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23章 出任中宣部部长和国务院秘书长 [第26页]

　　在习仲勋的主持领导下，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在酝酿之际，习仲勋奉调中央工作。从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到一九六二年被错误审查，他在北京工作十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实现了宣传思想工作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之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制订了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为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和恢复经济的任务以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调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到中央工作。邓小平由中共中央西南局调回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调回北京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从中共中央中南局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从中共中央西北局调回北京，接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这就是当时盛传一时的“五马进京”。习仲勋时年三十九岁，是五人中最年轻的，比年龄最长的邓子恢小十七岁，比年龄较轻的高岗也小八岁。

　　党中央任命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原部长陆定一改任副部长。据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林默涵回忆：有一次，他同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中南海划船，看见毛泽东一家人坐在岸上。胡乔木便将船划了过去，向毛泽东问候。这时候，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现在派一个人来接替中宣部部长。是谁呢？就是习仲勋同志。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因此调他来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改任副部长。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体现了他对习仲勋的高度信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时接任陆定一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兼任党组书记，又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二十四个干事之一。一年后，习仲勋任政务院秘书长。

　　对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习仲勋是有思想顾虑的。他深知陆定一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宣传部部长，党的七大以前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党的老宣传了。他非常尊重陆定一，让这位老部长改任副部长，当自己的助手，总觉得不那么妥当。另外，他感到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宣传工作的经历，担心难以胜任。习仲勋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说，自己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文教委员会方面，中宣部的工作仍然以陆定一为主来做。毛泽东则给他讲了一个耍蛇人的故事。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一九五一年九月，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进而不断完善，到一九五三年八月，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习仲勋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宣传提纲得到中央的肯定，毛泽东两次亲自修改和补充后下发全国贯彻执行，由此开始了对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期间中宣部还加强了对报纸的改进和农村的宣传工作，加强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推动了科学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三日，习仲勋应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周扬之邀，到正在举行的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习仲勋从国际国内形势谈起，最后落脚到文艺创作问题上。

　　习仲勋首先强调了提高作家和领导者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并用西北地区作家的情况加以说明。他说，不少作家进城后写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挨批评就泄气，这和有些领导人批评不当也有关系，比如怎样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怎样通过县区基层干部联系群众，怎样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帮助作家解决思想问题，乃至具体帮助怎样写作的问题。他举例说明陕西作家柳青在创作小说《创业史》和《铜墙铁壁》过程中，党是怎样给予无微不至关心和帮助的。他指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个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茬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向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充分的时间。

　　习仲勋在谈到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皿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方法和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批评家要像园丁培植果树那样，细心耐心，认真负责，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茬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确的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百分之十的缺点，但不是泼冷水，而是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士气，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只要我们领导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来。

　　这是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教委领导职务后第一次在中央机关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习仲勋这次讲话在与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当时正确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繁荣文化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以后党领导文艺工作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九五四年五月，为了进一步整顿和改进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党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各级宣传机构、宣传网，开展经常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活动，经中宣部的精心组织和筹备，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五月七日习仲勋作《党的宣传工作为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而斗争》的报告，全面总结了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以来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及其他各项民主的社会改革运动，向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深刻的政治教育，普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努力开展了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选集等，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并开始建立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制度；逐步加强了对国家文化教育部门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在指导和推动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改革和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党对文化教育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个有力助手；从中央到县，各级宣传部门陆续配备了干部，进行了组织建设，并创造了不少新的工作经验。可以说，这几年来，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进行了如此规模广大而内容丰富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强调说：一九五三年是我国进人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为党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大意义。党的宣传工作在目前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斗争。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为贯彻党的总路线而斗争，党关于总路线的宣传首先要使全党的思想在新的水平上统一起来，使全体党员对自己的工作得到新的出发点。他说，要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管理，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提高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水平，加强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人民群众政治鼓动工作的管理，大力培养宣传工作干部，改善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五月二十七日，习仲勋作大会总结。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确实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们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扬了民主。会议的主要收获是：第一，解决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第二，对我们宣传工作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检查和整顿；第三，依靠集体经验和智慧，充实和修改了两个决议草案和总报告。他还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会议还有很大缺点，就是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充分；有意识地总结一些下层工作的经验，也做得不够。

　　这次会议总结了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三年来的经验，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顺利实现了第一次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着重于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宣传，配合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转向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宣传教育全国人民，统一了思想，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领导岗位上

　　当时，在全国经济恢复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从一九五三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相辅而行的两个轮子，文化教育工作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上。为此，中央决定加强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力量，习仲勋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协助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领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的工作。这对于不熟悉宣传文教工作的习仲勋来说，担子无疑是很重的。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任和鼓励下，他毅然担当起了这个重任。

　　习仲勋刚刚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时，正值国家教育部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而拟定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他参与了这项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教育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调整的原则：一是对许多大学的文、理、法学院或系合并，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二是将各大学的工学院和工科各系实行合并，组建多科性工学院，或独立出来专门成立工学院，基本形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专业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习仲勋参与领导了这项工作，还具体指导了一些大学的调整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组书记胡锡奎就调整问题致信政务院文教委，习仲勋十分重视，请示周恩来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复信胡锡奎：关于人民大学办学方针问题，经请示周总理，提出以下意见，即以现有财经、政法系科为基础，再求巩固和发展，暂不办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部分，本此制订一九五三年的工作计划；以后，财经学院可考虑并人人民大学；至于是否与北京大学合并，需等两三年后看情况再定。中国人民大学按照习仲勋复信的意见，对院系和专业设置作了调整，成为一所以马列主义师资和财经、政法干部为招生对象的综合性大学，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习仲勋主持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后，面对文化教育整体落后、观念陈旧、不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甚至与经济建设脱节的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基本理顺思路后，他建议中央召开一次全国大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会议。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并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这个会议。

　　一月十三日，习仲勋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九五三年文教工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全部文教工作必须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并很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总的方针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新一年文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整顿和办好高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新育，适应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需要；继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研究改进公费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缺点，加强城市、工厂、交通线、农林种植场的医疗卫生机构工作队；调整和加强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队伍，密切科学研究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联系，发展有关国家工业农业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勘测研究工作；提高劳动人民、特别是工矿区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和文化水平；大力整顿和充实文教基层组织，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克服混乱和不巩固现象；加强对外宣传及联络工作；继续进行文教工作人员的改造运动；加强文教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领导，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这次会议，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明确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安排部署了一九五三年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使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紧接着，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央一级文教机关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通过自上而下的检查，机关工作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如文教委发出的有些决议和指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过急过高，贪多图快，好大喜功。以扫盲工作为例，要求几年内完成全国扫盲任务，这个意图一传达下去，使不少地方计划指标定得很高，在教学方法上把部队的一套搬进工厂，搬到农村，固定四十人编一班，教学安排上以二百五十至三百个学时为限，突击完成任务，由此出现了假编班、假毕业的问题，有人为此患了神经病，甚至自杀。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方面要求过急，有的学校试图以四年时间学完苏联五年制的课程，每周教学时间多达七十至九十小时，翻译力量跟不上，教授体力支持不了，学生也消化不了，师生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急于把小学全部包揽下来，脱离实际地推行“五年一贯制”。戏剧改革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简单急躁和违法乱纪现象。

　　习仲勋认为，存在这些问题，都是由于领导机关不重视了解全面的真实情况，不是严格地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往往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仅布置多，检查少，而且很多事情只有布置，没有检查，只交任务不教办法，只问完成多少数目，不问这些数目是如何完成的。这样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许多方面贪多、图快，到处铺摊子，好大喜功，不讲究实际工作的效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迫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甚至把许多好事办成坏事。针对这些情况，习仲勋指出，整顿文教摊子，必须先有妥善的解决办法，然后再办，以免发生新的偏差。要调整组织机构和人员，如文教委员会下设的几个委员会，长期没有工作，党外人士意见很多，应加以整顿。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进落后的工作方法，减少会议，抽出更多的时间和人力，帮助下面工作和钻研更大的问题。文教机关党外人士特别多，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习仲勋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央文化教育系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顺利、稳妥地进行，也保证了文化教育各项任务的落实。

　　三月二日，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汇报了文化教育系统反官僚主义的进展情况，提出五点意见：

　　第一，要把反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不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除对个别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必须严肃处理外，对一般的官僚主义作风，都采取检查工作、教育提高的办法。方法应是自上而下，先从领导上检查起，再自下而上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时间要抓紧，但不作硬性规定，也不需天天开会，每周开一两次会议即可。争取三月二十日前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内把检查官僚主义告一段落，然后抽出力量分批到下面检查和帮助工作。

　　第二，要正确认识官僚主义的实际，加以分析，对具体事、具体人，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避免轰轰烈烈而又空空洞洞地乱戴帽子、乱找岔子，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这样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重点放在党内。党员干部应多做检讨，不要将做错事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党外人士听其自愿。只学习文件，不作当众检讨，特别不去组织他们进行检讨。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只要他们能够参加学习就好了。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人要求进行自我检讨，亦应表示欢迎，并帮助其提高认识。

　　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提倡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并注意实行合理分工，树立领导核心，建立必要的和考虑成熟的工作制度等。我们的一切工作如果缺乏正确的领导方法和科学的工作制度，是决然做不好的。

　　第五，目前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内应是集中力量反对官僚主义。不能在反官僚主义的同时，提出很多口号，提出很多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办不到的。如卫生部反对官僚主义走在前面，有些经验也是好的，但他们要把反对自由主义与检查医疗事故和反官僚主义平列提出，则是不妥当的。

　　三日，中共中央将习仲勋的报告批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参考。

　　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习仲勋对文化教育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深感很多工作仅靠文化教育委员会本身是难以解决的，需要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于五月十三日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召开文教工作讨论会，并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几位领导六份文件：一、《一九五三年全国文教工作计划》；二、《关于高等教育的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三、《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检讨官僚主义和对今后普通教育方针的报告》；四、《关于整顿小学教育的决议（草案）》；五、《关于中、小学教育中几个问题的资料》；六、《关于扫除文盲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此次送去的文件虽多了些，但为了集中地反映情况，使中央能够了解文教工作的全貌，似又不可减少。其中（二）、（三）、（四）、（六）是主要文件，可详审，其余仅供参考。我觉得这些文件还好看，不大费力，只需占中央一次会议时间就够了；其中很多方针问题，都已写在文件上，如经中央审核同意，只办一下批准手续就行了。”

　　毛泽东非常重视习仲勋的信，审阅了送来的报告和文件并批发全国各地和中央部门参阅执行。

　　在做好文教委员会工作的同时，习仲勋开始参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经济工作。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他两次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朱德、曾山、贾拓夫和有关部长、国家计委委员与各局局长出席的会议，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同意将五年计划中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年度计划则根据实际可能情况再定为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六月九日，他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二波、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出席的会议，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有关事宜。之后，习仲勋成为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小组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陈云（主持）、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贾拓夫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小组，并开始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习仲勋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周恩来总理身边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习仲勋接替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选，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为副总理，习仲勋为国务院秘书长。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继续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与同恩来朝夕相处，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十分信任习仲勋，支持他放手工作，多次对他说：“我们是好朋友。”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刚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即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总理和副总理分工问题。十月十五日，习仲勋出席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研究提出在原政务院机构的基础上建立国务院，设立政法、文教、重工业、轻工业、财金贸、通、农林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八个办公室，由罗瑞卿林枫、薄一波、贾拓夫、李先念、王首道、邓子恢、李维汉分任办公室主任，协助总理领导有关部门工作。三十一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宣布成立八个办公室，也等于八个“口子”，并决定不属于这些“口子”的部门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分工领导，习仲勋分管总理和副总理分工以外的其余十二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提出，为加强国务院的集中领导，大事要集中到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有些事情集中到他和陈云、陈毅、习仲勋处。之后，周恩来要去广东工作二十天时间，临行前的十一月一日，他向陈毅、习仲勋当面交待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习仲勋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习仲勋担任以贺龙为主任的编制工资委会（原名编制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要求编制工资委员会争取在三年内，有步骤地将政府系统中应该退休和转到企业、投考学校的各种人员，分别妥善处理完毕，初步做到在政府中定员定额。习仲勋与贺龙一起，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明确和落实了政府系统的定员定额，在废除工资分制的同时实行了薪金制，妥善解决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的员补贴和工作安置问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五月十日，习仲勋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国务院汇报会议，商议周恩来、陈云、陈毅和习仲勋在国务院的分工问题，决定不归各办管辖的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及其他例行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处理。周恩来要求：“各主管的同志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直接批办，不必传阅；不能解决的再由周（恩来）、陈（云）、陈（毅）、习（仲勋）共同处理和请示中央解决。凡带有综合性的事情，则由习（仲勋）根据分工范围分别批送各分管同志解决。”这就使习仲勋在整个国务院工作运转中处于中枢地位。习仲勋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在以后工作中敢于负责，竭尽心力，受到各方面的好评，被大家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在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秘书长初期，习仲勋同周恩来都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周恩来日理万机，常常忙到深夜，睡眠时间很少，第二天还要很早起来投入工作。作为秘书长的习仲勋，具体事务很多，一会儿开会，一会儿来人请示汇报工作，人员来往比较多。习仲勋毅然从西花厅搬到与之一墙之隔的工序厅北院，和几位副秘书长挤在一起办公。他宁愿自己办公条件差一点，多跑些路，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影响到周恩来的工作和休息。

　　习仲勋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小到会议活动安排，重要出访代表团成员名单审定，大到国务院部门体制的设置，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重要的外事活动等等，几乎凡是国务院的活动，都有习仲勋的身影。仅从《周恩来年谱》中撷取的零星资料就能看出习仲勋在国务院工作的情况：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批示将《每日汇报表》中记载的本日彭真召集各省、市负责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后，要求各地提供关于知识分子五个方面材料的记录，打印出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五、邓小平、陈毅、习仲勋、胡乔木审阅；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习仲勋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李富春、李先念、邓子恢、薄一波、罗瑞卿等出席的会议，商谈国务院新增部委的有关问题；五月十五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就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作出安排，这次会议决定成立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本建设、政法、综合七个研究体制问题小组，周恩来要求七个小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习仲勋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钱俊瑞等出席的会议，着重研究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习仲勋、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到郑州市郊区燕庄关虎屯农业社察看小麦长势，了解生产和社员的生活情况；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家档案局就党政档案的统一管理的报告批给杨尚昆、习仲勋处理，等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习仲勋在谈起这段工作时，还深情地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接任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同志的职务，接着又做国务院的秘书长，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

　　习仲勋在过去多年地方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学习，熟悉工作情况，周恩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事先听取他的意见。譬如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约请习仲勋、齐燕铭谈国务院机关的整风问题；十一月二十六日，约请安子文、习仲勋研究干部下放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向习仲勋、马文瑞了解北京市郊区的规划问题；十二月十八日听取陈毅、习仲勋、陈正人关于国务院组织机构问题的意见；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与薄一波、习仲勋、程子华、韩哲一姚依林等谈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八月三十一日，与贺龙、习仲勋、阿沛阿旺晋美谈西藏评叛和内部的民主改革问题；十月十三日，约习仲勋、万里、刘澜波等谈潮白河引水工程问题；十二月九日，约请习仲勋、杨秀峰、张际春等谈文教问题，等等。

　　由于习仲勋对民族、宗教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周恩来在处理西藏问题时，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周恩来委托李维汉、习仲勋同十世班禅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制定了《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等四个文件，为解决西藏平叛后有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期间，习仲勋同班禅这位已相识十余年的朋友进行了诚挚的谈话，帮他分析西藏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习仲勋指出：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发生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经过评叛改革工作，我们对西藏工作已经初步地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说，两个月来制定的四个文件，工作做得好，并对李维汉、习仲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习仲勋在工作中常常有话直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唯唯诺诺。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计划在首都建设十大建筑，筹建部门曾经计划建造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看到设计图纸，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①周恩来当机立断把同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砍掉了。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勋还亲自处理了一件重要工作，那就是防治血吸虫病。那是在一九五三年，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在一次大病后到江南休养。在休养期间，他了解到一些农村血吸虫病比较普遍，严重危害着群众的健康，影响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他回到北京后，就给毛泽东写信，并附送了材料。毛泽东当即把这件事批示交给习仲勋处理，并函复沈钧儒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习仲勋立即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研究处理这一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方各省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送瘟神》的诗。”

　　■建立健全国务院机关规章制度

　　政务院建立后，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已经陆续形成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机构设置的变化，对机关的运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特别是国务院秘书长后，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国务院机关工作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确保了机关的有效运转。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习仲勋主持召开国务院秘书长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关办公制度，确定每周五召开秘书长办公会议；设立机要办公室，负责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秘书长电报文件收发、分办、传阅立卷及打印事宜。从第一次秘书长会议开始到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习仲勋先后主持召开三十五次秘书长会议，对国务院秘书厅、机关事务管理局、外国专家局、法制局、档案局、广播局、人事局、宗教事务局、计量局、测绘局、参事室、文史馆、机要交通局、对外文化联络局、文字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编制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出国工人管理局等十多个单位的职能范围、机构编制、干部配备、工作计划、检查与总结等，做出了切实可行的规定，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从而使国务院机关日常工作得以严谨高效、紧张有序地运转。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例，这一时期相继颁发的《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的供给和生活照顾问题的通知》、《关于节省中央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行政经费的几项规定》、《中央行政机关固定资产管理试行办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简则》、《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用公家宿舍收租暂行办法》、《国务院直属机构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和预算文件审核批准试行办法》、《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办法》、《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的开支暂行标准》、《接待外宾须知》等各项规定和制度，都是在习仲勋主持下经过秘书长会议认真讨论修改后通过的，不少是习仲勋亲自修改、反复斟酌定稿的。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高登榜回忆说，在习仲勋的领导和主持下，“国管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础建设，设机构、定编制，加强组织建设，并且颁发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管理局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习仲勋工作细致严谨”，“对于国管局编写的每份简报，阅读得十分仔细，提出许多具体意见。他时常鼓励我们放手工作，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对一些不够成熟的设想和方案，他也不急于求成，而是提出让办法和措施在实践中检验一下，看能不能行得通，再全面推广”。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日第十三次秘书长会议上，通过了秘书厅“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时，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与总理办公室、秘书厅有关工作联系事项的规定”，协调了三个办公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次会议上，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以习仲勋、齐燕铭为正副书记的国务院机关党组，党组成员还包括常黎夫、张策、龚子荣、陶希晋、曾一凡、杨放之、刘墉如、李琦等。习仲勋要求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厅必须适应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发展，逐步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能，采取定期电话联系，健全报告制度，主动联系来京的正副省、市长，加强接待工作，为来京人员提供方便等措施，加强和省、市、自治区政府的联系，为基层服务，克服官僚主义。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勋还十分关心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括。三年困难时期，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机关食堂建立了生产基地，让干部职工自己动手，种地、养猪、磨豆腐，机关干部职工生活很快得到改善，受到大家的称赞。这个办法也迅速堆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对帮助机关渡过三年经济困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