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17章 徐海东(第7页) [第127页]

　　7时整，战斗打响。顿时，满怀仇恨的枪弹和迫击炮呼啸着飞向敌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进沟。炸得日本军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敌指挥系统被打乱了。

　　徐海东待到时机成熟后，率领六八七团呐喊着向敌人扑去，同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战。该团的主要敌人是骑兵和溃逃过来的步兵。对付骑兵，1937年，徐海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弗斯特·斯诺。徐海东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以静制动，打马乱敌。经过一番激战，老爷庙制高点等有利地形全被我军占领，敌人突围企图被粉碎。到中午，被堵截在十里长沟里的千余名日军全部被歼，缴获敌人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板垣师团的增援部队被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被迫撤退。由于国民党未按预定作战计划出击，使部分日军得以由团城口突围。

　　然而，当一一五师主力撤出平型关战场后，担负平型关守备任务的国民党军队也匆匆撤离，结果把到手的平型关又丢了。但是，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没有离去，仍在平型关一带与敌周旋，并取得了二打平型关的胜利。

　　当时，日军在大营驻扎了一个大队，并派出一部分兵力控制着平型关口。日军一个后勤供给分队在灵丘，由其向前方输送军用物资。掌握这一情况后，10月13日，徐海东亲自率领六八七团一营和特务营消灭了公路边上的小寨村守敌。八路军的突然出现，使日军手忙脚乱，接连两天不敢出来，六八七团乘机破坏了公路，打断了日军的供给线。

　　在平型关东面城墙上，有许多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下的秘密地雷，平时摆在阵地上，用时一拉导火索，用脚一踢就向山下滚去，往往滚到半山腰就爆炸了。六八七团三营及其他分队就乘机点燃了这些滚雷，一个个推下山去，爆炸声接连响起。与二营激战的日军听到这声音，以为八路军开了大炮，惊慌不已，与踞守平型关的守敌一起狼狈而逃了。

　　就这样，在徐海东的指挥下，八路军迅速占领了平型关。这次战斗被毛泽东称之为“二次收复平型关”，写进文章里，收入了《毛泽东选集》。

　　可惜的是，徐海东的指挥天才未能在抗日战场上得到进一步发挥，他的身体因多次负伤而日益衰弱，又因劳累过度而多次吐血，九次生命垂危，在中央多次电令下，徐海东只得怀着万分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部队。疆场难离啊，徐海东走后，三四四旅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左权。后来，这支部队挺进苏皖，成为扬威江淮的新四军第三师。

　　1940年以后，徐海东率部进军苏皖，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但由于积劳成疾，徐海东病倒了。他只有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毛泽东电告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1940年12月，在徐海东的周密指挥下，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皖东打了一个胜仗。这一仗，粉碎了日军对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马厂、古河等地，巩固和扩大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胜利提高了新四军的威信，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人近半年之久未敢对第四支队采取大的行动。

　　战斗结束，捷报飞传，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

　　徐海东却沉着脸，扳着指头，给第七团的人算了一笔账：消耗子弹8000多发，只毙伤敌人160多，“喏，你们平均是50发子弹才打倒1个敌人，太不合算了！如果我们能更好地讲究战术，射击准确，就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为了让部队打一仗前进一步，他决定以这次战斗为活教材，上上下下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他不顾连日劳累，体弱病重，及时深入团、营、连，同干部、战士座谈，讲成绩，谈经验，摆问题，找教训。他说：“以战教战，体会深，见效快。我就是从一个不识多少字的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是从战争中学战争，长才干的。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也希望同志们都能成为‘青山大学’的高才生。”

　　提起“青山大学”，这里还有一段趣事。那是1933年3月，徐海东率部队到达皖西一个中心区休整。不几天，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就追了过来。其代理师长柳树春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高才生，自恃才高，叫嚣要活捉徐海东，便贸然轻进。徐海东采取诱敌深入和伏击、侧击战法，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就打垮了第五十四师，活捉了柳树春。柳树春对徐海东的神机妙算佩服得五体投地，怀着深深的敬意问徐海东：“您是‘黄埔’第几期的？”徐海东摇摇头。“那您是‘保定’的？”

　　在柳树春看来，不是黄埔、保定军校毕业的，就不会有这样高超的指挥艺术。徐海东笑了笑说：“我既没有听过‘黄埔’的课，也没有入过‘保定’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生！”柳树春低下头，想了一会儿，迷惑地说：“敝人学识浅薄，不知‘青山大学’在何处？”“喏，就在这里！”徐海东手指着门外的一片青山绿岭说。柳树春惊讶得瞪着眼，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事一时被传为美谈。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1月28日，周家岗战斗总结大会召开了。徐海东以他那一惯洪亮的声音讲了周家岗战斗的经过，总结了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他越讲声音越高，越讲越兴奋。忽然，他觉得有一股东西从胃里往上翻，他尽力往下吞，压制着，忍受着。略停了一会儿，他又亮开嗓门说：“这只是头一次较大的战斗，我们要认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准备粉碎敌人以后的‘扫荡’。我们……”突然，鲜血从他嘴里涌了出来，他终于撑不住了，晕倒在桌子旁。

　　徐海东这次病得比哪次都重。一天、两天、三天……十几天过去了，还是天天咳血，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当时，能找到的最有名的医生都请来给他看了，能弄到的最好的药给他用了，仍然不见大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过去了，他始终只能躺在病床上。他的病床，是一副特制的大担架。他连被子都不能贴身盖，只好用铁丝做成一个架子架在他身上，把被子盖在支架上。

　　徐海东虽然离不开病床，但只要不昏迷，他就要秘书读文件，念战报和报纸，或者找人来谈话，还经常打电话到前方，询问情况，指导部队建设，研究作战部署。医生、爱人担心他劳累会加重病情，苦苦劝他注意休息。他却大声地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徐海东和罗荣桓、贺龙、谢觉哉、萧克、关向应、罗瑞卿、杨尚昆、萧劲光等合影。徐海东经常为不能重上战场而焦躁和苦恼，有时烦躁得日夜不能安宁。听说了皖南事变后，一心想报仇雪恨，可病情在不断加重。毛泽东得悉这一情况，亲自起草以党中央名义给他的专电，勉励他，安慰他，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听完电文，感动得掉下了热泪。

　　这时，日军侦悉徐海东已染重病，正在滁县西部皇甫山北麓一个山村里休养，迅即调集近千名兵力前去“围剿”，要活捉徐海东。一时间，枪声大作，这时，徐海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大家有些紧张。警卫连干部建议立即向东转移。“慢！”徐海东躺在担架上，听完敌情报告，瞧着地图，想了一会儿，说：“枪响的方向，是虚张声势的小股敌人，大批敌人在东边。我们如果向东，是向敌人预设的口袋里钻。”他一边派人出去侦察，一边命令身边的人：“稳住，不要慌，查明情况，瞧准空隙再说。”大家焦急地似信非信地等着。不一会儿，去东路侦察的人跑回来报告：“东边发现大批敌人。”徐海东右手往地图上一指：“向西北转移！”那里两边有山，我们沿南边山梁下面走，一定能插过去。”

　　结果，徐海东躺在担架上，率领这支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从敌人合围的夹缝中走出了包围圈。敌人兴师动众折腾了一天一夜，连徐海东究竟去哪儿了也没有搞清楚。徐海东身边的人无不自豪和敬佩地说：“我们的首长，躺着也比敌人站着高！”

　　徐海东在抗战的后五年里，可以说既是抗战，又是抗病。这只猛虎，不但对敌凶猛，对病魔也是一样的。他对妻子说过，一定要活到抗战胜利，活到新中国成立，活到看见社会主义。

　　徐海东果然奇迹般地一次次战胜了死神。在华中战场上，他躺在担架床上，度过了五个春夏秋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徐海东高兴地说：“嗨嗨，难得啊，我这个老病号终于把小日本给熬垮了！”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但一生驰骋沙场的徐海东却被党中央送往大连养病，这令徐海东虽有些懊恼却又无可奈何。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他觉得受之有愧，周恩来说：“不高不低，恰当！”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把他“疏散”到了河南，临去世前，他还重复着说：“我想见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特地派陈毅到大连看望他。1951年5月下旬，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大连，一下火车，就来到徐海东的住处。徐海东见到周恩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周恩来说：“你完成了任务不说，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你呀！”徐海东激动地说：“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战争结束了。”周恩来说：“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进程长着呢！毛主席说，我们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关怀着他，希望他能重新工作。

　　1955年，徐海东与夫人周东屏在大连。1955年初，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徐海东被授予大将。为此，他心中十分不安。正巧这时周恩来来大连看他，他见到周恩来就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期望着能工作，1956年9月，他从大连迁往北京观音寺一号。他的大部分时间仍在病床上度过，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每天只能下床三四个小时，他在党内、军中的头衔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个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总是尽可能地坐着轮椅去参加党和军队的一些重要会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徐海东这位受人尊敬的“老病号”，也受到了冲击，被列为要打倒的人之一。

　　在徐海东居住的北京北新桥观音寺一号院里，大字报糊满了墙，大标语刷满了地。他的警卫人员被圈进了“学习班”，他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妇，有的送往“五七干校”，有的被关押审查。冬天来了，煤供不上，暖气没人烧，只好生炉子，医疗关系也中断了。在徐海东九死一生的情况下，经王震帮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保”他，并指名让他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还念念不忘这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可是九大刚开过，林彪一伙又“火烧”他，批斗他了，硬是要置他于死地。他每天躺在病床上，只有冷笑、叹息、发怒。他老是重复这几句话：“红的就是红的，黑的就是黑的。”“要相信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969年10月20日深夜，“鬼”又来敲门了，两名“军委办事组”的军人，突然闯到徐海东的病床前，说是奉命向徐海东宣读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限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疏散”到河南去，还说这是为了“准备打仗”。

　　10月下旬的北京，已是“西风扫落叶”的季节，冷风飕飕，寒夜漫漫，使老将军的病体难以忍受。他不知道应该哭，还是应该笑！革命，革命，革了几十年的命，如今谁来革谁的命。他长期卧床，不大清楚大院以外的事情，他想叫人打电话问问老战友，问问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可是电话都打不通，能说上知心话的老友，不是“打倒”了，就是被关进了“牛棚”。

　　周东屏叹着气，劝慰徐海东说：“听说，很多人都要‘疏散’了，你吃两片药，睡一觉，咱们明天好上路。”“战争，我不相信有大的战争。”他喃喃自语。徐海东躺在床上，周东屏坐在床前，老夫妻默默地相对无言。他和她心里都明白，这次离开北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夜晚，徐海东带着氧气袋，被送上了南下的一辆普通列车。徐海东被“疏散”到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干休所里，他在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里，艰难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5个月。1970年3月25日，含恨离开了人间。他在弥留中还重复着一句话：“我想见毛主席，想见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一颗耀眼的将星殒落了。当时，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一条禁令：《人民日报》不登消息，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他们妄图把徐海东的名字悄悄地从历史上抹掉。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政协礼堂，亲自为徐海东主持追悼大会，他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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