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23章 罗瑞卿(第2页) [第168页]

　　6月1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了。红大初创时期，学校的领导干部多由学员充任，罗瑞卿既是教育长，同时也是一科的学生。那时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后来，罗瑞卿在《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中回忆道：

　　学校第一期物质上的苦况，那是很令人难于想象的。他们没有必要的校舍，只有几个经过学生自己修补起来的破石窟；他们没有任何像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讲堂上听讲的座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用作笔记的惟一活动书桌了。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可罗瑞卿仍然满腔热情，积极工作，想方设法改善学校条件。当时，由于国民党封锁，纸张极为缺乏，学校要印讲义、课本都很困难。那时，蒋介石常派飞机来骚扰陕北，动辄撤下成千上万的传单，花花绿绿地从天而降。罗瑞卿发现用油光纸印的这些传单，背面很粗糙，但仍然可以用来印讲义，他便建议各部队搜集传单送到红大。

　　1937年，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罗瑞卿继任教育长。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抗战初期，八路军几次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提高了八路军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在广大爱国青年之中掀起了“到延安抗日去”的热潮，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通过八路军在南京、武汉、兰州等地的办事处和各地党组织纷纷来到延安，抗大扩大了办学规模。

　　同时，校舍拥挤也成了难题。罗瑞卿在进行了周密调查后，动员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他说：“现在爱国的知识青年不断地来到延安学习，他们是慕名而来的，要参加八路军，我们怎么办，当然要热烈欢迎，现在最困难的是校舍不足，中央决定要抗大学生自己动手建校舍，怎么建？盖房子要砖要木料，这些都缺，惟一的办法就是向陕北老乡学习，挖窑洞！”

　　在罗瑞卿的鼓舞和率领下，100多名教职学员扛着老镢头开向凤凰山。经过半个月突击，他们在凤凰山山坡上挖出了175孔窑洞，还安上门窗，糊上了白纸，粉刷了墙壁，还在山坡上修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这成了延安的一景，到延安访问的斯诺、史沫特莱满口称赞这奇特的“窑洞大学”。

　　毛泽东称这是“我们伟大的事业”，他说：“在这次伟大事业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

　　“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发扬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对于罗瑞卿来说，带领学员挖窑洞不仅是为了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也有对知识青年进行劳动锻炼的想法在内。1934年，罗瑞卿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青年战士成长的道路》一文，他说：“抗战时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跑到延安‘抗大’，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挖窑洞，毛主席对抗大的学生讲话说，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随着抗战的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中屡次重创日本侵略军，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知识青年不断涌入延安，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那时，许多人来信询问学校情况，开始，校部秘书还亲自复信，后来就应接不暇了。罗瑞卿便指示印了一个招生章程，上面刊登了校歌、校训和学校课程，还派人为学校写了横幅，粉刷了墙壁，请来延安城最好的师傅给抗大校门照了张像，以后再来信，便寄去一份印有抗大校门的招生简章。

　　抗大的壮大，令罗瑞卿倍受鼓舞，他以做马克思的学生自勉。当时，虽然也有许多教职员重视这份工作，但军人的本性使他们更乐于到前线去真刀真枪地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罗瑞卿开始也有这种想法，但有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办学校，我办过几年，开始也是动动摇摇，在延安时，主席有过指示，‘死了就埋在清凉山’。”毛泽东这句话使罗瑞卿和许多老干部、教员安下了长期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决心。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日军对国民党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而把其主要兵力转向进攻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地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陕甘宁边区又遭受严重的旱灾，导致边区财政极度困难，中共中央号召边区人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后来，罗瑞卿在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回忆道：

　　在延安时，何应钦不发大洋，“委员长”也不发大洋了，怎么办？毛主席在抗大演讲，提出无非是三个办法：第一个是饿死，第二个是解散，不发大洋，没有津贴么，第三个办法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手拿锄头开荒，这个叫自力更生。

　　罗瑞卿响应党的号召，召开了抗大活动分子大会，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计划每人开荒2-3亩，共开垦荒地万余亩，生产粮食6600余担，生产单、棉衣共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套鞋袜和绑腿，全校肉菜亦由学校自己解决。

　　那时农具不够，就造；铁不够，晋西北，晋察冀根据地就来支援，抗大里面再选出几位大师傅，你教我学，不久抗大里到处都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很快，每个学生手上就有了一把新锄，同学们拿着锄头，喜笑颜开，开玩笑说军队拿枪打日本鬼子，我们拿着新武器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1939年4月，罗瑞卿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带领抗大教职学员上山开荒。抗大在开荒期间，全校的炊事员被集中到延安城外十里铺开办“抗大农庄”，各单位由学员轮流做饭；学员们除了开荒种地外，还要弹棉、纺线、缝纫，并自制毛笔、墨水、肥皂、纸张等文化用品。抗大学生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在秋收以前，抗大总校已离开了延安，“到敌人后方去”了，但他们开垦荒地收获的100余万斤粮食，基本解决了留在延安的抗大分校的口粮。

　　当时，开荒并不能解决由于春荒带来的燃眉之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校到晋东南的决定》，第二天，罗瑞卿在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抗大开始整编，除留下少数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驻陕北外，其余人员都编成了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改名为青年纵队），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

　　1939年7月10日清晨，罗瑞卿率领纵队即将出发，延安人民列队欢送，罗瑞卿致告别辞：“日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去保卫华北，到敌后去坚持抗战。”意气激昂的学员们在罗瑞卿的率领下高唱着“到敌人后方去”，进军晋东南。

　　这支队伍共5000余人，分三个梯队，只有由少数骨干组成的配有步枪的小分队有战斗力，其余大部分学员虽学过一些军事知识，但仅限于理论，仍缺乏行军作战的实际经验，有的手无寸铁，有的仅携一枚手榴弹防身，同时还有许多女学员。要把这样一支队伍带到目的地，同时要尽力避免与敌正面交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穿越同蒲路封锁线时更是险象环生，部队两次被敌人发现，不得不再三调整过路地点。若干年后，据当时在抗大、陕公、鲁艺的学员回忆，每次过路时，罗瑞卿就站在铁路上鼓舞扶助同学们。

　　这年9月底，“青年纵队”来到晋察冀边区陈庄，完成了东进第一阶段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晋察冀根据地干部短缺的困难。1940年春节团拜之后，抗大总校就将13个连队的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工作，6个连转到抗大二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三团调到冀中。抗大总校剩余人员继续东进，于2月26日到达武乡县的蟠龙一带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扎地区，同由何长工、赖光勋率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了挺进晋东南任务。

　　这次东进，历时半年，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行程3000多里，通过两道封锁线，被人们称之为“小长征”，而且，在国民党部队大面积后退时，抗大的学员们仍大踏步地前进，这就赋予了东进以更加深刻的意义。

　　1947年9月上旬，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在杨得志、罗瑞卿指挥下，发起大清河战役；接着，歼罗历戎主力于清风店地区，又一举攻克石家庄，全歼守敌。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烽火中，虽然总结出了一整套游击战的理论和经验，但当形势发生转变时，许多指战员的思想观念和作战方法却没有随之转变，依旧停留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式上。

　　1947年，晋察冀野战军成立时野战军领导人合影。右起：耿飚、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潘自力。1947年春天，朱德、刘少奇率部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各个部队，各旅乃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缴获资财、俘虏训练、伤员治疗、后勤供给都各顾各，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作战集团。为改变这种状况，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在朱德、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晋察冀野战军。

　　7月底，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定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宣布成立，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耿飚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仗，出击大清河，但打得并不顺利。12日晚，解放军被迫撤出战斗。此役虽歼国民党军5000多，自身也伤亡了6000，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消耗战。中共中央军委来电鼓励：“大清河战役虽然未获大胜，但指战员的战斗精神很好。只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

　　尽管如此，由于守卫石家庄的罗历戎弃石家庄而往保定，所以也给了晋察冀野战军在中途拦击敌人的一个好机会。暮色降临的时候，西进途中的杨得志、罗瑞卿等人接到了聂荣臻“罗历戎率第三军出石家庄，现已渡滹沱河向新乐开进”的电报。此刻，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等人正走到一个岔路口上。他们很快做出了决定：掉头向南，抓住罗历戎！耿飚起草了命令：“除二纵五旅、三纵七旅、八旅和独七旅不动，由陈正湘、郑维山指挥继续阻敌。其余部队接令后立即掉头南下，限24小时内赶至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清风店位于保定以南定县以北，四周都是平原，又是解放区，国民党军无险可守、无兵可援，是打运动战的理想战场。只是罗历戎的部队距清风店只有90多里，而解放军离清风店最近者150里，最远者250里。按正常的行军速度，一般每小时5公里，急行军也不超过7公里。对刚刚经历徐水激战的士兵们来讲，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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