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下信乎传不习乎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孔子家世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孔父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从此他跟随妈妈过上了贫穷的生活。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22岁时，孔子的母亲去世，他服了三年丧。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

孔子故事

1、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好学。　

司马迁《史记》有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公元前489年，楚、吴两国陈兵陈国，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负函（今河南信阳）成为前线。居于负函的孔子师徒不得不告别于对他们礼遇有加、勤于问政的楚大夫叶公，接受楚昭王之聘，准备前往楚国都城郢都。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麦浪翻滚，稻谷金黄。孔子带着子路、子贡、颜回等高足，沿大别山经邾国准备前往郢都。他们乘着马车，奔驰在古栈道上。沿途风光，饱览无余：农夫在田间荷锄劳作，牧童在山间牧牛牧羊。一条条河流弯延曲折，清澈见底；一行行树林绿荫遮日，一片片竹林随风摇曳；一座座村庄紧密相连，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间，间或听到悠扬的笛声在空中回荡。天黑了，他们便寄居在附近的村庄，或者找村民了解当时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搜集民歌、民谣，或者举办讲坛，探讨宣讲高深的“仁、义、礼、智、信”之道。有时也在某个村落驻足二、三天以采风。　一天，伴随着阵阵蹄声，漫漫尘烟，他们来到了新洲道观河南面的旧街境内。只见大崎山似美女横卧于蓝天白云之下，风高林茂；沙河漪澜清清,流水潺潺；狮子岩如猛狮踞伏，气吞日月。这里山色迷蒙，湖光潋艳，鸟语花香，好一片人间仙境。走出街南不远，车夫突然勒住缰绳，马儿长啸一声，车子停下了。　孔子问道：“何故停车”车夫答道：“前面有一群小孩挡道，夫子。”“让他们让道。”“小孩，你们见马车来了，为什么还不让道”子贡跳下车，没好气地说。“凭什么要我们让道，你们不能走其它的道吗”一个似乎是领头的小孩答道。子贡怒目圆睁地吼道：“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告诉你，这是孔夫子的车！”　听到子贡与小孩发生争执，孔子无奈只得亲自下车瞧个究竟。见到仪表堂堂、儒衫飘逸\举止优雅的一位长者，小孩们毫无惧色，不以为然，继续用石块垒筑他们的“城池”。　孔子抚摸着一个俊俏的小男孩的头，和颜悦色地说：“小公子，请你们将石块搬开，让我们过去行吗”　小孩仰望着孔子说：“我们正在筑城，恕难从命。”　“那好，我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答不出来，你就给我们让道。”孔子思忖，要以“礼”服人，对小孩一视同仁。　“你出吧，”这个小孩心想，我是东周守藏史老子的高足，你还能难倒我　“你听好了，”孔子问：“父母与夫妻熟亲”“夫妻亲。”小孩答道。　“不对，父母亲。没有父母哪有后代！”“夫妻亲，没有夫妻，哪有父母！”他们各执一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父母亲”、“夫妻亲”反复了二遍。　子曰：父母者，衣食也。父母从小抚育儿女，衣食住行、吃喝拉撤、教育成人、传道授业，那样不操心！父母当然亲。　项橐还之以颜色：夫妻也，恩恩爱爱，男耕女织，同眠共枕，相濡以沫，爱意绵长，白头偕老，永不分离。一日夫妻还白日恩呢！当然夫妻亲。……。　孔子想，我孔丘名闻天下，称圣华夏，今天还说服不了一个小孩，“是可忍，熟不可忍！”转念一想，“君子无所争”，我气度如海，有容乃大，不与小孩一般见识。便拿掉大儒的身价，搭躬施礼道：“神童在上，老夫有礼了。我们有要事在身，万望高抬贵手，给我们借道。”　小孩理直气壮地说：“请问先生，自古以来，是城应让车，还是车应让城”　子路说：“你这是什么城池，只是小孩的游戏！”“就是城池！”　缰持了一会儿。小孩自知理亏，便问道：“你们有什么要事吗”“周游列国，传道授业啊。”孔子说。　“传道授业就得有一套本事和才学，那您知道一些什么呀”孔子答道：“不是老夫夸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事我都略知一、二。”　小孩说：“天文地理无所不知。那我问您，您有多少根眉毛”　孔子说道：“眉毛本人又看不见，怎么能知道有多少根呢”　小孩灵机一动，接着问：“嫌看不风，天上的星星能看见，您说有多少颗”　“天上的星星浩如烟海、多如牛毛，怎么数得过来呢”孔子为难地说。　小孩笑道：“啊，您又嫌多，那太阳只有一个，早晨像冰盘，晌午赛玉环，什么时候离我们近什么时候离我们远”　孔子想了半天，喃喃地说：“这个，这个……还真不知道。你乃神童，惟楚有才！还望多多指教。”　小孩说：“指教不敢，我现在正忙着呢，咱们后会有期。”这时弟子们都在嚷道：“师傅，咱们走吧！”孔子只得朝小孩躬躬首：“后会有期！”心里想着，这些知识还真没好好研究过呢！随即令车夫调转车头，绕道而行。　不料，行进约一公里后，因刚才转弯过急，车轱辘折断了。孔子无奈，让子路到前边的村庄去借一把斧子修理。　子路急步来到前边的村庄，见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屋里织布。子路恭敬地说：“大婶，请向你借一件东西。”那女子还未等子路把话说完，已转身从里屋拿出一把锃亮的斧子，“给你！”子路惊呀不已，她怎么知道这是要借用斧子！妇人微笑着说道：“你不是要借一个“东西”吗‘东’是东方甲乙木，‘西’是西方庚辛金，斧柄是木做的，斧子是铁做的，‘金’乃铁也。你是要借斧子吧！”子路拿着斧子跑回停车处，并将刚才的事情诉与孔子。　孔子听后，慨叹不已。刚才遇一聪颖孩童，现又遇一村妇，不仅乐于助人，还十分聪敏。不禁赞曰：楚乃藏龙卧虎之地也！　那个难倒孔圣人的小孩乃是项橐。《战国策•秦策》云：“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俗文学作品《孔子项橐相问语》流传神州大地，也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俄罗斯等国。《三字经》中亦载：“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好学。”因之，孔子与项橐对问系千古美谈。因湖北鄂东方言言某人喜欢巧舌争辩为磨嘴皮子,故将孔项对问之地命名为磨嘴磐,将孔子绕道修车的地方称为回车埠，以纪其事。　

2.一时风欺竹，连江雨送秋。鱼游浪影沉，晒书佚事留。

长沮、桀溺虽归隐山林，但并不闭目塞听，他们知道：鲁哀公曾问过孔子：“鲁国之乱，源于季氏，大家都明白，然而，为何越明白越乱呢”请孔子指点“迷津”。孔子当时答道，“因为你只是明白一国、一人，而不明白天下。”可见孔子是知而不迷。长沮的话中隐语：孔子既知鲁之“迷津”，也必知楚之“迷津”，故不以渡口相告。孔子一行只好找别人打听。他们来到渡口，见有一老翁在摆渡。子路说：“船夫，请将我们渡过河。”　“行，请驾好马车，都上船。”船夫用竹杆吃力地撑着，马儿在水中随着木船过河，马儿会游泳。　船到河心，突然大风骤起，木船在波涛中颠簸摇晃，船儿忽高忽低，象一个醉汉似地立不稳，一船人都失去了重心。整船人和马车经不住这种颠簸，伴着风吹浪涌，船一歪，就翻落到河中。孔子师徒等人众都成了落汤鸡，掉入水中，衣服全湿透了。人落水问题还不太严重，这时的南方还不冷。可惜了我的那些书，孔子喊道：“快救我那些书！”　民间有谚：孔夫子搬家全是书。孔子一生发奋好学，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走到哪儿都携带着很多书。　古时的书，其实都是一些竹简上刻或书写的篆字，东汉蔡伦发明造纸，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都在其以后许多年。　在众人的一番折腾下，马车被推上了岸，书也被捞上来了。但是，那些书全被水浸湿了。孔子心中焦急，四处张望，欲找一个晒书之所。还是颜回年轻，眼尖，“瞧！对岸有一座山丘。”那座山有300多米高，四面无倚，独凸而立，顶部平坦洁净，足有二亩见方。孔子憋皱的眉头舒展了，此时秋高气爽，阳光直照山头，很好晒书。弟子们很快将被打湿的书搬到山顶，铺开晾晒起来。周边也没有什么人，子路、子贡、颜回也不顾斯文，脱掉长衫，拧干晾晒。　经历了刚才的一番折腾，孔子站在山顶，俯瞰潺潺流水，不禁仰天长叹道：“美哉水，洋洋乎！可惜的是这儿没有桥，此处要是有一座桥就好了，过往行人就不会如我等受涉水之苦了！”　随后，孔子师徒落坐于两丈多长的长石上，稍事休息，以等书晒干。子路回想起近段的行程，种种不幸，不禁发起牢骚，口里念叨：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习礼时，宋司马桓魑欲杀师傅；在于野被陈蔡大夫围困三日，粒米未进，很多人都饿病了；上午在旧街让项橐毛孩戏弄，下午又人车落水，真是不幸，可谓“风刀剑树严相逼”。　孔子宽解道：“天降大任于我等，实现周礼，天下归仁，任重而道远。忍饥挨饿，受苦受难，在所难免。我们必须坚韧弘毅，矢志不移，死而后已。”　孔子师徒当年晒书的山就在今问津书院的后边，山势平坦，有茂林修竹，茵茵庄稼，被称之为晒书山。孔子当年坐过的那块长石被称为“坐石”，周边还有后来他们驻足讲学时供研墨行文之用的墨池、砚石。墨池即离坐石不远处的小溪，溪边石黝如墨，故名墨池。临池石刻上刻有“墨池”两字，尽管年代久远，仍依稀可辨。池边一石，形如砚台，如天作之合。每遇天气变化，即有“墨水”浸出，池水久旱不涸。

3.孔子读《易》

季一举

孔子自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自鲁赴卫开始了他周游列国之行。目的是推行他“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由于不合时代潮流终致失败，于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返回故土鲁国。在外历时十四年之久，时年孔子已六十八岁矣。此时孔子在鲁国除了继续教书育人外，在对《五经》进行编纂和整理工作的同时，开始了他对《周易》深入研读。后人形容他对“易经”精读之勤，有“韦编三绝”之说。就是指他经常翻动书简，致伎把贯穿书简的皮带弄断了多次。

由于他的苦心钻研，而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写出了“彖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十篇读“易”心得。后人称作易经的“十翼”从而对《易经》的内涵作了全面的解析和评论，把原本纯占卜记事的书，飞跃至人文学说地位，最终成了一本极具哲理的巨著，并冠以《六经》之首。

如“文言传”和“系辞上下”充满了哲理，表现出他那洞察时事、人生的睿智。如:“文言”中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该爻辞潜在的含意是:有刚健中正的伟人，其事业如日中天并具统治地位，为了恩泽万物，普济大众，应有选贤任能的职责，而有作为的人也应予以辅佐，以造福万民。而孔子对这一爻辞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本乎天者向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就是说:同类声调会产生共鸣(鸡叫只能唤起群鸡共鸣，绝不会引起驴叫)，同类气息相互吸引(公狗只会找母狗，决不会求爱于猪)，水往低湿处流淌，火往干燥处蔓延……依赖天空(如阳光、空气)的向上发展，依赖大地的向下扎根，是万物各依其类别，相互聚合的自然规律，揭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这是孔子智慧的结晶，流传千古。

又如“否爻”九五卦辞的“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其本意是:要警惕危难的产生，王公贵人要时刻放在心上，才会吉利，危险啊，危险，国家的命运好像系在柔弱苞草、桑枝上一样，随时都可能堕亡！

孔子对这一卦辞则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他写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国可保也。”这就明白向后人警示:“安于其位的人而失去警觉，危险就会产生；保存自己而措施不当，就会埋下祸根，安享太平而思想麻木，社会动乱就会接踵而来。为了避免上述的恶果，就得倒过来，要求君子在安稳时不要忘记危险，在安全时不要忘记危亡，在安定时不要忘记动乱，这样，自身才能安稳，国家才能保全。”

孔子在这里给予子孙后代留下了“居安思危”这一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

仅以上举例便可窥见，孔子读《易》读出的心得确是伟大创新。

主要弟子

言偃(前506～前443)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为其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颜回（前521～前490）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勤奋好学，笃信孔子学说，并“闻一知十”，领会深刻。为人平易谦逊，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孔子的理想，成为孔子最忠实、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屡称他品格高尚，说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33岁时去世。今曲阜城北陋巷街有颜庙，亦称复圣庙。今曲阜城东11公里防山之南程庄村东北角有颜子林，为颜回及其家族的墓地。

曾参（约前505～前435）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仲由（前542-前480）春秋末鲁国卞（今泗水东）人。字子路，通称季路。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原为鄙野粗人，孔子设礼相诱，收之为徒。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冉求（前522-前489）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有，通称冉有。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闵损（前536-）春秋末鲁国人。字子骞。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相传遭后母虐待，但为了爱护异母弟而自甘受苦，谏阻父亲驱逐后母，孔子曾特别表彰他的孝行，后人将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为人谦和、清高，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令其担任费宰，逃亡齐国力辞。

宰予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我，通称宰我。孔子弟子。以言语见称。利口辩辞，颇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孟子称赞他“智足以知圣人”，但与孔子有较多的思想分歧。反对为父母服丧3年的礼制，主张改为1年，被孔子斥为不仁。曾在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和"粪土之墙"。一说后来到齐任临淄大夫，因与田常作乱被杀。其墓在今曲阜城东3公里古城村南约500米处。

子思（前483-前402）战国初思想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孔鲤之子。相传是曾子的学生。早年一度居卫，游学齐国，曾困于宋。晚年返鲁，甚受鲁穆公尊礼。继承、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以“中庸”为自己学说的核心。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诚”说成是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强调“不诚无物”。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23篇，已残。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相传均为其著作。墓在今曲阜孔林中孔子墓偏东。

孔子思想定位

孔子思想由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皇权****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因孔子思想与皇权思想的某种互需性所致，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以致将原先孔子思想上升至神圣的地位，同时打压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现实。

终于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的先驱们，冲破重重旧思想的束缚，通过与世界的了解，打破了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开创者们，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新方面可谓是继孔子以来新文化、新思想主将，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魂。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孔子从被打倒在地，现今又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可谓是认识上的回归，先将神坛上的孔子推倒，再将孔子拉回人们中间，而不是又将其高高供奉，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所被希望的。

孔子和鲁迅，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了，就用孔子打鲁迅。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鲁迅和孔子，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也鲜有人能说得详尽。今日得个空闲，将他们开列造册，整理出来，以飨诸友。浪费时间心力做这件事，无益时用，迹近无聊，只图能博一二朋友一观一笑。倘竟能为有心于孔学者进行考证研究添毫发之助，则就喜出望外了。

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