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22章 张云逸(第2页) [第160页]

　　几天后，张云逸控制的大批军用物资被装上船，由邓小平率领党委和地下工作者及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两岸陆路掩护前进。几天之内，几千人的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撤出了南宁，到左右江去开辟革命根据地。

　　10月18日，张云逸率领部队到达右江之滨的恩隆县平马镇，准备在这里作短期逗留，也就在这里他见到了共产党人邓小平。

　　刚坐下来，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个人也走了进来，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邓小平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大会师喽！”接着，他们研究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决定进军百色，将用不着的重武器和弹药疏散到东兰、恩隆的山区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时使用。

　　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挥师到达右江重镇——百色。自从张云逸率领队伍来到这里之后，这里就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和策源地。

　　在百色，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党委会，与张云逸他们一道，筹划武装起义和创建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整顿、充实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发给群众，以便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这次会议考虑到用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名义不便于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行政机构，决定利用旧有的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

　　张云逸首先行使督办职权，以行政长官的名义下发公文，在控制右江各级政权的同时，接管了财政，组织税收，把各县府的税款统统收缴到督办府。这样，一次便收到大量银元的税款，为武装起义筹集了数目可观的经费。

　　张云逸在认真抓紧原有部队整顿工作的同时，还积极招募新兵。他亲自上街对乡亲们宣传，“我们就是穷人的队伍，专门拿枪为受欺负的穷人出气报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右江地区各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会、农会进一步壮大，群众政治觉悟得到提高，青壮年纷纷报名要求到张督办的部队当兵，张云逸领导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以来。

　　这引起了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的仇恨。他们跑到南宁去求援，桂系军阀密令熊镐率领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到右江驻防，以对付革命群众运动，妄图消灭进驻百色的这支革命武装。邓小平、张云逸等获知这一情报后，果断地决定将警备第三大队全部消灭。

　　10月28日，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宴请”第三大队头目熊镐到百色“商谈防务”，在宴会上乘机将其拿获。与此同时，我党调集的奉议、恩隆、思林等县的农军，配合第四大队的一个营，向警备第三大队发动突然袭击，不到几十分钟，就将驻平马镇的敌人全部缴械。第二天，张云逸又亲自带队消灭了第三大队驻扎在那坡的反动武装。智歼反动的第三大队计划的实现，粉碎了敌人妄图扑灭右江革命烈火的阴谋，为举行百色起义扫清了障碍。

　　12月11日，在广西百色胜利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是中共继南昌、广州和秋收起义后又一大规模起义，并根据中央指示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七军。这一天是值得庆祝和纪念的日子。东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城镇居民五千多人聚集在广场上。驻百色的革命官兵身着一色灰军装，佩戴红领带，头顶红星帽，肩扛步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向广场。

　　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起义领导人健步登上主席台。群众大会开始了，大会庄严宣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并宣布了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主任。

　　同一天，平马镇也是一派欢腾。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并举行了5万多人的庆祝大会。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专程从百色赶到平马，进行祝贺，并代表中央红七军前委把包着红布的工农民主政府的一颗大印授给政府主席雷经天。

　　百色起义的成功和红七军的诞生，标志着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良好开端。1930年2月，张云逸接到从左江龙州传来的喜讯：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任政委。与此同时，经张云逸、陈豪人介绍，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由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广西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局面，国民党反动统治受到了沉重打击，灾难深重的广西各族人民有了新希望。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反扑，红七军损失惨重。张云逸与邓小平转战桂粤湘赣，粉碎敌人围追堵截，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目标。

　　1930年初，白崇禧组织军队向右江根据地反扑过来，由于敌众我寡且损失惨重，红七军前委决定，红七军主力向黔桂边境发展，进行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下就地坚持斗争。

　　2月，张云逸率红七军一、二纵队共3000余人，从广西河池县出发，占怀远，入贵州，过苗山，抵榕江。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囤积着相当多的军需品。张云逸得到消息，敌军主力在前线与湘军混战，城内守军不足千人。于是他率红七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过去，解放了榕江城。

　　红七军在那儿休整了三天后，筹得军饷几万元，乘着敌人援军回来前携带战利品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回师右江。一场恶战之后，歼敌300余名，缴枪300余支，又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百色城。

　　经过3个月整训，红七军已兵强马壮，跃跃欲试，正准备开辟新的局面之际，一场劫难却悄然逼近。“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中央给红七军下达了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张云逸很担心：右江根据地急待巩固，红七军刚刚恢复元气，与敌主力相比，力量还很弱小，若要打大城市能行吗？对此，前委讨论时也有怀疑，但还是从组织上服从中央命令，率军北进。

　　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连续艰苦征战了一个多月，攻四把，占长安，袭武岗，虽然打得英勇顽强，却因敌众我寡节节失利，一直没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更不用说攻克一座大城市。而且伤亡、减员十分严重，许多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牺牲了，不少卓有才干的指挥员血染沙场。张云逸的心在滴血，指挥部队多次虎口脱险，而中央派来的邓岗代表，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打大城市，多次批评邓小平、张云逸有右倾逃跑思想。部队行至湘桂边界东安县时，已疲惫不堪，有的战士走着走着便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许多同志对邓岗的指挥意见产生了怀疑。在前敌委员的作战会议上，对行军路线问题仍然是争论不休。“我们再也不能盲目下去了！”张云逸斩钉截铁地说，他下定决心：攻打全州，回师广西。

　　1931年初，红七军不顾疲劳，夜袭全州后，稍作休整。前敌委员会要再次召开重要会议，此时，红七军已由1万余人减至不足4000人了。

　　张云逸指着墙上的军用地图，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看看，这儿有湘军，这儿有桂军，远一点还有黔军，各条水陆要道上都有敌人堵截，我们现在弹药奇缺，伤亡惨重，走南也好，闯北也罢，都难以突破封锁，打柳州攻桂林，更扯不上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了。”

　　张云逸说的是实话，可怎么办呢？会场一片沉默。他继续说：“我们现在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路线，取道湘粤边境进入江西，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军汇合。”张云逸的发言，得到邓小平与其他同志的支持。从此，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开始转战千里。

　　部队又踏上了征程，敌人仍尾追不舍。在艰难的征途中，张云逸等军首长有马不骑，都把马让给走不动的战士和伤病员骑，他们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跋涉。张云逸边走边向部队作思想动员工作，激励指战员们向前奋进。出老苗山后，在乳源县大战梅花村，歼敌1000余人，红军也伤亡700多，其中干部占三分之二。部队减员很大，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红七军前委决定将部队编缩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仍由张云逸、邓小平分任军长、政委。在难以立足的情况下，指战员不顾雪飞路滑，又向韶关、乐昌间的杨溪口前进，急行两天两夜，1932年2月，来到了乐昌河边。

　　必须从这里过河，才能突破粤敌封锁，摆脱尾追之敌。可是，乐昌河水流湍急，白浪咆哮，漩涡翻卷。惟一可供部队渡河的工具只有两条破旧的小木船。来回一趟十几分钟，且一次只能渡20来人。怎么办？邓小平站在高坡上观察了一阵，走下来和张云逸、李明瑞研究，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渡，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夕阳斜照，天空挂满晚霞时，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及五十八团一部分指战员渡过了乐昌河。这时，对岸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原来大批粤敌乘汽车从韶关向乐昌河扑来。一番激战，河对岸渡口被敌占领了。

　　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张云逸和邓小平的联系中断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喊道：“军长来了！”大家回头一望，只见张云逸骑着马迎面跑来。原来，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后，军长亲自探路径去了。回来后，他捋着小胡子，望着大家微笑。军长那泰然自若的神态，使战士们紧张而焦急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在残酷的斗争中，在敌人前堵后追、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张云逸从来都是冷静沉着，临危不惧的。他深知，身为一军之长，他慌了神，部队就会乱了套。这时，他跳下战马，同后勤处处长叶季壮等负责人研究了一阵，便严肃、镇静地向大家宣布：“现在过不了河，队伍后退三十里。”

　　天黑后，张云逸率队伍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后撤。现在他身边只有红五十八团一部和一个特务连、两个步兵连以及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非战斗人员，势单力薄，向何处转移？张云逸彻夜未眠。清晨，他把队伍集中到一起，面对坚强的战士们，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打不垮、拖不烂的。敌人再凶恶，也挡不住我们向江西前进。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能渡过乐昌河，到中央红军那里去。”

　　最后，他们从坪石渡过了乐昌河，突破了粤敌封锁钱，向湘赣地区挺进。1931年2月中旬，到达了湖南酃县黄泥潭。这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我们的游击区。

　　这天，部队集合在溪边的石滩口，张云逸不时地捋着胡子，满面笑容，他指着太阳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见到太阳了啊！必须坚决奋斗，才有光明的一天。”他又说：“现在，我们来到了根据地，但这只是长征告一段落，我们要配合当地武装歼灭敌人，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尔后继续前进，找到五十五团，一同去汇合朱毛主力红军。”他的话，激起了指战员们无比的战斗热情。

　　2月底的一天，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在湖南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一师第三团会合，一起向湘赣边区的永新前进。

　　3月中旬，张云逸指挥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并肩作战，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第一仗在茶陵李家村，五十八团四连指战员运用张云逸提出的“出奇兵迂回敌后”的作战方案，击败敌陶广部两人团，歼敌30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第二仗是主动出击，获得了吉安永阳大捷。顿时，五十八团在湘赣苏区声威大振。

　　一天，红七军从敌人手里缴获了一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面刊登着一条消息：“共匪李明瑞残部向遂川流窜。”张云逸看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经湘赣省委同意，除教导队留驻永新外，张云逸带领军部和五十八团南下寻找红七军五十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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