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习仲勋传  第21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下） [第24页]

　　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致力恢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做好农业生产、铁路建设、林业绿化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做了准备。

　　■精心抓好农业生产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的重点之一。他除精心指导新区的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工作措施。

　　西北五省除陕甘宁边区外，绝大多数是新解放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有疑虑，不敢大胆生产，怕定高阶级成分和加重税收。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认为，“贯彻政策，是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的首要环节”。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年三月中旬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破农民的一切顾虑，积极生产”，并“及时颁布与贯彻执行了‘谁种谁收’，‘自由雇工’，‘自由借贷’，‘合理负担’，‘棉麦比价’等奖励生产提倡劳动的政策法令”。根据这些指示，西北各省的多数县份“先后召开农业生产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逐级传达和讨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布置实施”。新区广大农民“对于人民政府奖励生产的政策，渐有较深刻的认识，怕多生产。多负担，怕提高成分的顾虑已逐渐减少，因而生产情绪已普遍稳定”。

　　四月下旬，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十三次行政会议，检查总结春耕工作，提出下一步应该注意的问题。会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五日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组织工作组，派干部下乡，“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抓紧播种棉花和早秋作物，扩大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把政府的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和实际行动。

　　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小麦长势良好。为了保证做好夏收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名义，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令，指示各地“夏收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组织群众，抓紧时间，快收净割，速晒细碾，做到迅速‘麦人仓，草上堆’，避免风雹灾害，并注意割低麦茬，拾净麦穗，不使浪费麦草”，“组织选种工作，凡经群众亲身经验证明的优良品种，应即单割单收，保证纯净，提倡农户相互调剂品种”。要求各地组织“检查团或工作组下乡，直接帮助夏收，切实解决群众中的困难问题，特别注意解决裂、军、工属及鳏、寡无劳力者的困难”，“提倡亲帮亲，邻帮邻，‘赶麦场’，揽短工”，“把所有可能从事生产的男女老幼，都组织到夏收工作中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抓农业生产之细致，由此可见一斑。但不仅仅如此，从他处理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出现的旱情和随后出现的“饱”雨，更能见其工作的细致人微。六月后，西北地区出现了较大面积的旱情，七月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发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抗旱防灾工作。不久，陕西、甘肃及青海等地又普降“饱”雨，习仲勋亲自修改下发《关于加紧雨后抢种及锄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即抓紧时间，领导农民，发动变工队，突击抢种晚秋作物（谷子、糜子、荞麦、小豆和秋菜等），已种早秋土地，因灾、旱缺苗者应即进行补种”，强调：“这是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重点，务须集中力量，切实执行，并帮助农民解决种子、劳畜力等具体困难，争取迅速下种，不误天时。”他还要求：“部分沿河低洼地带，尚须注意修堤防洪，开沟排水，以免水灾。”

　　习仲勋在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还根据自己多年在农村生括的经验，十分注意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信贷问题。他深知，许多贫苦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灾、疾病时，发展生产会遇到困难，需要资金支持和群众的互相帮助。因此，在他领导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三年中，每年春耕前，都会及时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三位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贷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成立“农贷委员会”，“由同级的行政首长亲自负责，各有关部门必须依照规定职权，明确各自应尽的责任，密切配合”，用国家宝贵的资金“有重点有计划的扶助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增产粮棉繁殖牲畜”。他强调：“贷款必须以生产积极而资金困难的农牧民为主要对象”，“专款专用”，“有借有还”，“倡导自由借贷，组织群众自己的力量，实行互相调剂资金及解决部分生产资料的需要，以配合农贷更多的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问题。”

　　由于习仲勋正确细致的领导，农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实得比较扎实，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农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一九五。年粮食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产十二亿斤，提高百分之十，战胜了解放后第一年出现的严重灾荒。“通过领导生产，党和政府进一步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从生产上更加促进与巩固了民族团结。并且，经过一年农业生产的实践，进一步熟悉了情况，取得了经验，教育提高了干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陕西省召开农业生产会议。习仲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这一年在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还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如兴修水利，活跃借贷，改良种子，防虫防旱等，“更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而群众对我们最满意的也是这一件事，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看不到的，而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主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革命就是要办好群众的生产事业，而领导群众生产又是最实际最具体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他对来年的农业世生产形势进行了分析展望，认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条件会更好，要求各级领导做好充分的生产准备，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广大干部要用说服鼓励和典型示范的办法，“发动广大农民由过去‘没心劲’好好生产，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努力生产”，“培养劳模，推动生产”，“续活跃借贷，保证有借有还”和“组织自愿变工，开展合作运动”。之后，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会议，全面总结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工作，提出九五一年粮棉增产任务和工作措施。

　　为了顺利完成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生产任务及各项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二月十四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西北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的指示》，强调了做好农业生产特别是春耕生产的重要性，重申了几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要求各级政府抽派主要负责同志和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切实指导和推动春耕生产。

　　习仲勋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特别重视让农民群众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他在多次会议上号召农业技术人员要深入下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普及优良品种和先进耕作方法。他关心农业科技的发展，为此专程到武功县杨陵的西北农学院视察工作。

　　西北农学院位于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陕西杨陵。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农耕文明的先河。一九三四年，著名爱国人士于右任和杨虎城在这里选址创立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西北农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西北农业生产会议刚一结束，习仲勋就来到这里，同农学院的学生亲切交谈，向师生介绍国内情况和朝鲜战争的形势，介绍西北地区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的方针任务。他说，一九五一年西北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先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再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工业，繁荣经济；继一续巩固财政与物价的稳定，发展国内市场；正确地有步骤地发展合作事业，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特别是收购和运销农村土产。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好农业科学知识，说：“西北是广大的农业地区，将来要很大发展，其正确方向就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就要依靠我们的农学院来解决。”他强调：科学技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它。科学技术要实现它的伟大作用，又必须与群众结合，交给群众，经过群众的实践去实现它、证明它、充实它、发展它。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与群众结合，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学们学习时就要注意这个结合，如到农村帮助群众选种、除害，吸取群众中的生产经验等；将来到实际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习仲勋还关心农业战线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学院看望和慰问了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专家教授。

　　习仲勋还运用典型带动和组织群众的办法，在西北农业战线开展了爱国主义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他支持陕西省兴平县张明亮等四十七个互助组，向西北和全国小麦产区各农业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选留小麦良种）的挑战竞赛。国家农业部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号召全国小麦产区：“应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春耕生产的基础上组织互助组应战。”响应农业部的号召，陕西有三千三百个互助组，全国有八千五百个互助组积极应战。此外，西北地区还开展了棉花爱国丰产竞赛，造林、水利和畜牧的劳动竞赛，这些活动“大大地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各种主要作物的丰产纪录和全国小麦的最高丰产纪录”。

　　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陕西增长了百分之十五。为了表彰农业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九五二年新年刚过，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西北五省一市，包括九个民族在内的农业、水利、畜牧业的先进人物及部分工人、荣誉军人和机关代表等数百人，聚集一堂，交流农业等生产方面的经验。陕西小麦丰产能手史安福、陕北小型水利模范鲁宗明寺在会上介绍经验。

　　习仲勋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讲话。他指出：这次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就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西北来说是第一次。过去陕甘宁边区曾经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对于建设边区，发展生产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从来没有能够像这次这样，聚集了这么多民族和各方面的代表，开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今后这样的会，还要召开，各省、市一直到区、乡都要普遍召开”，“通过这样的会议，交流并推广好的生产经验，检查寻们的生产情况，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为今年的大生产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他希望随着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涌现更多的劳动模范。

　　习仲勋在讲话中，对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要更多的增加粮食，各方面都应集中力量围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开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种方法积肥，特别注意多养猪、羊和大牲畜，注意解决农具、耕畜鲁问题。青海、甘肃、陕南等地农具奇缺，要继续采取增加贷款、群众互相调剂和相互合作的办法去解决。他还指出：“西北多山地区，特别应该重视小型水利”，有计划有重点地修建蓄水池。还要积极防治病虫害，继续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推广优良品种，确保粮棉增产目标的实现。

　　一月五日会议闭幕，习仲勋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会上提出了依据群众自愿互利原则，大力提倡组织农村合作互助运动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国第一次农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随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逐步兴起。西北地区也同全国一样，一批农业互助合作组和互助合作社发展起来。一九五二年春陕西省米脂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六十三个，子洲县发展二十三个。到六月，西北全区已组织起互助合作组六十二万多个，其中有一百二十九个生产合作社，六百多万农业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有互助合作历史的陕北老区一些县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

　　习仲勋十分关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为了使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西北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分析运动发展的形势，总结经验，检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任务。六月六日会议结束时，习仲勋作了《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总结报告。

　　习仲勋认为：土地改革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他说：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农民生产的主要条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但并没有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全部问题。许多贫雇农甚至中农缺少牲口、大车和水车等主要生产农具，因此，“组织互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已经成为农民的迫切需要”。陕西的一些事例也证明，组织起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能较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习仲勋根据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多次指示和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论述指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或者任其自流发展，乃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习仲勋继续说：但农业社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那些不愿花“工夫”不愿做“细心的工作”，不准备通过较长时间去逐步吸引农民参加集体化的人，是不了解农民，必然脱离农民群众。他依据自己对农民的认识和深刻了解说：“群众哪里是可以去命令的呢？农民们说：‘秋后看’。要看事实，要经过他们自已切身的经验。很明白，对于农民只能‘逐步’‘吸引’。”习仲勋指出：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都要“以个体经济为基础”是“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的财产基础的”，“离开个体经济基础它们也就不可能吸引农民过渡到集体化去。不照顾个体经济过高过急地去要求农民，甚至粗暴地侵犯农民个体利益，当烈是错误的。”

　　习仲勋进一步分析形势说：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就叁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必须将农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发展慈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上。西北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状况还很蒲后，有些条件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变，必须努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组织起来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和司能的帮助，农村现有的生产能力就会得到提高，自身条件也会逐渐改善。只要确实把农村的全部精力用在这方面，四五年内使农业生产水平大体提高百分之五十是完全可能的。为此，农业互助合作应在两三年内，争取一般农业地区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劳动力确实组织起来；在互助组中，常年互助组争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则基本控制在试办范围内，每县试办一个到两个。他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是将来由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或主要形式，“但是，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并有充分的酝酿等”。

　　习仲勋强调：在今后两三年内，应首先积极地、大量地在所有农村推广目前在互助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应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力或牲口或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灭虫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产。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大有好处，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便利大量发展。看不起这种互助组是不对的。”他要求，各级干部对这种互助组应“不怕麻烦、不怕反复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困难。如果普遍地、确实地而不是形式地在两三年内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都组织到这种互助组来，就会给我们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继续前进打好基础”。习仲勋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应注意的具体政策。

　　新中国农业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岁月沧桑，重读习仲勋的这一段话，除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之外，还是会深深地为他对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所折服。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坚持这些原则，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许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点八，棉花产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由于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囤垦边疆，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西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剧增，开垦荒地二百多万亩，增修及恢复水利灌溉面积三百七十万亩，对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开始显现出来。

　　■建设交通大动脉

　　建设便利的交通，特别是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是发展现代工业、繁荣经济的先决条件。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发展交通尤为重要。解放前西北交通十分落后，“只有潼关到宝鸡四百四十四公里可用的铁路，和宝鸡至（甘肃）天水一百五十四公里不堪用的铁路，两项合计只占全国铁路百分之二点八四”，其余三省区没有铁路。一九五。年初，西北公路只有“国道共计四千八百零七公里，省道一千一百三十五公里，占全国公路的百分之二点三七”。由于交通的制约，需要的物资运不进来，大量的矿产和土特产品运不出去，直接影响着西北经济的发展。彭德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新疆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石粮到新疆要十余石军费”，就很能说明当时交通的困难状况。

　　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习仲勋一开始就把发展交通事业，主要是修筑铁路作为发展西北经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在向毛泽多报告一九五。年西北地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时，提出除整修天（水）宝（鸡）铁路外，还应“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因此，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明确提出：“交通是关乎整个西北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的先决的关键。今年着重铁路及公路国道之恢复改善与修建工作。”

　　九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研究三年经济建设计划时初步提出了西北铁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步骤：“在五年到十年内首应把天水到兰州再由兰州经酒泉到新疆的西北铁路大千线完成（如分段修五年左右可成，如一段修则须十年左右），同时应计划修成兰州经西宁再至西藏和兰州经宁夏而达包头及天水人川而达成都三条铁路干线，这四条铁路干线如能完成，则西北内部各省之间，西北与各大行政区及中苏之间的交通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西北铁路建设的重点还是完成宝天段整修和天兰段建筑工程，并积极向酒泉修筑。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应完成宝天段整修工程，一九五一年底天兰段工程应修通至陇西，一九五二年应修通至兰州。”

　　这个规划的提出，与彭德怀两次到新疆视察和指导工作，并亲自踏上青藏高原实地勘察是分不开的。习仲勋全力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以自己对西北地区的深刻认识，也为这一规划的提出付出了辛劳，贡献了智慧。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完善这个规划的时候，毛泽东也作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今乌鲁木开），不超过十年，愈快愈好的指示。彭德怀、习仲勋看到他川的主张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更加坚定了构筑西北铁路网的信心。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把铁路建设提到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重中之重，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行政会议，研究设立天水铁路委员会问题，并决定西北葺政委员会实行每星期五集体办公制度。在三月十日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集体办公会上，按照彭德怀提议决定，成童建筑工程局，派军队九万人修筑宝天、天兰铁路。

　　为了推动铁路建设，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召开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西北五省铁路、公路等方面的干部一百三十余人参加会议。彭德怀、习仲勋分别作了讲话，阐释交通事业在西北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习仲勋在讲话中说：“就西北地区具体情况看，地面辽阔，经济状况比其他各区都要落后，将来必须大力发展。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办好交通。”他要求交通事业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领导要经常深人群众，研究路局与沿线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办事情，都离不了发动群众这一条。要做好交通部门的工作，必须发动全体员工积极努力。在补修路基、桥梁、护路、养路等各项工作中，要吸收沿线广大农民参加。

　　这次会议确定：“为完成宝天、天兰段的工程，特组织工程委员会，领导工作，并依靠一野抽调十万大军担任土石方工程。”经过反复酝酿考虑并报经政务院批准，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领导宝天、天兰铁路改造和兴建工作，五月一日正式成立办公。

　　五月二十四日，习仲勋主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议，专题研究铁路工程有关问题，中央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中央铁道部苏联总顾问出席会议。会议确定西干局受中央铁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双重领导，“大体分工为：中央铁道部责解决该局工程业务技术指导及人员的配备，材料与财政审筹给等事项。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政治和党委工作的领导、针、政策指导、政治干部之调补以及当地劳力、器材（西不能解决的器材由铁道部筹拨）和土地的组织与使用”。会还决定：“由中央铁道部调派铁道兵团二、四、三支队前来加”。

　　按照这一协议，在以后的两年内，双方既有分工又密切系，高效地组织了宝天、天兰铁路的建设施工。习仲勋协调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抽调政工人员四十四名，分配到宝铁路沿线施工单位工作，并组织西安各界人士慰问修筑宝铁路的部队。

　　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思想认识不位，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各方面对建筑铁路工作的配合和帮也不够，有些医务部门甚至不接收筑路受伤的战士。为此，共中央西北局于九月四日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加强西北建铁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克服存在的问是“保证按计划完成宝天路全部改进工程及天兰路通车的艰巨务，同时用大力争取早日修通西北干线”。《指示》还要习各级党委必须广泛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认识修铁路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与人民经济生活的关系，积极予以各种必要的协助。农林部门要注意木料（枕木）的开发和供给，各地要注意协助解决人力、畜力及修路部队食宿供应问题。党委宣传部门和报社都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报道铁路建设中的英雄模范事例，并拍制影片，以教育群众和鼓舞筑路人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宝天铁路整修和天兰铁路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近十万人参加修筑工程，他们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艰苦努力，奋不顾身，对整个工程起了巨大作用”。“几个月来，各项主要工程已获相当成绩”。到一九五〇年底。西北原有的铁路均已修复通车。宝天铁路的整修和天兰铁路的建设进展顺利，当年分别完成土石方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五十。

　　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参加筑路的部队奉命休整，准备赴朝作战，施工力量成为突出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十八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关于铁路干线修筑工程的报告，批准了“召集陕、甘两省沿西北铁路干线的专员、县长会商有关民工动员组织工作的提议”。动员组织民工的工作十分艰巨，习仲勋主动挑起这一重担。随即他同彭德怀、张治中联名致电陕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市市长和陕南行者王任。电报说：

　　为提早完成天兰铁路工程，本会特决定十二月一日召开会议，希陕、甘两省主席、甘肃省王世泰副主席到会，西安市长、陕南行署民政处吴处长，陕西之渭南、商洛、成阳、宝鸡、绥德，甘肃之天水、平凉、庆阳、定西等专员及陕西之长安、咸阳等县 （市）长（正副只来一人），务于本月二十九日到达本会，并带如下材料：（一）你区之人口及劳动力统计。（二）按劳动力抽调百分之五，服工一年，是否 ’会影响农业生产，希调查带来一个典型乡或一个行政村的材料。（三）了解你区一个普通长工一年的实物 一．工资。（四）根据以上任务，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组织动员。

　　二十日，习仲勋又致电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甘泗淇，甘肃省主席邓宝珊等，称：“为商讨修筑天兰铁路及动员民工等问题，请王副主席（王世泰）偕同王国瑞同志，务于二十五日（星期六）乘机来陕。前经甘副政委面允给西干工程局抽派卫生处处长或副处长一人，亦请王副主席就近商决派妥为盼。”

　　习仲勋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同陕、甘两省有关负责人面对面地研究组织动员民工的办法和方案。这时，他正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酝酿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兵团政委，原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王世泰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

　　西干局成立后，由一野参谋长阎揆要任局长，白如冰任政委，他们都因原工作离不开而未到职，西干局一直由副局长高登榜负责工作。鉴于宝天、天兰铁路动员民工的任务艰巨，加之这时“中央已决定把铁路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北，准备用大力进行西北铁路干线工程”，争取一九五二年年底天兰路全部通车，西北军政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王世泰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王世泰欣然受命，他在十二月三日给邓宝珊主席和马鸿宾副主席的电报中说：“因赶修西北铁路，军政委员会已决定通过由我负责，此已不能变动。政府工作有各位多费些精力，则绝能顺利完满推行，我虽兼职但工作重点放在铁路上。”实践证明，对王世泰的这个任命是正确的。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磋商，动员民工方案终于确定下来。九日，习仲勋在陕、甘两省专员县长动员民工大会的总结讲话中说：

　　修铁路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天兰路，现在要动员民工代替军队修筑，动员民工比动员军队修路更难。我们要有意识地准备把动员民工变成为长期的铁路员工，更主要的借此动员民工机会，把这批民工训练成农村的骨干，要动员民工五万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时间三月开工，三月以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工地的调查，工具的准备，干部的集中训练，民工的动员组织，供应的准备，动员区域在沿铁路附近，由近及远，即甘肃天水、定西，陕西宝鸡、咸阳、渭南、商洛，其他分区不动员，集中开展，集中动员。动员民工要将道理讲清，不能平均分配摊活，要做到自觉自愿。

　　他要求每个民工大队要配备得力干部，“由西北局通知商办。大队以下一般干部要吸收农村的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并抽调一部分民大训练的学员参加”。

　　由于习仲勋的重视和具体细致的工作，各级领导“认识了动员民工的重要性，一致表示了信心和能完成任务”，并“在解决具体问题，在照顾国家财政和照顾民工生活原则下。也与路局取得一致意见，使问题获得解决”。二十六日，习仲勋又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动员民工修建铁路实施方案》。

　　一九五一年春天，有关专区和县在动员的基础上分别把参加修铁路的民工组成支队、大队和中队，支队有专员或地委部长一人担任支队长或政委，大队有县长或县委部长一人担任大队长或政委，中队有区长或区委书记一人担任中队长或指导员。由于组织有序，管理严密，大大提高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陕西组织了一万六千名民工，“于一九五一年承修宝天、天兰两线工程，三至四月先后开工，在全体干部、民工的一致努力下，原预计七个月的工程任务，四个月完成了”。同时，各队爱护公共财物，节俭开支，使“原需工程等费四百七十五亿四千三百万元（旧币），结果共计支出三百九十四亿七百万元（旧币），为国家省出八十一亿三千六百万元（旧币）”。

　　王世泰后来回忆说：筑路部队入朝参战后，解决施工力量的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依靠地方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解决施工力量。”“这一决定得到西北局和两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手梁有组织的行动，所以使得四千多人的队伍，施工起来井体有条。”“为了管理好这支民工队伍，我们还建议在西干局枯守民工部，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协助我们的工作。西北局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任命吴志渊、王国瑞任正、副部长。这一机构的设立，把民工组织纳入到正规化管理的范围，协调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为加快天兰路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习仲勋极力支持西干局的工作，经常听取汇报，为他们排忧解难。王世泰到西干局工作后，深人工地现场，开展调查研究。他发现施工中实行的包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层层转包，设计、施工“两张皮”，质量达不到要求；有的包商严重盘剥工人，打骂、体罚工人，工人劳动生产情绪低落。他提出废除包商制，结果遭到不法包商的反对和威胁，甚至煽动工人企图闹事。王世泰把情况汇报给习仲勋，得到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支持和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西干局的领导，维护生产秩序。西干局很快遣散了所有包商，重新组建施工队伍，实行民主化管理，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一九五〇年九月四日，习仲勋指示下发了《西北局关于加强西北修建铁路的指示》，决定抽调有能力的干部到工程局工作。指示要求：“工程局亦可成立铁路人员训练所，有计划的培养中下级技术干部，在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西北铁路学校，以培养各级铁路干部。”西干局遵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当西北局的指示，在天水创办了“铁路干部培训所”，王世泰主任校长，“主要培养对象是技工、初级技术员和具有中学、大学学历的青年，教师主要从一些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中选调。每期学员二三百人，开始时每期三个月，以后半年一期”，为修建铁路造就了大批人才，适应了当时建设的需要。后改为兰州铁路技术专科学校，有几十个专业，数千名学员。该校先后培养出五万余名各类技术人员，活跃在全国各条铁路建设工程。

　　天兰线原计划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完工。一九五一年底，宝天铁路改进工程顺利完成后，西干局提出争取天兰线提前通车，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事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习仲勋和与会同志的热烈支持。提前通车的意见得到中央铁道部批准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当即致电西干局全体职工：“我们听了王世泰局长的发言，知道你们在爱国主义的实践中，积极努力改进工作，获得很大成绩，并提出争取在一九五二年内通车兰州的计划，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兴奋，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在增产节约的总方针下，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如期胜利完成你们的计划而努力奋斗。”

　　为了确保天兰线提前通车计划的实现，习仲勋深人施工第一线，了解情况，当看到工程组织得很好，工人干劲很大时，他非常高兴。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四次行政会议上说：“天兰路工程进行得很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现正热烈进行‘三反’运动，在去年的工作成绩和‘三反’运动的胜利基础上，今年底通车兰州，是确有保证的。”

　　“在铁道部、西北局、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天兰路终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全线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十个月铺轨到达兰州。”十月一日，天兰铁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远在朝鲜战场的彭德怀发来贺电。习仲勋兴奋地题写了贺词：“庆祝修成天兰铁路的伟大胜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愿望，解放后三年就实现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完成西北铁路干线及一切必须修筑的铁路工程而斗争。”

　　西北铁路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公路建设也很有起色。一儿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修复被破坏的主要公路干线作出安排，四五月间又作出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决定，组织以军队为主的施工队伍参加筑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历经艰险，在世界屋脊上初步修筑了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为后来修通青藏公路打下了基础。

　　■提出和实施绿化西北的伟大工程

　　西北地区是我国风沙源头之一，由于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风沙严重，给当地人民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习仲勋生在陕西，长期在西北工作，对西北地区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绿化对西北建设和发展之重要。解放后，他十分重视绿化工作，倡导植树造林运动，促进西北生态建设发展。到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先后共植树九千余万株，扭转了数百年来西北森林乱砍滥伐的势头，并初步开始了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坚持这一方针，组织完成了一九五〇年植树造林二千八百七十万株的任务，推动了绿化大西北植树造林运动的发展。

　　这时要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首先要保护好现有的森林。只有刹住乱砍滥伐之风，保护好现有森林，才能调动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地方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定，一些人乘机乱砍滥伐树木。“一九五〇年前半年，陕西秦岭、马栏，甘肃小陇山、洮河、兴隆山、祁连山，新疆天山等林区，曾继续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在西安城南太乙宫一带、华山等风景区也发生了严重的毁林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大部由于社会上一般人存在着传统的轻林思想，一些机关部队从局部或本位利益出发，以伐木樵采或垦荒为便宜的生产对象，或由于解决建筑木材需要，盲目采伐，加以木商牟利，竞伐、滥伐、盗伐事情到处发生。‘拔大毛’、‘剃光头’，造成森林加剧破坏的严重现象。”为了制止这种现象，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六日发出护林通令，指出：“近有少数机关部队、群众团体，滥伐森林，造成不少损失。此种行为应即严加纠正。”《通令》严格规定：“一、凡防风、防沙、护堤、护路、涵养水源等保安林及名胜古迹、风景林木与土地硗薄、山势险峻不易造林地区之现有林木，一律严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机关、团体、人民亦有保护义务，不得擅自滥伐。三、个别地区驻扎部队，如确因自用木材无法购得必须采伐时，须经当地省级以上政府或林业主管机资核准并派员指导在指定地区内作修枝、择伐或疏伐。”《通今》还规定了择伐或疏伐的具体原则，及群众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区的管理原则，要求：“各地区、乡人民政府应指导当地群众，组织护林小组，订立护林公约，经常进行护林工作”，“凡护林有功者分别奖励，违法毁林者予以惩处。”

　　七月四日，习仲勋批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保护铁路沿线林木的指示》，指出：“铁路沿线树木，关系巩固路堤，防止水患，调节气候，直接间接对于农林水利都有裨益。”但仍有部分居民对爱护路树重视不够，时常发生折枝、掘根、砍伐、剥皮、拔苗等事情，亟须注意防止。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广泛宣传教育，禁止任总破坏，并应切实协助铁路工作人员分段养护，凡对于保护路树有功者呈报奖励，破坏者定予严惩。

　　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遵照《通令》指不，严禁滥伐滥垦，“普遍进行宣传，并逐步建立与健全林区管理机构。在行政领导配合技术指导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护林运动”。到一九五。年底，“全区已建立林管站三十二个，组织群众护林小组三百一十二个”。仅秦岭林区一处，先后捌立八个管理站，一百八十一个护林小组，订立民主护林公约爝参加护林群众达二千四百九十五人。有些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还组织了部队武装护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残败，护棚较有基础地区更进一步开始了封山育林。如宁夏省在全省林业会议及各界代表会议上，通过自一九五一年起封育罗山与贺兰山东侧提案，新疆省在迪化及哈密山区封山三万余亩。”由于坚决执行护林政策，“在秦岭北坡毁林最严重地区的破坏行为被停止”，“秦岭南坡，甘肃洮河、祁连山及青海、宁夏大规模的破坏也基本上停止了”。 “这可说是西北森林有史以来，从滥伐破坏走向护育的转折点，为西北林业工作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群众普遍反映道：‘如今世事不一样了，公家来管树，我们也有心劲栽树了’，因而激发了他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西北军政委员会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一年“西北区共造林植树三千七百零九万株，超过原定计划八百三十六万株”。同时经过一年的工作，“比较精确地了解了林业情况，并积累了一些经验，给今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习仲勋进一步加大对植树造林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一年一开春，按照习仲勋的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展开大规模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年“完成造林五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亩，植树二千六百七十六万株的任务，把西北林业工作推进一步”。并指出：西北林业“应以培植防护风沙、涵养水源的保安林为主，同时提倡栽植薪炭林以解决燃料问题，并注意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果木树及道路和城市树木。”强调：“各级政府要深入宣传动员，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进行活动，讲解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掀起春季植树运动，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和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进行植树，彻底纠正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轻视林业的思想”，注意解决植树造林中的具体困难。《指示》提出群众与公家合作造林，“按照自愿两利原则，有苗出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等价算股，按股分红等条件共同造林”的新政策。

　　由于政策措施对头，群众积极性高涨，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植树造林工作的成绩很好”，尤其是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出现了国家同群众“合作造林”的新局面，这种方式“与群众利益密切结合，林权划分清楚，栽植效率大，也易保护，因此大部成绩很好。”六十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仲勋和西北北军政委员会的这一政策，与今天所推行的林权制度改革何其相似！由此我们不能不敬佩他们当年的远见和胆略。

　　四月十七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共七章三十四条。二十三日，习仲勋以他和张治中的名义发布了实施暂行办法的通令。《暂行办法》明确划定了国有林、合作林、团体林和私有林的界限，再次重申古迹名胜、少数民族寺院、卫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生于悬崖陡坡及未达采伐树龄和封山育林区内之林木，一律严禁砍伐，还具体规定麓管理保护、采伐利用和奖惩抚恤条例。

　　根据《暂行办法》，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和有关部门矧后召开了木材会议和农林生产会议，规定了统一采伐办法，明确了地方政府的护林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政务院作出捌《关于适当的处理林权、明确管理保护责任的指示》，习仲瑚以他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转发了这个指示，要求各地结刽正在实施的《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和各省的实际情滴认真贯彻执行。

　　西北地区的植树造林运动起步比较早，对政务院林业部捌出的“全面护林、重点造林、合理利用”方针也贯彻得比较好，“各大中小城市都发动了较大规模的团体造林和群众植树运动”。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林业与农业一样取得了好成绩，涌现出许多造林防沙的先进地区和个人。年底在召开的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表彰了林业方面的模范人物和典型地区。习仲勋在会上就植树造林运动又提出新要求，号召一九五二年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运动：“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树运动，一年三千万株，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西北所有铁道旁、公路旁、河畔、秃山逐渐绿化起来。”

　　一九五二年春节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在二月六日召开了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强调：“植树造林工作在西北特别重要”，初步规划了东起陕北府谷，中经宁夏，西到甘肃河西走廊的三千里防沙林蓝图。这是西北林业建设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根据会议要求，开始勘测设计，筹划部署这一巨大工程。

　　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在西北兴起之后，苗木供给不足成为突出的问题。六月八日，习仲勋批示发出了《关于育苗采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营造防风防沙林、水源林、护岸林及铁路、公路两旁护路林地区的当地政府，更应切实加强育苗采种工作”，为来年的植树造林运动顺利进行提供保证。

　　七月间，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赴新疆迪化参加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此时正值盛夏，习仲勋在新疆工作了一个月，看到大片戈壁沙漠，深感绿化工作必须加快，对绿化西北也产生了新的想法。一回到西安，他就立即指示筹备召开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日，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青、新及西安市林业方面的负责人，各林场场长、各森林管理处主任、西北农学院林业教授。会议历时十天，总结了前三年西北林业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会议结束时，习仲勋作了《为绿化西北而努力》的讲话。这是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后，站在全局的高度，从长远发展的要求出发，所作的一篇卓有远见的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进一步论述了开展西北植树造林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指出：“在我们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的今天，林业工作，应该是我们即将进人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后林业工作的具体任务就是绿化西北。”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西北的林业工作者，不仅要认识西北的自然环境，还要用森林做武器来改造西北的自然环境，把荒沙地变成森林，使没有树的地方能长起树来。林业工作是全国经济建设中一项重要任务，在西北，更有它特殊重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风沙之害来源于西北，而甘肃、陕西的风沙又来源西北的西北。西北是黄河之源，也是黄灾之源。过去的西北是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这些水旱风沙的灾害为什么会这样逞凶呢？难道缺乏森林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吗？千百万劳动人民正盼望我们去领导他们征服这些凶恶的敌人。过去我们是向统治我们的阶级敌人进行革命，今后我们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向自然灾害进行革命了。

　　他根据这次去新疆所了解到的情况，指出：现在流沙逐z向内地侵袭，情况十分严重。宁夏阿拉善旗东部的流沙穿过兰山和狼山的缺口，正向东侵犯到平罗、磴口、中卫等地。沙越过贺兰山、穿过长城，甚至侵犯到甘肃的景泰、民勤、武威、永登等县。那里每年都有上千亩的良田被埋没。绥远伊克盟的大流沙，直到陕北榆林，成为“八百里金沙滩”。流侵袭到内地，每年被风沙埋没的土地也是惊人的。榆林市周围全部被荒沙包围，甚至侵袭到米脂、绥德。在新疆和甘肃西部都有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他还说：根据河南陕县水文站的记录，每年自黄河上游流下去的泥土就有四亿七千九百万立方米。游农田被冲坏，下游农田就要被淹没。所以征服黄灾不仅是西北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黄河下游千百万人民都注视着我们西北，中央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我们现在要订出计划，不仅是一个五年计划，还要订出几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正本清源，不仅要治理黄河，对于泾河、渭河、洛河、无定河等几个大支流也要治理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在总结前两年植树造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北地区植树造林的目标。他说：

　　考查上述一切灾害的成因，主要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破坏。要消灭这一切灾害，就要恢复并且逐步发展森林。经验证明：哪里植树造林哪里就能制伏风沙的侵袭，同时也能防止水土的流失。所以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工作者应该多动脑筋考虑这个重要问题，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西北地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逐年发展的植树造林运动。我们应该在三年来“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的基础上，结合西北情况，把造林和护林并重起来。什么时候能造，就什么时候造：什么地方能造，就什么地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防风林、水源林、护堤护岸护路林。

　　他充满憧憬地指出：“我们要在数千里的流沙线上，建造森林长城，要在滚滚河流的两岸和红土山上，到处种起树来。这样，我们的西北地区，就会变成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水旱风沙的灾害就会被我们逐渐征服。”

　　习仲勋在讲话中，还以华夏祖先创造青山绿水，留下汉桂、唐槐和汉柏等故事来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喜欢种树的，希望林业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在应该造林的地方瑚植起森林。他最后强调：林业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切实做捌“一人一把种”，“一户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种树”镧使群众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理，由群众自己来打下酬年大计的基础。他还提出：在农村日益发展的各种形式的劳制互助组织里，要增加采种育苗、植树造林这项任务。

　　西北地区的绿化工作，在解放初的几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需要数十年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不是短期就能收到明显成效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大跃进”糊动和“文化大革命”，使绿化大西北工程受到严重挫折，森林植被遭受极大破坏。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江泽民在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考察延安的报告上作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批示后，绿化大西北工程又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