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18章 黄克诚(第7页) [第134页]

　　1955年9月，黄克诚（左二）同粟裕、谭政、萧劲光、王树声在授军衔仪式上。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会议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左”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四年的经济工作任务。但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发生了分歧，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封著名的万言书提了不少意见。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

　　黄克诚奉命从北京兼程抵达庐山，不知是偶然还是出于其他考虑，他被安排与彭德怀同住一幢房子，而且是隔壁。

　　第二天早晨黄克诚与彭德怀相见了，彭德怀问黄克诚：“我给主席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

　　黄克诚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谈起形势，他们都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都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随后黄克诚又和李先念谈了谈看法，看法也是一致的。

　　18日到19日，第五小组会讨论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德怀意见。黄克诚在19日的发言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这次讨论，最令黄克诚担心的是粮食问题。会上，有人把粮食产量数字扩大到7000亿斤，还说什么，人均产量超千斤，6亿人口粮食过关了。

　　“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黄克诚又一次站出来反对。

　　“这话是谁说的？”有人质问。

　　“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克诚语气非常强硬。

　　在双方矛盾十分尖锐之时，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迅速扭转了会议方向。毛泽东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他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不同，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右派”无疑是当头一棒，大家十分震惊。黄克诚的心情十分沉重，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变，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

　　就在黄克诚反复思索而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同周小舟等的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

　　7月23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因想不通，来到了黄克诚房间交换意见，他们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

　　“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黄克诚谨慎地安慰他们。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问个不停。

　　“有意见还是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太好。”黄克诚打断了周小舟的提问。之后，他们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7月26日，毛泽东又传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为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使“左”派批评火力大大加强，把目标集中到彭德怀，同时，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接踵而来，而彭德怀和黄克诚他们这些人就只有作检查的份了。

　　黄克诚在检讨中，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许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对彭德怀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自己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

　　在批判斗争不断升温时，7月30日，毛泽东召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去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给这位心直口快、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老臣戴上了几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同时，还说他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黄克诚答辩道。

　　“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

　　“我当彭总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

　　这次谈话，黄克诚感到轻松。虽然毛泽东对他大加指责，但他还是把自己想谈的问题都说了。之后，批判彭德怀运动进入高潮，厄运像滚滚潮水，不可遏止地向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袭来。

　　黄克诚一生正派，即使在毛泽东面前，也绝无奴颜媚骨，他尊敬毛泽东，但绝不附会。当时，在庐山就有人议论：“打不死的黄克诚，压不弯的硬骨头。”

　　8月16日，在庐山闭幕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认为彭、黄、张、周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回到北京后，黄克诚就被调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位。

　　他就是这样被蒙冤罢官、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30多年的人民军队的。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像过去每次被撤职一样，不甘心在革命队伍里吃闲饭。他给组织写信，要求给他一点工作做，干什么都可以，但一直没有结果，只好闭门家居，读书看报，不时与政治部派来的一位保卫干部下围棋。他在家听候审查，一候就是几年。后来，他也曾被派到山西工作，但混乱的十年很快就来到了。

　　1967年初，全国各地一片混乱，到处是“火烧”、“炮轰”、“揪斗”的风潮，老干部一批批被打倒，一次次被揪斗游街，关进“牛棚”，黄克诚也未能幸免。在江青、康生一伙的策划下，“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把他抓走。

　　在只有9平方米的“监护”室里，黄克诚不仅仍坚持每天散步和走动的习惯，尽可能保持健康，而且还认真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

　　十年动乱结束了，黄克诚当选为中纪委常务书记。在他的主持下，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开除出党案得到了彻底纠正。他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应交由司法部门处理。从“文革”的教训中，黄克诚认识到党应该以史为鉴，制定出一部具备普遍约束力的《准则》，《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出台了。

　　随着“四人帮”的下台，1977年黄克诚由外地回到了北京。1977年12月当选为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克诚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之后，协助陈云处理日常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他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当时，邓小平、陈云交待中纪委常委：“要解放思想，把一些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必要时像当年在延安一样，搞个‘历史决议’以统一党内思想。”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当年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是不合法律程序的。一个国家主席，一张大字报、几个小将就把人弄下来了。还有中央专案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正常的，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了不少名堂，不然情况不会这么复杂，要认真审查。”

　　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指示，黄克诚一直在调查刘少奇冤案形成的来龙去脉。此前，中纪委和中组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了基本调查和复核，发现当初中央专案组在刘少奇案子上是搞了许多莫须有的材料，明显存在着一些不实之处。为此，黄克诚亲自指导调查工作，并同中央领导层中阻碍给刘少奇平反的领导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黄克诚清楚，刘少奇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冤案，它涉及党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一方面是实事求是、思想解放；一方面还是有人僵化教条，坚持“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原报告的思想。他知道，不解决这个矛盾，刘少奇的平反工作是不会顺利的。所以，他在给陈云汇报时，也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望中央加快进程，加大力度，从根本上拨乱反正。

　　1978年，黄克诚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中仍坚持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陈云代表大家对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进行了批评。同时，华国锋迫于压力，表示支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

　　事情到此，黄克诚知道为刘少奇平反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时，他又组织复查组对刘少奇复查作最后的补充，并正式用报告的形式上报中央。

　　2月23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拉开序幕，会议通过了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彻底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向全党宣布：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为刘少奇平反，这一对中共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纠正，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革”扫清了道路。

　　拨乱反正，黄克诚功不可没。

　　1979年初，新成立的中纪委工作全面展开，全面落实党中央的部署，下大力处理历史积案。中纪委“二办”主要承办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历史事件的清查和审理工作。它包括审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件，也就是后来提到的“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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