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9章 罗荣桓(第2页) [第71页]

　　第二天一早，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队前讲了话。他简要地介绍了井冈山上的情况，说明部队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要求大家遵守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要归公，三、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才能在井冈山立足。”

　　毛泽东讲完了话，部队就出发了。10月27日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随后，去茶陵袭扰的一营二连、三连也到达井冈山归队。工农革命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12月下旬，罗荣桓等率特务连参加了茶陵战斗。1928年初，他调任三营九连党代表，和连长陈正春率九连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新城战斗和遂川战斗。在新城，他亲自做优待俘虏的工作，开始了我军“瓦解敌军”原则的实践。在遂川，九连驻在县城西南方向的草林圩。罗荣桓将连队按班排划分成小组，命令他们分头到各村镇进行宣传和开展社会调查。

　　罗荣桓除亲自参加打土豪外，还及时搜集各组汇报，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罗荣桓又在草林圩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罗荣桓对老乡们宣布，为了让老乡们过个好年，现在将从黄礼瑞等土豪家没收来的粮食和腊肉分给大家。他说，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同土豪斗争，就不怕土豪报复。老乡们看到分的东西人人有份，知道土豪即便回来也无法报复，才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经过反复做工作，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胆子也逐渐大起来。再打土豪时，有的后生甚至敢于挑着箩筐来帮助工农革命军运东西了。

　　腊月二十二，毛泽东来到草林圩，他对当地的群众工作比较满意，他指示，一定要保护商人利益。罗荣桓认真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吩咐住在商店里的战士，不准在柜台上睡觉，以免妨碍商人营业。他还派战士们挨家挨户敲开商店的大门，向中小商人宣传，鼓励他们照常营业。中小商人听了宣传，又看到工农革命军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都放了心，草林圩的大部分店铺纷纷开门营业。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参加湘南暴动的农军同井冈山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7月间，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成立了湘赣边界及所属永新、宁冈等五县的革命政府，红军兵力也扩大了一倍。

　　罗荣桓也随着红军的成长而成长起来，他积累了丰富的连队政治工作经验，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所领导的三营工作很出色，经常得到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赞扬。

　　8月间，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在湖南省的茶陵、灵阝县一带活动。红二十九团绝大部分官兵都是湘南起义农民，家乡观念比较深厚，他们看到离家乡近了，提出要“回家割稻子”。于是，这个团的士兵委员会便越权下令：“打回湘南去！”随军的湖南省委代表支持这一行动。朱德、陈毅劝阻无效。7月17日，被敌人打散，这便是“八月失败”。

　　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召开干部会议，决定留红三十一团一营和红三十二团守山，毛泽东率三营南下，去接红二十八团回山。于是，三营长伍中豪和党代表罗荣桓便率三营随毛泽东冒着酷暑出发，赶到桂东县境。一路上，部队飞速赶路。遇到草深坡陡的山坡时，指战员便抱着枪从山上滑下山去。此情此景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35年后，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在《吊罗荣桓》的第一句便写道：“记得当年草上飞。”部队在一个夜间，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罗荣桓在队伍后面负责收容，未见到毛泽东、伍中豪还有各连部队非常焦急。天亮后集合队伍，他看到毛泽东、伍中豪还有各连队伍陆续到达集合地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伍中豪命令各连整队清查人数，只丢了一个担架兵。9月下旬，部队返回井冈山，罗荣桓发现，在桂东丢掉的那个担架兵也返回井冈山了。三营这次远征湖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记录，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要问部队何以如此巩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支部建在连上，对部队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

　　在巩固部队方面，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扎扎实实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肃清封建残余，提倡民主主义，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

　　当时，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脱胎而成的。这些部队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军官中军阀主义习气仍然相当严重。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成为家常便饭。罗荣桓对这种作风非常看不惯，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他从来没打骂过士兵。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下级和士兵，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动诱导。他为了扭转打骂士兵的坏习气，在三营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

　　罗荣桓不仅大力发扬政治民主，反对打骂士兵，而且十分注意发扬经济民主。在红军初创时期，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在物质生活上官兵一律平等。他在当连党代表期间对连队伙食抓得很紧，他要求每天的正副采买都由班里轮流选派，正采买由各正、副班长轮流担当，从另一个班选一名战士为副采买，必须两人同行，以便互相监督。他还要求司务长在士兵委员会监督下及时清理、公布账目。凡是发衣服、分伙食尾子和零用钱，他都要求先战士后干部，干部和党员必须要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

　　坚持实行民主主义，使战士认识到自己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主人翁，从而成为自觉的战士，这正是罗荣桓经常考虑、大力抓好的一件主要工作，也正是三营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的重要原因。

　　1929年1月，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下山，在强大敌人尾追之下，披荆斩棘、爬冰卧雪。走了一千多里路，同追兵打了几十仗。其中有几仗，队伍已被敌人冲散，在摆脱追兵的行进中，又散而复聚……三营在这一严峻的考验之中，不仅绝少开小差的，而且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在2月10日旧历新春之际，又英勇顽强地投入了全歼敌军800余人的大柏地战斗。这再一次证明，这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以来，攻汀州，占龙岩，克瑞金，开辟了范围日益扩大的赣南闽西根据地，部队发展到4个纵队（相当于团），罗荣桓任三纵队九支队（即原来的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

　　1929年6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去闽西指导工作。10月，红四军奉命向北粤北东江地出击。10月25日，打开梅县后又前进到县以南的山区，敌人随即又占领了梅县。10月31日，部队又返回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拼命顽抗，红军攻城部队队形拥挤，又来不及修筑工事，伤亡达600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12月初，罗荣桓出院归队。这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的陈毅已经回来。陈毅又到苏家坡去见毛泽东，告诉他，中央已经来信要他回部队，并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总结经验，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形成决议，让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于是，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随即决定，近期内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给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召集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就各种问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部队情况。他的关于反对肉刑、反对打骂士兵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重视。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罗荣桓因为“观念正确，斗争积极”，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

　　罗荣桓先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在肃“AB团”中反对扩大化，“刀下留人”，参加了四次反“围剿”战争，对人民军队的宣传工作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罗荣桓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他和纵队司令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为在二纵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改变这个纵队落后的面貌而不遗余力地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个纵队各级党组织健全了会议汇报制度，发挥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原先存在的少数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行为和赌钱、抽大烟等流氓行为得以彻底肃清，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罗荣桓等人的工作受到前委的赞扬，1930年5月红四军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会议的代表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1930年6月，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1930年8月，总前委正式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政委。

　　红一、三军团会师后去攻长沙，不克。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部队转移到江西。10月下旬，传来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首先进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根据地，再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消灭敌人一路。

　　当部队撤退到宜黄、宁都一带时，各军先后开展了肃清AB团的斗争。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肃反斗争。由于党中央的错误指导，对敌情的错误估计，加上没有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斗争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十二师师长萧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二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人不承认，一用刑法，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个。11月底，这个师已抓一百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求报告。红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这一天早晨，萧克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便骑马到钓锋军部向罗荣桓政委报告。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见了他。听了萧克的报告，罗荣桓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黄益善支持罗荣桓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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