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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共和国大将谭政 第六章 纠右倾反顽敌斗争更艰巨 [第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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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大将谭政: 第六章 纠右倾反顽敌斗争更艰巨
1938 年9 月29 日，延安桥儿沟。 萧瑟秋风，轻轻掠过。 路边，田园的庄稼。野草虽有点变黄，可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远望去还是绿草如茵，郁郁葱葱。 今天，桥儿沟显得格外漂亮，坐落在沟门右侧山脚下的大主教堂，肃穆、典雅。这一座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屋顶又高又尖，直插蓝天，跟陕北窑洞相比，风格明显不同。1937 年1 月，中共中央党校从定边县迁至延安东郊桥儿沟以来，这座教堂便被用作中共中央党校礼堂。 教堂的前面，沟门外，不远望去，奔流不息的河水，匆匆流过。 下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彭德怀、王明、博古、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还有中央各部和各地的主要领导人吴玉章、林伯渠、罗瑞卿、林彪、贺龙、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涂海东、王首道等陆续步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这是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全会。 作为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上，全面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和军队的工作，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情绪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突出强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重申了党的政治工作基本原则，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这次全会持续了一个多月， 11 月6 日全会胜利闭幕。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为谭政在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立下了新的坐标。 会议结束后，谭政立刻离开桥儿沟，勿匆返回杨家岭军委总政治部驻地。1939年11 月7 日，总政治部。“王主任、谭副主任，你们都回来了！”当谭政他们从会场返回杨家岭总政治部时，很多工作人员都迎了上来。“有什么新精神吗？”一个工作人员问。“嗬！你还真急！”谭政说：“来，把这些东西放好。”谭政把一包东西交给了他。“老谭啊，”王稼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很重要啊！”“是啊！”谭政说：“伟大的行动，需要有伟大的思想来支配，这次会议，对王明右倾思想进行了系统批判与纠正，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军事中右倾倾向，是太重要了，如果按照王明那一套搞下去，准会吃亏，出乱子。我就担心这一点。”王稼祥点了点头，又说：“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力度，值得我们思考。罗荣桓提出的要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力度，特别是加强党支部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作用，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今后，不能随意抽调部队政治机关的干部，要保证政治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谭政说：“对，政治机关工作一削弱，就会出现像老罗所讲的思想麻痹、土匪主义及贪污腐化现象。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王稼祥说：“六中全会己胜利结束，全党都要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我们总政也要着手制定工作计划，逐步落实。我的身体不太好，你就担起这担子吧。” 谭政点了点头说：“稼祥同志，你放心，凡重大事项我都会去请示你的，你是主任。”① “哎？！你放心大胆于吧，党中央对你的工作很放心，很满意嘛！”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 夜已经深了，可谭政却兴致正浓地在制定军委总政治部下一步工作计划。 他想，六中全会已经结束，下一步任务就是要布署宣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的任务。这几个月来，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危害很大，想一下子清除影响，恐怕不可能，因此，他想，要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起。经过一夜的思考，他拟好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准备报请明天会议上讨论。 “喔喔喔..”外面的雄鸡开始鸣叫起来，东方的鱼白映入了谭政窑洞的窗前，谭政吹灭了伴他一宿的灯，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938 年11 月8 日。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刚走到办公桌前，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份材料递到他手里说：“彭总，这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材料，要求八路军各部队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检查政治工作，井要求您在前敌政治部作传达报告。”“好的，你把这份宣传教育大纲电发给各部队，要求各部队在传达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中努力结合自己的实际，改进工作。” “是！” 1938 年11 月中旬，一二九师师部，党员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操着很浓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一二九师党员代表大会。 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八路军前敌政治部指示精神，我们要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刚刚下发的两本书，一本是《论新阶段》，这是毛主席写的，一本是《六中全会组织工作大纲》，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克服轻视政治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更要讲党性，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反对一切右倾倾向。这次，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的领导地位，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对我们顺利取得抗日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坚定有力的讲话，赢得一二九师党员同志们阵阵掌声。刘伯承开始讲：“同志们，刚才邓政委讲得好，共产党员最要讲党性，我们一定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轻视政治领导的军阀主义错误。我们这些人，离开了党的领导，都 没有出路，都要犯错误的。现在，六中全会，要求我们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武装，又要坚持团结友军，共同打败日军。因此，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新的情况表明，我们虽然坚持团结友军，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派对我们扩大武装怀恨在心，因此，我们时时警惕，千万不要上当犯错。”刘伯承那激昂的演说，给战士们增添了无穷力量，更加坚定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邓小平又说：“现在总政治部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从组织上加强政治机关的整顿，健全组织，恢复制度，改善政治工作领导。 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都必须是党员。总政治部要求对政治工作进行巡视检查，各师相互检查，总政也派检查团巡视，因此，我们要做好工作，接受兄弟部队及上级检验。”1938 年12 月，总政治部。 “喂，小鬼，给我要抗大。”谭政一边看材料，一边说。只见那个小战士摇着旧式话机，转了两圈拿起话机，没有回声，又摇了几下，这回接通了，只听见对方声音：“喂，是哪里呀？”小鬼赶忙把话机交给谭政，“喂，我是谭政！”“哦，你好，我是老罗啊！”“哦，罗大个子，还好吧！有个事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总政报请中央批准，准备要请抗大再开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从各师抽调干部去学习，你看怎么样啊？”“可以是可以，只是现在我们校舍太紧张！”“哎，挤一挤嘛，只要不出毛病就行！”“喂，就怕挤出毛病来呀，哎，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呀！”“哪里，哪里！”说完，谭政把话机放下。然后吩咐下去：“把这份文件发下去，要从各师抽调政治干部到抗大学习。”1939 年2 月，总政治部。“谭主任，这是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好的！”谭政接过材料，认真看了起来，只见他的眉头紧皱，越来越不高兴。最后把材料往桌上一放，就说：“怎么能把国民党的言论编成材料呢？”“又怎么啦？” 王稼祥问。“他们的纲要，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却把蒋介石的言论、宣言编成材料，教育部队，这样搞下去，那就不是共产党的部队。”王稼祥接过材料，认真地看过，他感到问题的严重。1940 年5 月初，总政治部。“稼祥，中央对新四军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我们总政治部对其提出具体整改意见，你看，这是我昨晚写出的《总政治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你看行不行？”王稼祥接过材料，一看，上写： 我们根据中央五月四日对新四军的指示，看了新四军的政治部的少数比较旧的林料之后，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有以下意见：（一）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二）在鼓动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当依照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目前策略路线出发，必须把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正确地适当地联系起来。 在目前特别着重说明投降妥协的危险，以及反对这种危险的斗争的必要，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重性与动摇妥协性。不应把国民党首领的演说宣言编成讲话材料，这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三）在组织方面，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适用。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与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对战区政治部的命令，绝对不应服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完全是反共的特务工作。（四）在居民中的工作应当根据党的政策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央指示已提及，兹不赘述。（五）总之，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党的工作，我们应公开的说明我军的政治工作这种特殊性，对抗战是有利的、必需的，我们不能向落后看齐，而应当是落后的向进步的看齐。八路军、新四军中之有共产党与其工作，正如其他军队中之有国民党及其工作一样，所以我们政治工作的原则、内容、口号与方法都是光明正大的，有理由的。因此我们政治工作不应当有对外对内的两套，不能对外迁就国民党，对年说共产党私话。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以上请讨论，并电复结果总政治部① “这个文件写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立即电发。”王稼祥说。1941 年1 月中旬，总政治部。“稼祥同志，新四军出事啦！”谭政低声他说。“啊？” “项英他们大约九千人在皖南径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他们经过七昼夜殊死战斗，只有二千人突围，项英遇难，叶挺去谈判被扣押。”“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王稼祥愤恨他说。“这与新四军有关领导放松警惕也有关系。”谭政说。“我们要彻底揭露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 要利用全国电台、报纸，群众会议，广泛地宣传这件事情真相，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罪行，让全军都要记住这血的教训。”王稼祥说。“现在，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国民党爱国人士、海外华侨、中间阶层都转而支持共产党，蒋介石现在已经孤立了。中共中央已准备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并要向国民党提出惩办何应钦、顾祝同和上官云湘三名战犯。释放在上部的新四军和枪支。释放叶军长。”王稼祥点了点头。1939 年2 月，总政治部， 整军会议。谭政主持了会议，他对整军工作的形势任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他说：“中央军委根据当前我军发展形势，根据地建设，认为有必要来一次整军。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随着这几年我军扩军工作的发展，我们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国民党散兵兵痞、流氓、土匪、奸细、敌探都会混进来，影响我军的素质，部队中官打兵的军阀主义现象，许多党的组织因紧张的战斗，缺少对广大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党员发展工作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教育不够，难免会发生问题，因此，要加强军队建设，开展整军运动是十分必要的。”王稼祥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这次整军，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清除异己分子，敌特分子，和严重违纪分子，严格按党员标准发展新党员，建立对部队经常审查制度，对新党员进行集中训练一次。要用马列主义阶级教育、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部队，用党的政策教育部队，提高部队战士理解党的政策水平和遵守执行的自觉性。”傅钟说：“为了保证这次整军的质量，我看有必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并派巡视团，各主力兵团再派检查员，层层检查；这样，就能保证质量。”谭政说：“我完全同意这种做法。”经过讨论，总政治部立即起草了文件，下发下去。1939 年2 月，八路军总部发出了整军训令，华北各部队连续进行了三期整军。1939年6 月22 日，中央军委和以谭政为主要负责人的军委总政治部又指示全军， “在巩固部队方面应继续整军”，并指示“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教育工作（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的解说工作，深入战士群众。”为了使整军工作在战争环境中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在谭政及军委总政治部统一要求、号召下，各部队各级政治工作机关，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都制定出整军政治工作保证计划，与军事、后勤机关密切配合，努力创造条件，利用战斗的间隙，分期分批抓紧开展了对部队的整训工作。有的地区（如冀南），还成立了整军的统一领导机构——整军委员会，加强了对整军工作的领导。 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先后派出了考察团、巡视团，分赴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地区，加强了对部队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在谭政等总政领导的指导与关怀下，整军工作获得了明显的效果。通过整军，深入开展了党的路线教育、政治工作作风传统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等，逐步确立了干部、战士、党员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审查和整顿了干部队伍，实行了对干部的定期审查和鉴定制度，加强了对新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增进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加强了各级领导。同时，洗刷了混人部队的敌探、奸细、土匪、兵痞、流氓，保证了部队的纯洁性，基本上克服了一些部队存在的严重逃亡现象。许多部队还运用民主的方法，整顿了官兵之间的关系，克服了打骂现象等军阀主义倾向和自由散漫等游击习气。 整军中，在谭政等军委总政的领导下，各部队都把加强党的建设摆在了首位。由于部队数量的猛烈扩大，大量发展党员的结果，形成了部队中抗战前的老党员比例下降、新党员占绝对多数的状况（据军委总政1940 年统计，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新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之其他原因，如新党员发展工作环境复杂、速度快、党内教育不够、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部队中党的组织不纯，党员队伍素质下降等现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先后于1939 年6 月和7 月13 日，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的训令》和《关于加强党的工作的训令》等，指示各级政治机关在领导整军工作中，“应以巩固党，强化党的工作，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目前党的工作的基本方向”，并决定在三个月内，将党龄一年及一年半以内的新党员，举行了一个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 在谭政等军委总政的推动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了晋东南各部队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并且在发出的《政治整军训令》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政治整军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各兵团首长必须以加强党在部队中领导为目的而工作”。这样，各部队对党员队伍进行了审查工作，洗刷了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及敌探奸细，处罚了违犯党纪的党员。同时，在发展党员工作上，坚持了积极的慎重的个别发展的方针，严格按党员标准和手续接收新党员，建立了党员的经常审查制度，加强了党员的系统教育和党员实际生活的锻炼。开办了干部党员、新党员等各种训练班，进行马列主义的阶级教育、共产党员的标准、思想意识教育等，加强对党的决议、政策的专门讨论，提高了党员掌握党的政策、实现党的政策的水平。此外，各级政策机关还特别注意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普遍开展了对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党的小组长的培养训练，建立健全了支部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在整军中，谭政还十分重视加强新部队的政治建设。1939 年2 月25 日，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在整军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对我党领导力量薄弱、把握最少的新部队的整理。6 月，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指示各主力兵团，选派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组成考察团、巡视团，分派各地，协同当地党政机关进行帮助整理与巩固新部队及地方武装。在新部队中，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和政治机关，确立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的合法地位，提高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在新部队中的威信。此外，在整军中，以谭政为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还协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残废军人的待遇问题做出了妥善的处理。1941 年10 月1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妥善处理残废军人的指示》，指出： 战争持久，残废人员的数量将随之增多，处理残废的工作将益加繁重，而这个工作又与提高我军战斗力是不能分离的。因此，对残废军人，不论新老、不论干部与战士，均须加以爱护。任意处置残废的现象，必须认为是犯罪的，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从军、师、纵队、军区一级起，至旅、分区、支队一级止，均设立抚恤委员会。这样，在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推动下，我军的整军工作获得了全方位的成效。1939 年6 月中旬一天晚上。谭政窑洞灯光下，谭政在回想着他同毛泽东的谈话。今天，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就抗日统一战线中有关策略问题与他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进步势力，又要斗争，中间派怀疑，顽固派反对。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孤立顽固派，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现在他已分化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分化，对顽固势力，既团结又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谭政被这精辟论述深深折服，他在思考着每一个论断，领会其精神，谭政认为，这对我们搞好总政工作具有很大意义。国民党军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矛盾，因此利用矛盾，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团结他们共同抗日，能争取二百万中间力量抗日，那将大大增强我们抗日力量。想到这时，他立刻写了“团结友军，坚持抗战，在斗争中团结，在团结下斗争”的结论。第二天，他和傅钟、肖向荣等进行讨论。谭政说：“现在国民党已经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他们制定了所谓《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总的说来，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反共本性不会变，但是，我看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很大，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矛盾，通过具体的活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傅钟说：“我们要做好联络友军工作，争取一部分人过来。”“对！”谭政说，“对那些愿意抗日并同情抗日的要争取，对那些反动顽固不化的，要狠狠打，我们取得了打击顽固派的胜利，中间力量就会向我们靠拢。”于是，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争取友军、孤立顽军的策略指示： 在投降成为目前最大危险，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形势下，开展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友军继续合作抗战，是避免自己孤立而孤立投降反共分子的最重要步骤。同月，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训令。训令指出： 我军目前宣传教育方针是，应动员一切宣传机关报纸、杂志、宣传队、剧团、服务团、文化团等，在本军、友军群众中宣传投降是最大危险，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阴谋，号召广大［军民］反对妥协投降及其反共，要求坚持抗战，打到鸭绿江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 这样，在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具体布置下，各部队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与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方联络，广泛交朋友。在联络、交友方面，我方出版的书报、杂志、抗日课本、歌本等，以各级首长名义赠送，遇友军喜丧大典，我军首长前去祝贺、吊唁。利用年关节日，赠送贺年片和年礼，派代表去拜年，利用双方共同纪念日去举行各种联欢赛。友军驻地近时，争取架通电话。对方来代表时，热情接待，给过往友军提供食宿方便，同时向其宣传抗日。每一干部战士都不放过与友军接触的机会，并给以良好的影响。对居住在我根据地内的友军家属，凡能遵守我抗日政府法令者，确保其生命财产安全，对生活确有困难者给以资助，并经常召开友军家属座谈会或进行个别访问，代他们书写信件给友军中的亲人，鼓励其英勇抗日。还通过各与友军有交情的各地开明绅士、学者、名流，至朋密友做好友军抗日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开展联络友军工作同时，总政治部还要求各部队用国民党反共分子、顽固派所犯罪行事实，进行教育，宣传。在顽固派向我进攻时，我军坚决给以还击，择其反共死硬部分，给以狠狠地打击。同时，积极开展火线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共同抗日”，实现优待俘虏政策，发还俘虏枪支。如果顽固派愿意停止进攻，我们也停止，恢复和平。1940 年3 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时局指示》，指示各地党部、八路军新四军应用各种方法在当地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发表传单、布告、标语等，表示反汪拥蒋，一致抗日。 要求各部队在反顽斗争中，严格遵守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反磨擦中不忘交友，团结地方实力派，一道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由于总政治部的周密指导，各地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收到了很大成效。1940 年，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用三个师兵力向我进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其中一个师在战斗中保持了中立。新四军在黄桥决战中，陈毅遵照总政治部指示，领导官兵开展统战工作，结果争取了国民党苏鲁皖游击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李明扬、李长江的中立，取得了韩国钧、朱立仙等大绅士的同情，使我新四军一举击败反共顽军韩德勤主力。1940 年，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总结》中，再次指出： 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的积极的亲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意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对友军各级干部须取尊敬亲爱的态度，在他们同意与自愿的原则之下进行部队的联欢、互相参观、帮助工作等。以术增进我友两军友谊，在互助互爱的原则下保证作战上的配合和精诚团结。① 1941 年6 月13 日，谭政领导军委总政治部，会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向全军发出通报，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党、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同时，通报指出： 交朋友工作的首要前提是，认真调查研究友军（国民党军）对象。交朋友工作不仅在和平共居时可以进行，在武装磨擦时及磨擦后也可进行。其交友方式，应由公开来往的泛泛之交，变成大公无私的朋友，是长期工作过程。此种交友工作是纯粹的交友工作，不去发展党，不去勾引人员逃跑，不去挖他墙脚，使他感到有利无害，不怕我们。要教育我们人员从大处着想，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以失大的行动。①在做好交友反顽工作的同时，以谭政为主要领导人的总政治部要求各地做好瓦解日军工作。谭政认为，日军虽然大举侵华，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通过有力宣传、政治攻势，不断地瓦解他们，也能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使他们厌战、怠战直至反战。谭政要求各部队坚决做好优待俘虏政策，从物质上，从感情上接近他们，使俘虏们回去能为中国人做工作。1941 年6 月，谭政代表军委总政部发出了《关于对敌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要抓住日军士兵反战情绪、思乡思家情绪、减弱其战斗力，增长其悲观情绪。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立即结束战争，一同请愿回国。”“和中国士兵握手，我们是诸君的朋友！”“你们家属在为你们祷告，不要死于战争。” “打死你们的官长，反对战争延长！”谭政要求，宣传品要用日文，要尽可能改进方法，贴近日本人的感情。为了从语言上贴近日本人，谭政要求有关学校为各地培养日语人才，先后办了多期政工干训班，要求政工干部学会有关语言。在广阳战斗中，由于我军用日语喊话，竟使数名日本士兵自动投诚。这一成功，使许多干部战士争相学日语。各地要求一般战士会讲三四句，连以上干部能说七八句，并能唱首日本歌，这些工作，对瓦解日军，起到了很好效果。1941年8 月5 日，谭政又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深入我根据地之日军据点的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对某些孤立深入我占领区的敌军据点，建立暂时的和平，使他没有决心与勇气坚决对我，破坏敌人行动的一致，发展敌兵中的怠战情绪和部分的怠战行为，使我能争取时间，从事休整生产，这在今天敌后的斗争情况下是允许的，而且是可能的。但局部和平是不能轻易求得的，必须利用我之军事力量，打击其据点之骚扰，增加其疲倦、恐惧，使敌人不敢出扰，再加政治工作，才能达到目的。1941 年8 月15 日，谭政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日本兵士宣传问题的指示》，指出： 德国进攻苏联，孤立了日寇，使日本国内国外形势更为恶化，应向日本兵士宣传：（一）日本国势孤立，在中国的战争迅速结束无希望，胜利更不可能；（二）如日本打苏联，日本一定会失败，日本士兵的前途只有死亡；（三）日本士兵的出路是要求回乡，不与中国人民、苏联人民相屠杀，不作日本军阀的炮灰。 伪军是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军队，成为日军侵略的主要依靠力量。 为了争取伪军，分化瓦解伪军，谭政作为总政治部领导人，也想了许多办法。他认为对伪军，应是消灭与争取同时井举，争取其反正和瓦解同时并举，应培养一批专门人员，打入伪军之中去分化、瓦解他们。1940 年7 月，谭政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指出： 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强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这是我们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 1941 年5 月，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点线及伪军工作指示》， 指出： 为了统一敌工，县以上由地方与部队共同成立敌伪工作委员会，地方由社会部，部队由敌工部，锄奸部等共同组织之。 1941 年6 月14 日，以谭政为主军委总政治部连续发出《关于对敌军宣传工作的指示》、《关于半年敌伪军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的指示》两道训令。1941 年8 月17 日，谭政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傅钟，以军委及总政治部名义致电陈毅、刘少奇，发出《对伪军及俘虏政策的指示》，指出： （一）对待伪军应采取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二）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事实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控制它，使它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三）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好，我们应耐烦的采取七擒孟获政策。（四）对李长江部队的俘虏应多多进行工作，并从中争取一批去瓦解分化李之内部。此后，谭政又主持军委总政治部于1941年10 月1 日、 10 月10 日、 12 月17 日等分别发出《关于扩大对敌伪宣传的指示》、《对冀中第四次政工会议的指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的指示》等多道训令，以加强对瓦解敌军工作的政策与策略指导。谭政在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加强对瓦解敌人工作进行政策、策略指导同时，还从政治舆论上领导各部队，运用多种方法，采取了瓦解敌人的政治攻势。 在谭政领导下，各部队采取散发、涂写、张贴各种传单、漫画、布告，写慰问信，送慰问袋，对敌喊话，召集群众大会，士绅座谈会，自卫团员、青训生、伪军伪组织人员家属会议，创作歌谣、童谣教给敌占区人民到处传唱，以及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宣传等等。造成了强大的群众性、社会性政治攻势。 据统计，一二○师1941 年总计散发宣传品一百一十万份。 认真贯彻执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是谭政工作的主要方面。为了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谭政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撰写文章，宣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他所主管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在通过撰写文章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干部政策方面，谭政先后撰写了《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在文章中谭政主要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在提拔和使用干部的出发点上，谭政认为，是不存私见。党的领导者必须从党的原则出发，不是从私人路线出发，不允许有任何狭隘的宗派思想。在干部问题上论亲疏、分派系，以个人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拢络、排挤，关起窗户说暗话，背后议论是非，如此的不光明正派，共产党员是坚决反对和十分鄙弃的。因此，凡是参加抗日，同情共产党，不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人，均可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并可充当干部。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关系上，谭政认为，必须一视同仁。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义务，党的领导者，八路军、新四军必须给予同样的关心、爱护，爱护有作为的非党干部，如同爱护共产党员干部一样。在干部培养教育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严格要求。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踏干部，在于部中广泛开展自我批评，依靠自我批评去团结干部，锻炼干部、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在考察干部的标准上，谭政认为，必须要高标准。奖励前进，反对后退，拿前进的标准作鉴定和信赖干部的主要尺度。在非党干部的重要性上，谭政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大量的非党干部，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能建设得很好的。因此，对待非党干部，必须打破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成见，安定他们的情绪，使之安心为抗战，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在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应当适时提拔。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新鲜血液，应当大量吸收，适时提拔。仇视知识分子，忌恨知识分子是错误的。在旧军人出身的干部问题上，谭政认为，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对于那些有能力有经验能够指挥作战的旧军人干部，经过考验之后，可分配当指挥员。凡是率领部队加入我军、愿意接受八路军、新四军指挥的旧军人，无论来自伪军反正，土匪投诚，以及其他性质起义，均须格外优待。在通过军委总政治部发布指示、训令方面，谭政也是精心策划，亲自主持的。 1939 年5 月6 日，谭政与王稼祥就关于审干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审查的目的， 在于了解干部思想能力、个性、特长，发现积极分子，作为提拔干部的根本。1939 年6 月25 日，以谭政为主要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训令》提出： 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某些部分有参加革命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样，正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常常表现出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因此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强的干部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锻炼。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原则是：（一）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二）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三）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四）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虚心的接受本军光荣传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所有的老干部重视和清楚了解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把大胆吸收和耐烦带领他们，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反对歧视与偏见。① 1940 年8 月13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会同中央军委发出《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指出： ..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的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老干部。（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及老部队。..。 1941 年3 月18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夫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健康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不关心，必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干部保健工作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合科学的铺张浪费，如乱吃补药；另一种是克扣太紧，因小失大。1941 年10 月17 日，又发出《关于军队内技术部门、技术兵种与技术专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指出： 由于我军的政治机关与政工人员缺乏科学知识，对于专门技术不甚了解，固此发生： 把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问政治，不同技术，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起来，妨碍技术的专门化与提高，甚至以政治压倒技术，使发生技术退步的严重现象；不顾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的特殊需要，在装备、供给、经费等方面，定出平均主义的待遇；对技术专家舍不得给钱，又舍不得给名义，提出“专家政治化”的错误口号。为了纠正上述现象，政工人员须加强技术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工作，不懂技术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员，无权干涉或妨碍技术；保证技术部门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请专门人才等八条措施。① 1941 年12 月9 日，谭政又与王稼祥、傅钟等军委总政领导人关于对专门家政策问题与罗瑞卿交换意见： （一）所谓同情分子，在我军中大多是指各种不同的专门家（医生、工程师、军事人才等），对战士则无重大意义；（二）我们对专门家的政策应当是鼓励他们向技术方面发展，而不是用主观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组对于入党要求迫切的分子不能过瘾，对政治兴趣不大的反感束缚，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帮助可用活泼交谈，友谊讨论等方式吸收他们参加时事的、政策的、学术的报告与讨论；（四）党的干部还有极严重的宗派主义传统，没有与非党干部共事的习惯，应加强教育。①谭政所撰写和起草审定的有关我军政治工作的论文，文件指示等，丰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 在延安的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谭政则生活在这延安的“小天地”里。早出窑洞门，看见宝塔山，晚上望明月，散步延河边。谭政的生活范围比较窄，全部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学习中去。为此，他性格活泼、开朗的夫人王长德，经常亲自给他调济生活。一次过年，窑洞外面的场子里敲锣打鼓，放爆竹，又有秧歌队扭秧歌，“鲁艺”演出《兄妹开荒》，可谭政还在窑洞里写文章。妻子王长德硬把他拉出去，他才和军委总政机关于部一起去看了文艺节目。谭政这个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领导干部虽然看上去难以接近，可经常来找他反映部队情况或者个人情况的干部还真不少。他具有老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凡是给他提出过批评意见、指出工作中错误的干部，他都觉着可亲可敬，从不报复。所以，尽管他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但人们都愿接近他，愿意与他谈心里话。谭政在延安时期，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如为军委总政，为后方政治部，留守兵团等起草了和审定了大量的文件、指示、训令、电报、总结、报告等，撰写了有关全军政治工作的许多文章，但谭政却谦虚他说：如果说我在抗战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说是有毛泽东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 实际上，谭政在起草文件，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也确实得力于许多同志的帮助与支持。在他为军委总政起草文稿时，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曾经常对他起草的许多文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的肖向荣，也对谭政撰写文章的草稿提出过意见。谭政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所有文章，也都是经过这个主编之手，认真修改的。 热心帮助谭政的还有时任人事调配的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谭政《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章，在题目酝酿、提纲构思、文章起草和最后成文整个过程，都得到了胡耀邦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于部政策》一文写成后，谭政送给毛泽东审定、谭政还附了一封短信，说明文章的起草经过。经谭政和胡耀邦商定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方针政策，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延安时期，由于前方战事较多，谭政的工作也很紧张，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39 年春节，一个晚上。 “哎？今天晚上外面怎么敲锣打鼓，是不是前方又打胜仗了？”谭政惊奇地问。 “晦！你还蒙在鼓里呢，今晚是春节晚会，‘鲁艺’要演《兄妹开荒》！快准备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妻子王长德说。 “哦，对不起；我还有篇文章要..”“要什么？”“要改！”“明天没时间了？”“明天我还要出去汇报工作！”“嗨，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工作起来没完没了的！我说，一年不就这么一个晚上嘛，你都不能陪我去，你看别人！”说着，王长德把嘴一噘，不高兴了。谭政看到这个样子。感到心里很过意不去，自己从未抽出时间去陪她玩一下，也是个不称职的丈夫，想到这里，就说：“好吧，今天晚上陪你去看戏。”王长德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准备准备就出去了。去看戏，谭政还是把他的文章带去了，乘着没演之前又在边看边思考，台上已正式开演了，他还在写，王长德看着台上演戏，很开心，指着一个演员说，老谭，你看那个人，动作很潇洒，唱得也很好，谭政只是嗯，嗯地应答，王长德回头一看，谭政还在写，乘谭政不注意一把把书稿夺过来，谭政只好无可奈何地看戏了。谭政自1937 年10 月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到1942 年1 月五年间，由于王稼祥身体不好，他起草了大量文稿和指示。实际上又作了毛泽东的五年助手，此间，他经常与毛泽东讨论有关国际国内的大事，他的文章和文件也有经毛泽东修改的。并且随同毛泽东共同签发了电报、指示等二十余件。1937 年12 月同毛泽东、肖劲光签发关于做好友军区域内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38 年7 月，同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总部，要求切实解决好干部家庭困难的问题。1938 年12 月同毛泽东等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支队，吕正操纵队，速派人到延安汇报工作。 1939 年2 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签发关于做好俘虏工作的指示。1940 年3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迅速汇报新四军政治工作。1940 年8 月19 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要求做好晋西北地区工作。1941 年6 月，同毛泽东、朱德等复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同意陈赓、薄一波统一指挥太岳军队，同意组建太岳纵队。这些文件、文稿与电令，都凝聚了谭政很多的心血。1939 年初，日军开始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于1938 年11 月从华中华南调三个师团， 1939年1 月又调五个旅团，至此，华北日军共有十五个师团九个旅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航空部队的庞大兵力，另外日军还扩充了伪军的力量，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敌后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游击战略战术，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术，同日军开展了反扫荡斗争。1939 年12 月，总政治部。 “报告，谭副主任，这是晋察冀边区的材料。”谭政接过材料一看，是冀中贺龙、关向应来的。他们报告说，日军大修铁路、公路、据点、碉堡，对我解放区进行分割、封锁。从10 月至12 月，日军二万人对其大规模“扫荡”， 我军采用平原挖地道优势，同日军开展了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敌人魂飞胆丧，晕头转向，并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中将敌旅团长阿部规秀。谭政看到这里，高兴他说：“好，就要利用我对地形熟的优势，地雷战、地道战，这种办法很好，别的有条件的也可采用。”说到这里，谭政又问傅钟：”山东根据地情况怎么样？”傅钟说：“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部从三月开始，首战告捷，四月，敌人集中六千余人，分七路将罗政委他们包围，他们歼敌一千余人，突出重围，又在梁山泊歼敌一个大队。现在，他们和新四军联系上了。”“哦，沂蒙山好打仗，梁山泊多英雄啊！”谭政说。1940 年12 月，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老谭，百团大战结束了！”傅钟说。“哦，战况如何，听说伤亡不小啊！”谭政问。“是啊，这次，我军动用一百零四个团近四十万人，民工二十多万，对敌人各据点与铁路进行了总破袭，破坏公路一千五百公里，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攻克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敌四万六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只是，我方伤亡也不小，特别是一二九师，担任正面进攻任务，伤亡过多。这是从八路军总部获得的消息。”“这次，国民党蒋介石不会说我们共产党游而不击了吧！”谭政气愤他说。“这次我们动用了这么多人，敌军也了解了我们的力量，往后，我们的困难就会增加了！” 傅钟说。“是啊，敌人会用绝大部分兵力来对付我们，要告诉同志们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呢！”傅钟点了点头。由于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严禁日用品进入我根据地，对我根据地物资大肆掠夺破坏，使这一时期根据地人民生活特别艰难。他们大都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物质条件极其恶劣。在陕甘宁边区，由于敌人封锁、物资特别匮乏，解放区军民没有油吃，没有粮吃，在恶劣的气候下没有鞋穿，没有被盖。解放区军民凭着对抗战的一片热情和顽强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涌现了无数英雄事迹。谭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带领大家共度难关，为了把有限的粮油、被子衣服等物资运给前方将士，他艰苦朴素，省下一点一滴的东西。他对总政工作人员说：“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开辟根据地，生活环境、物质条件极其恶劣，我们在这里更不要讲条件，我们总政要抽调一部分人去充实生产第一线，剩一部分人在这里，我看能做完工作。”还有一次，总政分得一点米，按条件，他可以分上一份，可他坚决不要。他说：“我不要，我还有一点面，加上一点野菜，还可以过上一段，请把这米退回去。”“嗨，这是中央分下来的！” 一个小鬼说。“你有没有听说，东北杨靖宇将军，他肚子里吃的是什么？” 谭政大声说。那个小鬼低下了头。谭政说：“杨将军就靠吃草根和棉絮度日，我们呢？比他好百倍！我建议，把这些粮食，除了送点给稼祥补身子，其余送回去怎么样？”在谭政的带领下，大家就自觉地把这粮食送了回去。艰苦的环境，没有压垮谭政的精神，反而激励与锤炼了他艰苦奋斗的意志和做好治军工作的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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