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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我的写作与上海 -陈丹燕
主讲人简介： 陈丹燕,女,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先后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1996年，《一个女孩》德文译本《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读物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读物银奖；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1998年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1年，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获得台湾年度好书奖；2002年，《上海的金枝玉叶》获得榕树下网站、《周末画报》等单位联合评选的全国十本好书奖。 内容简介：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上海？原因有二：第一，它没有历史；第二，觉得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概。陈丹燕在小时候也是老想着，等长大以后逃离上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德国人自己演绎的原汁原味的贝多芬的音乐，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怀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家旁边的一栋房子使得陈丹燕开始对上海产生兴趣：从对建筑、街道这些东西的兴趣，到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书随之诞生。 上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陈丹燕认为，它是一个混血的城市。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判断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探讨它，再慢慢地认识它。她觉得，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 她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她觉得，她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坑里去一样自然，这个就是她的位置。她觉得，她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世事；她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她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上海这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丹燕女士，我们欢迎陈老师上场！ 陈老师被誉为是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以写上海风情和上海女性见长。从1998年到2001年连续四年，她每年出一本以上海为题的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作家》。有人说，如果你熟读陈丹燕的作品，你会喜欢上海；如果你喜欢上海，你一定会喜欢陈丹燕。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就请她为大家讲一讲，她的写作与上海的关系。我们欢迎！ 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的写作跟上海有什么关系？然后，在这个写作当中，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其实，我小时候是出生在北京的，我父母那时候在北京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的工作从北京到了上海，所以，我就跟他们到上海，我在上海开始上小学。说起来，北京是我的出生地，上海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们家里刚刚搬到上海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我的哥哥比我要大很多，要大11岁、12岁这个样子。他们那时候是思想开始发育的人，他们非常讨厌上海。包括我家里住的那个环境，我住的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大概住户有五分之四的人是从北方迁移到上海去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面，那个院子里的孩子都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人很小气，然后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北京的孩子比较喜欢英雄气。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上海的市民生活是非常隔膜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大家都不说上海话。因为是迁移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很多上海当地的亲戚什么，所以，跟市民的生活是隔了一层。在这个情况下面，就对上海市不太了解，而且也并不喜欢，就觉得这个城市，第一个，它没有历史；第二个，它没有孩子喜欢的英雄气。在我小的时候，老觉得等我长大了，有一天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生活不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可以有战争，然后有很多浪漫的故事，不是上海这样一个现实的地方。 在我第一次觉得我对上海有兴趣的时候，是已经很长时间，我大学已经毕业了，已经作为一个作家了。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我去欧洲，我去的是德国的一个青少年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为图书馆推荐，参加世界儿童书展的评奖的中国书。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欧洲旅行。在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去德国，然后我旅行的时候去了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奥地利。那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就发现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事情。比如，我认识到在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是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之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西化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才会这样认为。对于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有了一个很深的怀疑，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周末，我去听音乐会，是一个贝多芬的音乐会，在一个15世纪的城堡里。因为我住在那个城堡的楼上，所以这个城堡里所有的音乐会，我都可以免费去听。它们就在我的楼下有一个大厅，它们在那里有音乐会，因为那个城堡有两个塔楼，所以，声音非常好。我从小就一直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母亲非常喜欢交响乐，也喜欢歌剧，所以，我觉得我很熟悉它。当时，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够听这个音乐会，因为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德国人，在德国演绎的德国的贝多芬的音乐。但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进去，每一句的声音都是碎的，感情是不能进去的。后来我就出来了，就到我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塔楼旁边，所以坐在塔楼里同样可以听到音乐会，而且声音还更好，因为它声音是往上走的。然后，坐在一个人呆的塔楼里边，是没有灯的，也没有别的人，也没有别的听众的。然后那个音乐开始能够人（的感情）可以进去了，可以听进去了。就是那些经历让我觉得，我想像的那些东西和我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支持我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都不是真正的欧洲的东西，而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面，由那些碎片组成的那些东西。这个事情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因为在此之前，我非常肯定，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我可以理解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是，我很多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不能够理解。在那个时候，我产生怀疑。 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产生怀疑？然后，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被打破了，不是像我也遇见过一些中国人是觉得，在欧洲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获得很多，建立起很多。为什么我是觉得被打破很多，碎裂也很多，失去很多东西？后来，我就等到我的工作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我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开始，怎么去找，然后通过什么东西，通过跟谁谈话去找，过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夏天，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发现，在最不能找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应该去看书，就是可以从书里边找到一些东西。后来，我就去了上海的档案馆。那时候是1992年的时候，整个上海的题材是属于低谷的一个，大家不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够在图书馆的书里边找到关于上海的故事。所以，后来我去了档案馆。我其实想去档案馆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旁边有一个房子，我从小看它，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式样的房子。后来是在西班牙的时候，突然看见，噢，这个房子是西班牙式样，因为西班牙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然后，我就想，在我的生活里边，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旁边有很多来自西方的建筑，不光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是来自于西方的小说和哲学，或者说是散文，或者说是音乐和电影，还有很多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后来，我就想去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房子的故事，或者说是设计图。后来就去档案馆找这个房子的材料，后来发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去接触旧上海的故事，上海形成的这样子的历史。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心得的，是一个人慢慢去找她的背景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背景不是你有意识地得到的，而是这生活一点一点给你的，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开始写作。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把它写成小的散文，当时（台湾）《中央日报》有一个专栏，我为这个专栏写作。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编辑来说，我们给这个起个名字吧。这个专栏叫什么名字呢？然后，就说，叫《上海的风花雪月》，后来这个书的名字其实是当时《中央日报》专栏的名字。当时就在《文汇报》上也不要这样子的专栏，因为上海的故事，那时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故事。只是我个人对这个有兴趣、有心得才这样做。当时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因为慢慢慢慢写得多了，看看能不能做成一本书试试看。这就是上海的《风花雪月》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在这个书以前，我对上海真的是不了解，但是这个不了解并不是表示，它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它是影响到我的成长，影响到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形成。这个跟我的成长的年代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整个青少年，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结束是完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来引导你的成长的，全是小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拿到什么，看到点什么，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后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的翻译作品，然后看很少的中国古典，或者说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听很多的西洋音乐，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中国的音乐可以听，反而可以找到的是西洋音乐，是可以听到，用大盘的录音机，可以听到那样的音乐。然后，是会有种种的小的机会，然后让你一点点引导你去，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慢慢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面。但是，那是非常感性的，不是形成什么就是一个理性的结构跟我要这样，这是慢慢这样形成的。后来大家都认为，跟上海这个城市可能还是有很深的关系。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欧洲的旅行和我开始上海城市写作的原因。 然后，我想要说，就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看法。后来写这样子的上海的故事，我写了四本书。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是一个散文集，另外两本是传记的小说，是两个上海的人的生活，一个有80多岁，快90岁，她从一九零几年出生，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去世；还有一个是在一九四几年出生，1975年去世，两个上海女性的故事。还有一本书也是散文书，是最后的一本。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就说从建筑，从街道，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慢慢想到我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有兴趣，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 通过写作这四本书，都是非虚构类的书。我觉得，这个和我的自己的形成有关系，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因为我需要真实材料，真实的东西，才能够明白我自己。所以，用的是非虚构的形式来写。我也觉得，用这种形式大概是最能够让我自己受益，因为这跟我自己想要了解真实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主题的开始，其实都是来自于我自己对某些东西的怀疑和好奇。还有，就是想要了解它，知道它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写完这四本书，我对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就在我没有写这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其实是一直停留在7岁或者8岁，我到上海我哥哥跟我说的话，说这是一个太物质的城市，你不要学习它的任何东西。我哥哥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说上海话，他不会说上海话，他说的还是一口北京话。但是我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我觉得，还是停留在那个认识里。 但是通过这四本书五年的时间，我想，我大概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混血的城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但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诞生的时候，就是像一个混血儿一样的，混血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它长得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也不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这个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困惑。就是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在它身上可能有这个地方人的优点，和那个地方人优点，也同时带着这个地方人的缺点和那个地方人的缺点。所以，这种混血性，其实让这个城市有一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它跟纯粹的英国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混乱的气氛，有些人会把它说成是非常生机勃勃的气氛，充满了机会的气氛。然后，充满了非道德性，就是文化混杂以后的那种不知所属带来的没有约束感的气氛。 我看到，就是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王储或是王子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然后他说的话是，他觉得，英国人在这里实在太胡作非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本土连想都不敢想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犯罪在这样的城市里边，然后有很多由于脱离了文化，脱离了文化和道德的背景带来的那些放纵，人性的放纵以后，他会出来很多很多他原来在制约下面不可能犯的错误和做的坏事，都会有。但同时它也激发了人很本能的热情，因为这地方充满机会，有很多很多一夜致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做一次坏事，然后成了富翁，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慈善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这样的城市里边会出现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是抱着梦想来到这样子的城市。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边，它的本身的形成，是跟正常的单一文化的形成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它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我觉得是宽阔的气氛。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化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地方。我后来也觉得，当时我没有较深的体会，那时候有很多人学世界语，在上海。然后，觉得自己不属于什么文化，属于上海的文化。后来，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些非常真实的地方。慢慢地在这样的城市，这样子的文化和这样子的生活里边，它会滋生出一种它自己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是跟世界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它的是非观开始变化，它不再以一种文化里边的是非观来作为自己的是非观。它会觉得，世界上还有一种标准不是民族的标准，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坏的标准，就是全世界人都会认同，糖是甜的，盐是咸的。我们还存在这样一种标准，我觉得，这种标准有的在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是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是非观来说，比如，上海的银行的兴起，跟平遥的钱庄的没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整个中国的传统的经济状态的没落，带来了上海外滩那条线上面的繁荣。其实这个城市如果从这样的是非观来讲，它的发展是很不道德的。沿海的一条线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有机会有生机的地方，然后平遥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闭塞的、悲伤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子的是非观，在你的心里，你不能够在上海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肯定。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它慢慢会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同的是非观，来支持自己。这是一个在上海的史学界是一直争论的。有一派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上海的发展，就觉得这个城市在中国人的手里它就是一个沙船港，然后在租界的时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化的都市。 这里边牵涉到很复杂的、不同的是非观的碰撞产生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上海的很多人的心里边是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就是不要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论是非，是要从一个公众，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去论是非。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但是上海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常常被斥之为，是一个有洋奴习惯的人和地方才有的这种观点，就是你为什么不起来像三元里的人民反抗？我们需要是非观，需要有一个更确定的更大的一个是非观。为什么广州的工匠是不敢给外国人修房子？因为他们会被杀掉。如果按照外国人的图纸修房子，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你上海的工匠这么热衷于给他们修房子？修了这么多新式的房子？一点都没有受到阻拦，还被认为是趋时的，是时髦的事情。就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个一直是上海一个很基础的冲突，一直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上海人在心里边是喜欢外国人，是洋奴的。 我慢慢就接触到这个矛盾，这是一个在上海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并不是以争论的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很奇怪，就是它管它存在，就是你不要管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然后我就是这么支持。即使像我这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的这一代人，父母叮嘱你学英文的热情是丝毫不减。我见过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英文，后来用《英语900句》学英文，后来用最早进来中国的《New Concept》学英文。每个人学英文都是天经地义的正经事情，学不好是很丢脸，这个传统一直还是存在在那里，它真的是比较少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而是用这件事情的本身质量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 当然，也存在很多事情，就是喜欢外国的牌子，喜欢外国人，然后就是一开国门，大家都急着往外跑，就觉得，随便什么事情都会去的。这个也是上海的一个共识。它可以去到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它不肯离开上海，他不会说，我去到苏州生活。它市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就觉得，在这种了解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慢慢让我了解到，这个城市从生出来，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一定存在很多特殊的问题。这个特殊的问题，是由城市化带来的，而且是由殖民地带来的，而且是由不同的文化当中的交流带来的。所以，它在很早的时候，遇见了很多城市将要遇见的全球化的问题，身份认同的焦虑，然后没有自己的根的那种，其实是焦虑的，而且是浮泛的，那种在心里边很深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不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遇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很多很多城市都要遇见这样的问题。上海是遇见了，它这么做了，它这样做法就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接受的，什么地方是不能接受的，什么地方才是它一条，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的一条出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调查当中我获得了什么东西。 第三部分，我想要说在调查当中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它当中有很大的秘密和它内在的东西在里边。这个东西是我现在想要去搞清楚，而且想要去表达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前面的非虚构的形式可以完全表达的，所以要用一些虚构的形式加进去。我想，大家肯定每个人都知道，上海有一个公园是在外滩，我们小时候都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个公园的门口有一块碑，碑上面写的“华人与狗不能入内”。从前这个公园叫“外滩公园”，后来叫“黄浦公园”。 但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说：“很多事情，你写上海的故事，有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去调查，让你的眼睛看见你才写，因为这里边的历史并不是被非常准确地记录，所以你不要轻信。”因为那时候我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已经卖得很好。“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在你的书里边写错误的东西。否则，你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从那个事情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调查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那个碑已经没有了，你现在看不到那个碑。但是，那个真的碑到底是上头写的什么，有一张照片留下来，那张照片非常不清楚，你能够看到那个碑，但是你看不到上面字。所以说，这需要去调查，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对这个事情也很有兴趣，所以说我去查了很多很多的书，查下来是有七八条游园的规则：第一条，骑自行车的人不能进去；第二条，带狗的人不能进去，狗是不能进去的；第三条，衣冠不整的，穿拖鞋的不能进去。就像我们地铁上面有个规定；的确有一条，华人不能进去，华人非陪伴西人者，华人如果没有陪着外国人，你不能进去。”其实是这样子一块碑，我们把它接起来就是“华人和狗不能进去”，把它放在一起。 从这个公园开始到这个公园最后开放，经历了60年的时间。这60年其实上海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上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第一个公共的游泳池，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游泳，有第一个公共的菜场，在此以前就是乡下人挑担子到各家各户去，不是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去买菜，有了第一个菜场，有了电话线，然后有了电灯，然后有了路，然后有了租界和华界交通的电车轨道。其实就是现代的城市的基础的建设是一点一点开始的。 我觉得，对上海这个城市来讲，它的确是对自己的判断不像其他的城市来得这么自豪和这么容易，因为它有过这样一个混血的关系，所以，对它的判断就是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然后来探讨它，然后慢慢地认识它。我觉得，就是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我到现在已经12年了，我从开始对到上海有兴趣，到今年是2004年。12年时间里边，我想，我的收获是很小，但是是很切实，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需要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上海，然后我可以看懂更多。 我最后想讲一点，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我自己觉得，我非常高兴，因为有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很多朋友是作家，他们会跟我讲，开始写作的时候要坐到那个桌子前面，是很痛苦的事情。一个长篇小说在开始的时候，他说，看见那个凳子真害怕，就觉得坐下来就是要开始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那个坑里去，这个就是我的地方。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是喜欢的。我想，如果我不生活在上海，我爸爸、妈妈没有离开北京，我生活在北京，我想，我也一定会最后成为一个作家的，就是在北京写作。但是，我生活在上海，上海使我成为了一个，大概我在北京不会成为的这样子类型的作家。我觉得，我的兴趣，就是跟上海这城市带给我的有一个很根本的联系，就是我非常关心这个文化的开放性和它的混杂性。我一直对这个文化的混杂有很大的兴趣，而且从心里边是觉得混杂的文化的地方，让我觉得我比较自在和舒服。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在美国我要写一本美国的书，然后我在美国的很多小城市走来走去，然后走到一个西海岸的城市，叫桑特巴巴拉。这个地方原来是墨西哥的地方，墨西哥从前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然后桑特巴巴拉后来就变成了美国的地方。但是，它们留了很多墨西哥的和西班牙的建筑和建筑的风格，包括讲话的方式，有一些对东西的叫法，还有吃的食物，还有整个城市的气氛。我去桑特巴巴拉，我真的觉得舒服极了。我不是喜欢美国的人，我不喜欢美国的气氛。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我看到我拍的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桑特巴巴拉，很可能你可以说它是西班牙的某个地方，它有那种混杂带来的突然的放松和自由，你就觉得，我可以随便做点什么事情，不用什么事情都顺着美国人的规矩。然后，我可以有一个缝隙，可以是另外一部分东西。我想，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就是混乱的，但是可能性非常多的这种混杂的气氛。我觉得，这是上海给我带来的。所以，我会成为这样子的作家，会关心这样子的问题，会一直揪着身份认同不放。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因为遇见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对你的身份产生了非常根本的怀疑，这个怀疑在很多人的心里边曾经有过。但是，如果他不是以写作为职业，不是以天天想为职业的话，他可能会把它放到更加后面去，在有空闲的时候才想一想。但是，我会一直去想这个事情，一直想要表达。而且我觉得，这个城市对我来讲，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不喜欢一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有定论了。我想，上海跟我的关系，不是我要描写它的一个关系，就是它让我成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一个作家，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非常有兴趣的，而且我觉得我搞清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作家。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带给我的。但是，我跟上海的关系，不像福克纳跟他的那个写作小城市的那种关系，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世界，是福克纳的世界。但是，我跟上海的关系，是我要去搞清楚它，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是我内在的东西，我搞清楚它，然后我想把它尽量真实地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跟它是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是一个外面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是就喜欢这样的位置，我觉得我这个“萝卜”就是在这个坑里边，我觉得，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成熟起来的，会通过对这些东西的调查，自己慢慢地成熟起来。我也知道，一个人的成熟和他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有些人会到70岁的时候，他不成熟。有些人会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是很成熟。我觉得，我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很练达、很懂世事，我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我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一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但我觉得，我最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足够大，它能够容纳我去一点点走进去，如果这个房子只是一层历史，这个人只是一生平缓地过去的，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多波折，我就不可能获得这样子好的一个东西它来帮助我。我说的就完了。谢谢大家！ 我们在现场听陈老师讲上海和从她的书里读她写上海，有没有感觉都是一样的舒服。或者你还会得到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一旦进入历史，你可能会发现，你所了解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应该有的样子，或者说，你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它原来的历史。一件小事，你一旦重新认识了它，你可能就重新认识了历史。陈老师是非常关注上海的旧事，上海的历史，往往就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入手，然后放大了，给我们带来了上海的旧事，上海的记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等。那么，上海这座混血的城市，今天仍在以它的开放和接纳努力地成为世界的一流城市。不过，我自己对有一个口号似的标语，感到很困惑，就是说，我们要把上海建成“中国的纽约”，我觉得很困惑。上海就是中国的上海，何必非要是中国的纽约呢！最后，让我们向陈老师带给我们的演讲，表示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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