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屠夫看世界  三 孩提时代(2) [第7页]

 三 孩提时代(2)

   “小孩子家，没人管的。”我不敢去，父亲给我打气。

  一次，我正沿街叫卖，迎面走来一位乡党：“碎崽娃子，还敢卖，看我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一惊，信以为真，扭头就跑，他在后面穷追不舍。一不小心，我脚下一绊，摔了个大跟头，踒了手臂，疼痛钻心，哭声撕心裂肺。杏儿没卖成，还得花钱接骨看病。玩笑开过了头，乡党买来糖果看望，父亲虽没说什么，乡党也落了个大红脸。

   尽管我们全家是麻子打喷嚏——全体动员，但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难以为继。人常言：“一个婴儿十亩田”，何况两个年龄尚幼的弟弟，家里实在无法抚养。母亲死后，曾经商议将小弟过继与人，农村宝贝男孩，能干力气活，顶门立户，消息传出去，便有多家来看孩子，其中亦不乏城里的人家。可二姑知道了，急急地赶来，死活不依。于是，二姑将小弟接到了她家，做起了小弟的亲娘。

  若干年后，小弟得知此事，埋怨家人为何不将他早早送给城里人家享福，却舍不得，留在农村受洋罪。

  父亲听后暴跳如雷：“早知道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当初就应该扔到尿盆子里淹死，还能容你活到今天，丢人现眼！”

   小弟命硬，终于活了下来。到了第二年，即1975年入冬的时候，二姑父突发疾病，必须住院治疗，家庭状况也陷入窘境，二弟又辗转送到了八舅爷家。男孩子淘气劳神，记得有一次，小弟趁人不注意，爬上饭桌，掀翻了热水瓶，烫得浑身是伤。八舅爷托人带话，父亲与我前去探望，买了两个新热水瓶带着。我们刚一进门，舅爷、妗奶言未开，先落泪：“孩子小小年纪，便遭此大劫。”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便宽慰，众人潸然。然几十年过去，终未见到小弟的“后福”，至今仍在乡下受穷拉烂杆，而我们高寨村前几年已经荣获“省级文明小康示范村”称号了。

   舅爷、妗奶年事渐高，小弟也一天天长大，愈来愈顽皮淘神。父亲担心将小弟长时间寄养在亲戚家里，尽着性子宠着、惯着，到时候谋生的本领没有，反倒学个馋嘴懒身子。于是，一商量便把他又接回到家里。

  从此，我的负担愈加沉重，早上、中午上学，下午顶替爷爷放羊，捎上镰刀、担笼，顺便割草。最多时，家里养了三只羊，五头猪。

   八舅爷、八妗奶是大大的好人，在村子里有口皆碑。可是好人难做，好人未必就有好报。张家谋担任长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在引镇包乡镇，做了八舅爷的入党介绍人。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八舅爷感激知遇之恩，勇挑重担，当了生产队队长，从此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带领社员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了个没完没了，没黑没明，最终“斗”瞎了自己的眼睛，基本丧失劳动力。步入古稀之年，连唯一的儿子都未能保全，其子在驾驶拖拉机犁地途中，刹车失灵，坠崖而亡，八舅爷老年丧子，媳妇改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莫大焉。

   八舅爷于我家有恩，眼睁睁看着老无所养，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时跟前连个端水送饭的人都没有，父亲于心不忍，遂将八舅爷、八妗奶接回家中，小心伺奉赡养。而小弟虽已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对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整日以赌为生，游手好闲，不思进取。

   高寨村的梯田多，土色红，瘠薄，所产红薯，个儿小，干面，味甜，似板栗，远近闻名。其蔓叶做酸菜，汤显红，比醋酸，色味俱佳，是半年最主要的副食。已故著名秦腔老艺人阎振俗先生的《教学》台词“萝卜缨子红苕蔓，窝浆水比醋还酸”。唱的就是此菜。

   进入冬季，人们称之为“冬闲”，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并不闲。土地结冰上冻，便到了给梯田施肥的绝佳季节。那时候，化肥极少，全部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农家肥是最主要的肥料。有一则笑话称：“干部见干部，前面‘日本’，后面‘尿素’。”说的就是日本尿素用完之后，其包装袋归了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干部们废物利用，又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老百姓是无福消受的。

   村子半坡半塬，梯田则全部在塬上，坡陡、路远，一个时辰来往一趟。拉粪是定额活，论“趟”计工分，每趟一分五厘工；一个人是拉不上去的，除非“气死牛”再生。生产队牲畜又少，倘若用牲畜挂坡，则每趟记一分工。我与姐姐凌晨睡梦正香，奶奶便叫，外边冷风飕飕，被窝温暖如春，就磨磨蹭蹭不想起来，装作瞌睡很死的模样。父亲不耐烦了，“啪”的一巴掌上去，揉揉眼睛，都醒了。戴上帽子，包上头巾，裹得严严实实，一人一根绳子，权当车襻拽车。开始很冷，不一会儿便暖和了，上坡时，屁股撅得老高，头几乎贴着地面，吃奶的劲都要使上。上完坡，满头大汗，卸掉帽子，热气腾腾的，仿佛刚从蒸笼中跑出一般。

   第一趟回来,天还未透亮,奶奶便将红薯蒸好了。这么香甜的红薯，过日子的人，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得留着换苞谷。吃完香喷喷的热红薯，才胡乱地抹把脸，背着书包，飞也似的去上学。跑出老远，才听见奶奶在后边喊：“跑慢些，小心绊倒！”

   小学时，一位同学叫利民，其父在公社食品站工作，背后人称“架子客”，和我现在的职业差不多，也是杀猪卖肉的。所不同的是，人家是公家人，当官差、吃官饭的，隔三差五还要到各村各户去验猪、收猪，根据膘的厚薄，把肥猪划分为一至五等，各等级价格不一。哪家喂了肥猪，备下上好的茶叶，买来“宝成”牌香烟，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迎财神似的捋顺得停停当当。

    “他叔，来了，快请屋里坐。”听到招呼，“架子客”一脚跨进门来，全家人笑逐颜开，递烟倒茶，一时忙得不亦乐乎，比见了亲爹还热乎。末了，“架子客”跳进猪圈，这个捏捏，那个摸摸，从衣袋里掏出纸和笔，飞快地划拉几下，“二等！”一家人便喜形于色，若验得三等、四等，主人便蔫了，顷刻耷拉下脸，怪这个怨那个，将刚才的热情抛到九霄云外。

   那时候提倡养猪，猪也分“口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肉却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说苏联变修了，故意刁难我们，给苏修还了账；还有人说发扬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支援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总之，大肉很紧缺，得凭票供应。大油、下水、骨头、猪血都成了紧俏物资，被有头有脸的人抢购一空，甚至连猪毛也被“学农学工”的学生做成了刷子。因为这个原因，利民在学校很有面子，老师们时不时地会从他那儿拉拉关系，走走后门，接点猪血蒸着吃，弄点骨头炖汤喝。

   当然，这点光我也能沾上。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好，经常受老师的表扬，一俊遮千丑，同学们都乐意与我套近乎。可平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吃肉的福分？然而农村人讲究“宁穷一年，不穷一天”。逢年过节，拿着供应的肉票，拉上利民，食品站的“架子客”们将刀子一偏，就能买到较肥的肉。那年月，食粮紧，没有人担心长胖，也鲜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类的怪病，自然而然，大肉就愈肥愈好了。

  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一年一次的缴猪了。

   拿到“架子客”的验猪票，我们起个大早，把肥猪喂了又喂，装上架子车，然后，带上奶奶精心准备的干粮，父亲驾辕，我拽车，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一路上步履轻盈，箭步如飞，心想，赶个早场，早早地缴完猪，街上再逛逛。遇到父亲高兴，偶尔还会“吼”几句光棍乱弹。待到了镇食品站，前面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原来，人们凌晨便开始排队了。没办法，只有耐心等待，好不容易缴完猪，结了账，日已偏西，饥肠辘辘了。于是，豁出去了，父子俩往食堂里一坐，也充当一回大爷的角色，美美地吃了一碗红肉煮馍，直吃得满嘴流油，满头冒汗。

   上小学三年级时,正值全国开展“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为了批判的需要，学校请人作报告，讲述《水浒》故事梗概。从小到大，从未听过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我被书里的故事情节完全征服，听完一遍不过瘾，于是产生了通读《水浒》的强烈欲望。

   瞌睡时便来了枕头，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搜寻了一部残缺不全的《水浒全传》，自己又看不明白，在同学之中炫耀。我便借来，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两遍。自此，我开始迷上小说，且一发不可收拾，至于以后报考北大中文系，大抵与喜读小说不无关系。

   农村人养牛，无形中受到牛的熏陶，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股牛劲，喜钻牛角尖。门中本家伯叫陆福善，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民国时当过伪保长，家中有不少珍贵藏品，可一场“破四旧”运动化作了灰烬，“社教”中又被订下大成分，从此家人不再读书，不再为官。我的祖先虽然读过几天私塾，但久不与文字打交道，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记得银票上的几个字之外，其他的都已经忘光了。家中唯一的藏书，就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了，我翻过几页，看不大懂，就提不起兴趣。然读小说上了瘾，又无钱购买，往往十里八村地赶着去借，一本难得的小说，读了一遍读二遍，读了二遍读三遍，直至烂熟于心。

  父亲常告诫我，不要看闲书。我说是课本，正经书，反正他又不认识。

   农村的冬天很冷，又经常停电。为了御寒，我们用废弃的搪瓷缸，缸底打上小圆眼，自制成小火炉，以玉米芯、小树枝作燃料，上学时候带着烤手。借一本小说不容易，有时天黑了，又不能从引人入胜的情节中自拔出来，就借着小火炉微弱的亮光孜孜夜读。当时还意识不到对视力的伤害，蓦然发觉，为时已晚，为后来“眼镜肉店”的招牌埋下了伏笔。

   学校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门办学，把学生分成学工、学农、饲养三个兴趣小组。农村没有什么工厂，所谓学工，无非是成立了一个木工组，修理学校破败的门窗、桌凳；学农，出身农村，父母本身就是农民，时常帮大人干活，镢头、铁锨、架子车都很熟悉，绝不会像城里的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把麦苗当作韭菜，胡乱发一番感慨；我喜欢小动物，学校买回一些小兔子，唇红，毛白，腿短，跑起来一蹦一跳的，煞是可爱。待兔子长大了，食量大增，青草、树叶、秸秆什么都吃，而且繁殖特别快。到了冬天，缺少饲料，连树皮都要被它啃光了。学校便发动学生到麦田里挖野菜、拔野草、甚至撅麦青，许多学生双手都因此冻肿冻烂了。

  学校还养了一头老母猪，很大，生育力也特别强，两年下五窝猪崽，每次都是十多个。

   老母猪跑圈子时，老师便叫上两位同学，每人手持一根小树枝，吆上老母猪，老师在后面背抄手跟着，到几公里之外的公社配种站配种。配种的过程老师是不让同学们看的，用老师的话说“不雅观”。但学生们偷偷地看，回来讲给其他同学听，大家津津乐道。猪公见到猪母，摇着尾巴，哼哼着先在头上、脖子上磨蹭，叫“耳鬓厮磨”，然后转到背后，嗅着，拱着，待母猪动了情，屁股自动撅过来，尾巴高高地翘起，猪公不再柔情，前蹄腾空而起，搭在猪母背上，使劲地晃了晃，片刻便没了精神。同学们最初的性教育就是从动物身上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