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6章 刘伯承(第2页) [第46页]

　　在北伐节节胜利和民众革命情绪冲击下，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分别于1926年12月1日和3日提前发动。

　　不久，根据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在万县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精神，刘伯承于1927年1月下旬来到泸州城，全权指挥泸州起义的部队。

　　由于敌强我弱，泸州守卫战最终失败。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被迫转移到了汉口。

　　领导泸顺起义和坚守泸州的168天的保卫战，是刘伯承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起义和保卫战在当时敌强我弱局面下，策应了北伐战争，推动了四川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可以说，这是我党开始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

　　刘伯承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后留学苏联，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为其以后的军事斗争准备了条件。回到苏区后，任红军学校校长，又任红军总参谋长。

　　1927年7月，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时刻：武汉国民政府彻底暴露了它的反动面目，宁汉公开同流合污，共同“分共”。而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击反动派屠杀的革命大风暴，正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南京、南昌等几大城市紧张地孕育着。值此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刘伯承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了“病假”，跟随中共中央领导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秘密前往九江、南昌，参与南昌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

　　根据周恩来指示，刘伯承协助起义总指挥贺龙拟定起义计划。8月1日下午19时，刘伯承在总指挥部召集参谋团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的指示，确定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城、南进至东江的行军路线。经过讨论，刘伯承集中与会多数人意见，决定经临川、会昌、寻乌进入嘉应州地区，因为这条路线是小路，仅有3000多弱敌，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也容易各个击破他们。

　　8月3日，起义部队按参谋团会议决定，主动撤离南昌城向临川进发。8月25日，根据敌屯重兵于会昌的敌情，参谋团在瑞金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刘伯承提出的作战方案：为夺路南下，决定进攻会昌。战斗打响后，刘伯承随周恩来来到叶挺部队指挥。在会昌城，刘伯承得知起义军第二十军参谋长投敌，起义军南下目的、路线已完全暴露，遂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确定部队重返瑞金，改经长汀、上杭进入东江。

　　行军途中，他给官兵们讲带兵打仗的经验。由于全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起义部队进发的许多地区农运已失败。这样，部队愈来愈孤立，相反，反动军队却蜂拥而至。9月28日，敌我军队激战汤坑，我军伤亡严重，30日潮州失守，至此起义军败势已无法扭转。10月3日，周恩来、刘伯承、李立三、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同志举行最后一次决策会议，决定军政重要干部和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部队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武装斗争。7日，刘伯承和林伯渠、贺龙等到陆丰县，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7年11月，刘伯承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苏联，先是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又转到苏联最高的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就读，此时刘伯承已35岁，他以“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自勉，开始了刻苦、紧张的军校生活。在苏学习期间，他取了个苏联名字，叫阿发那西也夫。军队中足智多谋、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刘伯承，变成了埋头苦读、孜孜不倦的普通学员。他认为，外文中的俄文这一关难闯，但此关不过，怎能“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于是，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为学好俄文，他自备单词小本，每日在手心上写满生词，直到记熟后才另换新词，他早起晚睡，走路上厕所都背诵熟记。很快，就能直接听教官用俄语授课，直接阅读俄文教材了。他抱着为革命勤奋学习的明确目的，凭着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克服了年龄大、身体差的不利条件，攻读的各门课程成绩都是优秀，受到校领导和中苏同学的好评。

　　1928年7月，刘伯承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1930年8月初，刘伯承由苏联回国抵达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当年底，他又奉命返回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时，他在中共党内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由他主办过半月至一个月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省委、特委的负责人。刘伯承在班上向学员们讲授有关游击战、运动战、暴动方略等课程，他还用很大精力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等著作。

　　1932年1月，刘伯承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1月，刘伯承结束了白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工作，来到他盼望已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十分器重他的军事才干，早在1929年党中央想调毛泽东、朱德去上海工作时，他们就提出，如朱、毛离队，必须由刘伯承和恽代英来主持红军。而刘伯承对朱、毛也十分敬重，他在苏联时就提出要回国上井冈山同朱、毛一起战斗，回国后又主动要求来中央苏区工作。

　　此时他根据毛泽东“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的指示，把全部精力全投入办好红军学校的工作上面。他认为，红校“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他组织教员编写教材并亲自修改审定，仅一个月就装订出军事教材9种，共计六千多册。他要求教员认真备课，生动讲授。他带领学员观察实际地形地貌，参照地区，讲授地形学。他强调学以致用、连贯知识、一丝不苟，学完一段课程就要进行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总之，就是“要设法帮助学生纵横贯穿起来，使其脑力成为有组织的系统化。”

　　1932年10月中旬，已界不惑之年的刘伯承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总司令、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1932年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城，结果，攻城不下。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共同研究后相机决定，改强攻为佯攻，围城打援。刘伯承指令作战局长查清援敌行进路线后，根据敌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与朱德、周恩来共同判断商议，决心集中红军主力，各个击破，首先歼灭敌军两个师。胜利完成任务后，又根据陈诚部队前后两纵队重叠行军情况，朱德、周恩来与刘伯承商议，以红军一部伪装主力吸引前纵队加快南进，拉大两纵队间距，使红军得以再次集中主力攻歼一部。此后几天，他们静观敌情变化，捕捉战机。3月19日夜，根据敌后纵队远离前纵队百里，正位于地形复杂的草台岗的情况。刘伯承便建议朱德在草台岗准备战场，得到朱德赞同。随后，他又向周恩来汇报了一夜间敌情变化和自己部队位置，周恩来同意朱德、刘伯承的作战决心和计划，并签发下达作战命令。据此，红军主力于21日围歼了地处草台岗地区的蒋介石王牌师，陈诚纵队的第十一师。气得陈诚吐血，蒋介石哀叹，下令部队后撤，第四次反“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然而，到了1934年，刘伯承这个总参谋长就成了不参不谋，有职无权的人了。因为这时由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派到中国共产党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越俎代庖，独揽了指挥红军的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都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刘伯承因与李德发生冲突而由总参谋长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长征中，刘伯承亲率先遣队为全军开路，彝海结盟，保证了红军的顺利通过，并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4年10月10日，鉴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西作战略转移，即后来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刘伯承所在的红五军团长期担任掩护红军全军的后卫，保护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的安全。刘伯承为红五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计划，并切实组织实施，他以军团的两个师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稳妥地交替前进，又以1个主力团作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布置阻击，并派军团侦察部队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红军主力行动意图。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向敌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意见，并批准中革军委关于刘伯承再次担任总参谋长的任命。

　　刘伯承指挥中央纵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干部团突破乌江以后，命令一部夺取遵义城。刘伯承亲自部署，命战士们穿上俘虏身上的衣服，装扮成敌军，再让投诚过来的俘虏走在队伍前面去诈城，结果轻而易举地攻入遵义城。

　　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参加了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表示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得到了党中央采纳。

　　遵义会议后，为执行中革军委关于速渡金沙江的指示，刘伯承决定巧夺渡口和船只。他亲自率领换上敌军服装的红军先遣分队，争分夺秒地向江边急进。途经距江30里的杉落树时，一个胖子区长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欢迎刘伯承等到区分所。他告诉刘伯承：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边喝水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并问烧船没有。胖区长赶紧递上公文，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船。刘伯承说：很好，这事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仔细地询问江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情况。一一问明后，厉声告诉胖区长：我们是红军！随后派侦察组尾随胖区长到江边找船。结果，不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两条渡船。当刘伯承获知全军都要从皎平渡过江时，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坚守渡口，先遣营连夜翻山20公里抢占要点通安镇，途中，打垮了赶来增援的敌军。5月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红军绝大部分部队，均由皎平顺利渡过金沙江，使战略转移以来遭受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摆脱了困境，赢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摆脱了追敌后，中共中央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进，争取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决定刘伯承兼任先遣队司令，指挥队伍为全军开路。上任几天，刘伯承就用亲笔信，劝退了准备在德昌抵挡红军的泸州起义时的旧部，又争取了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中立，邓秀廷慑于刘伯承在巴蜀威名久著，连刘湘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自知不是对手，仅摆开抗击架势而不开枪，使红军顺利通过。

　　去往大渡河的道路有两条，敌人判定红军一定会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鉴于此，刘伯承和先遣队政委聂荣臻建议中革军委改走冕宁、安顺场小路，经大凉山彝族区、越过大渡河北上。获准后，刘、聂率队向彝族区进发。出发前，刘伯承反复告诫部队，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并规定没有刘、聂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不久，部队行军遇到困难，先遣队前卫连被手持弓箭、土枪、棍棒等武器的彝民堵住索要钱财，后面的工兵连又遭彝民袭击，抓去的人被剥光衣服才放了回来。于是，刘伯承决定面见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化解矛盾。小叶丹来到之后，见刘伯承身材魁梧，气度不凡，忙取下头帕，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上前一把扶住，两人开始了亲切的交谈。小叶丹解释：“今天在后连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赞成，并愿和司令员你结义为兄弟。”刘伯承表示同意，他说：那些欺负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其同的敌人，刘伯承遂与小叶丹歃血为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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