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7章 贺龙(第7页) [第58页]

　　当时，晋西北地区除了对付日军“扫荡”外，因为地瘠民贫，最严重的是吃饭、穿衣、用钱的财政经济困难。一二○师部队从师长到士兵，无不靠吃“黑豆”充饥，给养十分困难。

　　为渡过难关，首先从组织上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各方面关系。同时，还成立了以续范亭为主任的晋西北行署，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抓民主政权。为了解决经济上的极度困难，在全区开展了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运动，仅在两个月之内，动员了1.5万多名青年参军，做军鞋12万双，献粮10万担，献金181万元，为缓解经济困难起到很好作用。但后经检查，有些做过了头，出现了一些弃家逃跑现象，脱离了群众。

　　后来，贺龙及时总结教训，作了纠正，并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困难的惟一途径。当年开设了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纸币，稳定了金融。第二年春，动员全区各方力量，开展大生产运动，生产粮食，扩种棉花，采挖煤炭，开办商店等，很快就活跃了晋西北经济。第二年，一二○师和新军官兵用自己生产的棉花织布，每个官兵做了一套新制服，粮食和副食品也做到自给或基本自给，并且腾出资金，支援延安和党中央。

　　随着财政经济情况好转，贺龙成立了晋西北交通司令部，固定部队，专门迎送各根据地过往人员。同时，设了两个招待所，使过境人员都能得到照顾。从此，在贺龙的经管下，晋西北一时变得红红火火。这时，贺龙又广招人才，成立了一二○师战斗篮球队、战斗剧社和战斗宣传队，使部队文化生活很快活跃起来。

　　1940年6月，贺龙打败日寇对晋西北夏季大“扫荡”后，奉命参加百团大战。先在同蒲路北段，配合正太战役，歼灭日伪军2700余人，接着，率部三打马头营，激战黄松沟，歼敌1700余人，控制了阳方到忻口间的铁路线。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百团大战”后，日寇疯狂“扫荡”晋西北，贺龙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率部粉碎了日寇三次大“扫荡”，在连续46天中，作战217次，歼灭日寇2500余人，保卫了晋西北。

　　同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在兴县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续范亭为副司令，下辖四个军分区。后来，随着党的晋绥分局成立，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

　　这次贺龙重返晋西北后，由于妥善解决了阎锡山和其他友军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大生产运动，致使晋西北金融稳定，财政好转，供给改善，文化生活活跃，对当地爱国民主人士给予深厚影响。为此，续范亭赋诗称赞贺龙：

　　体国公忠似赵云，

　　坚强活泼更超群。

　　云龙气概难比拟，

　　李牧廉颇两将军。

　　1942年春，晋西北反“扫荡”结束后，3月25日，贺龙与林枫奉命到达延安，受到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盛大欢迎。毛泽东、朱德到会，曾经同贺龙在湘鄂西战斗过的谢觉哉风趣地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谢老的意思是，贺龙是个共产党员，他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贺龙在一片掌声中讲话说：“我是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不该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接着，他生动活泼地汇报了晋西北前线反“扫荡”和根据地建设情况，又赢得了阵阵掌声。

　　会后，根据毛泽东的嘱咐，贺龙参加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着重检查陕甘宁留守兵团的工作。他同萧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交谈，并看了他们所写的工作报告以后，肯定了他们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朱德的肯定。这是他熟悉陕甘宁情况的开端，也是他担任联防军司令的准备。

　　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决定，任命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病后由高岗代），林枫为副政委。当时，毛泽东交给贺龙三项任务：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军区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到任后，首先将一二○师留在陕甘宁的部队和留守兵团合编为两个警备旅，同晋西北部队一样，同属于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并且调整了军分区，实行一元化领导，使边区军队建设出现了新面貌。

　　为了掌握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他深入各军分区视察，发现周围有国民党50万部队封锁，并在煽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向毛泽东报告后，将一二○师的主力调往陕北保卫边区。1943年3月，顽固派胡宗南扬言“闪击延安”时，贺龙又将三五八旅调整来加强延安保卫。后来，顽固派不敢冒犯，唆使土匪骚扰，贺龙采取“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及时消灭了土匪，安定了边区秩序。

　　为了统一晋绥和陕甘宁的财政经济，中央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任，贺龙为副主任的财经委员会。当时，毛泽东在调查后写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和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便是贺龙最早在边区财经会议上传达的。贺龙还同陈云一道研究过金融问题，从晋西北调来数百万元法币，充实银行实力，使边区银行1943年对机关部队的投资比1942年增长38倍，对农民贷款增长10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4年边区财政经济好转，扩大了耕地100万亩，增产细粮16万担，运销骡子30万匹，种棉花15万亩，织布10万匹，边区机关大都做到了丰衣足食。

　　贺龙一面注意解决财经困难，同时将边区部队建设的精力，集中到在大生产运动中展开“以兵为主，人人皆兵”的群众性大练兵，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称赞。据三五八旅统计，在大练兵中，步枪命中率由48.5％提高到90.3％，重机枪命中率由58％提高到68％，还涌现了一批“朱德投弹手”和“贺龙投弹手”的尖子。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部队发挥了主力军作用。1943年边区部队开荒20万亩，收细粮3万担，养猪1万多头，养羊1.5万只，做到了粮食、蔬菜、肉食自给，每人每月能吃3斤肉。还办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能织毛毯、毛巾，实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并涌现了“陕北好江南，三五九旅是模范”的典型，在我军屯垦戍边区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

　　1942年，贺龙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领导了陕甘宁晋绥部队的整风。这次整风，贺龙在毛泽东、任弼时的支持下，召集一二○师原红二方面军的部分干部，讨论了“湘鄂西肃反”、陕北的“反军阀主义”和“开创晋西北”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当时，整风中的情况，如同甘泗淇向中央军委汇报中所说：“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基本上是团结的，在贺、关领导下，忠实于党，同心同德干，但有些同志过去对贺龙同志认识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我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他。”这些不足和错误，直到“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久前开了几个干部会，现已解决了”。

　　贺龙早年追随孙中山当过师长、军长和镇守使，但他从南昌起义直到延安，对党忠心耿耿，别无二心。可是我们党内，乃至他直接领导的部队，有些人对他始终抱有偏见。为此，1943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西北局的常委任弼时，代表中央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对贺龙作了公正的评价，高度赞扬了贺龙是一个立场坚定，有原则性，富有魅力、大公无私的同志。

　　整风结束后，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以贺龙为司令员的联防军集体，根据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拔掉了边区内的敌军据点，并且组织6个支队开赴抗日前线。1944年10月，由王震三五九旅组成的南下支队离开延安。贺龙陪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检阅时，他伸出两只大手，鼓励指战员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发展军队，巩固抗日根据地。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贺龙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七大以后，国民党顽固派胡宗南制造“淳化事件”，悍然出动3个师的兵力，强占八路军在爷台山的阵地，并企图夺取关中，威胁延安。贺龙当即向蒋介石、胡宗南提出抗议，并指挥部队反击，果断及时地收回了爷台山，粉碎了顽固派的阴谋，巩固了延安抗日反攻基地的地位。

　　四、西北战场大后方的组织者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晋绥野战军，与国民党军争夺晋绥地区，贺龙曾组织绥远和晋北战役，打击敌军，威胁敌之所占的太原、大同、绥远等大城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晚，贺龙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紧急会议。鉴于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不让日军放下武器，而要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并且结集军队占领交通要道，企图对我解放区实行包围。同时，蒋介石玩弄“和谈”阴谋，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企图以此为掩护，为发动内战争取时间。为此，党中央作出了战略决策，由游击战争为主转为运动战为主，首先集结力量，建立正规兵团，形成以正规兵团（野战军）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体制，以适应日寇投降后的形势，为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作好准备。

　　这次会议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去，辖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分区，并以晋绥4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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