巴达河以南扩张自己的帝国时，被遮娄其王朝的补罗稽舍二世击败。但是，遮娄其王朝本身又于642年被一个南印度的竞争对手帕那瓦王朝击败。帕那瓦人居住在半岛东岸的甘吉（康吉弗兰），他们可能是钵罗钵人，即公元1世纪初期占据印度河流域的安息人——塞人的后裔。642年以后的200年间，德干地区一直陷于分裂，小邦林立，彼此攻伐，混战不已。
在大约490－647年期间，南印度唯一政治稳定的地区是潘地亚王国。在半岛南端几乎与世隔绝的领土上，它得以一直生存下来。同一时期印度南部唯一的一种稳定的文化特征是泰米尔语文学的持续发展，这种文学起源于公历纪元的早期。
公元455年匈奴人发动入侵后，印度次大陆就陷入了政治灾难之中。但这并未阻碍印度文明越过次大陆本土继续向外扩展。笈多帝国建立后，大陆上的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公元5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次向这些地区移民的新浪潮。人们推测，其原因之一是匈奴人对印度的压力。在大陆上的东南亚，中国文明的领地仍然局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西藏，7世纪前半期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相互竞争，而印度文明占了上风。
尽管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但可怕的自然屏障把它与这些地区隔离开来。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来自双方的影响几乎都难以渗入这一地区。西藏于607年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也许是在效仿589年中国的重新统一。641年，藏王松赞干布同时迎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和一位尼泊尔公主。这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处于上升状态。639－640年间，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对紧邻西藏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征服。647年戒日王去世时，他的宫庭中正好有一个中国使臣。一个篡位者夺取了戒日王的王位，并虐待这位使臣和他的随从。于是这位使臣逃到尼泊尔，那时它处在西藏的宗主权下。应使臣之邀，松赞干布派兵进入印度，击败并生擒了篡位者，把他作为囚犯送往中国。但是印度文明却由于为藏语创造了一种印度式的文字而吸引住了西藏人。是这种文字而不是汉字被用来将大乘佛教的梵文经卷译成藏语，这样一来就在文化上把西藏紧紧拴在了印度身上。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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