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6章 刘伯承(第4页) [第48页]

　　由刘伯承等指挥的运动追击战在复杂的地形上开始了。次日早晨，第三八六旅在长乐村附近追上逃敌。旅长陈赓不失时机地下令向行进在狭窄河谷里的日军发起攻击，指战员们英勇作战，很快就分割了敌人。已走出长乐村的日军发现后部遭到袭击，遂掉头解围，企图攻破长乐村口的我戴家垴阵地，接应受困之敌。刘伯承接到报告，急令陈赓抽出一个连坚守。某部十连奉命坚守4个多小时，与10倍于己的日军血战，最后，全连指战员壮烈牺牲，阵地失守。这时，第六八九团跑步赶到，一个勇猛冲锋夺回阵地，牢牢地坚守。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阻援不力，蟠龙及辽县方向的敌军陆续赶到，战况更加激烈。刘伯承认为继续消灭援敌已无可能，当务之急是巩固胜利果实。于是，他命令两个连分散开来打游击，从侧翼阻击、迷惑日军，掩护主力撤退。此次战斗毙伤日军2200余人，缴获步马枪1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战斗后各路日军纷纷回窜，八路军各部和国民党友军乘胜追击，机动作战，终于粉碎了敌九路围攻。

　　鉴于日军抽调华北兵力，集中力量进攻徐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迅速向平原分兵，“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4月23日，刘伯承和徐向前、邓小平召集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布置行动。刘伯承宣布：由副师长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第六八九团及第五支队开赴冀南。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进至平汉路两侧冀豫地区，相机向豫北发展。旅政委王新亭率七七一团两个营进至平汉路东侧永年、肥乡、成安一带。陈锡联、谢富治率第三八五旅（新组建）主力，继续活动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并相机分兵向石家庄以东发展。此前，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和宋任穷率领的师骑兵团已先后进入冀南地区。5月，刘伯承和邓小平见兵出平原的中路突进顺利，便及时派出两翼部队。三支部队互相配合，纵横驰骋于冀南地区，实现了党中央开展河北游击战争的预想。

　　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冀南地区斗争也日益公开化，而日军也趁机发动全面“扫荡”。刘伯承决定再赴平原地区，直接指导该地区斗争，扭转鲁西北的局势。

　　1939年1月，刘伯承和徐向前、邓小平、陈赓一起商讨反“扫荡”的策略，肯定了陈赓平原打伏击战的想法。2月8日、9日，第六八八团连续袭击威县县城。10日，威县日军一部分乘8辆汽车出城迎战，又遭到第三八六旅骑兵团的突袭，大队长被击毙。日军中队长接替指挥，率部猛追，结果被诱入香城固伏击圈。敌人见地形很不利，附近没有房屋和沟坎可隐蔽，便掉转车头突围。担任封锁任务的新一团事先无法在公路上构筑工事，这时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公路，一面射击一面迫近作业，迅速构筑阻击阵地。敌军尽管想尽一切办法，弃车突围，甚至施放毒气，但最后还是被全歼。

　　此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全面“扫荡”计划，迫使其放弃与八路军主力决战的企图。这一时期，刘伯承和徐向前、邓小平，领导冀南军民艰苦斗争，进行较大战斗百余次，毙伤日伪3000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进入相持阶段后，刘伯承率领根据地军民，一方面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另一方面打退日军的疯狂“扫荡”，挥军参加百团大战。1945年8月，太行、太岳、冀南、冀鲁四区合并，成立晋冀鲁豫解放区。

　　日军对冀南平原进行大“扫荡”，占领了主要据点和交通干线后，就把进攻的重点移向太行山区。这一时期，华北日军实施“治安肃正”，对我进行所谓总合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力战”，而其在政治上着重于挑拨抗日力量的团结。其目的在于彻底消灭我军，由“治安肃正”进入华北殖民地秩序的建设，以便进攻西安、重庆、昆明。刘伯承等领导华北军民，对敌进行了全面斗争。在军事上，以游击战为主，辅以运动战进行频繁的反“扫荡”，并破击交通线上之敌。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在“粉碎敌人囚笼政策”的口号下，粉碎敌人大“扫荡”就有10次之多，而破击战则更为激烈。冀南的交通斗争，在1940年全年进行着。在山西，则收复了邯（郸）长（治）公路，破击了白晋铁路。粉碎了日军抢占交通要道，大举进攻西安、重庆、昆明的阴谋。

　　这一时期，刘伯承、邓小平还指挥所部，开展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的斗争。

　　1939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三八五旅等，对专搞“磨擦”的张荫梧进攻抗日根据地进行坚决反击，歼其大部，张荫梧只身逃脱。194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八路军总部部署，指挥所部发起冀南反顽战役，歼灭反共“专家”石友三一部，又在3月至4月的卫东战役中歼石友三等部6000余人，把顽军赶到根据地边沿地区，巩固了冀南、冀鲁豫抗日阵地。

　　不久，刘伯承指挥磁武涉林战役，又击退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的攻击。此后，根据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要求，八路军总部经与国民党军队谈判后，划定了两军边界，我追击部队后撤，并释放全部战俘。这次战役连同东线的卫东战役互相配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联结太行、冀南、鲁西反动势力，隔断八路军南北联系的阴谋，改变了一二九师两面受敌的严重局面。

　　1940年8月，根据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等和晋察冀军区一起，发动了以破袭日军交通干线和据点为目标的“百团大战”。

　　8月20日晚20时，正太路破击战役打响，同蒲、白晋、平汉、津浦、北宁等线铁路和公路干线燃起了战火，各路破袭部队扑向铁路沿线的车站和据点，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刹时间陷入瘫痪。八路军先后有100多个团参战，第一二九师参战部队有46个团。经过10个昼夜的大规模破毁，正太路许多地段夷为平地。鉴于日军开始准备反击，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停止破击，转入反“扫荡”的准备。至此，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太路破击战役胜利结束。9月20日，刘伯承给全师营以上干部作了第一阶段战役总结报告，着重从交通斗争的角度分析了此战役作用。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中，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第一阶段破击战役胜利，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振奋了敌占区民众，团结了友军，打击了敌人的南进计划。

　　9月23日至31日，根据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榆辽战役，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相机收复榆社、辽县两城。10月上旬，日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扫荡”，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对来势汹汹，急欲报复的日军，刘伯承率部在内线抗击，并乘虚袭击敌运输队，迫使日军“扫荡”部队节节撤退。29日，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刘伯承指挥师主力将日军岗崎大队包围在关家垴高地。激战数日，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围。日军合击扑空，又屡遭打击，被迫于12月上旬撤退，至此，整个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百团大战以后，日军重新集结重兵进攻华北敌后根据地。驻守在中条山、豫北、冀鲁边等地国民党军队，与皖南事变相呼应，加紧向八路军挑衅磨擦，晋冀豫根据地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这时，刘伯承关于“敌进我进”的方针已经考虑成熟。在1940年北方局黎城高级干部会议上，他就明确提出：“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12月，他主持编写《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又专门列出了“敌进我进”一项，并具体说明：“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此时的刘伯承已摸熟了日军的“敌退我进”作战原则。因此，八路军不应仅采取过去“敌进我退”方针，而应积极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组织小部队挺进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彻底扭转主要依托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虽然，敌进我进的思想刘伯承早在1934年就提出，但那是作为游击战的战术问题提出来的。而此时，这个方针除继续有战术作用外，已经上升到一定战略的地位。这是刘伯承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1年10月，日军推行了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冀豫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与此相配合，日军自9月开始，对太岳、太行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刘伯承充分估计到这次“扫荡”的严重性，于10月初签发布告，号召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反对日军秋季大“扫荡”的斗争，做好空舍清野、开展地雷战、麻雀战，铲除汉奸特务，巩固根据地内部。11月，反“扫荡”胜利结束。1942年2月，日军又对太行、太岳区进行春季“扫荡”。随后，又于5月发起“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日军进攻之前，刘伯承就密切注视其动向。他根据各方面敌情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他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办法，所以从各方面齐向我腹地中心来一个铁桶大合击。我们的基干军队应该不与合击的敌人作被迫的战斗，而应转移到合击圈外背击敌人，摧击补给线，袭击敌占区据点。此后，刘伯承及李达率师指挥所与直属队前梯队，与合击日军巧妙周旋，并指挥主力在日军“扫荡”开始后迅速转到外线，袭击日军侧后，掩护师指挥所和直属队转移。

　　1943年，经过精兵简政，生产自救，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时期，刘伯承、邓小平抓住时机，全面深入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组织和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彻底扭转了主要依托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从整个晋冀豫根据地看，恢复和扩展的面积及增加的人口，约占全年恢复扩展和增加总数的3/5，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1943年9月，晋冀鲁豫区的敌情有所缓和，彭德怀和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通知，离开华北，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在这段时间内，刘伯承一方面注重学习，另一方面注意总结军事和政治上的经验教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伯承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中共中央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4个军区。这样，以太行山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解放区终于形成，作为该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伯承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实施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

　　为配合重庆谈判，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上党和邯郸战役。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为了把战争引向敌占区，又千里跃进大别山，实行战略出击，胜利完成战略展开。

　　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区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些故事：有人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遇到河，河就结上冰让解放军走过来；有人说解放军每人身背一个葫芦飘过河来的；也有人说天突然刮起了大黄风，把刘邓的十几万大军刮到了大别山。而实际上刘邓大军是以“狭路相逢勇者胜”之勇，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挺进到大别山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烽火刚刚熄灭，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从西南、西北调动大军，陆续开进华北、华中、华南及东北，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中共中央在准备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提出了坚决反对内战和切实做好相应准备，以革命的两手打败反革命的两手的方针。8月2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由延安返回太行山黎城县，部署上党战役，以积极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的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他和邓小平等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发起上党战役的决心与部署：阎军1.6万人，深入上党，我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故已令太行主力、陈赓部及冀南的8000人共约2.8万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为此，他们把部署上党战役同实现晋冀鲁豫部队今后军事战略的转变结合起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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