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常识: 西藏名称来源(第2页)
地区为“西蕃”，有时又异写为“西番”，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称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西”字。这种非正式的把“吐蕃”改换成“西蕃”、“西番”，是后来出现“西藏”一词的第一步，但是“西藏”却并不是从“西蕃”或“西番”演变来的。 【明朝】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元朝旧制。不过因入明后朵思麻一带藏、蒙、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卫管辖，故称这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不再用“朵思麻”作为汉文地区名称，又因这一地区邻接青海湖，所以又习称为“西海”。对“朵甘思”地区，明朝设朵甘卫。对于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明朝分设乌斯（思）藏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的文献中常见“乌斯藏大宝法王”、“乌斯藏阐化王”等，可见明代文献中的“乌斯藏”是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名称。
明朝中叶以后，蒙古势力再入青海，俺答汗为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湖边会见，其子宾兔准备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讨论应否同意俺答汗建寺迎佛时，兵部给事中蔡汝贤在奏折中说：“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由，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明实录·神宗朝》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卷三十七）（5）这是汉文史料中最早见到的“西藏”一词，但是综观上下文义，还有“顺义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额请，赐名仰华”和“虏王俺答欲西行迎佛，乞三镇通官会话约誓，摘留头目禁治诸夷，依期贡市，并乞传甘肃、西宁开市卖茶。督臣以闻。兵部尚书王崇古言：今岁春初俺答以书送边寄臣，谓其侄孙套酋切尽黄台，请赴西海迎奉活佛。臣久闻套裘连年抢番，未年得志，欲俺答携众西援，以求报复。····”（6）故知此处的“西藏”，应当是“西海”之误。而且“西藏”一词在明代汉文文献中也仅此一见，因此它与后来所说的“西藏”一词并无关系，不能看成是“西藏”一词最早在明代出现的实例。
【明末清初】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并称安多一带藏族为唐古特（源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开始称西夏为唐兀）。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bod。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 【文献记载】“西藏”一词在《清实录》最早出现于《清实录》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称：达赖喇嘛遵旨传各台吉申饬，不许生事。’”（7）但是此时的“西藏”一词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清朝的文书中对达赖喇嘛管辖的地区，仍用不同的称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第巴桑结嘉措用已经圆寂多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上奏，请求封第巴桑结嘉措为王，康熙皇帝即第巴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剌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而《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达赖喇嘛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乃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而坏宗喀巴之法。”同年八月甲午条康熙皇帝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尔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司事之人，因尔不违达赖喇嘛之语，辅助道法，朕是以优封尔为土伯特国王。今观尔阳则奉宗喀巴之教，阴则与噶尔丹朋比，欺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坏宗喀巴之教。···”《清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心甚忧惧，今惟钦遵圣谕，随力报效，倘轸念达赖喇嘛，乞降温纶。谆切奏请。挰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达赖喇嘛通使修礼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伯特国岂得安其生耶！····”这里康熙皇帝多次称西藏为“土伯特国”，但是就在这同时，清朝官员和文书中又称西藏为乌思藏，如《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亥条中说：“理藩院议复：‘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遵旨会同乌思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籍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番人之事应行文达赖喇嘛，使晓谕营官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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