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27章 蔡申熙(第4页) [第195页]

　　蔡申熙在部队是一位勇敢善战、英明果断的指挥员，到后方工作又是一个兢兢业业、踏实苦干的党政干部，为中国革命培养、提供了大批合格的军政干部。

　　为了办好彭杨军政学校，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仔细审订各种教育计划，并强调加强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还亲自从国民党俘虏中挑选了一批下级军官，担任教员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他右臂残废，行动很不方便，但仍坚持和教员、学员一起在训练场上操练。蔡申熙踏踏实实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给了教员、学员以极大的鼓舞。

　　这年4月，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苏区，他们为了排除异己，大搞“肃反”，一时间，从军队到地方，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这股恶浪也冲击到彭杨军政学校，蔡申熙坚决地进行了抵制，保护了一批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和从国民党俘虏中逃来的工作人员，使得学校的教学工作得以正常进行。蔡申熙在彭杨军政学校主持了四期训练，在他的辛勤耕耘下，这所学校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出了大批军政干部，适应了革命发展的需要，因而被人们誉为根据地“干部的摇篮”。

　　蔡申熙负过重伤，身体一直很虚弱，党组织为了照顾他，决定每月给他发30元生活费。他仔细算了一下，认为有15元就够了，坚持将多余的钱退回去。有一次军委会送来一些缴获的补品，给他补补身体，他自己舍不得吃，全部送给了医院里的伤病员。在学校里，他的日常生活很俭朴，同事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不搞特殊。他的秘书常说：“给蔡校长当秘书，真是再好不过了。他不但脾气好，生活上也克己奉公。他的津贴费全由我管，给他吃什么，他从不过问。”

　　蔡申熙对待同志称得上是情深意厚。有一次，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在反“围剿”战斗中负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蔡申熙看着心里着急，忙催快送医院抢救。这一夜，他一直睡不着，惦记着王树声的病情。天刚亮，他听说王树声苏醒过来，忙叫勤务员把仅有的两只下蛋的鸡送过去，还从自己的衣服中挑选了两套较好的叫人捎去。

　　蔡申熙手残废后，组织上派了一名小勤务员照顾他。小勤务员办事不上心，有时还影响他的工作，可是他从未为此发过脾气，反而温和地帮助小勤务员学文化。他待人和蔼可亲，说话时常伴着爽朗的笑声，笑时眼睛眯成一条缝，同志们都亲昵地叫他“眯公”。这与张国焘整天居高临下，动辄训人、整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志们都乐于与他相处。

　　“无情未必真豪杰”，他对亲人的爱护同于凡俗。1930年秋，他的爱人曾广澜带着小女儿蔡萍迹（萍迹装成讨饭的），历经千辛万苦，渡过长江，找到彭杨学校时，他们分别已有8年，其间音讯全无，相见的喜悦可想而知。亲人重逢，他总是先从政治上关心爱人，帮助她如何锻炼得更加成熟，而很少去计较生活琐事。他非常疼爱这个惟一的女儿，但绝不对她溺爱。1932年春节要到了，学校决定给每个工作人员发两块银元过节。教务主任建议给他的小孩也照发，理由是“她是红军高级将领的小孩，我们学校也只有一个”，他断然谢绝了这番“好意”。在战争环境中，彭杨军政学校经常搬迁，曾广澜在情况紧急时，在保护孩子上花很大精力，蔡申熙对此很不满，他严肃地指出：“在革命斗争危急的时刻，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好他人。”

　　作为鄂豫皖苏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蔡申熙有胆有识，连张国焘都认为他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后又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在掩护红四方面军西撤时中弹牺牲，时年27岁。

　　1931年6月底，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企图以反军阀土匪倾向和富农倾向以及“立三路线残余”为借口打倒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余笃三等原鄂豫皖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对此，蔡申熙明确地站出为这些人的品质及对党的忠诚作担保，并说如果过去工作上有错误，他也应该承担责任，借以对张国焘施加压力。在他的坚持下，张国焘只得暂时收敛排斥异己的企图，继续让这些同志担任要职。

　　7月上旬，鄂豫皖分局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的具体行动部署。张国焘固执己见，强行要求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这种孤军深入的冒险主义计划自然受到曾中山、徐向前、许继慎等红四军领导人的抵制。红四军攻下英山后挥戈南下，回扫罗田、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策应。这一行动重创了敌人，缴获甚多，既解决了红四军的物资补给问题，又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

　　可是，张国焘竟强令红四军北返，更公然诬蔑曾中生、许继慎等领导人不服六月分局扩大会议的“揭露错误倾向”，企图率军南下“渡过长江”脱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大肆散播谣言，胡乱诬蔑，一时让人难以了解真实情况，连蔡申熙也一时认为有必要纠正红四军的“错误”行为。但当张国焘、陈昌浩提出派他去接替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时，蔡申熙却借口推辞了，他不赞成张国焘的这种惩办他人的作法。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张国焘在苏区大肆搞“肃反”，更使党的干部队伍损失极为严重。然而，好在有蔡申熙、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优秀干部的坚决抵制，才使得鄂豫皖根据地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红军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大会在黄安县七里坪举行，会议宣布了党中央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决定，新组建的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和第二十五两军，总计3万兵力。徐向前任总指挥，蔡申熙任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吴焕先任政治部主任。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蔡申熙仍留校主持工作。

　　蔡申熙作为鄂豫皖苏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处事冷静细致，观察问题全面深刻，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建设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蔡申熙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可一世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称他“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

　　1932年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却更加紧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积极准备向红军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4月间，我军已觉察到敌人更疯狂的进攻即将开始，便加紧扩充和部署红军的力量。那时，红二十五军在皖西金家寨、苏家埠一带加紧活动。7月，红二十五军在霍近遭到敌军徐庭瑶部的进攻，来电告急。中央分局急命蔡申熙赴皖西前线指挥，蔡申熙昼夜兼程赶到前线，已经来不及了，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1000多人在与敌血战五昼夜后，几乎全部牺牲，仅军长旷继勋及少数人脱险。旷继勋因此被撤职，蔡申熙接替红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蔡申熙临危受命，重整队伍，迅速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指挥红二十五军和皖西地方武装在南起英山，北迄麻埠一线上，与各路进犯敌军不断展开激战，有效地瓦解敌军的攻势，直到与红四军会合。

　　在紧张战斗的日子里，红军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粮食极度缺乏，战士们常以野菜充饥。蔡申熙要指挥行军作战，身体不是太好，这样一来，越发显得虚弱。军部特务班的人看不下去了，便设法弄了点米，特意给他煮了一碗稀饭。他拒绝说：“快拿回去，下次再不要这样做。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对待呢？”送饭的战士解释说，这是为了照顾他的病体。他说：“我的身体很好，谁说我有病？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战士说不服他，只好把稀饭端走了。

　　为了帮助部队渡过粮食难关，他还亲自上山寻找野菜，自己尝试，能吃的推荐给大家，他就是这样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挨过来的。

　　那时，部队一面打仗阻敌，一面日夜行军赶路，人困马乏，病号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蔡申熙瘦成个皮包骨，但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行军途中，他经常不骑马，有说有笑地走在队伍中，他的乐观使战士们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一天，部队正在赶路，一个病号忽然倒在路旁，蔡申熙立即赶来看望，并叫警卫员牵来自己的战马，卸下马上驮的东西，亲自扶那个病号上马。

　　那个病号迷迷糊糊中，发现骑着军长的马，说什么也不能心安：“不行……不行，这是你的马……”“不，这是革命的马，谁需要，谁就可以骑！”“可是……你是首长，我是什么呀？”

　　“你是英雄！为革命流血流汗的英雄！”蔡申熙这样说着，一方面自己扛起背包，跛着脚大步向前走去。

　　1932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这次敌人吸取了多次失败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收缩包围圈的战术，企图“聚歼”我军于长江北岸，摧毁鄂豫皖苏区，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

　　敌人这次来势汹汹，30万大军中包括陈继承、卫立煌、胡宗南等人的10万嫡系部队，此外还加4个航空队，我军面临的形势比以前历次反“围剿”都要严峻。可是，张国焘却盲目轻敌，主张“坚决进攻的战略”，命令部队出击平汉线，“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徐向前、蔡申熙坚决反对这种不顾敌我力量悬殊，一味蛮干的错误方针，建议停止进攻作战，主力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以逸待劳。但张国焘仍坚持要“不停顿的进攻”，又错误地作出“围攻麻城，威逼武汉”的决定，要红军以攻夺敌占大城市为目的。

　　红四军以主力4个师屯兵敌人坚固设防的麻城城下，久攻不克，与敌相持一个多月。结果敌人乘机向我苏区腹地推进，完成战略收缩。陈继承、卫立煌两个纵队，还于8月上旬，进攻七里坪、黄安等根据地中心区域。这时，张国焘才被迫下令从麻城撤军。可是他又采取拼命堵击的方针，命令红军回师黄安，与敌死打硬拼。我军虽打垮敌人两个师，但未能扭转战局。9月1日，胡山寨战斗打响，红军再败。9月9日，敌人占领新集。至此，张国焘倾全力堵击敌人的方针，宣告彻底破产。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抵达皖西金家寨，与红二十五军会合。两军会合后，旋又遭到“进剿”皖西的徐庭瑶纵队和尾追而来的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的东西夹击。红四方面军只得南下英山，寻机歼敌。走到燕子河，分局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

　　会上争论激烈。一部分人主张红军南下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继而恢复根据地，敌如继续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再打回根据地。另一部分人则积极主张内线作战，将部队拉回黄麻地区。

　　在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关键问题上，蔡申熙不主张坚持内线作战。他认为红军留在内线作战，将会十分被动，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那一带有党和红三军的活动基础，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也比较好。待将敌人引向白区寻机歼灭后，再返回苏区，收复失地。蔡申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为了使红四军方面军能够顺利西撤，蔡申熙仔细研究了平汉路西部一带的情况。他曾派遣侦察人员深入这一带地区，与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取得联络，这些工作为后来红四方军主力胜利完成向西的战略转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9月底，红四方面军由燕子河出发，按既定计划下英山，过黄麻地区，越平汉路向西转移。主力部队、政府机关人员和随行农民群众先行，蔡申熙率红二十五军断后掩护。

　　10月8日上午，红军主力抵达黄安县河口镇地区，与胡宗南的第一师、俞济时的八十八师遭遇，整编二师跟着从东面形成夹击。蔡申熙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冯寿一带阻敌，指挥所设在仙人洞，与敌激战两昼夜，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坚守了阵地。

　　10日上午，部队三面被围，情况十分危急。蔡申熙在阵地上指挥部队与敌人打了整整半天，相持到中午。一天一夜没吃饭的他，刚端起饭碗，枪声又响了。他立刻扔下饭碗，命令主力向新阵地转移，自己则率领小分队阻击敌人。警卫员见敌人已推进到跟前，几次要求他退下火线。可是他坚持要等主力部队撤到安全地带才退。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小腹，顿时血流不止，他咬着牙齿，捂住伤口，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昏倒在地。警卫员将他抢救下来，他苏醒后，躺在担架上，仍继续指挥战斗。

　　蔡申熙之墓。徐向前、曾中生、王树声等红四方面军的将领闻讯急忙前来看望他。蔡申熙躺在担架上，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说不出话来。徐向前含着泪水要蔡申熙一定要挺住，等到了宿营地一定会有办法，蔡申熙坚强地点点头。战友们停留了一会儿，又匆匆返回队伍指挥战斗了，这一别竟是永诀。

　　这天夜里，蔡申熙因伤口血流不止而逝世，时年27岁。徐向前这样评价蔡申熙：“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有很高的威望。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难过。”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为永远缅怀蔡申熙的丰功伟绩，将其遗骨移葬红安县烈士陵园，蔡申熙烈士之墓位于董必武和李先念两纪念馆中间的一个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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