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10章 徐向前(第7页) [第83页]

　　解放战争中，徐向前战斗在山西，先占运城，再克临汾，取得晋中大捷。病中坚持对太原之敌作战，取得胜利。坚持共产党人无私品质，不谋一点私利。

　　生命，对一个人来说，是最宝贵的，然而，徐向前却认为，共产党人，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任务重于生命。”

　　徐向前来到山西，首先指挥三纵队攻占运城，歼敌1万余人。接着，于1948年3月，又率部攻打临汾。这座历史古城内高外低，像一条牛卧在汾河东岸，俗称“卧牛城”。传说李自成屡攻难克，气得“挂甲”于城郊屯庄的树上，撤兵而去。这个易守难攻的城市又经过日军和阎锡山部队多年加修工事，城墙内外形成四道坚固的环形防线，真是“铜墙铁壁”。徐向前指挥部队以坑道战法，苦战72天，终于攻克临汾，歼敌2.4万余人。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推广攻坚战的经验，指出：这次攻坚的成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胜利。”

　　打下运城，攻克临汾，山西全境尚有敌20多万人，固守在晋中一些重要的据点，徐向前此时手下的部队不足6万人，而且经两次攻坚战伤亡较大，供给也困难，不少部队是新兵多于老兵，新扩编的部队多于老部队。敢不敢继续打大仗、打硬仗，是摆在徐向前面前的严峻考验。徐向前此时改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以坚强的决心，精心的计划，和兵团领导人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等，指挥部队发起了晋中战役。

　　阎锡山坐镇太原，指挥着13万大军，扼守在同蒲路至灵石一线。敌前线总指挥赵承绶，把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组成了“闪击兵团”，准备在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去“闪击”。病中的徐向前坐着担架指挥6万精兵，采取包抄、围攻等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汾河东岸把号称精锐的“亲训师”大部歼灭。接着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接连发动进攻，苦战中部队伤亡大，疲累难忍。部队在他的指挥下，苦战巧战，历时30天，歼敌10万余人，俘山西省保安司令兼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以下将官10万余人，解放县城14座。

　　1948年5月17日，徐向前检阅临汾旅。晋中战役胜利后，党中央给徐向前发了贺电，指出：“仅仅一个月，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在西柏坡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高兴地向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们不到六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十万，光是正规军就干掉他八个旅，仗怎么打的呀！”徐向前笑笑，谦虚地说：“是按主席的指示呀。”毛泽东笑着摇摇手。

　　晋中战役结束后，徐向前的病情更严重了。每餐只能吃少许麦片之类的软食。途经石家庄和平医院进行了一次身体检查，不仅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功能都极差。医生的结论：病情到了“极点”，要他至少静养3个月。徐向前只休息了20多天，又回到太原前线。

　　太原，山西军阀阎锡山经营38年的老窝，也是山西境内最后一个反动堡垒。阎锡山穷途末路，在太原四周筑起五千多个碉堡，什么“钢筋水泥碉”、“梅花碉”、“老虎碉”、“人字碉”、“好汉堡”。阎锡山还不放心，又来个“总动员”，日夜继续加修碉堡，说什么：‘地球转动一天，我们的工事要加强一天。”梦想着依靠“攻不破的太原城”，准备“大反攻”。太原守敌共有6个军17个师，约7万多人，加上太原城外军约13万多人。中共中央决定总攻太原，以徐向前指挥的十八兵团，同时调集第十九、二十兵团及四野炮一师参战。徐向前被委任为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任党的总前委书记。尽管这时他重病在身，但他以“任务重于生命”的一贯思想，抱病指挥着最后解放故乡的决战。

　　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5日开始，先是外围战，接着夺取太原城下的“四大要塞”。徐向前熟悉太原的争战史，明末1664年李自成打太原和1937年日军攻打太原，都是从依靠东山攻城的。徐向前在一次会上说：“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兵力和装备技术，决不能走他们攻城的老路。”他提出从南北两个方向插入东山四大要塞，先把东山主峰切断。他说：阎锡山有比喻，叫做“太原形势像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内是五脏”。攻下四大要塞一线阵地，就等于割断他的咽喉。

　　徐向前常常坐着担架，到前沿炮兵阵地和各指挥所巡视。有时拄着棍子在警卫人员搀扶下，一个山头，一个阵地走。为对敌军加强政治攻势，他请高树勋出面给敌军军官写信，劝其放下武器。由于他操劳过度，在攻夺四大要塞激战中，他完全病倒了。体温升高，胸部积水，肋膜炎加重，躺下翻身都难。这时中央为稳住华北敌人，命令太原前线暂停攻城，徐向前这才得以休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安排医生到太原前线为徐向前治病，并要他“静养”。徐向前很难静下，每天在病床还参与一些重大决策。直至1949年4月，彭德怀来到太原前线，指挥总攻太原，徐向前才稍得安心治病。

　　1949年4月25日太原解放，守敌13万余人被歼。在欢呼解放声中，徐向前忍着病痛，率指挥部进驻到太原，兼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在指挥部队清查战犯和战利物资的同时，着手恢复生产、安排太原人民的生活。

　　五台里一些与徐家沾亲、相识的人，纷纷奔到太原城找徐向前，有要当官的，有要发财的，有要借机走门路的。徐向前向身边工作人员发出话：“一切应酬馈赠全部谢绝，凡要求解决私人问题的亲属，一律不办。有的人确有困难该解决，介绍到人民政府去处理。”

　　一天，徐向前两个姐姐结伴找上门。他们见到久别的弟弟，高兴又流泪。诉说着别后这些年的事，诉说父亲最后几年，病在南山里，只有一个老人偷偷给送点吃的东西。后来连病带饿，死在南山。反动派天天要剿家灭门，永安村姓徐的都被当成罪人。有的人怕被连累连徐姓都改了。从姐姐言语中，徐向前想到父母、姐姐和乡亲们，受到了他多年的连累，吃了许多苦，又想到抗战开始那年回家，两个姐姐把儿子交给他参加了八路军。不幸的是，大姐的儿子郭福安，二姐的儿子赵希圣，在战争中都牺牲了。在姐姐心目中，弟弟这个“大官”，一定会念旧情，看外甥的情份，厚厚地赠送一些财物。刚刚解放的太原城，没收的财物堆积如山，然而，徐向前没有给姐姐们什么。他给姐姐的，只是好言劝慰，说他们为革命养了好儿子。他向姐姐说：“我是个空有虚名的穷司令，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共产党干部再大，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只能住几天，我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

　　徐向前无私忘我的精神，在故乡人民心中重重写下了一笔。

　　新中国成立，参与中央军委重大决策。“文革”期间临危受命，稳住军队，后任总参谋长，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毛泽东连声称他为：“好人！好人！”去世后，魂归大山。

　　1949年10月1月，新中国宣告成立。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因身体不允许他主持繁忙的日常工作，暂由聂荣臻代理，他只能参与一些中央和军委工作的重大决策。

　　1951年5月，他遵照中央决定，率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踏上了苏联的国土。使命是为抗美援朝战争武器装备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装备建设，去与苏联进行谈判，争取援助。在莫斯科整整5个多月，在工作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注意搞好和苏方的关系，最后完成了任务。

　　从1954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参与中央军委、国务院、党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重大决策的同时，先后分管人民防空和民兵工作。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后，全国和军队正混乱的时候，毛泽东决定徐向前任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是临危受命，只得服从。他是领兵多年的老帅，深深懂得：“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他极力维护军队的稳定，不顾身体多病和75岁的高龄，眼看着军队要乱套，每天坐在四部电话机前，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那样，发出严厉的命令：“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造反派”根本不听，有的在电话里和他争，和他吵，和他辩论。他们要按江青一伙人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要“揪军内一小撮”，冲国防部大楼等军队机关，抓军队的领导人，封军队的作战室。不久，徐向前被江青一伙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理人”。“炮轰徐向前”、“火烧徐向前”、“批判徐向前”的标语传单满天飞。

　　“炮轰”、“火烧”、“批判”，徐向前都不放在心上，他一心要稳住军队。他工作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在一次军委领导人碰头会上，他断然提出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挂黑牌游斗人。周恩来总理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江青、陈伯达反对。他的讲话刚印出来，江青立刻命令“收回”。

　　北京城里到处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叫和标语，连徐向前家的走道上、地板上、办公室台历上、茶几上，“造反派”都乱写着“打倒徐向前”。

　　徐向前一生身经百战，什么敌人也没怕过，什么苦没吃过，长征路上荒无人迹的草地来回走过三次，他面对这些“造反派”仍然安详冷静。儿女们害怕时，他微笑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下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和一些老革命家多次被围攻，被批判，徐向前稳坐不语。有人大声质问，有人恫吓说：“徐向前你不老实，不低头，要叫红卫兵来！”徐向前仍是稳坐一旁，略略闭着眼睛，质问急了，他才睁睁眼睛，说上一句：“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

　　就在批判他的会后，会议“简报”竟然诬陷他的夫人黄杰是“叛徒”，徐向前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迫害。当年他在大别山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张国焘闹“肃反”，为了搜集暗害他的材料，逮捕他的爱人程训宣，扣上“改组派”、“反革命”的罪名杀害了，现在又重演历史的悲剧。

　　从此以后，徐向前一家被“文化大革命”闹得四分五裂。徐向前带着多病的身体，到长辛店“二七车辆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每天和工人吃一样的饭，还要到车间去劳动，只有星期天才得休息。再后，林彪下了个紧急战备的“一号命令”，许多人被撵出北京，徐向前被撵到河南开封，黄杰受到审查。一个女儿被送到“五七干校”，一个女儿被送到内蒙建设兵团插队……

　　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后，一天毛泽东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见到徐向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意味深长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结束了一场灾难，徐向前和许多老革命家，又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继续向四个现代化迈进。

　　1976年，徐向前和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军委副主席，又担起整军、建军的重担。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为拨乱反正、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出谋献策，先后发表了许多卓有见解的谈话和文章。他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和平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大业，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以身作则，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好作风。他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主张办好院校，培养干部，加强与改进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心里始终装着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在人民和军队干部、战士心目中，他是德高望重、深谋远虑、战功卓著，名扬中外的老帅。

　　他日夜关怀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操劳着国家大事，他又和一个普通的公民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在徐向前家里，有一只小小的白木箱，做工粗糙，它在解放战争的年代，就是徐向前装书和盛文件的，有时还装衣服。1950年，徐向前要从青岛到北京出席七届三中全会，秘书认为，总不能带这又笨又难看的箱子进北京吧，提出买只皮箱。可是徐向前不准随便动用公款。秘书只好把文件、书本和毛笔放进木箱，用绳子四面捆住，上了火车。头一次进北京，北京火车站迎接的人不少。大家见他还是带着那只白木箱，十分感叹：“徐老总还像当年！”

　　在北京安下家之后，徐向前身边又多了个“百宝箱”。它比白木箱小，里边盛着钉子、锤子、钳子和各色各样的废物。徐向前在开会、工作、读书之余，看见桌子缺个钉、凳子坏了，便从“百宝箱”里找出钉子，修理一番。这一切，他习以为常，家中人也都习以为常了。

　　1978年，徐向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新家具他不让买，新车不让要，额外的生活补贴不收。

　　徐向前日常生活十分俭仆。进了北京，几十年还保持着粗茶淡饭。每餐饭不过两三样菜，春天树叶、野菜生长期，几乎顿顿饭都吃些野菜和嫩榆树叶、马籽菜。不少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常吃野菜，他这样回答过记者：“唔，野菜很有味道呢！今天的物质生活好了，优厚了，吃点野菜就会想起过去的年代。”

　　徐向前对子女要求一向严厉。儿女们从不敢在他面前提什么额外的要求。家乡人和亲戚们也都知道，他“不讲情面。”家乡人要求帮助买拖拉机，他叫秘书回信说：这是国家统配物资，不能去走后门。有个侄儿在黑龙江工作，要求调北京，他不同意，说：“难道只有在北京工作才革命！在黑龙江不一样为人民服务！”他最小的女儿，“文化大革命”中中学毕业后，被指派去内蒙插队，女儿从小身体不好，秘书想托人说情，暂不去，他还是那话：“孩子的路要自己去走”，女儿去了荒凉的大草原。二女儿40多岁了，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长期往着8平方米的小房，单位调整房子，给她换了20平方米的。这事被徐向前知道了，好一顿审问，反复说：“你是不是以我的名义，搞了不正当的活动！”直到女儿解释清楚了，才算了事。

　　在革命战争中，徐向前曾领兵转战在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等地，他对这些老区特别怀念。当他经过调查，了解到湖北红安老区人民仍过着艰难的生活时，不但坚决反对家人为他办的庆祝80大寿的寿宴，而且在反复思考后，特别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提出：没有那些穷山沟的人民，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他提请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去井冈山、大别山、沂蒙山、湘西、四川、陕北等老区作系统调查，采取得力的措施，改变那里的面貌。他还就如何发展山区生产，扶贫救困，具体提出四项建议。这一报告，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山区老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开发的扶贫工作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但是，徐向前仍教育大家，不要忘记老区的人民，不要忘记开发和建设山区。

　　1990年9月20日，徐向前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对儿女们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

　　徐向前的功德、智慧、风范、品格，深深铭记在他的战友和亿万中国人民心底，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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