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8章 陈毅(第8页) [第69页]

　　陈毅对左右市场的“两白一黑”（白米、棉花和煤炭）供应工作抓得很紧，要求有关部门积极组织货源。吕正操坐镇上海路局，负责铁路运输，从山东、苏北、皖北等地调来大批粮、煤、棉花，日夜兼程运往上海，稳定了市场价格。当不法资本家大量囤积大米，妄图哄抬物价时，公家的牌价逐步下降，迫使不法资本家把囤积的粮食以低价抛售。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树立了威信。陈毅在1950年4月的一届三次各界代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指出：上海物价能够稳定，投机风潮能够抑制，经济情况一定能够好转。

　　要稳定上海，重要的是恢复生产。上海有80多万产业工人，建设新上海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陈毅在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大会上，以工人阶级一员和人民公仆的身份，作了热情、感人的讲话，并向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深深鞠躬，使工人们感奋不已。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全上海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约有1.7万余人，他们同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陈毅于6月2日在上海中国银行大楼四楼，举行了“产业界人士座谈会”，邀请了90多名上海最有名的资本家到会。陈毅刚讲了一句“工商界的朋友们”，会场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不少。陈毅说，我相信大多数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他的豪爽、率直和儒雅的风度，很快赢得听者倾心，打消了工商界人士的顾虑和观望思想。

　　陈毅还亲自深入工厂，调和劳资矛盾，在他倡导下，各个私营企业成立了“劳资协商会”，上海市也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

　　陈毅对上海资本家的关心和支持，感动了还在海外的资本家。上海“味精大王”吴蕴初、“煤炭大王”刘鸿生等大资本家纷纷回国参加建设。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6月5日，陈毅举行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与会的有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游艺等各界代表162人出席。他首先对在反动统治下坚持正义斗争的文化界人士致以亲切的慰问，继而分析了目前革命形势，上海解放的重大意义。又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陈毅滔滔不绝地讲了4个小时，使与会者如沐春风，特别是对他自我解剖的精神十分钦佩。有的人听了他的报告，决心全心全意投入建设事业，有的人则表示了要求入党的决心。上海文化界掀起了“陈毅热”。

　　1950年夏，陈毅和他的父母、夫人、孩子在一起。6月，根据中央指示，陈毅兼管华东军区工作。8月，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陈毅任第一书记。10月，上海召开第二届各界代表第一次会议，陈毅当选为市长。

　　在陈毅的正确指导下，上海解放后短短几个月，就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生产，战胜了天灾和帝国主义封锁带来的种种困难，清除了旧社会留给上海的乞丐、流氓、娼妓、赌博等种种遗毒，创造了历史奇迹，使人民政权在上海稳稳地站住脚跟。波兰报纸评论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在文章中称“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1952年初，陈毅领导了上海市和华东军区的三反、五反运动。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在“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中，他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做到了“反而不乱”，取得巨大的胜利。在工厂和商店普遍建立了工人监督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在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过程中，陈毅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亲自带领干部耐心细致地做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主的工作，使他们自觉地接受改造。1956年初，上海市工商联召集全市各行各业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使上海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毅坚决贯彻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在陈毅的亲自关心下，中国第一个工人住宿区楼群——曹杨新村，在上海建成了。

　　1954年后，陈毅调到中央工作。他在担任解放后第一任上海市长期间，表现出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日夜操劳、奋不顾身，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魄力和勇气，以及团结大多数人的宽阔胸怀，上海人民永志不忘，并引以为豪。

　　到北京后，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展，立下了不朽功勋。“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迫害，去世后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对其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毅当选为副总理。10月底，在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确定陈毅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也参加管国防。从此肩负协助周恩来工作的责任。

　　这期间，陈毅一度着重抓了科学研究和国防科技。他曾说过，中国革命的武装，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组成的。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军队，对军队的政治觉悟与军事知识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1955年12月，在上海市第一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毅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没有科学研究工作，国家要工业化，农业要合作化，就要有高度的科学技术。他还指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知识水平、知识分子的进步和贡献，都应有实事求是的估计，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经过几年努力，科技工作和国防科技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授予陈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师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月，中央决定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陈毅参加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起草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修改。2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任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组织领导一些优秀科学家，编制了1956至1967年全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引导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1958年2月，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成为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的得力助手。为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赢得更多的朋友，陈毅的足迹遍及亚非十几个国家。在反帝反霸的世界舞台上，展现了泱泱大国之风。

　　1961年3月，陈毅率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尼，受到隆重礼遇，并接受了印尼总统苏加诺授予的印度尼西亚二级共和国勋章。

　　1961年，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5月，陈毅率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刚到日内瓦，就碰到美国以未收到国际委员会核实老挝停火的报告为由，进行刁难，拒绝出席会议，使会议未能如期召开。陈毅在中国驻日内瓦总领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此举得到与会代表和各国记者的支持。经过这第一回合的较量，日内瓦会议终于在5月16日正式开幕。陈毅在第一天会议上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指出美国的军事干涉是老挝问题的根本症结。切实保证老挝的独立和中立，让老挝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解决内部事务，就是这次日内瓦会议应当完成的任务。陈毅还提出解决老挝问题的五项原则，表示中国政府愿同与会国共同努力，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作出贡献。陈毅雍容大度的仪表，积极、得体的发言，一时成为人们评论的中心。

　　陈毅在会议期间，他先后同英国代表麦克唐纳、法国代表肖维尔、印度代表梅农、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苏联代表团、越南代表团、朝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要大家一致努力，促进会议进入实质性的讨论，促成老挝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三亲王会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美国被迫放弃把老挝放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的无理要求，达成了保证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协议。1962年7月23日，陈毅在《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议定书》文本上签了字。陈毅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发挥了他外交工作方面的卓越才能，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

　　1963年4月，陈毅又随周恩来开始了访问亚非诸国和阿尔巴尼亚的万里行程。他们在访问中对阿拉伯国家提出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对非洲国家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在访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还商量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经过访问，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团结了亚非中小国家。周恩来、陈毅的非洲万里之行，在非洲大陆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毅在给驻外使馆工作人员作报告时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觉醒的非洲，一个革命的非洲，一个前进的非洲。”

　　9月，陈毅接受日本棋院赠送的名誉七段证书，这是陈毅“围棋外交”的成功。早在1960年，陈毅在一次会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就提出：“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我们只谈友好，不说政治。”于是，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在1960年6月访问了中国，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日，中日两国棋手对弈、交流，相互增进了了解。1964年12月，日本29名最知名的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运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

　　1965年9月29日，陈毅以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参加者有首都新闻单位的中国记者，有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6周年国庆观礼的各国记者，有来自港澳的中外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近300人。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陈毅在回答记者提问中，阐明了中国对外政策、中国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态度。在回答日本记者、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情况时，陈毅说，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中国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是为了自卫，中国保证任何时间不首先使用原子弹。陈毅在回答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时说，新中国就是以共产党为首的，包括八个民主党派的合作局面。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参加这个合作。我们也欢迎蒋介石、蒋经国像李宗仁这样参加这个合作，欢迎台湾省和台湾的任何个人和集团回到祖国怀抱，参加这个合作，条件只有一个，摆脱美帝控制，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他强调指出，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正在扩大。

　　陈毅的答记者问，迅速传遍全球，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映。外国记者们一致赞扬陈毅独特的坦率、豪放的外交家风度和高超的外交水平。法国前总理富尔说，陈毅的讲话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日本《朝日新闻》认为陈毅的记者招待会“具有巨大的逼人力量”；外国驻京记者一致认为，陈毅这次讲话是他们在职业生活中所经历的最激昂的讲话。

　　陈毅为贯彻执行党的外交路线，为维护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作出巨大贡献，在国际上赢得崇高威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陈毅也受到了冲击和批斗。

　　这一切，使陈毅震惊、担忧。他不顾个人安危，与林彪、江青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陈毅对红卫兵要求外国驻华使馆的人也要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去给人家送语录，强迫人家带语录，这样不行，不能强迫别人接受。

　　陈毅这样对着干，更激怒了林彪、江青一伙，他们对陈毅施加迫害越来越厉害，大字报“揭发”，轮番揪斗，戴高帽子，甚至体罚。批斗大会还没开完，又让去机场接外宾的事经常发生，陈毅还是以强硬的态度对待。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康生、江青一伙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倒行逆施，提出了强烈批评，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谭震林怒斥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说完，穿起衣服，拿起皮包，准备离席，边走边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

　　怀仁堂的激烈斗争，击中了康生、江青一伙的要害。在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的7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兴师问罪，围攻斗争，也加紧了对陈毅的诬陷和迫害。

　　7月，在林彪一伙支持操纵下，外事口出现了“揪陈大军”，纠集在外交部门口。8、9两个月，北京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先后组织了8次批陈会。每次批判会，周恩来都竭力保护陈毅的安全。造反派们在林彪、江青一伙怂恿下，不顾周恩来的指示，公开要拦陈毅的汽车，要绑架陈毅，周恩来气愤地警告他们：谁在马路上拦陈毅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冲进会场，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正是在周恩来保护下，陈毅才免遭林彪一伙毒手。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陈毅被安排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再教育。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陈毅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张春桥等一伙诬蔑为“右派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28日，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临陈毅追悼会致哀。1969年10月中旬，陈毅被“战备疏散”到石家庄“蹲点”，随后感到腹部疼痛，但没有得到及时治疗。1970年10月，张茜陪陈毅回到北京，住进了三○一医院治疗，但由于黄永胜的干扰，未作仔细检查就让出了院。直到1971年1月，陈毅腹部剧烈疼痛才再次住院，起初诊断为急性阑尾炎，手术中发现是结肠癌，并已有局部转移。周恩来亲自关心、过问，安排了肿瘤专家、北京日坛医院院长吴桓兴给陈毅治疗。陈毅对这致命的顽疾持乐观态度，他对医生讲，是癌就把它切掉，再长出来再切掉，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拿我作个试验，找出经验来。他还宽慰前来探望的朋友：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们放心吧！

　　1971年5月1日，陈毅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焰火晚会。

　　“九一三”事件之后，陈毅听了正式传达，立即与在场的同志举杯共庆这一胜利，并不顾身患重病，精神振奋地投入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战斗。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揭发林彪在红军时期的错误。

　　陈毅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一面坚持锻炼，一面继续为党工作。直至逝世前一周，他还满怀希望地对子女们讲：我还会站起来，我还要下地走路，我还能做些工作。直至临终，周恩来看望他时他还说，等我好了，有些工作还要去做。当乔冠华向他介绍中国代表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情况时，陈毅还激情满怀地说，伟大的胜利！他还渴望重返外交战线工作。弥留之际，他说，“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妻子儿女最后的遗言。

　　1972年1月6日，陈毅与世长辞。党中央在八宝山为陈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不顾身体不好，突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毛泽东握着张茜的手沉痛地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在陈毅的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

　　（刘树发、王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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