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平(1915-1993)浙江嘉兴人，记者。

“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杰出的战地记者朱启平

《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名字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笔下记录的一页页历史风云却时常被提起。由于在二战中国际大局报道和对日作战报道方面的成就，他被誉为“《大公报》继范长江之后的又一个杰出记者。”

朱启平，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盐，1915年11月生于上海，1933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正当他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就读之际，一二九运动爆发。

由于医学预科功课繁重，又要忙于参加学生运动，为了多争取些课余时间，朱启平改读了新闻。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他辍学南下，后转到复旦大学。之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先后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工作两年。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先任夜班编辑，不久被派往昆明，采访滇缅路通车新闻，一年后返回重庆任外勤记者。

烽火新闻路

抗战烽火中朱启平耳闻目睹了敌人的残暴和同胞的苦难，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优秀新闻记者。1939年5月3、4两天日寇对重庆大轰炸，朱启平亲眼看到轰炸过后惨象。

轰炸过后重庆各报也损失惨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联合版，由《时事新报》编印，各报轮流派人编报。朱启平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第一晚就轮到他在小楼上编稿，就在楼下的院子里，工兵正在挖一枚入土而没有爆炸的炸弹。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要说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们连承担这一点风险也不行吗？”

“谁也没有把握炸弹一定不炸，然而编辑、排字等员工，个个都认真工作。敌机的残暴，不能使重庆无报！”

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形成。朱启平一直关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4年盟军开始反攻，他向报社领导胡政之建议：应派记者于世界各大战区，亲临其境，向中国人民报道反法西斯战争实况，以鼓舞广大群众的抗战决心。他自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当随军记者。胡政之同意了他的要求。

战争是惨烈的，战地记者不是战士，却承担着和战士同样甚至更大的危险。临行之前，朱启平特地到重庆和父母辞行。去车站的路上，他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还。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对日寇的疯狂要有足够的估计，作为一个到美国舰队中当随军记者的中国人，自己的言行无可避免地随时随地地被人认为是国家的代表，特别是在生死关头上，我决心在采访任何战斗中不落在美国战友的后面。”

1945年3月他从重庆乘美军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经印度加尔各答、澳洲达尔文，4月5日到达关岛，随太平洋舰队进入战区采访。4月20日当美军登陆歼灭日军时，他从关岛飞到冲绳逗留两周采访新闻。一次乘吉普车去前线，一只脚刚下车，另一只脚还在车上时，一枚弹片飞来，正好击中他刚刚离开的座位，摸之犹烫。如果晚起一两秒钟，弹片正好直贯胸腹。战火弥漫，想也不想，也不看第二眼，立刻下车。冲绳之战激烈时，他就住在机场旁的一顶帐篷里，夜间敌机来袭，只好贴卧在行军床旁的地上，听天由命。子弹在身边扫过，着地时泥土腾起，如同暴雨。当时根本无法构筑任何防御工事，只好挤进山脚下的石筑坟墓中暂避，听着石案上骨灰瓶的摇动声入眠。对于自己在战场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新闻中他很少提及，他的观点是：“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读者要知道的是战况，不是个人的洋相。”

在这期间他写下了《硫磺地狱》、《冲绳激战》、《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许多出色的战地通讯。他还曾跟随美国航空母舰“泰康提罗加”号出航一个月，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目睹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出击、返航、降落，以及年轻的战士们英勇献身的精神，撰写了长篇通讯《鹰扬大海》。这是当时唯一一篇中国记者采写的反映美国航空母舰的报道。

可贵者在于眼光

从防守到反攻，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当获悉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准备工作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负责准备时，朱启平马上乘美国军舰到达东京湾。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签字投降仪式，朱启平是在场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在场各国记者可谓高手云集，然而朱启平却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是“状元之作”，许多记述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收入了大学新闻教材。

朱启平晚年病重时和老友陆铿谈及当年写作情况时说：“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有各国记者参加受降仪式。我想我必须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感情来写好这篇报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落日》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因此成为永垂史册的经典：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时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时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更可贵的是在胜利时刻仍然保持清醒头脑。记者的忧患意识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此刻表现出来。“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

文字是第二位的，最要紧的是为读者服务

抗战胜利后，朱启平奉派赴美国任驻美特派员兼驻联合国记者，其间写了《大户人家办喜事——共和党第24届代表大会》等不少精彩的通讯。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虽然他的两个弟弟均在台湾政界和商界身居要职，他却毅然偕妻子经香港回国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朱启平在国际新闻局参加创办每日《英文参考消息》。紧张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丝毫没有影响他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热情。1951年7月，他自愿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战火中采访停战谈判。美军飞机多次袭击代表团驻地，大部分记者都撤离了，朱启平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在朝鲜坚持到了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最终签字的那一刻。

从朝鲜回国后，他任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1957年因对新闻业务问题提了几条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送黑龙江省东部虎林县，修大坝、烧炭，食马肉，经常看见抬出死人，真可谓“九死一生”。直到1960年经廖承志提名，朱启平调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外语。及至“文革”，他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

1978年，朱启平调到香港《大公报》任编辑部副主任，次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他随中国代表团访问西欧四国，凭吊戴高乐墓，撰写了《伟大的平凡》一文，文笔优美，意义深远，一时为人们所传诵。

晚年朱启平回顾自己新闻生涯，对年轻同业寄予殷切希望。他说：“作为记者，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写特写，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其中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人生境界，直到今天仍是新闻工作者追求的崇高目标。

参考资料：

《五十年前一个智者的警告》，严秀，《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国际长短录》，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1月

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3年7月

朱开宇，《缅怀父亲》，《朱启平新闻通讯选》，今日中国出版社，北京，1995年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