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散文: 老叶、你慢慢地走啊！
叶至诚走了，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了，写文章来悼念他，他也不知道，或者说我想写什么他也早已知道，他会劝我：“别写吧，你多多保重自己。”他写了一世的文章，当然会知道我写这样的文章时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一身一世不肯麻烦别人，从不伤害别人，不想使别人扫兴，更不愿使别人伤心。他的为人甚至使我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病已经无法挽回了，他很可能在江苏省五次文代会和作协四次代表会开会的期间去世，因为这时候他的老朋友都要到南京来开会，免得大家再跑一个来回，老朋友都不那么健壮了，舟车劳累。果然，我下午一时到南京，他在上午十一时便离开了人世……如果一个人最后可以用一句话为自己总结的话，叶至诚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我不负天下人！”当然，叶至诚决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不会自豪，他总觉得自己除掉文学之外，对一切都是无能为力。
我有负于叶至诚，如果三十五年前我不闯入他家，不去呼朋引类，那《探求者》的一场恶梦也许可以幸免。历史可以宣告我们无罪，痛苦和屈辱也可略而不计，可那金色的年华却因此而付诸东流，弄得叶至诚直到离休之后才抓紧时间坐下来，想好好地看点书，写点东西。今年夏天酷热，他的居所断水，我在电话中邀请他来苏州住几天，他说不行，有一篇文章正在结尾。结果是文章还没有写完，人却进了医院。等我得知他的病情恶化赶到南京看他时，他已经昏迷，偶尔睁开眼来时也不能讲话了，只是喃喃地重复着我的电话号码，他老是惦记着要给我打电话，有人说他可能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想，他要对我说的话只有一句：“你当心身体。”其余的事情不会有的，他不肯麻烦别人。
这个世界也有负于叶至诚，一个从十多岁就开始写文章，出书，当编辑，当作家，后来当《雨花》主编的人，最后的职称只是副编审。我看，在当今文学期刊的编审中很少有人能超过叶至诚，他读得那么多，中国的，外国的，从前的，最近发表的，只要是较有名的作品，他几乎是无所不晓。十多年前他就想编写一本世界名著的内容摘要，可惜的是当时有人认为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现在这样的书已经有了，而且还不止一本。他读得多，因而对作品的见解也就比较准，比较深，对各种流派都不会大惊小怪。看不准的当然也有，可那抄袭和摸仿却很难逃过他的眼睛。当他十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叶圣陶先生常常要叫子女同读一个作品，读完后各自发表见解，总是三官（叶至诚的乳名）的见解最高明，这在叶圣陶的日记里都是有记载的。那一年文艺界和出版界评职称的时候简直是一场混战，当我听说叶至诚只能评副编审的时候也只能深深地叹了口气，真是官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叶至诚对此当然不很高兴，但也未痛不欲生，他能作语自嘲，说他一生一世都只能是副，有一种付属性。年青时，人家介绍他时总是说：这是叶圣陶的儿子叶至诚。中年时人家介绍他时又说：这是姚澄（著名的锡剧演员）的丈夫叶至诚。老来人家介绍他时还要说：这是叶兆言（著名的青年作家）的爸爸叶至诚。叶至诚说完后哈哈大笑，那笑声远近皆闻。我听了也忍不住要笑，笑完了不免要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一种境况是天成，谁叫他的父亲和妻、儿都那么有名。另一方面，叶至诚自身也有缺点，他太不懂得斗争哲学，他文史都读，唯独对理论的学习很不认真。他藏书极丰，爱书如命，在同辈人之中，没有一个人的藏书能超过他的。五十年代，有一位朋友在叶至诚家作客，对叶至诚的藏书之丰大为惊奇，他把所有的书橱都流览过以后便提出一个问题：“怎么看不见马列主义？”
叶至诚脱口而出：“马列主义在外面。”他说的是实话，在他的书房门外确实有一口书橱，里面装着马列主义。言者无心，闻者有意，到了１９５７年批判叶至诚的时候，那位朋友写了一篇批判叶至诚的文章，题目就是《马列主义在外面》。文章不长，却易懂易记，像匕首一样的锋利。在那年头，一个搞文艺的人居然把马列主义放在外面，这本来就是大逆不道，更何况那时的叶至诚已经掉进了《探求者》反党集团的深渊里，说明他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是偶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写《马列主义在外面》的朋友，却也因为自己另有不合马列主义的文章而成了右派。
叶至诚不懂得斗争哲学，他自己也知道是个大缺点，可也没有办法，与天斗他不懂天文，与地斗他不懂地理，与人斗他更是害怕，一看见要斗起来了，他立即鞠躬如也，哈哈而退。
有人说老叶的脾气好，不与人斗，可以长寿。现在看起来，这话也是错的，老叶的寿命并不长，终年六十六岁，与人斗的人其乐无穷，寿命也不一定就短到那里。
江苏省的四次文代会和五次文代会之间相距十一年，开四次文代会时我送走了方之，开五次文代会时我又送走了老叶，一想到我的这两位挚友都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就要掉眼泪，可是想想我们相交的始末，却真正地体验到世间确有真情在，人生并非是虚空的，这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要不然的话，一个作家在拼命地追求真诚，追求真诚的友谊与爱情，到后来却发现爱情原来只是性欲，友谊只不过是利害关系，那才是一个作家最大的悲哀，而且是欲哭无泪。
19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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