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 郁达夫的遗骨
去年夏天，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浙江籍作家郁达夫先生故里的一所中学联合发起了一个寻找郁达夫遗骨的活动。一时间网上万贴飞动，许多文章竟然把寻找二战期间在东南亚被日本宪兵杀害的郁达夫先生的遗骨与东芝笔记本电脑的索赔问题联系在一起，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缺乏理智的情绪，俨然要掀起一场仇日运动。莫言应邀写了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章在网上发表后，立即遭到了乱帖轰击。那些狂热的网友认为，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个汉奸，这片文章自然也就是汉奸文章。 郁达夫先生最为人知的作品当属他的小说《沉沦》和《迟桂花》因为这两部作品总是被各种选本选中。很多人都说他的旧体诗写得好，包括郭沫若，包括李敖。但我知道的只有“曾因酒醉鞭名马，更怕情多累美人”这差不多成了经典的两句。 从上述的作品看，达夫先生是个有几分颓废、有几分伤感、有几分肉欲、甚至还有几分堕落的人。他在当时敢冒着天下的大不题，把自家的精神的痛苦、性的苦闷都暴露出来，这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力量。文章一发，自然在文坛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连许多号称新潮的作家都对他侧目而视。当然，他的那些以暴露闻名的小说放在今天来看实在是太温柔了，他也不过是含含糊糊地写了男子的自读，今天的小说可是把生活中有的和生活中未有的有关性的事情都操练了，社会乃至文学的进步于此可见一斑。达夫先生因为写f那样的小说，在当时是被正入君于们骂为“堕落分子”的，当然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但不堕落而且还十分地健康进步。 其实，达夫先生不仅仅能写那种青春小说和艳情诗，他还能写华美流利、气韵生动的散文。他通晓日、德、英文，当然也能翻译外国的小说。他在追悼鲁迅的文章里这样写：“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他在怀念徐志摩的文章弓泻道：“文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像高尔基一样，活到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为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多么睿智，多么深刻，都可以成为警句流传，那里去寻找一丝颓唐、堕落的气息？ 回顾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几乎可以说是浙江人的天下。（现今的文坛也一半是浙江人的天下了）周氏兄弟，徐志摩、茅盾、郁达夫、李叔同、丰子凯……现代文学史上最革命的作家、最反动的作家、最顽废的作家、最超脱的作家、最风流的作家、最浪漫的作家、当然也有最无耻的作家，都是浙江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是留日的，即使没在日本留过学，也是在日本待过的。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前，他们对日本都是很有感情的。鲁迅有他的藤野严九郎，周作人有他的羽田信子，连徐志摩这个留西洋的，在日本过了一越，也留下了“最是一低头的温柔，好似一朵睡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这样的多情诗篇。无法知道郁达夫在日本有没有好友，但我相信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他在日本喝着清酒的时候，未必就对日本人乃至日本民族没有好感。但他最终还是被日本宪兵用手扼住喉咙窒息而死。 其实早在鲁迅、郁达夫等人留学日本之前，日本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干部训练基地。孙中山他们那一拨就不用说了，更早的还有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都是看事不好，拔腿就跑。往哪里跑？往日本跑。后来的徐锡麟、秋瑾、邹容、陈天华、黄兴……这些打黑枪的、扔炸弹的、跳大海的、剪小辫的……总之是几乎所有的跟大清朝做对头的，几乎都是在日本洗了脑筋受了训练。包括后来的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这些人，也都在日本学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回到中国后成了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再后来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是一遭通缉或是一有失意就东渡扶桑，而且总是能在那边弄出点浪漫故事来那么，起码是在这些时候，日本人里还是有许多的好人，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但很快，日本人就打到中国来了。我相信，日本的侵略中国，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烧杀奸淫，会让上述那些在日本留过学或是居住过的中国人心中百感交集，包括郁达夫。 近年来我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去年也曾经去日本住了十几天。面对着彬彬有礼的日本男人，面对着“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日本女人，我总觉得那些在中国无恶不作的日本兵不是从这个岛国上出去的。但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些彬彬有礼的日本男人和温柔的日本女人的父辈，亦或那个在大街上鹅确独行的面孔慈祥的老人就是一个当年的军曹。怎么会是这样呢？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当年那批日本士兵，是战争这个特殊环境的产物。特殊的环境需要特殊的人物也造就出特殊的人物，特殊的环境能把人变成野兽，在一个吃人的环境里，如果你不参加吃人的活动，很可能就要被人吃掉，甚至是被自己的同志吃掉。这不是民族的间题，更不是人种的问题。这是政治家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问题。士兵在成为士兵之前，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在战争的环境中丧失了人性的成为了宪兵的日本老百姓用手扼住了郁达夫的咽喉，使他窒息而死。 现在，达夫先生的子女们回忆父亲残遭杀害的情景，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这是正义的感情；达夫先生故里的中学生通过千龙网发起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达夫先生遗骨的运动，这毫无疑义是一个充满了爱国主义色彩的教育运动，同时也是一个表达对家乡伟人景仰之情的、充满了乡土自豪感的爱乡教育运动。但窃以为不能借这件事煽动一种褊狭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过去的、现在的、所有的日本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样就丧失了这件事情的意义，甚至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我承认日本人里有坏人，但我并不认为日本人里边的坏人就比中国人里边的坏人多。是的，他们的宪兵扼死了我们的作家郁达夫。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公安不是也用利刃切断了张志新的喉管然后才执行枪毙吗？我们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的“革命群众”不是也疯狂地杀戮甚至煮食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更甚至连吃奶的孩童也不放过吗？我不知道那个用手扼死郁达夫的日本宪兵和那位用刀切断张志新喉管的中国公安哪个更好一点。我电不知道那些在战争时期残杀中国人的日本士兵和那些在“文革”时期残杀自己同乡的中国“革命群众”哪些更坏一些。我认为我们应该痛恨的是战争和发动战争的人，以及至今还不承认有过这样一场侵略战争的人。寻找遗骨就是寻找遗骨，与日本的善良百姓无关，更与东芝笔记本的索赔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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