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袁隆平传  第十九章 科学的春天到了 [第20页]

第十九章 科学的春天到了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长期持续的内乱。国家和人民得到了挽救。

　　1977年春天，中国这艘巨轮在徘徊中前进，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在这年3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3岁的邓小平复出，他自告奋勇地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分管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工作。

　　1977年8月上旬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重视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问题。袁隆平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他预感到，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高举知识的火炬去营造美好明天的日子来临了1

　　1978年2月，袁隆平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8年3月的北京披上了崭新的春装。凉丝丝、湿润润的春风拂面而来，一些不知名的花草在春日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条笔直的中关村大道两旁的白杨树抽出了嫩嫩的绿芽，一片生机盎然。

　　就在这个万物萌生的春天里，袁隆平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堂。这次科学大会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科学门类的2000多位科学精英。

　　就在在这万物萌生的春天里，科学事业得到了新生，千千万万的科技精英得到了新生。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致辞中说：

　　“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党中央发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澄清了科技战线的是与非。从此，

　　“四人帮”强加给知识分子的“臭老九”的帽子被甩掉了，知识分子重新焕发了青春。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方毅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提出了从1978年到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和重点，要求在全面安排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放在突出的地位，做出显著的成绩，以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显然，我们的国家把农业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抓农业，主要是抓粮食。水稻产量在我国居粮食产量的首位，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国家便将杂交水稻的研究事业摆在了最突出的位置上。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袁隆平真正读懂了“知识分子”的意义，读懂了“科学家”的含义，读懂了人生的价值。他想，人生犹如一本书，他参加的这次科学大会则翻开了他生命中最壮美的一页。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噩梦一夜之间终结了。他以后说话再不用左顾右盼了，行动再不用瞻前顾后了。人们都说，袁隆平活得更洒脱了，人也显得更有朝气了。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使得他能够沉下心来研究杂交水稻。的确，袁隆平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回首过去，踏遍泥泞的步履，虽然有时歪歪扭扭，但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勇往直前的。

　　袁隆平不想再追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谬、恐怖以及使人痛苦的种种往事。因为，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多年来，他常常会想起在不幸之中曾经感动过他，温暖过他，给了他希望和勇气的两位助手尹华奇和李必湖，还有他那贤淑的妻子邓哲，再就是从泥潭中把他拉上岸来的伯乐、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有恩于他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

　　至于他曾经遭遇的暂时的不幸，他以为对自己也许是一剂良药。他记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说：

　　“即使天才的光辉像是滔滔不绝的河流，倘若不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过，若不重新掌握自己，必将造成致命的危害。过度的顺利，天才往往能成为天才的敌人。”

　　父亲生前也曾叮嘱他：苦难和挫折是人生可贵的一笔财富。

　　当年已经年逾四十的袁隆平似乎更加成熟了，似乎对人生有了更为透彻的顿悟。

　　孔子曾对自己的一生作过很有意思的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用这段话概括了一代圣人的伟大人生。

　　“四十而不惑”，这里的“不惑”是什么意思呢?是对以后的一切都不再怀疑，不再迷惑；是对生命的一种顿悟，一种理解，一种明澈。

　　看来40岁对孔子来讲是一个关键，他达到了一种自由、神圣的境界；对袁隆平来说，也是一次转折，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他将充分地展露自己的才华，以自己的才能，服务于伟大的祖国，奉献于伟大的时代。

　　从全国科学大会回来，袁隆平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见了他的同事和助手，心里总想笑。他不时说出一些令人捧腹的俏皮话，他那极俏皮、极幽默的语言，时时给他的助手们带来极大的喜悦。他对杂交水稻事业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英国诗人拜伦说过这样一段话：

　　‘将全世界女人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然后，让我去爱这个女人，让我紧紧地拥抱她!’

　　“那么，现在我把诗人拜伦的话，这样改动一下：‘将全世界水稻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杂交水稻品种身上，让我们全力研制这种杂交水稻吧，让我们紧紧地拥抱它吧!”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了，袁隆平被任命为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杂交水稻科研队伍日渐扩大，在袁隆平的率领下，这支队伍上下一心，加快了杂交水稻研究的步伐。

　　新的研究机构成立以后，袁隆平驰骋在广阔的田地里，一如既往地倾心于杂交水稻研究。回到那间斗室，他便专心读书，几乎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古今中外关于遗传学的著作。他博学精思，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1976年，农业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袁隆平的专著《杂交水稻》和《杂交水稻简明教程》

　　(中英文对照)。1977年，

　　《中国农业科学》杂志发表了袁隆平的学术论文《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与理论》。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

　　杂交水稻应用工程技术的研究，现在已知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美国。在我国，由本人于60年代之初开始立意，1964年正式投入研究，1966年首次发表初步研究报告，提出设计思路，到1967年国家正式立项，以至全国的协作研究，至今业已16度春秋。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向世界宣告，这项工程技术已由我国先于世界正式完满地研究成功，并同时先于世界投入实际应用。这是党和政府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党的阳光雨露哺育出来的祖国科技花苑中的一朵科技奇葩。

　　研究杂交水稻应用工程的学术理论基础，是经典的遗传学说，即孟德尔一摩尔根的基因、染色体遗传学理论体系。

　　但是，处于同一理论体系中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某一研究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对于杂交水稻研究来说，最有羁碍的理论，莫过于所谓“显性学说”论者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无杂种优势”的错误论断。

　　植物有无杂种优势，并不取决于它们固有的生殖方式，水稻和其他植物的杂种优势，受共同的规律所支配。水稻有无杂种优势或优势大小，关键在于选配亲本。这与异花授粉植物具有很大的共同性。

　　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以流畅的语言、深刻的思想，认真总结了十几年来研制杂交水稻良种的丰富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阐明了杂交水稻研究中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他批驳了持“显性学说”观点的某些学者。与此同时，他也论述了选育杂交水稻“三系”的基本原则。他在文章中写道：

　　从选育水稻“三系”和利用其杂种优势的目的出发，我们要求的不育材料应该是所谓核质互作型，因为这种类型比较容易做到“三系”配套。而用远缘杂交进行的所谓核置换，是创造核质互作型雄性不育的有效方法。

　　并非一切远缘杂交的核置换都能造成雄性不育和实现“三系”配套……运用核置换方法求取雄性不育和“三系”

　　配套的实现，必须把握两点，一是亲缘关系的远近(即细胞质分化差异程度)要适度；二要以在系统发育上处于低阶段的品种做母本。即细胞质要比较原始，而细胞核要比较近代化，核置换才易于获得不育系。

　　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杂交水稻的发展、扩大“三系”杂交稻的成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说，袁先生善于创新，敢于对旧观念提出质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善用直觉思维，把握灵感顿悟；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指导科研实践。这些构成了袁隆平科学思维的四个典型特征。

　　由于袁隆平的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杂交制种技术已从技术人员手里转移到了寻常百姓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自1976年至1988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许多农民每当看到杂交稻田“金镶边”、“银镶边”的夏收景象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杂交稻是“幸福稻”、“翻身稻”!

　　湖南省有一位农民说：

　　“我们解决吃饭问题靠‘两平’，一靠邓小平(生产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水稻)。”

　　这是种田“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形象化语言。

　　这位普通农民的朴实语言，说出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里话。

　　在国外，人们则把袁隆平研制的杂交水稻称为“东方魔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