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端午节。

端午亦称端五、端阳，又称蒲节，而我的家乡称为五月节，正如中秋被称为八月节，通俗的称谓也。

我爱端午节，可不是为了免于逃学的自由。因为这天私塾放假也不过一天半天，这个自由有限得很。我爱的是端午的风俗。

这风俗，不仅在于划龙船，此外还多得很呢！这天家家门上要悬挂蒲和艾；堂上要挂判官画像；中午要吃雄黄酒，全家要吃粽子；小孩儿要穿老虎鞋，女孩儿胸前要挂上一连串特制的饰物，按即所谓的“端午索”；男孩子额头上还要用雄黄写上个“王”字，以避五毒；艾叶还要点燃，艾香扑鼻，据说是辟邪的。……可说名目繁多，而且大都集中于端午这天的正午时演出，够热闹的了。而全市商店一到正午时刻，家家上门板，打烊休息。这时候，即使是欠下商店债务的人，也敢于出头露面，债主再也无权逼债了。过了中午，人们吃过雄黄酒，酒醉饭饱之后，这才整其衣冠，到运河两岸看龙船去了。

我没研究过风俗学。据猜想，风俗也是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吧？例如端午节，我虽说不出它始于何时，但它似乎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纪念我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据说他在阴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沉，龙舟竞渡便是为了凭吊他；粽子，也是为了投入江中祭奠他的。一是辟邪，可以称为辟邪节，或者可以径说是个卫生运动日。因为剔除了它外面的迷信色彩，它是颇有点科学性的。但是我们没人对这些风俗进行过研究，而一概以封建迷信目之，加以反对，这也算不得真正科学态度。日本人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开明些，它虽然在明治维新时期大大欧化了，而日本固有的风俗比我们保存得多。比如茶道、花道、和服等等，至今未废。甚至在中国已经失传的 《兰陵王入阵曲》的舞蹈和唐乐，在日本还被保存下来，也是由于传统的风俗未遭破坏之故。──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再说我们的端阳节吧。门悬蒲剑，说可以辟邪，我不知有无道理，待考。但悬艾叶 （应称“艾虎”，是药物），那确有道理。现今我国的针灸学已经跨进国际医学界了，其中之灸，至今还是用的艾绒。幼时我家在中午拜祭钟馗这位判官老爷时，要将艾叶焚化，艾香四溢，如果不叫做“辟邪”，而称之为驱除蚊蝇之类烟熏剂，岂不是卫生之道？至今农村中还以艾绒搓绳，燃之以驱蚊蝇，更是明证！至于雄黄也是药物，载之《本草纲目》，它在医学上作为解毒、杀虫之用，外敷治疥癣恶疮和蛇虫咬伤。端午节内服雄黄酒，额上用雄黄写个“王”字，可说是外敷。它们都是为预防五毒咬伤之意，何尝是什么迷信？

至于悬挂判官钟馗像而拜之， 自然是迷信之举了；但他可以捉鬼，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总还给老百姓以精神安慰吧？当然，关于他的传说，我颇不以为然的。据说，他是唐玄宗患疟疾时梦见的一位大鬼，专捉小鬼而食，自称是曾应举不第，遂触阶而死的鬼魂。经这一吓，倒把唐玄宗的疟疾吓好了，因而命吴道子画了钟馗像以赐群臣。这位钟老爷只因考试不取，便触阶而死，未免太认真，或者说是太迷信考试了。你有真才实学，何必要那“学位”？至于唐玄宗因此便命大画家画其像而供奉之，也叫少见多怪！或云，钟馗实无其人，本是一种植物，叫做终葵，可以驱鬼；后人遂谐音而创造出一个钟馗来。如此，终葵大概是专驱疫鬼的，把他放到端午节来祭奉，其目的也似在驱除病疫了。这和雄黄、艾叶可算同一作用。不过神话一经成立，他自有艺术生命力，我们至今还是宁愿有个钟馗这样好判官，而不去信什么终葵了。童年时代，每到端午，我家也挂出一幅钟馗像的，不知是何人手笔，──自然不是吴道子的真迹，后来却颇怀疑是我父亲所作，但也没问过。这幅钟判官也画得可爱，应该说，他并无一般的“神”气，却极富于人味。只可惜早不知它流落何方了。后来，看到各种戏曲中的钟馗，愈觉他可爱得很！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钟馗嫁妹》或《李慧娘》中看到他貌似狰狞、其实妩媚的形象，他是不朽的了，但却和端午节脱离关系，未免可惜。否则，每逢端午，家家客堂里都悬上一幅我们田原同志画的《鬼敢来乎》，岂不也可美化生活？──不过中青年知识分子之家大多除外，因为他们的住房还有待落实，那来的客堂？

拜过判官之后，便可午餐了。但我首先要去抢那被切开而涂上雄黄的咸鸭蛋来吃。这份鸭蛋，似乎是放在天井里被正午太阳晒过的，这不知所为何来。但蛋黄，自然也连带雄黄，还是好吃的。之后，坐上桌子进行家宴了。这天的菜自然较为丰富，在我们这种小康之家，有两样菜似乎必不可少：一是拌凉粉，二是炒鳝鱼。前者可能是表示暑天降临，后者呢，据我揣测，它可能是五毒之一蛇的代用品，表示征服了它吧？这种家常式的炒鳝鱼，是不及菜馆里“炒软兜”了，但加上少许韭菜，撒上胡椒粉，也还是别有风味的。这两样菜都是我喜爱之物，因此，另外还有什么大鱼大肉，都视若无睹，也就记不得了。而且，这顿饭吃得特别快，因为我急于要去看划龙船。

可是大人们并不着急。母亲和嫂子们要梳装打扮，父亲和哥哥们也要着上新衣，而且要我也穿上长衫和马褂！这真够讨厌的了！长衫，基本是杭绸的，但上半截却是夏布，这叫做“两截围”。我的第二位老师顾大先生夏天便穿这种长衫。理由呢，是绸衫遇汗粘身，其实是节俭之道。而且外面套上黑纱马褂，也看不出两截了。我，十岁左右的孩子，也长袍马褂穿起来，确实是一副清代遗少的形象，虽然此时已没有辫子，连“马桶盖”也早革除了。这种穿着，在当时我是无力也无法反对的。因为母亲曾经一再自夸过，在光复以前最穷困的年代，她对孩子总要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即使打个补钉，也补得一眼看不出来，而何况现在？

全家男女终于出发了，出东门径奔轮船码头而去。在大闸塘稍下南岸，有好几家轮船公司，其中有招商、太古、戴生昌等等。我父亲是经常乘轮船到镇江转上海的，是老主顾，因此可以得到在戴生昌或招商的码头上占一席地。当然只有站着看了。要看得清而且舒服，那要雇条木船在河中看，这可是要官家或绅士财主才可以的，我们只好站稳老腿了。

龙船竞赛，其实早就开始了。锣鼓震天，彩声四起。只见那一艘艘装有龙头龙尾的彩船上鼓手们挥舞鼓槌，大有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姿态，锣手们敲个不停，拼命让自己的船追上前者，好不热闹！而我的长衫马褂便在这时候一一脱去了。

但精彩的表演还在后头：那是凫水英雄们个人表演了。据我记忆，这种表演至少有三种：一是咬鸭蛋壳，二是追鸭子，三是水底捞月。这都是由看官们出彩头而由凫水者争夺的。

我不知鸭蛋与端午节有什么相干。中午既吃了咸鸭蛋，凫水者又要争咬鸭蛋壳，总该有个道理吧。这也有待风俗学家解答了。但争蛋壳的表演是精彩的。一只被掏空的鸭蛋壳，既轻且滑，有钱的看官们将之抛入河中，好些凫水能手便都向它凫去。但水动，蛋壳也随之漂去，因此凫水者总难追上它。即使有巧手追上，但张口一咬，它每每又溜走了。这一争夺战要持续好久，两岸上发出欢呼之后，每每又是同声叹息。当然，最后总有能人咬住蛋壳的，于是夹岸欢呼，凫水能手也得到赏赐。

追鸭子，据行家说，那是颇为残酷的。鸭子头顶用刀划破，创口上涂以水银，它疼痛难忍，放入河中便钻到水下；鸭顶见水愈加疼痛，只好再钻出水面。而凫水能手们四方追来，鸭子更拼命逃走，甚至向大闸塘上游凫去。水中健儿要溯流而上并与漩涡相搏斗，当然是精彩的表演，会获得万众喝彩的。最后，捉住逃鸭的英雄，高举他的俘虏钻出水面，自然又获得一笔赏金。

至于水底捞月，并不好看。它是由船上高官贵人们掏出一枚或几枚“袁大头”抛入河中，凫水英雄可以一个猛子栽到水底将它含出水面，这彩头便归他所有了。这种表演太简单，它不过让那些达官贵人显示其阔绰而已。我对此是很反感的。自然，即使是上两种表演，虽然精彩，也都沾上铜臭，如果像现在体育运动那样，由国家发给奖杯或金牌，岂不美哉？

今天，是我过第七十六个端午节了，但寂寞得很！长江大桥上下，如果有百十只龙舟在竞赛，将是如何壮观！体育项目里虽有快艇比赛，但龙舟竞渡这一群众性的水上运动不仅可以加强国民体质，也可以丰富群众文娱活动，何乐而不为呢？全中国好像只有广东以及几个少数民族还保留这一美好的风俗，以偌大一个中国来说，岂不也太寂寞了吗？近年，由于农村富庶，许多民间文娱活动都恢复起来了，比如荡湖船、舞狮子、踩高跷以至舞龙灯都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可是龙为水中物，只让它在陆上飞舞，岂不有蛟龙失水之叹？

今天，正是我国伟大诗人屈原逝世2 262年忌辰，但还没听说有什么全国性的纪念活动。而活着的人倒有人捧场纪念，这是可悲的事！不知中国的诗人们作何感想？记得抗战期间，诗人们曾一度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可是全国解放后，反倒无人提起了。这是因为我们的诗人都已获得解放，再用不着请屈原老先生帮忙了呢？还是觉得他老先生怀沙自沉未免消极不足为法呢？……

我不是诗人，只有咬着粽子写下这段回忆来。这段回忆在我童年生活中倒不寂寞，可是放下笔来倒感到异常的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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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端午节”，端午节好风俗！悬蒲和艾，挂判官像；吃粽子，饮雄黄酒；穿老虎鞋，戴端午索；赛龙舟，追鸭子……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千年的习俗，包含朦胧的科学意识，也有热切的理想希望。

作者认为风俗“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结合本文谈谈你的认识，你也可以举你家乡的风俗为例，说说你的体悟。

积累下列词语

打烊凭吊凫水富庶题外话名目繁多

视若无睹岂不美哉蛟龙失水

有关资料

端午节的由来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亦称端五，和春节、中秋并列为最重要的三个节庆。“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 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有多种说法：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纪念屈原说影响最广，相传在战国时代，屈原以忠被谗，投汨罗江而死，后人便在五月五日系粽子投江、划龙舟竞渡纪念他。以后代代相传，这天便成了重要的节日。

龙舟竞渡话端阳①选自《十年散文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