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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 阎锡山小传 [第4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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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 阎锡山小传
阎锡山，字伯川，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永和堡。其父阎书堂，字子明，是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其母曲月清，在阎锡山6岁时病逝。继母陈秀卿，因以不养前家子为条件才过门，所以阎锡山从小就离开父亲到外祖母家生活。他9岁入私塾，先后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虽然他受到外祖母的疼爱，但总因寄人篱下，而被人歧视，所以阎锡山自小性格就沉默寡言，躁静不定，有时顽皮难驯。他16岁时回家成亲后，就随父亲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父亲指导他学习记账、算息，稍有经验后就外出讨债，在“虎市”（即金融投机市场）上探听行情。两年多后，他就成了一个精明细致、惟利是图、投机钻营、巧取豪夺的高手。尽管如此，1900年，他家还是在一次金融交易中彻底失败，钱铺倒闭，还欠下2000吊债款。为了逃债，阎锡山随父流落太原。为了生计，阎锡山当过店员，做过清军中的伙夫，吃了不少苦头。这时他心中总想找个机会谋个一官半职。 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新式武备学堂，投考新式学堂，就成了阎锡山圆其做官梦的一次机会。他抓住此机会参加了招生考试，初试时写了一篇《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口试时他又应答如流，态度谦恭，颇被赏识，因而被录取。1904年7月，阎锡山等人又被清政府选送到日本学习陆军。到日本后，他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技知识，其间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并加入了同盟会，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06年，阎锡山从振武学校结业后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次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为第6期生。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毕业返国。他探知山西新军第43混成协协统姚鸿法之父姚锡光在清政府陆军部任左丞，回国时特意绕道北京谒见姚锡光，谎称自己是留日归国学生代表，施展出他阿谀奉承的伎俩，姚锡光于是写信给其子姚鸿法，授意对阎锡山予以关照。这样，阎锡山一回太原，便担任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三个月后升任监督。其后，他又在太原的五大衙门大肆活动，晋见抚台、藩台、臬台、学台和道台，拜访咨局议长梁善济等上官，并同梁善济的门生邢殿元订“金兰之交”，以期得到梁的青睐。果然梁善济到处为阎吹嘘。他又得知标统夏学津是山西巡抚丁宝铨的亲信，就设法与夏接近，经夏介绍成为丁的门生。他活动于清庭官场之间，很快为自己的升迁铺平了道路。这年10月，他又参加清政府陆军部门举行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考得陆军步兵科举人，被任为陆军第86标（也称第2标）教练官，相当于副标统，而标统正是夏学津。当时山西驻军为一个混成协，辖两个步兵标（即八十五标和八十六标）、骑兵、炮兵各一个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归山西陆军督练公所节制指挥，公所总办就是曾任混成协协统的姚鸿法。第二年，由于丁宝铨和夏学津二人被参劾而离晋，阎锡山升为标统。此时阎锡山一面与清庭官吏和地方权要勾结，取得清庭信任；一面又以同盟会会员和“铁血丈夫团”成员身份，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织，培植亲信，并结交不少革命党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消息传到山西后，太原和晋南、晋北的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山西巡抚陆钟琦和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看到这种情势，大为惊骇，立即调动兵马加强防备。10月25日，陆钟琦又在太原召集军政大员会议，决定将分驻各地的巡防队调集太原，将倾向革命士兵比较多的第85标黄国梁部调离太原，以防意外。 阎锡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了解内情。会后，他立即召集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等革命党人开秘密会议，决定部队不离开太原，领到子弹后即发动起义。10月29日，太原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巡抚署，击毙巡抚陆钟琦，取得胜利。在太原起义成功当天，阎锡山、温寿泉、张树帜等曾在阎锡山的标本部开会，商讨过都督人选。阎锡山主张选姚鸿法为大都督，理由是：一、姚鸿法原任第43混成协协统，是自己原来的直接长官，办事较方便；二、如起义失败，姚的父亲任清庭陆军部侍郎，事情好缓和。大家一致同意，并推温寿泉与姚接洽，但姚坚辞不允。温寿泉回报后，大家主张选阎锡山为大都督。 选举大会由咨议局长梁善济主持。阎锡山、温寿泉相继讲话说：“清政黑暗，专制已久，国是日非，民不聊生。我们早有革命思想，因为时机未到，所以没有行动。现在武汉、西安已经起义，全国震动，良机难得，不可失去，因有这次的山西起义。”演说完毕，就发票选举都督。选举中，张树帜发觉有选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便立持手枪跳到主席台上，将梁善济挤到身后，大声号召说：“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粱善济见势不佳，从后门溜走。张树帜又大声号召说：“应当推选温寿泉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通过。这样，阎锡山当上了山西大都督，年仅28岁。 阎锡山任山西大都督以后，立即组织山西执政政府，委派各部负责人，发布安民告示。他将部队整编为四个标，设东、南、北三路总司令，另建一个前敌委员会。令一部扼守娘子关，把守要冲，又令一部攻打雁门、大同、临汾、运城等地。同时一面派人前往北京与清庭联络通融，以期缓和局势；一面派人到武昌联络义军，争取军事援助，以防备清军兴兵讨伐。果然，清庭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以图镇压革命。不料吴禄贞早已是革命党人，乘此机会与阎锡山会晤于娘子关，商定成立了“燕晋革命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和张绍为副。两军相联，公然打出反清旗号，并决定会师北京，推翻清朝。此时正在湖北指挥清兵与革命军作战的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闻此讯，气急败坏，对二人恨之入骨，以重金收买吴的旧部周符麟将吴刺杀。联军一时群龙无首，立即瓦解，不久，阎锡山则率部撤回娘子关。不久袁世凯回京后派兵进攻山西，娘子关失守，阎锡山率部撤出太原，一路攻入包头。 1912年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阎锡山见大势已定，便率部返晋。谁知袁世凯仍记前嫌，说他在清军进攻山西时弃城出走，不承认山西是起义省份，电令其部队不准擅自行动。阎锡山又开始了他最擅长的钻营活动，他找到和袁世凯拜过把子的定襄县董崇仁，邀其随员入京星夜拜见袁世凯，表达自己竭诚拥护袁世凯之意；同时派人到上海找孙中山求援。经两方面的努力，袁世凯才同意阎锡山为革命党人，并任其为山西都督。阎锡山才得以重返太原，坐上第一把交椅。当时，山西的新旧两派倾轧较烈，阎锡山玩弄两面三刀，对同盟会则拥护共和，对袁世凯则支持立宪。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阎锡山被选为参议，可是他表面上应付孙中山，暗地里向袁世凯周围的亲信行贿，还不惜将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往北京长住，表示向袁世凯送押了人质，以取得袁世凯对他的信任，并巩固了他在山西的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把各省由原同盟会会员任都督的人大都撤换了，只留下山西的阎锡山和云南省的唐继尧未动。同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马上执行，三个月内将山西全省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了，自己也声明脱离国民党。第二年夏，袁世凯改各省的都督为将军，阎锡山被任为同武将军，管理山西军务。从此他完全投靠了袁世凯，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并在全省军政机关中安排自己的同乡和亲信，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袁世凯的称帝心理此时无限膨胀，一时各省劝进之风弥漫，阎锡山争先请愿，三次致电北平，说什么“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今日改定君主国体，正全国人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其关系中国前途治安更巨且大。我大总统为4万万人所托命，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并指示山西商务总会和各处票号，假借山西公民等名义分电请愿，早废共和，而立君主。果然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不料袁世凯称帝后引起全国一片讨伐声，83天的皇帝梦很快就被粉碎了，袁世凯在惊恐中一命呜呼。这时阎锡山又开始其残酷的排斥异己的活动：逼迫曾一同革命过的旅长黄国良交出军权，离开山西；撤掉原来曾为他在袁世凯前大力周旋的董崇仁的晋南镇守使之职；又逼迫早年他弃城而逃远走包头时，为他出过大力的孔庚交出晋北镇守使之职。同时将旅长以下的军官均换成自己的亲信。此外，他又策划夺取山西省行政大权，赶走了前后两任省长，自己以护理（即代理）名义擅刻印信，兼任了山西省省长。这时已是1917年的9月了。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由段祺瑞任总理，他是北洋军阀中的核心人物，实权在握。阎锡山立刻遣员入京活动，并拜段祺瑞为师。当时北京政府内部分裂加剧，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矛盾日益加深，阎锡山第一个拥戴段反对国会。不久段祺瑞的总理被撤，他又紧随安徽省长倪嗣冲，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张勋搞复辟带兵入京，他又和段祺瑞一起声讨张勋。 1917年9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阎锡山按段祺瑞的旨意，派旅长商震率部赴湖南参战，反对护法战争，不料全军覆没。自此他接受教训，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标榜“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这样，他把力量集中用于本省的经营治理上，提倡以军国主义为内容的“用民政治”。他说：“无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国家的政治，都是用民政治，非用民不足以图强。”“政府政策是军国政策，人民教育是军国教育，社会组织是军国组织。”这是他“用民政治”的思想基础，其内容则为推行六政三事：六政者，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三事者，种棉、造林、畜牧。在行政区划的管理上，他借用日本的“村本政治”，建立了行政网，编定村制，五户为邻，有邻长，二十五户为闾，设有闾长，选举地主豪绅为村长和村副，成立保卫团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阎锡山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主观上是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客观上对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又由于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关系，使其摆脱了南北之争，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景象。加上他大力宣传，以金钱名位拉拢名流和政客为他吹嘘，北洋政府遂授予山西“模范省”称号。 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和奉系军阀双方先后都派人和阎锡山联系，争取支援。阎锡山是何等样的人物？一见此场战争前途未卜，便借口力量薄弱，保持中立，并派人入京探查消息。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和吴佩孚大势已去，政局了然，他即刻联合冯玉祥，拥护段祺瑞出山。两年后，直奉军阀联合发起反对冯玉祥的战争，阎锡山又借机扩张势力，一面拉拢冯玉祥，一面应付吴佩孚，最后又公开与张作霖、吴佩孚合作，夹击冯玉祥，使冯玉祥部败北，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机将地盘扩大到绥远，收编了冯军诸部，部队扩充为十七个师又八个炮兵团，并改名为晋绥军。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不久，阎锡山曾派兵支援刘镇华围攻西安的杨虎城，而对全国战局持观察态度，不轻易出兵。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应邀派代表赵丕廉去武汉研讨北伐事宜。赵丕廉到武汉后转至南昌与蒋介石会面，蒋说阎是老前辈，又是丈夫团里的人，盼他能早日举事。国民军委会并授予阎锡山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以促其出兵。但当赵丕廉返晋向阎锡山详述后，他仍不表明态度，也不就任总司令一职。直到次年6月，才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提议的名义，自任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此举使张作霖十分不满，派员来晋与阎好言相劝，要其与张合作，并以军政府副元帅相许，阎锡山未允。不久，张作霖派人来以检查部队为名，前往山西布置军事，此时阎锡山觉察到此棋是针对自己来的，于是公开与张作霖决裂，通电声讨张作霖，并兵分两路，分别沿京汉线、京绥线攻击奉军，意图从南北两侧袭击北京。刚开始，他的部队迅速占领了石家庄和新乐，后来却在战争中连连失利，被迫兵退山西，据固关、娘子关和雁门关死守。张作霖一时怒气冲天，调集几十万对人马山西大举进攻，但关塞险恶，久攻不克，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也只好退出关外。此时冯玉祥部队受到奉军的威胁，阎锡山于是和冯玉祥联名请求下野后留居日本的蒋介石回国，主持北伐战争，共同对付张作霖。不久，蒋介石回国，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年2月，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军队，成立四个集团军。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次月，即出兵进攻奉军，夺下石家庄，收复大同，并指挥所部继续北进，进攻保定，欲夺取京津地区。同时，他派人潜入天津与日本驻军司令新井勾结，取得新井的允诺，支持阎锡山军占领保定，保证北京和天津拱手相让。于是阎锡山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张学良弃城北撤，阎锡山却不战而进入北平和天津，一时被蒋介石委任为平津卫戍总司令。这样，阎锡山就统治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大城市，先后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主席、内政部长、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军队驱逐奉军出关以后，蒋介石借编遣为名，开始削弱异己部队，激起其他派系军阀的不满，最终酿成了新的军阀战争。 当时桂系在西征唐生智和两次北伐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自然成为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巨大障碍。1929年春，蒋介石以桂系擅自免去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由，下令讨伐桂系。为了孤立桂系，蒋介石派人联络阎锡山和冯玉祥。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率先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冯玉祥则采取骑墙态度，并欲伺机占领武汉，答应出兵助蒋讨桂。没想到，蒋介石很快就将桂系击败，兵不血刃地进入武汉。桂系一除，冯玉祥就成了蒋介石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为了击败冯玉祥，蒋介石一面竭力收买冯玉祥的部将，一面离间阎冯的关系。 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其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迫使冯玉祥出洋。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想拥蒋压冯、又想联冯抗蒋。拥蒋压冯，是想借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以称霸中国北方；联冯抗蒋，是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不能容纳异己，只有联冯，才能有力量抗蒋。因而，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电谕讨价还价。他主张和平解决纠纷，并放出话来说他要和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随后，阎锡山派人到天津购买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以此来要挟蒋介石。 蒋介石果然着急，立即使用各种手段，力劝阎锡山不要出洋。阎锡山以前曾多次邀冯玉祥到晋共商反蒋大计，但冯始终认为阎别有他图而没有入晋。冯玉祥看到阎锡山这次的举动，逐渐减少了怀疑，加上老友李书成的劝说，冯玉祥决心入晋。 6月24日，冯玉祥偕同妻子在李书成的陪同下到达太原。阎锡山在热烈地欢迎冯玉祥的到来后，并不立刻与冯商讨反蒋之事，而是想将冯把握在手上，进一步向蒋介石要价。蒋介石看到冯玉祥已被阎锡山掌握，马上到北平，并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赴北平与他商讨西北军的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于6月30日来到北平。 蒋介石这时立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使阎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阎也答应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的问题。7月2日，阎锡山突然宣布“得病”，住进医院，闭门谢客。7月4日，他退掉了去日本的船票，并将冯玉祥诱至建安村软禁起来。 阎锡山一面诱禁冯玉祥，一面又召集部下开会，再次表示坚决与冯一道出洋。蒋介石看出阎是在演戏，就顺水推舟，派出方本仁等人去劝阎锡山不要出洋。阎锡山借机下台，到建安村向冯玉祥努力表白自己暂缓出洋并非本心，而是出于种种苦衷。 冯玉祥岂能看不出其中的把戏？但他不露声色，而是暗中设法拆散蒋阎联盟。冯玉祥秘密授意他的部下宋哲元等人，绕过阎锡山，直接向蒋介石靠拢，表示西北军愿意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看到西北军已经屈服，认为他的各个击破的计划已经实现，便立即决定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把矛头对准阎锡山。 阎锡山看到他联蒋压冯的如意算盘，到头来却算到了自己头上，只好又来个大转弯，再次联冯抗蒋。是年中秋之夜，阎到建安村向冯道歉，并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看到拆散蒋、阎联盟的目的已达到，遂向阎表示愿捐弃前嫌，合作反蒋。 此年间，唐生智因蒋介石没有给他原来打桂系军阀时许诺的湖南地盘而不满，派人与阎联络并约定，由唐发出通电，拥阎为首，共同倒蒋。阎还答应接济唐军饷60万元。但是唐在通电中却以汪精卫的“护党救国”的口号为由，拥汪倒蒋。阎一见，大为光火，便又伙同张学良等10余人发出通电，拥蒋反唐。 1930年元旦，阎锡山令晋绥军在郑州观望形势，按兵不动，直到讨唐的各路军连战大捷，战局已定，他才亲赴郑州，督师进兵，以图不战而胜。阎的举动早被蒋看透，待讨唐战事一停，便授意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捉阎。不料阎得知消息，仓卒化装逃回老巢太原，龟缩不出。2月，阎与蒋之间开始了一场笔战，阎锡山说：“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并提出要蒋介石下野。阎锡山首先向蒋介石挑起笔战，一时倒蒋各派系及军阀代表齐集太原，商定倒蒋事宜，倒蒋各派迅速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蒋阵线。3月21日，阎、冯发出倒蒋通电，全国大小军阀应者如云。4月1日，阎锡山就任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结重兵，组织八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分兵三路而进。蒋介石也不示弱，4月4日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免除阎的所有职务，通令拿办。次日，下令讨阎。于是，一场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大战在中原拉开。 不久，阎和冯在郑州商讨作战方案，作了兵力部署后，阎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战争。5月，两军激战于鲁豫，8月又战于津浦和陇海路。阎部因系各军阀集结而成，所以各怀异心，保存实力，争夺地位，以致发生内讧，加之冯部在津浦线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带兵入关，于是倒蒋之军腹背受敌，纷纷撤兵，最终全线崩溃。阎锡山兵退太原，不久将兵权移交徐永昌，自己又一次化装潜入大连，托庇于日本人，并对山西军政大权进行遥控。这场不义的中原大战，使军民死伤近30万人，战区及附近民众深受其害，蒋阎二氏不能辞其咎也。 1931年8月5日，阎锡山在日本人的协助下乘飞机潜回大同，隐居在家乡五台县的河边村。“9·18”事变以后，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即派员赴南京与他联系，又派人去北平向各方人士请求援助，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在蒋介石面前疏通，加上汪精卫的提议，蒋介石表示了“捐弃前嫌，团结御侮”的态度，于1932年2月，委派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恢复其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还使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于是阎蒋再度合流，阎氏重新统治了晋绥两省。他的重新出山，使他一度保守地发展本地经济，发展自己的实力，几年间使山西省的工业、军火业、交通、银行，有了较大的起色，他也从中获得巨利，中饱私囊达两千万元。他还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上捐，当时刘师亮撰联讽刺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还加个横批曰：“民国万税”。阎锡山的发展地区经济政策给当地人民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更深重的负担，更残酷的剥削。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进窥绥东，阎氏为了维护他的官僚资产和政治地位，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客观上来说，这口号还有一种抗日精神，也就成为他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基础。这年冬天，中共中央声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而阎氏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拒绝红军要求，并利用黄河天险，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济的黄河东岸，筑起长长的碉堡线，企图阻止红军东渡。次年2月20日，东征红军渡过黄河，打败阎军，阎锡山见老巢太原受到威胁，便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这下正中蒋氏下怀，他正想派自己的部队打入山西，正愁无处下手，此正是天赐良机，即派兵五个师入晋，不料阎锡山军在得到增兵之前被击溃。红军为了珍惜国力以对抗日军，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撤军至黄河以西。5月26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托被俘的阎部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带回，敦促阎军和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反蒋：“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同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直至7月，日军欲进犯绥远，并在山西屡造事端，给阎在山西的地位构成极大危胁。鉴于这一形势，阎锡山从自己利益出发，提出了“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并于9月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阎锡山自任会长，中共派薄一波同志前往主持该会，成立军政训练委员会，训练进步青年。10月底，阎锡山又大力支持傅作义部队抗击日伪军对绥远的侵略，并取得百灵庙大捷，挫败了日寇侵略绥远，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寿辰，阎锡山和张学良决定利用祝寿之机，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蒋介石祝寿典礼举行后，阎锡山与张学良即一起晋谒蒋介石，陈述他们的主张，而蒋介石仍旧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说共产党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蒋介石对二人大声训斥，阎、张两人耐心听完蒋的训词后，知道无能为力了，便沮丧地退出。12月12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阎锡山接到张学良来电，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他以晋绥之力是无法抗击日军的。而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成大规模的内战。他认为当前在国内，只有蒋介石有能力来领导中国的对日战争。因此，他虽然与蒋介石有过深刻的矛盾，仍改变了自己以前对张、杨的态度，而站在国民党主和派一边，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他最后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不久，阎锡山致电张、杨说：“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已。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阎锡山的反应无疑给张、杨泼了一头冷水。此时，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中断联系，与两方都有联系的阎锡山的举止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收到阎锡山的电报当天，就复电阎，“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救国家于万劫。”并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虽极不满阎锡山的所为，但为了顾全大局，促使蒋停止内战，达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赴晋，向阎锡山详细陈述西安事变的经过。阎锡山在接见了西安方面的代表李金洲后，即命秘书将此事电告南京，太原的报纸亦报道张、杨的代表到晋，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国人心。阎锡山还准备派出代表赴西安调停张、杨与蒋之间的冲突，并要求张、杨准许他的代表去西安后“能与委座单独谈话”。其代表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此时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帮助张、杨和平解决事变，阎锡山通过彭雪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12月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致信，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又指出“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并商量一些具体的建电台和通信站的事宜。但是这时，张、杨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地位逐渐失去意义，张学良也就不愿让阎锡山分一杯羹了。阎锡山一时被蒙在鼓里，对西安方面的进展毫无所知。25日，他对傅作义说：“擒虎容易纵虎难，自古没有这种事实，也没有这种道理。”他满心希望利用这一事变，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不料当天，阎锡山驻南京的代表赵丕廉急电向他报告，蒋介石已脱险由陕飞到洛阳。阎锡山半信半疑，双手插在腰后裤口，不停地踱来踱去。直到蒋介石的座机抵南京，赵又以急电告阎，阎才确信无疑，阅电后，瘫坐在了沙发之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4日，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来一信，提出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办法。月底，阎锡山表示与中共正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8月2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被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回晋后，将红军新改编成的八路军划归第2战区战斗序列，挺进晋北作战，同时组织了达四十五个团的新军，并为其配备了武器装备。9月中旬，日军侵入山西境内，阎率部迎敌于代县太和岭。八路军115师343旅则进军平型关，伏击日军告捷，歼敌千余。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一时全国军民抗日信心倍增。 此后，阎锡山为阻止日军南下，在忻口大战二十余日，予敌以重创。此战，抗日将士也损失惨重，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旅长姜玉贞、郑廷珍以身殉国。此时，日军改道娘子关攻入山西。阎锡山放弃忻口，令傅作义等部固守太原，激战两天后终于失守，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守临汾，抗日信心动摇。在同日军的激烈作战中，阎锡山的军队损失惨重，实力大减。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隶属于阎锡山的第2战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却在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对八路军的发展，阎深感不安，心存疑虑。不久就开始采取降日、反共、拥蒋的路线。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称“十二月事变”。 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肖劲光和王若飞来和阎锡山谈判，并带来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他的成就作了肯定，并希望双方再度合作，信中说：“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得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经过谈判，迫使他答应不再进攻新军，限制了双方活动范围。 为了重振队伍，巩固实力，阎锡山于４月将第2战区司令部迁往山西隰县南村坡。由于南村与“难存”同音，阎锡山就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这样，一来表示要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存在和发展的决心；二来表示“克去难存”，便能住下去。他还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果真，阎锡山在这里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我们无论如何要以存在为目的，先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一切为了存在”、“无条件地存在”。他还宣扬他的“唯中哲学”，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同时，阎锡山还在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桐训练班”，将军队连级以上和行政小区以上2万多军政干部进行训练。训练期间，阎锡山亲自授课，宣扬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谬论，并用《论语》中的警句来试图证明其合理性。 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与进占山西的日军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给阎，并为之提供装备。此后阎分别在日军占领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成立办事处，进行情报交换和物资交流，公然投降日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对他的这种降日行为，中国共产党对他提出多次警告。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会见阎锡山，长谈三个多小时，向他分析国际形势，明确表态说谁要投降就打倒谁。这次谈话使阎心中有所顾忌，但一时还未放弃降日的打算。直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才暂缓了降日行动。次年，日军不断逼阎履行协定，并威胁要进军晋西。阎锡山感到“生存”受到威胁，3月发动了晋西大保卫战，痛歼日军。日军又派代表与阎谈判未果，遂用飞机撒下大量《汾阳协定》和有关照片，并对阎军再次用兵，在晋南消灭了阎的一个军。此后阎又与日军勾结，配合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利用与日伪勾结的关系，暗中派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以图夺取胜利果实。1945年他又对日伪敌区行政官员发委任状，保证将来不对他们以汉奸论处。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阎锡山的部队率先和解放军多次交锋，败多胜少。1945年8月，被歼3万余人。次年阎仍积极备战，全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山西大部分地区被解放，阎锡山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几个城市了。1946年，他继续推行“兵农合一”的暴政，在民间抢粮抓丁，半年内抓走7万余众。他建立特务网，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千余人，女英雄刘胡兰就是在这种残暴中被阎军用铡刀铡死的。他在经济上搞“平民政策”，弄得民不聊生。尽管这样，时不过三年，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也已是岌岌可危了。 1948年5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年底，太原被解放军包围。阎锡山调集各部，加修工事，欲抵抗到底。但他深知大势将去，一方面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另一方面又向下属表示要与太原城共存亡。1949年初，阎锡山接见几名外国记者，指着桌上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不久，蒋介石要阎锡山放弃太原，速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西北各处重镇。其手下干部由美国人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其军队尽量西渡，在放弃太原前，将兵工厂炸毁。但阎不同意这件事，仍然表示要坚决固守太原。 随着太原形势紧张，阎锡山变得终日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就在部属不知该怎么办时，阎锡山突然于3月29日下午召集他们开会。他对秘书长吴绍之说：“你把李代总统的电报念给大家听听。”吴念道：“和平使节定于月初飞平，党国大事，待我诸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接，宗仁，俭印。3月28日。”电报念完，阎假意征求大家意见，约半小时后，阎起身乘坐汽车，风驰电掣地由绥靖公署直奔郊外圪燎沟机场，除梁化之和阎的五妹阎慧卿到飞机场送行外，其余人员均送到大门口，作最后一次诀别。阎到机场后，在人民解放军大炮的轰击声中，匆匆登机，飞离太原，亡命南京。 此前，阎锡山指定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组，在太原继续抵抗，要求他们“与太原共存亡”。 南京被解放军攻克后，广州成为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阎锡山也到了广州，并于1949年6月3日担任了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阎锡山上任后，先飞到台湾见蒋介石，然后到桂林同李宗仁商议，发表了组阁名单。他首先提出一个“扭转时局方案”，又制定“全国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又与陈纳德商定，重组“飞虎队”。７月７日，阎锡山和蒋介石、李宗仁等，以及青年党、民社党负责人和胡适、于斌等98人，借纪念“七七事变”之际，在广州联合发表“反共救国宣言”。８月３日，国民党临时成立的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通过了阎锡山提出的“反共救国方案。” 这时，东北、华北已全部解放；驻绥远的国民党军在徐永昌离开几天后便宣布起义；西北的马家军也很快被解放军击溃；兰州于8月解放；粤北的韶关、常德相继落入解放军手中。于是，国民政府于8月8日由广州迁往重庆。接着福州、兰州、银川相继被克，新疆和平解放。 10月14日，阎锡山在广州被攻克后飞往重庆，又于11月28日飞往成都。在成都，他又兼任国民党教育部成立的“反共救国战斗团”的团长。1949年12月18日，在成都被解放军占领前夕，阎锡山乘机飞往台湾。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再次出任伪总统，阎锡山辞去伪行政院长之职，由陈诚继任。从此阎锡山渐渐退出政治舞台，其职位是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这时的阎锡山，住在台湾阳明山之菁山，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参加公开活动，每日埋头写作。十年间，他写了大量反共文章和著作，先后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孔子学说》、《世界大同》、《大同之路》、《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反共的哲学基础》、《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反共复国的前途》、《三百年的中国》等著作二十多部。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于台北寓所，终年77岁。 阎锡山病逝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委员有于右任、张群、贾景德等人。5月29日入殓，蒋介石亲往祭奠，并送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他生前居过的菁山草庐之后，墓碑上刻有“阎伯川先生之墓”七个楷书大字。在风云时代中变幻了一生的阎锡山，怀着无数的不解长卧在远离大陆的异乡，任后世人们评说。 作者点评 阎锡山行伍出身，一直以军队为其事业的根基，但他并不放弃政治，在山西统治达三十余年间，将军政大权独揽一身，虽蒋介石也莫奈其何。说他是军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他在每次历史的关键时刻总能极敏锐地嗅出政治动向，取其利者而为之。他其实是以一种商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和时局的。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混乱的时期。从清王朝末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国民党退居台湾的最初10年，这几个时期的政治，大多是以军事方式来进行的，这于他来说正是如鱼得水。他早年在官场的钻营，与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交往过从，与蒋介石、冯玉祥、张作霖等军阀的分分合合，与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的政治交易，无不体现出他这一政治个性和个人人格。他没有什么是非原则，不讲什么国家民族，不谈什么军人天职，不顾什么政治道德，全然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政治投机商。 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文化有头脑、饱读四书五经的封建军阀，早年又在日本受到军国主义的影响，他一生的军事和政治生涯，无不受中国封建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他的处事原则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保存自己实力，发展地区势力，以抗衡各派力量。他惯用的手法是大耍两面三刀，为自己利益而不惜任何手段利用他人，并美其名曰“存在就是真理”。他的这种口蜜腹剑的政治手段，使他在那个时代支撑自己的统治数十年，各派政治或军事力量都不得不企图拉拢他，以期获取战胜敌方的力量，不仅一次次被他所玩弄，所欺骗，而且又一次次地向他求和又再次受他的骗。这种现象不能说不是中国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极端复杂性所致。正因为阎锡山是一个经历宦海沉浮，长期盘踞在山西而又有政治思想的人，有一套思想理论体系，他曾宣扬他的大同主义，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抗衡，所以当时其他军阀无有能与其匹敌者，才一次次被其所愚弄。 毛泽东洞悉这种人的思想本质，曾对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其率部抗日时予以联合、支持，在其执迷不悟而与国人为敌时则予以坚决的打击，使之逃出固守数十年的山西省，用铁与血的事实来教育了各派人物，骑墙派是没有好下场的。对这种不讲正义和真理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风云人物，怒吼的革命狂潮必定会将他席卷而去。 但全面地分析阎锡山这个人物时，我们也不得不肯定他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期曾经有过进步的表现，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初期，都曾对当时的革命和反抗斗争起过促进作用。因此他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较为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给人们带来许多深层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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