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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沈从文传 叩开幸运之门 [第2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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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传: 叩开幸运之门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浪，随着秋天的到来，已开始降温，并逐渐沉寂下来。但是，较之丁玲事件远为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浓重阴云已经弥漫在华北上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染指华北，发动侵占热河之役，打开了通向华北的门户。严峻的形势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日军侵占华北只是早晚间事。凡爱国者都已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壮抵抗忧患的能力，已成为民族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1932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甘愿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北平，着手组织编撰教科书的班子。 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也在学期结束之后，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平，和朱自清等人一道参与其事。此后数年间（直到芦沟桥事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起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自然界的果实有收获的季节，这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去北平之前，沈从文与张兆和已商定了结婚的时间，并征得了张兆和父亲的同意。到北平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本来，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100元。按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很快就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到青岛后，见此情形，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摇了摇头，赶紧安排九妹上学读书。想起沈从文到上海去见父亲时，身上穿一件蓝布面的旧狐皮袍，衣襟上满是油渍的情形，张兆和心里起了怜惜之意。这个“乡下人”，实在太不知道如何管顾自己，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她本想去北平后再读几年书，而后考虑结婚的事，看来也只好放弃了。 到北平后，张兆和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这时，他们正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50块钱的薪金作应急消费。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本来，张兆和是可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的。她的二姐结婚时，父亲就曾给了2000块钱。但沈从文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未婚女婿。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一件蓝毛葛夹袍，张兆和穿一件浅豆色绸旗袍——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赶来祝贺的，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学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作代表。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新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空，婚后才由沈从文选购的书籍和收罗的陶瓷漆器逐渐填满。两张床上，各罩一幅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送的，才微显喜庆气氛。 还是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新居的一个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亦大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应声吆喝。呼叫声里，一阵脚步响，小偷早已爬树上房一溜烟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抓着一件武器：牙刷。 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婚姻是圆满的。他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且还是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孔子曰：三十而立。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年。命运仿佛有意证明这一“圣人”之言似的，沈从文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就在他结婚的同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从当年“学衡派”吴宓等人手里，接编了该报的文艺副刊。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另一只翅膀。在此后数年间，沈从文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当时，《大公报·文艺》的稿件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成，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在这过程中，看稿、改稿，都少不了张兆和。这自然得力于她的文学修养，——她自己也能写小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的手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张兆和笑着说：“他有点无赖，不知怎么就把我的小说收到他的集子里。”王西彦回忆自己当年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情景时说：……后来我从余家胡同的“学会”搬到西单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去住，沈从文先生的家也搬到附近的北半壁街（？），彼此的距离更近了。有时，连《文艺》周刊上的稿费也由兆和先生给我送来。对自己的婚姻，沈从文是十分满意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沈从文的生活与生命都进入了稳定时期，又人当盛年，他的创造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在编撰教科书，编辑《大公报·文艺》的同时，沈从文仍没有放弃作品创作。仅1931至1937年，他就有20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出版。 进入30年代以后，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不仅走过了早期的不成熟阶段，也走完了1928至1930年的过渡阶段，进入成熟时期，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1934年，《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国》里。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在该书的《编者序言》里，斯诺说：后来我又去物色并得到几位中国主要作家的合作，他们协助我挑选同时代人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萧乾，还得到沈从文和巴金的协助，这两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 我还发现中国有些“杰作”篇幅太长，无法收入到这样一个集子里去。许多作品应列入长篇，到少也属于中篇，然而它们的素材、主题、动作及情节的范围，整个的发展规模，本质上只是短篇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就属于这一类。还有茅盾的《春蚕》和沈从文那部风靡一时的《边城》。鲁迅在与斯诺谈及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时，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冀、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上升，不仅主要取决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姚雪垠也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追忆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朱光潜和姚雪垠回忆所提及的“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个特有的文学史现象。自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卵翼下的一批文人，曾一度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之抗衡。前者以上海为中心，后者以南京为据点。而在北平，却聚居着当时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既厌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程度不一的隔膜与怀疑。 这批作家当时被称为“京派作家”。实际上，“京派作家”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松散的作家群体。《大公报·文艺》和后出的《文学季刊》（郑振铎、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文学月刊》（巴金、靳以主编，1936年创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1937年创刊），成为这个作家群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大公报·文艺》是其中起步最早、时间最长而又最具连续性的一面旗帜。 《大公报·文艺》第一期于1933年9月23日问世，每周出两期，由沈从文一人主编。从1935年9月起，由沈从文和萧乾署名合编，每周出四期，星期一、三、五三期，每期半个版面，由萧乾负责，改刊名为《文艺》；星期日一期，一个版面，由沈从文主持。1936年4月起，全部改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参与编辑与组稿，是萧乾事实上的“顾问”。《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有“五四”时期即已著名的如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人，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林徽音、林庚、靳以等，还有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进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的优势。 《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为办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在侧重创作的同时，评论、翻译与外国文学的评论同时并举。该刊尤其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述大部分新进作家的初期之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成为此后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坚。 自然，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1933年秋，巴金刚来北平时，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直到沈从文大姐一家来京，家里无法住下，巴金才迁居北海三座门。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萧乾等。更是沈从文家的常客。来得更多的，还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在这期间，沈从文将很大一部精力用于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与作者座谈，成了他生活中常见的节目。1935年秋的一天，北平东城一家茶馆的餐桌上，沈从文、萧乾正与一些青年作者交谈。 我和这位小说家见了面。当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编《大公报》的副刊，这次是他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被邀参加的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圆桌。记得沈从文先生的一小描写湘西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顾问官》，正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沈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我所以事隔半小世纪之后还能记起这个小小情节，是因为当时刹那间浮现在从文先生脸上那副显得异常亲切的笑容。……只是在散席时才走到他面前，小声问了他的住址，说明改日要去登门拜访。他拉着我的手点头微笑：“好的，欢迎你来，晚上我总在家！” ……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时他的年纪也只有30来岁，说话的声音虽轻，却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里我大概只能听懂一两句。担心打扰他，我去拜访的次数不多，每次坐谈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给他送稿子去，听他对稿子的意见，他也总是微笑着说：“好嘛，好好写。”他收下稿子，有的转给《小公园》和《国闻周报》，有的放进自己编的《文艺》周刊。有时稿子被发出来了，才发现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些删改，主要是为了能稍稍精练些。和我同时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人中间，和我比较接近的，有一位是河北的田涛，还有一位是云南的李寒谷，后者是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一些边疆家乡的风土，笔名“寒毂”还是从文先生给取的。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诉说自己的艰辛。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不了听到这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沈从文不敢苟且。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回想起来，他对我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好像从来没有给我打过退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就在那个集子里，收容了我初期那些幼稚习作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虽然迭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事情。他忽然微笑着问道：“我看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了，编得成一本书了吧？怎么样，编它一本好不好？” 能够把写下来的习作编成书出版，对我当然是一个望外的喜讯，刹那间自然也顾不得习作的幼稚粗陋，忘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立刻表示了同意，而且一回住处就满怀兴奋地做起编选工作。当时还有种种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还有一位前辈在那里把关，自己只要收集一下就行。 过了几天，我就把一大包发表过的稿子送到从文先生家里去，请他再给我看一看，选一选。几天以后，我又性急地跑去找他，他依然微笑着告诉我道：“书已经给你编起来了，取了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就叫做《夜宿集》，好不好？” 不待说，我也马上表示了热切的赞同。 “那么，”他接着说，“我把它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他们正委托我编一套创作丛书，你这个集子就算作中间的一本，好不好？”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如果不是有人推荐，一般很少接受像我这样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可以想见我对他的感激。这占去了沈从文的许多时间。他本拟续《边城》之后，进而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阙如。 ……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 沈从文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那些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沈从文就曾提供过资助。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每月可从报社获取100元的报酬，这些钱却大部分被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了。——他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能更切身地体会到一个穷困的文学青年，在中国现实环境里所必然遭遇的人生悲哀。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便家中所剩无多余，也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 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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