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共和国36位军事家  第15章 李先念(第3页) [第108页]

　　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危难之时统率西路军千余将士，浴血奋战。西征失败后，率余部数百人，回到陕北。

　　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胜利会师，宣告了长征的最终结束。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决定派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李先念领命后，立即与程世才带领队伍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工作。

　　经过一次渡河未成的挫折后，李先念、程世才心中十分焦急，赶紧又察看地形，选择了虎豹口为新的渡口，10月25日在李先念的指挥下，红军“渡河先遣连”的将士终以顽强的斗志战胜了汹涌咆哮的黄河，突破了黄河天险。当晚，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全部渡河完毕，然后沿着黄河西岸北进。行进途中，又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占领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

　　11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下达命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李先念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这样，从1936年秋至1937年春，西路军两万余人孤军血战河西走廊，上演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极为艰难、惨烈、悲状的一幕。李先念统帅的红三十军是西路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与数倍于自己的优势敌军血战4个多月，突出表现了他与指战员们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李先念率红三十军西进于11月下旬集中于永昌迄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而此时马步芳正集中兵力于北线，企图及早消灭西进红军，因而红三十军成了敌人大举围攻的主要目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进行了四十里铺、八坝、水磨关之战，共歼敌4000余人。

　　从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西路军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粮食、武器、药品匮乏，同马匪接连不断的厮杀，共毙伤敌6000余人，但自身损失亦重，由过河时的2.1万余人减至1.5万余人，减员得不到补充，战斗力下降。李先念看到许多伤病员缺医少药，境况悲惨时，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为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位于永昌、凉州地区不进不退，丧失了乘虚而进的战机，陷入愈加被动的境地。

　　12月底，西路军根据军委主席团最新指示，再次西进，李先念、程世才率后卫红三十军跟进，进驻临泽东南倪家营子。此时，马敌亦在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的率领下尾追而来。1937年1月16日中央为策应河东需要，又指示西路军东返。东返中，李先念、程世才组织兵力反击了追兵一部的进攻，但因敌集中兵力在东面防堵，于西路军不利，遂于28日重返倪家营子。马敌发现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即集中兵力，层层包围，一场历时40个日日夜夜的空前未有的恶战、血战、苦战开始了。

　　红三十军阵地是敌进攻重点，李先念等领导人冒着生命危险亲临一线指挥。西路军将士团结一心，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在异常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先后击毙伤敌万余人。倪家营子血战所显示出的西路军将士的英雄气概，风云为之变色，大漠为之呜咽，雪岭为之惊泣！

　　从倪家营子突围后，西路军仅剩不足1万人，血战仍在继续。不几天，西路军又损失过半，被迫向南边祁连山区转移，西路军面临着万分危急的形势。

　　1937年3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含泪宣布命令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并率红三十军主力5个营和总直属支队共1500余人，组成左支队，到西南大山打游击。

　　李先念具有惊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的毅力，愈是在革命事业处于艰险危难的时刻，他愈是充满必胜的信心，排除万难。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李先念，首先是鼓舞指战员们振奋精神，昂头挺胸，决不向任何敌人和困难屈服。根据当时的敌情、地形条件，李先念断然决定率领仅剩的千余人西越祁连山分水岭，甩掉追军，从人迹罕至的冰峰雪岭中闯出了一条生路。

　　翻过分水岭后，他立即起草电文，向中央及军委报告西路军余部的情况，电文中说到：“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夜宿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肉充饥，势被困。但我们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动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部队西进途中，接中央电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中央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后又指示李先念率部向星星峡行进，中央派人在此地迎接。

　　在中央指示的鼓舞下，经过47个日夜的艰苦行军，战胜饥饿、严寒、病伤、追敌、暴风雪，穿越号称“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滩，李先念终于率领400余人到达星星峡，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九死一生，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

　　毛泽东对李先念在西路军建树的卓越功绩和英勇的精神，曾给予高度的评价，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徐向前元帅也曾经说过：“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二、开创中原抗日根据地

　　李先念高举抗日大旗，奔赴中原抗日新前线，开始在敌后纵横驰骋，反击侵略，仅仅一年，就在武汉外围立住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开启了中原敌后抗战的伟大斗争。

　　1937年底李先念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10月，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后，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1938年11月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

　　1939年初，李先念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地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李先念从竹沟南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扩大武装的问题。试想单凭160余人的武装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后方立足？无论对于谁，这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而李先念十分重视武装建设。于是，在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和同其他战略区域相隔绝的情况下，李先念以“滚雪球”的方式，先后会合和聚集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豫南、鄂中、鄂东等地区的武装，于1939年6月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

　　11月中旬，又将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相继担任支队、纵队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同时也提供了在特殊艰难的敌后缔造党的武装力量、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对此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在创建革命武装的同时，李先念始终高擎抗日大旗，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敌后坚持抗战，创建根据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大小战斗136次，平均每三日即与敌战斗一次，共毙、伤、俘日军1700余名，伪军3500余名，伪军反正和投降者2000余名，缴获大小炮等武器弹药无数。

　　从南下第一天起，李先念便在兵力十分弱小的情况下，毫不退缩，同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战斗，1939年2月下旬，他率领仅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在应山余家店与伪军200余人激战数日，击退日伪。7月以后，他指挥豫鄂游击支队，机动灵活地对日伪展开了一系列作战，先后进行了花园附近的憨山寺对日军车队的伏击战，越家棚三昼夜的反扫荡战，以及重创日军，使新四军威名远播的新街战斗。

　　1940年2月，他又亲率部队南渡襄河，进攻汉阳侏儒山伪军汪步青部，毙俘敌120余人，直叩武汉西大门，震动了武汉，日寇宣布戒严三日。5月，当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守时，李先念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7、8月间又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战。

　　在抗战同时，李先念还抓住有利时机，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从1940年1月至4月，李先念指挥纵队主力发起了大小悟山战役，连续还击国民党顽固派程怀汝部，控制了大小悟山，配合了华东新四军的反顽斗争。毛泽东对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作出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还支持了其他地区的反顽斗争。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顽固派的反共挑衅并没有停止。6月2日，当桂军第七军和鄂东顽军1940年李先念在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分数路进攻大小悟山时，李先念一方面于6月20日通电全国，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一方面率纵队主力，对顽固派的进攻给以坚决反击。

　　在从事武装斗争的同时，李先念还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0年9月1日，豫鄂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第一届军政代表大会，李先念、陈少敏等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边区最高行政机关——军政联合办事处，标志着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从1939年初到1940年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李先念以其大智大勇，开创了中原敌后抗战的新局面。在敌后建立了一个控制14个县、500万人口、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抗日武装近1.5万人、民兵10余万的根据地。这为中国共产党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敌后抗战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李先念率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创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在错综复杂的敌伪顽我“三角斗争”中，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同时调动近10万兵力，妄图于4月底消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摧毁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对险恶形势，李先念处乱不惊，运筹帏幄，做出周密的战略部署，还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月23日李先念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的名义发布了《粉碎国民党反共军队的新进攻》的命令。按照战略部署，于2月中旬至4月初，发动了大小悟山战役，大小悟山根据地失而复得。接着又反击了五战区顽敌第四游击纵队，恢复了罗礼边根据地。然后又反击了五战区顽敌第一游击纵队，收回了四望山根据地，稳定了豫南局面。

　　皖南事变期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1月26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统一整编华中部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五师共1.5万余人，他指挥部队跳跃回旋，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武汉日军频繁调动。李先念抓住时机，指挥主力一部历时两个半月，发起了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5200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

　　1942年春，蒋介石命令第五战区加紧反共的军事活动。从5月1日起，国民党军先后以12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11个游击纵队和5个独立支队计10万之众杀气腾腾地向边区扑来，掀起了长达8个月的反共高潮。另外日伪军也频繁“扫荡”，与此同时边区经历了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边区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异常困难。面对这种敌顽夹击和生活困难的空前紧张局面，李先念以一种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智谋和胆略，指挥五师将士，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首先，李先念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确定避实就虚，把主力部队适当分散隐蔽，配合地方武装，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尔后再集中兵力，突然袭击，打击敌顽。6月5日，李先念指挥部队进行了圣场战斗，歼灭了来犯的国民党顽军暂一师第二团，有力地保卫了边区，并鼓舞了边区军民。7月国民党顽军继续向边区根据地中心推进，形势十分危急。7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五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这时，李先念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果断决定主力部队暂停与顽军进行大规模战斗，派一批精干去顽后袭扰牵制顽军，同时以相当大的主力向鄂南发展，把鄂南建成一个独立战略单位。8月，他把根据地划分为五个军分区，要求各分区独立坚持辖区内的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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