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大将徐海东: 徐海东同志二三事 林维先
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也正是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的时候。当时,我在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一连当指导员。一天,我们连奉命去河口执行任务,回来在石家湾宿营。第二天拂晓,徐海东同志率领部队来到石家湾,准备打敌人从河口来的运输队。那时他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们得知此消息后,就去师部,一是看望首长,二是汇报得知的敌情,三是请求任务。一见面他就搬凳子叫我们坐,问我们连有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团员,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思想情绪怎么样。我都一一作了汇报。接着,徐海东同志就谈起围攻七里坪战斗和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他说,攻打七里坪久未凑效,反而给我军增加了困难,主要是没粮食吃,造成了巨大的减员、伤亡和消耗。说这段话的时候,徐海东同志非常痛心。我们回来后,为了减轻师首长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就把连队里的粮食和买的几头猪送给师部,同时,我们又请示师首长有什么事要我们去办。徐海东同志说:“你们快回去,配合地方干部动员群众送饭、送水、抢救伤员。告诉干部群众,准备转移,以防遭敌人屠杀;粮食物资要贮藏好,不要丢给敌人。”并指示我们连迷惑牵制一下敌人,掩护干部群众转移。随后就告别了。
我们连当晚就转移到七里坪北蔡家湾、方家湾地区。过了两天,我们接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命令,要我们连到七十四师师部接受任务。连长立即赶到师部。回来后他传达了师部指示,要我们连接受七里坪北香炉山七十四师一个团的防务任务。当时不少同志耽心兵力不足,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徐海东同志说:“根据敌情,敌人最近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敌人粮食弹药也很困难,不敢远离工事、阵地。群众对敌斗争坚决,封锁消息严密,不易走露风声,敌人很难发觉我军调离,只要你们动脑筋想办法,一定能完成任务。”他还要我们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惑敌人。我们按徐海东同志的办法,在阵地上扎一些草人,有的还给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远远望去像真人一样。白天派一些战斗小组到敌前沿活动,造成要进攻敌人的假象。在夜间,到处烧些火堆,每到做饭的时候,满山遍野升起了“炊烟”。就这样整整搞了一个星期。敌人认为我军主力仍在这里,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又过了几天,住在对面的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前沿阵地发起了一次攻击。眼看敌人就要接近我们了,在这紧急时刻,徐海东同志命令另外一个阵地上的部队打了一阵炮。敌人一下子被打懵了,急忙退了回去,使我们的阵地转危为安。我们望着怆惶逃命的敌人,都称赞师长这个“空城计”演得好。
不久,省委、军部决定撤出七里坪战斗。在撤退时接七十四师师部命令,让我们连随师部行动。但未接到游击总司令部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连队支部研究,由连长带部队随师行动,我去总司令部汇报请示。我到了总司令部,将情况作了汇报,首长指示说:“你们做得很对,壮大红军主力是全党的任务。”还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以及部队到主力后要注意的事项。我吃了午饭后,告别总部首长,就去追赶部队。到麻城福田河才赶上部队。到了福田河北,师部住在一个庙里。连长同我去师首长处请示任务,师首长决定将我们连改编为师部警卫连。从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徐海东同志了。他经常找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党团员谈心,了解情况。他看到这个连在艰苦的条件下情绪高昂,求战心切,对敌斗争坚决,非常高兴。在福田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发生了战斗,由于敌众我寡,为保持有生力量,部队就转移了。
全军转移到箭厂河苏区,敌十一路军由新县出发向我军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接连在王家湾、长冲打了两仗。在这次战斗中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一营政委负伤了,徐海东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去,说一营是主力,没有政委不行,命我到一营当政委。当时我怕干不好,他就给我讲起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和红军干部的成长问题。他说:“敌人新的围剿又开始了,形势很严重,斗争很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不挺身而出,挑起革命重担谁来挑呢?”又说:“过去红军在前方打仗干部伤亡大了,就要地方上工会干部、农会干部到部队担任军政干部,带兵打仗,不是领导得很好吗?我相信你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把部队带好。”他的话坚定了我搞好新的领导工作的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动要从人民利益和人民群众疾苦着想,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你看苏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同敌人斗争。没房住搭草棚,生产时把担子放在田头上,把枪挂在扁担上。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放了望哨,他们规定标杆信号,一个标杆倒下,作准备,两个标杆倒下,就转移老人、儿童,青、壮年就拿起枪同敌人斗。群众这种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精神多么可歌可泣。我们部队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为群众报仇、为死难者报仇。”他还说:“要给部队搞些吃的,把战士们的生活搞好,使体力逐步恢复过来,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九三三年秋冬,正是红二十五军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到处修筑据点和纵横交错的封锁线,阻止我军的行动。发现我们在那里活动,他们就前堵后追进行围攻。有时我们饭做好了也不能吃,一日要打几位。敌人在赤白交界处,对群众移民并村,搞五户连坐法,谁给红军做事,拿五户论罪。敌人的保甲制对群众统治也很严,不让群众接近红军。这样就使在苏区活动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食宿问题,徐海东同志每到一个宿营地,都是亲自动手协助警卫人员砍柴草、搭棚子,发动战士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有时搞到点粮食,他总是留下很少,多数送给军首长和伤病员。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总是给伤员送一些去。当时我军枪支弹药也很少,一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主要靠缴获敌人枪弹、物资来装备补充。不少战士都是一边打仗,一边从敌人死尸上收集子弹,但隐蔽得不好就容易造成伤亡。当时,徐海东同志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战士每人除自己手中枪外,再背一个红缨枪,在枪头下边安上一个钩子,一是有利于白刃格斗,当与敌人拼刺刀时,我们的红缨枪长,敌人的枪短,我们很占优势。二是在打阵地战时,发现死在阵地前沿的敌人,就用红缨枪上的钩将敌人身上的子弹袋钩过来,避免伤亡。战士们都称赞这个办法好,还有的战士给这种红缨枪起了个绰号叫“钩连枪”。
徐海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注意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那时,我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时而转战鄂东,时而转战皖西,时而又转战到敌人统治区,捕捉战机,力争歼灭运动中的敌人,乘机攻打敌人防守较弱的城市和乡镇。在频繁的战斗和转移中,他都是亲自作动员,亲自提要求。澳记得我军首次由鄂东转战皖西的前一天,徐海东同志召集全师干部开会,向指战员们讲转战意义,并强调了群众纪律,他说:“这次转战皖西要经过商城清区,这里是顾敬之的家乡老巢。顾敬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吃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他对统治区的群众用童捐税盘剥,使他们过着牛马生活,稍不小心就以通红军论罪杀头。我们从那里过,老乡害怕顾狗子,可能不敢见我们。若烧了老乡的柴,吃了老乡的粮,要照价把钱放到米缸里。找人抬担架,当向导,也要付钱。”他还说:“捉住顾敬之的俘虏要讲政策,他们也都是穷人,被抽丁强迫当兵的,不准虐待。”徐海东同志还强调,在行军的路上,不准丢下一个战士,不能让一个战士掉队。那时营以上干部都有一个牲口,可是徐海东同志总是带头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部队行至长竹图吃了一顿饭。饭后还要继续行军,到部队集合时,徐海东同志宣布让我到二二二团当政委,紧接着又继续前进。第二天到了苏区白沙河。徐海东同志在此召开了干部会,会上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干部一定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搞好生活,关心战士疾苦,减少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指出,要宣传队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告诉群众作好对敌人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地都要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做到尝罚严明。徐海东同志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常常在战斗的间隙和宿营时与大家一起做游戏、赛马,把部队带得既紧张又活跃。指战员们看到师长和大家同甘共苦,这样乐观,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二十五军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打成“改组派”,有的被“肃”掉了。徐海东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说:“我们的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劳苦人民出身,跟党南征北战,怎么能一下子成为反革命呢!”于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抵制,保护了不少同志。
一九三三年秋,我军转战到了皖西,敌人也尾追过来向我军围攻。军首长当即确定先打瓦屋基一路敌人,为掩护主力歼灭敌人夺取战斗胜利,徐海东同志命我带一个营,并指挥地方上的独立营坚守门坎山,阻敌由盈山畈向我军主力进攻。我军主力和红八十二师在苏区党、政、军、民大力支援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了机动作战,部队就又向鄂东转移。不料队伍行至麻城黄土岗地区,途中被敌人截断,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先头部队到了鄂东。徐海东同志带着后边的掩护部队又回到了皖西。到了皖西后,徐海东同志找郭述申同志(道委会书记)研究,把他带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和坚持皖西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接连在葛藤山,何泼岭等地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份,吴焕先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来到皖西在豹子岩会师。会师以后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
徐海东同志赤胆忠心的革命精神,多谋善断的指挥才能,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仰和爱戴。他在鄂豫皖地区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接近他。但敌人最恨他,也最怕他。每当我回忆起在徐海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的岁月,就不由感慨万端。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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