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28章 坚持与期待 [第31页]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从这年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整整十年。期间，习仲勋先是在北京卫戊区被“监护”，之后又被下放到洛阳监管，过着既无党的组织生活，又无具体工作、监外监护的“流放生活”。在孤独的岁月中，他依然笃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顽强的意志，认真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解决。

　　■监护岁月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绝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受到冲击“靠边站”，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些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和坏分子，乘机煽动操纵群众组织，致使“派性”膨胀，派仗不息，武斗迭起，全国混乱局面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原来预计三年结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又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没有想到过”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想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无政府主义泛滥，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中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同时，指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

　　对习仲勋实行“监护”，是周恩来深思熟虑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他用这个办法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基于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制止造反派组织对所谓“走资派”的任意批斗和擅自“定性”，以结束许多老同志人身遭受摧残、安全得不到起码保证的状况。一九六八年前后，几乎与习仲勋同时被监护的许多老同志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万里曾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幸亏总理把我“监护”起来，否则，早就被斗死了。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是有限的，“监护”仍难以使习仲勋习摆脱被林彪、“四人帮”操纵的专案审查、非法审讯和政治迫害。

　　习仲勋在“监护”期间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又难熬的日子。他被关押在北京北新桥交通干校，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除监护人员送饭和有事来找外，很少能见到其他人，几乎与世隔绝。这里还住了些什么人，习仲勋一无所知。他仍然要接受专案人员的审查讯问，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所幸的是，监护所为他每天送来《人民日报》，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有时还可以在指定地点散散步，洗洗澡。习仲勋后来与人交谈时说：“监护所内的浴室也很特殊，每个喷头都用木板隔成单间，高达三米多，但下面却离地面约一尺，使洗澡者互不见面，防止‘串联’和相互通气。洗澡时只能看见小腿和脚，这种被监护人员的特殊‘见面’，谁也不知对方是谁。”为了锻炼身体，习仲勋就在小屋里转圈子，一边转，一边数，常常转到好几千圈，又倒回来。这七八年来，小屋成了他磨炼意志的小天地。

　　在监护期间，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以及他们直接操纵的专案组加紧对习仲勋的审讯和“定案”。习仲勋回忆说：“监护中悠长的岁月也是不容易度过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还不放过我，想方设法折磨我。”有一次，专案人员找习仲勋谈话，指责他写的材料不真实，交代问题态度不老实，并诬蔑他和台湾某人有联系，是里通外国分子。这两句用心险恶的话，引起了习仲勋的高度警惕。在那个特殊年代，如果被认定有里通外国问题，是完全可能被置于死地的。他意识到，这是有预谋的政治陷害，顿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愤而为自己辩护说，这纯属诬陷。

　　专案人员在审讯时透露出其中原委。原来他们出于给习仲勋定上“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罪名的目的，从敌特报刊和所谓群众揭发中搜罗到两件很正常的工作上的事情，有意无限上岗，欲置习仲勋于死地。【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一件事是，习仲勋少年时代的同学陈建中（原名程建文），一九四九年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担任了国民党评议委员，曾在台湾电台发表过策反讲话。陈建中与习仲勋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早年一起参加革命，后来陈建中投靠国民党，两人分道扬镳，彻底决裂。“四人帮”、康生控制的专案组却借题发挥，逼迫习仲勋承认与陈建中有联系，搞特务活动。习仲勋义正词严地说，过去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无法改变。对敌特报刊的挑拨离间，不加分析就予以相信，这正好上了敌人的当。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随朱德和习仲勋到东欧访问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习仲勋在民主德国参观柏林墙时，想越墙叛国投敌。专案组抓住这子虚乌有的事情，要习仲勋“老实交代”。习仲勋对这天方夜谭般的政治诬陷怒不可遏。他回忆了代表团访问的经过，连声说道：纯属无中生有！代表团的活动，完全受所在国政府的安排和保护，有众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陪同，这怎么可能呢？简直荒谬绝伦！

　　习仲勋对这两件诬陷他的事，义正词严，据理力争，专案人员只好不了了之。

　　在漫长监护的日子里，习仲勋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思念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志和战友，也十分惦念妻子和儿女。然而，他没有和他们见面的自由，只能望墙兴叹。他回忆访说：“我独处斗室，断绝了和一切人往来，连直系亲属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边的真实情况。”

　　八年过去了，他没有妻子和孩子们的任何音讯，更不知道他们的境况，上次见面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那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的妻子齐心，在习仲勋赴洛阳前专门请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后两人再没见面。他惦念着齐心，齐心也挂念着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齐心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与习仲勋没有“划清界限”，被康生列人五百人黑名单之中受到审查，在“五七”干校劳动长达七年之久。当时四个孩子都尚未成年。三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桥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安安到山西省运城地区临猗县临晋公社云冲大队插队，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小儿子远平和妈妈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上“五七”中学，初中毕业后，就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利，到工厂当车工学徒。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齐心于一九七二年冬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希望能与习仲勋见面。她在信中说，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仲勋了，请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我们在北京已无住处，请组织解决住房问题；存款也早已冻结，希望能解冻一部分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做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予以落实。

　　之后不久，习仲勋被专案组带到北京城里的一个地方，齐心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那里。见到习仲勋，孩子们一下子围了上来，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他八年没有见过孩子了，顿时热泪盈眶。面对两个女儿，他已经分不出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看着两个长大了的儿子，竟然完全不认识了。习仲勋离开家时，近平十一岁，远平八岁，这时已分别是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了。此时此景使他想起唐朝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中描写的是离乡老人回家时的感慨，这时他却是因为长时间未见孩子而不认识了。二十五年后，习近平颇为感慨地谈起了这次相见时的情景：“他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我，你怎么也抽烟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到第二次再见到我时，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我，并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烟，回去以后就用这个烟斗抽旱烟。’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孩子们关切地问这问那，还问到他在西安遭受批斗的情况，习仲勋破涕为笑，只说了一句话：“斗得不轻，但我的待遇最好。”

　　临别时，齐心特别告诉习仲勋说，这次能见你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和安排的。一九七九年春，习仲勋谈到当时听完这句话后的心情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泪珠。恩来同志处境困难，日理万机，却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在监护中的革命老干部，让我和久别的家人相见。”同时，“也爱护年轻一代，让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茁壮成长，这对在监护中的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

　　习仲勋在被监护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外，还要为其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言。这些外调材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也包括历史上和他有过某种关系的人。习仲勋在写证言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一些无理要求，他或严词拒绝，或干脆缄口不语。有人要他提供整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材料，他看出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坚决顶了回去。他对来自地方和基层信函调查的回复，更是一丝不苟，实话实说，决不见风使舵，不为政治压力所屈服。身陷囹圄的习仲勋，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先后四次为富平县委副书记常生春写“证言”，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正直的人格令人感佩。

　　常生春，陕西富平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陕甘边游击队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经济员。是年初夏，在照金苏区陈家坡战斗中负伤。“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硬说他负伤被俘投敌。为此，多次来人来函要习仲勋作证明。一九六七年九月和十二月，还在西安被军管的习仲勋，两次写材料详细说明陈家坡战斗的情况和常生春参加革命及加入团组织的经过，证明常生春没有什么问题。时过六年之后，造反派仍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再次要求他写证明材料。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和八日，习仲勋又写了两份证明材料。在十一月一日的证明中写道：“陈家坡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初夏。当时我和黄子文率领游击队前往耀县白区打土豪，行到陈家坡中敌埋伏，战斗一开始，黄即先行撤退，直到我负伤被俘和最后跳崖脱险，这一时刻中，未见到常生春，后来才知道他钻进梢林撤走了。常生春在陈家坡战斗中没有问题，不久就派到妇女游击队担任领导工作。”在十一月八日的证明末尾还补充写了一段话：“常生春一九三三年在照金苏区与敌作战中确曾负过伤（右臂或左臂）。这次战斗除有负伤人员外，没有阵亡的，也没有失踪的。所谓被俘的四五人，都仅半个小时就脱离了敌人，这说明这些人中没有投敌叛变的。当时在敌人队伍中，还有我们的党团员，所有这些情况，都能够随时得到他们的证明。因此，常在这次战斗中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他被俘过，也无投敌之嫌，否则，我不会和他谈话并分配工作。对被俘回来的战士，当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但是，康生对毛泽东的批示，采取了消极拖延的态度。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条战线全面整顿，许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全国出现了一派生机。三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在接受第三次手术前想到许多亟待处理的积案，他和秘书一起清理出来，并提出具体意见，嘱咐秘书抓紧办理。在此之前，周恩来审查阅改汪东兴、纪登奎写给党中央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时提出，由中央专案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整体查清”，“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这样，长期遭到监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杨尚昆和黄克诚等人陆续被释放。

　　习仲勋多次要求给毛泽东写信，却每每被专案人员无理拒绝。一九七五年春节后，迫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专案组突然通知习仲勋说，可向毛泽东写一封短信。并说：“最多不能超过四页，越少越好。”专案组还特别指明了要写的几个问题。当天，习仲勋就把给毛泽东的信写好交给专案组转呈。他在信中汇报了“文化大革命”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情况，认为自己“总算随着时代的进程熬过来了”，“使我真心接触到改造自己思想的实际，提高了想问题和看书学习的自觉性，特别是自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认真地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下决心坚持下去。”

　　事隔两天，专案组负责人到监护所向习仲勋宣布：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还特别对他说，你“犯有严重错误，所谓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那本书是反党性质的错误”。来人接着说，根据以上结论，可以解除监护，但是中央决定让你“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

　　十三年漫长的审查、批斗和监护，仍然没有摘去“反党”性质的帽子。此时，习仲勋虽感茫然和悲伤，但仍然坚信冤屈终有洗雪之日。

　　■流放洛阳

　　“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与其说是八年“监护”的结束，还不如说是异地流放。专案组给习仲勋选择的“休息养病”地点还是洛阳。之后，习仲勋在这里又度过了三个春秋。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习仲勋离开监护所的第五天，还来不及与儿女们见上一面，便由河南省公安部门两位处长陪护乘火车到了洛阳。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让夫人齐心与他同去，以照顾生活。当晚，他们住在洛阳市区的一个旅社。习仲勋提出最好住到离市区较远而又靠近农村的地方，以便接触工农群众，还想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去。

　　习仲勋这次到洛阳，由于问题的性质同上次不同，没有让他去洛阳矿山机器厂，而是将他“安置在矿山机器厂附近的耐火材料厂里，同工人住在一起，交给一个造反派头头管制，仍继续监视行动，但总算有了一定的自由”。从此，他继续过起“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的生活。

　　洛阳耐火材料厂位于洛阳矿山机器厂南侧，中州西路从这两个厂中间穿过。这个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发展冶金工业而自行设计、自行建设的我国第一座大型耐火材料生产企业。一九五八年建厂投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生产工艺比较先进、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颇具规模的中、高档耐火材料生产基地。“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企业是“重灾区”。一九六七年六月因武斗全面停产，持续一年多时间，一九六八年恢复生产后又出现严重亏损。此后，厂里派仗不断，斗争激烈，生产一度陷入瘫痪，只能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几。

　　习仲勋对这个厂是熟悉的，他曾于一九六O年五月到这里考察工作，并对当时正在修建的厂办公楼提出过建议。

　　习仲勋夫妇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生活区，住在一栋住宅楼的二层西房，面积仅有二十四平方米。房内南侧隔出了一问卧室，外面半间是过厅兼厨房，西面墙上有一个窗户。夏季。由于西晒室内温度特别高，习仲勋身体较胖，本来就怕热，因而格外难熬；严冬，室内温度很低，靠蜂窝煤炉取暖做饭，屋里充满烟油味，十分呛人。特别是窗外不远的电杆上架着的高音喇叭，整天响个不停，使他难以正常休息，心神非常烦躁。这一时期，习仲勋的工资已被停发，每月从厂里借二百元生活费，和其他工人一样，从粮站买回每人每月供给的二十九斤标准粮和五两食油。对习仲勋的这种不公待遇，厂里一些工人群众愤愤不平，而他却笑着说：“我看这就不错了，总比监护时住监狱好多了。”

　　与习仲勋相邻的民兵连长、电工师傅刘学忠，是习仲勋家的常客，有空也帮着干些活。但是，他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按照厂里的布置，监视习仲勋的日常活动，发现情况随时向厂组织部报告。许多年后，刘学忠说：“那时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是厂里的基干民兵，要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位邻居是个好老头。他关心工人生活，平易近人，说话办事都在理上。虽然遭受了十多年磨难，却从没听见他发过一句怨言。时间长了，我对他的感情也深了，从心底里同情他，热爱他，因而就难以履行监视职责了。”其实，真正负责监管习仲勋的是洛阳耐火材料厂党委副书记郭永太。郭永太原是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成了群众组织头头，后又当上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开始他对习仲勋态度傲慢，说话打官腔，不时流露出造反派习气。习仲勋很看不惯这一套作风，经常给他讲道理，教育他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之后，郭永太对习仲勋敬畏起来，遇事常向他讨教。在习仲勋的教育和影响下，郭永太立场逐步发生变化，很快与造反派分道扬镳。一次，习仲勋问郭永太：“如果林彪集团上了台，我要上山打游击，我要你给我带路，你带吗？”郭说：“我带。”习仲勋又说：“你如果报告上去，也不过把我押起来，一下子还杀不了头。而你顶多只能做这个厂的一把手，再也上不去。上去了，你也没有这个本事，你说对不对？”郭永太连声说道：对，对。习仲勋把监管他的人教育成好朋友的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流传至今。一九七八年六月，郭永太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而被免除职务。但是，已恢复工作的习仲勋没有嫌弃这位犯有错误的人，很长时间还与他保持着联系。当组织调查郭永太在监管习仲勋期间的表现时，习仲勋肯定了他的进步，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流放”的日子是漫长而难熬的。习仲勋热爱革命事业热爱工作，也热爱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此时他失去了享有这些的权利，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多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他的夫人齐心这样描述习仲勋这段生活的感受。

　　这时的习仲勋，由于被关押近八年，身体已不如以前，“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尽管这里的环境有些压抑，厂里有时气氛还有些诡谲，但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直率开朗的性格，每天生活内容主要有散步、读书看报和洗澡三件事。清晨，他起得很早，到附近的南村堤坝散步，锻炼身体。他步履矫健，走得很快，有些年轻人也跟不上。早饭后，到厂区职工澡堂洗澡，回来时顺便到厂宣传部借上一些书报在家阅读，路上遇见工人或农民群众便打打招呼，聊聊天。天天如此，周而复始。他这样有规律的生活，是基于两点考虑的。读书看报，关注国内外大事，使自己的思想不致在形势的变化中落伍；散步锻炼，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一则免得在困境中受病痛之苦，给他人增添麻烦，二则他想到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相信沉冤终有洗雪之日，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将来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工作重任。一九八二年，习仲勋年届七旬，仍体格健朗，精力充沛。他谈起在“流放”时锻炼身体的体会时说，那时虽然被下放到工厂，但还“可以和工人农民接触，同他们交朋友，说心里话，没有精神负担，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然后散步到七点半，每次走十八华里，风雨无阻。现在身体之所以好和健康，就是那时坚持锻炼的效果。恢复工作以后，就没有条件坚持这样做了”。

　　齐心由衷地佩服习仲勋超人的毅力。几十年后她回忆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一九七五年八月底，习仲勋专案组派人到洛阳，就拟好的一份审查结论草稿征求习仲勋的意见。结论说：习仲勋问题恢短“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而这个结论仍然维持习仲勋犯有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严重错误的定性。看到审查了十几年仍然回到以前的结论时，习仲勋尽管内心非常不满，又觉得没有再增加新的罪名，便表示基本同意。但是，他要求对结论中两段不符合事实、完全凭空主观推断的话作出实事求是的修改，并明确表示：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在这两段话没有修改之前，我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两段话，一段是说小说《刘志丹》是在他授意下写的，一段是说小说《刘志丹》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专案组人员仍坚持要习仲勋写出书面意见，表明基本同意审查结论草稿最后的结论，才肯带走。他们还特别说明，结论草稿待中央研究后再来洛阳征求意见。

　　遗憾的是，不久中国的政治形势又一次出现逆转，一场经毛泽东同意而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不得人心。它否定了邓小平在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批判和打击了一批坚持整顿政策的领导干部，使刚刚出现的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习仲勋的审查结论和他的反对意见，自然无人顾及，再一次冤沉海底。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

　　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九日晨，寒风凛冽，云雾蒙蒙。刚从南村大坝上锻炼回来的习仲勋，被低沉的哀乐声所震惊，一个撕心裂肺的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他顿时泪流满面，心情极其悲痛，回屋坐下后一时难以站立起来，好像天要塌、地要陷，大厦将要倾。七月六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八个月时间里，三位巨星陨落，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对领袖怀有深深崇敬之情的习仲勋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播出的那一天，他沉痛地给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发出唁电，并转邓颖超：“惊闻噩耗，不胜悲痛至极，不能亲临悼念，深为终生憾事。”当时一些人劝他不要这样写，他说，不这样写，老干部不会理解。除非把我关起来，不悼念总理心里过不去呀！

　　习仲勋是一位性格坚强、“有泪不轻弹”的人，洛阳耐火材料厂的职工却都知道他三次哭悼周恩来的事。一次是周恩来刚逝世后的一天中午，工人们听见习仲勋屋里传出哭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推门进去时，只见他面对周恩来的遗像失声痛哭。一次是厂里职工自发地在俱乐部设灵堂悼念周恩来，习仲勋和工人们一起默哀悼念，他泪流不止，泣不成声。还有一次是习仲勋经过厂门口，看到橱窗里周恩来的照片，边看你边流泪。有张是他和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照片。他给周围的工人讲述说，周总理在前边拉车，我在后面推车，这张照片把我抹掉了。为什么要抹掉呢？这是历史呀！他一时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

　　习仲勋对周恩来的感情极为深厚。三年后的一九七九年他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十分动隋地说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三年多里，想起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建树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朱德逝世后，习仲勋回忆起和朱德在一起的情景，给工人们讲述朱德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质。他说：朱老总心地善良，为人宽厚，经常教诲我们要抓紧时间学习，注意锻炼身体，才能做好工作，为社会主义贡献更多力量。他感叹朱总司令这些亲切的话语再也听不到了。毛泽东逝世后，他独自到南村的山上采了一束小花戴在胸前，默默肃立良久。厂里开追悼会没有通知他参加，他却胸戴白花主动地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深情悼念。

　　这一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四月上旬，他们把悼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的天安门“四五”革命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因此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天灾人祸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习仲勋忧心如焚。

　　从年初开始，洛阳耐火材料厂和全国一样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政府主义又一次泛滥，生产再次陷于瘫痪状态，当年产量下跌到二点八四万吨，亏损三百二十八点七九万元。习仲勋对一些厂领导和工人说：搞运动，可千万不能放松生产，国家的企业不发展生产，严重亏损怎么行，这样让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会削弱呀！

　　四月七日晚，习仲勋在楼下一个工人家里，通过收音机收听到天安门发生了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他顿时控制不住情绪，猛地起身拍桌子说：“胡说，简直是胡说，人民悼念总理有什么错？邓小平这个人我了解，毛主席都说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唉，中央又发生了什么事？”他像是在问别人，又好像是在问自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十月六日，在北京发生了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一消息，习仲勋最早是从女儿桥桥由北京写给他的信中知道的，当时这件事还没有公开，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接到信的第二天便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与他同去洗澡的一位工人： “女儿给我来信了，有大事，你看看。”这位工人对看别人的家信一时感到为难，习仲勋便催着说：“叫你看，你就看。中央把‘四人帮’逮起来了。不过你先不要外传，中央很快会公布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月十四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诸于世，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次日，习仲勋致信华国锋，热烈祝贺中巾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他在信中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团结在，托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尾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十月二十二日，洛阳市党政军民四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那天晚上，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仲勋亲自操刀掌勺和大家一块儿做了一桌饭菜，请来了邻居、朋友共同分享

　　从这一刻起，习仲勋像变了个人似的，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厂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建设。洛阳耐火材料厂要召开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运输科一位职工担心自己的批判稿写不好，习仲勋知道后鼓励说：我来帮你修改，应该深揭、狠批这些人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他接过稿子，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包括改正错别字。当他看到稿中将粉碎“四人帮”，为民平愤的“愤”字写成“奋”字的时候，迅即改过来，解释说“愤”是愤怒的意思，“奋”是奋斗、勤奋的意思，虽然音同，但义不同，不能混用。这位工人至今一直珍藏着习仲勋精心修改过的这篇批判稿。

　　■走出苦难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粉碎，使中国又一次走出了苦难，历史航船沿着正确航道前进了。习仲勋和亿万人民群众一样由衷地希望饱受动乱之苦的国家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生活秩序，当然也渴望自己的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

　　十年动乱，中国积累的问题太多了，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平反“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冤假错案，为无辜受迫害的干部恢复工作。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书面讲话中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同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客观冷静地思考过去的辉煌和失误，以极大的勇气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长期被封锁的思想政治和理论禁区开始突破。习仲勋在得知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心情极为兴奋。这时有人建议他向中央申诉，但他却想得更远，在和别人谈话中说：现在中央的任务重呀，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势力，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生活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统一战线、经济工作和文化事业等都有很多事要做。这些工作都非常迫切，我个人的事情还顾不上，但相信中央总是会解决的。

　　这时，家人和亲友也纷纷到洛阳看望习仲勋，劝他“赶紧快到北京，向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习仲勋说：“我相信党中央会弄清我的问题的。你要我去北京活动，买上一张火车票，去讨饭，这样合适吗？我才不呢。”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时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当全会公报通过电波传向全国时，正在收听广播的习仲勋兴奋地对周围的工人连声说道：“邓小平是人才，难得的人才，我们国家有希望了。”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上下要求邓小平出来的呼声很高，当时有人问习仲勋对邓小平的看法，他毫无忌讳地回答说：毛主席早有定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一九七四年初西沙群岛军民对南越军队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自卫还击作战，就是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决定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好，捍卫了国家主权。习仲勋在“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时，就直抒胸臆，道出人们心中的共同愿望，说明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也表明了他对邓小平的敬慕之情。在以后的二十年里，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以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才干，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不断引向繁荣和进步的事实，使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人们体会到了习仲勋当时的话是多么深刻和有远见。

　　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经历，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习仲勋感到自己向中央陈述问题的时机到了，便于二十二日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讲述自己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情况，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诉，请求党中央认真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二十四日，习仲勋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热烈祝贺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再次请求中央查清自己的问题，表示“一切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并说：“我今年六十四岁、余年不多了，但我的身体已近康复，还可以为党做点儿事情”，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粉碎“四人帮”快一年了，但习仲勋问题还未解决。这不免使家人十分着急。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同下找到王震，询问对习仲勋致信的处理情况。王震这时刚刚做过手术，正在住院治疗，热情接待了她们，并表示很快将情况向中央反映，督促问题尽快解决。

　　十二月，齐心又找到刚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胡耀邦此时身兼数职，主持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日常事务异常繁忙。当齐心来访时，他放下手头工作，耐心听取齐心的意见。胡耀邦非常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非常同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当即表示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胡耀邦说：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并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个人声望等方面公正地对习仲勋作了评价。叶剑英等也坚决支持让习仲勋尽快出来工中作。当齐心把王震、胡耀邦等人的话告诉他时，习仲勋感到莫大安慰，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习仲勋自一九六二年从中国政坛消失后，人们并没有忘记他，许多与他生死相依的战友和交往至深的故旧仍惦记着他。当人们得知他流放于洛阳耐火材料厂时，希望能去探望或带去一声问候。当时闲居洛阳的王兆相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兆相，陕西神木县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神府苏区的创始人之一，与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并肩战斗，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以“走资派”罪名，贬到洛阳工程兵干休所“休闲”。一九七七年十月，当他得知习仲勋的情况时，便约请来洛阳检查工作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武汉军区工程兵司令员王辉一同到洛阳耐火材料厂探望习仲勋。不巧这天习仲勋不在家，王兆相便在门口的报纸上留言，称习仲勋为同志，并希望下次能见到他。转身离去时，王兆相不觉心中一阵凄楚。他对王辉说：我在工程兵学院时也受批斗，但是比习仲勋同志好过多了，他被抓到西安等地批斗挨打，饭吃不好，睡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这十几年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二十多年后，九十三岁的王兆相将军回忆说：后来我和仲勋同志在出席五届政协一次会议时相遇，仲勋同志说，那次你给我的留条称仲勋同志，我看了感到真亲切，真高兴啊！

　　一九七八年元旦前后，著名歌剧演员王玉珍随剧团到洛阳为驻军慰问演出，当得知六十年代就熟识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便专程到住处看望。当王玉珍离开洛阳耐火材料厂时，工人们热情地把她包围起来，鼓掌请她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儿再走。习仲勋赶忙出来为王玉珍解围，他乐呵呵地劝大家说：让玉珍同志先走，她还有任务。要唱我给大家唱。一句话逗笑了大家，人们便用热烈的掌声欢送王玉珍。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一年，虽然还在深冬，但人们已感到了浓浓春意。

　　一月一日，习仲勋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对原来专案组的“审查结论”提出申诉。

　　春节期间，人们有闹花灯的习惯，这一年洛阳的花灯闹的格外热闹，习仲勋心情也特别愉快。他来到市中心观灯赏月，和群众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命运也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

　　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责成由一名省委领导负责，迅速将习仲勋接回省委并护送到北京。

　　习仲勋要离开洛阳耐火材料厂的消息不胫而走，虽然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央调他回京干什么工作，但他的住处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洛阳市委的人，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人，厂里的负责人都匆匆赶来为他送行。习仲勋喜欢这里的工人、农民，但他不习惯这样的场面，也不愿看到一些人趋炎附势的面孔，就躲在一个工人家中逃避这样的送行。

　　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派人到洛阳专程接回习仲 勋。二月二十二日，习仲勋乘坐的火车到达郑州车站，省委书记王辉在站台迎候，他一下车就和王辉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地说：“这是我十六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王辉告诉习仲勋：“按照中央通知，晚上回北京的火车票已经订好了，白天先安排在市区的中州宾馆休息。”

　　习仲勋说：“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已多年了，今天就让我在市区走一走，转一转，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好吗？”

　　王辉干脆地答应了习仲勋的要求，并陪同他到郑州市中心拜谒“二七”大罢工纪念塔。当习仲勋登上塔顶时心潮起伏，眺望四周，十分感慨地说，“二七”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接着，又到劳动公园祭拜长眠在这里的烈士。习仲勋动情地说，这里过去叫碧沙岗，劳动公园是冯玉祥为阵亡烈士修建的，安葬着不少进步人士，也有没有留下姓名的共产党员，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习仲勋经受了十六年磨难，刚刚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就来凭吊烈士，既有对昔日战斗生活的无限追忆，也有对革命先烈的无尽思念。

　　习仲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流放”时，关心工人和农民群众，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爱戴。二十多年后，这里的职工群众一提起习仲勋，仍有不少的话题。当时他每月只有二百元的生活费，却常常拿出钱来接济生活困难的职工。一位长葛籍职工，母亲有病需要注射庆大霉素，但一时买不起。习仲勋知道后，便用自己的生活费托人把药买回来送给他。习仲勋关心职工的事很多，其中有一件事令洛阳耐火材料厂的职工至今难以忘怀。事情是这样的：那时习仲勋看到职工上下班乘公交车困难，便不顾自己的处境，挤上公共汽车到市委反映问题。在市委门前，当他向值班人员提出要见市委领导被搪塞推诿时，便直言说：我是习仲勋，要向市委领导反映问题。就这样硬是见到了市委书记，说明情况，要求增加车辆，解决职工上下班乘车难的问题。由于他出面“为民请命”．使问题很快得以解决。洛阳耐火材料厂职工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亲切地称他为“倔老头”、“好老头”。

　　厂里的职工和街坊邻居，也很关心习仲勋的生活。厂党委书记展棠是一位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习仲勋简陋狭小的住宿条件使他深为不安，多次要厂里有关部门给习仲勋调整住房，却遭到消极抵制，无奈之下发脾气说：“再不解决，就把我的房子腾出让他住。”这样才给习仲勋调换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三室住房。厂里一些年轻小伙子经常帮助习仲勋买面粉、打蜂窝煤，理发师傅定期为他理发，医生也主动送医送药上门。习仲勋和工人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每到逢年过节，很多工人都请他到家里吃饭，习仲勋也把工人请到他家里吃饭拉家常。齐桥桥后来回忆说：“过年时请客的人家多了，我们和父母只好分头去参加。我父亲也常请客还人情，我记得我们子女来探亲时，家中做饭的人手多了，有时我们会整天在厨房忙碌。”

　　恢复工作后，习仲勋先后两次给洛阳耐火材料厂工人丁根喜写信，充分反映了他与工人群众的血肉联系。

　　离开洛阳耐火材料厂半年后，已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致信丁根喜，叙说别后思念之情。

　　丁根喜同志：

　　您好！工作忙吧？

　　我二月匆匆离开洛阳，又于四月初离京来穗，来后忙得连给您写一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很对不起，想您定能见谅。

　　兹趁农机学院胡世厚同志回洛阳之便，捎此信给您，我的详细情况由他面谈，这里不赘。您有什么事，只管来信，如有机会来此出差，定当热情接待，顺祝安好。并向智大姐及丁俊、丁敏、丁红小孩问好，忘记了大姐名字，请谅。

　　深知您是雪里送炭的好同志，绝非锦上添花的人，盼于百忙中来信见告近况，又及。

　　敬礼

　　习伸勋

　　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又给丁根喜写信说：

　　多日不见，甚念。您托李金海带来的十斤灵宝红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谢谢！请以后再不要让人带任何东西，这样花费不好，也使我不安。希牢记。

　　丁红、丁敏、丁俊他们学习和工作都好吧？他们都是聪明能干、上进心很强的青少年。祝他们健康成长，工作学习顺利！祝您和智荣花同志幸福安乐。

　　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工人不但经常给习仲勋写信，而且出差到北京都要去看望他，跟他说说心里话。洛阳耐火材料厂给他理过发的师傅，到北京找到中南海要看习仲勋，却被工作人员以“习书记很忙没时间接见”为由挡在门外，习仲勋知道后批评了工作人员，严厉地说：“对群众千万不要烦！”之后，习仲勋硬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了这位师傅，让他带去对所以工人的问候。自此以后，凡事到北京来看望习仲勋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

　　离开洛阳二十多年后，齐心回忆起那段日子时充满感情地说：“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