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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简介: 唐甄简介
姓名：唐甄
国籍：中国（清朝）
年代：1630-1704
职位：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
唐甄（公元1630—1704年），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人。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中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为官仅10个月因“逃人诖误”而去职。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于远游，厄于人事”（《潜书·潜存》），虽生活贫困潦倒，仍然专心究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潘耒称其“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甄的著作尚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潜文》、《潜诗》、《日记》等，然除其中若干诗文尚存外，其余或已失传。 一、抑君富民的社会启蒙思想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 （一）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 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动乱、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则厉言： 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 他指出，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亦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 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柅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贷的盗贼匪寇。他说： 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 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也！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以与言治与。”（《潜书·柅政》）他进一步揭露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于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业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潜书·权实》），“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潜书·卿牧》）。 唐甄在对封建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动乱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 唐甄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政治主张。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天子虽尊，亦人也”（《潜书·善游》）。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众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总揽一切的绝对权势，因而导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的神圣光环，出现了“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不类于我也”（《潜书·抑尊》）的至尊威势。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必将导致君主势尊而自蔽，贤人退而治道远。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权势，才能避免政治腐败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他认为，抑制君主至尊权势，首先要加强提出公卿民众 政治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同时，还要在中央政府设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职官，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至尊权势，使他们敢于“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须自觉抑制自己的尊威权势，“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抑尊》）。在政治活动中，君主则要平等地对待臣吏百姓，“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潜书·善施》），虚心地接受臣民议政，“勿己之是，惟道之归”，“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潜书·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则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潜书·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潜书·去奴》），与民同情，从民所欲。唐甄严厉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权势，一味残暴不义，无道于民，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彻底摧毁君主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时，“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 唐甄还批判了封建纲常伦理，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初步民主思想。他指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但是，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却完全背离了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的社会作用；而忠孝仁义的“美德”“大伦”，却由于人们“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潜书·破祟》），而成为致人于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天下的动乱，人间的残杀。人生来本是平等相同的，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但专制社会却造成了人僮“亢而远之”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故唐甄强调，人们之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伦理关系上，都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伦理之祟，实现君民、夫妻、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同。这样，才能避免专制社会的弊端危害，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唐甄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 （二）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 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民众生活的困穷原因，还在于“为政者不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 唐甄指出，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 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 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 二、尽性事功的心性学说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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