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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 李宗仁小传 [第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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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 李宗仁小传
1891年3月13日，南国原野正值百花吐艳的滴翠时节。就在这一天，在广西桂林临桂县西乡一个景色秀美、民风古朴的小镇——两江圩的一户李姓农家，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声，似乎在向人们宣布他的到来。这户且耕且读的李姓人家的女人生了第三个儿子，其父李培英，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宗仁。李宗仁兄弟姊妹共11人，其中夭折3人。不算早夭的长兄，李宗仁排行第二。由于人口众多，纵有祖上留下的20余亩良田，李家也仅够勉强口，若遇上年景不好，还要举债度日。其父李培英虽是有名的私塾先生，但他喜欢广交朋友，接济他人，不拘小节。幸而其母勤俭持家，含辛茹苦，将他兄弟姐妹拉扯成人。后来，即使李宗仁身为国民党高级统帅，其母仍不肯跟着儿子安享晚年，而是继续过着操劳俭朴的生活。李宗仁满6岁后，家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开蒙”仪式，祭拜孔子后，便让他正式入私塾读书，先生便是其父李培英。 1905年，李宗仁进入临桂新创立的县立高等小学，接受了一年新式教育。由于李宗仁从未接触过这些新式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又是插入高年级，故而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年下来，两个学期他都在成绩榜上“坐了红椅子”，即被老师用红笔打勾的最后一名。同学们本来就瞧不起他这个乡巴佬，这下更加讥讽他是“乡下的傻瓜”。第二学期完，李宗仁便退学回家。不久，父亲又送他进入设在桂林的“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学习纺织技术，希望他学成后，改良家乡的手工纺织业。可惜，冥冥中注定他不是当纺织专家的料，而是注定要做一名弄潮革命激流的职业军人。1908年冬季，李宗仁到桂林第二次报考广西陆军小学，被录取为第三期学员。 陆军小学是一所完全模仿日本式的军事学校，学员的训练内容分学、术两科，该校总办是蔡锷。在陆军小学的三年学习中，李宗仁不但潜心学习各门功课，还特别注重磨砺自己的坚强意志。在校期间，不管是双杠、单杠还是木马、劈刺、骑术等体育项目，都是他的强项，因此，同学们送他一外号：“李猛仔”。辛亥革命后，陆军小学改为速成学堂。不久，李宗仁即读完三年陆小，但他留下来继续在速成学堂学习两年。这时，李宗仁已成长为一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同盟会革命青年了。1913年秋季毕业后，李宗仁被选拔进南宁将校讲习所，先后担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副等职。一年后，讲习所因故被迫停办。李宗仁毅然回乡赋闲，过起耕读生活。1915年春，他应聘到桂林省立模范小学担任高级班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同时又在另一所中学兼任同一职务。这一时期，虽然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感到充实优裕，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又本能地时时想着能重返军界，驰骋疆场，报效国家。 同年12月，袁世凯称帝。西南军政界群起讨袁，滇、桂各军纷纷扩军，号称护国军，部队急需干部人才。李宗仁应朋友之邀，辞去教职，加入护国军讨袁。其时，李宗仁经过一番周折，进入护国军第6军林虎总司令麾下，在步兵第7旅第13团第2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袁世凯猝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割据之局形成，南北大战危机四伏，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斗日益加剧。李宗仁遂跟随林虎讨伐粤督龙济光。在一次战役中，李宗仁以代理连长身份率部冲锋时脸部受伤。伤愈后，正式升任连长。1917年秋冬之际，李宗仁所在营借调到广东护国军第1军马济麾下，自桂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李宗仁因其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善战和过人的指挥才能，晋升为营长。1920年8月，李宗仁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莲塘口一役，李宗仁率本营官兵打前锋。他亲自带着掌旗兵和号兵冲锋在队伍前列，从正面接近敌人阵地。面对敌人三面夹攻的猛烈炮火，李宗仁沉着应战，指挥若定。大家在他的鼓舞之下士气大增，拼死向敌阵发起冲击，一举突破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莲塘口天险，为全军打开由四会到肇庆的惟一通途。莲塘口一役，使李宗仁声名大噪，其英勇善战闻名两粤。此后，广东护国军改称为“粤桂第一路边防军”，原番号取消。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所部大都为广西人，大家不愿随司令黄业兴去广东，便留驻六万大山。该部后被陈炯明收编，改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宗仁为该路司令。 1922年6月15日，广州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事件，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叛变革命，与孙中山先生背道而驰，一时，广西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局混乱不堪，散军、土匪、恶霸等恣意横行，各自为政。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装备不足的，便自称司令、帮统、营长等，各据一方，鱼肉百姓。李宗仁受地方官吏及民众之邀，率部驻扎玉林五属，以维持地方安宁。李宗仁部所驻扎的七个县，人民相对安居乐业，生活秩序井然有序。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净土。不久，黄绍率部加入，两军合一，使李宗仁实力大为增强，由原来的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李宗仁为广西自治军第2路总司令，黄绍为第3支队司令。李宗仁自己也始料不及，正是从这里，使他的队伍蓄积力量，厉兵秣马，逐步成为八桂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为他日后铲平军阀势力，统一广西，参与北伐，开赴抗日疆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9月，东山再起的陆荣廷戴着“广西边防督办”的头衔，乘广西混乱之机从越南回到龙州，纠集旧部，重整旗鼓，意图一手握住全省政权。同时，广西另一大军阀沈鸿英集结两万兵力，盘踞桂北一带，同样对广西政权虎视眈眈。并四处收编自治军为己所用，拼命扩大势力范围。陆、沈两人都想收买李宗仁为其效力，均被李氏巧妙拒之。李宗仁一边静观时局变化，一边积极筹措军备，养精蓄锐，待机大举。黄绍本打算应沈鸿英密召，欲去广州向外发展，经李宗仁一番推心置腹的剖析，黄氏放弃去广州的计划。果不出李宗仁所料，沈鸿英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军务督理后，便通电要孙中山离开广东，战事又起。恰在此时，白崇禧从广州携来孙中山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绍遂出师梧州，并派白崇禧向李宗仁求援，派兵相助。正是这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初次详谈，坦诚相见，成为知己。此后二人共事二十余年，患难与共，成为桂系军队的领头人物。 黄绍率部攻取梧州后，便独树一帜，自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白崇禧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共3000余人。1923年秋，李宗仁将所部改称“定桂军”，与黄绍联军约定，分别从梧州、玉林出动，夹击驻扎在横县、宾阳、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部，历时二十天，陆部便宣告瓦解。自此，整条西江从贵县到广州，掌握于两粤革命军人之手。广西局势形成李、陆、沈三足鼎立。不久，李宗仁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正在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24年春，陆、沈两军对垒，于桂林城鏖战三月，双方伤亡惨重，僵持不下，最后只得和谈。这时，李宗仁看时机成熟，他电约黄绍密议，决定趁陆、沈两部议和未成，攻其不备。5月，李、黄两部从水、陆两路进击陆荣廷部，会师南宁。正式成立定桂讨贼军联军总司令部。联军总指挥李宗仁、副指挥黄绍、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三人同心协力，继续讨伐陆氏残部。9月，陆荣廷通电下野，退出广西政治舞台。11月，孙中山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取消，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下辖两军，委任李宗仁为督办兼任第1军军长，黄绍为督办兼任第2军军长，白崇禧为督办公署参谋长。李、黄二人决定讨伐沈鸿英部，正要挥师讨伐沈鸿英时，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野心勃勃的封建军阀唐继尧连忙通电就任原本拒绝的副元帅一职，欲自滇、黔两省调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各地方军阀出于各自目的，纷纷表示拥戴。 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眼看即将遭到唐继尧的窃取。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李宗仁以民族利益为重，断然拒绝唐氏的威逼利诱，扣留唐氏说客，并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趁唐氏还未倾巢东犯之际，先讨平沈鸿英部，根除后患，再回师全力对付唐继尧。恰在此时，沈鸿英以“建国桂军总司令”的名义，假以巡视各地民情，实为伺机向李部发起进攻，趁唐氏入桂之前，剿灭李部，站稳广西疆界。两军对垒，激战数日，终使沈鸿英部全线溃败。其时，李、黄、白三人都冒着猛烈的炮火，亲临第一线督战。沈鸿英从桂林逃跑时，曾召见桂林绅商，痛陈：“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一年后，沈鸿英残部尽丧，只身逃往香港。 正值讨沈战事激烈进行时，唐继尧以“建国军”的名义，挟滇、黔两省兵力6万余人，兵分三路，滚滚东下，意欲从柳州、百色、南宁等地入桂。时值孙中山病逝，唐继尧从昆明发出通电，自行以副元帅名义代行大元帅职权，号令西南。广州大元帅府胡汉民以代元帅名义发出通电，讨伐唐继尧。并已先遣驻粤滇军范石生率部开赴广西增援李宗仁。历经昆仑关、沙埔两大战役的激战，唐部丢盔弃甲，狼狈溃退，龟缩回滇。自此，李、黄、白三人励精图治，经过不足三年的艰苦奋战，翦除广西境内势力强大的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唐继尧等各地方军阀，终于在1925年底迎来统一广西的局面。是时，三人均是意气风发的30岁左右的青年。 1926年初，粤军经过两次东征，扫清军阀割据势力，广东宣告统一。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宗仁和黄绍当选为候补中央检察委员。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和李宗仁等会晤梧州，就两广统一事宜作具体商谈。3月，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为党代表，白崇禧担任参谋长。全军共辖九个旅二十一个团及炮兵工兵等营。不久，这支骁勇善战、吃苦耐劳的桂系军跟随李宗仁踏上北伐征途，转战千里，从镇南关到山海关，战功卓著，威震南北。 两广统一之时，北伐各军阀之间争斗犹酣，硝烟弥漫，互相吞并。而对两广革命力量最具威胁的当属盘踞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其时，吴氏趁张作霖、冯玉祥军队鏖战天津时就蠢蠢欲动，一边挥戈华北进击冯部，一边意欲煽起湖南赵恒锡和唐生智之间火并，一石打二鸟，妄想南北获利，坐收湘省，进一步达到其南窥两粤的野心。此时出师北伐，如箭在弦。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就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稍后，在广州召开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都多次提出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并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调第7军一部援助唐生智讨伐吴佩孚，先期入湘。是时，第4军叶挺独立团也由广州开赴湖南。在第7军、第4军两军左右夹击下，吴佩孚部连连溃败，湖南战局转危为安。唐生智见有利可图，遂同意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北伐序幕揭开后，李宗仁亲率第7军的12个团，共约2万余人，编制为第一路、第二路，陆续开赴湖南。吴佩孚为挽转败局，部署四路兵力云集湖南，妄想挡住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步伐。7月4日，第7军之第二路胡宗铎部，第4军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三路大军同时对吴部发动凌厉攻势，于11日一举攻克长沙，全国震动，北伐军声名远播。吴氏属下叶开鑫部只得退守汨罗江之北。一些左右摇摆的地方势力，纷纷来归。当时，李宗仁之妻、时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的郭德洁女士，也担任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队长，带领着一帮20岁左右的巾帼英雄随军北伐，任务是做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她们克服重重困难，穿梭于枪林弹雨，极大地鼓舞了将士士气。8月12日，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就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加以讨论。其时，北伐革命力量虽声势浩大，士气高涨，但要以10万兵力荡涤北洋军阀百万大军，正确无误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会议上，大家莫衷一是，意见分歧较大。李宗仁力排众议，提出：必须趁吴军受制于南北之机，以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兵各个击破，直捣武汉。再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如此则北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东可胁迫长江下游孙传芳，平定东南，为时不晚。会议否定了中央一些人士先赣后鄂的战略，同意李宗仁和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等人的作战方案。李宗仁曾对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估计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而实际上，只用了十二天，北伐军便兵临武昌城下。比加仑将军以两打白兰地打赌的四十天提前了二十八天。 长沙会议结束后，北伐进入第二期作战计划。北伐军分三路向北进击。第4、第7、第8军三个军为中央军，沿武长路向武汉推进。其他两路军分别从左右翼担任掩护和策应中央军的任务。中央军的作战序列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下分为左右两纵队。唐生智指挥第8军为左纵队，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亲自指挥第4军、第7军两支北伐劲旅担任第二期北伐的主攻任务。战略进攻路线预定为：第4军由平江，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昌挺进，其右翼警戒赣北，其左翼联络第7军；第7军进攻汨罗河，攻击平江之敌，循北港、蒲圻、咸宁、贺胜桥向武昌推进；第8军则渡过汨罗河后，取道岳州奔赴武昌。8月19日，第4军、7军两军猛攻猛进，沿途分头进击，所向无敌。敌人溃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而此时唐生智率领的第8军也于20日晚一天渡过汨罗河，连续攻克岳州、羊楼司，沿武长路北上，与第7军会师于蒲圻。唐生智部沿途缴获第4、第7两军打败的溃敌武器弹药无数，俘虏成千上万人。到武汉后，他即将第8军扩充为四个军，实力大增，成为他后来背叛北伐革命的基础。26日夜，第4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汀泗桥，全歼守桥敌军。北伐军继续向武昌门户——贺胜桥挺进。 是时，吴佩孚亲率精兵数万人从保定乘车沿京汉铁路日夜兼程南下，原拟定据守汀泗桥，但为时已晚。吴佩孚深感事态严重，便亲自坐镇固守贺胜桥。吴部兵力除第13混成旅、陈嘉谟的第25师、刘玉春的第8师等精锐外，还有从汀泗桥溃败下来的前武卫军马济和宋大霈、董政国等余部，合10万之众，并附有铁甲车和山炮、野战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全部实力数倍于北伐军第4军、第7军两军。贺胜桥恶战，在所难免。当时，蒋介石、白崇禧等北伐军高级指挥官齐集咸宁，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最后决定由李宗仁直接指挥贺胜桥战役。30日，李宗仁一声令下，第4军、第7军两军向贺胜桥守敌发起总攻。尤其是叶挺率领的独立团更是英勇善战，冒着枪林弹雨猛打猛冲，打得吴军狼狈逃窜。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描绘战斗激烈的情景：“其火力之猛，北伐途中除德安、龙潭两役外，鲜有可比拟的。我们高级指挥官也都浴身于火海之中，流弹横飞，炮弹时在前后左右爆炸。”经过一天鏖战，革命军愈战愈勇，敌人斗志尽失，连连溃退。战斗中，吴佩孚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悬头于电线杆上，但大势已去，败局难挽。近黄昏，吴部终于全线崩溃。至此，第4军、第7军两军连克汨罗河、汀泗桥、贺胜桥三关，于9月1日直逼武昌城下。由于武昌城坚不可摧，再加上守城敌军准备充分，居高临下，使北伐军三度攻城不下。官兵们数次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爬梯攀城，牺牲惨烈。直到10月10日，北伐军才继汉口、汉阳之后，攻克武昌，取得北伐在两湖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攻克武汉后，北伐军马不停蹄，分三路东进，讨伐孙传芳部。李宗仁率领第7军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战略任务是沿长江南岸，经阳新、武穴、瑞昌，直捣孙传芳的九江老巢，并向左监控长江江面和北岸敌军陈调元所部。孙传芳虎踞长江下游多年，苦心经营，兵强马壮，实力早已超过吴佩孚。所部20余万人分为五个方面军，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吴佩孚在武汉败北，坐山观虎斗的孙传芳急速将五省主力集于江西，准备对北伐军作战。9月底，由于担任中路的北伐军第1军第1师和第6军在南昌为孙传芳部所击溃，李宗仁当机立断，舍东而南，将进击九江改为向武宁、德安推进。以策应第6军。第7军虽成孤军深入之势，但士气旺盛，锐气不减。29日，李宗仁率部进入武宁县。箬溪一战，第7军以少胜多，全歼号称孙传芳精锐之师的谢鸿勋部两万之众，取得北伐军入赣后第一个辉煌胜利。部队稍作休整，10月2日，李宗仁即率部乘胜向德安前进。时德安守敌为孙传芳另一劲旅卢香亭指挥的各部。大敌当前，李宗仁亲至最前线督战，指挥第7军向敌阵发起全面猛攻。血战一日，攻破德安。第7军也损失巨大，死伤两千余人，第9团团长陆受祺阵亡。是役，乃第7军参加北伐以来战斗最惨烈、伤亡最大一役。嗣后，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此次孙逆全力来犯，主力皆在德安、九江一带，今为贵部完全击破，以后敌必闻风丧胆，赣局指日可定……”云云。紧接着，李宗仁识破敌人包围诡计，率部迅速回撤箬溪，以出击新增第五方面军陈调元部。此时，敌三师之众陆续抵达箬溪北30里的王家铺。10月12日，王家铺战役打响。经一日一夜苦战，李部将敌击溃。是役，第7军再损失2000余人，第2团团长吕演新阵亡，机关枪大队长吴铁英也殉职沙场。第7军入赣以来，在三战三捷的战役中，仅下级干部伤亡就达三分之一；原两万兵力，损失4000人以上。此后，李宗仁继续率领第4军、第7军等部转战江西战场。11月上旬，北伐军相继攻克九江、南昌，孙传芳狼狈逃往南京。 北伐军平定江西后，蒋介石力主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其独裁之野心，昭然若揭。国民党内遂就中央北迁问题引发反蒋运动。李宗仁以北伐大计为要，认为中央前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北伐还是应该绝对服从总司令的统一指挥。1927年1月，李宗仁被蒋介石任命为中路江左军总指挥，率领第7、10、15军东征，循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逼安庆。3月，时任安徽省长的陈调元率部起义。同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李宗仁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其后，李宗仁便前往南京、上海，同蒋介石、白崇禧等策划“清党”反共阴谋。在两广和东南各省同时发动“清党”运动。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脱离武汉国民政府。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开始第二次北伐。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下辖所部共五个纵队。8月，李宗仁率部与白崇禧指挥的第1军在栖霞、龙潭一带同孙传芳部鏖战经日，终于将敌人逼至长江南岸，包围缴械。至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全军覆没。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矛盾日益激化，各系新军阀相继展开厮杀。1929年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5月，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等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与冯玉祥的西北“护党救国军”联合反蒋。6月底，粤军陈济堂攻占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先后避祸香港，于是年10月回到广西。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等挥师北上武汉，与冯、阎会师中原计划因冯阎兵败受阻，撤回广西。从此苦撑桂局，厉兵秣马，力图东山再起。1931年5月，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不愿与南京合作者，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员非常会议，会议议决在广州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李宗仁与会，并被选为委员。汪兆铭当选为新的国民政府主席，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新的国民政府首要任务即是整军。是时，粤、桂两军改编为第1、4集团军，陈济堂担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拟北上讨蒋。这时，正全力发动反革命“围剿”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的蒋介石，连忙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这支北伐军。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全国各界的“息争对外”的呼吁下，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广州国民政府撤消，另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国民党内部争斗表面上复归平静。此后，李宗仁一面与陈济堂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与白崇禧通力团结，治理广西军政，振兴教育等，并且大量裁兵，实施“寓兵于民”的政策，减轻财政负担，政府一旦需要，马上可征集有用兵力，开赴前线。对于空军建设，李宗仁也非常重视。到抗战前夕，广西空军拥有英、美、日各式飞机60余架。八年抗战，广西空军与日寇空军激战蓝天，空军飞行员半数壮烈牺牲。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战序幕。李宗仁于1937年10月12日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1938年3月14日，日寇大举向徐州进犯。当时，徐州是国民党军抗战第5战区中心，李宗仁的司令部即设在徐州。第5战区辖有山东全境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分地区，担任的主要职责是对战略要冲——津浦路的保卫和防御。徐州战役打响后，第5战区的国军官兵在援军的支持下，奋起还击，发扬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日寇展开激烈的战斗。3月15日，日寇对滕县发起疯狂攻击，守城官兵为第22集团军之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领全师，死守城池两日两夜，无奈援军迟迟不到，终致第122师寡不敌众，全军覆没，王铭章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滕县失守。紧接着，日寇又相继攻陷沙沟、韩庄、峄县，并继续向台儿庄推进。侵犯台儿庄的是日寇矶谷师团，它同日寇另一个师团——坂垣师团号称日军中最顽强的师团。其时，坂垣师团沿着胶济路西进，矶谷师团沿津浦线前进，两个师团齐头推进，企图在台儿庄会师，再合攻徐州。由于坂垣师团在临沂受到我守城军民的英勇抵抗和打击，使敌人不能推进一步，后退至莒县，缩城据守，粉碎了日寇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阴谋。指挥此次临沂战役的便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自忠。矶谷师团则因为韩复榘的不抵抗，长驱南进。从24日开始，矶谷师团主力源源开到台儿庄阵地，对台儿庄发起猛烈的狂轰滥炸，一度占领台儿庄大部，守城之军为孙连仲的第31师，官兵们怀着与台儿庄共存亡的决心，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冲锋陷阵，同敌人展开肉搏战，血战数日，被敌人占领的失地又逐步收复。这时，汤恩伯部在峄县歼灭矶谷一部兵力之大半，奉命向台儿庄北侧敌人发起猛攻。到3月31日，敌人已陷入我方军队重重包围。对敌歼灭战打响，我方军队士气振奋，以锐不可当之势，杀向敌营。一时间“敌军遗尸遍野，被击毁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溃不成军的敌人残部在矶谷师团长的率领下，狼狈逃窜至峄县。据战后清点，敌人死伤2万余人，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全歼。李宗仁作为第5战区的司令长官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坐镇徐州，统筹全局，指挥若定，极大地稳定了军心，激励了士气，而且能知人善任，对所统辖的各部将士以诚挚之心待之，以爱国之情激之，既豁达大度，一视同仁，又指挥有度，奖惩分明，受到部属的尊敬和爱戴。台儿庄大捷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所取得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辉煌战绩中最为杰出的战役之一，也是李宗仁个人历史上为人们所追忆的最为光辉的一页。台儿庄战役不但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台儿庄战役获胜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更有游行队伍举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以示对两位抗日将军的崇敬之情。 10月24日，武汉弃守，奉统帅部之令，李宗仁率第5战区江北、鄂北部队退往平汉路西桐柏山、大洪山等地，担任联络中国东、西部抗日力量，保卫抗战大后方，威胁武汉之敌，控扼平汉路之重要战略任务。日军先后于1939年春、1940年春、1941年多次向第5战区主力所在之随、枣地区发起大规模“扫荡”作战，都被李宗仁率部挫败。至1943年底，李宗仁被蒋介石调离第5战区，升任位尊而无实权的新设机构——汉中行营主任。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不愿李宗仁和桂系再插手战事，李宗仁提出派桂系白崇禧或黄绍前往接收东北，蒋介石不答应。李宗仁也仅仅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1日改称国民政府北平行辕)，直辖两个战区(第11、第12战区)、五省三市(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天津、青岛)，蒋介石的部下却不按这位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白崇禧则当了个空头的国防部长，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淮海大战中被围歼时，白崇禧也坐视不救。李宗仁在北平奉行较为开明的政策，要求“还政于民”，他以“革新人物”自命，屡次发表“革新”主张，还与文化、教育界人士广交朋友，对学生“反内战、争和平”民主运动采取宽容政策，赢得了“民主将军”的美号。 1947年10月29日，李宗仁成功竞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来到南京上任，受到蒋介石的冷落。1948秋季以后，随着辽沈、济南战役的打响，蒋介石统治的根基出现了根本的动摇。李宗仁公开亮出“和平”主张，桂系将领则挟兵逼迫蒋介石退位。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登上“代总统”宝座。李宗仁上台伊始，即以“早启和谈”为第一要务，采取了一系列“和谈”的举措。由于蒋介石一伙的干扰，“和谈”最终破裂。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凌晨，在一片仓皇败逃的惨淡景象中，李宗仁怅然离开南京飞回桂林。11月20日，李宗仁离桂林飞抵香港，与蒋公开决裂。1954年3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了所谓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会上通过了“监察院”提出的“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并投票正式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一怒之下，李宗仁侨居美国，一住就是11年。 飘蓬万里，叶落归根。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携其夫人郭德洁女士取道瑞士，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去世前他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封信，信中说：“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称李的这封遗书是“一个历史文件”。 作者点评 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上，曾涌现出大批仁人志士，他们前仆后继，为探寻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而殚精竭虑。李宗仁——这个很容易让人想起桂系军、台儿庄大捷、代总统等字眼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闪闪地划过中国近代史的星空。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为代表的新桂系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舞台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人民也不会忘记桂系随蒋反共的另一面。李宗仁在广西起家，北伐、抗战、反共成名，还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却不得不回归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怀抱。最后他不是上错“贼”船，而是经过大半辈子的经验总结后，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归宿。李宗仁走过的这条人生道路，对现在台湾当局的许多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笔者停笔之际，不由得为这位抗日名将、国民党代总统发出这样的感叹：“护国军中崭头角，抗日战场显威风。是是非非代总统，万里归来一飘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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