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故事新编: 语文的学习
语文的学习
我定出三个要求作为自己语文学习的方向，就是：要用现代口语；在用词上要注意规范化；在语法上要力求精密。
在目前，北京口语和书面官话是有区别的，而且各有各的特点。在这本书里暂且决定：故事中的对白用北京口语，故事的叙述酌量用书面语。文字跟口语能够一致的应当求得一致。同样一个单词或者同样一句话，文言里有，口语里也有，说法不一样，可是意义相同，我就采用口语，决不故意转文。要是口语里没有，那么就采用文言。为了使现代汉语更丰富起见，不但文言，就是方言，甚至外来语，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利用。这就使我明确了：采用口语是指尽量采用口语，并不是连术语、新词都不用的意思。
在用词上注意规范化是个选词问题。因为汉字是单音的，就有人误认为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可以独用的意义单位，好像随时可以拼凑，甚至一个双音节的词儿又好像可以颠倒使用。这种随意拼凑词儿的办法不但增加了举习的困难，而且连单词也不能规定下来，就是说，许多词儿还没做到规范化。例如“战士”这么一个单词，在过去就写成“兵”、“卒”、“兵卒”、“卒兵”、“兵士”、“上兵”、“士卒”、“兵丁”等等不同的形式。一个条件连接词，文言口语合起来，我们就有：“若”、“如”、“倘”、“苟”、“要”、“使”、“设”、“要是”、“假如”、“假使”、“假令”、“假若”、“倘然”、“倘若”、“倘使”、“倘或”、“倘令”、“若然”、“若果”、“如果”、“如或”、“设使＂、“设或”、“设若”、“诚能”等二十多个，也就是增加了二十多倍学习的困难。这些汉字好像可以随意拼拼凑凑，意义都差不多，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初学的人如果写了“倘果”、“苟果”、“若倘”、“若假”、“若设”……那就不行。可见挑一两个词儿专门使用，可以减轻学习的负但。因为在用词上希望力求规范化，并注意到同音字的混淆，我就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同义字。比如上述的条件连接词，只用了“要是”和“如果”两个，别的一概不用。又如这儿用了“士兵”这个词儿，别的地方用到这个词儿，仍旧是“士兵”，决不有时写成“士兵”，有时写成“兵士”。
努力于词儿规范化的另一个尝试是把兼职过多的字尽可能地予以分工。例如北京话里一个“给”字，通常就有五种用法。
( 1 )
“给予”的意思，如：甲给乙一本书。
( 2 )
“被”的意思，如：甲抬乙打了。
( 3 )
“替”或“为”的意思，如：甲抬乙寄信。
( 4 )
“把”的意思，如：甲给乙那本书拿来了。
( 5 )
“对”或“向”的意思，如：甲给乙赔不是。
在这本书里原来也是这么用的，后来我有意识地把“给”字的职司尽可能地限于”给予”和“被”两种用法。这只是一种尝试，自已还没达到很熟练的程度，看不到而没改的地方一定还有。
这本书的用词还远远说不上规范化，只能说因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尽可能地利用复音词，所以同音字的混淆虽然不敢说没有，可以说是比较少的。要是我们能做到词儿规范化，利用复音分化同音字，那么，一篇文章就不必全靠书面上字形的区别来区别意义，只要我们看得懂，大体上我们也一定听得懂。
我总觉得过去我们有不少文学作品，读起来固然很顺口，可是按语法分析起来，好像还不够精密似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过分节省笔墨，不是省去一个主语，就是删去一个宾语，至于代词更是可删则删。我为了想在语法上力求精密，有时候就故意补上代词。例如，本书第31篇有一段本来是这样的：“晋国许下五座城，到现在还没交割。今年遇到了饥荒，派人来籴粮，应当答应吗？”后来把这一段改成：“晋国许下咱们五座城，到现在还没交割。今年他们有了饥荒，派人来买粮食。咱们答应不答应呐？”加了两个“咱们”、一个“他们”，虽然多几个字，可是比原来的说法到底清楚了不少。
同语法力求精密有联系的是用字和造句的精密性。有些北京话的词儿和句子对北京人来说不致混淆，可是在别的地区的人看来，有时候难免发生误会。例如，“甲被乙打了”这么一句话，北京人可以有五种说法，意义完全一样：
( 1
）甲给乙打了。
( 2
）甲让乙打了。
( 3
）甲叫乙打了。
( 4
）甲让乙给打了。
( 5
）甲叫乙给打了。
这儿的“给”、“让”、“叫”都是“被”的意思，可是有些地区的人看了不明白，为什么甲会自愿地让人家打，甚至主动地叫人家打。这是因为“让”本来有“退让”、“邀请”的意思，“叫”本来有“招呼”、“叫唤”的意思。我认为把“给”（被）、“让”（请）、“叫”（呼）三个字按一般的用法分工，那要比都当作同义字精密得多。
在句子方面，口语当中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他差点儿摔了一交”这么一句话，我们知道“差点儿摔”实际上并没摔。地道的北京话说成“他差点儿没摔了一交”。按理说“差点儿没摔”是已经摔了的意思。如果是指没摔，不过险些儿摔，那么这个“没”字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北京话也并不在“他差点儿没了命”这么一句话里加个“没”说成“他差点儿没没了命”。像这一类地道的、可不大合乎一般习惯的北京口语，我就改成普通的说法。
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试验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语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在写作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我国的历史故事实在丰富，内容也真有价值，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用现代口语翻译或改写出来，让一般不大接触古文的读者也可以自由阅读。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低，文学修养差，几年来我把这本历史故事新编写了又改，改了又重写，始终觉得缺点太多，随时需要改正。
这本书曾于1948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全国解放以后，也再版过。几年来读者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这次承几位同志嘱咐，要作为通俗历史故事出版。我就忙里偷闲地看了几遍，加以修订。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一定不少，请读者多多指教。
林汉达
1962年3月修订
1964年6月再修订
附：作者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对于汉语学习的经验之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语言文字（尤指北京地区的口语、文字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发展状况，当然其中的一些文字的用法现在已很少见，如“词儿”现在一般用“词”。“要用现代口语；在用词上要注意规范化；在语法上要力求精密”这三个方向是值得提倡的。其中“规范精密”是为了是语言文字表达清楚，防止歧义；“现代口语”指出语言也要与时俱进。当然要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学等，学习古文是很有必要的，但我认为这与提倡语言与时俱进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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