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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 第一章 混迹上海文坛
“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清晨。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民们，惊喜地发现，一夜之间，街头巷尾刷出了许许多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揪出叛徒张春桥！ 打倒臭名昭著的老牌叛徒文静！ 文静何许人也？上海人人皆知，文静乃张春桥之妻。文静是叛徒，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至于张春桥是叛徒，小道消息亦有所传闻，甚至说某人敢以脑袋担保等等。 然而，如今用比今还大的字，写在要道通衢，众目睽睽，个个称快。 谁都明白，刷出这样的“炮打”大字标语，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在那年月，张春桥是上海飞扬拔扈、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用手轻轻一指，就可以把人辗得如同面粉。他的头上，闪耀着“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之类眩目的光圈。“炮打”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那还得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处于“一月革命风暴”之中，张春桥尚未夺得上海的领导权，立足未稳，以复旦大学年轻学生为主，曾经掀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被称为“一·二八事件”。不过，那一次的“炮打”，还只是低水平的，只不过向张春桥提出一连串为什么：既然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是“革命”的？既然上海文艺界“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是“干净”的？…… “一·二八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张春桥残酷地镇压了那些年轻的“炮手”。 这一回“炮打张春桥”，事先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炮火比第一次要猛烈得多，被称为“四·一二事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也是在四月十二日，上海人民跟独夫民贼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张春桥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上海人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地火在运行。张春桥如同坐在火山口上。 地火终于在“四·一二”喷发了！ 上海在怒吼！ 徐景贤紧急电告张春桥。 张春桥强装镇定，复电：“要沉着，不反击”，“事情过去就算了，不要压，不要整人，有些材料也不要紧。” 张春桥真的如此“虚怀若谷”？如此“大慈大悲”？ 不，不，我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看到如下惊人的数字： 张春桥对曾经参与炮打张春桥的人，要搞所谓“秋风扫落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仅上海大专院校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拘捕、隔离、批斗或者作检查、写鉴定的达三千多人…… 我又从档案中，查到徐景贤当年在“四·一二事件”发生后的讲话记录稿，切齿之声，跃然纸上： 四·一二事件的发生，是蓄谋已久的。去年（指一九六七年——引者注）就有一批人，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斗争形式虽有所改变，但更加隐蔽，而且外地也时有谣言。他们选择了张春桥开刀，正是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四月十一日，正是在贯彻最新指示时，他们在夜里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这不能单单看成炮打张春桥一个人，这是直接破坏了党中央伟大的战略部署…… 事件发生后，春桥很关心，文元也很关心…… 四·一二事件，是适应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和牛鬼蛇神的利益。有人不是说，“张春桥倒了，你们也要倒。”这是反动思潮向我们反扑。这次进攻，是不折不扣的右倾翻案风，右倾分裂主义，分裂中央文革，分裂市革会，分裂革命造反派，是右倾投降。 有人说，对张春桥“吃不准”。实际上是对中央讲话“吃不准”，而对反动言论吃得很准。 现在，我们已处于掌权地位，要慎重。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复旦的右派又动了（指参加“—·二八”第一次“炮打”的复旦大学师生——引者注）。 四·一二事件，检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立场。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是坚定的。文教系统不坚定，到现在还有人提出“为什么”。 总之，有人灰心，有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人幸灾乐祸。要总结教训。犯错误的人，要找到错误的根源，要进行阶级分析，要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找根源——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闹独立性，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好家伙，炮打张春桥，还得从那么多“主义”中“找到错误的根源”！ 在“四·一二事件”中，有一颗“杀伤力”颇大的“新式炮弹”，不仅引起了上海全市的注意，而巨使张春桥颇为惊慌——揭了张春桥的疮疤！ 那大字标语的内容，是前所未闻的：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就是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说实在的，狄克就是张春桥，连张春桥的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张春桥也从未向人透露过这一“机密”。 是谁泄漏了这一重大“机密”？主炮手何在？ 显然，这主炮手深知内情，而且必定是“长胡子”的家伙！ 此人不除，乃是隐患。 一道密令自京来。张春桥要查明主炮手究竟在何方…… 鲁迅当年曾痛斥“狄克” 文化革命，革尽文化。 好在鲁迅的书未在革除之列，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起，站在各个图书馆的书架上。 忽然，许许多多人，拥进平日冷冷清清的图书馆，目光都投向《鲁迅全集》。 因为“狄克=张春桥”的大字标语，使人们记起了《鲁迅全集》，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鲁迅先生仿佛抽着烟，满脸严肃的神情，在那篇《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着狄克： ……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急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忒拉（即希特勒——引者注） 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鲁迅先生提到的田军，读者们熟悉——田军就是萧军。 鲁迅先生提到的《八月的乡村》读者们也熟悉——那是萧军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推荐它，称赞它，为它写序。 然而，惟独那个骂田军，骂《八月的乡村》，进而骂鲁迅的狄克，读者们向来不知是谁。就连《鲁迅全集》中，对狄克也未加注释。 如今，读者们忽然得知，“狄克=张春桥”。 哦，那个穿上一身军装、戴着黑框眼镜、神气活现的“中央首长”张春桥，原来就是三十年代的文坛小丑！ “狄克=张春桥”，其实，等于掀开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那很不光彩的老底。 张春桥焉能不老羞成怒？ 须知，上海市多少个单位的《鲁迅全集》忽然被争借一空。好事者甚至刻印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大量散发，名曰“学习鲁迅，捍卫鲁迅”…… 密告信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一二”炮打的硝烟还未曾散去。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张春桥、上海市革委会、于会泳和市文教组的S忽然都收到一封检举信，内容相同，都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寄出的。这一式四份的信，告发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炮弹来自上海图书馆！ 急如星火。上海市革委会马上派人前往上海图书馆调查，写出了报告。 报告马上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微微一笑，提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句话：“应查清，但不要扩散。” 多妙，既要“查清”，又不要“扩散”，张春桥滴水不漏，把“攻”与“防”都作了安排。 五月二十二日，王承龙一接到张春桥的手谕，立即写道：“请按春桥同志批示办，抓紧！” 于是一个很不醒目的所在，成了“查清”、“抓紧”的目标。 它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离那座在当时被砸去尖顶的天主教堂不过一箭之遥。它犹如陶渊明当年隐居的田庄，“门虽设而常关”。即使是大门旁那扇仅容一人通过的边门，你刚一进去，便立即自动关上。 高高的围墙里，一片草地包围着一幢上了年纪的楼房。早在爱狄密勒著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便曾提到它：“耶稣教教会办有一所图书馆，里面藏着好几千卷书，大部分已变成蠹虫的眠食所。没有一个人到那边去看书，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原本是外国牧师的宿舍。早在李秀成攻入上海时，就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做过弥撒，也曾步入这个牧师宿舍。 后来，那里成了收藏教会图书的“藏经楼”。 罗马教皇为了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杂志，也存放在“藏经楼”。慢慢的，随着报纸、杂志逐年增多，那里积聚了旧中国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藏经楼成为藏报楼、藏刊楼，成为一座珍贵的中国现代史料库。 解放后，那里被人民政府所接收，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人称“徐家汇藏书楼”。 矗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大门口挂着陈毅市长题写的招牌，为广大市民们所熟知。然而，徐家汇藏书楼悄然站立在潜溪九路西侧，除了一块只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小的门牌号之外，没有任何招牌。它不对一般读者开放。然而，手持组织介绍信的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步入那扇狭窄的边门。 其实，徐家汇藏书楼所拥有的众多的发黄了的报刊，是一面清澈的历史的镜子。美即美，丑即丑，善即善，恶即恶，一切都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易，一笔不改。 公安人员那敏锐的目光扫过镜子，从那些“脱离共产党声明”、“反省宣言”中，查出叛徒的真面目。文学史专家、历史学家也都从中探究历史的真实面貌。 然而，当奉特殊使命的上海市革委会的专员进入这座藏书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那里记载着蓝苹当年的丑闻； 那里记录着狄克当年的劣迹； 那里刊登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那里甚至还有徐景贤之父——徐宗骏的《自首自白》…… 除了王洪文太年轻，还不够格之外，那面历史的镜子，如实地映出了江青、张春桥当年的真实形象。 麻子怕镜子。经过初步清查，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迅即草成《关于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紧急请示报告》。 确实“紧急”。再晚一步，如果让徐家汇藏书楼里的一篇篇文章变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后果不堪设想！ 五月二十五日，王承龙“紧急”批转报告：“同意。请少庸同志审阅，报春桥同志审核。” 王少庸“紧急”批转：“以同意，并请徐景贤同志阅定。” 徐景贤考虑得更加周全，作了如此“紧急”批示：“同意查封徐家汇藏书楼，同时把电影局、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三十年代影剧、黄色刊物封存，请春桥批示。” 最后拍板的，是张春桥。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紧急”批示：“同意。” 张春桥为了掩藏狄克，也为了替同党江青、姚文元、徐景贤遮丑，开创了查封一座图书馆的空前纪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由上海市清档组和政宣组组成的特派小组，杀气腾腾进入幽静的徐家汇藏书楼，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查封了旧中国三十年代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 这些资料被搬入指定的房间，加锁，贴上封条，在查封时，就连查封专员也未敢翻开这些报章看一眼。 查封专员当众宣布了如下规定：“未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准查阅这些资料。 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也不得进入书库。” 真是难得，从查封专员口中，居然说出如此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话： “对这些材料，看一眼就是犯罪，听一句也是犯罪！” 上海图书馆的钟楼成了炮楼 手中拿着《查封徐家汇藏书楼的汇报》，张春桥的眉头舒展了，仿佛了结一桩心事。 从此，狄克那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封入“冻土层”。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细思量，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死材料易禁，活口难封。那么多书库管理员，势必看过那些三十年代报刊。这些人一张口，就会发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更何况那个泄露“狄克=张春桥”这一天机的主炮手，迄今隐伏，未曾抓获。 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的盛大的“欢迎仪式”，在那里举行。 主席台上，戴着大红纸花的工、军宣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不断引述姚文元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九月二十二日，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军人六名，工人二十七名。这支“领导一切”的队伍，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肩负特殊使命，进驻这“敌情非常严重”的单位。 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 不仅“坏”，而且是“很坏”；不只是一个，而已是“一批”。上海图书馆的“敌情”如此严重，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及有人用三十年代资料“炮打”他，顿时竖眉瞪口，穷凶极恶地说：“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张春桥“不客气了”，“整人”了！ 徐景贤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三十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行反革命。 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整人”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诚如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所披露：“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也没有一个逃脱‘四人帮’的魔掌。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 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刀光剑影闪耀，腥风血雨可闻，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学习班”不断收进“新学员”。只进不出，挨整的人数从九人扩大到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以至五十多人！ 张春桥还不解恨。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军宣队还太右，指派得力干将、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工宣队员增至三十七人，军宣队员增至九人。 大军压境，乌云欲摧藏书楼。 张春桥激将了：“‘一办’（即市文教组——引者注）的徐海涛，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我看你很怕。（徐海涛马上答曰：“我不怕！”）我看你怕。怕什么？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涛掀浪兴涛了。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徐海涛杀气腾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骂声咧咧：“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不是钟楼，那是炮钟！” 这句话，顿时成了徐海涛的“名言”！ 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台上念一声，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 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抓进了隔离室。 徐海涛还宣布，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进行“保密检查”。 多么动听的词儿——“保密检查”，其实就是抄家！抄家的重点，是收缴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防扩散材料”。惟其“防扩散”，故日“保密检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 费毓龙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罗良健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施龙生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光亮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刘 萱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于为刚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四月 当年，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掩人耳目。 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来借三十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他被定为“清查重点”。 一九七○年二月十三日，袁嘉锡被送入“学习班”；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 他锒铛入狱，直至一九七三年三月才被释放……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斗换星移。 和风吹煦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完葱，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缮本书籍。 他，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年近花甲。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漩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三十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刺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二十四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乃后物之露。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竞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允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是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代什么？ 他无法交代，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代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代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代，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宇。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料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十年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缮本，一七○六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一六八二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骗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子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 主炮手人安在？ 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从不在家中会客。如不事先去信预约，他不接待的。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怪癖。但是，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大家都体谅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愿意接待你，他非常热情的…… 狄华同志把葛正慧的住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一见。我不忘狄华的叮嘱，在信中写明，他的通讯处是狄华告知的…… 信寄出以后，好几天不见回音。 我决定上他家去拜访。 他住在上海市区一幢三层楼房里。我是在早上八点到达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已经外出，往往夜深方归。 他的房间在三楼。从外面望过去，有一扇窗斜开着。一只猫蜷伏在窗口，窗台上放着好几盆花。 老邻居们告诉我，葛正慧住在那里好多年了。本来，他跟母亲一起住。一九六二年，母亲去世之后，他一直独居。他的生活很简单，买点面包、罐头，炒盆青菜，如此而已。 来了客人，一向在楼下弄堂或公用灶间里谈话。即使是市统战部来人，也如此。 来访者写信预约，他答应了，到了预定时间，才能在楼下见到他。邻居们把他的邮件，或者放在灶间，或者从房间的缝里塞进。 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图书馆造反派来抄家，他的书真多，装了一卡车！ 过了五年多，邻居们终于又见到他。他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双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独进独出。偶然，他说过一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果真被他说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帮”垮台了！ 邻居们都说，他很有学问，埋头看书、写作。夜深了，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我从他家回来，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应与我长谈，我才有可能了解这位当年“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 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中说： 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 我准备送一些参考材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 读罢来信，我甚为欣慰。虽然我未见其人，却已见到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为他在帮助我寻找写作资料。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点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拜访）。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你一定早看过。他曾翻阅了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集中的数十万件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相当大的部分，才写成此书。书前他引录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由“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为四人帮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过那样的巨著。倘无文字留鉴，人们是容易“忘掉过去”的，后代也难吸取教训。此历史著作之所以功德无量也。在党中央明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预祝你写作成功。 全部剪报和报纸，是我赠送你参考的，不要归还。 在信中，他还写明了他准备到我家长谈的时间。 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头的三厚册蓝色封面《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早已读了这部巨著，引为写作《浩劫》的借镜。找们的见解，竟如此不谋而合！ 我期待着见到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 他因研究笔名学查出“狄克”是谁。 暮霜降临。 我徜徉在公共汽车站附近，注视着每一个从跟前走过的行人。 一个头发谢顶、戴着眼镜的老人，双脚边走边拖，发出声。尽管我从未见过葛正慧，但是根据邻居们所说的特征，我猜想是他，上前问道：“你姓葛？” 果真是他！ 我领着他，来到我家。他前庭开阔，头发灰白，热忱而健谈。他生于二四年，屈指数来已六十有二。浓重的浙江宁波口音。 他一口气谈到将近深夜十二点。未能谈完，过一星期他又来了两次。他花费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上海人民反四人帮的斗争。经我再三恳求，他才谈及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他对“狄克”的研究…… “文革”前，他担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虽然他不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但常常去那里查阅资料。 他早在五十年代初，便查证了“狄克一张春桥”这一公案。 他怎么会研究起张春桥的笔名来的呢？ 其实，这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书目参考部工作，就要研究书目，而研究书目，则必须研究作者；研究作者，则必须研究作者的笔名。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以笔名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 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笔名学”。 笔名，看似简单，其中学问颇深：隐士、战士和暗奸，都爱用笔名。 隐士与世无争，只求发表作品，却不愿让读者知道作者是谁，于是取个笔名，隐去真名实姓。 战士要冲锋陷阵，把投枪和匕首掷向敌人。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也用笔名。 暗奸当然对笔名有着特殊的“爱好”，射冷箭，放暗枪，是他们的看家本事。这种勾当本来就见不得人，于是笔名便成了他们的隐身术。暗奸们往往有许多笔名，甚至写一文章化一个笔名。他们的笔名，真是弃之如敝展，极难考证。 当然，细细探究起来，种种作者还有种种缘由采用笔名。 葛正慧做了三千多张卡片，查明了许多作者的笔名，张春桥，只不过是他所研究的众多的作者中的一个。 一天，他在细阅上海千秋出版社编辑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这是一本只有一百六十四页的小册子，很不起眼。 读到该书第一○四至一○五页，忽地眼前一亮。哦，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狄克”是谁。 鉴于这段文字是“狄克=张春桥”的铁证，又从未向外透露，故引述于下。 这一节的标题是《鲁迅逝世一月 田军在墓前焚烧〈作家〉〈冲流〉》；读者诸君，鲁迅先生死后我们已陆续报告了你们很多趣事了。现在再报告一点。那是关于田军的。 你们一定知道，在去年秋问市上有一本长篇小说出售，书名是《八月的乡村》。那著者就是田军，书前边，有鲁迅先生一篇长序，于是这本书很快的销行，田军这名字也很快的给一般人知道了。 《八月的乡村》是奴隶丛书之二，第一册是叶紫的《丰收》，于是许多人就说日军是叶紫。其实，田军是哈尔滨的一个青年，道地的东北作家也。《八月的乡村》也是东北被压迫的民众和义勇军的描写。 《八月的乡村》虽则并不写得十分好，但是田军是东北人，见闻较切，比之一般未离上海一步而大写东北如何如何的人要高明得多，所以“老头子”（指鲁迅——引者注） 一看就很激赏，作序印行。 《八月的乡村》因为鲁迅一序而销路甚佳，田军一举成名，那么，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激是当然的。 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交给与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 “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受批评家的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 鲁迅先生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是狄克，《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说《三月的租界》批判的是张春桥，不言而喻：狄克=张春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当时张春桥不过二十岁，文坛小卒而已，谁也不会预料到他后来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上的记载，当是可靠的。 于是，葛正慧的作者笔名卡片，又多了一张，写明“狄克=张春桥”，并注明了这一考证出于何书。 葛正慧写这张卡片，是在一九五三年。其时，张春桥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跟葛正慧相熟。 葛正慧知道魏金枝当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与鲁迅、柔石有所交往，熟悉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便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了他。 魏金枝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却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狄克是张春桥？” “我是从一本书上查到的。”葛正慧说出了他的依据。 不料，魏金枝抚掌笑道：“狄克是张春桥，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张春桥还用过另一个笔名，批评过《八月的乡村》，跟鲁迅唱对台戏，你查出来了吗？” “没有。他还用过什么笔名？” “水晶！” 如此说来，魏金枝深知张春桥的底细。葛正慧赶紧跟他细细攀谈，方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说实在的，张春桥也罢，狄克也罢，水晶也罢，在三十年代不过是无名鼠辈而已。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荟集之地，人称“文化街”。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十一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三二五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一九二四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一九三五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三二五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做“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书报展望》一卷三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九三五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问：“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那将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使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十八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新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一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得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前进的作家”张春桥的浅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张春桥”的历史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十八岁的张春桥一无权二无势，不然，他必定会置炮手“岂以”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标点的古书，如同张静庐所言：“变成城楼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 为此，《国闻简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上海杂志公司乱标古书。“岂以”这才在《小晨报》上发表文章，拆穿内幕：责任不在张静庐、施蛰存、阿英身上，乃是张春桥在“歪批三国”！ “华蒂社”的中坚 张春桥此人，小小年纪，倒有一番不凡的来历。 张春桥乃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家住巨野县城城隍庙前街张宅——一那是张家祖辈留下的二十二间房子。 张春桥的曾祖父叫张在文，祖父叫张协中，父亲叫张开益，都跟县衙门有点瓜葛： 张在文是巨野县衙状班“老总”，后来任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张协中袭任了“八柜柜书”。从清朝进入民国之后，他任国民党政府巨野县政府钱粮征收处主任。后来，又当过日伪维持会主任，于一九四八年病死。 张开益，字晋青，生于一八九九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机支局主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 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处处长。解放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自一九五三年起，因患高血压，病休，到上海住在张春桥家。 张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按六至七成出租。张家的房屋也出租。直至一九五五年，张开益还收房租。 在张春桥的笔下，他的父亲却成了这样的形象： 父：小职员。（张春桥一九三九年填写《人员登记表》。） 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张春桥一九五二年填写《党员登记表》。） 本来，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这是自己所无法选择的。在填表的时候，如实地写，也就可以了。张春桥却不，像变戏法似的，他不时变动着自己的家庭出身： 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张春桥一九五二年填的《党员登记表》。）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张春桥一九七三年填写的中共十大《代表名册》。）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弟弟们都叫“张×桥”，依次为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妹妹叫张佩瑛，死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当时为上海某医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宋惠卿生于一八九六年。 一九七七年，她得悉儿子张春桥身陷囹圄，在绝望之中，于四月一日自杀于上海。 关于张家当年的生活状况，我在关于张佩瑛的一大堆卷宗中，见到某人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所写的关于张佩瑛家的材料。当时，张春桥尚未显赫。这份关于张佩瑛的材料，写得相当真实； 张佩瑛家里很有钱，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搞卫生方面的，是一个处长。她家有自备的洋车。张佩瑛有时就用洋车上下班。因为我的家到办公地方去，要经过她的家，所以我也曾去她的家。她家有佣人。 张佩瑛长得很漂亮，家中有钱，所以她当时打扮得很特殊，像上海小姐，穿的是玻璃皮鞋、玻璃丝袜、玻璃大褂，所以有人叫她为玻璃小姐…… 另一个人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写的材料，这样谈及解放前的张佩瑛： 我们在一个科工作。当时对此人的看法是，非常爱出风头，大家公认的“玻璃小姐”。生活作风很成问题，成天爱打扮，似个交际花，素日常与有钱有势之流接近。究竟哪一个是她的知己朋友，也很难使人知道，因为见谁也能谈情说爱，一块下饭馆、看电影。据她自己在闲谈中讲，在空军俱乐部跳过舞，跳得腿酸。……在马路碰到时，很少是自己，身旁总有另一异性的人。也有很多的反映说是“张佩瑛好刷（耍）弄男人”…… 当年的张春桥，也是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小小年纪，已经参与了种种政治活动。 一九三一年，十四岁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翌年，入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市第十七中学）。 一九三三年，年仅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迄今，还可从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所登《济南》消息中，查到十六岁时张春桥的“足迹”：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 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这里提到的马蜂，亦即马吉峰。一九三四年天津的《当代文学》一卷五期所载《济南通讯》，署名露石，内中写道： 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兴盛过，曾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 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关于这个“华蒂社”，其首领李树慈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曾作过如下交代：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 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日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耳，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杜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十六岁的张春桥舞文弄墨，在《华蒂》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铃》（偶然的巧合：姚文元之父姚蓬于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也叫《银铃》）。在第二集《华蒂》月刊上，发表了小说《秋》。 可以说，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 一个“文坛恶少” 张春桥这位“前进的作家”，曾干过密探勾当，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视眼镜，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噗事隔几十年，仍记得当年的学生张春桥的形象。他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 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会、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孳，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为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一九三四年夏，十七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 他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口气却不小，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已日空一切。这时，他已对施蛰存、老舍阳臧克家发动进攻了。 看看这位十七岁“作家”的口气，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蛰存——“等到施蛰存底编辑下《现代》杂志出版后，捧出来了个戴望舒。从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征主义地在各处出现着：整个的诗坛是他们底领域，每个文艺杂志底诗里是他们的伙伴。……也许施蛰存会摆出面孔说叫‘孩子家你懂啥’！可怜，中国底读者有几个懂的呢？”（张春桥《另一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骂起了老舍——“《民国日报》出副刊，老舍写发刊词，更十足表现其无聊，日前友人访于其家，谈话之间颇露出昏头昏脑来，因为他是没有个性的，有也只是糊涂，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对于军人或政治人员演讲也颇得欢迎。”（张春桥《济南文艺界简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着批评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课于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曾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他的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张春桥《关于臧克家》，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小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猖。两年之后，他斗胆攻击鲁迅，其实不足为怪——他早已不把老舍、郭沫若等放在眼里，自然也就以为鲁迅不足为道了。这个“狄克”之狂，初入文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十足的“文坛恶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副刊编者在发表张春桥的《关于臧克家》一文时，同时发表了编者致张春桥的短函，规劝张春桥不要“开口骂人”。编者的信，写得颇为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在那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张春桥”：春桥先生：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猖”，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个“狂妄大队”吗？倘若追根溯源的话，那“老祖宗”便是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一九三四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文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的》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轧一脚，写篇文章。 当著名的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尽管与话剧界不相干，也钻了进去，拿出本子起劲地记，翌日，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中华日报》上，张春桥写的《济南文艺界简报》，这样谈及他自己：“现在有人像孙任生、肖寄语、张春桥、黎曼、马蜂等想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状况，或有希望。” 该报八月七日，又载了张春桥的《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其中“表扬”了他自己： “《国民日报》副刊《燕语》，编者狄景襄、马蜂、张春桥，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为济南文艺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历史亦较久。” 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十七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二十一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二十四岁。 崔万秋其人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十八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三十元。 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上海各杂志的汇聚之处，校对之余，张春桥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张春桥来上海还不到一个月，《大晚报》就登出署名“张春桥”的《行之端》一文。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又登出了署名张春桥的《土枪射手》一文，回忆他那“死得很苦”的二舅。 紧接着，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刊出张春桥的《我控诉》，文末署明的写作日期，为“七月二十一日午”…… 此后，攻击鲁迅先生的“狄克”公案，也就发生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 欲写清楚“狄克”公案的来龙去脉，不可不写一写这一公案的幕后“导演”—— 《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指使“狄克”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向鲁迅射来冷箭的，便是崔万秋其人。 《大晚报》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的。创办人为张竹平。起初，它仰仗国民党政学系的津贴来维持。到了一九三四年，改换门庭，拜倒在国民党政府的“财神爷”孔祥熙脚下。崔万秋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崔万秋此人，有着明暗双重奏。 明里，他是《火炬》副刊主编，人所皆知。 他也喜欢动动笔头，写写散文，发表小说，算是个作家——而且还算是个左倾作家。 他活跃于上海文坛，广交作家，出入于文学阵营之中。每当上海文艺界的进步作家们发表宣言、声明，在签名者的名单中，往往可以找到“崔万秋”三个字。 至于他暗中的身份，他的不可告人的地下活动，他与张春桥的秘密来往，直到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他才终于“显影”…… 崔万秋与姚蓬子同庆——生于一九○三年，比张春桥大十四岁。他与张春桥有着同乡之谊。张春桥在来到上海之前，是否认识崔万秋，不得而知；但是，张春桥一到上海，便与崔万秋结为“知己”，却是确确实实的。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当年的崔万秋，有着与沈醉相似的秘密身份，所以他们常来常往。沈醉在崔家见到了“四人帮”中的二分之一——蓝苹与狄克，足见崔万秋此人来历不凡。 崔万秋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关于此人的身世，很少见诸于文献。我在一九三四年的《十日谈》杂志上查找《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时，很偶然，“崔万秋”三字跳人我的眼帘！细细一看，竟是一篇署名“蕙若”所写的“作家印象”，篇名便叫《崔万秋》，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三十二期《十日谈》旬刊上。 从这篇“作家印象”中，今日的读者仍可获得对于崔万秋其人的大致印象。文章全文如下： 崔万秋是个山东老乡，家住大明湖畔，数年前在日本留学，和樱花味的日本姑娘，大谈其恋爱，佳话很多。中等身材，看去还算英俊，讲的蓝青官话。头发疏疏的几根，有点秃顶了，脸孔上也有皱纹，可谓“少年老成”（他已三十岁了）。 以前和曾今可很要好，在《新时代》月刊上，也发表过几篇创作，他和曾今可互相标榜。在去年，因为利害冲突，就反了脸，还在报上登过启事，大骂曾今可。（引者注： 曾今可，一九○一——一九七一，江西泰和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北伐。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出版《新时代》月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申报》特派员身份前往台北，道留台湾。任台湾文献委员会主任秘书二十年．并编辑《正气月刊》。一九七一年病逝于台湾。） 他和曾虚白很要好（引者注：曾虚白，原名曾焘，乃曾朴之子。一八九四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父亲曾朴同办真善美书店，主编《真善美》月刊。 一九三二年，上海《大晚报》创刊后，任总经理兼总主笔。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一九四九年赴台湾，翌年任中央通讯社社长）。现在他在《大晚报》上编《火炬》《三六影刊》二副刊，常常拉些名家，替《火炬》撰稿，所以在黎烈交脱离《自由谈》（引者注：《自由谈》为《申报》副刊，黎烈文曾任《自由谈》主编）以后，《火炬》大有“取《自由谈》而代之”之概。 近来，他因为职业关系，常常写点电影方面的稿子，电影明星如阮玲玉、叶秋心等，他也时常去拜访。有些人造他谣言，说他是风流编辑。 他这个人，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体去和他接洽，他的话说得很恳挚，没有文人骄傲的习气。关于这，他许有点是沽名钓誉的。 他的作品，大都是恋爱的故事，文笔朴直，格调方面，不无陈腐，内容是很空虚的。 如《新路》那部创作，已经比较有点意义了。近来常和左翼诸公有所来往，鲁迅、茅盾诸氏的文章，也常在《火炬》发表；有人说他最近的思想有点左倾，但是他愿意做一个“尖头鳗”，不愿意冒大险，使得脑袋搬家。至于登左翼诸公的文字，无非是学时髦，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心理，一方面不被人骂作落伍，一方面又可以讨好左翼诸公罢了。 以上可以算是关于崔万秋的特写。虽然只写及崔万秋的公开的一面，但是毕竟为当年的崔万秋，留下了幅剪影。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崔万秋混迹于文坛，不光是作为编辑，而且他也算是个作家。 我在发黄的旧杂志中，寻觅着崔万秋的踪迹。除了他的一些言情小说之外，我查到他写的一些散文。特别是他早年所写的散文，往往也反映出他的“自我形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号上海《新文艺》杂志在《编辑的话》中写道： 散文一栏里有穆罗茶先生的《林》和崔万秋先生的《钱》均是隽永蕴藉之作。崔先生还有《忆故居》和翻译日本“普洛”派巨子叶山嘉树的散文三篇，但因来不及编入本期，只好留待下期发表了。 崔万秋的《钱》，篇末注明“十一月二日在广岛”，显然是一九二九年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开头，引了一句日本谚语：“一钱使人哭，一钱使人笑。” 下面便是他的散文《钱》，摘录于下，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风格： 钱之可贵，要没有钱的人才痛切地感得出来。我便是痛切地感得钱之可贵的人们中之一个。特别感得钱之可贵的经验，印得满脑子里最深的，有下列几件事。 民国十六年秋天，一位受洋大人、官大人、党大人三重压迫的苦朋友写信来告急，说是初到东京，人地生疏，没有现钱竟不能吃饭，现在每天只吃七个铜板一块的面包，有时有一杯热水吃，有时竟不得不喝凉水。我看了以后心里难过到万分，想到朋友那里借几块钱寄了去，但是结果只赚几个轻视的冷笑。借钱不到，正在没好气，房主人却凑热闹地来催房金。刚忍着气把房主人敷衍着下了楼，有一位官费欠发的朋友来向我借钱搬房子。搬房子好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位朋友是忍受不住那房主的轻蔑中国人，与之口角，为争一口气，不得不搬家的——那时我想：“钱是真可贵。” 今年暑假以前，足有三个月我手里几乎把一文钱多没有。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到东京去，但没有路费，虽急得心焦如焚，也竟无可奈何。七月二十二日午后我从商业专校领到了我一个月劳苦所得的“月给十五国也”，先到理发馆把长得和南洋土人似的头发剪去，把满脸的黑胡子剃了，对镜一看，我居然也像一个人。到“汤屋”里洗了个澡，浑身轻松舒快。又到牙齿医生那里把消毒消了三个月的龋齿补上一块橡皮，左边的牙齿也居然能嚼东西了。狠了狠又到冰店里花费了十钱吃了一杯冰淇淋，真是凉沁心脾，浑身清爽。到了夜晚八点，提着手提包便坐到东京行的火车上，从车窗望着将行圆满的月光了。托了这十五圆纸币的洪福，我竟那样舒服起来，使我不能不想到：“钱是真可贵。”…… 从崔万秋的散文《钱》中，也可以大致觑见他当年留学日本时的生活情景。 在一九三○年第一期《新文艺》上，刊出崔万秋的散文《怀旧居》，同样记述了他在日本的生活。文末注明“十一月十九日于广岛”，当是一九二九年的事。 《怀旧居》分为三段，摘录如下： 其一 一楼一底的一座小房子，位于广岛市的南端之海岸近处，那便是我的旧居了。 房主人姓坂本，夫妇两人。还有一位小女孩，才两岁。他们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 这处小房子，在我住过的十几家中，印象最深，可追忆的往事最多，所以不忍离开它；但圾本君他迁，我一个人住不起便不得不洒泪而别了。 这房子大门正临小巷的通路，对门是町总代向西氏之居。左邻为一军人，其家之大小与我寓相等，右邻为一木屐商人，姓尾前，因是别邸，颇为宽大。 门前的小巷，西通海岸。东通往大街上去的电车道。每朝每夕，有往山中、进德两女学上学下学的女学生通过，市女的学生（引者注：“市女”为校名简称），虽也有经过的，但比较少得多。 在这小巷内，我每天早起行深呼吸，吃过晚饭照例在这近处散步。冬天便站在巷内晒太阳。有时在夕阳将坠的暮时，和儿们游戏，也有时站在门前和左近的女人们闲话。 也有时抱着房主的小女孩子在巷内蹀躞。 因为门前便是路，所以没有树木，不免有些寂寞。 可是房子后面和右边，因为全是别邸，树木花草，都很繁盛，从我那小楼上往下看去，很可以悦目。 小楼太狭了，只有四叠半席，一张高脚写字台，一只椅子，便装得很满，除了“床之间”内堆了几十部书，靠墙放一只书架外，其他两箱书，都不得不堆到壁橱内。 小楼向南，光线很好；南北两面开窗，空气也很流通。我在这小楼上住着很舒适，所以颇做了一些事。尤其是写作方面，这小楼更可纪念。武者小路的《孤独之魂》，系搬来不久译成的。夏目漱石的《草枕》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我那本幼稚的创作小说《热情摧毁的姑娘》中之《他的新年》、《邂逅》两篇，也是在这里写的。 这小楼还有一件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便是有一位女性曾于六月一日来过一次。这位女性是我平庸生活中一点点缀，是我的昙花一现之恋爱的对象。六月一日那一天，是我二十几年来平庸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小楼便也成了我所住过的寓庐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处。她那天来时为我带来的花儿；由她亲手插在我书架上那花瓶里；为纪念她，我一直到搬家那天为止，没有忍得动它一动，虽然花儿早已于枯了。 我于十七年（引者注：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搬进来，十八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搬出去。中间除了借友人彦超住了两个月外，我差不多都是住在这里。 在《怀旧居》的其二、其三中，崔万秋分别回忆了在广岛M·K家和大手町八丁目藤田家的生活。他曾和湖北的夏卓人同住。“我的留学生活之最苦的时期，便是这两年。 我在这两年中，因穷苦回国两次，但因国内局面乱似鹅毛，失学青年如鲫，欲谋一饱而不可得，且备受向来以我为有望者之冷嘲与白眼，所以我仍不得不回到这凄凉的异国，继续我那人世所难堪的苦日子。我那时写的几本《穷留学之日》，现在我自己不忍重读呢。所以在藤田蛎田氏家住时的穷状，我不忍重述。” 崔万秋的真面目 主编着《大晚报》的《火炬》副刊，崔万秋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发表着散文和小说，崔万秋是货真价实的作家。他的第三身份，在当时鲜为人知。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我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的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这便是他的军统特务的铁证。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如今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专员。 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作如下说明；我于一九三二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务头于戴笠还叫我约住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载这些，怎么能表现我倾向“进步”呢？崔万秋告诉我，他对副刊文章的选择很认真，他约了不少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给他写稿和办专栏，对一般不相识的人来稿，如无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不采用的。 凭藉着“复兴社”之桥，“华蒂社中坚”张春桥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万秋的怀抱。 崔万秋是从张若谷手中接任《大晚报》的《火炬》副刊的。张若谷的前车之鉴，使崔万秋倍加小心。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曾发表署名柳丝的《新儒林外史》，曾为杨村人大鸣不平，斥责鲁迅对杨村人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明”的“乱砍乱杀”。“柳丝”何人？杨村人的化名！鲁迅写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锋芒直刺杨村人，顺便也给张若谷带了一笔。因为杨村人在《文化列车》杂志一九三三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九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 鲁迅针锋相对地答曰：“先生似乎是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么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可怜，自诩为“小说作家”、《火炬》主笔的张若谷，竟然连挨鲁迅之“嘘”，还不够资格！ 崔万秋自自知比张若谷还不如。他对鲁迅笔锋的分量，是掂量得出的。他不敢重蹈张若谷的覆辙。 然而，鲁迅雄踞上海文坛，高举“左联”大旗，却又是崔万秋的眼中钉。 崔万秋想找个打手。哦，张春桥来了，正是求之不得…… “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 自然，崔万秋深知，对鲁迅正面强攻，说不定会掀翻《大晚报》上的“火炬”。 比较妥切的办法，是打拐弯球；批田军、批《八月的乡村》。田军是鲁迅扶植的，《八月的乡村》是鲁迅作序的。批四军、批《八月的乡村》，当然也就是批鲁迅——却不是直接展开笔战。 张春桥成了崔万秋的打手。他，当然不敢用真名，最初，张春桥化名“水晶”，在上海杂志公司所办的《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出版）上发表。这是张春桥射出的第一支冷前： 八月的乡村（田军作） 这是本悄悄地出版的书，我现在公开地来谈它，不也大可不必么？我想，纯粹的读书人的立场客观地来说几句读后感，先生原谅吗？ 《八月的乡村》告我们的有些人在过着荒淫与无耻的靡烂生活，另一方面却正在做着庄严的工作。 可是我认为美中不足的，一是司令陈柱底个性不大显明，二是萧队长那末的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刻画得不够力，三是李七嫂之受日军蹂躏后，竟能够马上执枪从众，尤其是一个聪明的朝鲜女安娜，懂得下命令、裹伤口、教唱歌，给大家讲种种有意识的言论，事实，却会因为萧同志（也许是他吧）而要求“回上海”。我不是说她们不会转变（到底是没落的知识分子），我说的只是毫无线索地突然转变得那末快而已。法捷耶夫在《我的创作经验》里说： “例如昨天某人还是一个懒家伙，但今日已变成一个突击队员了。艺术家的任务，就在表明，这个人怎样由落后转而加入突击队。为什么要这样呢？” 本书的作者就犯了这末的一个毛病——“把主人公内在阅历表现得很薄弱”，“很少观察人们的改造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希望作者在“一定还在写，写，写——”的时候，能够谦虚地参考一下法捷耶夫底《我的创作经验》一文。 张春桥摆出一副“小说专家”的架势，颐指气使的派头，在那里“指点”田军，把《八月的乡村》说得一塌糊涂。 不过，《书报展望》只是上海杂志公司为了推销书报所印行的杂志，印数不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有限。所以，“水晶”的这支冷箭，尚未引起鲁迅的注意。 在崔万秋的策动下，张春桥再狠射一箭：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星期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冒出了一篇寒光闪闪的文章，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作者是谁？ 署名“狄克”。 虽说中国的《百家姓》中，也有狄姓。然而，“狄克”却是取义于英文“Dictator” ——独裁者的字头“Dic”，足见他对法西斯蒂的崇拜。 文章一开头，便引述了一段“语录”： “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约瑟夫。” “约瑟夫”何许人？斯大林也。这个“狄克”一上阵，便“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却吓唬别人”。 好在文章不长，况且今日的读者很难见到半个世纪前的《大晚报》，故全文照录于下，也可以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当年的“狄克”笔法：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 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判了苏汶底理论，建立了国防大学底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动作者，对于他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是的，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 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意见。他已经在自做了！假如他底《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 ①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用写另外一部，②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③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 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评！ 唉，“狄克”十九岁时写的文章，以“语录”开头，以许许多多带惊叹口的口号结束，后来“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竟与他如出一辙！ 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狄克”之谜，本来唯有张春桥知，崔万秋知。崔万秋自然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天机。万万料想不到，道出“狄克”底细的，竟是张春桥自己！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狄克在《大晚报》上向鲁迅放了一炮之后，鲁迅当即“拜读”了狄克的“大作”。鲁迅横眉冷对狄克，于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鲁迅把文章交给了设在新钟书店里的《夜莺》月刊编辑部。《夜莺》编辑当即把鲁迅的这一讨狄檄文，排入五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上。 《夜莺》月刊是委托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按照上海杂志公司的规定，委托发行的杂志在印出样本（清样）之后，应该马上送一份给该公司，以便老板了解内容，预估销路。 老板看毕，着人把样本送还《夜莺》编辑部。 送样本者何人？张春桥也。 《夜莺》编辑翻了一下送回去的样本，忽然发现印着鲁迅的《三月的租界》那一页已被撕去。 “谁撕的？”编辑问。 “我！”张春桥狠三狠四地答道。 “你为什么要撕掉鲁迅的文章？” “我要留下来仔细看看。” “为什么要仔细看看？？” “鲁迅在骂我！”从张春桥嘴里，终于蹦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 “这么说，你就是狄克？！”编辑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个瘦骨伶仃、戴着圆形近视眼镜片、山东口音的青年。 张春桥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在激动的时候说走了嘴，泄露了天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么样呢？” 一扭头，他气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于是，《夜莺》编辑部知道了狄克之谜。 于是，鲁迅知道了狄克是谁。 于是，魏金技、于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艺界暗暗传来。传入了《辛报》编辑姚苏凤耳中。 姚苏凤是苏州人，曾是鸳鸯蝴蝶派之人，当过《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编，后来日渐进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只署“编纂 千秋出版社编辑部”，未标作者名字。 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本而已。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 从书的内容来看，大都摘编自当时《辛报》上的一些文章。这本书是唯一透露狄克之迹的书，成为三十多年后上海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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