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 第二十四章新北平市长
一从石家庄到北平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在华北大地上空震响。战役进行过程中，叶剑英即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里，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彭真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赵振声（即李葆华）为第二副书记。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他们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
按照党中央的通知，从各地抽调的参加接管北平的干部，先到保定集中。
叶剑英于12月15日从石家庄到达保定，一面等待参加接管北平的干部前来报到，一面筹备建立接管组织机构等具体事宜。
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在保定举行。会上，叶剑英宣布了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的组成及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接管北平，意义十分重大。北平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也影响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我们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叶剑英对进城初期的主要任务作了简练的概括，这些任务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肃清反革命残余；动员力量，向城市输送煤、粮等生活必需品，力求保证对城市人民的供应；迅速恢复生产。他特别告诫大家：要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影响，防止少数人腐化堕落。
根据市委的决定，北平军管会下设物资和文化两个委员会，具体负责接管工作。物资接管委员会由戎子和任主任，文化接管委员会由钱俊瑞任主任。
叶剑英要求两个接管委员会的干部，认真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搞好对接管对象的调查研究，对哪个部门准备接管什么，被接管的单位在什么地方，里面有什么人员和物资，都要尽量搞清楚，不能打乱仗。他提醒大家，根据东北和其他解放区接管城市的经验，应该做到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不要搞得支离破碎。
从1948年12月下旬开始，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城西南的房山县。这时，国民党驻守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虽然已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但在军队改编等重要问题上，仍犹豫不决，观望等待。对此，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护文化古都，力争和平解放北平的指示，在继续同傅作义谈判的同时，积极做好攻城的准备。
叶剑英和彭真利用解放军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训练接管干部，组织大家学习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和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提高对全国形势与和平解放北平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军管时期的任务和政策纪律。叶剑英给接管干部作了几次形势报告，他说：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反动势力，特别是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武力解决，一是通过和平谈判，将国民党军队和平改编。消灭反革命军队是要消灭作为四大家族支柱的武装力量，而不是把他们个个杀掉。因此，用和平谈判、和平改编的方法，解决反动军队，同样可以达到消灭反动势力的目的，这与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一致的。①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讲话，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更加积极自觉地投入到和平接管北平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
这年底，叶剑英与华北军大学员李刚在房山县良乡结婚，后因感情不合于1955年离异。
①叶剑英在北平接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月2日。
二“联合办事处”主任
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同傅作义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获得了和平解放。接管大军随即移驻北平西郊的青龙桥一带，叶剑英则住进了颐和园内万寿山上的益寿堂。几天以后，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成立由中共和傅方参加的“北平联合办事处”，负责进行北平的接管工作。中共参加办事处的代表是叶剑英、徐冰、陶铸、戎子和。傅作义方面的代表是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叶剑英任联合办事处主任。
1月29日，叶剑英在颐和园景福阁主持召开准备进行北平接管工作的重要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前一天，叶剑英给傅作义写了一封亲笔信：“宜生先生勋鉴：联合接交机关拟于明日（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城郊开筹备会，请转告贵方参加人适时到会为荷。”①傅作义接信后，准时派出代表携带他的亲笔复函赴会。傅作义在复函中写道：“剑英先生勋鉴：一月二十八日大函敬悉，兹派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前往参加，即请查照，并颂时祺！”②会议开始后，叶剑英再次表示欢迎傅方代表同中共进行合作。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傅作义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着重申明“联合办事处”机构应该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双方在共同工作中，如果出现原则问题的分歧，希望朋友们要从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来理解我们。这种立场就是：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利益。第二，共产党人是履行诺言的，凡是我们通过了的决议，签过了字的文件，我们是坚决执行的。第三，我们愿意和真诚的朋友长期合作，并且希望有更多的贵方的有识之士同我们合作。如果能将北平的经验推广到太原、大同、南京乃至全中国，那就更好了。”
傅方代表频频点头表示赞许。郭宗汾说：“叶先生的讲话很谦虚、和蔼，所讲的几个原则我们都同意，回去一定转给傅先生。”
随后，叶剑英向郭宗汾等仔细询问了城内国民党军队、警察、特务的情况，了解了治安、交通、金融、粮食供应的情形。傅方代表提出联合办事处的性质问题，叶剑英明确答复这个机构属于工作机关而不是政权机关。③1949年2月2日，北平军管会从西郊进驻城内。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叶剑英同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华北局、北平市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队伍。2月12日，北平市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欢庆解放。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宣布北平市在军事管制的时期，要完成“系统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经常的秩序”等六大任务。他坚定地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下，在人民监督和协助下，坚决地为完成上述任务而斗争。”
叶剑英的宏亮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了中国已解放的地区和尚未解放的地区，传向了全世界。后来，毛泽东主席见到叶剑英，风趣地说：“我听收音机了，你那个讲话真是‘声①②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的资料。
嘶力竭’啊，为新政权呐喊，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劲头！”
三紧张接管
从2月初开始，北平的接管工作在叶剑英、彭真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叶剑英与市委、军管会的负责人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将接管工作大体划分为政权接管、物资接管、文化接管三个方面，并组成相应的机构进行对口接管。叶剑英同彭真一起，对接管工作从整体上实行有力的领导与指挥。在接管的指导思想上，叶剑英再三强调要依靠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他说，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工人、职员、学生、群众及一切进步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接管工作的支柱。只有紧紧地依靠他们，接管任务才能顺利完成。
叶剑英直接组织并参加了对旧政权机构的接管。首先接管的是旧北平市政府机构。1949年2月3日，叶剑英市长和徐冰副市长，召集旧北平市政府人员，宣布对市政府进行接管，并交代了中共的方针政策。2月4日下午3时半，在原国民党市政府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接管仪式。此后，叶剑英又有步骤地领导接管了各区政权，并先后建立起了各区人民政府。①物资方面的接管情况比较复杂。军管会所属的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的企业。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戎子和的汇报，及时掌握接管进度，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一天，叶剑英了解到这样一件事：西郊有一支骆驼运输队，大约有二三十人，靠从门头沟往市区运煤为生。中共方面去接管时，没有傅方代表参加，也没有带联合办事处的介绍信，只召集他们讲了一番话，宣布将运输队接管，让其照常运输。可是，第二天这几十人都跑光了。有的同志觉得一个小骆驼队，跑了也没什么。叶剑英却从中发现了问题。他责问接管的干部：“为什么不请傅方代表参加呢？进城之前，我们就已反复强调，要准备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而我们一些同志对此认识不足，习惯于自己包打天下。尽管有了联合办事处这样的组织。也不注意很好地去发挥作用，这不对嘛。”
叶剑英在同傅方代表的合作中，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注意策略的灵活性。每逢合作中遇到矛盾，他总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有理有利地予以解决。2月中旬的一天，戎子和在组织接管一座仓库时，遇到了阻力。他向叶剑英请教办法。叶剑英没有就事论事地答复，而是告诉他，在联合办事处工作，要多开动脑筋，注意方式方法，讲究策略艺术。既要充分发挥对方代表的作用，又要加快接管工作的步伐。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但在一些小的、具体的问题上，就不要同对方过于计较。有些对方认为有用而我方觉得无关紧要的东西，对方即使一时不愿交，也不要强求，将来都会变成我们的。
戎子和从叶剑英的一席话里领会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工作方法，并向参加接管的同志们作了传达，大家都感到工作的方向更明确了，工作进展也更为顺利。
接管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叶剑英总是要求参加接管的干部，加强政策纪律观念，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尽管如此，有时也发生一些问题。
如物资接管委员会财政部未经请示，接管了存放在荷兰领事馆的联合国经合①访问焦实斋谈话记录，1986年2月。
总署援华的一部分面粉，引起了涉外事件。叶剑英高度重视这件事，立即报告党中央，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然后，他根据中央指示，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致信经合总署的代表，义正辞严地反驳了对方对中共的攻击，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政权和物资方面的接管取得很大成绩。原旧政权下属的一些主要单位都被顺利接收过来。其中，有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系统和伪中央系统在北平的党、特、军、政、警等机关；有四大家族掠夺华北人民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各银行在平分行；有作为华北交通、联络枢纽的铁路、邮政、电讯全部系统。有石景山发电厂、炼钢厂、兵工厂等重要工业企业。被接管的职工及一些技术人员等，共9万多人。
关于文化方面的接管，虽然由军管会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具体负责，按系统按部门进行接管，但叶剑英感到文化教育部门的知识分子多，接管的政策性很强，因此，大小事情他都亲自过问。他反复告诫大家：对于知识分子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除个别反动的以外，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接收过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新中国服务。文化接管委员会每接管一所大学，他事先都要了解这所学校的历史和现状，一再交代要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妥善处理师生员工中的问题。一些大学被接管后，钱俊瑞前去作报告，每次报告的提纲，叶剑英都亲自审阅。他还定期邀集北平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他们讲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诚恳地征求他们对建设新北平的建议。被邀集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叶企苏（清华大学校长），张奚若、钱伟长等人。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北平市的知识界绝大多数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对接管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对清华、北大、戏剧学校、电影制片厂、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以及新闻出版等30多个文化部门的接管。
3月上旬，接管北平的主要工作基本结束。叶剑英于3月10日签署了《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处理旧人员和接管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3月份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如何把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北平更好地领导和管理起来，使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和北平200余万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为肃清潜伏特务及反动政权统治的残余，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同时，向军管会各部门提出了后续任务。
北平接收工作，历时3个多月，进行得稳妥、周到、顺利，没有出大的乱子。这是中共中央正确决策、领导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叶剑英、彭真及参加接管的广大干部忘我的工作以及傅作义方面的配合分不开的。北乎接收工作的成效，赢得了中外舆论的赞扬。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闻天地》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这个看法是对北平接收工作的一种客观而又公正的评价。
四整顿秩序，恢复生产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确定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办公。叶剑英于3月24日赶往涿县高碑店，迎接北上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25日，又与在北平的其他负责人一起，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
当叶剑英将主要精力转向城市的治理和建设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何创业兴业，使全市各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他同市委、市政府其他负责人研究确定，首先必须加强新生革命政权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机构。
市政府是北平市的最高执政机构。在如何建立新的市政府的问题上，有关部门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以旧架子为基础，加以改良和精减；二是另起炉灶。叶剑英坚持认为，按照马列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学说，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他和彭真对两个方案反复研究，感到第一种方案虽然较简便，但依然是“旧瓶装新酒”，如果以旧政府机构和人员为基础，组成新班子，其旧作风的残余很容易保留，无论怎样改良和精减，也很难完全跳出旧圈子。因此，倾向于采取第二种方案，以中共的干部组成新的骨干队伍，负责领导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同时吸收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原旧政府机构人员参加工作。叶剑英十分重视从旧人员中发现和选拔人才。在市政府4月份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他诚恳地说：“我们对于一切能为人民做事的干部，要尊若贵宾，若有人才被埋没了，未被发现，可以自告奋勇，申请担负重责，为人民挑一个更重的担子，我们是欢迎的！”在叶剑英的关照下，新的市政府留用了一批经过改造愿为人民服务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员。他们在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确定了市政府的建设方案并付诸实施以后，叶剑英又主持研究制定了《关于废除伪保甲制度建立街乡政府初步草案》。草案明确规定了彻底废除旧政权后过渡时期的城区（郊区）的政权组织系统和产生办法，城区和郊区的街乡按照这一草案规定，迅速将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建立起来。
衣食住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方面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同志们，一开始就抓紧了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军管会和市政府在进城前，叶剑英和彭真就指示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华北其他地区调运和储备了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进城后，采取各种方式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保证他们的生活需要，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金融货币政策。市政府按照中央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北平市本位币，以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冀钞）和东北银行发行的流通券（简称东北券）为辅币，对伪金元券实行收兑办法，并在市民中进行宣传动员，让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人民享受优待兑换。不久，又对银元实行了禁止流通、买卖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逐步稳定了北平市场物价，人民生活得到稳定并有所改善，从而安定了民心。
要使民心向党，安居乐业，还需要进一步整顿治安、建立革命秩序。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解次后，潜留了大批特务，散兵游勇、土匪小偷、银元贩子也到处为非作歹。加之流散在民间的武器被匪特利用，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些情况，使叶剑英焦虑不安。北平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必须迅速地有步骤地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名义发出布告，明确提出要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接着，陆续发布了关于“收缴一切非法武器”、“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以及“一切社会团体均须申请登记”等布告和通知。在发布这一系列布告和通告的同时，他和彭真领导警备部队和公安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和肃清暗藏的敌特，捕捉劫盗匪徒，处理散兵游勇。同时，开展号召反动党团人员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活动。到1949年秋仅半年时间，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查处散兵游勇3.7万多名。
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1.4万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枝和炸药。
初步解决了治安问题以后，叶剑英紧接着将改进交通秩序、整顿摊贩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当时，市内摊贩大都占据要道、路口等繁华地区，妨碍交通，时常引起车祸，并有特务坏人混入摊贩队伍，乘机捣乱，秩序十分混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搞好市政建设，叶剑英责成市政府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摊贩市场的情况，尽快拿出整顿的意见和办法。5月23日晚，他与彭真一起，专门主持召开了北平摊贩代表座谈会。会议一开始，他谦虚地称代表们为“先生”，说：“我们对摊贩还没有管过，我们还是学生，你们是先生，要同你们商量一下，如何管理。集中大家的意见以后，我们便去办。这里，我先向大家提一个问题。”他看了看众人，问道：“过去，国民党的市长们，国民党的市党部和你们开过会没有？对你们用什么方法管理？”
在座的摊贩代表们闻听此言，情绪一下活跃起来：“那些大官我们连见都见不到，还同我们开什么会呀！”
“警察宪兵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打我们！”
“他们对我们的办法是强制和压迫！”
叶剑英听了大家的意见，继续说道：“是呀，国民党不把人当作人看待，而是当作毛驴一样看待，说打就打，这是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只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真正把人当作人看待，尊重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接着，叶剑英深入浅出他讲了对摊贩进行管理的必要性，提出了整顿的明确要求：第一，位置要摆得适当，需要迁移的就选择地方迁移，有的可就地整理。第二，要有手续，登记，领牌照，要纳税。第三，摊贩们要组织起来。他说，“有组织则秩序容易搞好，且可以避免坏人侵入，什么事情都可以有秩序的办理。”
就在这次座谈会后，叶剑英根据同摊贩代表商量的办法，以市长名义发布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管理摊贩及棚户暂行办法》，对依法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牌照，按章交纳租税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经过整顿，全市4.2万户摊贩各得其所，秩序井然，既保护了摊贩的合法营业，又使市政和交通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市政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也就是把一个消费的城市改变为生产的城市。”叶剑英1949年4月在北平市人民政府第一次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这一番话，道出了他治理北平市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物质基矗而这个问题，对新生的北平尤为重要。解放前的北平市，经济凋零，生产甚少。解放以后，官僚资本企业已被没收、接管，变为公营企业。对私营民族工业则采取了保护的方针。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北平市的生产，叶剑英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遵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认真钻研经济建设和生产问题，循序渐进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叶剑英和彭真深入到各厂矿，调查研究，召开厂方、工人各种座谈会。
向工人群众、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对各厂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经过反复动员，广大工人和业主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他们抓紧生产，使工厂产品的产量迅速回升。
在动员生产的基础上，叶剑英领导市政府，进一步抓了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问题，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在公营企业中，强调对管理工作进行改革，克服部分领导者中存在的强迫命令、脱离工人群众等官僚主义倾向。同时，建立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贯彻群众路线。在私营企业中，着重根据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抓了劳资关系的调整，并实行了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双方有了合同约束，劳资关系逐步走上正轨。资本家和工人从思想上弄清了只有在生产的发展中才能使双方获得利益的道理，因而纠纷减少了，生产积极性也更高了。
叶剑英、彭真和政府有关部门还采取由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开辟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办法，从经济上对公私营企业给以实际的帮助，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困难。
为了解决“城乡互助，内外交流”问题，叶剑英紧紧抓住了沟通城乡贸易这个环节。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积极地发展同许多地区的贸易关系。1949年6月，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市政府工商局举办了工业展览会，邀请华北各地和其他解放区派代表团来北平参加，举行各种座谈会，交流情况，了解对方的需求。叶剑英在贸易座谈会上就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相互关系及贸易工作的重要性，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中，中心工作当然是发展工业；但要更好地发展工业，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发展之后，能供给城市以原料和粮食，能提高购买力，扩大市常在这里，城市要供给农村以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为了工业农业的发展，城乡必须互助。而工业农业经济，又需要经过商业才能沟通起来。
如果工农业产品没有销路，工农业生产就不能继续发展。因此，只有正确地指导贸易，发展贸易，去扩张销路，才能发展工农业。”叶剑英的这些见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当时北平经济建设的实际，对于正确地发展生产起到了指导作用。展览会开得很成功。北平市与各地成交了大批货物，开始建立了与各地交换物资的关系，扩大了北乎市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北平市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率有明显提高，私营企业的产值也有了迅猛增长。
叶剑英在大力抓好北平城区各项工作的同时，对北平市郊区的工作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倾注了心血。
解放之初，郊区的土地问题尚没有获得妥善解决。农民们对生产抱着观望的态度。叶剑英经过调查了解，责成市政府负责郊区工作的部门，尽快制订相应的政策。不久，市政府宣布了土地“谁种谁收”的暂行政策，安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政府给郊区农民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帮助他们购买农具、种子、牲畜、肥料等。同时，组织兴修水利，打井修井，抗灾救灾。清明节时，又发动群众植树，号召“一人一株树”，扩大城乡绿化面积。市政府成立了郊区土改委员会，俱体领导郊区土改工作。经过近1年的时间，市郊各区土改工作先后完成，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
五发展科学教育事业
北平市作为文化古部，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具有一定的基矗但是，要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来发展这些方面的事业，需要做许多艰巨的工作。
在教育事业方面，叶剑英同彭真等一起，首先研究了大学教育问题。1949年3月上旬，他们提出了“关于公立大学的几个方针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私立大学的处理办法”。对于公立大学，实行“抓紧思想领导”、“进行合并”、“迁移校址”等方针。对于私立大学，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有的和公立大学合并，有的继续维持私办，有的实在办不下去，若校方主动提出，可以实行接管。他们将这些意见向党中央作了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即付诸实施。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叶剑英提出。必须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和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以此为改造和发展北平市中小学教育的目标。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这一目标，市政府对各中小学采取先维持原状，按时开学，再有步骤地进行接管与改革。改革先从行政方面着手进行。在公立学校中实行机构精简，撤换思想反动的或不称职的少数教职员。在经济上做到公开、节约，杜绝贪污现象。在教学上，废止旧教材，使用新教材，增设新的政治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并逐渐建立起民主管理制度，启发学生树立民主自觉的学习精神，扫除国民党时代对学生实行封建法西斯式控制的现象。
为了团结并改造旧教师，市政府协助教联筹委会举办各种讲座、座谈，成立政治、国文、历史等学科的研究组织，并举办暑期学习会，将中小学教员集中起来进行短期培训、学习。市政府还对家庭贫苦或因家在外地而断绝了经济来源的学生，发给临时救济金，以保证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获得求学的机会。1949年6月上旬，叶剑英出席北平市中小学教职员代表会议，在讲话中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给予新的一代科学的、而不是愚昧落后的教育。二是要用新的道德来教育新的一代。三是要努力帮助农民及其子弟提高文化水平。他还要求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加强自身的学习，努力提高教育能力和水平。
在卫生事业方面，叶剑英领导市政府，重点开展了防疫、环境卫生、医药救济、学校卫生等工作。解放前，北平城内包括天安门广尝东西长安街等，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各级政府机关人员深入基层、居民中间，进行总动员，突击大扫除。在3个月的时间内，全市清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多年积下来的垃圾20多万吨，粪便20多万斤。与此同时，在城市和郊区对群众普遍进行了防疫注射，给5万多名群众进行了免费治疗。
叶剑英在北平期间，还出席了一系列全国性会议，并在这些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4月18日，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讲话。他重点向大家介绍了时局特别是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情况，同时要求青年一代发扬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愚公移山的精神，继续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作斗争。他还要求青年们讲卫生、讲体育、讲学习，努力完成历史赋予青年一代的使命。7月2日，叶剑英出席全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指出，文学艺术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担负起肃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教育人民的任务，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7月14日，叶剑英在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正式会议上致词。他提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科学家，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老实的科学态度，科学队伍要真诚地团结起来，积极地为人民工作。
六廉洁奉公
“政者，正也。”叶剑英在领导市政建设中，要求政府的工作人员正人先正己，搞好自身建设，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他自己作为一市之长，则率先垂范，克己奉公。不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不贪图物质享受，保持入城前艰苦朴素的作风。
有一天，军管会物资部长童陆生找到叶剑英：“报告参座，现在物资部分配得差不多了。我给军委机关分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些被服和办公用具，每个领导干部都分配一点，您要点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叶剑英这阵子忙于给各单位分配物资，自己从未想到要分点什么。
“我是正式向您报告这事，不是随便说的。”童陆生认真地说。
叶剑英抿着嘴笑了：“我是军管会主任，又是市长，领导接管了这些物资，怎么能自己给自己分配呀！”市长正式地作了答复。
叶剑英领导接管的旧北平市党政军机构的物资，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高级家具，有成千上万件毛毯、被服，还有珍奇古董、名人字画，他一件不要，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以实际行动体现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进城以后，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精神，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全体同志树立了榜样。
在廉洁奉公方面，叶剑英“以身先之”，也要求下属这样做，决不许任何人“以身害之”，即使是小事也不放过。市政府有一个留用的旧职员，经常看戏不买票，戏院很有意见。事情反映到叶剑英耳朵里，他一了解，这个人还有其他腐化行为。于是，果断决定将他开除了，并下令将此事登载在《人民日报》（北平版）上，以便教育更多的人。
有一次，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莫文骅，找到叶剑英，请求给警备部队值勤的战士们批几辆自行车。未想到，这点小事，叶剑英反倒认真起来。
“哪里有自行车？”
“警备部队守卫的一座仓库里就有一批车子。可战士们一辆也没有动用。他们成天跑路，能不能给他们解决几辆值勤用车？”
叶剑英沉吟了一会儿，说：“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很使我感动。
批一些车子给他们，以便值勤，完全应该。可是，现在要东西的单位太多。
我们军管会所属单位应该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宁肯自己吃点苦，也要尽量把东西分给别的单位才好。”他说到这里，用手指了指莫文骅，又指指自己，笑着说：“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不能私相授受啊！老莫，你说对吗？”
莫文骅觉得叶剑英的话十分在理，当即表示：“参座讲得很对，我们是应该高风格，先人后己。”
“我不批车子，部队不会有意见吧？”
“不会的。部队进城以前，进行过政治纪律方面的教育和大讨论，开展了‘评入城资格’的活动，觉悟都有很大提高。他们感到，能入城参加警卫工作，是一件十分光荣自豪的事。有些没被评上入城资格的战士，还哭鼻子哩。”
叶剑英听了，哈哈笑起来。
七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和谈
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迫使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虚伪的求和声明，企图用缓兵之计，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中国共产党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痛苦，同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4月1日，双方在北平开始谈判。中国共产党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代表有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
在这次正式谈判之前，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以他特有的谈判经验和魄力，在北平多次接待了南京方面的代表及有关人士，磋商和谈的有关事宜，为双方的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1月下旬，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派出他们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到达北平，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颐和园接见了他们，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黄启汉、刘仲华介绍了蒋介石下野的经过，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处境和政治态度。他们谈到：李、白同意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的“惩办战争罪犯”等八条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特意先派他们来北平同中共进行联络，表示“求和诚意”，希望中共方面能尽早与李、白进行谈判。李、白愿与中共达成默契，在京沪一带作战中与中共军队相配合，具体方案要等待叶剑英参谋长指教。叶剑英认真听取了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对他们表示：欢迎你们到北平谈和平谈判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虽然中共完全可以用武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但我们仍然愿意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他提醒国民党方面的人士要识时务，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才有光明的前途。叶剑英同黄、刘谈话以后，立即将谈话内容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回电，肯定叶剑英同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指示要加强对桂系军阀的工作，加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内部的分化瓦解。如果李宗仁、白崇禧确有接受毛泽东主席所提八条和反对美、蒋的真意，就应当采取切实的行动。据此，叶剑英再次同黄、刘谈话。商定刘仲华留在北平负责联络。黄启汉返回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见到叶剑英的情况及谈话内容。李宗仁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①2月上旬，叶剑英在百忙中接见了以大学教授和国策研究会人员为主组成的“南京人民代表团”。叶剑英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进行了友好谈话，要求其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作出自己的努力。中旬，李宗仁政府又向北平派来一个由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其成员是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代表团来平前，叶剑英即通知南京方面三条注意事项：（1）双方谈话要守秘密，非经许可不得向报界发表；（2）不准新闻记者随行；（3）以私人资格来平，不得代表政府。2月14日，代表团飞抵北平。15日，叶剑英到六国饭店会见4位代表。下午，设宴招待代表团和同机到达的全体人员。然后，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别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个别谈话。除和平谈判这一主题外，还有关于南北通商、通航、通邮、通电等问题。颜、章、邵、江都向叶剑英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①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回忆》，1980年1月。
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议和，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叶剑英对他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发动的和谈，是美国指使下的和平攻势，并无和平诚意。现在，蒋介石、顾祝同、孙科等正在美国策动下积极备战。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主张和平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发动战争、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现在要和平，必须在中共提出的八条基础之上，特别是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获得。叶剑英告诉他们，中共正在和各民主党派商量战犯名单及其他和谈的有关问题。一俟准备就绪，即将通知南京政府，约定时间地点，开始谈判。你们几位以私人资格先来商谈，中共甚表欢迎。
你们的意见，都将转达给中共中央。
叶剑英同4位代表商谈历时一个星期。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西柏坡接见了他们，就和平谈判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并请代表团转交给李宗仁一封信。2月底，代表团返回南京，被各界称之为“和平使者完成了使命”。4月1日，中共同南京政府经过3个月的反复联系、商讨的和平谈判，终于在北平举行。谈判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月1日至12日，双方代表就各项问题广泛进行商谈，其中主要的是战犯问题和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中共代表坚持无论和谈成功与否，人民解放军都必须渡过长江。
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中共代表表示可以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给予宽大处理。在谈判过程中，叶剑英还以北平市长身份，就北方和南方之间恢复通航、通邮及商业联系问题，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交换了意见，欢迎他们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4月13日至15日，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中共代表团在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经过双方会商，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中共代表团宣布4月20日为南京政府最后签字日期。
4月20日，南京政府决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样，叶剑英同中共其他几位代表的和平谈判使命便告结束。
南京国民党政府虽然拒绝和平，但它的下属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叶剑英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和机会，争取尚未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将领弃暗投明。他听说原国民党北平市警备司令周体仁，要求回云南老家，便设宴款待，并请他带信给过去在云南讲武学校的校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劝他认清形势，顺应潮流，靠拢人民。卢汉在昆明认真考虑了叶剑英的传话，并设法通过关系，与叶剑英取得联系。1949年冬，在人民解放军大举进军西南的情况下，卢汉决心起义。起义前夕，他派出亲信取道香港到达广州，向叶剑英汇报起义打算。叶剑英立即将情况转报中共中央，中央很快作了具体安排。
12月9日，卢汉率云南国民党地方组织、政、军系统成功地举行了起义，云南人民获得了和平解放。在云南起义前后，叶剑英还派人争取了过去在粤军中的老同事、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中将司令李振，在成都前线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军队在成都战役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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