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35章 方志敏(第4页) [第232页]

　　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3月18日至23日，方志敏在葛源主持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了新的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方志敏继续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会后，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政权建设日臻完善，红军和地方武装有了新的发展。其次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农业生产1933年比1932年增长了20%，超过了中央苏区增长的速度，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10个月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表扬了赣东北的领导人，说他们和兴国的同志们一样，“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

　　1933年10月，方志敏回到葛源后，同曾洪易在闽浙赣大张旗鼓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向中央如实作了报告，请求中央裁决。但临时中央不予理睬，反而通知不是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去参加党的六届五中会全，作为六大正式中央委员的方志敏反被排斥在外。

　　曾洪易走后，方志敏代理闽浙赣省委书记，并兼任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他带领全省军民立即投入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当中。面对装备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的围攻和“步步为营、层层筑垒”的战术，方志敏认为，如果硬碰硬，红军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只有避开敌人的堡垒，跳出苏区，向敌人防守薄弱的浙西、皖南进攻，造成深入敌人腹地，威胁南京之势，才能打乱敌人的部署，把敌军从根据地调动出来，然后寻机在运动中加以歼灭，最后达到粉碎敌人“围剿”的目的。

　　按照这一方针，方志敏召开省委会统一了认识。然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曾洪易左倾错误造成的工作上的各项失误，如：立即缓和“肃反”，停止查田查阶级运动，把红军调离敌堡群，派部队开赴皖赣边界和皖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派得力干部加强皖南特委的领导等。很快红军脱离了险境，稳定了军心，在方志敏的指挥下，一支支灵活勇敢的地方武装活跃在敌堡群中，日夜袭扰敌军，根据地的人民又在四面八方大摆地雷阵，使来犯之敌血肉横飞。而主力红军则忽东忽西，又突然进军皖南，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优势，使反“围剿”斗争的形势有了有利的发展，并扩大革命根据地，当时的香港英文报纸曾有报道：“方志敏指挥的中国红军大队，突然击破了皖赣边界上的蒋军，激战一昼夜，结果蒋军全部覆灭。”

　　这样一来，敌军果然被迫抽出一部分兵力去应付皖南红军，危急的局面开始出现转机，皖南新根据地也在积极发展中。然而，方志敏所做的这一切，却被推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指责为“擅自向皖南发展”是“分散保卫苏区力量的错误行动！”方志敏几次向中央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却遭到了更严厉的批评。中央严令方志敏“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不许失掉苏区一寸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具体指挥的王如痴、刘畴西等，也都借口“执行中央指示”，不再听方志敏的调遣。他们把红军主力一起开向敌人的主攻方向，到处修筑堡垒，与敌人展开了“短促突击”的堡垒争夺战，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制，然而敌强我弱完全陷入被动。眼看着红军的牺牲越来越大，根据地却越打越小，方志敏无比痛心，他一面继续向中央建议改变战略，一面尽全力做好后方支前工作。但由于“左”的错误方针的影响，闽浙赣军民与敌人殊死搏斗了一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也未能打退敌人的进攻。

　　1934年10月，敌军已经形成了对葛源四面合围之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已成定局。这时中央才打来电报，接受了方志敏“机动出击”的建议，并指示方志敏率新红十军向浙西、皖南方向行动。但这时已丧失了机动的良好时机。

　　1934年，方志敏领导的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由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虽经奋力抗击，终因敌众我寡，损失惨重，方志敏不幸被捕。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与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后，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年仅36岁。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疯狂“围剿”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前途为重，发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由红七军团改编，寻淮洲任军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央代表随军。1934年7月6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大田、闽清、罗源、宁德、福安等县，转入浙西，向皖南进军。一路遭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边走边打，短短三个月，6000多人已损失过半。11月初，先遣队在赣东北与方志敏领导的新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继续北上，向皖南挺进。

　　面对困难和凶恶的敌人前堵后追，四面围困，红十军团从一开始就处于险恶的局面中。方志敏率领部队沿途英勇战斗，在一个多月里，从赣东北长江边上、黄山脚下，占领了安徽的太平、泾县等地。12月中旬，红十军团到达谭家桥一带，遭遇到七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方志敏指挥部队英勇反击，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但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战斗打成相持局面，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方志敏果断地率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由于皖南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又过度疲劳，难以再坚持下去，军政委员会向党中央报告并请示后，决定抗日先遣队暂回闽浙赣根据地，待休整补充后，再出征北上。

　　1935年1月中旬，抗日先遣队冲破了敌人一道道围堵，迂回到赣东北的怀玉山区。在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部队被打成两截。前一截800多人在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率领下，勇猛突围，冲出封锁线。后一截是主力部队，却因刘畴西、王如痴指挥失当而被敌人重重包围。方志敏立即召集冲出来的领导开会，断然决定由自己返回接应大部队，并深情地嘱咐战友们：“不管多大困难，一定要把党的这支队伍保存下来，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当方志敏冲进封锁线重新找到部队时，队伍已只剩两千多人，而且被敌军14个团包围在纵横不过15里的狭小地区。方志敏立即把部队编为1个团，千方百计与敌人周旋。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部队始终未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最后只剩下80余人，饥寒交迫，精疲力尽，身处绝境的方志敏心痛如刀割，他时刻想到的都是已回赣东北的大部队，想到中央交给的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没完成，这些支撑着他顽强地战斗下去。由于无法脱身，他和剩下不多的战士们只好散入深山中隐蔽起来。但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掌握了方志敏等人的动向，他们倾巢出动，搜山6个小时，7月29日，方志敏被发现，不幸被捕。

　　方志敏在狱中。1935年1月29日下午，方志敏被押送到驻在陇首的敌军四十三旅七二七团团部。敌团长见捉到了“要犯”方志敏，觉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晚上，他们要求方志敏写点什么，企图捞一点情报。方志敏挥笔疾书，写下了一篇259个字的“自述”。“自述”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坚定立场：“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反动派们恼羞成怒，对方志敏施以酷刑，但方志敏毫不屈服，体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31日，方志敏戴上十斤重的脚镣，从玉山押解到上饶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部。

　　反动派不死心，为了劝降方志敏，不择手段进行威逼利诱。一方面在生活上稍加改善，把每日两餐饭改为三餐，喝水不加限制，甚至还送零花钱；企图用优厚的生活条件来腐蚀方志敏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又物色了一批反动党政军要员，加上找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让他们轮流探监，假献殷勤，晓以各种利害关系，企图说动方志敏，就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也亲自出马。但方志敏对他们的回答是：“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敌人对方志敏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也懊恼地承认：“方志敏态度之强硬，一如平常”，“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他到死也不会动摇的”，“关于红军现在的一切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方志敏在狱中仍念念不忘党的革命事业，利用写“供词”的纸和笔，在昏暗的牢房里用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心血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念》等近20万字的文稿，他要用自己的血写成文字献给党，并拜托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胡逸民转给了党组织。

　　几个月过去了，方志敏没吐露一个字，敌人遂下了秘密处死的命令。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被杀害于南昌市沙窝，年仅36岁。方志敏牺牲后，胡逸民十分悲痛，怀着对革命者的崇敬之情，出狱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方志敏托付给他的文稿，亲手交给了上海党组织，完成了烈士的遗愿。

　　方志敏虽然牺牲了，但他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立下的不朽功勋，他忍辱负重，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他在狱中写作的珍贵文稿，永远激励着后人，英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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