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时，绰号叫“海盗”的辛普逊船长，如约从日本来了。

辛普逊船长是跟着冬候鸟从日本南下的。冬候鸟从天空出发时，他从海上启航。船一泊靠基隆港，他便迫不及待要我带他去关渡赏鸟，会见那群同时抵达的鸟朋友。

辛普逊船长和我的认识十分偶然。前年我仍在海军服役时，有一次战舰换防到基隆，趁假日时，我在港口附近的街道溜达。结果遇到他，手里也拿着一副双筒望远镜，我们相互知道对方都在注视上空的老鹰，因了这层关系，彼此间的心灵似乎有种默契，于是我们认识了，变成热络的朋友。待在基隆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是坐在咖啡馆大谈鸟事，就是相偕到附近的山上观鸟。一直到我随战舰回到离岛，他也跟着船继续飘泊的日子。

辛普逊船长是美国人，行船生涯已有二十年，他为何会在大海中选择赏鸟的嗜好？同样的行船的人，不分国籍，航海时寂寞孤单的心情，我是能了解的。他也告诉我，如果不是有随处旅行赏鸟的嗜好，他不可能将这一生耗在海上。然而赏鸟仍是寂寞的，要不，他在基隆港时，就不会与我认识，急于交换赏鸟的经验。

虽然我也在海上开始赏鸟的兴趣，不久却下船退役了。幸好兴趣并未减低，继续跟着辗转的职业生活，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去年9月时，我也正开始计划做淡水河一年的水鸟观察与拍照，辛普逊船长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他已经有十余年的赏鸟经验。

我们一进入关渡沼泽区，我就直接带他走到水鸟群集的浅滩。这些水鸟刚刚从北方南下，我想辛普逊船长必然在日本见过，也急于看到它们。

果然，他高兴地叫嚷，一一念出每一种水鸟的名字，他说上个月在濑户内海时，也遇到过它们。我又想，这大概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只是他遇见的是鸟朋友。

可是他快乐的表情一下子却变得怏怏不悦。原来他看到水鸟聚集的浅滩，架立着好几对竹竿。他问我那是什么，我知道那是鸟网。

本来我脑筋一转，觉得这事与他无关，想打马虎眼过去，又想他也不会那么笨，就据实说了。

没有想到真的那么笨，连鸟网都没见过。他生气地说：“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国家发现这个东西，难道你们连管的人都没有？”

望着他，我真是无言以对，也不晓得应该如何解释。

后来他又抱怨了这个沼泽区的缺点，什么噪音、污染、废土等，通通指了出来，好像都是我的错。

我心里想，你又不是生活在这里的，凭什么指责。心头是这么生气，我还是婉转地回答，告诉他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已有一个生态保护区的构想。这里便可能成为台湾第一个水鸟保护区。

辛普逊船长却反问我：

“为什么以前没有呢？”

对这个问题，我实在难以解释，而且有理也讲不清的，只好说：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事情可能比建立保护区还迫切。”

当然，这种说法，辛普逊船长也不同意，他直觉地认为建立保护区比什么都重要，管他什么天下大事，二三十年前就该设立了。

也许他是对的。总之我庆幸他不是中国人。

辛普逊船长离开台湾以后，我继续在关渡沼泽区旅行。往昔我对鸟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也不知是否受到他的影响，旅行的次数增多以后，看到水鸟陷入鸟网，我已变得无法忍受。

我再也不管那些鸟网设在多深多脏的沼泽，一定涉水下去抢救。原来水鸟们南来北往，依靠的就是坚强的羽翼。而它们一陷进鸟网，就拼命挣扎，羽翼陷入鸟网的纠缠，羽毛纷纷脱落，身体变得扭曲痛苦，毫无反抗的能力。我每次释放一只，都需要花费五六分钟的时间，一一将它们的羽翼从混杂的鸟网中摆脱。它们被我抓住时，也不知道我的企图，经常吓得拉屎。有些水鸟从网中获释以后，也不见得能再飞行，不是羽翼受伤，便是腿扭断了。幸好还能生存，总比架在烤鸟摊好多了。从拯救水鸟中，我也渐渐体会辛普逊生气的原因，这种生气应该是出于沉痛的心情。

从旅行的经验里，我也发觉捉鸟的人有时比赏鸟的人懂得鸟性，以前在中央山脉时，我曾经看到捉鸟人的猎捕方法。他们懂得利用放鞭炮、敲铜锣惊吓山鸟，将山鸟赶到溪谷空旷的地区。他们就在该处架起鸟网，让山鸟盲目地飞撞，陷进去。不过两三个钟点，整座山的鸟都捉空了。

他们在沼泽区却改变方式。因为海水涨潮时，水鸟会从淡水河飞进，落脚沼泽区。于是他们在每处可能栖息的地方摆设鸟网，连途中飞行的路径也架立，整得水鸟飞进来无处可去。刚开始时，水鸟纷纷落网，时日一久，它们便转往他处。于是10月以后，沼泽区的水鸟渐渐减少。

那时，为了维护这些水鸟的生存，我也跑到派出所控告。结果警察先生告诉我，关渡隶属于北投管辖，北投那么大，风化场所的事一大堆都管不完了，谁顾得了什么水鸟。说的也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只有一个人管辖关渡，他也不可能整天待在沼泽区，等捉鸟的人。何况关渡不只是沼泽区，与沼泽区相邻的关渡宫，香火鼎盛，每天有上千的游客出入，上庙还愿。捉水鸟的问题，警察先生自然认为不重要。

控告不成，铤而走险，我只好回到沼泽区，自己行动了。我只要发现鸟网，察看四下无人，随即偷偷取出小刀，从中割掉。结果成绩斐然，整个沼泽区三十几具鸟网，我去掉了三分之一。

夜路走多了，终于碰到鬼。有一次我正在割网，被人发现了，从远远的水田又吼又叫，一路追过来。我作贼心虚，吓得拔腿就跑，骑上摩托车匆匆跑回台北。然而我仍不死心，第二天，又跑到关渡去，没想到他们已经派人看守。不过，我不相信他能够每天来此，我却能随时出现。他们后来可能也猜到是我干的，心里虽闷不吭声，我一抵达沼泽区，也小心地监视我的行动。

结果我们都没有得逞，因为天气越来越冷，水鸟多半过境，而且鸟网也时常被厉风吹垮，他们只好放弃捕鸟。我不晓得他们去哪里了。我的旅行次数却与日俱增，而且转而专心拍照鸟类。

鸟性怕人。拍鸟也跟钓鱼一样，只有一个方法：等。我刚开始拍鸟时，挫折感非常大，还未接近，它们已经飞离。经过几次接触后，我就学乖了，懂得去选隐蔽的树林、草丛躲起来，等候鸟出现。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后来也觉得不智。我经常枯坐一个上午，未看到鸟从我四周经过，可是开始决定这个位置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这里经常有鸟出现，我想那些鸟一定知道我躲在里头，于是我放弃了。

我改采主动的方式，看到鸟时，从离它十来米外的地方爬行接近，这种方式也只持续了一段时日。后来有几次，我在沼泽区拍水鸟时，不惜趴在烂泥巴上匍匐，结果每次花了半个多时辰，停停爬爬，好不容易接近到四五米，举起相机时，它们却拍翅惊飞，气得我站在浅滩发愣。弄得满身烂泥巴的代价是如此，我只好也放弃了。

幸好我又想到另一个方法，我在附近找到一堵竹篱笆，在篱笆上插上树枝，将自己装扮成野战特遣队的士兵，整日躲在篱笆后面。哪里有鸟就推着篱笆前进。

有一天，我就这样装扮前往淡水河口，携着相机在沙滩行动，未料到，神不知鬼不觉，后面尾随着一位海防士兵。我对准鸟准备按快门时，他也举着枪瞄准着我。

他在我背后大喊：“不准动！”

我听到背后有声音，吓了一跳，急忙站起来，一看前面的鸟也被吓跑了，气得直跺脚。

我回头一看，发现他大概是看见我的装备十分特殊，以为逮到什么人物，端着步枪一步一趋地逼向我。这时，我才感觉事态不对，急忙改作笑脸状。

“你在做什么？”他仍然紧绷着脸问我，步枪继续对着我的胸膛。

我也慌张地举起手，跟他解释：“我在照鸟啊！”

“照鸟？鸟在哪里？”他睁大眼瞄四周，一无所有，尽是沙滩。

“跑了。”我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想：“你这个呆子，鸟都被你吓跑了，你怎么看得到？”

这位士兵实在尽责，看到我的打扮，又在地上鬼鬼祟祟，他自然不相信我的说词，枪押着，就将我带回营部。幸好我带了鸟会证件，底片也还未使用，费了一番口舌，他们才放我一马。

这次教训以后，我再到海边或者回内陆拍鸟时变得异常小心。我也不是顾忌上述的事情，而是怕被人吵到，失去摄取一个宝贵镜头的机会。因为过路人看我的打扮，又躲在草丛摸索，总会好奇地停下脚步，有时也会走到我的身边，鸟就会被吓飞了。

由于长期在沼泽区拍摄水鸟，我对于当地的环境自然熟稔，也非常关心它的变化。

春天时，我看到每天都有卡车载满废土驶进来，然后将废土倾倒入沼泽。我感觉他们每倒一次废土，都像拿一把刀在刺我。沼泽区的面积不过十几块水田大小的总和。卡车每天填塞，不到一年，迟早会将沼泽铺满。沼泽一失，哪来的水鸟？更遑论将来有什么生态保育区的计划。

去年冬末时，卡车载运进来的废土已将沼泽一分为二，而且在废土上筑起违建的猪舍。如今再运入，据当地人说，也是要建立更庞大的猪宅。违建怎可扩张工程？何况是即将成立的生态保育区？执法的人呢？我只有一个人又如何去阻止？

我想等水鸟生态保育区的计划拟定，准备实施时，沼泽区一定已经消失了。难怪连外国人辛普逊船长也替我们难过、急躁。我后来想起他临行离去时留下的话：“反正你们这块地已无可救药，还不如跟我出去，咱们到处看鸟去。”

话是这样说也没错，何况我也是行船的人，心里难免动摇。只是对这里的鸟，心里有一份说不出的感情，牵挂的也多了点。我还是不敢太早远行，真的，再也不敢奢言说要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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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襄以“鸟人”“漂鸟诗人”闻名于台湾文坛。他数十年如一日地遍游台湾的山山水水，从事鸟类的观察、摄影和报道。本文选自他的散文集《随鸟走天涯》，记述了作者在关渡沼泽地观察、拍摄水鸟的情形，最初作者只是以观赏的态度看待鸟，后来在辛普逊船长的影响下，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水鸟被捕杀、沼泽受到污染、鸟儿失去家园的状况，并主动去解救水鸟，表达了作者对自然遭到破坏的深深忧虑。仔细阅读课文，想想作者主要写了哪几件事情，其中哪些事情写得很有情味，体会一下作者的感情。

积累下列词语

默契鼎盛鬼鬼祟祟

随鸟走天涯①节选自《随鸟走天涯》（台湾洪范书店1985年版）。刘克襄，台湾当代作家，长期从事鸟类的观察摄影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