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17章 徐海东(第3页) [第123页]

　　一天，他正准备召集干部研究如何作战时，师政委却下令将第七十四师第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抓起来了。徐海东闻讯大吃一惊，连忙跑去问师政委：“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师政委冷冷地说：“这还不知道？是肃反！”“他们都是反革命？”徐海东十分惊讶地问。“都是。”

　　第二二○团，徐海东非常熟悉，在皖东北打游击时，这个团是主力。前面一有敌人堵截，团长、政委就率领大家攻上前去；后面有敌人追，也是这个团团长、政委率领全团去打。这个团战功赫赫，怎么一下子大部分干部都成了反革命？徐海东怎么也想不通。

　　“他们打仗都很勇敢”，他大声质问，“没有口供，怎么能枪毙？”“你不懂肃反的事。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们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愿供出他们的组织关系。”师政委振振有词。

　　结果，这49名干部全部被杀了。徐海东难过得一夜没睡，两只眼睛都哭肿了。

　　更出乎徐海东意料的是，肃反也肃到他头上来了。1933年4月，鄂豫皖苏区有个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填一份入党登记表，说明何时何地入党，入党介绍人是谁，现在何处。如果说不清入党介绍人现在何处，又找不到其他人证明入党情况，就被定为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轻则被清洗出党，重则被抓被杀，徐海东也收到这份党员登记表。徐海东是1925年4月在武昌打工时，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入的党。这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在广州暴动中已经牺牲，一个下落不明，眼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他入党的情况，他陷入了被怀疑的困境。他眼看一些军、师、团干部被抓杀，自己能否过了这一关，心中无数。在枪林弹雨中，在白色恐怖下，徐海东从来都是胆壮志坚，叱咤风云，无所畏惧。可现在，他心中却骤然害怕起来。他又想到上午的作战会议上，他因反对进攻中心城镇七里坪，而被省委书记沈泽民逐出会议室的事，心里更紧张起来。

　　徐海东死死咬住笔头，久久无法下笔。最后，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终于还是落下了颤抖的笔：在“何时何地入党”一栏里，他将1925年在武昌入党，填写成了1927年在红区入党。（事隔多年后，徐海东为此事主动向党组织作了深刻的检讨，并以此事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人一定要讲真话！）徐海东放下笔，一下瘫在床上，像有一只无形的怪手，刚刚在他的灵魂上动了一次大手术。

　　仗义直言的徐海东，在“肃反”中仍不改本性，一有机会，就挺身而出，保卫同志。1933年春夏，省委代表到皖西北特委来检查工作，竟认定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他和郭述申坚决反对，并跑去向省委代表说明他们的情况，但省委代表不但不接受批评意见，反而因他们在攻打七里坪问题上与省委意见相左，指责郭述申和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在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上，撤销了郭述申省委常委和地委书记的职务。

　　“看来，现在该轮到我的头上了。”徐海东心里一紧，他知道自己不被砍头，也免不了被捆绑审查。但他转念一想，大不了就是死，砍脑袋不就是碗大个疤？自己每天迎着子弹走路提着脑袋过桥，死算个什么东西！于是，他心一横：认错没门，要命有一条！他躺在铺上，内心正不安定，忽听一声“报告”，特务连连长跑进门来，急促地说：“敌人攻上来了”“什么，什么？”徐海东跃身从铺上跳起来，一边扎皮带，一边命令：“去，快去报告省委，停止开会，赶快转移！”

　　枪声越响越密。一位团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徐海东跟前报告：“敌人突然袭击，前哨阵地已被突破了！”“马上组织反击！”徐海东大声命令。“来不及了！”团长搓着手，焦急地说，“我已命令队伍撤退……”“滚！滚！”徐海东骂了两声，说：“你们团就是拼光了，也要顶住！要保卫省委！”

　　徐海东静心观察了一会儿，心想从正面硬顶是顶不住的，他命令：一个团从左，一个团从右，向敌人的背后包抄，组织进攻，反击！

　　敌人的攻击力量如此强大，部队不赶快撤退，副军长怎么还要组织进攻、反击？而且，更为奇怪的是，过去的副军长只要枪声一响，眼便瞪着像火球，要是有人动作稍慢了一点，他马上就是一顿臭骂。可现在，副军长却显得从容不迫，平静如水，仿佛不是马上奔向战场，而是将要步入宴席。两位团长有点摸不着头脑。

　　黑压压的敌军涌了过来，迎着漫天风雪，徐海东带着特务连守在正面，一动不动。敌人越来越近了，徐海东突然一下站了出来，一件一件地脱起了衣服。他先脱掉棉衣、衬衣，背心，又脱掉了裤子和鞋袜，最后，全身只剩下一条裤衩！全军指战员都惊呆了：副军长今天是怎么啦？“你们别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徐海东已从警卫员手中一把夺过大刀，然后向交通队的人员大手一挥，便一跃而起，率先冲了出去。正面和两侧的红军战士，见副军长已赤膊上阵，呼啦一声，也全都发疯般嚎叫着冲向敌群。

　　于是，狂风大雪中，一位穿着裤衩、裸着上身的红军将领高举着大刀，发疯似地叫喊着，拼命地冲杀着，浑身上下那十几处伤疤，在雪地的映衬下，分外明显；上千名同样发了疯的红军战士跟在他的身后，也拼命地向敌人冲去！

　　这突发而起的举动、意想不到的阵势，一下子竟把对方给弄懵了。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徐海东的队伍就将其冲了个一塌糊涂。徐海东不仅打退了两个师的进攻，而且还活捉了几百名俘虏，堪称红军作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然而，一心想死的徐海东偏偏又没死成。原来，他想与其被当成“反革命”杀死还不如战死沙场。没想他的一时冲动，反而歪打正着，出其不意地打败了敌人。徐海东自然是感到大大出了一口怨气，但一想到自己的鲁莽，又有些后悔。身为一个副军长，怎么能带着情绪去指挥打仗？怎么可以把战士们的生命随便当作自己发泄的工具？冷静下来之后，他再也未想到死，反而觉得自己的举动幼稚可笑。一个军事指挥员怎么能那样做呢！这不是拿着打仗赌气吗？

　　没过几天，鄂东特委书记徐宝珊见到徐海东，忙赞道：“海东，这一仗，你指挥得好啊！”徐海东与徐宝珊是知己，便直言不讳地说：“当时我作了战死的打算，不料命大，活下来了。”“为什么呢？”“我想，与其被当成‘反革命’杀死，还不如战死在沙场来得痛快！”徐宝珊一下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叹了口气说：“肃反，肃反，没有肃着反革命，反而肃着了自己人，给我们的教训太深了。真正的反革命自然有，你徐海东打的不就是反革命么，怎能怀疑到你头上了呢？昨天省委书记沈泽民对我说：‘宝珊，我不死，不准有人再说徐海东同志有问题。哪个说他有问题，哪个自己就有问题。’你就放心好了，我也是这样看的。”

　　组织上的信任，这比什么都珍贵啊！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时期，这一信任更加重要。事隔32年之后，徐海东在《生平自述》中还专门讲到这一段经历，他说：沈泽民、徐宝珊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徐海东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省委常委之后，有权力参与讨论肃反问题，他冒着被定为“思想右倾”的危险，抵制肃反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尽力保护同志。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独树镇，刚刚摆脱敌人的前堵后追，个别领导人突然提出省委常委、皖西特委书记郭述申是第三党首领，要立即逮捕。徐海东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那我们都是老三。”在徐海东的强烈反对下，郭述申免遭一次劫难。

　　1935年2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常委会议上，个别领导人又突然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8人是反革命，已被逮捕要立即处决。徐海东听了，大吃一惊，他不容许第二二○团49名干部被杀害的惨剧重演，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他们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不像反革命，不能杀！”“有人供出他们是反革命，有人证，应该处决！”负责肃反的领导坚持自己的意见。徐海东一听，两眼圆睁，大声说道：“严刑逼供，怎么能算数！不能杀，一个也不能杀！”“这些人不杀，留着是祸害。”“砰！”，徐海东一拍桌子，大声喝道：“不能杀，就是不能杀！”徐海东见说服不了，就用硬的。

　　结果，双方作了让步。会议决定，这8个人暂不处决，列入“反革命嫌疑犯”，释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察。就这样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一共有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这300多人的问题，一直系在徐海东心中。现在党中央来了，刘志丹等人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徐海东认为解决这300多人问题的时机到了。

　　一天，徐海东参加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后，独自留下。他把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情况以及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扼要地汇报了一遍。徐海东报完，毛泽东关切地问：“这些人现在在何处？”“都跟着部队长征到陕北来了。”徐海东答道。“没有被杀掉就好，没有被杀掉就好。”周恩来连声说。

　　毛泽东思索片刻，右手用力一挥，“应该统统释放！”徐海东激动得两眼闪着泪花，连声答道：“是！是！我马上就去传达中央的指示，解决这个问题！”

　　徐海东一溜小跑赶回军团部，把中央的精神向其他领导作了传达。接着，他就派人分头通知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到军团部门前空地集合。

　　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很快到齐了。徐海东大步走到他们面前，满怀深情地望着大家，哽咽地高声说：“同志们！我奉中央指示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问题都了结啦！”

　　稍停一会儿，徐海东强抑着感情，说道：“同志们，我奉党中央指示来向大家宣布：党员、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等着分配工作；战士，回原连队去。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怨气，受了许多苦，要怨就怨我们吧，我们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了，泪水不由得从眼角滚了出来。他本想再安慰同志们几句话，一时竟说不出来了。

　　二、徐海东是对革命大有功的人

　　红四方面军转移后，徐海东率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面对省委要他攻打敌人设防严密的英山，徐海东毅然决定，长途奔袭太湖，威震安徽省省会安庆。

　　“肃反”尚在进行，“左”倾盲动路线还控制着党和军队，敌我斗争的形势却对我军越来越不利。自1932年9月份开始，蒋介石继续在苏区“围剿”并实行“三光”政策，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向川陕地区转移。中央指示刘士奇、徐海东、郭述申组成鄂皖工作委员会，并成立了二十七军，徐海东任军长。

　　而徐海东这个新军长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置原跟随红四方面军转移而被敌人堵截留下的2万多名各级地方干部、群众和4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在干部会议上，意见并不一致，不少人认为这是部队的包袱，要“甩”掉。

　　“不行！我们不能不管这些同志！”徐海东激动地说，“这些干部和群众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动摇革命的信念，抛家别舍跟随部队进行艰难转移。群众对我们信任，我们不能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丢下不管。大家想想看，我们刚开始做群众工作，争取他们的信任是多难啊！现在把他们抛弃了，那我们的兵源哪来？我们的根据地到哪建？我们舍生忘死闹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贫苦百姓吗！”有人争辩说：“那你说怎么办？除了分散他们没别的办法。”

　　徐海东非常生气说：“我虽然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古代不是有个刘皇叔领着五百老百姓逃难吗？他能得西蜀，成鼎立之势，不就是占人和吗？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连古代的刘皇叔还不如？”

　　徐海东识字不多，平时言语又少，但一激动起来，却振振有辞，以坚贞的党性，感染了在座的所有与会者，他一讲完，便没人作声了。于是徐海东当机立断：“凡是能走动的伤员，一律动员归队，不能走的，派人抬着；能分散的，分散，不能分散的，一律带上。要生一块儿生，要死一块儿死，就这样了。我带一团打掩护，你们保护伤员群众向南转移。”

　　从此不论行军如何艰苦，战斗如何激烈，徐海东始终不忘这些伤病员。行军途中，甚至把自己的马都让给伤员骑，深深赢得了战士们的钦佩。因此，不论形势如何恶劣，红二十七军始终上下团结，顽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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