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5章 彭德怀(第4页) [第41页]

　　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进行了晋察冀之涞（源）、灵（丘）战役，晋东南之辽（县）、榆（社）战役，晋西北之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破击战役，冀中之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及冀南之德石路破击战役等，拔除了深人各区的千余个据点，一二九师攻克了榆社、辽县二城。

　　10月，日军从华中抽回两个师团增援华北，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百团大战转人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10月下旬，敌岗崎大队窜入太行区腹地反复烧杀，又犯我兵工厂。10月30日，彭德怀亲自指挥一二九师、总部特务团和决死队各一部，包围该敌于武乡县关家垴高地，歼敌500余人。关家垴战斗我以劣势装备攻坚，本身也遭受较大伤亡。但此后近两年中，敌亦不敢以一个大队为一路，深人我腹地“扫荡”。

　　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打击”，日军在“进行深刻反省”后，提出“在1941年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从华中再次抽调两个师团到华北。7月，日本大本营以号称日本“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大将）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大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其占领区实行清乡，配合保甲连坐；对敌我争夺的地区并村编乡，大搞自首，实现伪化；对我根据地则加紧“扫荡”、封锁、切割、蚕食，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在敌人一整套狡猾毒辣的新阴谋下，1941年我华北敌后根据地再度缩小1/6。

　　百团大战中，彭德怀在距敌人只有500米的武乡关家垴前线哨所。1941年11月，在敌人大举“扫荡”太行山区时，彭德怀在离敌30里处召开北方局会议，提出了粉碎敌人“治安强化”阴谋的方案，强调大力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群众的工作与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他指出，在被敌人蚕食的地区，建立秘密的游击小组，坚持隐蔽斗争，是可能的。这一号召在实践中发展为派遣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彭德怀亲自研究制定了武工队的人员组织、任务要求、斗争方式、政策纪律方案；北方局、军分会并发出指示，要求以地区一级及强的县级干部担任武工队长。武工队在被敌人蚕食及占领的区域，重新点燃了游击战争的燎原烈火；配合对伪军伪组织实行的两面政策（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抗日工作）和在敌占区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结合，在敌后建立起许多小型的隐蔽的抗日政权，使根据地在敌人的严密封锁线后发展起来。敌人重新构筑起的“囚笼”——数万里的封锁沟，密如蛛网星点的交通线、碉堡群，再次被我砸碎。到处都是八路军的活动地区，到处都是敌人的前线。

　　敌后的斗争是越来越尖锐了，敌人的“扫荡”规模动辄万人、多时达五六万人，而且战术翻新，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反转电击、纵横抉剔，烧杀抢掠也越来越残酷，声言要消灭八路军的生存条件。但彭德怀紧紧掌握住敌人在战略上的两个根本弱点，坚定地号召敌后军民咬紧牙关渡过困难。一是，敌人兵力不足，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对根据地只能集中兵力进攻一区，而我则可在一个区进行反“扫荡”作战时，由其他各区配合出击，袭扰敌人后方，使敌人不敢久事“扫荡”，形成此起彼落的形势。一是，敌人愈残酷，愈加激起民众的仇恨，敌人进人根据地后，处处遭到打击。1941年后，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减员至30万人，但在彭德怀关于加强军区工作的指示下，到1941年底，地方部队、民兵都增加了近一倍。蒋介石停发武器，朱、彭就发出大造地雷的训令。彭德怀、左权还亲自指导集总兵工厂制成掷弹筒，生产大批炮弹、地雷、手榴弹。群众性的地雷战、麻雀战遍地开花，配合主力军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

　　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各部经过万余次战斗，配合政治的、经济的多方面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把华北变成它的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以其侵华总兵力的60%集中于我抗日根据地周围。在它用尽种种手段也不能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时候，得出结论说：“破坏共产党组织……中枢机关为至要”，应“加以包围奇袭而努力尽皆逮捕其主要人物。”于是，敌人把“扫荡”重点放在“捕捉奇袭”我首脑机关上，一再奔袭八路军总部。

　　1942年5月是敌后斗争最危急的一段日子，敌以两万余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八路军总部转移至辽县之南艾铺地方，被敌人的飞机发现。5月24日，彭德怀、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人火力封锁网中突围而出，左权在指挥突围中不幸英勇殉国。突围中，总部及北方局重要干部牺牲多人，总部电台遭破坏，这是抗战中八路军指挥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

　　1943年春是敌后最艰苦的时刻。日寇抢粮毁苗，加上两年大旱，华北普遍发生饥馑，党政军均投入了生产救灾工作。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彭德怀从来镇定从容，但群众饭锅里掺拌的野菜，从敌战区和国民党区拥进根据地的灾民的哀啼，却使他忧心如焚。4月，彭德怀下令各村公所设立粥场赈济来往灾民，令总部直属队及北方局干部每人每日节粮2两到4两，救济受灾同胞，而他自己和总部、北方局全体人员则采集野菜混食充饥。他还与总部技术人员制成湖南式水车，帮助群众车水抗旱，带领总部及北方局人员为群众修堤挖塘，千方百计渡过严重的灾荒。1943年夏，敌人终于力拙技穷，而我在敌后各方面的工作则更加深人，根据地重新走向恢复和发展。

　　1943年秋冬，华北抗日根据地大体恢复，冀中、冀南、豫北、太行南部和东部还有扩大，而从质量上说，根据地的任何一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群众工作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八路军的兵力恢复到了40万，战斗力大大超过了百团大战以前，而且有了百万民兵作后盾。虽然还有艰巨的斗争，但敌后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

　　1943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起离开了他战斗了6年的华北前线，赴陕北参加中共七大。此后，彭德怀住在延安杨家岭，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继续指导华北敌后战场的斗争，直到1945年初。

　　1945年4月，彭德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解放战争中，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大捷。又出兵陇东，收复“三边”，给“二马”以迎头痛击。后率军北出榆林，转入战略反攻，横扫顽敌，于1949年12月解放大西北。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8个月的战争，敌人损失71万，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当时的西北战场，敌人的兵力有25万余人。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北线，是凶悍的马家骑兵，南线是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而我方兵力不过2。6万余人，武器是手榴弹、步枪和少数机关枪，平均每支枪只有一二十发子弹。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团之董钊和刘戡两个整编军、5个整编师、15个旅，共14万余兵力，采取钳形攻势直扑延安，企图摧毁我中央首脑机关，围歼我边区主力，或迫使我军东渡黄河。

　　当我边区野战集团军的防御兵团在延安南线恶战抗击胡宗南军之际，3月16日，中央军委命令，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陕甘宁的教导旅、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全军共6个旅，由彭德怀任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敌人背起“包袱”，而使我军得以利用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好的特点，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逐次削弱以至战胜敌人。

　　战争形势至为紧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责任，重如泰山。彭德怀指示各纵旅指挥员，第一仗关系军心民心，“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彭德怀命令一纵队之独立一旅，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敌人进占延安后，在延安西北节节抗击，造成我军主力向延安西北的安塞地区撤退的迹象，以吸引骄狂的敌军。同时，部署我军的6个旅，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附近地区，待机歼敌。

　　国民党反动派占了延安，狂热庆祝，喧嚷“中共已成流寇”，认为我军已不堪一击，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胡宗南部果然按彭德怀之设计，以5个旅向安塞追击，而以一个旅向青化砭方向担任侧翼掩护。23日晨，彭德怀亲自到青化砭一带查看地形，部署我军主力沿咸榆公路两侧，布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势。同日，和习仲勋发出了歼敌动员令。

　　3月25日上午10时，敌三十一旅果然从延安东之拐峁沿咸榆公路北上，径直钻入彭德怀伏击圈内。我军按预定方案，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冲击，仅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敌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2900人，活捉旅长李纪云。我军取得了初战的全胜。

　　敌人检讨青化砭之失，认为是兵力单薄，疏于搜索和未走山地而专走川道的缘故。因而改变战术，在南北长35公里，东西宽45公里的地面，以10个旅布成方阵，交替前进，间隔小、纵深大，以防我军的袭击。

　　4月初，毛泽东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部署歼敌。彭德怀根据敌情的变化，认为我以不足3万之兵力，对挤成一块的8万敌人，既包围不了，也分割不了。在与习仲勋等仔细研究后，报告军委说，对于敌人的方阵战术，“三面伏击已不可能”，“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以打其分散与增援之敌。毛泽东赞许彭的看法，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判断。

　　于是，彭德怀利用敌人急于寻歼我主力的心理，仍采取诱敌之计，牵着胡宗南的大军在陕北延川、延长、清涧、子长间的千山万壑中打圈子。敌人处处奔击，处处扑空，被我军民戏呼之为“武装大游行”。边区民众痛恨国民党反动军队，“不给敌人颗米寸薪”，将敌拖得人困马乏。4月14日，胡宗南驻瓦窑堡之一三五旅南下，企图与由蟠龙、青化砭北上的8个旅围歼我军。彭德怀决心“虎口夺食”，下令一纵队阻击北进之敌，而以二纵队等4个旅，设伏于瓦窑堡至蟠龙大道东西地区。

　　当日，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在南下途中，被我围歼于羊马河西北高地，代旅长麦宗禹被擒。全歼敌一个整旅，中央军委通报说：“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力量，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4月下旬，敌军统帅部得到情报说：“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陆续东渡黄河”，急令胡宗南部沿咸榆公路北上，又命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企图将我军夹歼于佳县、吴堡地区。于是，刘戡、董钊率9个旅向数百里外的绥德猛扑而去，而留一个装备精良的主力旅，守备其后方补给基地蟠龙。彭德怀再设诱敌之计，以三五九旅一部，再从每一个旅中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军分区部队，节节抗击刘、董军并故意在沿途丢弃一些各部的臂章、符号，造成我军主力果欲在佳、吴一线东渡黄河的模样。当敌军方阵从驻于瓦窑堡西南山沟中我野战司令部东侧山梁上喧嚷北进时，司令部的全体人员持枪在手，紧张万分。彭德怀却躺在土炕上，镇定自若，谋划了歼敌方案。敌军刚过完，他一跃而起，挥师南下，直取敌人的后方补给基地蟠龙。经3日激战，全歼守敌一六七旅等部6000余人，俘旅长李昆岗，缴获夏服4万套，面粉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和大量的枪枝、军用器材、医药用品等。此役使我军一下摆脱了敌之主力，得以从容休整，又解决了当时极端困难的物资补给问题。

　　撤离延安一个半月，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摧毁我中央首脑机关、消灭西北我军的计划，稳定了西北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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