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04章 邓小平(第8页) [第35页]

　　8月27日，刘邓大军抓住了淮河退潮有利时机，决定多路徒涉，浩浩荡荡地从淮河上徒涉过去。待国民党军赶到北岸，上游的洪水刚好下来，洪峰奔腾咆啸，将国民党军死死挡住。

　　刘邓大军终于战胜了南征途中最后一道险关，进入了大别山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到蒋介石的“卧榻旁边”。

　　得中原者得天下。刘邓大军跃进一千里，一下子把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的中原地区，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逐鹿中原之战揭开了序幕。

　　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只是完成战略计划第一步。需要知道在红军时期，共产党的军队曾先后三次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但又三次撤出该地区，因而对于刘邓大军来说，第二步如果不能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队还可能从大别山退出来。刘伯承、邓小平开始研究战略展开的新任务，他们不希望历史在他们身上重演。

　　8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向部队发出指示，号召全体指战员“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全心全意，义无返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犹如一把利剑插在敌人心腹，使蒋介石十分恐慌，“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派了23个旅的兵力紧跟刘邓过了淮河，尾追而来。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出击，欲与刘邓主力交战。

　　遵照毛泽东的最新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在目前的几个月内，避开善战的桂系主力，集中力量歼灭中央军及滇军。刘邓大军以大别山北部的部队并抽调在皖西的三纵主力，同蒋军打了三仗。经过这三次作战，刘伯承和邓小平把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全部调到大别山以北地区，保障了在大别山南部的鄂东皖西地区的展开。

　　针对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避战情绪和纪律松弛现象，刘邓于9月17日召开了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首先讲话，他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错误思想情绪。当时，为整肃军纪，邓小平曾两次下令枪毙违反纪律的战士，震动全军。通过这些措施，提高了士兵的思想认识，增强了部队的斗争意志。

　　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加速了战略展开。到9月底，刘邓大军先后解放县城23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000余人、反动地方武装800余人，建立了17个民主县政权，从而打开了局面，安置了后方，调动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配合全国各战场转入进攻，实现了毛泽东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计划。至此，在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展开的斗争中，刘邓大军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及时召开中共中原局常委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并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

　　这时集结在大别山北部敌军6个师，企图合击光山、经扶地区的刘邓大军主力。刘邓二人经研究决定，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以2个旅兵力留大别山，伪装主力迷惑牵制国民党军，而主力则大部南下：7个旅出鄂东，3个旅向皖西，以扩大解放区，拖散国民党军队，寻机歼灭。

　　在刘邓指挥下，我军机动灵活，至10月27日，共歼敌1.2万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进入大别山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这时，大别山已是晚秋季节，早晚寒气逼人，刘邓大军10多万健儿仍未解决御寒的冬衣问题。面对困难，刘邓决心就地筹划，开展一场“棉衣战”。于是，战斗间隙，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地在全军展开了。不出半个月，崭新的棉衣就穿在了指战员身上了，邓小平也穿上了自制的棉衣。

　　刘邓大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剿，战胜了大别山严寒的考验，赢得了战略展开第二回合的胜利。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地区，都已胜利展开。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在蒋介石的卧榻之旁，埋下了定时炸弹。

　　11月，蒋介石面对自己的大厦即将倾斜、覆灭的危险，垂死挣扎，纠集33个旅的兵力，由国防部长白崇禧挂印，向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进行全面“围攻”，企图拼力消灭解放军，摧毁大别山根据地。

　　毛泽东针对这一形势，及时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定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密切配合。为增强力量，中央军委调李先念、王宏坤分别率第二十、第十纵队来到大别山。

　　12月上旬，根据中央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坚持和分兵向外，内外配合，寻歼弱敌”的方针。除留一部分主力在大别山内线坚持外，其余主力分兵向外，到桐柏、江汉、淮北等地开辟新解放区。同时，为便于指挥各部队，也考虑到刘伯承司令员年岁大、身体不好和野战军司令部机关行动不便等因素，邓小平建议，将野战军主力和指挥员一分为二，由刘伯承和张际春率野战军后方指挥部、中原局和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一带展开，担负外线作战任务。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率野战军司令部前方指挥部和第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

　　12月11日分手那天，雨雪霏霏，寒风猎猎，刘伯承、邓小平这对朝夕相处的战友，谁也不愿上马，就这样并肩步行，走过一程又一程。两人自抗日战争开始就在一起，十年来，他们之间同心协力，默契配合，互相关心，这种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的革命友谊和革命精神，在军中传为佳话。

　　邓小平把一纵司令员杨勇叫到身边，亲切而严肃地说：“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中原局的领导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邓小平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处境，战友的安危。

　　刘邓二人虽分开了，但行动却未分开。里外两个指挥部，在分开的时间内，一切电报指示仍旧由“刘邓”联署签名。

　　留置在大别山的主力，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适时地集中或分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1万多人，收复了10余座县城。与此同时，外线的3个纵队也都乘虚展开，建立根据地，威胁到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迫使白崇禧不得不从大别山抽调部队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1947年12月底，战略展开的第三回合又以刘邓的胜利而告结束。

　　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斗争，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实现了毛泽东预料的最好前途。

　　1947年中原大地承载了中国革命的大转折。谁得中原，谁得天下！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刘伯承、邓小平立下了卓越功勋。“不能根据自己脑袋上这片云看待形势”，“就是把中原野战军打光了也值得”，掷地有声，富有远见的话语，生动地体现出他们的全局观念。

　　1948年伊始，大别山地区的敌情空前严重。蒋介石调集34个整编师54万余人，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摧毁中原解放区。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电告邓小平要集中力量想办法调动敌人，消灭敌人，夺取中原。1948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指挥野战军主力转击大别山，进至淮北和豫西，集结整训，并会合其他部队，寻机歼敌。

　　2月24日，邓小平带领的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在临泉县与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野战军后方指挥所会合，刘邓会师了。

　　4月中旬，刘邓带领中共中央中原局、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到豫西，刘邓抓住有利时机，对部队进行了整训和补充，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这时，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建立中原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同时将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

　　在逐鹿中原的伟大斗争中，邓小平指挥了几个有名的战役。一个是5月2日邓小平指挥的宛西战役，被中央军委赞誉为“运动战的模范战例”。另一个是7月2日发起的襄樊战役，是役刘邓野战军歼敌2。1万人，解放了襄阳、樊城等重镇，严重威胁了蒋介石的后方江南和四川。

　　7月，邓小平按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原局第一书记的身份去参加西柏坡会议。邓小平离开大别山动身前往西柏坡时，心中思绪万千。从1947年6月30日渡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只不过一年，共产党的大军已在中原站稳脚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军队节节败退，他不仅又想到那句话，“谁得中原，谁得天下”，胜利不远了。

　　邓小平到达西柏坡，见到了三年未见的毛泽东，向他汇报了中原战况。毛泽东对邓小平一年来的中原工作是满意的，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邓小平的政治军事才能。

　　在西柏坡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党的战略任务，并号召，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夺取全国的胜利。

　　邓小平面对党提出新任务，深知前面有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需要去承担。

　　中国革命到了决战时刻，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由中原和华东两野战军共同承担。大决战中，44岁的邓小平担任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突显军事家的宏大气魄和超人胆略。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毛泽东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分阶段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年冬天，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之为的“中国世纪大决战”拉开了战幕。

　　1948年11月2日，“中国世纪大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第二次决战在淮海战场展开。淮海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津浦、陇海两条铁路，衔苏、皖、豫、鲁四省，方圆数百里。这里是长江的屏障，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大门。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蒋介石将他在南线所能集中的嫡系精锐部队全部调到徐州地区。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联袂实施淮海战役。为了统一指挥南线我军行动，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

　　同时中央指示：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平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这样，由刘、邓、陈三位四川同乡率领60万雄兵，与刘峙、杜聿明统领的80万美式装备的国1948年11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淮海战役五人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民党部队展开了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大决战。

　　1948年11月上旬，淮海战役开始。战役期间，总前委指挥部设在安徽省睢溪县小李家村。这里距离前线很近，便于观察敌情，指挥作战。但这里又是敌人东西对进，南北夹击的会师处和合击点，上空有敌机群来回盘旋，地面有敌人的炮火四面轰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以极大的胆魄坐阵在这里，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60多万人，调集安排着部队所需物资。这对于正确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确保淮海战役的胜利进行，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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