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散文: 艺文掇英安居
我年轻时对住房的大小好坏几乎是没有注意，大丈夫志在千里，一席之地足矣，何必斤斤计较几个平方米？及至生儿育女，业余创作，才知道这居房的大小好坏可是个利害的东西！
五十年代一家四口，住了大小两个房间，二十多个平方米，这在当年也不算是最挤的。可那房间只有西北两面有窗户，朝东朝南都是遮得严严实实地，冬日不见阳光，西北风却能从窗缝里钻进来，那胡胡的尖叫声听了使人心都发抖。晚上伏案写作，没有火炉，更没有暖气，双脚和左手都生了冻疮，只有右手不生冻疮，因为右手写字，不停地动弹，这也和拉黄包车的人一样，拉车的人脚上是不会生冻疮的。当然，防寒还是有些办法的，后来我曾经生过炭火盆，差点儿把地板烧个洞；后来又用一个草焐窝，窝里放一只汤婆子，再盖上棉花，双脚放在棉花上，再用旧棉衣把四面塞严。寒打脚上起，只要脚不冷，心就不擅抖，那泡制出来的小说也就有点儿热情洋溢。
一到夏天就难了，西晒的太阳是无情的，它把房间晒得像个刚出完砖头的土窑，一进门便是热浪扑面；夜晚的凉风吹不进，到清晨刚有点凉意，那一轮火红的太阳又从东方升起！再加上三年困难之后自家举炊，一个煤球炉子就在房门口，二十四小时在不停地加热，热得孩子们都是睡在汗水里；热得我也无法泡制小说了，因为燠热会使人心烦意乱，手腕上的汗水会把稿纸湿透，泡制出来的小说不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作家和房子的关系。
八十年代我在国内跑来跑去，和我的同时代的同行们相会时，一个个都在为住房的问题而叫苦不迭，他们的书桌都在床头边，原稿和书籍是塞在床底下的。作家作家，他是坐在家里作的，坐在宾馆里作终非常久之计，还得有单位愿意为你付房钱，你一天作出来的几页纸，值不值那点儿钱？所以那年头我和朋友们相见时都要问一句：“你的房子解决了没有？”
那一年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团开会，讨论作家如何评级。我开始时坚决反对，我觉得作家评级有点儿滑稽，伟大的作家和不大的作家怎么能都评一级？二级作家的作品也许比一级作家写得更好点；他今天是三级作家，明天出了一部作品很伟大，你作家协会能不能及时地加以调整呢？后来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对我提意见了：“老陆，你不能反对，作家如果没有职称的话，他就分不到房子，长不了工资，你也得为我们考虑考虑。”
我闻此言如雷贯耳，对对，作家要评级，一定要评级，工资还是小事，他们有稿费，这房子可是真家伙，没有级别是分不到的。作家虽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他又没有工程师的职称；说是可以相当于教授或副教授，高教部却又不承认这一点。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没有职称和级别，你叫人家分给你什么样的房子呢？记得有一年，我的一位老友去为我争取住房，那位管房子的领导问道：“他是什么级别？”我那位老友有点吱吱唔唔：“他……他是作家，需要一间书房。”“我们只管住房，不管书房，是作家去找作家协会。”我的天，作家协会的和尚自己还没有禅房呐，哪里能顾得上你们这些挂单的。好好，我举双手赞成作家都要评级，而且要尽可能评得高一点，评个一级相当于高级工程师，也许能分到三室一厅，一室作书房，一室给孩子，还有一室住你们患难夫妻，也尝尝这苦尽甘来的甜蜜味。
忽忽又过了十多年，我还在国内跑来跑去，同行们见了面时，再也听不到“房子问题解决了没有？”倒是常听到：“你来玩，就住在我家里。”能说“住在我家里。”，那可了不起！这句话我以前只听到外国作家对我说过，听到之后羡慕不已，感概万千，因为能说这句话的人，决不是那种把书籍和原稿都是塞在床底下的。如今却也有中国作家能说这句话了，而且还不是个别的人，据我所知，凡是有了级别的作家目前都已经有了房子，少数人的情况有些特殊，但也在解决之中。所谓的解决也是提高的问题。再也听不到有谁还是把书籍塞在床底下了，书籍也分到了“房子”，都上了架子，进了柜子。有些人家的房子还令人刮目相看，简直够得上豪华二字。那无房的痛苦和有房的激动好像都已经过去了，记得有些人在初分到房子的时候反而写不出文章来，老是惦记着那楼梯上还要装一盏壁灯，那墙纸是用黄的还是绿的……那……那个穿尖跟皮鞋的女人又来了，柳桉地板要被她踩出麻子来的！这正应了当年农村里的一句老话，叫穷人发财如受罪。当年还有人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是作家们还是没有房子的好，许多人都是在艰难困苦之中才写出不朽之作来的，叫“文穷而后工”。文穷而后工恐怕不是说文人要穷得当当响才能写出好文章来吧，中国字一字多义，穷有探索、追求、推敲、彻底之意，不完全是指贫穷而言。如果作家们都要穷得家徒四壁，穷得无立锥之地才能写得出好文章来，那还有谁愿意来干这种痛苦的事业？
我们的前辈作家们虽穷，可是他们的故居还是可以供人赡仰的。
如今我还在国内跑来跑去，怪了，我发现那些过去被我认为是住得较好，被人羡慕的人家，相比之下倒又显得寒碜而仄逼，真是老的不如少的，先来的不如后到的。我想，这也很自然，没有什么可以造成心里不平衡的，如果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话，那就说明上一代的人出了什么差错，或者是吃干饭的。不过，有时候也有些恍惚，如今坐在明亮的、宽敞的、有着吧台的客厅里闲聊时，老是要纠缠着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想当年在奔走呼号解决房子问题时，谈论的倒都是现实主义……
1997年2月23日
收到后请即交文艺部王必胜、杨柏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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