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 第十七章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五湖四海揽人才
1952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写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团中央希望贺龙主持国家体委，是因为他们知道，贺龙一贯重视体育事业，在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队中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全国解放后，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男女篮、排球队，并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体育工作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体育界人士仰慕贺龙。
一天，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
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很痛快地答应了。
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这时，贺龙还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但他一接受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
旧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极低，直到1948年，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过一枚奖牌，全国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体育人才更为缺乏。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体育运动搞上去，任务艰巨。对此，贺龙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他第一次会见体委机关干部时，就勉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克服困难，把体育当作毕生的事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也会大大地发展起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干部，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都不把体育当作正式职业，体育干部更不易解决。虽然政务院给体委核定的编制是239人，但却很难配齐。没有相当数量合适的干部，体委的工作便很难开展。
1953年4月，贺龙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一回到重庆，就为充实体委物色人才。贺龙点的第一个将是张之槐。他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解放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张之槐对去体委工作毫无思想准备。那时部队已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他不愿意在授衔之前转业。贺龙理解这种心情，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考虑，想通了，来找我。”张之槐整整想了一个通宵，深深感到贺龙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一早就去找贺龙，对他说：“老总，想通了，我去。”
贺龙高兴地说：“想通了就好！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说实话，能把体育工作搞好，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不那么简单。快去北京报到。
去了以后和体委的同志们一起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同张之槐一起到体委报到的，还有张联华和朱德宝。他们也是贺龙点的将。张联华也曾是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队员，这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故政治委员。朱德宝曾是“东干队”①的队员，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处长。1953年8月，他们3人分别被任命为体委3个司的副司长。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他和薛明带着子女鹏飞、晓明、黎明乘轮船离开重庆，辞别了战斗工作了5年的西南，到北京赴任。与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他们也是因为西南大行政区撤销，奉调去北京工作的。一上船，贺龙就打上了他们的主意。
贺龙先做蔡树藩的工作。蔡树藩是奉命到内务部工作的。他在西南与贺龙共事多年，对贺龙的为人十分敬佩，很乐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所以当贺龙动员他去体委工作时，便欣然同意。贺龙一到北京就去找邓小平，让蔡树藩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王凌原是调往地质部的，她被贺龙说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贺龙动员他到体委后，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是到外文出版社当社长的。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便动员他也去体委工作，张非垢不仅自己同意，而且动员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这样，张彩珍也进了体委。贺龙还邀请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到体委共事。此后，贺龙又乘各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之机，多方设法从原西南、中南、华北、西北各行政区调来了李梦华、陈先、曹建纯、董念黎等人，又陆续选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到体委机关，使新中国的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
贺龙叮嘱体委的干部说：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不是体委一家的事。
要与有关方面，特别是教育部门、工会和共青团一齐动手。没有各方面的支持，体委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动起手来还怕10年赶不上世界水平！
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早在贺龙到北京之前，他就请北京市政府帮助解决体委机关的办公用房。北京市市长彭真大力支持，把位于宣武门东侧未央胡同33号的10几间平房给了体委。后来体委人员按编制逐渐配齐，容纳不下，贺龙再次请彭真设法解决。彭真又批准把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问房子给了体委，并在草厂胡同安排了宿舍用房。彭真给贺龙的信上说：“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①“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于1939年7月成立，成员是东北籍的爱国青年，也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直属队。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曾提任队长。这里是指“东干队”的篮球队。
在国家体委初创时期，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屈指可数，一些人流落海外。
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气魄和胆略，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很快地将新中国的体育队伍建立了起来。
当时用人是十分重视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国家游泳队建队时，对涂广斌能否人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技术不错，本人政治表现也好，可以吸收为队员；有人则认为他曾随舅舅去过台湾，不宜当国家队队员。这事被贺龙知道了。他说：“这有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的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养。”这样，涂广斌成了国家游泳队的正式成员。后来他担任教练，培养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国家女排队员曹其纬的祖父是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当过袁世凯政府外交部长的曹汝霖，从上海女子排球队选入国家女排。贺龙在一次集会上把她介绍给朱德和陈毅两位元帅说：“她就是演电影《女篮五号》里‘小五号’的，是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几天后，贺龙给她写了一封信，希望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作贡献，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由荣高棠转来的这封信，使曹其纬说不清是感激还是兴奋，不禁泪如泉涌。荣高棠说：“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你要珍惜这份珍贵的礼物！”
游泳运动员吴传玉1951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后，在1953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得100米仰泳金奖， 1954年，又在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亚军。贺龙认为，象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应当有权参与新中国的国家大事，经他提议，吴传玉被选为新中国运动员中的第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贺龙还请荣高棠陪吴传玉到家中作客，亲切地对他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了贡献，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可惜的是，吴传玉在同年10月到国外学习时，因飞机失事罹难。贺龙深为惋惜，亲自出席追悼会，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他学习。
贺龙对傅其芳的关怀，在体育界一直被传为美谈。傅其芳在香港因击败过英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李奇和伯格曼而出名。但仍然没有改变他失业的困境。动荡的生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代表新中国打球，但又有些顾虑，因为他在香港欠了一笔债，没法偿还，还担心回大陆后生活水平会降低。
贺龙闻讯后，同国家体委的领导人商量决定，欢迎傅其芳回来。他欠的债由国家替他还清，还特别批准他的月薪为200万元（旧币）。这个数目比当时体委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薪金都高。1953年春天，傅其芳回到了祖国大陆。1954年，他在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第三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贺龙对他十分关心，亲自我他谈话，鼓励他提高思想觉悟，努力钻研技术。1958年后，他当了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新路子，培训出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庄则栋等一批世界名将，为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三连冠”立下了功劳。
上海乒乓球女选手孙梅英， 1952年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有一次，贺龙到国家体委东楼礼堂观看汇报表演，得知孙梅英不安心在北京参加集训，想回上海。表演一结束，他就把孙梅英叫到跟前，问道：“听说你不想在北京打球，想回上海去，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妈妈？”孙梅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贺龙和蔼地说：“新中国的青年应当志在四方。你要是想念妈妈，那好办，过年过节的时候放你回去探亲。还是安心在北京练球，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苦练本领，为国争光！”孙梅英听了十分感动。她母亲知道后，再三叮嘱女儿要听贺老总的话。全家人都支持她出去打球。从此孙梅英下定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乒乓球事业。
就这样，贺龙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吸引了许多海外赤子纷纷归来报效祖国。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都是五十年代回到祖国大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经过贺龙、国家体委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国家足、篮、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运动队，在1954年前后相继充实和组建起来。许多优秀运动员被选送到中央体育学院和竞技指导科、体育训练班学习，有些被送到国外进修。全国各大行政区也按国家体委要求集中训练运动员，仅1953年就有854人受训。同年，还在人民解放军中，集训了1210人。
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虽然指示各省市都要建立体育机构。但直到1953年底，各省市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贺龙认为，要广泛吸收体育人才，建立新中国的各级体育机构，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张旗鼓地向全国人民宣传体育运动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以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和热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号召各界支持体育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体育战线应有自己的一张报纸。1958年初，贺龙为此事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4月1日，贺龙和张非垢、黄中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由贺龙面呈周恩来。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报头，请朱德题词。贺龙向体委有关领导人和《体育报》的负责人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和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体育报》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要有体育特色；要组织好通讯网，还要有特邀通讯员，也可以请荣高棠和体委各级领导人写文章；《体育报》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
9月1日，一张套红的《体育报》创刊号送到贺龙面前，他立即欣喜地阅读起来。第二天清晨就给报社打电话表示祝贺。贺龙指示说：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6亿人民的报纸”。
从此，《体育报》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他一般都在晚上看《体育报》，一旦发现有了进步或发生了缺点错误，就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及时予以表扬和指导。有时1天要打几个电话。报社现存贺龙1963年至1965年的电话记录和信函，就有54件之多，平均每月一两件。报社整理的这些指示的记录的摘要，达3万字以上。
1963年8月31日，贺龙参加了《体育报》创刊5周年庆祝会。他在热烈掌声中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接着又谈了办报宗旨。他说：“报社同志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详细调查了解一下，我们在贯彻执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针上的实际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体育报》现在的发行面还太窄，应当考虑怎么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如何使小学生、大学生、干部、工人、农民都能看懂，外行看得懂，内行也爱看。做好了，几万份报纸就等于几十万分甚至更多万份的力量。”贺龙要求《体育报》虚心学习其他报纸的长处。
他赞扬《北京晚报》办得好，他们敢于批评，也敢于表扬鼓励，要向他们学习。为了把《体育报》办得生动活泼，大家爱看，贺龙要求体委领导人、各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为《体育报》写文章。其中马约翰在《体育报》第608期上发表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天津女排写的《骄娇二气使我们摔了跟头》，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徐寅生写的《着解放军练兵的感想》，以及戚烈云、陈家全、陈远高、李世华、韩翠青等人的文章，都受到过贺龙的称赞。贺龙还指示《体育报》转载傅其芳为《中国体育》所写的介绍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连载徐寅生的学习笔记并建议其他各报转载。
《体育报》在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热爱体育运动，发现和培养体育人才，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
贺龙长期带兵，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样，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因此，在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就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
贺龙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思想总是领先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运动队的思想建设。要求教练员、运动员“又红又专”。他对运动员们说：“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求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
贺龙十分重视各运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他多次指示，要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逐步在运动队中建立党、团支部或小组，培养运动员、教练员成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先锋作用。由于一些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党组织负责人对吸收他们入党有顾虑。对此，贺龙说：如果对运动员许愿，说成绩好了可以入党，拿入党做交易是不对的。但对作出了贡献，政治表现好的同志，就应当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傅其芳是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迟迟未被吸收。贺龙对此提出了批评：“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10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决心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你们如果不敢介绍，我和荣高棠介绍！”在贺龙的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贺龙还在国家体委一次党组会议上说：“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将来的干部。
如果不是党员、团员，如何通过党、团组织进行教育？军队的新兵，3年内由团员到党员。我们的运动员最少的也有5年历史，但入党的很少。陈镜开9破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为什么不能入党？”后来，国家体委党组每年都专门讨论两次发展教练员、运动员入党的问题。在贺龙的关怀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丘钟惠、林惠卿、姜玉民、陈文彬等优秀运动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多数成了体育战线上的骨干。
贺龙要求运动员具有敢于拼搏的精神，面对强手，敢打敢拼，胜不骄，败不馁，争取好成绩，但并不一味要求运动员只能赢不能输。他认为，比赛总有赢输，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他们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技术和实力不如对手而失败了，那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如果打败了对手，但风格不高，也不能称作英雄，这就是贺龙常讲的：“输球不能输人，赢球还要赢人。”
在迎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当时，这两句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还认为这两句话没有明确的求胜目标，是消极的。贺龙从《北京晚报》上读到这两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的内涵，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在赛前动员时，他对运动员们说：“只要你们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我贺龙的。”周恩来也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很快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中国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
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与世界强手相抗衡。他把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中去，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贺龙十分强调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勤学苦练，不怕流血流汗，不偷懒。要学习解放军，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有一次，贺龙专门给《体育报》推荐《解放军报》刊登的两条报道：一条是《炮七连九扫骄气》，一条是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他说：“骄气要不断地扫，才能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对体育队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贺龙风趣地比喻说：“运动员都要练成武松，不能成为林黛玉。
要敢于和强手比。把世界强队比下去。我们的腰杆要硬，胆子要大，心要细，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绣花的功夫。”
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有知识、有头脑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国家队建队之初，他就指示：运动员除了学习运动技术理论和进行训练之外，还要学习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文化（包括历史、语文、数理化基本知识、运动生理等）。他说：“运动员学习时间有限，更应该抓紧时间读书。”他经常督促运动员认真读书。到运动员宿舍检查时，总要看看他们枕边放着什么书，并向他们推荐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贺龙对运动员的生活待遇、家庭婚姻、退役后的安置等问题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对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月薪仅仅几十元，深为不安。他说：“我们的运动员很好啊！作出了成绩，没有多少物质奖励。外国的运动员当了世界冠军，又是洋房，又是汽车。而我们的世界冠军除了工资，其他什么也没有。”有一次，他对一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说：“运动员工资少，伙食标准也不高。出国的服装，回来还要上交，你也抠得太紧了。你给他们多做一套有什么？”他还趁外出视察的机会，对一些省委领导人说：“你们对运动员要重视，不要光说球打得好，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要管一管。”在制定运动员工资标准时，贺龙对经办人说：“运动员把青春时光贡献给国家了，他们的工资要定得高一些。”
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和其他行业相比，是短暂的。因此，如何安排运动员，尤其是如何安排因为比赛、训练致伤和患病的运动员的工作与生活，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贺龙对国家体委干部司的负责人说：“要把运动员当成我们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安家落户’。不好好安置运动员，哪能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有谁还愿意当运动员！运动员的安置，国家要背起来。干部司应该检查一下6个大区对运动员的处理情况。处理不好的要重新处理。过去处理不好，是官僚主义，现在知道了，不重新处理，是死官僚主义。”四川省第一批专业排球运动员中有一名当了教练员，后来却被派到运动系去看门和帮人照顾孩子；江苏省的一名运动员受伤后，被送回原籍务农，所挣工分不能糊口。贺龙知道后，责成当地体委立即妥善安排。他对运动员来信反映的问题，都及时批转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妥善解决。他常对国家体委负责人说：“优秀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争得了荣誉。
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对运动员不是管一阵子，而是要管一辈子。”
培养体育人才，还必须办好学校。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初，即着手筹建中央体育学院。1953年9月20日，贺龙在重庆对担任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钟师统说：“现在，中央叫我搞体育。要搞，先得抓干部。体委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就由你来当吧。”
钟师统说：“贺总，我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没有什么于不了的！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懂，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干吧，需要几个帮手，你提出来，我给你调。”于是，钟师统挑起了筹建体育学院的担子。
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师生们把先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共和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
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他指出：“体育是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和训练工作服务。”“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
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大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培训体育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场馆和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但是，旧中国体育场馆极少。在北京，除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贺龙和国家体委负责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北京市，终于在天坛的东侧找到了一块空地。他们高兴地对贺龙说：“地皮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
贺龙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他曾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万里此时正在外地。贺龙立即打长途电话，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
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荣高棠和黄中问他：“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万里风趣他说：”贺老总的军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报到？”
不久，贺龙又调来了参加过修建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
这样，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等负责领导，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通公司承担施工，开始修建总建筑面积为3.3万平方米的体育馆。贺龙给他们1年的工期。设计人员加班加点，3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
1954年秋动工兴建。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按时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参加施工的数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经过1年多的紧张施工，到1955年4月，一座占地16公顷，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比赛和训练用的多功能体育馆全部竣工。
五十年代初期，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小型体育馆38座。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2.5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常在北京又兴建了射击尝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条件。
“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给新中国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把体育运动搞好，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这不仅现在需要，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会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贺龙强调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即明确地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这是我国体育历史上的一个本质的改变。”“体育工作应该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生产和国防。体育为生产，体育为国防，国防也是为了生产。如果体育不是为了生产和国防，那我们搞体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搞体育，把人民的体质搞好，是为了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的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症的减少一些。因此，各级体委必须善于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
1954年7月13日，应苏联邀请，贺龙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体育节”。利用这个机会，他对苏联从中央到基层的体育工作进行1个月的考察。贺龙和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对苏联的体育组织、制度、政策、训练、竞赛、群众体育、业余训练、场地设施等作了全面调查。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在考察中，给贺龙印象最深的是苏联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8月17日回国以后，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国务院高等教育委员会党组织写了报告，介绍苏联开展“劳卫制”的情况，并且提出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经验的建议。1954年，在学校中正式试行“劳卫制”，作为推广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一项具体措施。
1955年10月，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贺龙积极推动下，这届运动会前后，在全国职工中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到1956年底，已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体育协会19个，基层体育协会2.51万个，会员达178万之众。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在当时，普及面最广，成绩最为显著。贺龙曾多次赞扬他们。1958年初，贺龙听说全国总工会准备压缩当年的体育经费，便于1月20日亲自致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体育运动的高潮也必然接踵而来。”“据说今年总工会体育规划的数字小（经费也大大缩小了），望加修改。因这笔钱也是有关工人福利的，仍以占工会会费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为好。另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体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以便有领导地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这封信，反映了贺龙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关注。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普及农村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体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贺龙指出，体育队伍的雄厚力量还是在农村。但因农村的体育水平普遍很低，经费又很有限，所以开展体育活动应该有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本此精神，国家体委在1953年确定，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着重试行一些在农村中便于开展的运动项目。另外，也提倡在农民中开展固有的、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各种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1956年6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共青团组织，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农村体育运动。经过各级体育组织的工作，到1957年，中国大陆农村中已经建立起了3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会员达90多万人。
在农村，有些地区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排球之乡”、“武术之乡”、“足球之乡”、“游泳之乡”、“田径之乡”、“摔跤之乡”等等具有某项优势体育项目的地区。其中名扬中外的广东“三乡’（”排球之乡”台山县、“足球之乡”梅县和“游泳之乡”东莞县）的运动队在全国比赛中，曾名列前茅。贺龙十分重视这些体育之乡的经验，要求国家体委作出计划.把他们的经验“普及到广大农村去”。
武术，是中国民族体育百花丛中的一支奇葩。贺龙认为武术“深深植根于民间”，“不受年龄、性别限制，也没有地区、条件的约束”，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国利民的活动。他号召武术界人士不断发掘、整理、提高、推广这一传统项目，“让武术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物华天宝”。
1953年11月8日至12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暨竞赛大会期间，贺龙对武术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套路是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这是要花费力气去发掘的。
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之后，才能发掘出宝藏来。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被挖掘出来的是真宝还是假宝，还得花力气去淘洗、整理，剔除其违反科学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恢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使它符合科学原理，使它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要提高拳艺，不外两个方法：一是从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长处。
只有经过刻苦认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习前人之习，也才能在自己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这是第三件事。”他主张，“民族形式体育中有些封建味道的东西要否定掉，这些对增强人民体质没有益处。我们要的是真功夫，这对人民体质的增强有好处。”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地方开始组织武术团体时，一些“走江湖”的甚至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也混了进来，搞起烧香拜师、磕头收徒那一套。贺龙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且明确指出：”今后，对于武术的研究、整理工作应该限定在一定的部门，并需要有真正懂武术并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人来领导。”贺龙的意见，对于中国武术的发掘、整理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53年之后，大部分省市建立了武术队和业余体校武术班。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也培养出了一批武术人才。1962年编写了体育学院通用武术教材，研究、整理出版了《简化太极拳》、长拳以及关于刀、枪、剑、棍技术的一批书籍。辽宁、北京、上海、山东和安徽等盛市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武术运动员。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成绩显著。为了检阅10年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 1959年9月13日至10月2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
作为运动会的组织者，贺龙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作了认真周到的考虑。仅运动会的开幕词，他就和筹委会的有关人员反复修改了多次，还将文稿送周恩来、彭真等审阅。那时，工人体育场刚刚落成，贺龙怕出席开幕式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台时不方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主厥台及其附近的通道、台阶上试着走来走去，指点工作人员对一些地方进行铺垫。由于台阶很滑，已经63岁的贺龙在一次试走时不慎跌了一跤，摔坏了左腿。他忍着痛一直看着工作人员将台阶铺垫好才离开。回家后，医生让他卧床养伤。
贺龙说：“党中央让我管体育。这次全运会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人都要来参加开幕式，到时候，我还要当向导、引路，我能躺得住吗？”
9月13日，全运会开幕。贺龙腿伤未愈，仍提前来到工人体育场，又一次检查了通道、台阶和主席台，还在给毛泽东准备的椅子上坐了坐，试试是否安全舒适。
下午3时，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贺龙致开幕词说：”解放后，我国运动员创造和打破了2800多次全国纪录，出现了1个世界冠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56年和1957年只有3人6次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而在1958年就有9人8次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增长了1倍多， 1959年，仅1至8月，就有29人在几个项目中12次打破了世界纪录”。“现在全国有成亿的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广播体操已成为广吝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号召与会全体人员要“千方百计地创造优异成绩，把全运会开好，开得精彩！”
这届运动会果然开得很好，在36个正式比赛项目、6个表演项目中，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 664人844次打破和创造了106项全国纪录。
1965年9月，贺龙又主持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这届全运会上，有24人10次破9项世界纪录， 331人469次破130项全国纪录。这一年，共有66人41次打破26项世界纪录，是中国历史上破世界纪录最多的一年。
1954年开始试行的“劳卫制”，在推广过程中，曾出现一些问题，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有的报纸还登了不赞成”劳卫制”的文章。贺龙认为不能因为出了一点事就取消“劳卫制”，应该经过修改项目，加强技术指导来解决。他派荣高棠当面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当即表示：“劳卫制”还是要搞，使“劳卫制”得以在全国推广开来。到1966年全国每年平均有500万人达到“劳卫制”标准，已有等级运动员1000万人以上，其中运动健将3392人，打破世界纪录145次，获得14项世界冠军， 210人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在1959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贺龙提出了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的问题。他说：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少年，不脱离生产和学习，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各种生动的形式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锻炼身体，树立起献身国防事业的思想。这不仅等于为义务兵役制创办了一所业余预科学校，而且也为服役期满的退伍青年准备了继续提高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场所。“1951年，刘少奇同志曾指示肖华和刘亚楼同志，考虑在我国建立航空科学志愿学会一类的组织，着手培养国防后备力量。周总理也同意我们筹建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重点试办。”我们已经作了一些工作，还须继续加强。
1952年6月，在贺龙主持下，在北京建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3年中，还先后在青岛建立了航海俱乐部，在成都建立了初级滑翔站和重庆跳伞运动站，并以这几个城市为重点，分别试办了航空模型、无线电和军事野营等10项军事活动。参加学习军事技术和国防体育活动的青少年达5万多人。
1956年，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简称国防体协），先后由蔡树藩和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兼任主任。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支持下，航海俱乐部、滑翔学校、射击尝航空干部训练班、滑翔机制造厂、摩托俱乐部、航空俱乐部、航海模型俱乐部、潜水俱乐部等相继成立。新中国的国防体育运动逐步开展了起来。
贺龙认为，在国防体育中，射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便于普及的项目.他说：“国防体育首先要开展射击运动，要使每个人都学会打枪。”贺龙亲自出任国家射击队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从部队选调来了近百名神枪手，成立了第一支国家射击队。贺龙带领射击教员钱福锦等，跑遍了北京城郊，在西郊翠微山下选定了北京射击场的场址。1955年10月，中国第一个大型射击唱—北京射击场建成。11月1日，在新落成的射击场举行了由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射击友谊赛。参加的有苏联、保加利亚、朝鲜、蒙古、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选手。贺龙两次到场检查比赛的准备情况。观看中国运动员的训练。在同运动员谈心时。有几名运动员说：“苏联选手的射击技术很高，他们是老大哥，我们赢不了人家。”贺龙说：“不管老大哥老二哥，比赛场上我们就是要赢。胜了，我们就是老大哥！”这席话，给中国运动员增添了极大的勇气。
中国选手牢记贺龙的嘱咐，在比赛中发挥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团体总分列第四名。李素萍夺得了女子小口径步枪20发立射的冠军。中国射击队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信心大增。在友谊比赛闭幕的庆祝舞会上，贺龙特地把李素萍带到周恩来身边，介绍说：“这是你的老乡。这次比赛得了冠军。”周恩来高兴他说：“咱们国家第一次搞这种比赛，成绩不错。要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啊！”
1958年8月，在北京龙潭湖举行全国规模的航海模型比赛。贺龙邀请陈毅、叶剑英两位元帅和肖劲光、刘仁等观赛。他们仔细地欣赏了100余艘小巧玲珑的各种舰船模型。
在青少年自行设计的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模型前，贺龙异常兴奋他说：”我们要建设一条强大的海上铁路。”他当即指示，比赛后，国防体协要组建一支航海模型队到全国各地巡回表演。赛后，国防体协挑选出各类船模20余艘，加上当时的摩托艇队，共30余人，组成“中央航海模型摩托艇巡回表演队”，先后在武汉、广州、上海等12个大中城市进行了表演，仅长沙市，观众即达20万人。
贺龙对航空运动也十分重视。1958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和蔡树藩来到位于良乡的中国第一个航空运动基地——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视察，看望正在集训的跳伞运动员。贺龙看到运动员食堂设在一间又窄又脏的锅炉房里，眉头立刻皱到了一起，很不高兴他说：“食堂怎么能设在这儿？”他指示俱乐部的领导要关心运动员的生活，立即解决食堂房子。贺龙还经常督促国防体协的领导人到第一线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运动员们没有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在各种竞赛中，多次创造世界纪录。当时，31项航空模型比赛的世界纪录中，中国居第一位。
1960年，贺龙提出了”以滑翔为国防体育的重点”。贺龙认为，开展这项运动，一方面可以培养青少年的勇敢精神，普及航空知识；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向空军输送预备人员。他说：“空军每年需要（招收）多少名飞行人员，只要到航空俱乐部去查查档案即可。” 1964年8月29日，中国人民航空运动协会在北京成立。贺龙亲临祝贺，并对以后的航空运动如何开展，作了具体指示。从此。中国的航空运动翻开了新的一页。全国各地的航空俱乐部、滑翔学校向空军输送了一批批滑翔员。仅山西省1964年到1966年就输送了120名。
对军队中的体育运动贺龙尤其重视。他把体育看作是军事训练、思想作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4月13日，贺龙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在部队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加强体育锻炼，使每个同志都能够更好地掌握现代作战技术，使每个同志都能够高度地发扬现代作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连续性和艰苦性，以便克敌制胜。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坚强耐劳的体魄，没有机动、敏捷的体能，没有勇敢、坚毅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而体育运动是实现上述条件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要求多多提倡适应军事需要的各种体育活动，把部队中的所有成员都组织到一定的体育活动中来。不久，国防部颁发训令，指示各军兵种建立健全体育机构，在团以上单位配备专职体育干部。1955年，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设立了体育局。贺龙向训练总监部推荐曾担任过东干队篮球队队长的韩复东当局长。
此时，韩复东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一师师长兼汕头警备区司令员。他觉得自己年纪已大，不想再搞体育工作了。贺龙对他说：“这可不能从兴趣出发呀！我这么大年纪了，党中央、毛主席还叫我当体委主任。我不是从兴趣出发，这是党的事业。让你来又不是让你上场打球，是来当体育局的局长，领导军队的体育工作。你才30多岁，不但要来，而且一定要搞好。”贺龙还对他说：”体育和国防的关系更是密切，陆、海、空军都要有好的体魄。飞行员1小时飞行几百公里，以至上千公里，没有好身体怎么行？所以，搞好体育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体育出战斗力。”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无帅们的关怀下，人民解放军的体育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1959年5月举行第二届全军运动会，有1万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有28人次超过16项世界纪录， 16人次、2个队超过2项国际友军运动会纪录， 101人次、6个队打破或创造了50项全国纪录。
勇攀世界体育高峰
贺龙在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同时，还花了很大精力领导专业体育队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定登山、乒乓球和羽毛球作为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突破口。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5年以前，还是空白。
1955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35人的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
这支年轻的登山队，到1958年，先后征服了苏联境内最高峰万厄尔布鲁士峰，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公格乐九别峰和号称“山中之王”的贡嘎山，中国的登山运动开始起步。为了发展这一运动，按贺龙指示，在国家体委设立了登山处。1957年攀登贡嘎山时，丁新友①等4名运动员不幸殉难。一时，一些人认为，登山又费钱、又费力、又危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主张撤销登山队。贺龙认为：登山运动不仅是一项有意义的体育运动，而且，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科学考察都有重要意义。“登山队不但不能取消，还要加强！”他指示国家体委，处理这一事件时，一要表彰登山队，二要纪念烈士，”先开庆祝会，再开追悼会。”贺龙的坚定态度，使中国登山运动得以坚持了下来。
1956年，中苏两国运动员联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后， 1957年9月，苏方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在1959年3月至6月，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贺龙支持这一倡议。1958年春，他交代国家体委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得到了批准。4月8日，贺龙召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研究攀登珠峰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提出，尽快成立登山协会，扩大登山队伍，进行科学考察和技术准备，以保证明年攀登珠峰成功。
1958年7月下旬，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珠峰进行磋商，确定了实施计划。
贺龙让黄中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作了详细汇报，随即成立了登山指挥部，贺龙亲任总指挥，黄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第二书记谭冠三任副总指挥。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登山活动无法进行。贺龙指示“继续进行准备，改为明年攀登”。西藏叛乱平息后，国家体委及时通知苏方，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可于1960年3月进行，邀请苏方代表来华具体协商。但是，苏方一直拖到1959年11月底才派代表来华会谈，而且提出将联合攀登珠峰的时间推迟到1960年以后，但无充分理由。这表明，对方已无意实施原定计划。
12月20日，贺龙把黄中、史占春和登山队副队长袁扬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说：“其他方面问题不大。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高度的装备。
按照原来的协议，这由苏方提供。苏联不参加.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可是，目前我国还不能生产。”贺龙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给刘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说罢，他站起来说：“好，就这样吧。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①丁新友：北京大学助教，作为科学工作者参加攀登贡嘎山时不幸殉难。
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后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邓小平说：“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周恩来同意了中国队单独登山的计划。
贺龙对攀登珠峰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因此，他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去西藏担任第一线指挥员。1960年2月，贺龙对韩复东说：“珠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科学考察。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登山队应该有部队的战斗作风。你是打过仗的人嘛，所以派你去。后方的事有黄中同志。前方就委托给你。你的位置，应该在距离登山队最近的地方。”
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工作，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贺龙、李达和黄中在北京组织了力量雄厚的科学考察队伍，制定了详细的科学考察计划。中国科学院、地质部、中央气象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都抽出了年富力强的干部、科研人员，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珠峰科学考察队。参加这次攀登珠峰的总共有214人。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并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
西藏工委组织了有西藏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援委员会”，全力进行保障。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
此时，国际上正出现一股反华逆流，国内又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贺龙深知，在这种时候攀登世界最高峰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对史占春说：”现在中国各界都在勇攀高峰，而你们是真正的攀登高峰。”史占春向贺龙立下了“军令状”：我们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非成功不可！贺龙说：“有这个志气就好！你们要注意‘三气一线’，就是天气、氧气、志气和登山路线。这是确保登山成功的主要条件。要么不爬，要爬就要爬上去。我在北京准备开几万人的大会欢迎你们！”
1960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最高峰挺进！
4月15日，韩复东在登山队队部传达了贺龙的要求。他说，贺老总非常关心大家，让我给大家捎三句话：第一，争取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第二，注意安全，决不打盲动仗，但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也可以打几分冒险仗；第三，如果在顶峰与外国登山队相遇，就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
贺龙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起了一幅大比例尺的珠峰地形图，上面标示着登山路线和每一个营地的位置。他让秘书守着电话，随时听取登山大本营的报告，并在地图上标明登山队每日到达的位置，便于不断了解登山进展情况。
由于天气恶劣，登山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遇到了困难。后来，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批在体力和技术上有希望登顶的运动健将如史占春、王凤桐、许竞、陈荣昌、彭淑力等不同程度地冻伤，不能继续攀登。这一严酷的现实，在登山队引起了不安。此时，周恩来访问缅甸后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当他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指示说：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贺龙向登山大本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命令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登山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经过艰苦拼搏，终于在5月25日黎明4时20分胜利登上了顶峰！
新华社随队记者郭超人含着喜悦的泪水，立即向北京发出了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条电讯。贺龙收到了登顶成功的报告，眼里也闪出喜悦的泪花，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宴会，接到贺龙的电话，他兴奋地举起酒杯，建议大家为征服世界最高峰干杯。然后，他又斟上满满的一杯酒，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深情他说：“这杯酒留着，等我们的登山英雄回来，请他们喝！”
贺龙也向登山队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建议他们为此发行一张号外。当天，《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第一份套红“号外”，飞舞在首都街头。人们争相阅读，奔走相告，群情振奋。
6月26日下午，国家体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联合举行了有7万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贺龙对大会组织者说：要让登山英雄们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坐在一起。于是，身穿蓝色登山服和藏族服装的史占春、许竞、贡布和刘连满，同董必武副主席、贺龙、罗瑞卿、郭沫若等在京的国家领导人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接受了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贺龙在大会上说：“我国登山队在全国人民热情支援下，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终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第一高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创举，在世界登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他热情赞扬说：”在登山队的英雄当中，有不顾高山缺氧的危险和身体极度疲劳，坚持不渝爬上顶峰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有身先士卒，历尽艰辛破冰前进的登山队长史占春；有让战友踩着双肩越过绝壁，把宝贵的氧气留给同志的刘连满；还有无数往返奔波于冰山险川之间，为了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而贡献一切力量的英雄。
这种无比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是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中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香港的一家报纸评论道：“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不言而喻的竞赛。中国以3：0获胜。”国际登山界盛赞中国登山队的这一胜利，说它将作为登山探险的一个里程碑永远载入史册。
攀登珠峰后，登山协会提出： 1964年向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的处女峰——希夏帮马峰冲刺。贺龙支持这一计划，他说：“爬希夏帮马峰，要爬就得爬上去。将来再登珠穆朗玛峰时，从北边上，南边下；或从南边上，北边下。”史占春说：“将来我们可以组织两支队伍，同时从南，北两路登，南上北下，北上南下，就是来个双上双下。”
贺龙听了大为振奋：“对嘛！这个办法比我想的好。这样做是一个壮举，不但影响大，而且是世界第一！”
希夏帮马峰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最后一座尚未有人攀登过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希夏帮马”是藏族人民给它取的一个并不美妙的名字，意即”青稞枯败，牛羊死光”的地方。许多外国登山家把它称作“神秘的山峰”。
1964年5月1日，由13名汉、藏族运动员组成的突击队，在队长许竞、副政委王富洲、副队长张俊岩率领下，登上“突击营地”。5月2日，许竞、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索南多吉、成天亮、米马扎西、多吉、云登等10名勇士登上了峰顶。
贺龙在招待登山队的宴会上说：登希夏帮马峰，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国登山队员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从万分险恶的岩石和冰雪上，踏出一条路来，直达顶峰。他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登山队学习，横扫骄娇二气，吃大苦、耐大劳，勤学苦练，掌握过硬本领，迅速地攀登上各项体育运动的世界高峰。
中国现代登山运动从一开始就同科学考察联系在一起，这应当归功于贺龙。贺龙说：“没有科学考察，登山就没有生命力。登山队员要用科学成果为国家建设服务。”攀登珠峰成功以后，贺龙向登山队员提出了要成为登山家、探险家和科学家的新要求。在攀登希夏帮马峰时，贺龙还决定，攀登成功以后，举办一次高山科学考察展览会。因此，无论是攀登珠峰，还是攀登希夏帮马峰，登山的科学家们都完成了预定的考察计划，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标本。
在新中国，乒乓球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水平很低。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以及乒乓球界有识之士的努力，这个项目的水平提高很快。在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决定， 1961年在北京举办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这是国际体育组织第一次委托中国组织的单项世界大赛。贺龙认为，这是促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推动中国乒乓球运动向世界水平迈进的一个良机。他指示国家体委，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次比赛“办得象个样子”。
贺龙指派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并派若干“蹲点小组”，进驻国家乒乓球队。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贺龙指挥小邪银球”的份量。有人说，贺老总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来了！
1961年2月初，贺龙南下视察部队。行前，他请陈毅给乒乓球队作一次动员讲话。3月12日，陈毅陪同周恩来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运动员。周恩来叮嘱说：“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保养，不要紧张，为国争光。不仅要比赛，还要学习，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不要争一日之短长。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长远些。”陈毅说：“贺老总南下视察部队，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话。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没取得特别优胜，也不责备你们。胜利的英雄，我们尊敬；失败的英雄我们更尊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不泄气。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要斤斤计较，赢得输不得，赢了笑嘻嘻，输了哭啼啼。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回来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敬酒献花，鼓励失败的英雄。”
贺龙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向中国乒乓球队作赛前动员。他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来看看你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给你们增加包袱的。”
运动员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笼罩在会场上的紧张空气一扫而光。贺龙接着说：“我国的乒乓球队从195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不到9岁，还是个‘红领巾’。我当主任的，对你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一个9岁的娃娃，经验不多，比日本、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队都年轻。
他们都是前辈，都是教师。后辈打前辈，学生打先生，应当没有‘包袱’。
对什么队——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要拼命打，象打老虎一样，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你们很年轻，要放松打。这届不行，还有二十七届、二十八届、二十九届。我再讲一遍，不要背‘包袱’。我看在座的都有‘包袱’。你们都把‘包袱’卸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怕输，就不一定输。希望小将们把外国种子队员多打下去几个，为中国种子队员开路。”贺龙讲了两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运动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信心倍增。
4月4日下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战幕，参加比赛的，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32个乒乓球协会选派的220多名男女选手。中国男女队一路“夺关斩将”，“杀”败了许多著名种子选手，双双获得了同日本队的决赛权。
14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以急切、紧张的心情观看团体决赛。
中国男队以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迎战日本队，打得十分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终于夺得了冠军。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获得亚军。贺龙陪同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接见中国队的领队、教练员、裁判员和运动员以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兴奋得无法入睡，便叫女儿晓明给荣高棠打电话，再次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慰问和祝贺。
运动员们一回到住地，职工们把赶制的一只迎春花篮和一盘做成锦标赛会标图案的大蛋糕，抬到他们面前，祝贺胜利。运动员们望着这两件珍贵的礼物，十分感动。看着大蛋糕，谁也舍不得吃一日。大家认为，贺老总花的心血比谁都多，一致决定把这个大蛋糕送给贺老总，当即推选领队张钩汉等为代表，连夜送到贺龙住地。这时已是15日凌晨1点多钟了。
第二天清晨，薛明向贺龙讲了运动员们送蛋糕的经过，他高兴极了。虽然因患糖尿病，医生一向不让他吃甜食，但他珍惜乒乓球小将们的一片心意，深情他说：“今天我可以破例，一定要尝尝小将们送的蛋糕。”
单项比赛，庄则栋摘下了男子单打桂冠，赢得了圣·勃莱德杯；丘钟惠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获吉·盖斯特杯。中国选手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总共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这一中国体育史上空前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震动。
在授奖仪式结束后，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贺龙却把国家体委和乒乓球队的负责人留在工人体育馆，连夜开会。他说：“二十六届比赛结束了，但继续战斗的思想不能结束。现在我们己成骑虎之势。骑在虎背上，决不能下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我们的乒乓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即准备夺取下一届的胜利。‘蹲点小组’不能马上解散。要抓紧时间，认真总结经验，调整队伍，采取措施，提高战斗力。”他还说：“人，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要掌握这个规律，注意培养新人，把班交接好。”
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取得的胜利与贺龙重视体育科学研究分不开。他认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早在1958年9月18日成立的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夕，搜集了世界各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特别是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打弧圈球的许多技术资料，给中国乒乓球队提供了大量信息。比赛以后贺龙对运动员说：“你们不要忘了科研所提供的资料，他们立了一功！”
1962年，贺龙提出：体育用品，包括乒乓球拍等等都值得研究。他说，这就好比部队手中的武器，需要不断研究、改进。体育科研所经过反复研究乒乓球拍，连续试制了4批68种木板、15种胶皮、7种海绵样品，通过近200人次的试用，积累了大量数据，又经过认真的科学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球拍的类型和规格。试制出来的海绵和胶皮，达到了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的水平；木板达到了美国威尔逊牌的水平。为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创造了条件。
在1963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男队蝉联冠军；庄则栋蝉联男子单打冠军。而女队却由亚军跌到了第三名，女子单打比赛只有孙梅英获得了第三名。
为了帮助女队打好翻身仗，早日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1964年4月下旬，乒乓球队运动员徐寅生给女队员讲了一次话。他首先坦率地解剖自己，讲了他如何克服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弱点，树立雄心壮志，敢于为国家的荣誉而去拼搏的经验和教训；然后逐条分析了女队存在的主要问题。他的讲话深刻尖锐、亲切中肯，深深地触动了女队员们。
10月10日，贺龙收到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他认真地读着，越读越有兴趣，一口气将它读完，连声叫好，立即给国家体委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徐寅生的讲话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是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更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训练，比赛敢打敢拼。我看这些都是正确的。徐寅生同志还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自我检讨来说明问题，就更有说服力。”
贺龙又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1965年1月12日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转给贺龙，并说：“这可是千军万马的力量啊！”
贺龙接到批件，迅即召开国家体委党委会议，学习、座谈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的指示。他对大家说：“毛主席对徐寅生的讲话提得很高。体委要跟上去。”“不要看不起运动员。对小将要重视，要培养、教育，接班人就是他们。徐寅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体育战线的第一个标兵。还要培养第二、第三、第四个标兵。”“我老早就讲过，要树立乒乓球队这个标兵。徐寅生是一个高标准的标兵，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他还交代体委，要把几年来运动员写的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让大家看看，对学习会有很大的推动。
贺龙又到国家乒乓球队去，向运动员们宣读毛泽东的批示。他对其他项目的运动队说：”你们要跟乒乓球队比赛，首先要在政治上比赛，要学徐寅生，要赶徐寅生，超徐寅生。都要做到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全国要培养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徐寅生，体育事业就搞得更好了。”
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举行。中国女队第一次夺得团体冠军。连同男子团体、男女双打和男子单打，中国队共获得5项冠军。贺龙正在西南视察，得到喜讯，即致电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热烈祝贺，并转达了毛泽东的祝贺。
贺龙返京后，5月29日陪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人员。他仔细地看了郑敏之写的《二十八届比赛总结》，批示道：”我很高兴。这个总结的特点，就是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敢于批判自己的缺点，有自我改造的勇气，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郑敏之同志13岁到运动队来，现在也不满20岁。”“她有干劲，有志气。在比赛中，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这篇总结.又有力他说明乒乓球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我认为，我们整个体育队伍所有的运动员，如果都能像乒乓球队这样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国家羽毛球队也是在贺龙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球队刚组建时，第一批队员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王文教、林丰玉和陈福寿等人。后来，方凯样、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等相继回国，组成了一支以归侨为主力的运动队。1958年，中国羽毛球队提出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1963年夏，中国邀请已获两届汤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队访华。中国国家队与客队比赛5场，4胜1负，实现了1958年的誓言。1964年秋，国家羽毛球队回访印尼。
中国队同东道主队比赛，6战全胜，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
北欧的羽毛球强国丹麦和瑞典闻知中国队屡次战胜世界冠军印尼队，急欲同中国队一比高低，便邀请中国队访问北欧。贺龙接见出仿的中国羽毛球队负责人时说：“这次出访，我们自己出钱，就算是交学费，打输了没关系，但是要把他们的技术特点、打法带回来研究。”
1965年秋，中国羽毛球队在丹麦和瑞典以“快、狠、准、活”的风格，进行了34盘比赛，全部获胜。丹麦选手不服输，在招待中国选手的宴会上说：“10月份不是我们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刻，4月份对我们是最佳时节。希望中国明年春天邀请我们到贵国再进行一次比赛。”
羽毛球队归国后，贺龙称赞他们“打得不错，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第一条是政治挂了帅，脑子里有祖国、有人民、有党和毛主席。第二条是流了汗水、用了脑子。”羽毛球队负责人向他讲了丹麦选手不服输的事。贺龙说：“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他要求羽毛球队好好训练，准备明年三、四月份邀请丹麦队。他说：“你们要赢球还要赢心，让对方口服心也服。丹麦队来华的费用，我们承担。”
1966年4月，丹麦羽毛球队男女选手各4名如约来华。他们在比赛中确实发挥出了最佳水平，但仍然输给了中国队。
“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贺龙出任体委主任以后，对提高足球、篮球和排球这“三大球”的水平一直十分关注，期望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54年，国家体委派青年足球队去匈牙利，向曾获奥运会冠军和世界锦标赛亚军的匈牙利足球队学习。
出国前，贺龙委托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和荣高棠代表他去饯行。荣高棠对领队柯轮说：“贺老总要我转告你们：你们是新中国第一支出国学习的年青的足球队，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和培养。我国足球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结合自己的特点去发展，为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作贡献。”
1955年春，柯轮回国向贺龙汇报足球队的学习情况。贺龙逐个询问了队员的学习和生活，并给中国驻匈使馆代办郝德青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加强对运动队的领导，经常检查督促和帮助。他把信交给柯轮，再三嘱咐：“向足球队的同志们问好！希望他们安心从事一辈子体育事业，祝他们进步！”
这支青年足球队学习勤奋，在短期内就掌握了一些先进的足球技术和战术。1955年8月，他们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北京足球队”的名义，和华沙队对阵。1952年中国队曾以0： 7输给波兰克拉斯科夫部队足球队。这次华沙队扬言，要以8： 0胜北京队。这时，贺龙正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他把李梦华和柯轮叫到宾馆，问：“你们听说了吗？华沙队扬言要以8： 0打败北京队。
你们有什么感想？运动员是怎么想的？”他们表示，运动员的技术已有较大提高，赢虽然没有多大希望，但绝不会输8个球。贺龙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球可以输，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灭。足球队要学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来。你们回去告诉运动员们，第二天我要到场助威！”
8月1日，当贺龙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中国队精神大振，开场不久就踢进一球。贺龙为他们鼓掌。终场时，北京队虽然以“2：3”失利，但北京队的顽强精神和球艺进步之快，受到了球迷们的称赞。回国后，经贺龙提名，优秀守门员张俊秀被补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龙对中国足球队寄以很大的期望。对他们的微小进步，都予以热情鼓励。1956年2月，南斯拉夫国家二队来华访问。在上海江湾体育场首战中国青年队。开赛前一天，正在上海的贺龙接见了青年队。对他们说：“南斯拉夫的足球队水平高。但是你们在匈牙利苦练了这么长时间，提高也很快，并不比他们矮一头。你们上场，不是耷拉着脑袋去准备输球的，而是要挺起胸膛，敢于和他们比个高低。”这场比赛，中国青年队虽然以2：4失利，但踢得勇猛顽强，表现相当精彩。第二天，贺龙在上海体育学院接见他们。青年队的小伙子们因为没有赢球，不好意思地坐在同时被接见的上海运动员后头。谁知，贺龙一进会场，就称赞起青年队来：“你们昨天踢得很好，你们是英雄！踢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精神，这就是完成了任务。干什么缩在后头？
快坐到前边来”。“输了怕什么？球虽然输了，但下半场是2：2，有后劲，实力相当。你们要牢牢记住这场球，认真总结，不断发扬这种精神。我们的足球运动是大有希望的。”
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负于乌拉圭队，没有进入前四名。贺龙没有批评足球队，反引咎自责。他说：“我是体委主任嘛，运动队没搞好，是我的责任，不能怪运动员。”他派国家体委负责人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还亲自同罗瑞卿联系，让足球队员到“硬骨头六连”“当兵”，向解放军学习，磨炼意志。
贺龙没有批评运动员，但对足球的现状并不满意。他说：“我们足球队有些技术是向匈牙利学的，但我们自己也有好的东西，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不能全都学人家的。老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行。足球除了短传，还可有长传、中传，两条腿要像两只手，左脚不能踢不行。”他决定1964年三、四月间，国家体委举行一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贺龙向主持会议的黄中交代说：“我对足球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一定要通过这次会议解决问题，足球一定要上去。”
这次会议，根据贺龙对足球工作的多次指示和建议，研究了中国足球运动的现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确定北京等10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展足球运动；要求足球从少年抓起，以中小学为开展群众性足球活动的主要基地；针对中国足球队“风格软，体力不足，射门差”的问题，提出了不怕吃苦、不怕流汗、严格要求，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狠抓以射门为中心的30米以内硬功夫等等措施。同年6月，贺龙责成国家体委机关会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通知》。这年年底，几个主要城市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学建立了足球队。同时，国家体委恢复了甲、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
此后，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在第二届全运会后，组建了以年青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他们在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取得了亚军。
篮球运动在中国开展得比较普遍。1951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性篮球比赛之后，组建了国家篮球队。但技术水平并不高。贺龙对提高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经常去看中国篮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技术、战术上提出一些很有指导性的意见。他在分析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往往先赢后输的原因时指出：“关键问题是有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因此，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建议国家体委派国家篮球队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学习和比赛，吸取先进经验，锻炼队伍。
针对中国和欧洲篮球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贺龙建议：“篮球要提出一个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欧洲人一般都比我们高大。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从我们的身体条件出发，一定要学会左右手都会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这样矮个子就能打败高个子，就能把我们的篮球队锻炼成为一个强队。”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体育代表队来华比赛。其中，保加利亚篮球队曾获奥运会第四名和欧洲冠军，实力最强。
贺龙看过保、捷两强比赛后，对中国男篮第二天迎战保加利亚队能否取胜，一直不放心。当晚，夜已很深，贺龙约了荣高棠和黄中，前往中国男子篮球队的住地，找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贺龙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我看他们的中锋厉害得很，投篮也很准。你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呢？”
两位教练没料到他们会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了一番之后，张子沛一边在沙盘上摆着模型，一边讲述他们拟定的比赛方案。
贺龙听完汇报后说：“好，我们就要搞个小个子打大个子战法。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要怕他们。你们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为毛主席争光！”
第二天，贺龙和国家体委的几位负责人都到场观看。中国男篮的战法果然奏效，以86： 77战胜了被称为”巴尔干雄鹰”的保加利亚队。这一下轰动了北京城。贺龙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要发挥中国人灵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传统技术。如果我们近投、中投、远投都能得分，还会不赢吗？”
中国排球运动的水平，起初也比较低。1956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时，女队名列第六，男队名列第九。
在此之前，中国排球运动员已经创造了“快板球”、“后排插上”、“两次球”、“勾手大力发球”、“上手飘球”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但国内却未予以重视。六十年代初被日本女排“引进”，很快风行世界。那时的中国排球，普遍存在着“快攻强，强攻弱；进攻强，防守弱”以及“一传、拦网、防反”等技术较差的问题，以致在1962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队均只取得第九名的成绩。
日本女子排球队在1962年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1964年又摘取了奥运会桂冠，被称为“东洋魔女”。她们是如何快速起飞的？引起了中国排球界的注意。后来发现“东洋魔女”的成功“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采用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这同贺龙提出的“训练的难度应该比比赛时大两倍”的观点是相近的。贺龙指示国家体委邀请日本女排来华作较长时间的访问。
1964年11月10日至12月2比应国家体委之邀，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贝冢”队再度来华。在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贺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客队训练。一开始，他就被大松博文指导训练的场面吸引住了。
大松亲手将球扣给女队员，其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高，是前所未见的。姑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拼死扑救。有的姑娘精疲力竭，倒地不起，大松竟把球连连向她身上扣去，并大声责骂，直至她挣扎起来接球。
贺龙看后对有关人员说：召集在京的排球队都来观摩，组织教练员和运动员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他还说：“各队都要研究和保持自己的独特打法，不要学了大松的，又丢掉了自己的。”
贺龙同李达、黄中、李梦华等研究后提出：如大松同意，可以邀请他明年来华指导训练。贺龙将这个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和陈毅，并请他们去看看大松博文的训练。11月25日下午周恩来观看了大松的训练。在接见大松时周恩来说：“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一国的总理亲自观看一名排球教练员主持训练，还要接见他，这对大松来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他为中国总理的赏识所感动，欣然表示明年再来中国。
贺龙决定借助日本女排这次访华，推动全国的体育训练。经国务院同意，他让国家体委趁“贝冢”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现场会，委托李梦华赴沪主持，并转达他的意见：“大松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决不能丢掉我国‘快板’等优良传统打法。”“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也要以我为主，发扬中国的特点。”12月上旬，各盛市、自治区体委代表包括各主要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共320人，集中上海，边观摩、边讨论，对照日本排球队的训练，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和在运动队内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的精神。上海会议的召开，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全中国体育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比较世界最好水平，中国“三大球”的进步幅度，仍不尽如人意，无法同世界强队甚至亚洲强队抗衡。贺龙甚为焦虑。1962年春，贺龙在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郑重表示：“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
‘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他停顿了一下，以充满希冀的目光，望着在座的人员，语调铿锵他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1965年12月8日，在国家体委党委会上，荣高棠又转达了贺龙的话：希望我活着的时候把”三大球”搞上去。贺龙气吞山河的宏愿伟志，深深地感染了国家体委的负责人，也感染了中国体育界，成为体育界的共同誓言。
架设友谊的桥梁
贺龙常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在国际联系中，体育和文化艺术、贸易一样，往往是打先锋的。我们去搞体育活动，各方面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左、中、右派都好接触，有助于扩大我国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出于他们的政治偏见，竭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际奥林匹克组织的成员，并企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给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发展体育交往制造了许多障碍。
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九届委员会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了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成员的决议。但是，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未经全体委员讨论，把台湾的体育组织也列入了奥委会成员之中，企图在奥委会中制造“两个中国”。1955年6月，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等赴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代表联席会议，他坚决反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奥委会宣布：反对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参加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奥委会和有关体育组织在1958年6月至8月相继退出国际奥委会和各联合会，并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改正错误之前，中断同他们的一切关系。①9月5日，贺龙就这一事件发表讲话说：“体育运动对于沟通国际往来，增进国际友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几年来，我们通过体育来往结交了36个国家、5000多位国际朋友。??冲破了外交限制，和日本，法国、西德等国进行了体育往来。”“我们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国际体育组织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退出了凡有蒋帮代表参加的国际奥林匹克等10个组织。今年，我们更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拿出成绩给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看看。”体育界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使中国处于孤立地位。贺龙却充满信心他说：“原则立场必须坚持。我们绝不能做有损祖国荣誉的事。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孤立不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我们快10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照样兴旺发达了吗？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回去的。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谁能永远闭着眼睛说不存在？关键是我们要坚持不懈，在体育上搞出成绩来。”
1962年夏，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东道国为主持正义，拒绝台湾体育组织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但是，在洛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执委会无理决定：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要印尼为此承认“错误”，企图压印尼屈服。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毫不示弱，于1963年2月13日庄严宣布印尼退出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倡议召开“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他的这一义举，显示了亚洲独立国家的豪迈气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
6月26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在北京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贺龙被推选为筹委会主席。他在① 1979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中国全国性的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内。同年11月，国际奥委会经通讯表决，批准该决议。1980年2月，中国恢复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
大会上说：“新兴力量运动会高举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所以我们要大力支持。”他建议筹委会，为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组织选拔赛。他说：“得前七名的就参加，凡是水平低的，就不得参加。
我们支持新运会，但是要有水平，不能花了国家的外汇，去当观察队。”1963年10月初，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组成，共有14个项目的代表队，印尼体育部长马拉迪向中国大使姚仲明表示：中国由贺龙元帅亲自主持参加新运会的工作，我们对此极为重视。如果贺龙元帅能亲临新运会，将对新运会增光不少。10月26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正式邀请贺龙去印尼参加新运会。11月6日，贺龙应邀飞往雅加达。
10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当身着蓝色上衣、米黄色下装的中国选手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行至主席台前时，场内10万观众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国！中国！”
此时，印尼总统苏加诺情不自禁地与同他坐在一起的贺龙紧紧握手。
第二天上午，贺龙赴茂物拜会了苏加诺，并代表刘少奇主席向苏加诺赠送礼品。贺龙还先后会见了印尼各位副总理，武装部队参谋长等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为增进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第一届新运会于11月22日胜利闭幕。各国运动员在新运会上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和60多项本国纪录。中国运动员获得66块金牌， 56块银牌和46块铜牌。其中，黎纪元打破了最轻量级抓举世界纪录；李淑兰打破了女子射箭双轮30米的世界纪录。
11月23日贺龙回国。在他的专机上，搭乘了田径队和羽毛球队的十几名运动员。贺龙从前舱来到后舱，点着郑凤荣、倪志钦等人的名字，询问他们参加新运会的感受。倪志钦没有跳出好成绩，心情不好。贺龙安慰他说：“我知道你没跳好，老躲着我。跳不好没关系嘛。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下次就能跳出好成绩。打仗，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常胜将军是没有的。”
随着国力的增强，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水平的提高，新中国不仅同苏联、东欧和亚洲国家，而且同法国、西德等几十个欧美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体育往来。国家体委频繁地派出体育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加比赛。贺龙大都亲自审定这些代表团和运动员的名单，并对他们耳提面命。每有外国体育代表团（队）来访，只要贺龙在北京，他都要接见，热情地向客人介绍新中国体育运动发展情况，诚恳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不断地相互交往，使世界越来越了解了中国，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便发生了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14年间，由于他对发展体育事业有独到见解和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以及重视人才，任人唯贤，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不仅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并且为进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矗贺龙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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