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8章 陈毅(第5页) [第66页]

　　对陈毅来说，在反“清剿”斗争中最困难的，莫过于缺乏药物。当年6月，他腿部伤1939年，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部分领导人在江苏省溧水县水溪村合影。左起：陈毅、刘炎、刘飞、叶飞等。口复发化脓，行走困难，只靠万金油涂一涂，1个月后脓穿了，稍好了些。可到9月又化脓，待脓穿时，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忍受巨大的疼痛，将腿捆在树干上，叫人拼命往外挤，挤出很多血水，还有两块碎骨头。这才把扯好的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一点一点塞进伤口，他的伤口居然奇迹般的好了！

　　斗争的残酷，加上客观条件差，少数人动摇开了小差。对此，有人主张严肃处理，而陈毅和项英一致认为内部问题要靠民主的方法解决。陈毅说：“对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对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革命。”陈毅和项英商定，对游击队中意志不坚定的人，先劝说留下，如一定要走的也不要勉强。由于处理的方式得当，红军内部的团结得到了巩固。

　　1936年11月，陈毅在梅岭被敌围困20余日后，难以脱身，九死一生。他在当时写下了《梅岭三章》的诗词：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这首气壮山河的诗词，是陈毅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的真实写照。

　　事有凑巧，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来搜山，第二天又因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也就暂停搜山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天，国民党军停止了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这时，项英、陈毅从进步报刊上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一次报告的摘要，其中讲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所变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等项保证。陈毅高兴地说：“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他们据此对工作作了调整，将重点转向抗日，并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陆续撤走。项英、陈毅鉴于时机成熟，确定以陈毅的名义，于9月3日给大余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军事活动，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彭育英当即回信，希望游击队派一负责人去谈判。

　　由于大余县长对陈毅在谈判时所提条件不敢作主，便请他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

　　陈毅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长熊滨经过激烈斗争，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及集中后待遇等问题，于16日达成了协议。

　　在这期间，项英、陈毅从全局考虑，派陈丕显等向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为尔后将各游击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作了准备，这就同党中央决定将南方8省红军的游击队集中整编想到一起去了。

　　国共两党的合作，结束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陈毅后来对这三年的游击战争，是这样评述的：“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三、新四军军长

　　陈毅奔赴苏南敌后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后挺进苏北，孤立顽敌韩德勤，与南下八路军配合，攻占苏北重镇黄桥，后又取得黄桥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琼崖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成立党的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陈毅是委员之一。成立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不久，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

　　1938年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奉命到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然而集中后如何部署还是个问题。陈毅与刚从赣南返回南昌的项英研究，于14日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到苏浙皖边广大地区，就可以自由进退。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同意二人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分会在派先遣支队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后，确定陈毅率第一支队进军苏南敌后，和第二支队一起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6月1日，陈毅率一支队从宣城出动，穿过封锁线，14日到达茅山地区，着手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

　　陈毅把增强群众的信任当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在茅山站住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此，部队坚持执行不拉伕、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群众不让进村，就露宿田野。陈毅以身作则，几次露天宿营，不住民房，在屋檐下坐到天亮。新四军严明的纪律很快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抗日群众组织迅速建立。

　　1938年初，陈毅在南昌。陈毅把指挥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当作头等大事。他指出，要使群众认清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需要拿出消灭敌人的实际行动来。在他指挥下，一支队接连取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等战斗的胜利，还夜袭了南京城郊西善桥、麒麟门等日军哨所。陈毅所部的抗战实践，使新四军的威名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和南京、上海。

　　陈毅还亲自同社会名流、开明士绅联络。茅麓农林公司经理纪振纲是民族资本家，是茅山地区的头面人物，对国民党腐败无能感到痛心，对共产党的主张将信将疑，对装备很差的新四军开始看不上眼。陈毅亲自登门做工作，加上连续的胜利，使纪振纲逐步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从捐献物资、药材，到将自卫武装300多人枪全部交给新四军。在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的基础上，陈毅在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代表会议，成立四县抗敌总会。这是苏南民主政权的初级形式。

　　陈毅把团结改造民众武装当作发展部队的大事来办。当时苏南民众武装很多，有枪有地盘。陈毅正确执行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同民众武装广泛联系，帮助调解纠纷，使他们化仇为友、共同抗日。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陈毅去云岭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参与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此后，陈毅根据苏北的政治形势，对挺进苏北作出部署。此时苏北是联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纽带，是日、伪、顽、我必争之地。除日军力量最强外，国民党军包括两部分：一是位于兴化以北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约7万人，是顽固派；二是位于泰州一带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部，约3万人，以及位于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太运部，都是地方实力派。他们与韩德勤有区别，也有矛盾，据此，陈毅决定斗争策略是：灭敌、联李、反韩。

　　同年8月下旬，陈毅由江南赴泰州，与“二李”联络感情，并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主张。“二李”也想借助新四军的力量对付韩德勤，因而热情接待。

　　同年10月，李明扬请陈毅协助他们将弹药由江南运至江北。陈毅立即表示同意，并派第四团去完成。当该团护送弹药至江北后，即改名为苏皖支队，进至扬州、天长地区抗日。接着，他又将由第六团与地方武装合编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陆续派往江北，进至江都县吴家桥地区，从而造成了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此外，陈毅也藉此与二李交好。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新四军的指示中，明确“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于6月15日毅然决定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主力向江北移动，同时留下3000人由罗忠毅率领在苏南坚持斗争。陈毅率江南主力北移途中，二李没有率部为难，新四军进军顺利。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于7月8日到达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辖3个纵队，共7000人，确定东进到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黄桥位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便于向南通、海门、启东一带发展，而盘踞在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战斗力弱，占领黄桥后，可再向北发展，协同八路军南下部队解决苏北问题。

　　陈毅部于7月25日开始行动，长途奔袭，直取黄桥。于29日凌晨解放了黄桥。陈毅随即转兵，连克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并再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是真来打日本鬼子的！”

　　韩德勤对新四军占领黄桥极为仇视，于9月上旬调兵进犯。

　　陈毅和粟裕鉴于黄桥决战不可避免，决心集中兵力，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法，于运动中歼击韩军。陈毅在动员时指出：这次还击韩军对黄桥的进攻是一场决战，关系到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华中抗战局面的发展，一定要全力以赴，务求必胜。他在严徐庄坐镇掌握全局，让粟裕在黄桥具体负责战场指挥。

　　10月4日，韩德勤部开始进攻黄轿。新四军先阻击第八十九军两个师于黄桥外围，将独六旅分割歼灭，随即全力夹击第八十九军，激战至5日晚，将该军主力歼灭，中将军长李守维仓惶逃窜时落水毙命。新四军乘胜追击，攻占海安、东台等地。此役，共歼顽军1.1万余人，韩德勤率残部逃回兴化。

　　黄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1月17日，党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陈毅任代理总指挥，与政委刘少奇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

　　皖南事变后陈毅临危受命，任新四军代军长，开展了反投降，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再一次打败韩德勤。1945年9月3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正式文件之时，陈毅任新四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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