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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散文]孙犁散文集 耕堂读书记（九） [第23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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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 耕堂读书记（九）
读《旧唐书》 （一）《旧唐书》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于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后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于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旧唐书成于后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崔龟从诸人所记载而增损之。宋仁宗朝，奉诏成新唐书，而旧书遂废矣。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转多援据旧书，以新书中所载诏令奏议之类，皆宋祁刊削，尽失本真，而旧书独存原文也。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于世。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后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后世。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于后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于原始记录之中，后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于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后，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实录乎？抑有所推演乎？后人不得而知。历史无对证，正如死人无对证一样。唯其无考，人皆信之，无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质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强。太史公著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后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传，在《旧唐书》卷七十一。传颇长，独占一卷，是名臣良将才能有的。 传称：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为元宝藏典书记，李密很欣赏他的作品。传中引了他为李唐安辑山东时，写给徐世勣的信，内有：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 等语。可略见其措词说理之工。但魏征所学为纵横之术，也就是帝王之学，其目的是辅佐王朝，展其抱负。这就是秦李斯，汉张良，三国诸葛亮所追求和实践的那种学问。他读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或学者。《四部丛刊》中，有一部《群书治要》，就是他广泛读书的摘要。流传至今，学术价值很大。 治国安邦，魏征用的是儒术。 传载：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我们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当个法家，其实也并不容易。文词，口才，胆识，学问，缺一不可。“四人帮”以法家自居，看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实在没有一人够格。他们以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国的法家贬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于争谏，为历代所称赞。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窦建德、建成，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敌人。唐太宗曾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魏征当时处境也有艰难之处。传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征在争谏时的审慎态度。 太宗曰：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征拜谢曰： 陛下导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的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征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征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 至于传说：太宗玩鹞子，魏征至，遂藏于怀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长时间，鹞子终于闷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实。 魏征晚年，屡次称疾请逊位，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后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 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态，如此变化，大臣进谏，也就难以从容了。历史如此，圣贤无术。 魏征一生还不错。死后，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传的最后，“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时多耳。 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样三件小事。其他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今读《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二、三两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于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检出。文字或与通鉴略有出入，内容毫无加减，可以证明前文所记，司马光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了。司马光是很有眼光，有见解的。他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别人或者以为前面所记三件事为小事。而司马光却把它作为大事来记载。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活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仪。他不只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要处处小心，防备他人。他也得深思熟虑，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处理好。因为这些小问题，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业、大问题有关。 我没有做过官，更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不知为什么，也满有兴趣地，记住了那第三件事。想来是觉得郭子仪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羡慕和“当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这样，郭子仪的晚年，也就不会有安全感了。 传中引述史臣裴垍的评论：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身为名将，能有这样的下场，确是少见的了。 （四）卢杞 因为上文提到了卢杞，我又读了他的传。传在卷一百三十五。 卢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怀慎，做官的名声很好，他的父亲奕，天宝末死于安禄山之乱，所以，他还可以称为烈士的儿子。他是以门荫做官的，官升得很顺利，很快就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传记先对他的外形及行径，作了丑化：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于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对于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后，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么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么“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鷟，有一本书叫《龙筋凤髓判》，文体虽稍有不同，实际是这类文字的共同范本。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 与韦执谊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就是今天说的哥们义气。 这些死交，史传只提到九个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数第二。分工时，他也不过是“唱和”和“采听外事”，并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当权，带有偶然性和传奇的色彩。史称：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这个权的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毫无做官经验的人来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们，官迷心窍，却不承认这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果然不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 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御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宫中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周围的人，显然都在看他的笑话了。 王叔文是一个书生，好感情用事。他母亲死前之一日，他宴请学士和内官，发了很多牢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近似市井语言的话。 不久，因顺宗久病，皇太子监国，政局大变，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耕堂曰：史称王叔文任气自许，观其行事，亦无大过，实不同于“阴贼”一型。罹此惨局，亦可伤矣。他的过错，顶多只能说是“揽权急进”，然于仕途，此亦常规。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但因此失败，而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欤？ （六）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是文苑传。前有序论，首谓：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苡”，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序论做的并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谈，且有矛盾之处。不过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论点。最后说： 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以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文苑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 以上四人，文学史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文集，除杨炯外，我皆购置。《王勃集》为木刻本，不知系何种丛书之零种，共六册，题《王子安集》，纸张刻印，均不甚佳。《卢照邻集》系四部丛刊本，题《忧幽子集》。《骆宾王集》，系中华书局近年出笺注本，题《骆临海集》，我都没有细读过，印象不深。他们的文体，还沿用六朝时的骈体，曲故连篇，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怕骈体，骈体自然协调，增加文字的韵味，就是近代的白话文体，也不排斥这类句法和修辞。我怕典故，我头脑中典故很少，一边读文章，一边又去看注，这实在是一种苦事。古人抒发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语言，而用典故去代替，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对感情、思想的抒发，是一种局限。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王勃那么多文章，唯有《滕王阁序》那么通行？《滕王阁序》中对仗的句子那么多，为什么又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那么脍炙人口？还不是因为作家触景生情，冲口而出，既尽描绘之能事，又流畅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骆宾王的名句：“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么动人，千古传诵，也是因为出于自然，得其本真。 文学史上说，他们四人的文风，已不同于六朝，开始向自然活泼的方面发展，我因体会不深，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卢照邻的传记很短，只有六行。说他“因染风疾去官”。 又说“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他曾向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请教，我读过那篇文章，孙思邈也没有提供什么处方，只是向他讲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顺应自然，才得养生，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旧唐书》有孙思邈的传，也引述了这段文字。 王勃的传记较长。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著名学者，著有《中说》。“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 可以说是早熟了，但亦早逝。传载： 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骆宾王的传记更短，只有四行。内载： 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搏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 四杰在当时，就被识者认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中间，杨炯算是比较“沉静”的，还当了临川令，传记里也说： 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养成傲慢之性，举止乖张，结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学龄，即授以诗书技艺。此如种植，违反自然季节，过多人工，虽亦开花结果，望其丰满充实，则甚难矣。神童之说，弊多利少，古有明证，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识开发，端赖教育。授书早，则开发早，授书晚，则开发晚。然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开发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词清丽，易招赞美。个人色彩重，人生经验不足，亦易因骄傲，招致祸败。晚成者，其文字得力处，即不止情感属词，亦包蕴时代社会。然冲淡谦和，易失朝气。固知此道，甚难两全，实则不可偏废也。 （七）陈子昂、宋之问 《旧唐书》文苑传中，包括著名作家陈子昂、宋之问等。 我有《陈子昂集》，近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宋之问集》，为四部丛刊本。 传载陈子昂： 家世富豪，苦节读书。褊躁无威仪。文词宏丽，为当时所重。卒时年四十余。 传载宋之问：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 先天中，赐死于徙所。 耕堂曰：陈子昂、宋之问同事武则天，为后人所讥，然情况甚不一样。其主要区别为：陈在做官过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 唐太宗干掉了两个亲兄弟，才当上了太子。在他晚年，为了选定太子，真费了心思，曾急得“自投于床”。废了一个，选定一个，即后来的唐高宗。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昏庸无能，又弄出一个武则天来，杀了那么多无辜，用了那么多酷吏，闹了那么多丑闻。但因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历来被一些文人学士，另眼相看。其实，她对文人学士，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例如前面记的赠锦袍一事吧，就是拿两个文士开心。她是在举行诗歌大赛，发的是实物奖。她是皇帝，多预备几件锦袍，把得奖面扩大一些，或一年举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费什么，更用不着请别人赞助。她却夺一个给一个。被夺的当场无趣。得奖的，自己或以为荣，有识者或以为耻。 陈子昂忠心耿耿，给她上了那么多建议，临死之前，并没有得到她的保护。在武则天当权的时候，一些名臣良将，并没有辞职不干，不能单单责备陈子昂。 我在读小学时，就知道有个武则天。国文课本上有她的画像，头戴皇冠，很是美丽。究竟如何评价她，我还是相信骆宾王的讨伐文章。因为时间那么接近，能看出当时人民对她的想法。 后来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学习，诛杀勋旧，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有人用诗文赞颂，都像一场幻梦过去了。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八）韩愈 韩愈传在《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传载： 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韩愈成进士之前，“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做官以后，“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因此接连贬官，屡上屡下。 传中收录了他三篇文章：“进学解”、“谏迎佛骨表”和“祭鳄鱼文”，可见这三篇，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传又载：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耕堂曰：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愈的性格及为人。韩愈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对朋友亲属，也多义举，对后学，非常热心。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 《柳宗元传》，亦在此卷中。柳，先世显赫，少年好胜，偶遇挫折，几乎一蹶不振，陷于绝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虽亦成家，其风格与韩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与遭遇有关，然与性格更有关。同时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别，性格实左右之。 至于文风的改变，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致。韩愈传的开头，已提到：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文苑中富嘉谟传，亦载： 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 所以说，文体的一次大变革，必须经多人的努力，时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话文体之兴，是经过前前后后，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应，普及天下的。但个人尝试提倡之功不可没，故胡适之为人推重。 韩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词，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义上提出的。 我的《韩昌黎集》，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大字排印本，毛边纸印，天地极宽，布函两套，今日已甚难得。而购置时，只花了六角钱。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传记说： 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韩愈是个老夫子，非常古板。传记说他“拙于世务”，他自己也宣称：“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韩愈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词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愈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皇帝好长生，谏佛是错了。皇帝还好大喜功，喜欢人颂扬。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 他的这些话，确实打动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怜悯之词！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当然有的皇帝，就是说这些话，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对待杭世骏（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后快也。 （九）刘禹锡 同卷有刘禹锡传。 刘禹锡也曾卷进王叔文事件。传载：“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是个重要分子。当时的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可见后台之硬，信任之专。传记并说：“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又见招怨之深，报复之重。 但是，这一遭际，也大大助长了他的文学成就，并给了刘禹锡一个接近群众，体验生活，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的机会。 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当贬官时，“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气，总在变化，后来“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就是说，忘记他过去的错误，慢慢提拔上来，又终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 这是因为自己失意，借题发挥，迁怒于人。不只进行人身攻击，还连上了籍贯遭际，也可以说是“失恕”了。我有《张曲汇集》，广东丛书本，印得非常讲究，也附录了刘禹锡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能损害张曲江的整个形象，只能说是形象中的一笔一画。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议，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为后来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报以快意之辞。刘禹锡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贯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改悔之意。作诗作序，多涉讥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后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们还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颠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史称：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势，他就跟着下来了。 不过，刘禹锡的结果还不错，活了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还遗留下相当可观的诗文，因他曾充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文集》，我有丛书集成本。 他虽然名位不高，当时的公卿大僚，都与之交。白乐天和他关系很好，对于他的诗才，很是推崇。认为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诗句，神妙极矣。这两句诗，在“文革”时很流行，领袖吟咏，人皆以为是对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词。但实是刘禹锡的失意自伤之词。大相径庭，大为误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传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后魏昭成皇帝。他八岁丧父，家贫，母亲教他读书，早年就成名了。 传记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一生之中，虽然为皇帝所喜爱，却一直官运不顺，屡遭排挤。还遭遇过如下事件： 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可以看出，唐时的年轻人，一旦显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视。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强由科试。”又说：“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可见地的文学成就，也是由官运不佳逼出来的。 他在诗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语近（即通俗），调新（即创新），无差（即合规律），有风情（即艺术性高）。这种主张，我以为，不只适于诗歌，也适于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 他说自己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及为人处世，是：“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 我有《元氏长庆集》，白纸，四册，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传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业儒。居易幼年，聪慧绝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样，也是先以才名，见知于皇帝。出于忠心，好上书言事。因此，官运也不佳，还遇到过这种事： 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可见：先是有人罗织罪名，随后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当时的宰相，即执政的眼色行事的。这是官场上的习惯斗争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他对官场，也少留恋，很快就远离政治漩涡，宦而隐了。晚年过得还算不错。诗歌自编，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后人才能得到一部这样丰富多采的《白氏长庆集》。 我有的是四部丛刊毛边纸本。 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惭愧的是，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恼，古今一致。白居易说：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底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他又说：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条规律。文学家的自白，能写得像白居易这样坦白自然的，还是少见的。元稹的传记中，自叙之作，就有三篇。有上书宰相的，有上书皇帝的，有专为自己辩诬的，都没有白居易这篇写得好。 史好对元白二人的比较是：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耕堂曰：统观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觉努力。及为政，多遇不顺，遭贬逐，然后放情于文字。当时文人，先应举成进士，做官后，就要应付皇帝，对付宰相，言官，方镇，以及中贵美人等等，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显，不失为功名。有文才者，虽政途多乖，终以文显。至于少数文人，过于疏放狂大，遭罹大难，亦有可取鉴者矣。 元稹传后附庞严传。此人为元稹和李绅所提拔。传记说他“聪敏绝人，文章峭丽。”为人有些类似元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贪势嗜利，因醉而卒。”读时牵连及之，本无可记。但他有一个朋友，名叫于敖： 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贬端州司马。严坐累，出为江州刺史。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制既下，敖封还，时人凛然相顾曰：“于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制出，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中外无不嗤诮，以为口实。 耕堂曰：这一段文字，类似小说家言，写得有声有色。可见古人，对于偶遇风险，友朋落难，就立即与他划清界限，并顺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还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运动以来，其数量，必远远超越前古，则无疑义。为此行者已不只朋友间，几遍于伦理领域。人亦习以为常，不似古人之大惊小怪。传统道德观念，从此日渐淡薄，不绝如缕。 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知古人之论，并不我欺。变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读《宋书·范晔传》 一 范晔字蔚宗，是《后汉书》的作者。《后汉书》是我国前四史之一，与司马、班、陈的著作并称，是古史的经典。 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朝人，在他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撰写《后汉书》。我的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刻印的七家《后汉书》，其书目为：谢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薛莹后汉收，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璠汉记、佚名氏后汉书（附）。 这些《后汉书》，原书都已失传。以上所列，是后人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古书中辑录出来的零篇散句，实际已经不能成书，也无法阅读了。 但在当时，这些《后汉书》，都是卷帙浩繁的。例如谢承《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记录为一百三十余卷。 书籍的流传与消失，有时是因为战火灾情，但主要是优胜劣汰。著书也如积薪，后来居上。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前人的成果，发见新的材料，证实过去的疑难之处。读者买书用书，自然也有所选择。这就是范书一出、他书俱废的原因。 我用的《后汉书》，是中华书局仿宋本，三函，共三十册。 卷首书：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梁剡令刘昭补志；唐章怀太子贤注。帝后纪一十二；志三十；列传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后汉书》原无志，范晔曾委托别人撰写。唐时，还有其他《后汉书》存在，章怀太子选中了范书，为它作注，使它成为权威著述。注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后汉书》的片断，标示异同，后世视为善本。 二 范晔传在《宋书》卷六十九，与刘湛传同卷。我用的《宋书》，是中华书局标点本。 兹就史传所载，摘录范晔行事如下： 范晔，顺阳人。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做官以后，遇事怕困难。太妃殡葬时，饮酒，开窗听挽歌，被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 有个叫孔熙先的，做官久不得调，心怀不满，想制造皇家弟兄之间的矛盾，“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先与晔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财宝。熟了以后，知道“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晔就陷入了宫廷的斗争。 他们支持的是彭城王刘义康，是当时皇帝的哥哥。不久被人出卖，事败，死时四十八岁。 《宋书》的作者是沈约。他在写范晔的被捕、受审、在狱、行刑时的情景，以及对话、心理，都非常详细、真实、生动。 是一篇很有味道的纪实小说。 出卖他的人，叫徐湛之，他对范晔的看法是：“倾动险忌，富贵情深。”皇帝对他的看法是：“意难厌满。”他哥哥对他的看法是：“此儿近利，终破我家。”此皆指宦情也。 三 耕堂曰：古人读书写作，是为了作官，也就是寻求富贵荣华。他们先以“时文”取得功名，作官不成或不顺利，才去著书。鲁迅诗云：无聊才读书。实不只此，著书亦多在无聊时。但有时，正在无聊著书，订下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忽然官运亨通起来，就再也无聊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笔墨，先去赴任盖章。此为无聊期的结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终结。有的人虽说圣明天纵，不可一世，一边做着官，一边还在写文章。因为只有得意，没有无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从前，以后只是卖卖名气而已。无聊即寂寞，曹雪芹寂寞时，可以写出极度繁华的小说；作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连无聊的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 凡是“富贵情深”的人，大都“意难厌满”。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以“文革”为例，“四人帮”中有两位文士，本无多少才情，知识也不丰富，文字也不大通顺。但得遇机缘，官运可以说非常之好。还不满足，一定要攘夺盗窃国家神器。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后，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但他们绝不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证之“文革”期间，这样的文人，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即可明白。 至于等而下之的中小人物，事隔不到二十年，受害的一代人，还没有死完，他们已经认为：整个社会忘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的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解放，仍把“造反有理”，作为行动的信条。有的装模作样，有的旧态复萌，有的想法翻案。此种现象，此种人物，今日实多见之，令人咋舌。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四 范晔在狱中，给甥侄们写了一封信：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 性别官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以上是范晔就自己的心情，秉性，学识和为文之道写的话。信的下半，是谈他撰写的《后汉书》：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 五 《史记》、《前汉书》，都附有作者的自序，述作者身世，师承，以及著作体例及经过。后来成为大的著述的传统作法。 《后汉书》没有自序，这是因为作者出了事，来不及写，可以把范晔这一封信，看作是他的自序。沈约引证了全文，并说：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评价很高。 范晔一生行事，除《后汉书》外，无可称述，我很喜欢他这封信，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文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所说的话，都是从肺腑中来，不会再有虚妄。文章一事，他所知甚多，见解也非常精辟，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对于历史著述，虽似夸耀，是亦真情。唯独到了这般时候，才流水一般，说出了天真的话语。 这时，范晔已经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无聊之中。四顾茫茫，生死异路。他想起了撰述《后汉书》时的情景，回归无聊之中。只有这一点，他无愧于心，暂时扶住了他倾斜的灵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话不只是真诚的，也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要以人废言的道理。 六 耕堂曰：余晚年阅读史书，多注意文士传记。发见：文士的官才，和他们的文才，常常成反比。又发见：文士官才虽少，而官瘾甚大。不让他们过一过官瘾，好像死不瞑目。有人，偶然一试，感受到官场的矛盾、烦扰、痛苦，知难而退，重操旧业，仍不失为文士；有的人却深深陷入，不能自拔，蹉跎一生，宦文两失。退得快的，多为文学真才，卓有成就；陷下去的，多为文学混混儿，其在文坛混，与在官场混，固自相同也。退之一途，又分主动与被动。主动则有抱负，被动则有激扬，皆有利于文字成功。所谓被动，即指政局变化，官场失利，刑罚贬逐之类。 至于官场不利之因，则有急功近利，轻浮躁进，不识大体，依附非人等等。范晔生长华族，喜好声歌，结交非类，参与赌博，已属于轻浮之流矣。而其初生时，头部触砖，或受震荡，因而举止乖张。此则余遵弗洛伊德之学说，从生理病理上揣想也。 1989年2月17日写讫 读《史记》记（上） 一 裴骃《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耕堂按：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以上，裴骃（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 《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骃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后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骃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二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后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后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后（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为，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 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三 夏曾佑还指出：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阴阳家多忌讳，使从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于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于窦太后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压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语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 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四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骃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著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后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骃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后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于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么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中。 读《史记》记（中） 一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后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著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耕堂按：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后，终于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著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于朝廷”、“隐于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著作先拿给他看。 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后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境寂寞的。 二 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据他的自序。班固所为列传，只多《报任安书》一文，其余亦皆袭自序。 耕堂曰：后之论者，以为《史记》一书，乃司马迁发愤之作。然发愤二字，只能用于李陵之祸以后；以前，钦念先人之提命，承继先人之遗业，志立不移，只能说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遇到意外的打击、挫折，不动摇，不改变，反而加强，这才叫做发愤。发愤著书，这种人生意境，很难说得清楚，唯有近代“苦闷的象征”一词，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种伟大事业，都必有立志与发愤阶段。立志以后，还要有准备。司马迁的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 人们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传大的事业。但才能二字，并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个人努力，和适当的环境。 努力和环境，可以发展才能，加强才能。 所谓才能，常常是在一个人完成了一种不平凡的工作之后，别人加给他的评语，而不是在什么也没有做出之时，自己给自己作的预言。自认有才，或自称有才，稍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经过长期努力，在一种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才能如此说。 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后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作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 这种不幸，或祸，常常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后果。姑不论司马迁在书信前面，列举的西伯以下八个王侯将相，他们之遭祸，完全是政治原因，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即后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个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祸，也无不直接与政治有关。 司马迁把遭祸与为文，联结成一个从人生到创作的过程，称之为：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是一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极端令人伤感的结论。更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为历史所接受，所承认，所延演，一无止境。 [三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齐人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耕堂曰：以上为秦始皇时，李斯著名之建言，焚书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详录之，以便诵习，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准确印象。李斯说这段话之前，是一位武官称颂始皇的功德，始皇高兴；接着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发表意见。 这一事件的要害处，为“以古非今”。这事件的发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业大著，志满骄盈之时。 他现在所想的，一是巩固他的统治，一是求长生。巩固统治，李斯的主张，往往见效。长生之术，则只有方士，才能帮忙。 看来，此次打击的对象是儒，重点是诗书（诗书，也不是全烧掉，博士所职，还可以保存。）但这时的儒生和方士并分不清楚，实际是搅在一起。始皇发怒，以致坑儒，是因为给他求仙药的人（侯生和卢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难说了。 儒家的言必称尧舜，在孔子本身就处处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参政思想很浓，非要试试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别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冲突较量，一次彻底的大失败。既然并立朝廷，两方发言，机会均等，即为政治斗争。后人引申为知识与政治的矛盾，或学术与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夸大了。但这次事件是一个开端，以后的党锢、文字狱、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这也算是古有明训吧！ 四政治需要知识和学术，但要求为它服务。历史上从未有过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政治要求行得通见效快的学术。即切合当前利益的学术。也可以说它需要的是有办法的术士，而不是只能空谈的儒生。所以法家、纵横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虽热衷政治，然其言论，多不合时宜，步入这一领域，实在经历了艰难的途径。最初与方士糅杂，后通过外戚，甚至宦竖，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扬仍旧，其进取方式，则不断因时势而变易。既如此，就是随时吸收其他各家的长处，孔孟之道，究竟还留有多少，也就很难说了。所以司马迁论述儒家时，也只承认它的定尊卑，分等级了。 在儒学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见的。有了一些知识，便求它的用途，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进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险，聪明一些的人，就选择了其他的途径。 《史记》写到的有两种人：一是像东方朔那样，身处庙堂，心为处士，虽有学识，绝不冒进，领到一份俸禄，过着平安的日子，别人的挖苦嘲笑，都当耳旁风。另一种则是像叔孙通这样的人。 叔孙通列传：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当叔孙通替刘邦定好朝仪以后：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步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司马迁虽然用了极其讽刺的笔法，写了这位儒士诸多不堪的言词和形象，但他对叔孙通总的评价，还是：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这是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家的通情达理之言。因为他明白：一个书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树，得到社会的承认，在现实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着重点出的，是“与时变化”这四个字。这当然也是他极度感伤的言语。 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当世之要务”。 1990年3月6日 读《史记》记（下） 一 司马迁在写作一篇本纪，或一篇列传时，常常在文后，叙述一下自己对这个地方，或这个人物的亲身见闻。即自己的考察、感受、体验心得，以便和写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证，互相发挥，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读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识、兴趣。兹抄录一些如下：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列传》） 有时是记一些异闻，如：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公、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刺客列传》） 他否定了一些关于燕太子丹和荆轲的传说。而他得到的材料，则是出自曾与夏无且交游过的人。夏无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荆轲刺秦王，殿廷大乱的时候，用药囊投掷荆轲的那位侍医。这样，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有时是见景生情，发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屈原贾生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 二 对历史事件，司马迁有自己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司马迁常常流露他对这一人物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结尾处，使读者回肠荡气。这是历史家的评判。但又绝不是以主观好恶，代替客观真实。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于刘、项。在《项羽本纪》之末，司马迁流露了对项羽的极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项羽推崇为舜的后裔。对他的失败，表现了极大的惋惜。但项羽的失败，是历史事实。司马迁又多次写到： 项羽虽然尊重读书人，但吝惜官爵；刘邦虽多次污辱读书人，对封赏很大方，“无耻者亦多归之”，终于胜利。历史著作，除占有材料，实地考察，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马迁所到之处，都进行探寻访问，这种精神，使他的《史记》，不同凡响。后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里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会再有《史记》这样的文字。 司马迁虽有黄老思想，但在一些伦理、道德问题的判断上，还是儒家的传统。他很尊重孔子，写了《孔子世家》，又写了弟子们的传记。记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记下了老子、庄子。对韩非子的学说，他心有余痛，详细介绍了《说难》一篇。其中所谓：“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今日读之，仍觉十分警策。 在学术上，他是兼收并蓄的，没有成见的。析六家之长短，综六艺之精华，《史记》的思想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余尝怪：古时文人，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败者？盖彼时文人自己，亦处失意不幸之时。如已得意，则必早已腰满肠肥，终日忙于赴宴及向豪门权贵献殷勤去矣！ 又何暇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颂德，应景应时之作了。 三 耕堂曰：《史记》出，而后人称司马迁有史才。然史才，甚难言矣。班固“实录”之论，当然正确，亦是书成后，就书立论，并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础，作全面叙述。 文才不难得，代代有之。史才则甚难得。自班马以后，所谓正史，已有廿余种，越来部头越大，而其史学价值，则越来越低。这些著述多据朝廷实录，实录非可全信，所需者为笔削之才。自异代修史，成为通例以来，诸史之领衔者，官高爵显；修撰者，济济多士，然能称为史才者，则甚寥寥。因多层编制，多人负责，实已无人负责。褒贬一出于皇命，哪里还谈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为史才之基础为史德，即史学之良心。良心一词甚抽象，然正如艺术家的良心一词之于艺术，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司马谈在临死时，告诉儿子：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这就是父子两代，史学良心的发现和表露。 用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史学的职业道德。这种道德，近年来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们应该把它呼唤回来。 史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就是忘我。 写历史，是为了后人，也是为了前人，前人和后人，需要的都是真实两个字。前人，不只好人愿意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坏人，也希望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夸大或缩小，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耻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现，非同文才的表现。它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 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史学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传世。 高低之分全在这两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称赞司马迁：“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实； 词省、文微，就是简练。 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一分材料，写成十分，乱加描写，延长叙述，投其所好，取悦当世，把干菜泡成水菜…… 等等办法，只能减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声誉。 至于有意歪曲，着眼势利，那就更是史笔的下流了。 今有所谓纪实文学一说。纪实则为历史；文学即为创作。 过去有演义小说，然所据为历史著作，非现实材料。现在把历史与创作混在一起，责其不实，则诡称文学；责其不文，则托言纪实。实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两不可能也。 所谓忘我，就是忘记名利，忘记利害，忘记好恶，忘记私情。客观表现历史，对人对己，都采取：“死后是非乃定”的态度。 当代人写当代事，牵扯太多，实在困难。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难以写好。沈约《宋书·自序》说： 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事属当时，多非实录。 班固能撰《汉书》，是史学大家。据说他写的“当代史料”，几不可读。这就是刘知几说的：“拘于时”的著作，不易写好。 能撰写好前代史传，而撰写不好当代的事，这叫“拘于时”。而司马迁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从古到今，片言只字，人皆以为信史。班固的《汉书》，有半部是抄录《史记》。就不用说，历代史学界对他的仰慕了。这源于他萌发了史学的良心。 四 我有暇读了一些当代人所写的史料。其写作动机，为存史实者少，为个人名利者多。道听途说，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并扩张之。强写伟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长文章，多换稿费。有的胡编乱造，实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阅读那些大小报刊，无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辩驳。如此，这些人就更无忌惮。这还事小，如果以后，真的有人，不明真伪，采作史料，遗害后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这是我的杞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见要人就巴结，见名人就吹捧的脚色。各行各业，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时是帮忙，多数是帮闲，有时是吹喇叭，有时是敲边鼓。你得意时，他给你脸上搽粉；你失意时，他给你脸上抹黑。 但历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将扫除一切污秽，淘尽一切泥沙。剥去一切伪装，削去一切芜词。黑者自黑，白者自白。伟者自伟，卑者自卑。各行各业，都有玩闹者，也不乏严肃工作的人。历史，将依靠他们的筛选、澄清，显露出各个事件，各个人物，本来的面目。 1990年3月9日写讫 读《史记》记（跋） 清人有关《史记》之著述甚多，多为读书笔记。最有名者，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读书杂志。我有金陵书局刻本。 此书，我在中学读书时，谢老师即为介绍，极为推崇。然中学生《史记》原书，尚未读懂，更未全读。此师以己之所好，推及于学生，实无的放矢也。今日读之，兴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个别文字之考证，甚干燥无味。我尚购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之著作，皆为中华书局近年排印本。其治学方法与王氏同，亦皆未细读。近人整理的郭嵩焘之史记札记，考据之外，还有些新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治学方法，治学爱好，终生孜孜，流连忘返。这种意趣，后人是难以想象的。此后，鲁迅先生于《史记》研究，颇有新的见解，惜《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论及司马迁者，文字不多。 其实，《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时之考证，对于读这部书，文义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认，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乱，于读原书，并无多大好处。所以，我读古书，总是采取硬读、反复读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两种《史记》：一为涵芬楼民国五年影印武英殿本。 一为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本也是据武英殿本排印的，余虑其有误植，故参照影印本。这两种本子，拿放都很轻便，字大清楚，便于老人阅读。 我没有购买中华书局近年标点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没有断句，更没有标点。此次引文，标点都是我试加的，容有错误。发表前，请张金池同志，逐条参照中华标点本，以求改正。这是很麻烦的事，应当感谢。 我以为：读书应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经历及用心。然后，就其文字内容，考察其实学，以及由此而产生之作家风格。我这种主张，不只自用于文学作品，亦自用于史学著作。 至于个别字句之考释，乃读书之末节。 黄卷青灯，心参默诵，是我的读书习惯。此次读《史记》，仍旧用这种办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欲再寻觅，必需检书重读，事倍而功半。 但还是读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读一卷，或仅读数页。本纪、世家、列传，及卷首卷尾部分，总算粗读一过。其他，实仍未读吧。回忆自初中时，买一部《史记菁华录》，初识此书。 时至今日，用功仅仅如此，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少，可使人惭愧。读书，读书，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读多少好书，只能自己心中有数了。 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 1990年3月11日晨记 读唐人传奇记 一 鲁迅论唐传奇： （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源出于志怪。（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三）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宋传奇集·序例》，首引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先生称：其言盖近是矣。”） （四）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五）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而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六）然而后来流派，实亦不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 以上综录先生论及传奇之言，稍加穿插，共得六则。余以为对唐传奇之研究，可谓发其端而尽其意矣。 二 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说“作意”、“幻设”，都是有意识的创造之意。 唐人的小说，已经超越单纯的记录，进入复杂的创作活动。小说的境界，已经不只是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涌进了作家主观的想象。 主观包括两方面：“文采与意想”。文采与意想，是文学创作的精魂。但这两点，在唐人传奇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不只使它明显地区别于过去的小说，也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以后的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放异彩。 任何现象，都有其由来，有其基础。唐代文人的文化素质，实不一般。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有目共睹。这些文士，多是从幼年就用功于此，有些人，甚至是几代相传。他们重读书，重旅行，重交友，重唱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引发道德、道义的提高。必然引发丰盛的想象力，引发出高尚的意象。高尚的人品，才能有高尚的想象；卑劣者，只能有卑劣的想象。其文章内容、风格、理想，自不相同。 唐代文人，在一种较高的文化素质根基上，创作小说，自有可观。又因为在诗歌领域的想象力，已经非常发达旺盛，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亦必不同一般。 三 这可以从比较上说明。此前不论矣。宋代传奇，胡应麟的话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鲁迅的话，已见上文，谓其主要缺点，是失去了“飞动之致”。 “飞动”二字，自幼即深印我心，以为是文学之命脉所在。 然究竟什么是飞动，如何才能做到飞动，则一直不甚了了。壮年以后，从事此业，见闻稍多，反复思考，所谓飞动即日常所谓神来之笔，得意文章。然此尚为玄虚之谈，未能得其要领。 后来读李白《谢朓楼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所领悟。 所谓飞动，就是“逸兴”和“壮思”的出现。就是在事实之上，出现的创造。或是在描述现实时，突然出现的奇思妙想。 这些奇思妙想的连续，就形成了作品的“飞动之致”。只有富于想象，诗作最飞动的李白，才能这样透彻地帮助我把问题解释清楚。凡是伟大的艺术品，都必具备“飞动之致”。雕塑、绘画如此。音乐、诗歌亦如此。文学名著《阿Q正传》、《红楼梦》、《水浒传》，都因富于此“致”，而得为小说上乘。 四 历来对宋人传奇的评价，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胡应麟把“近实”看作是宋传奇的优长之处，所以鲁迅说他的那一段话，只能是“几近是”。 近人吕思勉说：“惟小说究以理致为主。唐人所为，好用辞藻，故其品实不逮宋人。”并说，“……小说也，皆唐人启其端，至宋而后臻于大成，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这只能说是历史家的一种见解，不必深辩矣。因为文学的飞动，不只靠奇思妙想，而且还要靠足能传达这种奇思妙想的词藻。这一点，较之唐，宋传奇就大大失色了。 词藻——语言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此文人之法宝，久炼而成；小说之精华，非此莫属。 宋人并非不追求词藻，有时还常常在文中点缀诗词。不过总的说来，它的文词呆滞，不传神韵。失去魅力，失去读者。读者不能无精神食粮，平话小说乃乘运而兴。 五 唐人传奇之漂亮词句，幼年初读时，即拍案叫绝，至今仍能背诵。如《虬髯客传》之“张氏发长委地，立梳床前。” “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柳毅传》： “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霍小玉传》： “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都非强作美词，眩人眼目。 而是逐景生情，发自作者心中，所以能感人，并呈飞动之致。 唐人做诗做惯了，善于推敲，遣词造句，变化神奇，有如魔术。这自然影响到小说的修辞上。 六 唐人传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长有短。其内容，也包罗万象。就其主要作品来看，已从记述怪异逐渐进入现实人生。即如写梦幻，实亦为写人间。彰彰者如《南柯太守传》与《枕中记》，写的就是官场的沉浮，人生的荣辱。鲁迅说，唐代文人，“歆羡功名”。所以写这种题材多。名为警世，实亦渲染。 有的是写政治。《虬髯客传》，目的在于政治，即天命不可违，神器不可夺，为李唐着笔，虽有男女间的相遇相慕，只是陪衬，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东城老父传》、《开元升平源》两篇，更是直言不讳地写政治，写国家的治乱兴衰。而《庐江冯媪传》，实际上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农村小景。 完全进入现实生活，目的在于描绘世态的，是《李娃传》。这是唐人传奇中的一篇杰作。白行简不愧为大作家。它的优长之处，在于布局的完整、舒展，行文的自然、大方。对比之下，沈亚之等人的作品，则有些局促。鲁迅所说的“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它兼而有之。《霍小玉传》，虽亦缠绵，而波澜不敌。《无双传》，虽有波澜，而不自然。结尾处，为报一己之私情，草菅人命，伤害多人，以增传奇之意，虽步司马迁游侠遗意，然过于残酷，有失人道，不可取也。 《莺莺传》，作自名家，后人锦上添花，声名最显赫，然鲁迅谓“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有贬义。 但在唐传奇中，仍为佼佼。至于后来施之弹唱，演为戏曲，则文章之遭遇，亦如人生，有幸有不幸矣。 这篇小说，故事本极平淡，人物除红娘外，性格亦各平平。然千百年来，家传户诵，其理即在于爱情二字。悲欢离合之情，固通于千家万户，通于群众之心。以平淡之造意，获传奇之硕果，元稹之文字工力，究不可没也。 唐人之创作传奇，态度严肃，每有所作，必于篇前篇后，记录自己以及友朋姓名，写作缘起，以及事件发生年月，虽为小说，亦取信于人之意。 七 然记有人名、地址者，不一定皆为传奇，有的则是寓言。 余幼年时，不明这种区分，曾把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也视为唐人传奇。鲁迅则说，这种文字，“无涉于传奇”，因为它是“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 这也很难分。从道理上说：作者宣传一种思想，一种见解，借用一个人物的事迹，或通过他的语言，把一种思想和见解宣扬出来，这就是寓言。传奇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宣扬一种思想，但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接说教，而是用具体形象。 我看，寓言和传奇，就是在文学史上，也很难分得清楚。 读者会把它们，一样看做是小说。 跋 我在中学读书时，在保定“马号”一家兼营文具的小书铺，买了一本“毛边”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二年七月第八版，版权页有鲁迅印章），现在还在我的身边。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抗战前所有书籍，都已化为灰烬。这本书是我在土改时，从家中带到饶阳大官亭，在贫农团办公的大院里，拣了一小块办丧事用的黄绫子，把书脊糊裱了一下，又带进天津来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人文出版了《唐宋传奇集》，三月，我就买了一本。此后，我还买过一本，旧日中华书局为中学生选的《唐宋传奇》。还买过一本神州国光社的《唐人传奇》。前者，“文革”后回故乡时，带着路上看，被同村的一位教书先生拿走了。此人已逝去，书不知流落何方。后者，则忘记送给谁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我对中国小说及其历史，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并从鲁迅的著作，得到一些知识。但自己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写这篇稿子，还是以先生这两本书，为主要依据，自己也没有什么发明与增补。这同时说明，先生的论述，非常精确，是历久不刊之论。因为他是从作家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说的。 不过，因为眼下我的藏书多了一些，为文时，又按照先生的指引，参阅了： 一、《太平广记》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二、《顾氏文房小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三、《资治通鉴考异》同上。 四、《文苑英华》近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五、《说郛》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抄本。 实际也未细读，翻翻而已。 呜呼，晚年无聊，侧身人海。未解超脱，沉迷旧籍。虽古人称，优于博奕，实亦如鲁迅所云：“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此亦岂所以善吾生？”有可悲者矣！ 1990年8月29日记 读《东坡先生年谱》 王宗稷编，在“东坡七集”卷首。 一 此年谱字数不多，非常简要。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年月之下，记东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诗文，以相印证。东坡诗文，多记本人经历见闻，取材甚便。诗文有不足以明，则引他人诗文旁证之。余以为可作文人年谱之楷模。 二 据年谱：苏东坡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五岁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三十岁判登闯鼓院，直史馆；三十四岁监官告院；三十六岁，因与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岁，通判密州；四十二岁，知徐州； 四十四岁移湖州。 此间出事，年谱云：是岁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谢表以为谤。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按子立墓志云： 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祝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舩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余读至此，废卷而叹。古今文字之祸，如出一辙，而无辜受惊之家庭妇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体验之。 然宋时抄家，犹是通过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办，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伞以来，抄家变成群众行动，遭难者受害尤烈矣。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令人至其家取书，（是求书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无书也，有书亦为人取去。所答甚得体，有见识，不愧为文君也。朱买臣之妻尤有先见之明，力阻其夫读书，不听，则与之离婚，盖深明读书无益，而为文易取祸也。此两位妇女，余甚佩服，故曾为两篇短文称颂之。 四十五岁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五十一岁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几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见，命坐赐茶，并撤御前金莲灯送归值所。 耕堂按：这在旧日官场看来，是一种殊荣。但令不喜官场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妇人呴呴之恩，买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岁，出知杭州。五十七岁在颍州。五十八岁再入朝，任端明、侍读二学士。五十九岁，即绍圣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州，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过海矣。六十三岁在儋州。六十六岁，放还，死于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后之“随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三 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谓佳，然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幼读东汉书，慕范滂之为人，为母所喜，苏辙作墓志，及宋史本传均称引之。 可知其志在庙堂，初未在文章。古人从不讳言：学而优则仕，因士子于此外，别无选择。如言：学而优则商，在那时则不像话。既居官矣，则如骑虎，欲下不能，故虽屡遭贬逐，仍不忘朝廷。 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士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作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何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远古不论，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东坡论文，主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以为文止而意不尽，乃是文章极致。然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然在宋朝，欧公之外，仍当首选。其父与弟，以及王安石、曾巩，皆非其匹。以上数人，在处理政事上，皆较东坡有办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于文学。人各有秉赋、遭际，成就当亦不同。 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也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能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矣！ 四 《宋史本传》，全袭苏辙所作墓志铭，无多新意，唯末尾论曰： 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还是有些见解的。 1991年8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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