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 第七章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1928年1月，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和省委常委。对聂荣臻当时的工作， 1928年12月，广东省委的“干部分子调查表”上有这样一段话：“1925年由俄国返，到现在都是任军事工作，粤、湘、鄂军委工作??工作能力极好，可做党及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①经历了南昌、广州起义，聂荣臻思索了许多问题。眼看着轰轰烈烈的斗争失败了，革命遭到巨大的损失，他深深感到，搞武装斗争需要有根据地。
进行武装暴动，不建立根据地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使他求教于历史。他和叶剑英一起，忙里偷闲，阅读了《洪秀全野史》，一起研究讨论了太平军的作战方法，主要战役的过程，失败的原因。他们觉得，太平军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巩固所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位共产党内优秀的军事人才，相互切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省委主要领导人却没有从失败中得出教训，还是实行“左”倾盲动主义，使已经遭到很大损失的革命力量继续遭受损失。
对这种现象，聂荣臻是不满与抵制的。
1928年1月，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广州，任务是发动党员和群众贴标语、撒传单，表示共产党仍有力量。当时，起义刚刚失败，敌人仍盘查很紧。而周文雍长期在广州城里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广州起义时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很多人认识他。在这种情况下派他去广州，无异于是去做无谓的牺牲。聂荣臻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李立三坚持要派。
周文雍忠实地执行命令，几天以后与以妻子身份掩护他的陈铁军一起被捕，他们威武不屈，演出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聂荣臻读到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不禁流下了热泪。他怀着对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把那块剪报珍藏起来，保存了多年。
在周文雍英勇就义前后，省委接连派出的许多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捕牺牲。他们当中有省军委的黄锦辉，省委负责人张善铭、赵自选，省团委书记区夏民（女）等人。聂荣臻心情沉重他说：在革命低潮时，勉强地派负责干部去冒险，已经多次证明是错误的。他不止一次地向省委提出意见，均归无效。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掌握实权的是李立三。李立三仍抱住他的老一套，下令香港党组织在1929年的“五·一”节搞游行活动。当时，邓发任香港市委书记，是游行总指挥。省委决定聂荣臻参与指挥。聂荣臻到现场一看，来的全是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聂荣臻感到，一旦把游行搞起来，就全都暴露了，实在危险得很。可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游行命令，责任重大。聂荣臻决心说服邓发取消这次游行。他当即找到邓发，说：“我个人的意见，今天不能搞，如果搞，就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我们会被一网打荆把你各区的党员都抓了，你还有什么？我的意见是取消这次游行。你是总指挥，你下决心。”邓发看了一下，也感到事情不对，于是通知到场的都分散返回。
人是退走了，但怎么向中央交待？聂荣臻约邓发到近处的一个茶楼里，以喝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茶做掩护，研究向中央汇报的事。聂荣臻说：“你总指挥去报告吧。”邓发说：“不行，要报告由你报告。”聂荣臻立即承担下来。不久，他去上海汇报，李立三不肯跟他谈。因为聂荣臻总觉得李立三观点不对头，争执过多次。
他把经过给向忠发谈了。向忠发说：“你临阵脱逃！”给聂荣臻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他对向忠发阐述自己的观点：“作战么，总有个进攻、有个退却，这是双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么，你没有力量怎么进攻呢？只进攻不退却，没有这个道理。几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力量，被一网打尽，香港帝国主义再没有比这便宜的事了。随便你们加什么帽子都可以。但如按你们的意见办，总而言之是我们党受损失。你们这个办法是全军覆没！”
由于取消了这次“左”倾冒险行动，对保存香港党组织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广东省委军委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指导武装斗争，二是做敌军工作，往张发奎部队派干部。
这期间，聂荣臻还参与指导海陆丰地区的武装斗争及海南岛和广西的武装斗争。1927年9月份海南起义，成立红三师，以五指山、黎母岭地区为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海南岛的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五指山上，为日后海南岛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9年，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燃起了星星之火，后来成立了红七军、红八军。百色起义以后向广西派人，开展广西工作，也是广东省委军委的重要任务。
1929年10月，聂荣臻奉命代表省委到东江特委巡视工作。他10月底自香港动身，经潮安，到达东江特委所在的丰顺大山里。这时东江红军有3个团共1000余人。他对特委讲形势，鼓斗志，部署秋收斗争，调整组织，在大山里住了一个月的草棚。此次巡视，聂荣臻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提出：“东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汇合起来。否则东江的工作将不实际而走到失败的途上，这是目前极大的关键。”①他明确地提出了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这一地区的斗争，后来由古大存等人领导，长期坚持了下来。
为了培训军事干部，广东省军委还经常办训练班，讲军事课，聂荣臻亲自任教，讲军事技术和战术。他结合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太平天国成败的经验教训讲课，很受听讲人的欢迎。
在这两年，香港处于白色恐怖中。聂荣臻多次历险。为了逃避特务和叛徒的追捕，他学会了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把敌人甩掉。他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来“咔”、“咔”地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每当他听到“不祥之音”，就及时避开。他每到一个接头点或一个住处，总要注意观察可疑的征候。一次，他与恽代英一起和叶剑英碰头，谈完话后各回自己的住处。他回到住所，在门口看到雇请的阿姨正从楼上搬出他的行李，觉得很奇怪，便没有吭声；阿姨给了他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事了，转身便走。事后得知，省委机关被破获，敌人在一张纸条上发现他的住处。他返回时，敌人已经把一位与他同住的同志抓起来，正在等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5页。
他。
1928年4月，聂荣臻与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在香港结婚。
他自赴欧留学至今，始终是孑然一身，现在，已近“而立”之年了。在武汉军委工作时，他认识了张瑞华。{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056_1.bmp}张瑞华中等个头，长得很秀气， 18岁，河南信阳人，原在信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她投笔从戎，就读于武汉军校，开始了革命生涯。她那时已是中共党员，常到中和里军委机关。一年以后，经历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香港他们又相逢了。
在香港，有次聂荣臻正在讲课，张瑞华拿着文件推门而入。她是到这里送文件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她到香港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过了几天，聂荣臻到了张瑞华的住处，提出要找她谈谈。
张瑞华说：“我今天没有时间，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听说是执行任务，聂荣臻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说完他就走了。张瑞华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因为是自己的上级，也不便问。过了几天，聂荣臻又来了。谈话中间，聂荣臻流露出对张瑞华的爱慕之情。张瑞华对聂荣臻也有好感，就同意了。
在那个急风暴雨的时代，哪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呢？斗争环境、革命工作决定了他们的恋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革命忠诚而相互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这种珍贵的感情使他们同生死共患难达64年之久。
张瑞华搬出住处，提着仅有的包括她所有财物的小箱子，住进了聂荣臻的秘密住所。这时聂荣臻29岁，张瑞华19岁。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为了表示良好的祝愿，周恩来到他们家作客。那是他们结婚几天之后，周恩来从上海到香港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忙里抽空到了他们在香港皇后道的家里。周恩来对他们表示祝贺。这是张瑞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来她回忆说，“一见到总理，印象就非常深刻。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
我虽然是毛孩子，但总理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后印象一直是这样。”
聂荣臻有了一个小家，生活紧张、愉快，也很清贫。每月的生活费，按当时规定，男同志每人15元，女同志7元，房租水电费由公家出，外有3元交通费。这样少的钱，用起来自然显得拮据。整个夏天聂荣臻只有一件绘纱短袖白衬衣。他们住的地方很高，有几十级台阶。张瑞华在窗口就能看到他必经之路。他一进屋，总是浑身大汗，立即脱下上衣洗净，只剩下一件背心。张瑞华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作，为便于掩护，乘船需要好一点的舱，穿着也要符合身份，自然要比聂荣臻的好一点，不过也只是两件比较体面的衣裳，是当时时兴的旗袍，在工作需要时才穿。聂荣臻与张瑞华有时开玩笑说：“我们的生活用品倒是简单，到哪里去，随身就走了。”他们过得清贫、幸福。有一个爱侣为自己分担失败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愉悦。
1930年初，中央通知聂荣臻去上海。张瑞华留在香港听候消息。一个月后，省委通知她也到上海。现在，她带的东西多了，一个藤箱，一个手提包，由香港乘轮船去上海。当她踏上上海码头时，看到了等待着她的丈夫。他们在上海一家旅馆住了两天，就买了去天津的船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聂荣臻被分配到顺直省委工作。他们在客轮的包间里，观赏着渤海湾的惊涛骇浪，久久地疑视着跟随轮船掠浪而飞的矫健海燕。他们自身又何偿不是迎着新的急风暴雨飞去的海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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